第3章 家乡那条河
童年的色彩
童年是生命的黄金，是人间的天堂，是成年的梦。
成年时实现童年梦想的人是幸福的。我没有那么幸运，因而童年的生活至今还霸占着我的梦境。
在农村只生活了十二年，在城市生活了三个十二年。第一个十二年始终是我内心深处的一块净地，一角绿洲，一片蓝天白云。我常常身不由己躲进去，如果能不出来我愿牺牲现有的一切为代价。
然而我又不敢轻易回故乡，生怕破坏了我记忆中童年的色彩。满眼生机勃勃的翠绿，无边无际的成熟的金黄，泼天大雨滔滔大水……
那绿色具有神奇的诱惑力，具有侵略性。我钻进庄稼地，感到自己是那样弱小，那样孤单。地垄很长，比赤道还长，老也看不到地头。我不断地鼓励自己：再直一次腰就到头了。腰直了十次还不到头。庄稼叶子在身上脸上划出许多的印儿，汗水、虫子、蜘蛛网弄得身上黏糊糊、紧绷绷的，就盼着干完活跳进大水坑里洗个痛快……
秋后，遍地金黄，遍地黄金。绿色变得珍贵了，我背着筐拿着镰寻找绿色。
只有一种地方有绿色——豆子地里。豆子长高以后就不能再锄草了，好的黑豆能长一人高，枝叶纠缠，如棚如盖。豆子变黄了，它的遮盖下的草还是绿的，鲜嫩而干净。我就是要寻找这样的宝地。不是所有的豆子地里都有草。在豆子地里打草是最苦最累的，只能在豆子底下蹲着干跪着干。草塞满了把，要爬出去放进地边儿的筐里。
我看到好草就不要命了。仿佛我自己变成了那头大黑骡子，我想象着黑骡子看见我给它打到这么鲜嫩的绿草，如同我看见玉米饼子泡豆腐脑。黑骡子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我感觉它比我更重要。
据说在闹鬼子的时候，家里人东逃西躲，家里唯一的一头驴（还远不如骡子）丢了，父亲差点没疯了！由于我没有奶吃在逃反的时候经常哭闹，是家里人甚至是全村的累赘。父亲一狠心把我丢弃在高粱地。多亏大姐，走了半里地还能听见我的哭声，冒着自己被打死的危险把我又捡了回来。我一点都不妒忌大黑骡子，反而认为自己福大寿大，命不该绝。
当我弯着腰，背着一筐像小垛一样的绿草，迎着辉煌的落日进村时，心里满足而又骄傲。村里的人们又惊奇又羡慕：
“嘿，这草是在哪儿打的？”
“这小子干活真欺（土话：玩命）！”
我一概不答腔，像个功臣一样走进家门。母亲会奖励我一个梨，或允许我把玉米饼子用菜刀切开，抹上香油，撒上细盐末。如果她老人家更高兴，还会给我三分钱，晚上带着饼子到街上去喝豆腐脑。现在想起那玉米饼子泡热豆腐脑还馋得不行。
大人们最怕发大水，我当然不会像大人那样忧虑。出门就蹚水，既好玩又刺激，而且更有了露脸的机会。一般的庄稼地都比大道高，地里的水都半人深，大道自然变成了河。大人把玉米、高粱穗、谷子穗等所有能抢到手的粮食，放进大笸箩，我光着屁股溜，游着水，一趟趟把粮食运回家。我游泳不错，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学会的，怎样学会的……
童年的色彩太丰富了，营养了我的生命。年龄越大，对它的感觉越深刻。
童年的色彩印在我心里，永远不会消失。
一九八〇年一月
童年的口福
佛家云，人有八苦。
古语说，人有五福——要修这五福，就离不开口福。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长不大。五福不是人人都能修得到的，唯口福，可伴随人的一生。从一降生就能享受：吃奶。到不能享受口福的时候，生命就该寿终正寝了。但入口的不一定都是福，有的是苦，是辣，是酸，是毒。有人认为，人到成年以后的大吃大喝、穷奢极欲，才算是口福。我倒以为那是很容易“福兮祸所依”的。只有人的童年才是单纯享受口福的时候。吃在童年——好年成，过好日子的时候自不必说，就是在饥荒之年，儿童也能大饱口福。
比如闹蝗灾，蝗虫像飓风搅动着飞沙走石，铺天盖地。我想不明白：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为什么没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一露面个个都是大蚂蚱，就仿佛是乌云所变，乘风而降。无数张豆粒般大小的嘴织成一张摧枯拉朽的绝户网，大网过后庄稼只剩下了光秆儿，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变成一片白秃秃。大人们都像疯了一样，明知无济于事，仍然不吃不喝没日没夜地扑打蝗虫……孩子们对蝗虫的愤怒是表现在吃烧蚂蚱上。用铁锨把蚂蚱铲到火堆上，专吃大蚂蚱那一肚子黄子，真香！
孩子式的愤怒是短暂的，是被大人的脸色吓出来的，吃起烧蚂蚱来，很快就把忧愁扔到脖子后头去了，吃得小肚子鼓鼓的，每个人的小嘴都是黑的。
我觉得孩子们对待灾害的态度更积极，更实际，像大人们那样光犯愁有什么用？反正灾害已经降临，不如就大吃灾害送来的东西……
再说闹水灾，数不清的大蛤蟆突然都从水里钻出来了，它们不像是由蝌蚪慢慢长大的，更像是由鱼变来的。大人们越愁，它们叫得越欢，不分黑夜白天，哏呱哏呱地吵得人心乱。我把铁钎子磨得飞快，开出倒拉刺，绑在一根长长的高粱秆上，顺着坑边沟沿悄悄地接近正叫得得意忘形的蛤蟆，估计距离差不多了，就猛地将铁钎子刺出，像穿糖葫芦一样就把蛤蟆给挑起来了。然后一只手抓住肚子，一只手抓住大腿一拧，大腿就下来了。一个上午能收获一大串蛤蟆腿，回到家洗净，撒上盐面儿、葱花儿，上锅一蒸，是全家人的一道好菜。
一场可怕的涝灾，留在我记忆里最深刻的不是挨饿，而是大吃香喷喷的清蒸蛤蟆腿……这就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优势。今人皆知童心最纯洁最娇弱，因之也最容易被污染、被伤害。我却觉得，到目前为止，童年时期才是我最强大的时候——强大到几乎“刀枪不入”的程度；童年痛苦也最少——现在想起来几乎没有痛苦的记忆。连灾难也无法让孩子感到长久的痛苦和可怕。是后来的阅历、经验和责任，才使人变得痛苦和脆弱。
大灾之后最难熬的是来年的春天，俗称“青黄不接”——青的还没有熟，黄的早已吃净，大批的饿死人都是在这个时候。然而这个时候又正是榆树开花的时候，榆树的花像铜钱，一串串青白色的榆钱儿，像新疆姑娘的小辫子一样从榆树枝头垂挂下来，那可是农村人吃不够的好东西。能像水果一样生吃，能熬粥，能掺到粮食面子里贴饽饽。不管闹灾不闹灾，每到春天榆树开花的季节，我几乎就长在了榆树顶上。
现在城里的孩子，嘴馋了要吃巧克力，要吃冰激凌，要吃蛋糕。我小的时候嘴馋了，就爬到树上去捋榆钱儿，摘枣，掏鸟蛋……所以农村的孩子都擅长上树登高。
说来也怪，成年以后并非没有见过山珍海味、美馐佳肴，但吃过也就忘了，难以长时期地留下深刻印象。唯独对童年的大吃小吃，终生不忘。人一生的口味就是在童年形成的，越老越想吃童年吃过的东西。
吃遍天下，最好的饭是自己家里的饭。什么吃在法国，吃在香港，吃在广东……我是越来越相信“吃在家乡”。
一九九七年八月
童年和羊
我厌恶狗是因为喜欢羊。无论厌恶还是喜欢，都是非常强烈的——这是儿时的态度，至今未能改变。
人的童年离不开动物，两种伙伴都需要，有年岁相当的小伙伴并不能取代动物伙伴。我的动物伙伴是一只小羊羔，它是家里的大母羊生下的一窝小羊羔中长得最壮实的一只。雪白的身子，嫩红的小嘴，抱在怀里毛绒绒，肉乎乎。它用嘴拱我的脸、拱我的胸口的时候，暖暖的，柔柔的，痒痒的，舒服极了，像在寻求友谊，寻求呵护。从第一次抱它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我们两个是天生的朋友，我能猜得到它的心思，它也能听得懂我的话。为了喊它方便，我给它起名叫“牛犊”，希望它能长得像牛犊子一样粗大强健。从那天起“牛犊”就成了我的尾巴，我下洼它跟着，我下坑游泳也会把它拖下水，把它的身子洗得起亮光。只要我高兴，不嫌太累赘，连跟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都带上它。我在家里的时候更不用说了，它出来进去地就像拴在我的裤腰带上一样，形影不离，那感觉真是美极了——人只有跟人的亲密，生命不算完整，还能享受跟动物的亲密，活着才完美、快乐。
有我吃的就有“牛犊”吃的，连母亲给我的好东西我都会省下一点给它，一口梨，一块甜瓜，半块糖……我不能吃的也偷给它吃，一把黑豆，一块豆饼。这些东西是给下地干活的大牲口吃的，没有人家会给羊喂粮食的。冬天没有鲜草了，我会喂它白菜心、青萝卜，隔三差五地让它尝尝鲜。就这样，我长它也长，我却没有它长得快，不知不觉地“牛犊”果真长成一个大牛犊子了，腰粗腿壮，皮毛光洁，头上的两根硬角在左右各盘了一个圈儿，然后像扎枪头一样挺向前方，甚是雄壮威武。
“牛犊”的长大是我突然发现的，有一天我打了一大筐草，背着回家实在有点吃力，灵机一动就分成两捆放到它的背上，它毫不在乎地稳稳当当地驮回了家。这下我可乐坏了，回到家放下草，为了向小伙伴们炫耀，我骑到了“牛犊”的背上，昂头挺胸，双手抓着它的两只大角，美滋滋地在当街转了一大圈。在农村骑牛骑驴不算新鲜，能骑羊的好像我是独一份。小伙伴们眼馋得不得了，都想试一试，我坚决不答应，我是心疼“牛犊”，羊生来毕竟不是为了驮人驮东西的。
我和“牛犊”也有麻烦，就是刘瘪犊家养了一条恶狗，个头也很大，看见人就乱汪汪，见了“牛犊”就追就咬。有一次那恶狗居然动员了四五条狗把我和“牛犊”围在了北场上，我手里又没带打狗的家伙，可真被吓坏了。多亏一位叔伯哥哥正赶上，才把狗群打散。
我恨那条狗，也恨刘瘪犊家，不知他们家为什么要养这样一条恶狗？为了看家护院？他们家很穷，似乎没有什么好看护的，连自己的狗都舍不得好好地喂它，让它跑出来到处找野食，可不见了人和牲口就想咬呗。我并非不知道狗对人的好处，讲狗的机灵和忠诚的故事太多了。但狗对人不是平等的友谊和忠诚，是奴才对主子的忠诚，玩物对玩主的忠诚——所以世界上的狗除去它的主子喜欢它以外，别的人都憎恶它。被人骂得最多最狠的动物就是狗，还不如狼，人们骂狼只有一句“狼心狗肺”——就是这一句有一半还是骂狗的。至于单独骂狗的话就太多了：狗腿子、狗奴才、狗少、狗仗人势、狗娘养的、狗眼看人低……地球上再没有第二种动物能让人类这样痛恨！
但从那次遭到恶狗的围攻以后，我发现“牛犊”也意识到自己长大了。以后又遭遇了刘家恶狗，它不再惧怕，不再退让，而是低下头，弓起腰，用利角猛刺那恶狗，虽然没有刺中，那恶狗也被吓得逃开了。自那以后，我们不再躲避任何狗，每天大摇大摆地在刘瘪犊家的门前经过，那恶狗却只站得远远地对着我和“牛犊”汪汪几声，不敢再往上扑了。我感到扬眉吐气，活着就不能躲避较量，不经过较量就不要轻易惧怕什么。
“牛犊”成了我的保护神，我为它感到骄傲。可它还是那样温顺，平和。
渐渐地我长大了，身体强壮了，真的能够保护它了，它却老了，不能再跟着我到处跑了，我也不能成天守着它了。家里要杀它，我坚决不答应。家里要卖它，我也不同意。难道要它在家里老死？别说是一只羊，就是那些牛、马、驴等大牲口，是大人们过日子离不开的伙伴，哪一个都为人类立下过汗马功劳，到老了不中用了，还不是都得被卖掉或被杀了吃掉！我说，别的牲口爱怎么处置我不管，我的羊就是养它到老死，给它立一座坟，世界上有鹰坟、狗坟，为什么不能有羊坟？家里人不再跟我理论，认为我上学把脑子上出毛病来了。
我要到外地去读书了，临行前跟“牛犊”告别，它的眼里竟然流下了泪水——羊还会流眼泪！这倒让我没有想到，比看到人哭别有一种让人心酸、让人受不了的力量。我也流着泪安慰它，叫它多吃草，多活动腿脚，等着我回来……
我放寒假回来的时候，“牛犊”已经不在了。尽管谁都拒绝讲它，我却能猜得到它的结局，它那么老，是卖不出去的。原来我走的时候它就知道不会再见到我了，是跟我流泪诀别的。人的一生没有知己的朋友是很大的缺憾，没有连心扯肺的动物朋友也是一种缺憾。我闷闷不乐地未等假期结束就提前返校了，从那时起不再吃羊肉。但是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节粮度荒，成年累月饿得前心贴后心，我也变得什么都吃了。于是想起了刘瘪犊家的那条见人就咬的恶狗，兴许它也是因为饿，所以才恶，才讨人嫌。饥饿才是最可怕的，能让兽吃人，也能让人变成兽。但心里却始终觉得有负于我那只羊……
也许还是现在的孩子们好，他们只在屏幕上和纸面上被动地识别虚假的动物，喜欢变形的唐老鸭，看见真鸭子反倒无动于衷；欣赏活泼的米老鼠，看到真老鼠却吓得尖声怪叫。或者到动物园里隔着铁笼子远远地望几眼已经被驯化了的动物，或者逗逗改变了天性、真正成了人的玩具的宠物，如不会逮耗子的猫，只会摇尾乞怜的哈巴狗，能被牛犊子踢伤的狮子、老虎……现在的孩子接触不到真实的动物，无法跟真正的动物结下真实亲密的感情，享受不到我曾经拥有过的真实巨大的快乐，但也不会有我这般对动物真实长久的歉疚。
一九九七年十月
打和被打
幸福的童年稍纵即逝，就像一只小鸟飞向远方时，留下的只是一些梦幻的影子。
现在想起来，我的童年似乎是和打架分不开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玩着玩着，不知为了一点什么屁大的事就动起手来了，较量一番之后仍然是好伙伴，仍然在一起玩耍。极少成为仇人，即使成了仇人也坚持不了一两天，又会滚到了一块。
有一个年纪比我大一点却跟我在同一个年级上学的本家哥哥，长得比我粗壮，他本人和我都觉得他的力气要比我大，因此处处想占我的上风，我害怕跟他动手，能让的就让他一点。人似乎就是这样，你越软，他就越硬。有一天他玩耍一根铁棍，把我的右眼眶打破了，倘若棍头再往下偏一点，我就成独眼龙了。我恼了，扑上去和他交起手来，结果我和他都发现，我的力气和身手倒略胜他一筹。自那以后，他变得怕我了，处处让着我。我也长了见识，不经过比试不要轻易地惧怕什么，你怕的东西也许还没有你强大。
那时候的农村，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能吸引孩子们的娱乐活动，大人们也顾不得管孩子，功课又轻松，作业都是在课堂上就做完了。在我的印象里除去睡觉、吃饭，就不在屋里呆着——有很多时候连吃饭也不在屋里。在外边就是小伙伴们凑在一起乱跑乱闹，自己哄着自己玩。农村少年的游戏大多是对抗性的，在游戏中必然有输赢，有冲突，免不了就会争吵、打架。打架也是游戏的一部分。
同村有个小名叫老小的，虽然跟我同岁，但个子长得矮小，相貌不够周正，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瘪犊。瘪犊自小没有爹，他的寡母是个泼妇，能吵能闹，敢拉破头，护犊子更是在全村出了名。也许一个女人带领几个孩子过日子，不泼一点不行。家里经常叮嘱我，不得招惹瘪犊。可瘪犊是个讨人嫌的家伙，仗着有他娘护着，你不惹他，他会惹你。有一天傍黑的时候，他要玩我的“大头狼”——一种较为凶猛的鸟。我不给他，他上前来抢，我用手一推，没有觉得使多大劲他却跌倒了，起来后不是跟我算账，而是哭着回家向他娘告状。他娘领着他就站到我们家的门口前骂街，这时候村里下地干活的人都回来了，在我们家门前围了一大帮人看热闹——孩子们的游戏升级为大人们的游戏，这是农村常有的娱乐项目。
我父亲在村里是受人尊敬的先生，写约、立契、撰对，能说会道，却无法跟一对孤儿寡母理论，被瘪犊的娘数落得脸色煞白。我惹的祸我就得冲进去给我父亲解围，我对瘪犊的娘讲述事情的经过，是她的儿子抢我的鸟，我不过推了他一下，又没磕着，又没碰着，跑到我们家里撒的哪门子泼……我理直气壮地正讲着大道理，父亲解下黑布腰带，搂头盖脸地就抽过来了，我一抱脑袋，被抽得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儿，爬起来就跑。跑到一个高土堆上，捡起一块砖头，大叫一声：“好人躲开！”砖头紧跟着就出手了——夏天我能在坑边用砖头打死鸟，可以说是训练有素的。再加上被父亲打急了，气坏了，那砖头就真的不偏不倚地正落到瘪犊的头上，他哇的一声捂着脑袋就躺到了地上。我一看不好，撒腿就跑，跑到十三里地以外的老舅家躲了三天，到母亲让人带信说父亲已经消气了才敢回家。
我想起童年就直觉得对不起父亲，惹祸太多了。还惹过一次大祸，是过年放鞭炮把一个外姓人家的柴火垛给点着了……母亲曾嘲笑我是“记吃不记打”——吃了一种好东西能记得住，一有机会还想要。挨了打却记不住，老伤疤未好又犯新错。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难得对我有过笑脸，甚至我在全区会考时得了第一名，也听不到父亲一句夸奖的话，尤其是我写的大仿上的毛笔字，更是经常挨说。父亲对我唯一的一次表扬，是看到语文课本外面包的封皮上写的语文两个字，问我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父亲说这两个字写的还不错。父亲就那么不经意地夸了我一句，我终生难忘，足够我受用一生。
我的保护神是母亲，平时对我呵护备至，疼爱有加，我若表现得好，总能从母亲那里得到点奖赏。比如割草割得多，母亲会塞给我三分钱和一张棒子面饼子，到街上去美美地吃上一大碗豆腐脑。尽管每一次我挨父亲打的时候母亲从不出面阻拦——那时候想拦也是拦不住的，只会火上浇油。但我时刻都感觉得到母亲是我最强大的靠山，哪怕是在我挨打的时候。在我十四岁的那年母亲病逝，我的欢乐的童年就结束了。自那以后，我再没有打过架，也再没有挨过父亲的打——我曾渴望过他还能像以前那样打我，那说明我是个幸福快乐的孩子。他不再打我是因为我变成一个可怜的没有娘呵护的孩子了。当一个父亲不得不同时还要承担母亲责任的时候，他就会以当母亲为主了。
童年像一朵田野上的蒲公英，被一阵轻风吹得无影无踪了。当我学会思考，开始沉默和忧伤的时候，那还不太沉稳的脚步已踏进青春的门槛了。
一九九七年九月
念故事的人
人生的路，总是又远又长，一个人的命运和文学结合在一起，这路就愈加离奇和曲折。这第一步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因为幸运，还是由于灾难？是出于必然，还是纯属偶然？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我有许多说不清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许这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当时我可实在没有意识到。
豆店村距离沧州城只不过二十五华里路，在我幼年的心里那好像是二万五千里，只有具备孙悟空的本领才能进得城去。我的“星期天”和“节日”就是跟着大人到十里八里外去赶一次集，那就如同进一次沧州城。据说城里是天天赶集的。我看得最早和最多的“文艺节目”，就是听村里那些“能能人”讲神鬼妖怪的故事，讲得活灵活现，阴森可怖，仿佛鬼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晚上听完故事，连撒尿都不敢出门。那些有一肚子故事的“能能人”，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到哪家去串门都不会没有人敬烟敬茶。记得有一次为了看看火车是什么样子，我跑了十二华里路来到铁道边，看着这比故事中能盘山绕岭的巨蟒更为神奇的铁蟒，在眼前隆隆驰过，真是大开眼界，在铁道边上流连忘返。以后又听说夜里看火车更为壮观，火车头前面的探照灯比妖精的眼睛还要亮。于是在一天晚上我又跑到了铁道边，当好奇心得到了满足，美美地饱了眼福之后想起要回家了，心里才觉得一阵阵发毛，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炸开来，身后似有魔鬼在追赶，且又不敢回头瞧一瞧。道路两旁的庄稼地里发出“沙沙”的响声，更不知是鬼是仙。当走到村西那一大片松树林子跟前，就更觉毛骨悚然，我们村上种种关于神狐鬼怪的传说都是在那个松树林子里进行的，树林中间有一片可怕的、大小不等的坟地。我的每根头发每根汗毛都立起来了，脑盖似乎都要掀开了，低下头，抱住脑袋，一路跌跌撞撞冲出松树林。回到家里浑身透湿，像刚洗完了澡。待恢复了胆气之后，却又觉得惊险而又新奇。第二天和小伙伴打赌，为了赢得一只“虎皮鸟”，半夜我把他们家的一根筷子插到松树林中最大的一个坟头上。长到十来岁，又迷上了戏——大戏（京剧）和家乡戏（河北梆子），每到过年和三月庙会就跟着剧团后边转，很多戏词儿都能背下来。今天《三气周瑜》里的周瑜吐血时，把早就含在嘴里的红纸团吐了五尺远，明天吐了一丈远，我都能看得出来，演员的一招一式都记得烂熟，百看不厌。
这也许就是我从小受到的文学熏陶。
上到小学四年级，我居然顶替“能能人”，成了“念故事的人”。每到晚上，二婶家三间大北房里，炕上炕下全挤满了热心的听众，一盏油灯放在窗台上，我不习惯坐着，就趴在炕上大声念起来。因为我能“识文断字”，是主角儿，姿势不管多么不雅，乡亲们也都可以原谅。《三国》、《水浒》、《七侠五义》、《三侠剑》、《大八义》、《济公传》等等，无论谁找到一本什么书，都贡献到这个书场上来。有时读完了《三侠剑》第十七，找不到十八，却找来了一本二十三，那就读二十三，从十九到二十二就跳过去了。读着读着出现了不认识的生字，我刚一打怔神儿，听众们就着急了：“意思懂了，隔过去，快住下念。”直到我的眼皮实在睁不开了，舌头打不过弯来了，二婶赏给的那一碗红枣茶也喝光了，才能散场。由于我这种特殊的身份，各家的“闲书”都往我手里送，我也可以先睹为快。书的确看了不少，而且看书成瘾，放羊让羊吃了庄稼，下洼割草一直挨到快吃饭的时候，万不得已胡乱割上几把，蓬蓬松松支在筐底上回家向大人交差。
这算不算接触了文学呢？那些“闲书”中的故事和人物的确使我入迷，但是对我学习语文似乎并无帮助，我更喜欢做“鸡兔同笼”的算术题，考算术想拿一百分很容易，语文——尤其是作文的成绩总是平平。
书毕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世界上最多姿多彩的东西，式样万千，所表达的人生经历、情感信息更是五花八门。可随身携带，可放于桌边，可置于床头，何等方便。开卷有益，你不动它，它不会烦你。特别是在眼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书能让人静下来，引人思索，给人以自我完善的机会。
好书永远是人们所渴求的。总的说来，我对书的前途并不悲观。
运河的厄运
中央电视台要拍摄《话说运河》的特别节目，约我写南运河一段的解说词。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是沧州人。我也未加考虑就答应了。南运河的主要河段在沧州境内，它的各种神话、故事同样重要地占据着我童年的记忆。尽管沧州很穷，在“度荒”的年月和“文革”时期，沧州人讨饭的很多，但我的意识深处仍然为自己是沧州人而自豪，这恐怕跟运河不无关系。
历史是在河边长大的，是水养育了人类文明。没有人告诉我，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离运河近的村子就富，离运河远的村子就穷。运河边的地有灵气，庄稼长得水灵，萝卜格外脆，白菜格外绿。住在运河边的人也有灵气，长得水灵，见多识广，聪明善良。待那些过往的纤夫，饿了有饭，渴了有茶。人们不叫它运河，都叫它“御河”——皇帝的河。相传明朝第十代皇帝朱祜樘，派人到沧州选美，闹得鸡飞狗跳。一个长着满头癞疮的傻丫头骑着墙头看热闹，顺手还把惊飞了的花公鸡揽在怀里，这时恰恰被选美的钦差一眼搭上，认为她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骑龙抱凤”的贵人。傻丫头进宫前总要洗洗头，打扮一番。提来“御河”水，从头到脚洗了个痛快。满头癞疮竟不治而愈，长出浓密的黑发。可见运河水真是“神”啦！
夏天发大水的时候，南运河突然增宽了好几倍，水流浑浊，高出地面一丈多，恶浪排空，吼声震天，像一头斗红了眼的牤牛。人们在堤岸上搭起帐篷，日夜守护着像皇帝老子一样暴躁的突然翻脸不认人的“御河”。如果有谁看见一条水蛇或一只乌龟，立刻大呼小叫，敲锣报警，大家一齐冲着水蛇、乌龟烧香磕头。水蛇自然就是“小白龙”，可以率领着惊涛恶浪淹没任何一个对它孝敬不周的地方。至于乌龟嘛，据说它的头指向哪里，哪里就决口。而河堤决口以后非得请来王八精才能堵上。当时我还小，不懂得替大人分忧，只觉得热闹。比过年、比春天赶庙会还有劲儿。特别是到了晚上，河两岸马灯点点，如银河落地，更像刘备的七百里连营大寨。田野一片安静，间或有蛐蛐或虫子之类的小东西唧唧啾啾一阵，惟有那瘆人的涛声，一传十几里，令人毛骨悚然，每“哗啦”一声，人们就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我依偎在那些心宽胆壮的汉子们身边，听他们讲那神魔鬼怪的故事，更增添了恐怖气氛。
我最喜欢春秋季节的南运河，它恬静、温柔，我可以下河摸鱼、掏蟹，可以在河边玩得忘了回家，忘了吃饭。那时我没见过海，没见过黄河、长江，以为“御河”就是天下最大的河，最好的河。我童年的许多梦想都是在南运河边的树阴下构思成的，这些好梦也往往离不开运河。直到五十年代，我考进天津市的中学，每逢寒暑假回老家，看着南运河里的船队，才知道在津浦铁路修筑以前，京杭大运河是沟通我国南北的大动脉。南运河是贯穿河北省的主要航道，流域近五千平方公里，不仅养育着沧州市周围的人民群众，每年还向天津市供优质水十亿立方米以上，运货百万吨之多。
人类之所以能繁衍数千年，皆赖于生命的不断更新。每一代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次更新。因为每一个新生命是一个“新产品”——尽管继承了家族的姓氏，也许在外貌上和前一辈人有某种相似之处，但遗传加进了新的基因，繁衍一次，便改变一次原有的遗传。虽然也有天才生白痴的时候，并不是所有后代都比前一代强，但人类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因此，人类在犯了那么多错误，甚至是造了那么多罪孽之后，至今仍未遭灭顶之灾。
自然界所有有生命力的东西其生存规律莫不如此，能够更新自己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就存活了下来。不能更新自己的，便被地球运动和大气环境的变化淘汰了——所以人们才有物种越来越少的感叹！
南运河乃生命之河、兴旺之河，为介绍这样一条河流配写解说词，是我的荣幸，令我激动。我竟一连几天，常常梦到南运河，梦见家乡，梦见自己的童年……
火车、汽车、直升飞机是我的双脚的延长，摄像机代替了我的眼睛，看得更广、更远、更细；我可以游遍古城沧州市及其所管辖的县、镇、村庄；我可以从南到北仔细地考察我最亲近的河流——带着我童年的梦想和欢乐的南运河。
我久住城市，对季节变化的反应是很迟钝的。一见到真正裸露的土地，看到燕赵大地独有的色调，便激动不已。大道两旁拥挤着老杨树，已见疏落的黄叶，无可奈何地竖起了秋天的旗帜。
金风吹金秋，放眼望去都是收获的旱庄稼，满场满院，堆堆垛垛。各村各户那如墙如城的玉米棒子，简直就是沧州平原的骄傲！
我越走越感到有点不对头。枝柯飘摇，秋声激越，满树的黄叶在燃烧，在私语。大自然似乎想告诉我什么……
北风，白云，天高，地阔。公路上有不断舞动的长鞭，一辆辆胶皮轱辘大车，各种肥瘦不一的大牲口。马驾辕驴拉套，牲口脖子上挂着小铃铛，走一路响一路，显示了农民富足和知足。赶集的、上店的、走亲的、拉货的，全靠这大车了。
惟独不见南运河，不见小桥流水，不见河上船队。要知道，秋后正是河上运输最忙的时候呀！莫非我们搞错了，运河在沧州境内变成了大马路？
没错，从直升飞机上望下去，这干涸的长满荒草的带状洼地就是南运河。如果割掉荒草，铺上柏油，岂不就是一条现成的公路？
我刚想到这儿，果真就看见河心里跑马行车。当地乡亲还真把河道当成了大道。聪明的羊倌把羊群赶到河心放牧，河心里长出的草想必更娇嫩，营养更丰富一些。有些勤快的农民把河心的野草用耙子搂到一起，捆成牛腰粗的草捆，背回家去，既可喂牲口，又能当柴烧。连鸡也跑到河里来觅食。有的河段干脆成了晒谷场，有位摊晒粮食的老兄，躺在河床上，用草帽遮住脸，呼呼大睡。真可谓“高枕无忧”——他不必担心河里会突然来水，连人带粮食一块冲走。
昔日的南运河在哪里？
我们访问了沧州市河道工程处的专家，还访问了许许多多的人，没有人对运河无水感到惊讶。如果运河不干仿佛倒是奇怪的。
是啊，近几年华北干旱是实，可我们人为的失误也是实！各打自己的算盘，谁在河的上游谁沾光，分流抢水，都想在运河身上砍一刀、咬一口。那一条条连着运河的排灌沟渠，那一个个紧咬着运河的扬水站、抽水机，就像无数根吸管，把南运河的乳汁都吸干了。
一九六三年冬，开始了“根治海河”的浩大工程。治海河先要治南运河，仅沧州地区就开挖、疏浚了近三万条排灌沟渠，修建了三万个桥、闸、涵、站（扬水站、点），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防洪排涝体系。人们豪气满腔地说：“即便龙王把东海的水全部搬到南运河，也会很快再把大水排回渤海”，“纵观历史，哪朝哪代出现过这样的新局面？哪朝哪代能完成这般宏伟的工程？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能做到。历史上各个朝代加在一起也不行”。是的，历史上南运河从来没有干涸过。一九六三年开始“根治”，一九六五年夏天南运河便第一次干涸！真是“立竿见影”。人们一心想驯服洪水，根治涝灾，惟独没有想到干旱，没有想到滔滔南运河这么快就滴水皆无。
修挖了许多朝代、流淌了一千多年的南运河，就这样在我们的手上消失了。是大自然开了个残酷的玩笑，还是我们陷入了谬误之中？
我们又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走出沧州城，来到一大片灰黄的芦苇地前，这里最有古沧州的味道。芦苇摇曳，它是见证，沧州历来多涝，何曾缺过水？
这里曾是九河下梢、老黄河的故道，洪荒遍野，古漠苍凉。每逢洪水涌来，一片汪洋；大水退后，遍地盐碱。久负盛名的“沧州铁狮”，建造于一千多年以前，就是为了镇住对沧州百姓危害极深的洪水海潮，所以又名“震海吼”！
“曾经看百战，唯有一狻猊。”（顾炎武）铁狮子身长一丈八尺，高一丈六尺，体阔近丈，重约四十吨，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铁狮。它雄踞于土坡之上，向南而立，身披障泥（防尘土的褥子），背负莲盆，胸阔腰圆，翘首侧望大海。清人李之峥这样形容它的神威：“飙生奋鬣，星若悬眸，爪排若锯，牙列如钩，既狰狞而蹀躞，乍奔突而淹留。昂首西倾，吸波涛于广淀；掉尾东扫，抗潮汐于蜃楼。”
铁狮陪着沧州古城历经沧桑，它栉风沐雨，伤痕累累，连积蓄着万钧之力的狮爪，也被盐碱吞蚀掉了。但它“吼”了千余年，终于把大海给“震”住了，连运河的水都给它吓没了。现在，人们倒真希望铁狮不要再冲着龙王振鬣长吼了，还是把龙王请来为南运河注满清水吧。要吼，也应该对着现代文明大吼：“不要毁掉运河，人类不一定会毁于核大战，也许会毁灭于生态环境的破坏。”
从前，沧州确是十年九灾，可算穷乡僻壤。不然，施耐庵怎会把这里称做“远恶军州”？又怎会把林冲发配到这儿来？看看林冲庙，站在昔日草料场的遗址上凭吊一番。除去南运河，沧州人值得骄傲的东西还有不少。《话说运河》的节目总不能跳过南运河这一段不提，对实际已不存在的南运河无话可说，我是否可以说一点别的呢？
就说这林冲的遗风吧。也许正因为过去沧州是专门收留犯人的地方，绿林好汉、侠客武师便云集此地，素有“小梁山”之称，一代代留下尚武的风气。击败沙俄大力士、受康熙嘉奖的丁发祥，宣统的武术教官、八极拳师霍殿阁，大枪一抖能点落窗纸上的苍蝇而窗纸无损的神枪李树文，张学良的武术教练、燕青拳拳师李雨三，双刀李凤岗，大刀王五，神弹子李五，饮誉中外的“神力千斤王”、多次打败美英俄法的所谓“万国竞武场”上的王牌武士王子平……他们都是沧州人，沧州武林可谓名师辈出。过去有“镖不喊沧州”一说，不论何方来的镖车镖船，不论货主是富户豪门还是势力浩大的官家，路过沧州必须卷起镖旗，不得显武逞强。
当今的沧州一带，也还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农民练武。城里人口二十万，习武的倒有四万多，有十七个武术社、六十多个拳房。人称“沧州十虎”的通臂拳拳师韩俊元父子，全家二十四口，个个习武。老三、老八是连续三届的全国武术比赛的金牌得主。真可谓“武健泱泱乎有表海雄风”！
读者看到这儿也许会说：“瞧这个蒋子龙，多么为他的沧州得意呀！”其实我心里藏着深深的忧虑。失去了南运河，沧州这个“武术之乡”还能维持多久呢？
水、食物和空气，是人类生存的必不可少的三样东西。地表无水，只好向地下找水，井越打越多，越打越深。平地打井见不到水，只好到南运河的河床上来钻眼儿。河心里打井，也算是当今一段奇事吧！
人们哪里知道，这是在饮鸩止渴。
由于地下水超采量过大，造成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形成以沧州市为中心的深层地下水下降漏斗。照此下去，再过几年，地下水位可降至百米以下，国产的深井泵将再也吸不上水来。即使买来大批的外国高级水泵，地下水也并不是无穷无尽的。深层地下水循环一次需要六百五十年！这就是说，它的补充是非常缓慢的。据科学家测算，河北全省的深层地下水资源共有一百亿立方米左右，现在每年则开采十三亿立方米。再这样干它十来年，岂不要盆干碗净了吗？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文明人类，却不得不大声疾呼：水、水、水！就差跪地向老天求雨了。
何况，沧州的深层地下水含氟量极高，对人体危害很大。你随处都可以碰到这样的情景：一群可爱的孩子或几个韶华灿烂的姑娘，他们正在玩耍或正在说笑，像其他地方的姑娘一样聪明、一样秀丽。当你走近向她们问路的时候，她们立刻都紧紧地闭住嘴。因为她们不愿意让生人看到自己那一嘴发黄变质的坏牙。这是氟斑牙病。
根据六年前沧州市的调查，成人氟中毒者是百分之七十四，小学生竟是百分之百，无一幸免！这些有着氟斑牙的儿童，即使消除了高氟水的危害，牙齿也不会变好了。牙齿生锈仅是表面的，高氟水还严重损害人的内部机体，骨质松脆，易折易碎。每逢冬季下雪之后，路面溜滑，跌跤的人多，医院的骨科病房就会人满为患。
已经有几万、几十万的人氟中毒，如不解救水的危机，还会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继续中毒。南运河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丢失了，真是愧对后世子孙，无颜见列祖列宗。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却构成了人类社会这个巨大的群体。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拒绝别人的智慧和经验而能独立存在。
沧州还有一些驰名中外的特产，我担心也会受到缺水或高氟水的威胁。
金丝小枣是我国的名贵果品之一，和栗子、桃、杏、李子并称“五果”。金丝小枣皮薄肉厚，汁多核小，剥开来有金黄蜜丝牵连，入口香甜如蜜。此枣还是度荒的食品，赠亲友的礼品，待客的佳品，祭祖的供品，健身的补品，治病的药品。俗语说：“五谷加小枣，胜似灵芝草。”用现代语言就叫做“活维生素丸”。古医书上说它能“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和百药”。
沧州金丝小枣最高年产量可达三万吨左右，占全国红枣总出口量的二分之一。
沧州另一名扬中外的特产就是大鸭梨了。此梨状似鸭头，把儿如鸭嘴，皮薄汁多，质地雪白，咬一口香甜脆嫩。沧州年产鸭梨九亿斤，占全国鸭梨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但是，沧州鸭梨一装进出口的箱子，就变成“天津鸭梨”。海内外只知有“天津鸭梨”，并不知它本是沧州货。天津并不出产鸭梨，但它出过许多聪明的商人。
一方繁荣，跟水土好坏有很大的关系。不论是“巍巍雄峙齐燕际，北镇京津居上游”的沧州市，还是这里许多珍贵的特产，都离不开水质优良的南运河。南运河断水，它们还能保持自己的优势吗？
近三年来，沧州市的工业产值停滞不前，原计划在这个地区建立的工厂只好迁到别处修建。连自来水厂都断了流，杂草丛生，一片荒芜。这不仅给人们的生理上造成极大的危害，在心理上也造成一种压力和威胁。
人们都在盼水，在怀念南运河。成千上万的水利设施废弃一边。干涸的河沟，像大地胸脯上一道裂开的伤口，冀东平原在呻吟。
如果说南运河曾流淌着我童年的美梦和幻想，现在面对这条干涸的河道真像做了一场噩梦！
还是再引用一遍“文化大革命”中的豪言壮语吧：“纵观历史，哪朝哪代出现过这样的新局面？”我倒要说，面对这种“局面”，我们还有资格把自己称作现代文明人吗？世界著名思想家莫蒂默·阿德勒提出二十一世纪有四个全球性的课题，他把环境的退化或恶化摆在头一个！
人类创造了文明，要驾驭它却更加困难。大自然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温驯和简单，毁了生存的环境，就等于毁了人类自身。
错误总是在人类一边，大自然是无辜的。
木叶飘摇，秋声悲壮。南运河真的就这样进入自己生命的晚秋了吗？
站在干涸的河道上，看看我自己的内心，我总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是什么呢？……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车过沧州城
列车一开出杨柳青车站，我就觉得快到家了，虽然离我真正的家乡还有二百多里地……
我要去石家庄开会，同行的柳溪同志也是沧州人。买票的人也许有意要成全我的思乡之情，才买了这趟路过沧州的车票。以往我去石家庄，都是乘绕道北京的列车。
良王庄、独流、静海、陈官屯……多么熟悉的站名，一站一站离我的老家越来越近了。这趟路线我记不得走过多少遍了，上学的时候，每逢寒、暑假都要回到家乡来，趴在窗口，看着铁道两旁的庄稼地，数着路基旁的电线杆子，比较着各个车站的大小和站房风格。能滚瓜烂熟地说出自沧州到天津之间的每一个车站的站名，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
在这之前我已有几年没有回过豆店，有几十年没有进过沧州城了。沧州城留给我的印象还是那笔直的进城大道，连在一起的建筑，神秘的气氛，还有那粉红色的冰棒。我第一次知道人间有冰棒这种东西，就是在沧州城里，把舅母给的钱几乎都换这种东西吃了，回到家里认真地泻了一次肚，大概肠胃不适应这美妙的洋玩艺儿。小的时候我盼着过年，正月初二可以到赵官屯给大姐和舅父舅母拜年。赵官屯离沧州城很近，拜年只是几分钟的事，然后就可以带着拜年挣来的“压岁钱”，到沧州城里尽情地玩一通。
在我的心目中，沧州是个神奇的世界，大的了不得，有许多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玩艺儿。它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城市，印象深刻，感受强烈。不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一听人谈起沧州，就不能无动于衷！
几十年来，我去过不少著名的大城市，也见过东欧和北美的一些美丽城市，但让我感到亲近，并常常进入我梦境的还是沧州和我的家乡——豆店。真是奇怪，我在家乡只长到十四岁就到天津去读书，然而一做梦就回到家乡。那高高的土房，村外的水坑，可摸鱼可洗澡，那比两边的土地低一大截的土道……却极少梦见我已经习惯了的城市和城市生活。
播音员报出“兴济”车站，我走出包厢，坐在车厢过道临窗的小凳子上，拉开窗纱，双眼紧盯着东面的景物，不愿错过任何一个我熟悉的标志。不知为什么没有看到飞起落下的飞机，没有看到机场的护场沟和高高的土堤，机场东面就是我那可爱而又穷困的故乡。豆店的好地多在西洼，全被机场占走了，原本不算穷的村子一下子“破了风水”。再加上人祸天灾，使外出讨饭的“副业”兴旺起来！
我心里翻起一阵疚痛，多灾多难的家乡！如今总该好了。我真想就在姚官屯下车，回豆店看看。列车傲慢地在姚官屯站牌的前面呼啸而过，这是怎么回事？姚官屯虽不是大站，因为有机场的缘故，有些特快列车还要在这儿驻脚，我们坐的是“直快”，怎敢如此藐视姚官屯？
我顿起童心，甩开胳膊向远处投扔了几个戈壁子。还想将啃过的西瓜皮也潇洒地飞抛出去，被司机拦住了。他将大家丢弃的西瓜皮都捡到一起，反扣着摆好。他说这是戈壁滩的规矩，前边的人吃完西瓜，要将瓜皮倒扣，以防被太阳晒干。后边的人如果没有水，凭这些瓜皮就能活命——这算我们进入大戈壁后上的第一堂课。
我只是想想而已，当然不敢贸然下车，打乱全盘计划。
沧州城变得陌生了，厂房、烟囱、管道、高大的建筑挡住了我的视线，记忆中的旧城看不见了，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了。
我们一路谈着沧州，谈着各自的童年。
那次到了石家庄，郑熙亭同志在宾馆迎候，他也是沧州人，还在我们村“劳动改造”过。真是无可争议的同乡！晚上他陪我看裴艳玲的《夜奔》。前不久在全国戏曲会演中，裴艳玲获得表演特等奖。河北省授予她“优秀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的称号，并给她记一等功。这位声震艺坛的名角儿也是沧州人，老家是肃宁傅家佐村……
沧州，沧州，走到哪儿都离不开沧州，到处都会碰到家乡人。沧州像我的梦一样大，像梦一样美，像梦一样永远跟着我。
喜丧
罪
我接到大哥去世的消息好半天没有缓过神来。倒不完全是悲伤，主要是震惊。一个多月前我回老家看他，他的状态还非常好，赶集、下地噔噔的，中午吃捞面比我吃得还多。三天前侄女打电话来，还说她父亲的身板儿忒好了，整个麦秋没闲着，刚帮着老儿子收完场。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
生死的转换难道可以如此迅捷、突兀？平时听到什么人猝死的消息，虽然也要惋惜一番，但跟自己的亲兄弟突然故去大不一样。骨肉连心，疼到深处，于是生出许多疑问……
一个人可以毫无缘由地就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要死去则必须有原因。如果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就撒手走了，会把亲属坑一下。但那也许正是几辈子才能修来的福！叫“善终”。“善终”比“善始”更难得。
生命需要每一个瞬间——更需要辉煌灿烂的突破了人类极限的瞬间，它激励自己和别人，证明人的潜力是无穷尽的。这样的瞬间是美丽而永恒的。人类的文明史就是被无数个这样的瞬间所推动。
“善终”是有条件的，要活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是俗话说的已经活够了本儿。死的时候要干净利索，没有受罪。
对许多人来说，死可不是简单的事，更不容易。按现代医学的解释，人的死亡“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要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最后告别这个世界”。“善终”就是没有这种痛苦，或极大地缩短了这种痛苦的过程。
于是人们把活到古稀之年再去世称为“喜丧”——把“丧”和“喜”联系起来，是中国文化的高明。办“喜丧”和一般的治丧感情的投入不一样，表面上是办丧事，心里却把它当成是办喜事。明明是死了人，又喜从何来呢？喜的是生命已经不亏，到该结束的时候就结束，自己不再受罪也不会给活着的人添罪了。
这几年我可真是见过几位受够了大罪之后才闭眼的人。本人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家属的亲情、孝心也被折腾得到了最后的临界点，嘴里不说，心里恨不得快点解脱，病人解脱，别人也跟着解脱。人人都希望能健康长寿，但肉体凡胎是由碳水化合物构成，活的年头太长了，怎么能够健康？最常见的是没有力气控制屎尿，干净了一辈子最后却陷于屎尿阵之中，失去了排泄的快感和做人的尊严。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有些宗教里关于“原罪”的理论……死是对一个人所有罪愆的总惩罚。
所以能够预测自己圆寂日期的高僧，提前许多天就不吃饭了，或者喝一点能清理肠胃、让肉身不坏的草药，让自己干干净净地脱离尘俗。
大哥走得这么干脆利落，自然不会受罪。他活了七十七岁，不算长，也不算短。我们的祖父活了七十四岁，父亲是七十七岁，他们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很清醒，走得干干净净。看来我们蒋家的男人大体都是这样的寿命了——正因为寿命不是很长，所以受的罪也少。我算了一下，自己还有二十多年的阳寿。突然间对自己最后的结局看得清清楚楚了，心里一阵轻松，感到欣慰，没有丝毫的恐惧或遗憾。这要感谢大哥，是他的去世提示了我……
有生必有死，人从一出生开始就被死亡追赶，或者是追赶死亡。人应惧生，而不是惧死。村里蒋姓一族，长一辈的人已经没有了，我想大哥对死早有准备，也许等待好几年了。特别是一年多前大嫂去世后，对大哥来说，死就变得真切和迫近了……感到意外的只是我们。意外的理由就是他的身体还很好，这其实是很盲目的。
在身体很好的时候离世是不失尊严地自己走，身体被彻底拖垮后再去世是被动无奈地被拉走。
礼
我们共有弟兄四个，二哥死得最早。天津还有一个七十岁的三哥，他对家乡对大哥乃至对乡亲们的感情是我这个最小的弟弟所无法比的，他坚持要回沧州亲自为大哥送行，让我暗松一口气。我原来还担心，三嫂或侄子们怕他年纪大吃不住奔丧的辛苦，不让他回去。那样我就成了家中惟一的长辈，一个长辈在丧礼上应该怎么做我可是一窍不通。
治丧有严格的程式，极尽繁琐和铺陈，一切都得按规矩和乡俗进行。你说你有真情，很悲痛，但乱哭乱闹也不行——那叫“闹丧”。“闹丧”所表达的意思是对丧事办得不满意，对帮忙的人或侄子侄女们有意见，想找茬闹事。会说你在天津呆了几年，故意狗长犄角——羊（洋）式的。我可不想叫本家的晚辈和村里的乡亲们说闲话，最好是一切都做得中规中矩，哭要会哭，说要会说，站要会站，跪要会跪，走要会走……在治丧的全过程中，每一项程序都有许多人在围着观看，你做错一点就会惹得议论纷纷或被指指戳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奔到兄长的灵堂前，是该跪着哭呢，还是弯着腰哭？
有三哥在，我就省心了，一切按着他的样子做就行。偏我有个毛病，性情急躁，说话快，动作快，走路快。到了大哥生前居住的门口，一大群乡亲在盯着我们，不说话，不打招呼，连做棺材的也停了手直瞪瞪地看我们怎样哭，有人扭头跑进院子，想必是给侄子们送信儿，院子里立刻传出爆炸性的哭声。这一紧张我就忘记等三哥了，也许是急于想见到大哥的遗容，自己腿长脚快地先进了院子，这时候侄子们哭着迎了出来，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先于哭声而流出来了。奔到堂屋，见大哥的身上罩着黄布，躺在一个玻璃棺材里。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是水晶棺材？没听说哪个侄子发了大财能给大哥买得起水晶棺材？门外边不是正在赶做木头棺材吗？怎么不让我们见大哥最后一面就入殓了？就在我走神发愣，手足无措的时候，两个侄子扶架着三哥嚎啕着进了屋，我赶紧小声请示：
“要不要跪下哭？”
“不要。”
“咱得见见大哥的面儿吧？”
“得见，”三哥发了令，“打开冰柜。”
原来那是冰柜，为了镇着大哥的遗体不会变坏。
麦收季节，正是五黄六月天上下火的日子，没有生命的肉体很快就会腐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一碰上事就犯傻，常常露出一股呆气。
冰柜是两半儿的，有人开始撕揭封住连接处的胶布。
要和大哥见面了，屋子里掀起一个痛哭的高潮，极富感染力，当时即便是木头人也会随着掉泪。侄女婿大声提醒哭泣者，他的声音高出所有的哭声：“不要把眼泪掉在死人身上！”
冰柜掀开了，黄布拿掉了，我见到了大哥的脸，我对这张脸是非常熟悉的，现在却失去了生气，显得发黄，僵硬，怪异。嘴张着，眼也半睁着……莫非因走得匆忙，有些心事未了？小侄子用手掌帮着他父亲合眼、闭嘴，口中还念叨着：“爸爸，我三伯伯、老伯伯都回来了，你老牵挂着的人都在这儿守着呐，就放心地走吧。把眼闭上吧，把嘴闭上吧，别吓着你的小孙女……”
小侄子的话又把满屋子的哭声催动得更为悲切凄厉了。但大哥的眼和嘴仍不肯痛快地紧闭上，小侄子的手掌仍然极有耐心地在大哥脸上摩挲。人死了就该闭眼，所以人们把死亡又通称“闭眼”。死而不闭眼，是死得不安，也让生者不安。这时候哭已经不是主要的了，每个人都希望大哥快点把眼和嘴闭上。于是知道大哥心思的人，或者边哭边加以解劝，或者在心里默默地跟大哥对话，就仿佛大哥还能听得到大家的话一样。
我在清明节回来的时候，知道大哥有两件心事，一件是大侄子的儿子买房缺一点钱，另一件是二侄子的大小子还没有说上媳妇。其实这都不是大事，大侄子全家在天津，他是铸造业的能人，兼职很多，收入颇丰，他们既然想买房就一定会有办法弄到钱。二侄子的大小子才二十岁出头，长得精精神神，身体健壮，尽管读书不多，在农村还能打一辈子光棍吗？我也暗暗地劝慰大哥，该闭眼时就得闭眼，该撒手的就得撒手。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儿女的儿女就更用不着你操心了。人死是高潮，所有的人都围着你转，哭你，想着你，念叨你，在三天的治丧期里你是全村人关注的中心，一个普通人不就是到死的时候才被人发现你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不可缺少吗？是死成就了一生的辉煌，你已问心无愧，赶快高高兴兴地去找祖宗们和大嫂团聚去吧。
大哥的双眼终于慢慢地闭上了，嘴还微微地有点张着，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主事的人张罗着又用黄布把大哥盖上，把冰柜合拢，重新粘好胶布。我们从天津赶回来为大哥治丧的第一个程序就算完成了，大侄子把三哥和我让进里屋，要进行第二步：全家人商议丧事应该怎么办。
大侄子说：“我爸爸不在了，三伯伯、老伯伯就是我们的老人，丧事该怎么办得听您二老的。”这话说得我鼻子又有点发酸，大哥的丧事该怎么办，主要得看大哥儿女们的意思，我相信在我和三哥回来之前他们兄弟姐妹肯定已经商议过了。尽管大侄子说得很动情，很客气，表现了对还活着的长辈的尊重，但我和三哥却不该轻易发号施令。我让大侄子先说说他们的想法，他说：“我和三伯伯、老伯伯在天津生活，丧事怎么办都好说，村里还有三个兄弟，丧事要办得合他们的心意，该有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
大侄子说得合情合理，他的情绪也很冷静，到底是喜丧，哭归哭，哭过就算。我请三哥表态，他对侄子们的想法表示赞成，我也觉得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或另外再提出一些要求——除非我们是想挑刺儿。
三哥提了个我也很想知道的问题：“你们的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
在老家的侄子们必须对他们父亲的两个亲弟弟有个交代。大哥和三侄子住在一起，就由老三来说：“昨天晚上，我爸爸到二哥家吃面条，前些日子有人给二哥的大小子介绍了个对象，媒人回信儿说，基本就算成了，大后天正式定亲。我爸爸高兴，吃了快两大碗，九点多钟回来先去了茅房，大概是想解完手就上炕睡觉。隔了一会儿狗叫起来了，我以为有外人来串门，出去看了看没有人，等我一回到屋里，狗就又叫个没完，我第二次出去把它喝唬了几嗓子。等我一回到屋，它叫得更凶，我突然意识到不好，赶紧往外跑，我爸爸已经堆糊在茅房外边的墙根底下了。我喊你侄媳妇把我爸爸抬到屋里，赶紧叫孩子去把我二哥和老兄弟叫来，我去请大夫。大夫来了又打针又灌药，我爸爸就始终没有醒过来，到凌晨四点咽的气。”
如此说来大哥真的是“喜丧”——因喜而丧。成了他一块心病的孙子谈成了对象，一高兴就吃了那么多面条，老家的那种大碗，有一碗就够他那已经工作了七十七年的老胃对付的……大哥应该是死而瞑目的了！
吃
亲属将治丧的大原则一经确定，帮忙的人就开始忙乎了。其实就在我们一大家子人还在东屋商量的时候，治丧的领导核心已经自然形成并开始工作了。以我本家的一位兄弟为首，他在村里是个说说道道的人物，还有一位负责记账的，一位守着一个黑人造革提兜专管钱的出纳，一位掌握治丧进程、指挥和调度一切的“总理”，另外还有两个侄子辈的人当跑腿的，负责采买。他们占据了三侄子家最好的一间屋子，那间屋子就成了“治丧大队”的队部，治丧工作也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
在当街一拉溜搭起了三个大棚——都是租来的，铁管一支一架，用印了治丧图案的白布一罩，里面摆上了几十张饭桌，大出殡的架势就出来了——这几十张饭桌非常重要，它标志着丧事的规格。主家想办多大场面，就看有多少张饭桌，将饭桌摆多少天。
治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吃，根据你的家底儿，你想把丧事办到什么规模，桌上的菜应该上几个碟几个碗，约定俗成是有惯例的，你太寒碜了就让村里人和亲戚们笑话，甚至会怪罪。大哥的两个兄弟和长子都在天津卫做事，侄子们又想把丧事办得好看，那就得豁得出去让人吃。再说人家来吊唁都不会空着手来，烧纸是必带的，同时还要随礼，少则十元，多则几十元不等，不交钱的也会送一块幛子——布料。
在民间深入人心的“吃绝户”最早就是由治丧引起的：没有儿子的人死了，在办丧事的时候人们就会拼命地吃，主家如果不大大方方地让村里人张开肚皮大吃几天，就会犯众怒，遭到唾骂。因为他继承了绝户的家产，也是白拣来的。以后演化成凡是丧事都要吃，从吃的规模看丧事办得排场不排场。吃是给死者减罪，到阴间少受苦，也是给死者的后人免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随着“治丧大队”的成立，火头军立刻行动，在院子里和大门口两边垒灶埋锅，一笸箩一笸箩的馒头蒸出来了，一大盆一大盆的菜炒出来了，一箱箱的白酒、啤酒从供销社搬来了……本家兄弟以及为丧事帮忙的人，理所当然要在丧事上吃，外村来吊唁的人随到随吃，流水的筵席就算开张了——所谓“流水席”就是指吃饭的人像流水一样哗哗流不断，前边的人刚吃完，后边的人又接上来。或者前边的人还没有吃完，后来的人已经在等着了。
但是孝子们——也就是我的侄子、侄女、侄孙子、侄孙女、外侄孙子、外侄孙女们以及我们从天津去的一帮人，吃饭要自己想办法，或者见缝插针地从灶上摸个馒头盛碗菜，找个地方三下五除二地划拉到肚子里去，或者到哪个侄子的家里让侄媳妇抽空给做碗汤喝。所有参与办丧事的人都是在帮我们家的忙，从情理上说我们应该照顾人家，人家没有义务照顾我们。可是整个丧事有自己的领导机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听从“治丧大队部”的号令，我们倒成了局外人。
“治丧大队部”的几位核心人物，他们坐在炕上天南地北，家长里短，说得开心，笑得痛快。三天里他们很少下炕，更难得出屋，灶上炒出了菜先端给“大队部”的领导，他们喝的酒也比外面那几十桌上的酒高一个档次，丧事操办过程中的大事小事都得请示他们以后才能办——办丧事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平时农村干部的权威性了。
其实，大哥也被冷落在一边了。这些人并不悲伤，无非是想借他的死热闹一下，大吃大喝，猜拳斗嘴，过过酒瘾，而且吃喝完了还不会感谢他。因为谁都知道，很会过日子的大哥，在他活着的时候是绝不会请这么多人到家里来十个碟八个碗地吃喝一通的。如此看来，与其死后被动地挨吃，真不如活着的时候主动请人来吃……
三天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寂寞的大哥的棺材旁边，和认识的乡亲说话，回想我在村里度过的童年生活，好奇地看着丧事乱糟糟地以吃为中心地向前推进。
烧
第二天的主要程序是火化——这令我大为不解，已经拉开架势要把丧事办得热闹、堂皇，还做成了那么结实壮观的棺材，为什么还要火化呢？“治丧大队部”的头头向我解释：现在农村不许土葬，谁家死了人偷着埋了，让村委会知道了，不仅要把人挖出来照样送到炉子里去烧，还要罚款。没有人敢惹那个麻烦，于是农民们想出了这个招儿，死一次葬两回，先火化，后土葬。只要火化完了，你再折腾多热闹政府也不管了。
这才是农民的幽默——是无数“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中的一“策”。
人们之所以惧怕火化，是因为火化完了人就彻底地消失了。因此有些老人临死前只留下一句话：“千万不要把我烧了！”现在先把人烧了，还要埋什么呢？
外面阳光很毒，热风烫人。孝子们哭着把大哥抬出来放到灵车上。沧州火化场的这种灵车却令人难以忍受，它是在普通的面包车底盘下面开了个长抽屉，把死人往里面一塞，然后让孝子们坐到上面，把死了的老人踩在脚下……这时候已经没有人顾及这些了，好像火化就是这种规矩，既然不得不火化也就不得不遵守火化的规矩。
火化场在沧州市的西南角，离村子很远，正好可以让一群半大小子尽情地耍把。他们坐着一辆拖拉机在前面开道，嘟嘟嘟开得很快，鞭炮挂在拖拉机的后尾巴上，一路上噼里啪啦炸得烟尘滚滚，同时趁风把纸钱撒得漫天飘舞。
在烈阳下，这支奇怪的车队把气温搅得更热更燥了，引得路两旁的行人都捂着口鼻看热闹。好像走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火葬场。
火葬场空旷而简陋。但生意不错，在大哥的前面还有两个人，大哥排在了上午的最后一炉。空荡荡的大院子里没有阴凉处，大家挤在火化炉外面的墙根下。有一位老太太在卖汽水，身边还跟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小姑娘可以自由进入到火化炉跟前，在停放于炉口外面的死人跟前走来走去，不躲不怕，熟视无睹。这个姑娘长大了若分配当火化工，一定不需要别人再给她做思想工作……
在漫长的等待中，孝子们都躲到凉快的墙根底下去聊天，只有大哥自己孤单单地躺在火化炉前，排队等着化为灰烬的时刻快点到来。一送进火化炉，大哥就彻底消失了，这一刻应该是孝子们痛哭的时候，生离死别嘛。对死者多看一眼是一眼，多留一会儿是一会儿，希望尽量延缓把亲人送进火化炉的时间。可是，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希望快一点烧，烧完了快一点回去。天也实在太热，年轻人的肚子大概早就饿了。
我默默地对大哥说：你不要怪哟，现代年轻人的孝心做做表面文章还可以，却经不住大的考验。为你的死这样大操大办，看似奔着你来的，吃的是你，花的是你，折腾的也是你。其实是你的死折腾了活着的人，吃的是活着的人，花的也是活着的人，这些花样一概与你无关，是为了活人的面子，是折腾给活人看的，归根到底还是活人折腾活人。
唱
三哥还是发了脾气。不是闹丧，是冲着乐队去的。
三哥年青的时候是村里的吹笙高手，逢年过节或赶上庙会，为唱戏的伴奏，谁家有了红白事儿，少不了也会被请去吹奏一番。那个时候他们在丧事上吹奏的是《无量佛》、《坐经曲》、《行经曲》，还有几支哀怨伤痛的悲调，乐器一响，沉痛悲伤的举丧气氛立刻笼罩了治丧现场，也笼罩了全村。亲的热的会悲从中来，想起诸多死者的优点和好处。即使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会被音乐感染，心生同情，悲怜人世，都变得宽和友善了。在那种乐队的伴奏下，孝子哭得格外悲痛，来吊孝的人也哭得自然。特别是到夜晚，《无量佛》的乐曲还让人生出一种庄严沉静的感觉，梵音圣号，送死者的魂灵升天。
谁料今天花钱请来的吹鼓手们，竟在大哥的棺材旁边吹奏起现代流行歌曲，一首接一首，《纤夫的爱》、《九妹》、《大花轿》……
乐曲一响，年青人就跟着唱，其实是一种喊叫：“妹妹你看着我一个劲地笑，我知道你在等我的大花轿……”叽叽嘎嘎，打打闹闹。叫孝子们还怎么哭？叫来吊孝的人想做个哭的样子都困难。乐曲与治丧的气氛格格不入，让人感到极不舒服，难怪三哥会发火。
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一支蒋姓人家的权威，吹鼓手们怎敢不听，立刻改奏治丧的曲子，围观的老老少少也都跟着散了。
外甥找到我，悄悄地说：“我们不敢张嘴，您得劝劝我三舅，不能管这种事。”
“为什么？这是办丧事，还是办喜事？”
“现在办丧事都是这个样，光吹丧曲子大家不爱听，不爱听来的人就少。咱花钱请乐队不就是图个热闹吗？就得多吹人们喜欢听的，等一会儿还要点歌儿，还要跳舞呐……”
“还要跳舞？在你大舅的棺材旁边？”
“对啊，怎么啦？改革开放嘛，怎么城里人倒成了老赶？既然想大办，就要求来的人越多越好，也显得我大舅一家人缘好。”
“不，你大舅现在需要的是鬼缘，这样瞎折腾把丧事办成狂欢节，叫你大舅的灵魂怎么安生？倒好像是活着的人在庆祝他的死。就不怕他的惩罚吗？”话可以这样说，但侄子们想把他们父亲的丧事办得漂亮、圆满，我和三哥只能成事不能搅事。我对外甥说：“你三舅管得对，你的道理也不错，我把你三舅拉到一个地方去休息，我们一走你就去告诉乐队，随他们的便！”
我把三哥安顿到距治丧现场还有老远的小侄子家歇着，把外甥的话去掉棱角向他学了一遍，劝他眼不见不心烦，耳不听不生气，随他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有大事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我会来叫他。
等我再回到大哥身边的时候，乐队前面又围了不少人。围观者这回不是要求乐队吹奏什么歌曲，而是让一个手拿竹板，像女人一样忸怩作态、飞眼吊膀的男人给表演节目。直到有人从“治丧大队部”领来十元钱交到那人手里，他才给自己报幕：
“那我就给老少爷们儿唱一段《奴家十八恨》……”
四周响起了嘻嘻的笑声和拍掌叫好声。
哭
在办丧事的整个过程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哭。无哭不为丧。
现在的农村虽然爱赶时髦，把丧事办成了喜怒哀乐的大杂烩，惟独还缺一项——花钱雇人哭丧。因此大哥的丧事自始至终都得靠大哥的亲属们自己哭。
死了亲人要哭，这是很正常的。在亲人刚刚咽气的时候，你怎样哭都不要紧，却不外乎古人在《方言》里所归纳出来的三种方式：哭泣不止、无泪之哭和泣极无声。私人的悲哭一旦有别人介入，有了解劝者和观看者，或者说进入正式的治丧程序，哭就变成一种责任，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更多的是一种艺术，一种表演。
记得一九九七年春天，一向身体很好的父亲突然无疾而终。从天津回家奔丧的人一下火车就开始哭，从火车站到村子还有七里地，中途被接站的人劝住了一会儿，到了村边上又开始哭。那是真哭，是大哭，因为心疼——父亲活得厚道，死得仁义，没有给儿女们添一点麻烦，自己悄没声地干干净净地走了，让儿女们觉得像欠了老人什么。哭起来就动真情，眼泪止不住，见到父亲的遗容会哭，想起跟父亲有关的事情会哭，听任何一个人谈起父亲也会哭……
到了第二天，我和妻子的嗓子都哑了，无论再怎样用力也哭不出声音来。但丧事要办好几天，孝子们无论白天黑夜都要跪在父亲灵前，一有来吊孝的就要陪着大哭，每天早、中、晚，要三次从村北头哭到村南头去报庙。孝子们的哭声支撑着治丧的全过程，治丧的悲哀氛围也要靠孝子们的哭声来营造。眼泪流干了还可以遮掩，没有声音可是非常难堪的事，甚至会被乡亲们误会为不孝。如果都像我和妻子，干流泪，干张嘴，不出声，那丧礼就变成了一幕幕哑剧，难免会被外人讥笑。
幸好大哥大嫂，三哥三嫂，侄子侄女，还有一大帮叔伯的兄弟姐妹、孙男嫡女，他们能哭会哭，哭声沉重动情，哭词滔滔不绝。直到治丧的最后高潮，出殡、下葬，他们仍能哭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让帮忙的人和村里看热闹的人无不动容。哭声是一种宣告，宣告死者生前有人疼，死后有人想，生的体面，死的也体面，生得功德圆满，死得无愧无悔。
转眼间就轮到哭我的同辈人了，一年多以前刚哭完了大嫂，现在又哭大哥。第一天哭得挺好，尤其是大哥的两个女儿，“焦肺枯肝，抽肠裂膈”，哭的时间长，且伴有形体动作，或扑天抢地，或捶胸撞头。她们的哭不是干嚎，是有内容的，一边哭一边说，诸如“我那苦命的爸爸”，“不会享福的爸爸”，“不知道疼自己的爸爸”等等。总之是将大哥的种种长处当作缺点来抱怨，即便是不相干的人听到两个侄女的哭也会鼻子发酸，陪着掉泪。人要死得风光，就得有女儿。丧事要想办得感人，不能少了女人的哭。
或许由于先火化的缘故，再加上吹鼓手们制造的嘻嘻哈哈的气氛冲淡了应有的哀恸，到第三天出殡的时候，正需要大哭特哭了，孝子们却哭不上去了。或有声无泪，或只摆摆架势走个过场。
现代人是越来越不会哭了。特别是城里人，有些死者儿女一大帮，到需要高潮的时候，却哭不出效果。效果又是给谁看的呢？把内心的悲痛表演给外人看，这悲痛的味道就变了。哭是个人的事情，应该是动于中发乎情，自然放声。
但是，既生而为人，还要讲究“做人”。“做”——就有了表演给别人看的意思，哭也不能不讲究技巧了。
一九九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