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节 女作家与男骗子
我正对着门厅里的大镜子涂口红，身穿芝加哥公牛队牛头队服的王林推门走了进来。他的表情犹如身上那头直眉瞪眼的牛，盯着我左看右看不说，嘴里还不时发出“喷喷”的响声。
我那天穿了条摩根丝大红喇叭裤，跟丈夫解释说是为了“醒目”。王林立刻笑道：“这条裤子你是头一回穿吧？”这坏小子还记得上回我说过的话呢。买这条红裤子回家，对着镜子飘飘洒洒（因为裤腿很大）走了几个来回，高兴得在空中打了个半响不响的响指说，“对，下回谁要跟我约会，就穿名。”我是从小就穿军服“严肃”惯了的，对红裤子的向往有年头了。王林上班下班一个样，全穿我们空军的蓝裤子。在我们家你蓝我蓝他也蓝，一个个打扮得都跟蓝精灵似的。我决心“红”它一回，跟“蓝军”唱个反调。
约会的机会这就来了。
是大清早收到的电报。送电报那“突突”的摩托车的声音把我俩都吓了一跳，紧接着就有人在楼下喊：“赵凝，电报！”
我的爸妈弟弟以及弟弟的女朋友全都在北京，谁会给我拍电报呢？我急得拖鞋都踢飞了一只，跳着另一只脚下楼去取那份电报，签名的时候我的手有些抖，撕开电文一看才知道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原来是《芙蓉》的陈先生要来北京，发来文绉绉的电报一份，电报上并没有说明要不要接站。
“他又没见过你，你怎么接他呢？”“公牛队”的王林发言道，“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到北京站去接他了，大眼瞪小眼，见了面也不会认得的。”
作者和编辑，大都是相识在纸上。往往对彼此的文字都很熟悉了，还不知对方是男是女呢。
这位陈先生是个男的，这点可以肯定，因为我在他们杂志上见过他的照片，是个戴眼镜的斯文小伙儿。问题是我接他他却不认识我，谁见我谁说“不像个写东西的”，又穿着迎风飘洒的大红喇叭裤，王林说你再“醒目”也是白搭。
对着镜子看一眼还算漂亮，我就出发了。我小心翼翼地带着那张纸。以前常在车站见到“接×××”或者“我是××”字样，没想到今天轮到我自己了。
时间还早，我先拐到邮局去取钱。上两个月的稿费，小一千，把我的红钱包撑得鼓鼓的。人家陈先生远道而来，说什么也得请人家吃顿便饭。这样想着我就把小皮包夹得紧紧的，生怕被谁抢去了似的。对有的人来说这点钱也许算不了什么，对写东西的人来说可不是笔小数目。
等磨蹭得差不多了，北京站的大钟敲了八下。预报哪趟车次到站的“电子牌”，劈哩啪啦来回翻，搞得人心里怪紧张的。我因忘带眼镜，看不清牌上的字，只好一遍一遍去问旁边也是接站的一位老先生。
“哎，请问，是哪趟车到啦？”
老先生说：“那上面不是写着呢吗？你不会自己看？”
我羞愧地退到一边，红裤子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夺目和刺眼。接站的人很多，但人家大都打着雄赳赳的一条横幅，上书：“全国寄生虫报到处”、“煤炭工作会议”等，只有我，像个没娘的孩子似地找不着组织。我手中没大横幅也没T字型的可以举得高高的木招牌，我从小包里拿出一张稿纸来，正面是文章的草稿，背面用粗体字写道：“接长沙来的陈先生”。
出站口里每出来一拨人，外面总有一批人蜂拥而上，像是在抢什么不要钱的好东西。有接人的，也有拉客住旅馆的。我一个女的，不好意思温在黑鸦鸦的人群里往前挤，只好站得远远的，时不时地把手里那张薄纸朝戴眼镜的先生们面前一举一举。各式各样的目光粘在我的身上、脸上、手上、脚上，我忽然被人看得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连站立的姿势也觉得不自在起来。这时有人过来跟我搭讪：“你是来接那个谁的吧？”
我如释重负地说：“是啊是啊。”
“那么，请跟我们上车吧，小姐。陈先生已经住前面那家旅馆，陈先生说——”
我掉头就跑，知道遇到骗子了。以前在报纸上老看到有坏人有坏人，今儿还真让自己撞见俩。我立刻给“蓝军”挂通电话，说我遇到两名形迹可疑的人。那个胆小如鼠的“蓝军”在电话里大叫：“赵凝你快回来吧，别出什么事儿了。”
我哈哈一乐，挂断电话。回头一看“歹徒”早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也许是个误会，也许……
等真正的“陈先生”出现的时候，我已躺在家中的被窝里了。对电话里的那个声音，我亦不能判断真假，王林说这回是真的，要不人家怎么会知道你的电话号码？
我沮丧道：“我给了那两人一张名片，上面有女作家赵凝的邮编地址电话呼机。人家还问我你是真赵凝假赵凝呢，那两个小伙子说，常在杂志上见到这个名字的。”
“呵，你还跟骗子聊得挺火热。”
“我当时还以为他们是好人呢，他俩挺懂文学爱看书……”
“这都是骗你们女人的固定招数。查查看，没丢什么东西吧？”
我这才想起我那鼓鼓的红钱包来。刚才慌里慌张往家里挂电话，钱包就撂在……
“行啦行啦，破财免灾，那两个骗子不会盯着咱们不放啦。”
正说着，有人敲门。这半夜三更的，那“咚咚”声显得格外地响。我推了王林一把让他去开门，又问夫君“要菜刀不要”？
那个身穿芝加哥公牛队队服的勇士，哆里哆嗦把门打开，我竟隔着门缝尖声惊叫起来：“就是他——”
那“骗子”连门都没进，把我的红钱包往“公牛队的”手里一塞，就没影了。我打开钱包忙着数钱，丈夫却说：
看来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