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政治大车店里的过客——军阀作为政治文化现象

研究军阀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军阀是什么？如果按字面释义，军阀的“阀”有点近乎日常我们所用的“霸”字，因为无论军阀、党阀还是学阀，只要后面缀以这个倒霉的“阀”字，就会变得霸气冲天蛮不讲理，自定规则自说自话。军阀可以理解为倚仗武力无法无天的人。如果我们还想深究一下“军阀”一词的政治内涵，那么不用花多少气力就会发现两个已经为众多有关军阀的定义所公认的要素，一是专恃武力，二是割据地方，英语“军阀”一词WARLORD，恰到好处地显示了这两个要素（WAR，指军事、战争，LORD意为土地主），无论是西方学者“依军事实力主宰一个地区的人”（谢里登）的定义，还是国内的权威性概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辞海》），概莫能外。

然而，通行的说法往往未见得合理，因为这种定义排除了袁世凯和蒋介石，就是对“据”无定所的冯玉祥也不尽适合，而事实上这三位，在近代史上都是响当当的军阀。

所以，无论是我们惯常认定关于军阀的字面含义还是更深一层的政治内涵，事实上都是我们对军阀的某种直观把握和理解，要想更贴切、更合情理地认识军阀，还必须有一种文化的观照。事实上，军阀不尽是蛮不讲理、动辄杀人的军汉，至少也不全是卖国媚外的奴犬，军阀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政治文化现象，它随着中国传统政治格局的跌宕，周期性地在政治舞台上上上下下，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的小农社会结构，蕴涵了政治上的一统和经济生活上的分散这样两种对立的因素，结果导致了传统政治文化意识“大一统”和“大离散”两极对立的格局，演化成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高度整合又高度离散交替出现的政治情境。中国历史乱治交替的周期变更，事实上是社会文化结构的表现形式。如果把大一统的社会历史时期视为传统社会的常态（有序），而将大离散的时期视为非常态（无序）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军阀是无序的社会系统中政治子系统的不稳态的产儿。

如果还嫌上述两定义不够具体的话，那么我至少还可以列出所谓军阀的几种必备的条件和特征加以补充。

一、动乱的前提。中国的传统政治格局是武力背景和文治精神的合一，文治精神体现为文官网络和教化网络的叠加，一旦网络的中枢失灵，离心倾向扩大，文治背后的武力就会显露出来，形成赤裸裸的军事纷争。原有的统治形式无法继续维持了，但又没有新的形式来取代，作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军阀一方面是杀戮和破坏的工具，一方面是向常态秩序过渡的桥梁。

二、时间阶段性。历史上从不存在孤立单个的军阀，作为政治动乱时期的特有现象，军阀总是在特定时期成批涌现，又随着动乱的消失而匿迹。多数军阀是短命的，从生到死不过几十年。社会上也普遍认为它们是短暂的过渡性事物，甚至军阀自身对自己的这种暂时性也有所感觉：无论是统治手段上的近期功利主义还是对空头中央政府认可的斤斤计较，都映射出他们某种惴惴不安的非法感。

三、统治形式上的武化色彩。传统社会常态的统治方式，尽管骨子里是武力的内核，但却有一种文治精神的表象，社会流行风尚是偃武修文、重文轻武，而军阀统治恰恰相反，表现为赤裸裸的军事化统治，军人专制，武化阶层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不讲规矩，谁拳头硬，谁说了算，很有丛林时代的特质。

四、政治形态上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空间上体现为军阀间的相互吞并、分化与重组，在时间上表现为区域性军阀向全国性军阀的演化，每个时代全国性军阀的出现，既标志着军阀时代的极盛，同时也是军阀时代结束的征兆。三国的曹魏、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统治者，以及近代的蒋介石，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由乱世走向传统文治的最后的铺垫。袁世凯作为清末半独立的督抚们的一个总结，本来具有过渡到传统文治、结束动乱的意向，然而由于时代、环境及他自身的种种因素，却使这一意向滞后到了蒋介石那里，而其时中国社会系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传统政治的周期律不再起作用了。

所以，照我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相互攻杀的诸侯不能算是军阀，因为那时中国政治乱治交替的格局尚未确立，而且它们独立半独立的状态，多少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允许的，属于西周封建制的制度体现。西汉初年异姓王和同姓王的独立倾向也不能算是军阀现象，因其时不仅不具备社会大动乱的前提，而且作为旧制度的绪余，它拥有相当的合法理由。除此以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末世的动乱年代，都有军阀现象的出现。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军阀也有自己生长发育消亡的过程，但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差异，这种过程也有相当的不同，有的由于异族的入侵而中断，像明末；有的由于异族的介入而融汇于民族主义，像南北宋之交；有的则是以上两种情形的叠加，像东晋及南北朝；还有的由于割据势力的某一方力量膨胀得过于迅速，从而使军阀仅在初生态就中止了发育，如秦末、西汉末、隋末等。军阀现象发育比较完全的有这样几个时期：一、东汉末—三国；二、唐—五代；三、元末明初；四、近代。

东汉末年，从黄巾起义到董卓集团的瓦解，前后七八年时间，为军阀的诞生期。这一时期统一的政治军事力量在与黄巾军的争斗中同归于尽，各种武装势力乘机而起，有地主豪强，有州郡长官，有起义军转化成的武装，甚至还有名士（如刘表和孔融）割据州县，相互攻杀，形成了群雄并起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统治形势极度紊乱，整个社会系统的无序度达到最大，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多数军阀有意无意成为社会大破坏的罪魁，他们在争战中疯狂屠杀无辜，对据地的老百姓则无限度地剥掠。

从董卓败亡到赤壁之战这十六七年为军阀的发育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董卓败亡到官渡之战为前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军阀间的分化与重组进入一个台阶，一大批小军阀在竞争中消失，形成了袁绍、袁术、曹操、公孙赞、吕布、刘表等初具规模的军阀集团。从官渡之战到赤壁之战为后期，中原逐鹿的结果，曹氏集团一枝独秀，大有气吞诸侯一统天下之势，成为具有统一意向的“中央性”军阀集团。发育期的总特征是军阀间的兼并战争规模大而且轮廓清晰，社会的聚合趋向开始起作用，以往无限制地掠夺和破坏已经威胁到了军阀自身的生存，所以各个军阀不同程度地开始了内部的巩固与生产的恢复，如屯田制等措施的实行，士家制的军事制度的推行等，后期中央性的军阀集团的出现，标志着军阀现象成熟的开始。

从赤壁之战到魏、吴、蜀三国各自建立独立政权这十余年，为军阀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武人为主、文士为辅的政治格局均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全国范围三大军事集团鼎足而立，各自开始把注意力投放到自身恢复和巩固方面，战争相对于前两个时期大幅度减少，相继开始了从武治到文治的转化。待到这一时期结束，三国的文士派力量就逐渐压倒了武人，出现了像蜀之诸葛亮、魏之司马懿、吴之陆逊等文人主军的局面。到了这个时候，距常态的传统政治格局已经相去不远了。

“唐—五代”军阀的演进也经历了类似的生长发育过程，所不同的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军阀是由声势赫赫、国力强盛的盛唐孕育而生的，强盛国力所生出的无边野心，是军阀诞生的催生婆，累年的黩武政策，使府兵制瓦解，代之以雇佣兵制施行。为了方便军事行动，边境上形成了一系列手握重兵、军政合一的武将型的节度使，造成军事上严重的内轻外重内部空虚。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条件，军阀才例外地出现于王朝的盛世。当唐朝君臣沉湎于国泰物丰的升平歌舞之际，安史之乱的渔阳鼙鼓揭开了藩镇割据的序幕，此后中央势力与割据势力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相持，双方消耗殆尽之际，中经黄巢大起义的转换，以朱温、李克用为代表的新军阀取代了老军阀。如果把安史之乱时期视为“唐—五代”军阀的诞生期，那么它的发育期（从安史乱平到黄巢入京）和成熟期（从唐亡到五代结束）则特别的漫长，而且由发育到成熟，还经历了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军阀的初始态消亡，但这种现象却经过长时期的发育，在新的形态上得到了更成熟的体现，近代军阀也有类似的情形出现）。显然，这是由于这一历史时期军阀现象出现的时机超前和蛮族参与过程这两种因素所致。就前者而言，统一王朝还具有相当力量，结果就遏制了军阀的进一步发育，使之成为生长迟滞的侏儒，非得经过更新换代，蜕皮变换，把前一阶段发育成熟的各种因素注入新的机体之中，才能开始它的成熟期。后者，由于蛮勇好武少文的异族介入，使得这一时期的军阀更具蛮武色彩，对“长枪大剑”过于执迷和对“毛锥（笔）”长时间轻视，从而迟迟不能向文治转化，只有到了宋太祖赵匡胤那里，才用杯酒释兵权这种果断而机智的办法，使统治的车轮走向了正轨。

元末明初的军阀现象的发育过程有点返祖，与东汉末很相像，因为它们发生的时机、条件有类似的地方。两者的差别在于元末不存在像东汉末那么普遍的地主豪强，南人和汉人地主连拥有武器的权力都没有，加上元末动乱本身具有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所以元末军阀多由农民起义军转化而成。从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到宋都（小明王韩林儿之都）汴梁失守可算做军阀的诞生期。由于红巾军民族大起义的触发，各地以起义名义开始割据。从宋都汴梁失守到朱元璋吞掉陈友谅，可视为军阀的发育期，军阀群中朱和尚木秀于林。从陈友谅败亡到张良弼、李思齐、扩廓帖木儿等北方军阀相继败亡北逃，为军阀的成熟期，这期间朱元璋依次削平了南北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最后以朱元璋大杀功臣的极端手段，完成了武治向文治的转化。整个过程与东汉末年极为相似，都是以某一个军阀个体为主线演进的。

近代军阀的生长过程是由几次蜕变构成的，由湘淮军一变为北洋军（包括各式新军），再变为青天白日旗下的国民党军。像数次脱皮的蚕，每蜕变一次，躯体都要长大若干，形态也更为完备，胡、曾、左仅仅是雏形，而蒋氏集团已经变成巨人了。

从外表上看，近代军阀的生长过程与古代并无二致，而其内涵却有质的差异。因为尽管近代中国是被人推出中世纪的，但其社会性质毕竟产生了质的飞跃，在军阀背负着传统的重负踉跄而行的时候，时代悄悄地在它的背后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首先，在工具上，近代军阀经历了从传统冷兵器到现代热兵器的演化，近代军阀是用近代大机器工业的产品装备起来的“新式军队”。其次，在制度上，近代军阀的军队组织是以近代西方的军队制度为标准重建的，由羞羞答答的军、镇、协、标到名副其实的军、师、旅、团，体现了某种刻意模仿的苦心，和学习西方的努力。再次，影响军阀发育过程的外部因素，不再仅仅是头脑简单、蛮勇有力的少数民族，西方列强的干预，每每使军阀的演化带有更多的殖民色彩。所以可以说，造就近代军阀的社会大动乱不仅仅是周期性封建王朝的回归热，近代军阀也不仅仅是王朝末世的产儿，在它身上，还带有几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进行的物质和制度两种层次反思的痕迹和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创痕。

从上述四种军阀现象的发育过程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军阀从降生到成熟，从来就不是纯职业军人的集团，每个正在发育的军阀，都是军绅的混合体，而且随着军阀的成熟，逐渐向绅军转化。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军阀对群体内部秩序的巩固，群体的凝聚，向来是十分着意的，尽管有时军阀在破坏外部秩序，有时致力于恢复外部秩序，其内部的巩固与强化始终是军阀政治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传统政治教化功能的局部恢复。

每个历史时代的动乱时期，无一不伴随着传统意识的危机。社会政治系统紊乱之先，往往是人们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的解体。统治者统治不下去了的最大征兆，就是普遍的对统治意识的迷惘和背反。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在每一个军阀时代都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不同层面杂多意识的冲击和挑战。有时是来自下层的太平青领教和弥勒教；有时则是来自少数民族的游牧意识；有时还要面对佛教和拜火教的冲击。到了近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则有被根本颠覆之虞。作为动乱时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演员，军阀一方面以它赤裸裸的暴行把传统道德推向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地，事实上成了传统道德的最大背叛者和破坏者，另一方面又极力恢复被它亲手践踏了的传统道义和价值。这种行为上无可调和的内在分裂，使得军阀在意识领域扮演了某种矛盾重重的角色，比起传统社会常态的统治者来，更具有戏剧和传奇色彩。

近代军阀是历史的产儿，也是时代的产儿，19到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介入，东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巨大冲撞，使得近代军阀具备了他们前辈所没有的双重性格，也使得他们看起来比其前辈更加惶惶不安于内部的裂痕，煞费更多的苦心寻找资源的结果，从而使近代军阀的统治意识更富滑稽意味。病笃乱投医的结果是，从堂而皇之的纲常礼教到极不驯雅的江湖义气，从装神弄鬼的喝符请仙到肃穆庄重的教堂礼拜，从朱熹到俾斯麦，从王阳明到希特勒，在近代军阀的意识拼盘上都可以找到各自的位置。

军阀意识是一个多少年来从未有人触及的领域，揭开一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丑陋的世界，其中的某些垃圾也许今天还在被当成点心出售。

本书以近代形态较为完备的军阀为对象，对他们的维系意识作其时态的定格描述，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