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初到北平

我第一次享受了京味生活，也第一次受到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可惜好景不长

京华风貌

“北京乃五朝古都，京华首善之地”，这是我们在地理教科书上读到的话。不到半月，我们就又要上考场了，但既然到了这个首善之地，我们还是想及早一睹京华风采。舅舅理解我们的心情，特别准许我们休息两天，由他带着出去看看。他把我们的住处安排好后（我就住在舅舅宿舍里，大江和二江住在不远的一个胡同里的公寓里），对我们说：“走，咱们逛北京去。”我奇怪的是他还是坚持叫“逛北京”，而不是叫“逛北平”。虽然北京已经在前几年因国民党奠都南京后改名为北平了。

说起把北京改名为北平，我们一到，就听得出来，不要说那些老北京人，就是旅居北京的外地人也大有意见，我的舅舅就是一个。他们说，北京是从元朝的大都起，一直是中国的京都，几百年都叫北京。为什么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一定要把京城从北京迁到南京呢？就算为了取得上海的大资本家和洋人的支持，定都南京也可以，可为什么要把北京改名北平呢？历代定都北京时，也没有把南京改名为“南平”呀。因为国民党军队北伐平定了北京，便把北京改名为北平，这件事最不为北京人接受，好像他们是被人平定了，才取了这么个有侮辱性的地名。北京是五朝古都，是首善文明之城，民国后也仍然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却被取了一个可以解释为被“平定”了的城市名称，正如过去封建王朝征服了边境某地，便取名为“镇远”、“平远”、“西宁”、“南宁”、“镇南关”之类的地名一样。不仅北京被改名为北平，连九朝古都的长安，也被改名为“西安”是西边安定之意了。这也是最没有必要的事。长安，这是多么有历史意义的名字呀！

我是到了北京，才第一次听到北京人和旅居北京的人这么议论。他们说：“咱们还是叫北京人，咱们的商货还叫‘京货’，咱们的话还叫‘北京官话’、‘京片子’。”“把咱们喜欢的京剧改叫‘平剧’，多么别扭，不是和天津的‘评剧’弄混了吗？”有意思的是，那个由最老的京师大学堂改名的北京大学，就是不改名，还叫北京大学。国民党无奈，把北京一些大学合并起来，硬还是成立了一个“北平大学”，下面有工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女子文理学院，俄文法学院，还新办一个附属高中。至于北京的许多老字号，有北京冠名的场所，还坚持叫北京什么的，不改。后来我在北京住久了，才看出北京人还以自己是京城的人而感到骄傲。不是他们以自己曾经是皇帝脚下的子民而骄傲（那些落魄的“旗人”或者还有这种剩余的骄傲），而是以自己是这个文明古都的一分子而骄傲。这种文化气息，文明风尚，那种朴实，那种礼貌，那种风俗，那种吃食，都养成一种文化，浸润着北京人的生活。老北京人陶醉于这些，久住北京的人也为之而倾倒。所有这些都是冠以北京之名的。连我这个在北京住得不久的人，也特别喜欢起北京来。

不知道或者说不清楚，我到底爱北京的什么，只是觉得喜欢那种“京味”。一听那种清楚流畅委婉动听的“京腔”，那种在走路相遇时互相屈一条腿问候“您好”的礼貌，甚至那小胡同里的公寓生活，那小胡同里伴着各种响器的叫卖声，吆喝得有滋有味，那吱吱呀呀推过去的水车声，甚至那午间催人瞌睡的柳蝉声，都叫人恍恍惚惚的，好像喝了几杯二锅头似的令人沉醉。更不用说“逛厂甸”，看古书字画和各种稀奇玩意儿了。这些都是我后来在北京生活的体验，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北京这两个字联接起来的。忽然要他们接受“北平”这两个字，连我这个外地人也难接受。

得，我们跟着舅舅“逛北京”去了。我们从宣武门坐上电车，那驾驶踏着叮叮当当的铃子，开到了西单牌楼，转向长安街，不多一会儿，就望见红墙黄瓦，一片辉煌。再过一会儿，舅舅带我们下车，说：“到了天安门了，这是皇宫的大门。”

天安门城楼高耸在开着五座朱漆大门的红墙上，十分巍峨。虽然金漆已渐剥蚀，还是可以想见当日的富丽堂皇。我们看了华表，踏上金水桥，从中间开着的大门望进去，一重一重的城门楼，深不可及。舅舅遥指里面说：“那就是午门。”哦，午门，我们早就听说了，在旧小说里常常读到“推出午门斩首”，就是这个地方了。那里该还有多少冤魂呀。舅舅说再往里去，便是三大殿和左右的西宫东宫了。舅舅说，要游完那重重大殿和千门万户的后宫，没有三天是不行的。以后再来吧。

我们继续坐电车东行到了东单转向崇文门。在东单，有个隔着铁丝网的练兵场，从那里看过去，一堵墙上面有无数向北窥视的枪洞。舅舅指一指那里说：“那就是东交民巷，外国领事馆区，国中之国。中国是管不了那地方的，他们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多少亡国灭种的阴谋诡计，都从那里出来。”我们才明白舅舅带我们出来，不只是要我们看看昔日的辉煌，也要我们看看今日的耻辱。

我们来到王府井大街。街道不宽，可是摩顶接踵，人头攒动，还第一次看到不少的黄发碧眼的外国人。只见他们个个西装笔挺，趾高气扬。在这一条街上，不少的洋货商店，我们望都未敢望一眼，跟着舅舅径直走进东安市场。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商场，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的洋广百货。我们倒有兴趣想仔细看看，舅舅说要买东西以后再来，现在吃午饭去。舅舅带我们进了一个小面馆，说让我们吃一回地道的北京面食。那大饼啃起来虽然费劲，可就着大葱面酱吃，别有风味。那香脆可口的炒面和香油味特重的香菜汤，又是一种滋味。吃完一算账，挺便宜，出乎意料。

我们还到驰名的北海去草草地看了一下。那巍巍白塔，那绿水涟漪，特别是那汉白玉石拱桥，那满山松林中精巧的亭台楼阁，那隔水相望的五龙亭，都是见所未见的皇家园林，足以令人留连忘返的。可是舅舅不让我们久留。他说，现在人太多，不清静。等我们考上好学校了，他晚上再带我们到北海来喝茶划船。看那一勾新月恰上柳梢，沿湖灯火明灭，悄然无声，只有那小桨打水声，一切如梦，那才知道游北海的味道呢。

我们回到大江和二江住的公寓里。那个时候的公寓和现在高楼里成套的豪华公寓完全是两种概念。那时的公寓是专供那些到京城考学或谋官的人长住的廉价旅馆。大江二江住的公寓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是在石驸马大街附近一条小胡同里。院子不大，房间也很小，只够放两张小床、一张书桌、两个凳子和一个洗脸盆架。但那满院子的槐树却给人以荫凉的感觉，特别诱人的是那种冷清静谧的气氛，很适宜于休养读书。一个月租金四块钱，也不算贵。伙食是外边包送，每月七八元不等。这样算来，每个月有十二元就食住无虞了，对于上京赶考的寒士是相宜的。后来我也搬过来，租了一间房子，和他们一起住上了。

在公寓吃了外送零餐后，舅舅说：“明儿带你们去逛商场，买点你们需要的日用品。今儿晚上把你们弄去‘大扫除’，洗澡理发去。”的确，出来半个多月，一直在旅途中，也够脏的了。特别是我们在四川乡下，头发理成“毛儿盖”，在京城的街上一走，实在是太惹人注目了，不免自惭形秽。我早就想去改造一下自己的“土”形象了。

我们来到西单一间澡堂，一进门就感到热烘烘的。茶房热情地接待我们到里间的躺床上躺下，问我们沏什么茶。舅舅说：“香片。”我们不知道香片是什么，又不知道该沏什么茶，只得跟着说：“香片。”茶房同时还端来了瓜子花生，我们都不敢吃。舅舅说：“吃吧，待会儿多给点小费就得。”我们安然躺着，剥着花生，喝着香茶，说着闲话，怡然自得，这是我们在乡下想都想不到的。休息了一会，我们脱了衣服，茶房给我们一人围上一条毛巾，带我们到热水大池边，舅舅说：“让你们泡个够罢。”我们下到蒸气腾腾的热水里，只觉得浑身舒服，软绵绵的不想动弹。搓背的叫我们躺在池边水磨石坎上，用毛巾在我们的全身用劲地搓，搓出一条一条的垢条来，太舒服了。泡了好一阵子，我们才起来，茶房马上追着来用干毛巾在我们身上擦水滴。回到躺床上，泡茶的来续上了水，正喝着呢，舒筋捶背的来了，修脚挖鸡眼的也来了。一看要花那么多钱，我们不敢问津了。舅舅却是全要了，他享受这种服务的乐不可支样，令我们羡慕不已。京城人这么会享受呢。舅舅说，要不是我们要去理发，是可以在这里多躺一会儿的。他说有的人泡澡堂子，可以泡到天明。我们穿好衣服，舅舅开了账，给了不少的小费，茶房不住点头：“谢谢，您走好。”把我们送出门来。这种京味，真有意思。

我们进了一个理发店。门口那不住转动的花灯柱，已经叫我们惊奇，进去一看，那宽大的转椅，坐进去实在舒服。理发师傅看着我头上的“毛儿盖”，几乎要发笑。我是急于想脱掉这个“耻辱”的标志，让他快理。果然经过他推、剪、刮、洗、梳、抹、吹的程序，又在脸上薄施雪花膏，在面前的大镜子里，便出现一个标致的少年模样了。原来人是可以打扮出来的，“土”气是可以抹掉的。

但是我身上还有一层“土”的皮子没有被剥下来，那就是我妈妈为我精心缝制的布长衫和千层底布鞋。我对妈妈的这番慈母心，铭感难忘。可是这身打扮在京城大街上一站，真叫是无地自容，太惹人注目了。在我们乡下，这身“公爷服”算是时髦的，一出川却是早已过时的打扮。一路上被人白眼，我就很不舒服，现在到了京城，更是巴不得早早剥下。我盼望着明天舅舅带我们去逛商场。

第二天上午，舅舅带我们到了附近的西单商场。这又是一个大商场。要啥有啥，琳琅满目。我们三个都一样，急于改装。现在天气还热，我们直奔衣店，买了一条西式长裤，一条配套的皮带，一件衬衫，当场就换上。我还想买一双皮鞋，到了皮鞋店一看，最便宜的也要五六块钱，差不多是一个月的饭钱了。但是我还是咬着牙毫不犹豫地花了七块大洋，买了一双黑皮鞋。也是马上就穿上，叭叭地踏在地上，好不自在。这时的我们经过这番改造，形象大变，成为城市翩翩少年了。舅舅在旁只管陪着我们，还热心地帮我们选购。他大概很理解，因为他也曾经是自我改造过的。

到考场去拼搏的日子快到了，我们开始潜心复习功课。经过了会考的考验，我们都相当有信心，问题在于考什么样的学校。舅舅给我们做参谋，他说：“北平的中学很多，好几十个，好的差的都有，不怕没有学校上，主要看考什么学校好。当然好学校也不少，师大附中、第四中学、汇文中学、十七中都是。其中最有名的是师大附中，也最难考，外地来的考生收得更少。你们有胆子也不妨去试试。不过我倒倾向于你们去考北平大学附属高中。报纸上介绍得不少，这是一所新办的高中，一个留法回来的教育家当校长。北平大学好多教授支持他，愿意去兼课，水平一定不低。听说报考的学生很多，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和人家去拼。”

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敢。”

为了集中精力考平大附中，我们决定对其他中学暂缓考虑。舅舅带我们去平大附中报名，拿到的准考证号码已经是一千四百多号，听说只录取二百人。就是说我们的成绩一定要超过一千三百名，才有机会被录取。这当然是不简单的。舅舅为我担心，说我的成绩比他们两个差，是不是再报一个一般的中学？我说，出来的时候父亲说了，一定要上好中学，将来才能上好大学。我就只考平大附中，考不上补习一年也行。

终于等到平大附中放榜，我们三个都考上了。不过大江、二江都名列百名以内，我则在百名以外了。我们其他课程考得都不错，惟独英语感到难。四川学生的英语水平历来比外边学生差，所以把分数拉下来了。且不管他，反正考上就行了。舅舅看了榜，回来很高兴，他果然约我们去游北海。从下午一直到深夜，喝茶吃“仿膳”，还痛痛快快地划船，去看了五龙亭和九龙壁。

离九月一日开学还有十多天，我们再也不想去啃书本了，想痛痛快快地玩他十天。我们不希望舅舅带我们出去，要自己出去闯闯，把身上的“土气”洗刷一下，借此也学一点北京官话。我们已经把四川穿出来的土气衣服彻底抛弃了，不过为了感念母亲的恩情，我把长衫和布鞋，放进衣箱里去。

我们虽然里外一新，但是走在北平街上，东张西望，还是脱不掉乡下人进城的那种土气。特别是我们张口说的“四川北京话”，椒盐味十足，甚至连我们自己互相间交流也成了问题，只得相顾而笑，更不用说北京人听了直摇头了。不过我们并不以为羞，还是勇敢地用手势和用笔写坚持说我们的官话。“您哪”，“劳驾”，“哪儿”，“倍儿棒”。

舅舅力荐我们去欣赏一回京戏，看看老北京人的生活。他并且教我们学那些京戏迷，在戏园子里坐着，一面喝茶，一面听而不是看，还要随着唱腔摇头晃脑、低头拍节地咏味儿，那才像个“听戏”的样子。我们实在不想装成“老北京”的样儿，我们只是想去看看热闹而已。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去看电影。电影这东西，我们听出川留学的大学生回到乡下来说过，哪怕他们眉飞色舞、比手画脚地给我们讲解，说那人影子在白布幕上如何动作，如何打架，甚至说那洋人男女如何公开“打kiss”，我们还是无法理解。我们说：“哦，那不过像我们乡下的皮灯影罢了。”那留学生说：“那才不是呢。”到底怎么个不是，他也说不明白，总之，妙不可言吧。我们到万县时，听说在一个大庙里有放电影的，每晚上都有。虽然大家准备会考很紧张，电影还是非先睹为快不可的。我也去看了一场，名叫《火烧红莲寺》。一看，大开眼界，果然和皮灯影大不一样。但见一片时明时暗的光束，从戏楼上壁孔里发出来，射在张在大殿大门上的那块大白布上，树木房屋，山川河流，都和真的一模一样。那人物在那上面活龙活现地表演，惟妙惟肖。只是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解说词是用字幕打出来的，有的精彩的对话也打出来。在我们看来，真是太神了。我们想探个究竟，竟傻乎乎地转到白布后面去，想看一看是不是有人在那里表演，或者是不是像皮灯影一样有人在后面操纵。后面什么也没有，只是有些人也在那里看反面电影，听说价钱要便宜一点。

现在我们到了北京这个首善之区，自然是要看电影的。眼见报上登出广告，街上张着广告牌，有的电影还有穿着彩衣的广告工人，扛起广告牌，敲敲打打游行宣传。我们岂有不去看的？我们去了。这是在正规的电影院里上演的，有舞台，有成排的座位。没有茶座，却还有送热毛巾的。那光线明亮得多，人物也清楚得多了。片子也不只是打来打去的武打，而是更有世俗生活的味道，更为耐看了。只是仍然没有声音，也没有色彩。半年之后，在和平电影院放的《歌女红牡丹》里，才第一次看到有声有色的电影，至今还记得。我们为了看一看外国人“打kiss”的电影，不惜到外国人开的平安电影院去挨敲。花四毛钱买一张楼座票，看了一场外国电影，开了一回洋荤。外国男女“打kiss”的镜头看得倒不少，可是整场电影却始终没有看出一个头绪来。没有字幕解说，只觉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最叫我们感到新鲜的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看电影的洋人，而且和我们这样的乡下人一同进出，我们感到异样。至于我呢，因为把舅舅的一套西服借来穿上，更是昂首阔步地进出，颇有几分得意。虽然那些外国人并没有看我一眼。

平大附中

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入学通知书到了，限令八月三十一日报到，九月一日开学。时间还有几天，我们却急不可耐地先到学校里去看看。那学校设在府右街的中南海运料门里，也就是在中南海公园的门口，隔壁就是北平大学校本部和怀仁堂。学校最前面的一座老房子是办公楼，其他全是新建的房屋，都是平房。办公楼后面便是教室和宿舍，最后面是操场，有一个后门出去，斜对着北平图书馆大门。这校舍和那些老中学比，是差得多了，园里树木也不多，场地是新平整的土坝。我们多少有点失望。但是听说挂上平大附中的校徽，就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公园，就是说中南海公园也算是我们的校园，这当然好。后来我们一下课，就常常带上书包到中南海去，找个清静地方坐下复习功课，累了便到公园里各处走走，散散心，真是美极了。

八月三十一日，我们按时到学校报到，随即搬进学校去住。一个寝室六个人，一人一张铁床，一张书桌，一个凳子，倒也宽绰。九月一日举行开学典礼，因为还没有礼堂，就在教室区的土坝上搭个台子，学生们自己带凳子坐在台前。引起我注意的是，台上没有像一般的学校举行开学典礼那样，墙上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和“总理遗像”（就是孙中山的遗像），也没有按标准挂上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而仅仅贴了“开学典礼”几个字。开学典礼仪式上也没有请什么要人来坐一排，观礼训话，甚至也没有教员上台去讲话，就是校长一个人在台上唱独角戏，宣布开学便完了。不过他讲的一番话，话虽不多，却赢得了满堂彩。

这个校长的名字，我至今依稀记得大概是叫宗真甫。我们还没有入学时，便听到舅舅介绍说，他是留学法国回来的教育家，他不想去大学教书，却要办一所新式学校。他主张开放式的教育方法，很得北平大学的一些教授的支持，许多教授如马哲民等愿意来兼课，教学水平自然就不低了。他崇奉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那一套，这不仅成为他的口头禅，简直就是我们的“校训”。看来他是不同意当时很盛行的“党化教育”那一套的。最怪的是他竟然办了一个俄文专修班，据说是专为北平大学的俄文法学院培养后备生的。然而那时候，全国一片仇俄清共声，红帽子满天飞，他却顶着风办这么一个俄文班，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和我一同出川来的成绩优异的大江，不知是什么鬼迷心窍，他入学时竟然填的上俄文班，也叫我不可思议。

今天这位宗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开宗明义就宣称他办的是法国式的新学校，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主张思想开放，主张教学相长，主张学生要自觉、自强、自治。主张互助、互爱、互勉。他并且具体地说到，学生要学会自己管理自己。他说连自己都不会管理，将来怎么去管理国家。他提出要民主选举班长、室长，民主选举学生自治会。这些话在那时的确是闻所未闻的，而且是一鸣惊人的。我们这些学生听来自然是最对胃口的了，所以大家听得喜笑颜开，满堂喝彩。

他不像有些学校校长那样，说得冠冕堂皇，唱些高调，说些宏愿，却不兑现。他却是说话算数，真按他的思路，切实地干了起来。头一条他要实行学生自治，就要民主选举班长和学生自治会。这种选举本来在哪个学校都有，但是做法却各校不同，大半流于形式。候选人其实是学校内定的，都是训导主任最看好的贴心人，不过走一下选举的过场罢了。我们在初中时也参加选举，因为我们那个学校的校长是陶行知的信徒，主张民主，选出来的基本上是学生愿意选举的人。然而也没有像平大附中这么个选举法。宗校长主张要实行竞选，报名参加竞选的同学要公开发表竞选演说，发表自己的主张和当选后自己要兑现的具体措施。说实在的，要一个学生自己提出来当班长甚至学生自治会主席，确实不好意思，并要在班里组织一个竞选班子，为自己宣传，摇旗呐喊，更是为难了。宗校长鼓励这么办。而且真就有几个勇敢同学，站出来参加竞选。真的在土坝的台上发表自己的竞选演说，还真的提出一套又一套的主张和办法，其他同学可以提出质问，或者干脆表示反对，而拥护别的候选人。于是出现了满墙的壁报和宣传传单，十分热闹。这样选出来的同学不得不在学习、生活上起模范作用，在为同学办事上努力负责。后来证明他们中不少人的确是班上、学校的能孚众望的优秀学生。当然也有爱出风头、光说不做、华而不实的当选人，上台不久就被批评以至要求改选掉。

搞学生民主选举，这倒是符合教育当局规定的，只是我们的学校办得认真罢了。然而宗校长所提倡的言论自由，却并不为教育当局所欢迎。但是宗校长认为在所有的自由中，言论自由却是最根本的，他坚持要提倡。于是各个班都有自己的壁报，我们班同学以为我的文字功夫还好，便推举我主编壁报。我把我们班上的壁报取名为《火车头》，大有领导新潮流之意。果然我们班的壁报推了出去后，就颇受注意。这不是我编得好，而是我们班上有几位思想先进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同学是我的四川老乡，而且是川东人。我一进学校，听他的口音，就和他交往起来。他的岁数看起来恐怕要比我大两三岁，大概是在社会上混过几年又来读书的。所以我叫他老张。老张思想先进，他积极支持我，常常给我提供颇有分量的文章。其实后来我看出来，他是有意识想引导我走向进步才支持我的。

在学校里不仅有自治会和班会办的壁报，后来以至三五个人也可以自己申请办一张同人的壁报，那言论就更自由一些，议论更多些。如果只是议论学校事情，或者互相辩论一些学术见解，这倒也没有什么，但是有的旁敲侧击地议论起国事来，这却颇为一些人所侧目了。然而宗校长却以为这是正常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呀，当今青年，国难当头，哪有不关心国家大事的？这显然和当局所提倡的“读书救国”论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这位宗校长却并不反对“读书救国”，不过他说的是“既要救国，又要读书，读书就是为的救国”。这和那些高嚷“读书救国”，本意是叫学生埋头读书，莫问国事的人，自然是大异其趣了。

要说读书，我们学校实在并不含糊，要求十分严格。我们的教员的水平一般比较高，他们很瞧不起当时官家法定的教材，基本上都是自选教材。比如一个北大的教员来教语文，他选印了许多时新的作家比如鲁迅等人的作品，也选一些著名古文和诗词。历史、地理都如此。至于英语教材，选得比较深，大半是著名的英国散文。数学、物理、化学用的全是英文本的美国教本。教员一上课，哇里哇啦，全用英语，给的练习也是英文的。

本地的学生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这些从四川乡下来的学生可吃苦头了。英语课已经够我们啃的了，碰上几何和化学课，面对那英文教本上的那些专用名词术语就傻了眼，全是生字。老师一堂课讲两三页，翻字典查生字就够我们查几个钟头。我和二江下午一下课就开始查，一直干到吃晚饭，而且还是采取合理化分工，一人查一段，然后互相抄上的呢。我们把汉字注在生字下，开始一页书上但见黑压压的一片蚂蚁似的，但是坚持查了一个多月，生字便逐渐少起来，算过了一大难关。后来我们发现，许多同学和我们差不多，学习都是很勤奋的。学期中，据教务处测验的成绩，说我们学校的成绩，绝不亚于号称北平第一的师大附中。

宗校长不仅要求我们学习好，还要求我们生活活泼愉快。每个同学必须参加体育活动和文娱活动。他喜欢郊游。他穿上马裤，手拿棍子（我们叫“司踢克”），生气蓬勃的样子，亲自带我们去爬西山。他还提倡交谊活动，鼓励男女同学都参加。

我们学校是男女同校的。那个时候，虽然妇女解放的呼声，从“五四”以来，叫了十年了，可是封建礼教思想并没有被彻底铲除。一般中学都是男女分校的，女学生只准上女子中学，甚至连北平大学都专为女生办了女子文理学院。偏偏我们学校却办成男女同校的学校，在那时的北平，如果不是独一无二，也算是稀罕事了。所以我这个乡下人到学校报到时，看到有许多女学生也来报到，竟大吃一惊。我们班上有七八个女同学，坐在前两排，我一般不和她们交往。在课间休息时间，宗校长叫把同学赶出教室，做柔软体操或打排球。他特别要叫女同学出来参加。我看有女同学，起初不大好意思参加，后来才慢慢习惯了，也敢为壁报去找女同学组稿了。后来听说学校组织跳交际舞，男女同学都可参加，我就不能接受了。但我想这大概也是宗校长所容许的吧。后来，学校发生了一件轰动北平的事。

那是学校开成立周年纪念大会的时候，同学们准备文艺节目，排演一出俄国话剧叫《白茶》。其中有男角女角，还有接吻的情节。那时男子学校女子学校都演戏，男学校是男学生扮女角，女学校是女学生扮男角。我们学校有现成的男女同学，所以大家主张让男女同学同台演出。这一点倒容易通过，可是那出戏里有男女接吻的情节，该怎么办？有人赞成照剧本演出，有人反对，决定不下。宗校长竟然同意按原剧本演出，可以出现接吻场面，而且竟然有女同学愿意演这个角色。于是在周年校庆的文艺演出中，不特演了外国戏，而且有接吻的场面在舞台上出现。经过《世界日报》等报纸一报道，一下子便轰动了北平，一时议论纷纷。那些卫道士们同声谴责，这还得了？伤风败俗！但是新思潮的人们却大力支持，认为这是破除封建。也有折中主张的，认为最好不必当众出彩。总之，我们学校算是出了名了。于是国民党当局也就有了理由来找我们学校的碴子了。

其实，自从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派了何应钦到北平来建立了北平行辕，调来宪兵团，有了特务组织，再也不是张学良说了算，之后我们学校便成为特务关注的目标了。而且早已有特务在学校里活动，这是被同学偶然发现的。一天，一个同学到锅炉房去打水，忽然发现烧水的锅炉工在抄墙上的壁报。那同学一下嚷开了：“有人在抄我们的壁报。”同学们闻讯赶去，把那个锅炉工逮个正着。学校管事务的人来问他，他支吾不过，便亮出了他的特务派司。宗校长只好说，我们不用锅炉工了，解雇，叫他走人便了。

然而从此以后，我们学校就不得安宁了。常常有教育当局来人考察，或者记者来采访，或者不三不四的人来找人。至于学校里的职员或学生中有没有特殊身份的人，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后来就出现特务公开拿着名单到学校里来向宗校长要人的事来。宗校长为此大为光火，他说学生在学校没有犯规，在社会没有犯法，特务凭什么到学校里来逮人？这太不成体统，他要向教育界发表声明，请求公断，不然他就辞职。后来还是有“省事”的人告诉他，现在没有讲理的地方了，还是放聪明一点的好。于是当特务正式让警察进学校抓学生时，宗校长得到名单，他一面稳住特务和警察，一面暗地叫人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从后面操场边不常开的小门溜走，再让特务到宿舍去搜捕。有同学说，这一回宗校长也有了“中国式的聪明”了。

但是宗校长哪里敌得过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特务的阴险诡诈呢？果然，过不多久，在他身边也埋伏上特务了，在学生中我们也明显发现行为特殊的学生。于是特务不再是公开拿名单来向学校当局要人，而是暗地里在校外以至在学校里秘密绑架学生。而且他们还运用合法的方式，以教育当局的名义，时不时地来检查教材、课业和课外活动，包括壁报、唱歌、文艺等活动，指斥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总之很不合乎国民党的教育法规。其结果是，这个新式中学只办了三年，等第一学年招收的学生毕业后，便被勒令停办了。宗校长这个教育家虽然有众多教授的支持，但还是呼吁无门，只好关门。他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想按自己的教育理想来办一个新式学校的想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但是他们的实验并没有失败。据我所知，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很多都考上了好大学，成为国之英才。特别是许多学生走上抗日前线，后来成为国家栋梁。解放初当过重庆市长后来当化工部部长的彭涛，就是我们同班的同学。至于我呢，如果说我在本地的初中曾经受过进步思想的启蒙教育的话，那么在平大附中的两年中我所受到的耳濡目染的教育，便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甚至我敢说还不只我一个人。

卧轨和募捐

当然，平心而论，决定我的人生道路的，还有一个最大的教员，那便是日本侵略者。他们用侵略、掠夺、侮辱、屠杀和人间一切闻所未闻的暴行教育了中国人民，特别是我们年轻的一代。使我们知道，只有拼死抵抗，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中国人民才有活路。那时我们青年只懂得一个简单的逻辑：谁坚持抵抗日本侵略者，我们便拥护谁，谁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甚至勾结，我们就反对谁。我们是凭着抗日热情走上抗日斗争，而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的。当时许多青年都是走的这条道路，这是日本侵略者这个反面教员所嘉惠于我们的。

我们上平大附中还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九一八事件”，东北的日本侵略军悍然占领了沈阳，并且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下，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整个东北。好端端的大好河山，便叫日本不费吹灰之力鲸吞了。记得当日本军占领沈阳的消息传进学校之后，学校一片沸腾，群情愤激，大家都从教室里冲出来，高声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坚决抵抗。特别是那些从东北来的同学，男的女的，更是痛哭流涕。他们在家乡就深知日本军的残暴，很担心自己家人的命运，同时由于日本人占领东北，自己的经济来源从此断绝，眼看就上不成学了，这更引来大家的同情。许多同学自愿捐钱捐衣物，给以资助。同学们写抗议书，贴标语，出壁报，表示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愤慨。我也参加了壁报的编写工作。学校对于学生的活动，并不干涉，只是要求大家遵守学业秩序，照常上课。

这时全北平的大中学校都是一片抗议声。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和许多大学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决定在北京大学二院开群众大会，准备上街游行示威。这个消息传到我们学校，许多同学去参加，我也去了。在北京大学二院的操场里，刚开始开会，便有警察和便衣特务冲了进来，要驱散大会。他们根本不问青红皂白，动手就打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警察和特务的暴行，中国人不去打日本人，却这么狠毒地打中国人，而且是打手无寸铁的学生，我感到十分愤慨。但是我不敢像大学生们那样和警察对抗，而是随着许多同学闻风而逃。在逃跑中，我看到有的同学被警察逮住就打，头破血流。有一个女大学生被打得最惨，她在逃跑时，被警察一警棍打倒，她想反抗，被倒拖着脚抓走了，头上好像还流着血，真是惨不忍睹。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暴行，真是吓坏了。我跑到操场排球场边，爬上高脚凳，一步跨上墙头，顺墙溜到了墙外，才算跑掉了。

我回到学校，便听说有的同学被捕了，其中有一个叫尚之二的便是我同班的相好同学。因为学生被捕，各个学校又掀起了抗议的风潮。那时的北平是由从东北入关的东北军统治的，统帅就是号称少帅的张学良。社会上都传说是张学良不抵抗，把东北拱手送给了日本，所以大家都骂张学良，说他是“不抵抗将军”。而且是不肖子孙，因为他父亲张作霖就是被日本人炸死的。现在北平又抓了举行抗日集会的学生，大家更把一股怨气集中在张学良身上，群情愤激。却少有人知道，这次抓人的是南京政府派驻北平的行辕主任何应钦手下的宪兵团特务干的。我们班上被捕的同学尚之二回来，就是这么亲口对我说的。他还说，这次本来是国民党特务抓人，却故意放出话来说是张学良干的，叫张学良背黑锅。为此张学良和东北军很不以为然，于是就把这个案子接了过去。张学良说：“你们说是我干的，我就亲自来审理。”他下令把被捕学生全部放了。尚之二还说，在他们被放出来以前，张学良把他们叫去亲自训话，虽然也说了一些要学生好好读书，将来报效国家的官话，可是他却透露了不抵抗的内情。他说：“我张学良生在东北，长在东北，我的祖宗庐墓在东北，我岂肯把东北拱手送人？我的父亲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杀父之仇我岂有不报的？我实在有难言之隐呀。总之我是一个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你们知道这一点就是了。”

张学良下令把被捕的学生全部放了的事，马上在各学校传开了，他那次训话的内容也透露出来了，大家才知道不抵抗的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于是学生们决定南下到南京请愿。

到南京请愿的消息传到我们学校来，许多同学都想去，我也报了名。我到平大法学院去告诉我的舅舅，他说他们法学院历来在政治活动中打头阵，这次要南下请愿的同学很多，领头的团长便是他们学院的，而且是四川同乡，他的朋友。他说那个朋友也叫他参加，他却不想去。一则他快要毕业了，还有论文要作；再则南下请愿，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对着干，肯定没有好结果，说不定会出惨案。所以当我说我也报了名时，他坚决反对，兜头给我泼了冷水。他说：“你一个十几岁的娃娃，懂得什么？不能去冒险。现在正是你读书的时候，不要去过问政治，政治是很复杂的。”

我知道舅舅是个头脑很清醒、行动却谨慎的大学生，在几个月的相处中，我已经有了了解。我对他不让我南下请愿，很不以为然。我说：“国家都快灭亡了，读书有什么用？”舅舅说：“读书是自己的事，救国是大家的事。少你一个人不去，不少；多去你一个人，不多。去南京请愿凶多吉少，你何必去冒险？”我说：“都这么想，那国家谁来救？”舅舅说：“我不是说救国不对，我是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不明智的。南京政府绝不会接受北平学生请愿。我对这次南下请愿团的团长也是这么说的。”我说：“我已经报名了。”舅舅说：“报了名了也不能去。你父亲把你交我照管，我不能不管。”我说：“我不去，同学会说我的。”舅舅说：“其实这次南下也不一定走得成，南京已经下令，北平东站南下的班车都停开了。所以这两天大学生一直在东站卧轨抗议，我也去卧过轨的。你要尝那个味道，就跟我去试一试吧。”

我很乐意地跟我舅舅到东站去卧轨抗议。到了东站一看，成群结队的大学生正躺在铁路的铁轨上，既然不让学生南下，就不准一切火车运行。我和舅舅也参加进卧轨的人群里去。那时正是冬天，天气很冷，不要说躺在铁轨和枕木上，就是坐在铁轨上，不多一会儿，就感到彻骨寒，屁股就冻得受不了，何况那北风正呼呼地吹呢？我在那里坐了几个钟头，实在是受不住，直打哆嗦。舅舅看我支持不住，说：“走吧，还是回去吧。”我只得跟他回到他的宿舍去。我羞于做一名南下请愿的逃兵，因此一直不敢回到学校里去。直到南下请愿团出发了，我才回到学校，继续参加其他的爱国活动。

那时，盛传东北出现了抗日义勇军，最有名的就是马占山将军的一支义勇军。我们学校的东北同学听了，特别兴奋。有的说要离开学校，回到东北去投奔马占山将军。其余的和我们一起在北平做东北义勇军的后援工作。后援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募捐活动。很多学生利用星期天和课余时间，打着募捐旗子，拿着募捐本子，到街上去分头募捐，募的钱都如数交到东北义勇军北平后援会。我和两个同学一组，专门到六国饭店一带的街上去拦小汽车募捐。进出这些高级饭店的都是大佬，不是当官的就是大老板，一辆车募一块银元是不成问题的。我们的收获不少，回去报账，十分得意。

但是有一回却很令我们伤心。我们在六国饭店外面不远的地方，拦住了一辆豪华小卧车，以为这肯定能募捐到钱。我们伸出募捐小旗，请他支援东北义勇军。六国饭店正开着舞会，那大佬大概是急于去跳舞吧，对于我们竟然敢拦他的汽车，十分生气。他的带着盒子枪的马弁下车来，推开我们，张口就骂人。我们不退开，还劝说：“日本军占了我们东北，请支援东北义勇军……”那个大佬很生气地从车上下来，举起手杖就向我们挥过来，一下打在我的肩上，第二棍子挥向我的同伴，我们急忙让开了。他开口骂道：“你们敢拦我的车？妈啦巴子！开车。”小汽车呼的一声开过去了。我们也回敬他一句：“妈啦巴子，还是东北人呢，当了亡国奴了，还不知耻。”但是他们哪里听得见。我们回学校说起这事，大家都愤愤然，但是只有愤愤然而已。

这时日本军已经打到山海关，与东北军何柱国将军的部队对峙。而热河的日本军，正在攻打古北口，想破关而入，威胁北平。我参加了北平学生组织的慰问团到山海关前线去慰问。可是我们坐火车刚到北戴河，便被何柱国派人拦了下来，把我们安排到北戴河很好的旅馆住下，劝说我们回去。说前线战斗紧张，不能前去。我们不肯，连前线都没有看到，我们回去怎么交代？正相持间，何柱国将军回来了，和我们见了面，表示接受我们的慰问。但劝导我们说：“奉少帅之命，好好接待你们。但是不准到前线，以免出险，用原车送你们回北平。”于是我们坐原车回到了北平。这次慰问虽然没有到前线，却看到了东北军将士个个都是义愤填膺，决心抗日的。张学良这么安抚学生，和南京政府对待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哪里像是一个不抵抗将军呢？

这时，到南京请愿的南下请愿团七零八落地被国民党派兵押了回来，说起来大家气愤得不得了。他们到南京根本没有见到负责的大官，面对的却是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和特务，对待他们的是警棍、手枪和绳索，讲的是“先安内，后攘外”那一套，说是消灭共产党比抵抗日本更重要。并且说请愿团是共产党操纵的，必须镇压。于是许多学生被殴打，被逮捕，有的再也不见回来。据上海报纸的消息，南京政府说，这些学生有的是“自行落水而死”，有的是“误撞上枪尖而死”云云。这样，日本军教训了我们还不够，国民党南京政府又教训了学生一顿。这对我们说来，都是印象极其深刻的。

更令我感到惊异的是，舅舅告诉我说，这次南下请愿团的瓦解，南京政府除了使用硬的一手，对学生使用棍棒刀枪外，还用软的一手，即收买人。他说那个领头的团长就被收买了，政府给了他一个县长的差事，他已经上任去了。他的县长乌纱顶子是用学生的鲜血染红的。我听了真是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样的抗日爱国者呢？而且是南下请愿团的头儿。舅舅甚至说，也许他未出发前，他已经算计好要当官了。这更令我骇怪，不觉大呼：“卑鄙！”舅舅说：“你该知道政治的复杂性了吧？”我说：“政治就是卑鄙！”我接着说：“舅舅你读的法律，反正按法律条条办事，要好些吧。初中毕业时填将来愿望，我填的就是学法律。”舅舅说：“你莫把法律看得那么神圣。其实那些法律条条都是人写出来的。我们这些学法律的，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是没前途的。快毕业了，我跑了几个月，不要说找个见习法官的差事找不到，连找一个书记官的饭碗还没有着落呢。”

听了舅舅这一席话，使我更坚定了学校的老师传授给我们的信念：“只有振兴工业，坚甲利兵，才能救国，也才容易找到饭碗。”我一定要走“工业救国”这一条路。为了救国，也为了个人将来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