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集训营里
在大学生军训中，我领教了法西斯集中营生活
标准光头
我们一年级学生要去进行两个月集中军事训练的事，是快放暑假前不久，军事教官告诉我们的。
这些军事教官，可以说是南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人物。他们穿着标准的军服，扎着武装带，腰间还挂着一柄带皮套的短剑，听说这是他们军校的蒋校长赠给的。我们的军事教官以佩带有这样的短剑为无上光荣，所以他常常解下来让我们欣赏。不过对于这柄剑的用途，我们都没有兴趣，据说这剑的名字叫“自裁剑”，就是用来自杀的，也就是永远效忠于蒋委员长，“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
我们这位军事教官的文化看来不高，口才也比较钝，在他的嘴里似乎除了喊“立正”、“稍息”、“蒋委员长万岁”、“绝对服从蒋委员长”之外，就再也没有多少语汇了。同学们说他和其他的军事教官一样，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其实不很准确。他们的四肢是发达的，特别有一只发达的鼻子，嗅觉特别灵敏。但头脑却也并不很简单，至少在观察我们学生的所谓“异动”中是这样。
那一天我们从机场回来不久，他就到我们班上来追问，是谁在机场带头叫喊“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这样的口号的。可是问来问去，谁也说不上来到底是谁带头喊的。不过我们奇怪，不是蒋委员长已经同意抗日了吗？为什么拥护他抗日，也不对呢？军事教官严厉地说：“拥护蒋委员长是绝对的，难道蒋委员长抗日就拥护他，蒋委员长不抗日就不拥护了吗？”我们简直难以理解，从他的口里怎么能说出蒋介石不抗日的话来。但是谁也不敢去质问他，大家都知道他的手里拿着“红帽子”，谁要反对他，给你扣顶“红帽子”，那就只有吃不了兜着走了。他气势汹汹地说：“这个口号是‘奸党’的诡计。我们必须无条件拥护蒋委员长，无条件服从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叫抗日，我们就抗日，蒋委员长叫不抗日，先剿匪，我们就不抗日，先剿匪。”他们口里的“奸党”自然就是共产党，叫剿“匪”就是打红军，我们已经听得很习惯了。他们表面说容共抗日，实际上还是在叫共产党为“奸党”，还在说要剿“匪”，这位委员长和他的国民政府有多大的抗日诚意，是不能不令我们怀疑的了。
我们装糊涂地问我们的军事教官：“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也错了吗？”他说：“拥护蒋委员长可以，拥护蒋委员长抗日不可以。”他似乎发觉这个说法有问题，那不是拥护蒋委员长不抗日才可以吗？他马上自我纠正：“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是说……总而言之，蒋委员长抗日不抗日，都要拥护。”他觉得这样说还是不妥，他又纠正：“我是说，统而言之，不要抗日了。”不要抗日？大家正眼盯着他，他知道他又说得走火了，赶快再纠正：“哦，我不是说不要抗日，我是说不要蒋委员长抗日……”他越说越语无伦次，惹得大家笑起来。
他知道他是扯不清他的上级告诉他的这些深奥道理的，不说了。他对于我们的发笑，理直气壮地进行纠正：“笑什么？我下面再说的事，我看你们哭都来不及了。”
大家不知道他又要使出什么秘密武器来，不笑了。他说：“中央规定，大学一年级学生都要进行暑期两个月集中军事训练，五月一号就要到孝陵卫去报到。一个都不准请假，不去的不准上二年级，开除学籍。女生除外。”
“啊，我的妈，还要军训呀？”大家真的要哭了。不去参加军训，就要开除学籍，谁还敢说不去？大家对于大学一年级学生实行军事管理，每周要操练两个钟头，早已很有意见，想不到还要把暑假休息的两个月时间都剥夺掉。他理由倒很“冠冕堂皇”，他说：“你们不是要抗日吗？抗日不实行军事训练怎么行？”
中央的规定，再加上说是为抗日，谁还敢反对？我虽然早就想回上海去，可是知道反对是无效的。一想，到那里面去看看他们到底搞些什么名堂，也值得。
教官忽然又宣布：“进集中营（他真是这么说的）以前，把你们的头发都要通通给我刮光。”
“啊，头发通通刮光？”这真如晴天一声霹雳，大家都愣了。那时十八九岁的大学生，很留心自己身上的三件东西：头发、皮鞋、西裤的线条。这可以说是表现一个男性青年“帅”和“挺”的主要标志。有的同学为了保持皮鞋头“贼亮”，养成走路喜欢用脚背在裤脚上蹭一下的习惯；为了保持西裤线条的挺拔，自己没有电熨斗，便每天晚上睡前，小心地把裤子折好放在枕头下，用自己的头压上一晚上，起电熨斗作用；至于头发，更不消说，那是青年最体面的部位，就像公鸡的冠子一样，总要经常梳理得光滑整洁，有的还涂上厚厚的头油，梳成各种雄壮的样式，在女同学面前显得特别气派。
可是现在这三件宝都要忍痛牺牲，只准穿过去上操时才穿的粗绿布军衣和蛤蟆头胶鞋，而头发还要“通通刮掉”，是可忍孰不可忍！
教室像开了锅，都叫起来：“为什么要把头发刮光？”
为什么？这个词在教官的脑子里似乎很陌生。问为什么干什么？照着办就是了。他愣愣地望着我们，似乎难以理解。他说：“为什么要叫你们刮成光头？叫你们刮成光头，你们刮成光头就是了。”
“为什么要刮成光头？”大家问。
“为什么不能刮成光头？”他反问。
我们班上的赵夫子站起来，说出不能刮成光头的理由。他说：“第一，头发是保护脑子的，我们的脑子很重要，所谓首脑是也，不能不保护；第二，青年之头发如青年之冠，我们都已经到了及冠之年，不能无冠；第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否则不孝。”
不知道教官听清楚赵夫子的话没有，他只是愣愣地望着赵夫子。忽然好像回过神来，大声地说：“我不懂你那些歪道理，我只懂得一个道理，叫你们刮光就得刮光。”
“但是你总要说出个道理呀。”一个同学还是想问个明白。
那教官实在想不到这里面还有个什么道理，他没有词了。忽然，他抬头望见墙上挂的蒋委员长像，那是一个标准的光头。他得救了，往墙上一指，并且下意识叭的一声把双脚并拢立正，说：“蒋委员长刮了光头，你们就该刮成光头。你看我们军人都刮成光头了。”他把军帽一揭，亮出他那油光发亮的光头。
这一下大家没有说的了。教官得意地说：“入营以前，通通刮成光头，像我一样，像蒋委员长一样。”
大家死赖活赖也赖不脱，只好到大门口理发店去刮成蒋委员长那样的光头，我也未敢例外。入营前一天晚上，我到理发店里去，看有的同学是用推剪推成光头的，我也照样叫理发匠推成光头。但是入营验收光头时，我没有能通过，因为我是用推剪推的，不是用刀子刮的，不够标准，只得又挨一刀。那个手艺很高明的理发兵粗暴地在我的头上挥舞他的剃头刀，可把我整苦了。
第一天
我们到孝陵卫教导总队报到以后，下午半天，几乎都在听训话。从桂永清总队长，到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一级一级地训下来，那内容几乎是像留声机一样照放一遍。只是越到下级，那留声机像是用旧了，一会又跳槽回去重说一遍，越讲越长，越讲越胡涂，据说这还不是开学，还有正式的开学典礼。而且他们还竭力鼓吹我们在南京受训学生的优越性，听说请了中央要人来参加训话。越说越玄，好像那最高领袖都要来。然而同学们却并没有因有可能获得这种殊荣而显得多么高兴，当然那几个平时在学校就很活跃的狗腿子在外，他们倒是一听就雀跃万分的。大家站在暑天的大太阳下听训，站得腰酸脚麻，汗流浃背，只求他们牛皮糖不要扯得太长，早点宣布解散，回营房休息。
我却耐着性子听，看他们到底卖些什么狗皮膏药。他们几乎都没有说到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而是在大吹特吹“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那一套在学校里听厌了的东西，最多加了一些“复兴民族就靠伟大领袖，如果中国没有这位领袖，就一定会灭亡”之类的话。
立正、敬礼、稍息！已经叫得不少，各级的首长来训完话后走了，最后才轮到我们的班长训话。他其实不过是教导总队的一个学兵调来当班长的，文化不高却很喜欢学首长训话。他主要讲军训生活中说不完的戒条，必须这样，必须那样，不准这样，不准那样。还讲了犯了戒条后的惩罚办法。“嗯，告诉你们”，这是他讲话时老带头的把子。“嗯，告诉你们，轻的罚站，重的罚坐禁闭。”他半是训诫，半是恐吓，以为站在他面前的是才从农村拉来的壮丁。
好不容易等到班长叫一声“立正，解散！”大家拖起疲乏的身子回到营房，像散了架一般，有的把军帽一扔，倒在床上，有的赶快把皮带和上衣扣子解开，敞开衬衣，用帽子（在营房里是不准用扇子的）扇风。我却是想马上解开我的绑腿，解放我的双脚。那穿上布袜子裹上包脚布再穿在不透气的胶鞋里的双脚，实在是太受罪了，何况我有脚气。我正在解开绑腿时，班长进来了。他一见大家这么横七竖八地躺在床上松松垮垮的样子，大叫：“这是在干什么？”
“太热了，解开凉快一下。”同学说。
“哪能这么随随便便？叫你们穿什么，你们就穿什么。叫你们穿制服，你们就穿制服；叫你们穿衬衣，你们就穿衬衣；叫你们穿背心，你们就穿背心；叫你们打光膀子，你们就打光膀子。绑腿一律不准解，胶鞋一律不准脱，除非睡觉。”
于是班长命令我马上把胶鞋穿好，绑腿绑好。还多亏班长这样命令我，不然我就狼狈了。因为正说话间，忽然哨音响了，中队长在门外叫：“集合——”
大家赶快穿好制服，戴上军帽，跟着班长跑出去站队。在班长一连串的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稍息”整好队以后，他忽然又叫：“立正！”然后他像机械人一般向后转，跑了几步，向分队长敬礼：“报告，第一班到。”分队长还礼后，班长才转身回到班前，叫一声“稍息”。各班都报告完毕后，分队长站到我们面前来，依样喊“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稍息”后，又接着叫：“立正！”他也是机械地向后转，小跑到中队长面前立正：“报告，第一分队到。”中队长还礼后，分队长返身回到自己分队，叫大家稍息。这一回轮到中队长也同样地站在中队面前喊“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这一套，然后是他跑步到站在更远地方的大队长面前报告：“第一中队到。”返回到本中队，喊“稍息”。现在才轮到大队长走到大队面前，履行他的职责，由他来给大家训话。
但是在他未讲话前，他看到有的同学穿戴不整齐，下命令：“检查军容风纪。”于是中队长、分队长、班长都跑了出来，到每一个学员（他们叫同学为学员）面前检查。由于下午层层训话，把大家搞得很累，回营房才一会儿，又叫集合，大家匆匆赶出来站队。有的帽子戴歪了，有的皮带没有扎紧，有的衣扣没有扣好，风纪扣（后来才知道这是指领扣）没有扣好。我呢，则绑腿散了，胶鞋带子没有系好。我们这一中队几乎每个班都有两三个穿戴不合标准，自然很不合于军容风纪了。我们被叫出来站在前列，那松松垮垮的样子自然显得突出。
于是大队长就在军容风纪这个问题上，狠狠训了我们一顿。解散以后，我们这些不合格的还被留下来，中队长又训我们一顿，中队长走了，分队长再训我们一顿。最后班长也要学首长模样，也装腔作势地说了我们的不是，以他的口头禅“嗯，告诉你们”开始：“嗯，告诉你们，你们下次不注意军风纪，叫你们再缠大妇人家的裹脚。”这最后一句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回到营房，我向我们的赵夫子请教。他的诠释是指那些又长又臭的训话。他姑妄言之，我也只好姑妄听之了。
正说着话，忽然又听到集合号，大家一窝蜂地拥出去，原来是吃晚饭的时间到了。我们这才感到折腾了半天，真的肚子饿了。但是出去后才知道还不能进饭堂，而是还要集合，再来立正稍息那一套，报了数，排好队，分队长叫：“目标，饭堂，齐步走！”才能走进饭堂去。
进了饭堂，还有一套规矩，大家各就各位了，分队长叫“开始”我们才能拿起碗去舀饭，回到饭桌，飞快地大嚼起来。一方面真的是饿了，更因为知道已经宣布的纪律，五分钟必须吃完，吃慢了就要饿肚子的。大家像饿痨鬼一样，风卷残云似的把饭菜往肚子里倒。果然准五分钟，分队长一声大叫“起立！”大家就得放下饭碗，排队走出饭堂。但不是随便走散，还要排队，又来立正报数那一套，要一声“解散”，我们才能回到自己的营房去。大家埋怨说：“吃饭难。”
大家最埋怨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对于饭菜的质量。饭钱虽然不要我们出，可是那菜也太少了，一个人拈不到几箸。肉更是稀少，放的油也少，几乎就是白水煮菜放点盐。那饭倒是很足，吃的是稗子不少的特等糙米。这倒没什么，可是为什么像是故意掺了糠皮，还有硌牙的小沙子呢。要在五分钟内完成吃饱的任务，是太难了，更不要说有胃病的同学了。所以回到营房，大家嚷开了，一天训练强度这么大，吃不好饭，这怎么得了？有的开了歪腔：“莫非这真是集中营，要整死人吗？”这时我们发现，不只是我们这个营房，其他的营房也嚷起来了。
大队部听说后，紧张起来，似乎明白，对这般大学生，是不能像对待拉来的壮丁一样，也不能像对待招来的学兵那样的。他们克扣粮食的底子被翻出来，那还得了？果然当晚睡觉前晚点名的集会上，中队长当场宣布，伙食一定改善，并且吃饭时间各队可以适当延长。看来他们还是很害怕学生闹事的。
我们同住一排营房的二中队还反映，吃完饭出来要站队报数再解散，倒也罢了，可是他们那个值日分队长，喜欢在大学生面前卖弄才学，吃完饭出来，他还要另加一段“精神讲话”，念一段不知从哪本“伟大领袖”的著作里抄下来的话，里面好像还夹有曾国藩的什么名言。这实在叫人倒胃口，更不要说帮助消化了。
如此自由
吃罢晚饭，有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容许脱去军衣，只穿衬衣，到营房各地走走，也准许三三两两，到操场或树林里闲聊。那营房后墙边的小树林，便成为我们几个好朋友的“自由论坛”，在那里可以交流观感，以至发牢骚，骂娘。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在“自由论坛”里扯的乱谈，发的牢骚，竟然被中队的政治指导员知道了。嗯，这里有鬼。幸喜我们没有谈政治问题，不然就糟了。看来这里面没有一处是自由的，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了。我把这个发现很快通知了学联小组的同学。
晚上的时间，按时间表上是自习。可是十之有九都不由我们自由支配，而是安排了官办的节目。比如头一晚上安排的就是唱歌和“自由讨论”。后来我才知道，唱歌是这军营里很重要的活动，不仅几乎每天晚上有，就是睡觉以前，早操以后，上操的中间小憩时间，吃饭以后，看电影以前，都要唱歌。这些歌是我们在大学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如《国民党党歌》、《大哉领袖》、《新生活运动歌》等。只是我不明白这位“伟大领袖”的伟大人格，竟然不能感化一位音乐家，写几首像样的歌功颂德的歌来。比如那首《党歌》，歌词虽不知所云，曲子倒是古色古香，可唱起来竟然有点像丧曲一样。弄得我们的嘴巴和耳朵活遭殃，天天都非唱不可，非听不可。
我们入营的第一天晚上，就有这样的遭遇。那个教我们唱歌的人，真够出色的了，他似乎并不了解站在他们面前的大学生中，很多人参加过歌咏团或铜乐队，都有一定的音乐修养，而且还有音乐系的学生，其中有的是歌手，有的学过指挥。他站在我们面前，装模作样地扭摆着身躯，摇来晃去地挥舞着他手中的指挥棒，就像他神气活现在那些大兵面前一样。他大张着嘴巴，把全部的声音都放出来，嗥嗥地叫喊，以为嗓门越大，就越动听。而且他要求我们也和他一样，伸直脖子，大张嘴巴，声嘶力竭地喊叫。有的同学在下面骂：“这不是唱歌，这是鬼哭狼嚎。”
一个钟头的党化音乐教育之后，便进入了“自由讨论”。我们一听说“自由”，就有了戒心，害怕这是一个陷阱。同学们大多不敢去享受这样的自由，噤若寒蝉。于是那些“长”字号的人们，特别是专司此事的政治指导员，便大大地享受起这种自由来，在那里大放厥词。当然他讲话的声调和那些“长”们训话的声调是不同的，多少涂上一层和我们讨论问题的色彩。但是我们“有脑筋”的人更加警惕，说不定他正在我们面前布置一个政治陷阱，引诱我们跳下去。不过听来听去，总还是蒋家老店的旧狗皮膏药，只是添了一些新近从德国贩回来的法西斯引子。而其终结的核心还是两个字：“反共”，似乎反共才是立国之本，不反共就无以建国，不反共就不能抗日似的。按他的说法，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又侵入华北，正咄咄南下长江流域，都不是亡国的征象，中国今日之危险是亡于共，非亡于日。他竟然想用这么荒唐的理论来说服大学生，未免太小看我们的智能了。不过还好，他没有像那些老粗们，说出一些“共匪”要共产共妻的笑话。
这样的“自由讨论”，以后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举行一次，大半是在请来中央的党国要人向我们做了大报告之后进行。说是讨论，我们却少有人参加发言，连那些在学校里就知道有背景的同学，也不大参加发言，他们好似不想在同学面前过于暴露自己的真面目。于是所谓讨论会几乎变成政治指导员唱独角戏了。
一晚上的“自由讨论”完了，又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一整套的节目，不过增加了个晚点名。明明一眼看去，一个都不缺的，却还是要一个一个地点名，本人要立正叫一声“到”，才算证明他的确实存在。解散之后，我们忙着打水盥洗，上厕所，赶快睡觉。大家实在太累太困了，有的一上床就“妈呀”、“哎哎”地叫痛，有的却是来不及叫便呼呼大睡了。
险恶用心
第二天还没有天亮，起床号就响了。从昨天看到的时间表上，我们知道，从起床到出早操，要完成一系列的任务：起床，穿衣，整理好内务，洗脸漱口，扎皮带，打绑腿。最麻烦的就是整理内务，要把床单拉得平平展展，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干一样，还要用木片夹出棱线来。洗脸盆要摆放成一条线，口盅牙刷牙膏要向一方看齐。在这半个钟头内还包括上厕所，小便倒也好说，如要大便就十分紧张。更麻烦的是蹲位不够，必须轮班，那就更紧张了。有的同学提起裤子在等蹲位，有的提起裤子跑回营房，那狼狈相叫人好笑好气。班长看了却乐了，好像说：“你们才知道当兵的难处！”
出早操自然又是立正向右看齐报数稍息那一套，不过要加一个早点名。然后就是跑步，边跑边唱歌，然后才是早操。早操完后刚解散一会儿马上又叫集合，吃早餐的时间到了。喝那两碗稀饭，还是要完成立正稍息看齐报数那一套才行，搞不完的繁文缛节。
上午八点钟开始出操。立正稍息那一套不消说，要照发的《步兵操典》那一套首先从如何立正开始。班长一个一个地纠正我们的姿势，不是这个胸不挺，就是那个背不直，或者是双腿不能并拢，双脚站立角度不对。有的人胸挺了肚子却鼓出来了，背直了腰却弯了，真不好办。至于发现帽子戴得不正，风纪扣没有扣好，皮带扎松了，绑腿打得不规范，还要进行个别的纠正。搞了半天，一个立正姿势都没有搞好。要把《操典》上那一套都学到合格，该学到何年何月？大家感到很悲观。班长这下可得意了，他一面纠正我们的姿势，一面笑我们的笨拙：“哼，还大学生呢。”
十一点多下操，下来洗脸抹汗才完，吃午饭的号音响了。照规矩做完过场，进饭堂吃饭。还算好，饭的细白程度有所提高，菜里的油花儿多了一些，吃饭的时间也可稍加延长，没有昨天那么紧张得吃不饱了。同学细声交换意见，有的说：“只有斗争才能改善生活。”
饭后是午休时间，下午两点半开始室内作业。所谓室内作业就是上课。课程的内容除了军事教官讲《步兵战术》、《简易测绘》之类外，大半的时间是由政治教官来做《精神讲话》。所谓精神讲话，就是辅导我们读两本书，一本是《伟大的领袖》，一本是《西安半月记》。这自然是两部“圣经”，我们读得像念经，教官讲得也像传教，无外乎都是些吹捧。反正就是那些“蒋公是中国的大救星，中国没有他就不能复兴”之类的话，弄得人无精打采。令我奇怪的是他们不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想想也不怪，因为一讲“三民主义”，第一就是要为民族独立而奋斗，我们却是国土日丧；第二要讲民权自由，而现实是正在推行法西斯独裁；第三要讲民生主义，国家却是民不聊生。他们干的和“三民主义”实在风马牛不相及，如何说起？最有趣的是读《西安半月记》，那就吹得更玄乎了。特别是讲蒋委员长对张学良训话，如父对子，如何终于以精神感召了张学良，因此张学良恭送蒋委员长回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真像有那回事似的。其实我们在外面早已从上海出版的中外报刊特别是内部资料上，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落难”半月的狼狈情况，以及他是如何答应八项条件，停止内战同意抗日，又是怎样把张学良骗到南京，加以审判定罪，再假惺惺地加以特赦，而实际长期监禁……内容和这官家文书《西安半月记》完全不同。我们是越读越感到肉麻，越听政治教官的讲解，越觉得这些吃饱了撑的政治教官睁眼说瞎话的可恶。听说《西安半月记》根本不是蒋介石自己写的，也不是他口授的记录，而是由他豢养的师爷陶希圣之流耍弄笔杆硬编出来的。他们竟然以为一手可以罩天下，想用这样的假玩意儿来欺骗我们这些有脑筋的大学生，未免小看人了。
一天的集中训练营生活过去了。不只是肉体上感到很累，在精神上也感到压抑。晚饭后我和孙洵一块到小树林边去散步，闲谈起来。老孙比我想得更多更深。他说，为什么他们想把我们的身体的每一分精力都耗尽，把我们的每分钟时间都占用？他们是想用这种方法把我们的青春全部占有。你的身体，你的精神，你的思想，全部纳入到他们设计的窠臼里去。由他们支配你，占有你。使你身体疲劳，思想麻木，精神瓦解，使你丧失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人格，转变成为他们可以随便驱使的工具，机器人。为他们去杀人，去卖命，指向哪里，打到哪里。他们想把这个军营里的大学生都转化成他们的走狗，为他们所听用。他们是非常需要有文化知识而又脑子麻木的大学生的，这样他们就可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希特勒式的法西斯政权了。这就是他们办这个军训营的目的。
老孙还说，他们一定会在这里寻找一批对他们言听计从的走狗学生，增加我们回学校后斗争的困难。同时他们一定会在这里寻找像我们这样的同学作为打击对象，想在这里面清查进步分子以至共产党。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思想的代价
在集训营里，几乎每一个教官在任何场合讲话，都要强调“服从乃军人天职”，在大墙上也写着这样的标语。政治指导员说，军人嘛，是只讲服从，不讲道理的。有道理要服从，没有道理也要服从。他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德国军官和一个日本军官、一个法国军官碰在一起，他们比赛谁的兵士最勇敢。他们来到一个悬崖边，各人下命令给自己的兵士：“目标：正前方，开步走！”法国兵士走到悬崖边，一看前面是悬崖，便向后转，退了回来。日本的兵士走到悬崖边，一见是悬崖，便站在崖边踏步走，听候新的命令。德国兵士走到崖边，不管前面是什么，勇敢前进，结果掉到崖下摔死了。他说还是德国兵士最好，只知道服从，不知道危险。
说到底，他们强调绝对服从，其实就是绝对服从“伟大领袖”蒋委员长，说到底其实就是要服从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打共产党。在整个集训过程的教育就是体现这么一种思想，防止学生日益增长的抗日思想，特别是防止学生思想的“赤化”。公开的说教和秘密的侦察，都是为了贯彻这条教育方针。
但是在国难日深、国亡无日的严重事实面前，只有共产党和上海救国会等进步势力，才旗帜鲜明地喊出全国人民的心声：“停止内战，坚决抗日。”青年学生眼见中央政府对于日本侵略者一让再让，委曲求全，唱着中日亲善的调子。出于爱国，他们拥护共产党抗日，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国民党不公开宣称抗日，却想用这种集训的办法来转变青年学生的思想，甚至想宣传德国法西斯那一套，并且像组织德国“挺进军”那样来控制学生，实在是背道而驰，只能引起同学的反感。连过去在学校持中立态度的同学，也讨厌他们搞的这一套奴化教育。他们不像我们学联小组的，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保护自己。他们却公开地无所顾忌地和教官闹矛盾，以致演出悲剧。
我们班上的赵夫子，是个说话幽默爱和人扳道理的“学究”，在自由讨论会上，他真的和政治指导员“自由讨论”起来。就像在学校和人扳弯弯道理一样，在谈到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绝对服从时，赵夫子就说，你们军人愿意怎么绝对服从，由你们去，我们不是军人，是大学生，是有脑筋的大学生，就不能绝对服从。政治指导员说，你们来这里受训，就是军人。赵夫子说，我们到这里来是参加学生集训，我们并没有入伍，我们还是学生，不是军人。指导员说不赢他了。政治指导员又说到要无条件地服从蒋委员长，全国都要服从中央政府。蒋委员长叫抗日，我们就服从抗日，蒋委员长叫不抗日，我们就服从不抗日。赵夫子又接火了，他说，蒋委员长不抗日，我们为什么要服从他？中央政府要全国服从它，它必须首先服从全国民众抗日的意志。这道理本来十分简单，可以说是常识范围内的事。然而在这个集训营里，却是大逆不道的事，赵夫子却还以为这是在进行“自由讨论”呢。
从此赵夫子成为当局非常注意的目标。赵夫子常被叫去训话，他毫不屈服，坚持蒋委员长不抗日，他就是不拥护。我们发现他已经受到严密的监视，他还满不在乎，我们想和他接近提醒他注意，也不可能了。果然不久，他就从集训营里失踪了。许多同学提出来，问他到哪里去了。指导员回答说，他因为患病，送到城里医院住院去了。大家提出要派人去医院看望他。指导员又诡称，他患有神经官能失调症，他的家人已经把他接回自己家里去了。问他的家在哪里，指导员说不知道。我们当然想得到，赵夫子大概早已离开人世了。
黑板是白的
同学们从此知道，在这里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因此对于这种法西斯教育都十分痛恨，于是采取消极反抗的态度。有一次上课时，从外面请来的一位教官在班上大放厥词。他讲的还是老题目：“服从为军人之本”。
当时，国民党为了加强精神教育，正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搞出了许多花样，闹了许多笑话，这里且不说它。国民党当局编了许多口号，有一组叫“之本”的口号，就是“什么为什么之本”。比如“忠孝为立国之本”、“勤俭为治家之本”之类的，有很多条。同学们就相应地编出一些“之本”来挖苦这个“运动”。比如“吃饭为拉屎之本”、“升官为发财之本”。我们则编出“亲日为亡国之本”、“团结为抗日之本”……也编了许多条。到了集训营，有的同学又编了“讲课为瞌睡之本”，因为教官一来上课，大家就打瞌睡。“蒋委员长为立正之本”，这是说在军营里一说“蒋委员长”就要立正。这个外请的教官来讲“服从为军人之本”，卖的还是老狗皮膏药，没啥听头。
他在讲台上除了讲那些我们听得耳朵起茧子那一套陈辞滥调外，居然说了一句惊人的“名言”：“黑板是白的”。他讲了服从是军人之本，也就是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后，继续讲我们军人就是要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蒋委员长说什么就是什么时，忽然回头指一下黑板说：“蒋委员长说这是白板，我们就说这是白板。”
“黑板就是白板”，这样惊世骇人的言论，一时把大家都听得目瞪口呆了，于是一堂轰然。连那些打瞌睡的同学也惊醒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明明是黑板，怎么能说是白板呢？”几乎一致的声音。那教官还是咬住不改口：“蒋委员长说这黑板是白的，这黑板就是白板。”蒋委员长怎么能这样颠倒黑白？而且硬要我们相信这是真理呢？
“报告！”有一个同学勇敢地站起来说，“黑板之所以叫黑板，就因为它是黑的。白板之所以叫白板，就因为它是白的。无论你教官或是蒋委员长硬说它是白板，它仍然是黑板。随便你把这块黑板抬到哪里去请人家认，叫三岁小孩认，叫外国人认，都会说是黑板，不是白板。只有疯子和神经病患者才可能说黑板是白板。只有瞎子看不见，才可能听人家说是白的，自己也说是白的。”
这个同学本来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却触犯了教官。他涨红了脸，愣住了，不是羞愧，而是愤怒。居然在这集训营的课堂上，有人敢于反对教官的话，敢反对蒋委员长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道理。教官还是坚持他的理论：“蒋委员长说是白的，就是白的，你们的天职就是服从，服从，绝对服从。”他进一步说：“你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有蒋委员长才知道，他早替我们想好了，我们只要照着他说的去做就对了。我们只有服从，绝对服从。”
忽然，一个同学站起来喊“报告”，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拥护教官的说法。”大家一看，原来是我们学院的一位同学，名字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就叫他“眼镜”吧。“眼镜”很读过一些古书，说起话来喜欢咬文嚼字，平常还爱开点小玩笑挖苦讽刺人。大家不知道这位老兄今天要开什么玩笑，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和这种花岗岩脑筋的教官开玩笑，不当心是要付出代价的。“眼镜”很沉着地咬文嚼字起来，他摇头晃脑地说：“军人之天职在于服从，故军人必须以服从为天职。何以故？夫军人者，执戈卫国之士也；天职者，天赋之职责也；服从者，口服而心从者也。故军人必须履行其服从之天职，以执戈卫国也。军人不服从，何以履行天职，何以保卫国家？是故军人不可以不服从，服从者军人之天职也。”
他就这么板起脸正经八百地念出他杜撰的一篇八股文，说了一大通，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只听到军人、服从、天职这几个词。把我们逗得都要笑起来，又都不敢笑。那教官的文化不比我们高，自然不知所云，只听到“眼镜”说的“之乎者也”的古文和军人服从为天职这样的话，他微笑着表示听懂了的样子说：“这个同学说的对呀，军人就是要以服从为天职嘛。”
我们都不禁笑出声来。这堂课就这么收场了。
“眼镜”的恶作剧
南京的学生集训营得天独厚，可以常常听到中央的大人物来做大报告。集训营里的“长”们经常把这件事挂在嘴上，引以为荣。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灾难。大家说，那真像老妇人的裹脚布，又臭又长。那些大人物们讲的东西，都是从《中央日报》上抄下来的，没有一点新意。每天我们上午出操，这种大报告往往就安排在下午，也就成为大家瞌睡的催眠剂。常常是听不多久，大家就坐在小凳上东倒西歪地打盹，连陪听的分队长中队长也不例外，更不用说大老粗的班长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大概是职责所在，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听，却仍然是蔫巴巴的样子。台上的讲演者也是有气无力的，像是念经，而且好像对于台下听众的东倒西歪，也并不在意。只有值日教官在台上实在看不下去，才时不时地打断讲演者，在台上发号令：“起立！原地踏步。”有的来讲演的大官，大概已经有了经验，于是对我们采用了“闻蒋立正”的办法。
南京政府有一条不成文法，凡是讲话中提到“蒋委员长”，所有的人一定要起立立正，以示敬意。据说这也是从德国法西斯那里取经取回来的。德国法西斯分子一见面招呼，都要必恭必敬地立正，直举右手，叫一声“Herr Hitler（希特勒万岁）！”在蒋委员长的治下，对蒋委员长表示尊敬，自然也要有所动作，于是普遍实行“闻蒋立正”的做法。我们初进集训营，看到那些军官的皮靴后跟上都装一个亮晶晶的马刺，觉得很奇怪，他们明明都不是骑兵，为什么在皮靴后跟上装上马刺呢？后来才知道这是大有妙用的。当他们一听到说“蒋委员长”，双脚并拢立正时，光是皮靴，声音并不大，但装上一对金属马刺后，铿然作声，那就显得精神得多了。
有的来讲演的大官，便用这种办法来为我们驱赶瞌睡虫。他在他的讲演中，时不时地说到蒋委员长，他首先立正，值日教官便在台上大叫一声“起立！”坐在下面的军官和同学，就闻声起立，就是正在好梦中的同学，听到那声大喝，也被吓醒，跟着站起来，瞌睡虫被赶走了。
但是我们有的同学，却从这种办法里受到了启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集训营常常举行讲演比赛，我们谁也不愿意去出那个风头，都明白那是集训营图谋从同学中发现他们需要的积极分子的。喜欢开玩笑的“眼镜”却报名了，我们都不以为然，却无法阻止他。讲演比赛会隆重地举行了，全营的各级领导头头都来了，还有外边来的不知是什么大官，大腹便便地坐在台上。轮到“眼镜”上台去发表讲演，题目还是《服从乃军人之天职》。他把上次说的那段八股文大大地加以发挥，翻来覆去说了半天，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也不知他从哪里去抄出一段段蒋委员长的言论，塞进他的讲演里。于是在他的讲演中，便常常要说到“蒋委员长说”这样的话。大家一听到他说“蒋委员长”，便照规矩要站起来立正。一时只听得全场起立声，军官们的铿锵马刺撞击声，同学们起立弄翻小板凳声，响成一片。台上坐的高级军官，自然也得必恭必敬地站起来立正。最苦的是那几个胖胖的大官，让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实在是太难为他们了。可是谁敢不站起来？“眼镜”不断地说到“蒋委员长说”，大家不断地起立，坐下，坐下，起立。整个会场里乱纷纷的，谁能听出他“眼镜”在台上到底说了些什么？
讲演比赛会完后，我们回到营房，看到“眼镜”，他向我们幽默地一笑，我们却哈哈大笑起来。大家心照不宣，“眼镜”也是玩的“闻蒋而立”的把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整治那些当官的。
南京政府搞学生暑期集中军事训练，除了加强党化教育外，他们还想从集训中发现学生中的危险分子。他们认为的危险分子，当然不只是指共产党，也包括思想进步分子和抗日爱国分子。我们未入集训营前，学联小组就给我们打了“防疫针”，叫我们千万不可出头暴露自己，要善于保护自己，只能进行巧妙的斗争。这点我们倒是很注意，比如写出去的信绝不谈政治和时事，因为我们发现所有信件都有被检查过的痕迹。又比如我们放在学习教室自己抽屉里的书，绝不能有进步的书籍，相反的无妨放几本《蒋委员长言行录》之类的书。我还故意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上一些读《西安半月记》后的心得。我们明显地发现，当我们出操时，政治教官就到教室偷偷检查同学的抽屉。于是我们故意张扬出来，说有人想偷东西。这样实际上起了提醒同学们的作用。
保护自己是做到了，可是还没有找到什么巧妙斗争的办法和机会。像“眼镜”发明的“闻蒋立正”的办法用了几次也就不灵了。集训营的教官们也许没有发现“眼镜”的恶作剧，但是那些来到集训营里吃过“眼镜”的苦头的大官们不会不发觉。于是集训营里做出了新的规定：凡是教官（包括学员）讲话、上课时，第一次说到蒋委员长时，应该起立，以后说到，就不用起立了。
但是同学们又有新的发明。比如大家非常厌烦每天睡觉前的晚点名总要唱歌，特别是唱国民党的《党歌》和《大哉领袖》。于是有的同学把歌词改了，把《党歌》中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跻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改成“杀民主义，汝党所宗，以灭民国，以毁大同，咨尔多士，为蒋先锋……”这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了。教官听着觉得不对，可跑到同学面前听，却又还是原来的唱词了，弄得他毫无办法。后来他们就索性不让唱《党歌》了。同学们都叫“阿弥陀佛”。这是谁的发明，谁也不知道。
这种小小的玩笑，只是让教官们出一点洋相，也不过是叫他们不舒服一下罢了，真正叫他们头痛的，却是接二连三的群众性反抗。
抽烟联盟
有一天大清早，一个同学上厕所，在厕所的墙上发现一张传单。回来说开了，大家都跑去看。这是一张上海人权保障同盟的传单，传单上反对国民党逮捕上海爱国抗日的“七君子”沈君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并号召大家响应孙中山夫人、国母宋庆龄女士去苏州集体入狱以救“七君子”的建议。同时还报告一个好消息，苏州集训营的同学反对军训的斗争取得胜利，集训营提前解散了。
这真是惊天动地的消息，不一会儿就传开了。有教官到厕所撕去传单，但还是无法阻止同学们在房里窃窃私议。早饭以后，忽然又传说从同学们的课桌里发现了传单，题目是《法西斯能救中国吗？——驳邓文仪》，是针对国民党复兴社的头子、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十三太保之一的邓文仪的。原来，不久以前，邓文仪曾经到我们集训营来做过一个大吹法西斯主义的报告，这传单就是驳斥他的。这一下可炸了营，集训营的头头们着了慌，下令清查。从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到班长，层层训话，说这是共产党在捣乱，叫大家检举，要“误入歧途”的同学自首，不咎既往。乱哄哄地闹了一阵，毫无结果。大队部、总队部大概也不敢把这事向上报告，便这么烟消云散，不了了之。
但是不久又出了“吸烟联盟”的事。集训营里是不准抽烟的，可同学中有不少“烟民”，我就是一个。我们常常在厕所、澡堂或小树林里偷偷过瘾。有的营房实行联防，抽烟的同学轮流放哨，在寝室里偷偷抽。有一天，我们正在寝室里抽烟，值日分队长忽然踏进寝室门，他是来通知集合的。他发现我们在抽烟，却装着没有看见。正在抽烟的同学把烟头草草掐了一下，放进自己的制服口袋里，便跟着值日队长到操场上集合去。谁知这个同学并没有把烟头真正掐灭，火在他的口袋里死灰复燃，烧着了他的口袋，开始冒烟。因为他是站在前列，那教官明明看到了，却故意不做声，还叫我们做托枪的动作。那个同学不能也不敢伸手去灭火。口袋烧起来自然就烧到肚皮了，那个同学还是不敢动，勉强忍受着痛苦。教官却幸灾乐祸地望着他那正在冒烟的口袋。另外一个同学实在看不过去，便喊一声：“烧起来了。”
教官装着不知道，问：“什么烧起来了？”
一个同学不顾一切扑了过去，用手捏住那同学正烧着的口袋，把火灭了。可是那同学却倒在地上，一看，他的肚皮已经被烧坏了一块。
但是这个同学不仅没有被送去治疗，还弄去坐了禁闭。这事引起一些吸烟同学的不满，其中有几个公开站出来承认自己抽烟，也被关了禁闭。这一下惹恼了更多吸烟的同学，排队走到禁闭室门口，要求一起坐禁闭。“烟民”们不约而同地成群结队地到禁闭室门口，有的不吸烟的同学也冒说是吸烟的，要求一起坐禁闭。他们自称是“抽烟联盟”。总队部没有想到，这么一件小事竟然掀起乱子。看来同学们对于这种专横的法西斯教育，早已不满，像一堆干柴，只待一颗火星，就可以点燃起来。
总队部着了慌，知道人多势众，不好硬下手镇压，只好派人去和大家谈判。把关禁闭的同学都放了出来，并同意送那个受伤的同学到医务室治疗，但是提出今后还是不准抽烟。“烟民”们火了，不答应总队部提出的条件，同时要求那个教官道歉，说他幸灾乐祸，太没有人道主义了。并且质问：“你们说抽烟有害，要净化营房，故而禁烟。可是为什么教官们允许抽烟，在台上做大报告的人也允许抽烟呢？要禁就得一视同仁，在集训营里谁也不准抽烟。”
这牵涉到当官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他们怎敢去禁止来营做报告的大人物抽烟呢？结果当然是除了放出同学和给烧伤的同学疗伤之外，那个教官也羞羞答答地表示了歉意。至于抽烟，虽然没有开禁，可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松活多了。
打人风波
“抽烟联盟”斗争的胜利，激发了我们的思考。集训营当局看来好像很强大，其实是软弱的。于是后来在同学中又爆发了一场全营性的抗议，并且取得胜利。
这事缘起于一个教官打学生。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午睡，有一个教官骑着一辆摩托车在大操场上咚咚咚咚地跑圈子，得意得很。一个同学跑出去干涉，那个教官认为伤了他的面子，便骂了起来：“妈的，你算什么东西。”那同学不服气，和他对骂起来。那个教官就打了那同学两耳光，并且还想拳打脚踢，只是被闻声赶出去的几个同学拉住了。
这事一下传开了，大家愤愤不平。平日里，大家对这些实行法西斯教育的教官本来就不满，尤其是那些自称“大老粗”，对有知识的大学生有一种潜意识仇视的操术教官，同学们更是不满。那些操术教官们常常在操场上借机会整同学，罚立正罚到同学昏倒在地，罚跑步罚到同学累倒在操场上，还有各种刁钻古怪的办法来虐待同学。同学们早已积怨很深，想找办法来反击他们。那个动手打人的教官，看样子像个少爷，还可能是一个有家庭背景或者有政治背景的人。他那么嚣张，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他打人的事，也就成为同学们抗议的爆发点。
同学们纷纷跑向操场。不仅那个被打同学所在中队的同学全跑了出来表示抗议，连相邻的几个中队的同学也跑出来表示抗议。大家在操场叫起来：“教官打人，这还得了？”不知是谁叫了一声：“我们到总队部去抗议！”
“抗议，抗议！”一片响应。大家自动地排好队，四人一排，手挽着手，向总队部前进。在中途，其他大队的同学闻讯也自动赶来，参加游行队伍，人越来越多，浩浩荡荡地向总队部前进。沿途叫着口号：“严惩打人凶手！”“不准侮辱虐待同学！”“改善生活待遇！”特别是用当局搞的“新生活运动”的口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开口骂人，动手打人，就是野蛮！”
有的同学喊出：“不惩办打人凶手，我们罢操！”几乎一呼百应：“罢操，罢操！”在这大热天顶着火辣辣的太阳上操，是大家感到最恼火的事。
有人忽然喊：“反对法西斯，解散集中营！”这个口号太“政治”了，响应的同学不多。不过能像传说的苏州训练营那样，提前结束，也就不错了。
队伍井然有序地向总队部前进。总队部早已知道，他们马上从隔壁的教导部队（人称蒋委员长的御林军）调来武装部队，把总部包围起来，如临大敌，用枪直对着我们。可是同学们谁也不害怕。我们在学校时，大半都参加过到教育部和总统府请愿的行列，有经验了，大家还是手挽着手，保持秩序，只是要求总队长出来答话。
一个参谋出来了，他说：“总队长正有事，你们有什么要报告的，选出代表来进去报告。”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阴谋，他们想借此发现同学中谁是带头人。我们都说：“我们没有工夫选代表，只要求总队长出面答复我们提出的惩办打人凶手的要求。”
那个参谋进去了，过了一会，总队长终于出来。他神色紧张，在他身边有两个持枪马弁做保镖，身后还跟出来一大堆武装军官。总队长开始想威胁我们，说：“你们聚众要挟总队部，这是严重事件。我们已经报告委员长侍从室，听候处置。”
同学们一点也没有被吓住，纷纷抗议：“你们的教官打了同学，我们来向你报告，要求惩凶。怎么是要挟总部？”
总队长看到威胁无用，反倒激怒了大家，只好改口：“打人的事，我们也报告了，听候指示。大家回营房，听候处理吧。”
同学们没有散去，坚持要求答复如何处理。这时，围过来的同学越来越多，几乎全营房的都来了。其中有些是看热闹的，有的则是当局的走狗，想混到同学中来搞侦察的，闹闹嚷嚷，秩序不大好。总队部又调来一些部队，围在我们的外围，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很怕有人乘机破坏，制造事端，那样会带来冲突，后果将会很严重。幸得这时又走出来一个军官，在总队长耳朵边叽咕了几句，总队长马上装出和善的神色，对我们说：“打人的确不对，打同学更不对。总队部决定把打人的军官先关禁闭，再交军法处依法惩处。我在这里代表总队部向被打的同学表示道歉，并致以慰问。”
显然，这是他们的上级传来了指示，看来比这些赳赳武夫要高明得多，知道学生不好惹，于是赶快让步，早下台阶，以免闹事。但是同学们说：“还有别的要求呢？”总队长变得聪明起来，马上回答：“同学们提的建议，我们回去马上研究，合理的一定采纳。”
几句空话，就把大家打发了。大家只好陆续散去。
集训营经过这次请愿事件后，奇怪得很，变得风平浪静起来。我感到有点不正常。果然有一天早上，我们吃罢早饭，正准备出操，忽然传来紧急集合的命令。
这样的紧急集合，过去已经搞过很多次，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半。有时甚至集合后把队伍拉出营房，到野外走夜路去。还有时是天不亮就紧急集合，刚集合好，忽然又下命令：“解散！”同学们纳闷：“一会紧急集合，集合了又解散。这是干什么？”值日队长说：“叫你紧急集合，你就紧急集合；叫你解散，你就解散，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什么好问的？”
因此，对这次的紧急集合，大家并未在意，像往常一样，跑出去站队集合。但是，值日官的宣布，却叫我们大吃一惊。他说：“紧急集合，共产党要暴动！”
这太让人感到离奇了。现在国难当头，共产党怎么会到南京来搞暴动？而且西安事变后，国共已经宣布合作抗日，国民党当局不是说共产党已经答应放弃暴动了吗？今天怎么会到这个学生集训营中来暴动呢？不知道总队部今天又要玩什么把戏。哦，明白了，原来他们是要借口实行全营大检查。
于是我们只好待在操场上，听任他们去我们寝室和教室翻铺倒柜地清查。在这同时，值日队长还要我们把身上口袋里的东西，都翻倒出来，让班长过目。我们班里没有查到什么，最多就是有的同学口袋里有香烟，但是他们似乎不在意这个。
这样搞了两三个钟头，也不知道查到什么没有。待宣布解散后我们回去，发现床铺被检查过，小抽屉也全翻过，特别是教室课桌里翻得最乱，书籍、笔记本都被翻看过了。我的笔记本也明显被看过，不过，我入营时早就有所准备，笔记本上记的内容，保证他们看了会满意。正像我有意买了几本“领袖”著作，并在书上画过许多笔道，表示真读过，一定能叫他们满意一样。
大检查完后，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一切活动照常进行。只是听说有的同学请假出去了，问起来有的是家里来电报，老人病危，回家探亲去了。我们中队有一个同学，我亲见他拿起电报去请的假。但是老孙却说，未必，也许他们是被查出了什么，叫他们自动失踪的。这可是国民党特务的拿手好戏。
没有结业
暑期集中军训已经接近尾声，同学们眼见六月将完，走出这个“集中营”指日可待，自然是喜上眉梢，都在为将要离开做准备。
一天下午，我突然被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叫去进行个别谈话。其实这样的个别谈话，在集训营里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这是所谓的选拔优秀学员的一个过程。事实上，南京当局在全国搞这种暑期学生集中军训，其主要目的，除了侦察和剔除他们认为的思想激进分子外，更重要的就是想从这些大学生里选择“优秀分子”，培养成可供他们使唤的“忠实同志”。找受训学生进行个别谈话，其实就是做最后的鉴定，并且还要从中选拔出更为出色的骨干，暑假中送到庐山夏令营去进一步受训。据说，只要能到庐山受训，就可以被吸收进蒋介石的近卫军“蓝衣社”去，成为蒋家的贴心人。而且还听说到庐山受训，还可以得到正在那里避暑的蒋委员长和第一夫人接见的殊荣。怪不得在集训营里颇有一些同学在努力表现自己，原来是有这么一个爬上去的捷径。
我不以自己被选中为“优秀分子”为荣，反以为耻。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被叫去进行个别谈话。在集训营里，我遵照学联小组的告诫，小心谨慎，不露声色，虽一直被认为是个规矩的学生，但实在不够被选中的资格呀。难道出了什么问题吗？管他呢，随机应变吧。
我到了政治指导员的房间里，受到出乎意料的客气接待。指导员说，他过去一直没有看出我是一个思想纯正的青年，是一个拥护党国，悉心研究领袖训示很有心得的学生。这真叫我有点莫名其妙了。不过从他的继续谈话中，我终于明白，原来是他在大检查中看了我抽屉里的书籍特别是我的笔记后，发现我是一个他们认为的优秀分子候选对象。其实，他哪里知道，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才那么干的。他又进一步说，他们到中央大学去看了我的档案，得知我的家可算是簪缨之族，家人和亲朋中不少在政府部门中工作，许多是党的忠实同志。
“这样”，他说，“我们便有话好说了。”他说青年应该为党国效忠，也就是在大学里要听他们的指挥。末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我有资格填表申请为优秀分子的候选人，如果努力，还可争取到庐山进夏令营……他就这样为我勾画出一幅升官图来。我的天，由于我的保护自己的保护色涂得过浓，他竟然想拉我去为他们党国效忠，成为蒋家王朝的马前卒。我怎么能背弃自己的理想去给他们做走狗呢？于是，当他满有把握地拿出一张表格来要我填写时，我告诉他，我是一个读书人，只想学好理工知识，谋求生活，报效国家，对于政治毫无兴趣，不想参加什么组织，也不想当优秀分子。
我的断然拒绝，使他大为恼火。大概他原本以为十拿九稳，所以把一些内情告诉了我，也可能他已经向上打了包票的，这下可下不来台了。见我把那张“卖身契”退还给他，他愈发冒火，怒气冲冲地说：“你这样子，恐怕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我不想领会他这句话的涵义，只想快点离开他为我张开的那张网子，匆匆告辞出来。
六月底的结业考试终于盼来了。但当文的武的都考完，大家都拿到一张获得一个准尉排长资格的军训结业证书时，我却没有份，我这时才明白那个政治指导员说话的分量。我真想不通，决心去找他问个所以然，不是对于那张准尉军官的结业证书有什么兴趣，实在是感到这太欺侮人了。
我去找到了他。看来他早有准备，他拿出一张考试成绩单来，指着上面的分数对我说：“你自己看吧，你的学科考得还好。可是操场上的制式训练和政治考察都不及格，平均分数就差一分。我也没有办法，爱莫能助，你只有明年暑假再来回炉了。”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憋足了才迸出一句：“明年再来？我一辈子也不来了！”
我没有拿到集训营的结业证书，结业典礼也就没有资格参加，事实上等于在出营以前被开除了，两个月的苦算白受了。我打点好行李，当天就搬回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