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豪放派鼻祖——一代“词宗”苏东坡

被誉为“百年第一”的全能才子

公元1056年，一辆风尘仆仆的马车在一座寺庙门口停下，车上走下来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年人，另外还有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十九岁，一个十七岁，看上去面目清秀，文质彬彬，他们携带随身包裹跟随父亲进了寺庙，准备在这里暂时寄居下来，和许多进京赶考的学子一样，以迎接来年春天礼部主持的贡举考试。

公元1057年这场春试的主考官，正是当时主张诗文革新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兄弟俩透彻的说理、平易晓畅的文风很符合欧阳公的喜好，轻松地通过了这场考试。尤其是哥哥，他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颇受欧阳修赏识，被赞为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判了第二名。据说，欧阳修原本要判此文为第一，但疑心此文为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所以改判了第二。

在这场科举考试中名列第二的，正是日后词坛的大文豪苏轼。虽然当时苏轼才二十岁，但已初露锋芒，独具慧眼的欧阳修十分欣赏他文学上的天赋与才华，大胆预言：“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他还曾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如是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就才华而言，苏轼完全当得起如此夸赞，他不仅文章写得好，书法、绘画、诗词、音律无不精通，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全才。

公元1061年，仁宗皇帝亲自主持选拔优秀人才的制科考试，苏轼又一举拔得头筹，成为数百年制科考试历史上唯一的第三等，被誉为“百年第一”。跟三年一试的常规科举考试不同，制科考试不定期举行，应试者由朝廷命官举荐，在长达数百年的宋朝历史中总共只举行过22次，又因要求极为严格，通过者仅41人，而在所有应试者中，第三等为事实上的最高等，因为从未有人得过第一、二等的殊荣——苏轼的才华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个才高八斗的年轻人在事业上颇为不顺，先是公元1066年父亲苏洵病逝，他与弟弟苏辙扶柩回乡，守孝三年。三年后，当苏轼、苏辙兄弟再回京城时，为革除宋初制度不完善导致的流弊，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重用王安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当时朝野上下因变法分成了新党和旧党两大阵营，反对变法的欧阳修等人在朝中受到打击，苏轼也因政治主张与王安石不合而受到排挤。

公元1071年，在朝中手脚被束的苏轼无奈自请离京，到地处江南的杭州当了个通判，虽然官职小，官衔低，但远离了纷争不断的朝廷，这一时期他的内心是平静安宁的，他的词也多为抒情、唱和之作，洋溢着年轻人的青春气息。如那首写给即将离任的杭州太守陈襄的送别诗《虞美人》：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再如远赴润州“出差”赈灾时写给妻子的《少年游》：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从气势上看，这些词篇远不及后期的词作那般气势磅礴，但已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渐渐形成了“词别是一家”的风格。

超然台上说“超然”的密州太守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江城子》写于公元1075年正月，是苏轼悼念亡妻王弗的一首抒情词。全词充满悲凉，沉痛感人。然而，这种因梦见亡妻而生的悲凉，并不仅仅存在于梦境中，或仅停留在梦醒后的片刻，它是不断扩散的广阔的悲凉，犹如北方冰雪覆盖的山川大河一般，是苏轼长期以来挣扎着想要突破却始终无法突破的心境。毕竟，此时的苏轼已年近四十，鬓角渐生白发。青春无法驻留，一个有抱负的人可以一时假装对失意毫不在乎，假装自己享受在江南品茶、写词、论道的生活，但这种自我放逐，是苏轼真正想要的吗？

自开国以来，宋廷就一直与辽、西夏纷争不断，凭借“潭渊之盟”“庆历和议”，北宋与辽、西夏的大战已休，但随着国势强弱的变迁，彼此的边境摩擦和冲突仍不断发生，而百余年的积弊又使宋王朝渐现衰微之势，面对如此内忧外患，苏轼何尝不渴望为国家多做些事？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就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雄心与抱负：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自称“老夫”是苏轼感慨时光易逝，但此时的他正值壮年，只要给他机会，他就愿意像孙权那般亲自弯弓射虎，像西汉太守魏尚那般奔赴边疆抗击辽和西夏的入侵和滋扰！“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豪气冲天的壮语，正是苏轼热切渴望的内心写照。

除了《江城子·密州出猎》，在担任密州太守的前后岁月里，苏东坡还写过不少经典的豪放派词作，如《沁园春·孤馆灯青》：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这是公元1074年苏轼由杭州奔赴密州上任途中写给弟弟苏辙的词，词中以西晋诗人陆机、陆云自喻，感慨他与苏辙兄弟二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的才能和“致君尧舜”的雄心壮志，又化用《论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之句来宽解仕途不顺的弟弟和自己。此时的苏轼，不论其词境还是心境，在慨叹现实之余流露出的是大气磅礴与豪放奔腾之气。

然而，苏轼的豪情壮志始终没有用武之地。变法仍在继续，他虽敬仰王安石正直的人品，却无法赞同他过于激进的变革方式，而王安石也无法容忍苏轼的“保守”，这就注定他们在政治上势不两立，王安石在朝廷掌权一天，苏轼就难有所作为。

个人在时代面前是渺小的，苏轼意识到自己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便只好在政治之外寻求解脱。在密州担任太守期间，他曾命人将城北的一座旧台修葺一新，将其命名为“超然台”，希望能成为《望江南·超然台作》中所描述的“超然太守”：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轼是词人，也是哲人，他生性豁达，明白人生、历史与这超然台上所见之景一样，逃不过春去秋来荣枯的自然规律，但毕竟身在尘世，纵然明白这些道理，又哪里逃得出现实的苦闷？如果登上超然台可以真的超然，苏轼又何必发出“高处不胜寒”的感慨？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水调歌头》是苏轼在密州时写给远在他乡的苏辙的，词中不仅道出了对兄弟的思念，更传达出这一时期他复杂的心境：既有“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矛盾，又有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无奈，说“不应有恨”，他真正想表达的，不正是对人生不能遂意的遗憾与苦闷吗？

一篇表文引发“乌台诗案”

公元1079年，于苏轼是个多事之秋。

这年春天，苏轼被从徐州调到湖州任太守，按照惯例，他给神宗皇帝写了一篇感恩戴德的《湖州谢上表》，令他想不到的是，这篇表文竟意外掀起了一场震动朝野的轩然大波，他自己差点在这场腥风血雨中含冤死去，许多平日里和他交往密切的好友纷纷受到了牵连。

事情的起因还是离不开新旧党争。当时，四十二岁的苏轼虽在政治上没有多大起色，但在文坛上已是赫赫有名的新一代文坛领袖。新党忌惮苏轼在文坛的影响力，对他诗文中流露出的对新政的微词颇为不满，早想治治这个不听话的“异党”，只是苦于一直找不到机会。不过这回，他们总算抓住了苏轼的“把柄”，原来，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一文中写了“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新党拿着这句话大做文章，说苏轼妄自尊大、愚弄朝廷，又翻出大量他以前写的诗词，捕风捉影，给他罗列罪名。

经过长达4个月的“潜心钻研”，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向神宗弹劾苏轼：“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紧接着，国子博士李宜之，曾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隐瞒丧母消息而被苏轼讥为“不孝”的御史中丞李定，也相继上奏弹劾苏轼，历数他的“罪行”，声称必须将苏轼斩首才能“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公元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上任不满三个月，就突然被御史台的人逮捕下狱。其后，在御史台不择手段的逼供下，他屈打成招，承认了种种他们为他罗列的“罪行”。新党内的群小觉得这是个契机，不仅想除去苏轼，还揪出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数十名与苏轼过从甚密的朝臣，想借此机会将政敌一网打尽。

苏轼万万没料到，他在表中随意发的一句牢骚话竟会掀起如此轩然大波！

所幸朝中仍有不少正直的大臣为苏轼等人求情，其中包括他政治上的死敌王安石，而神宗皇帝本人也颇为爱才，不忍杀害苏轼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公元1079年12月底，这场史称“乌台诗案”的风波终于有了定论——皇帝下诏对苏轼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乌台诗案”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成为苏轼人生重大的转折点。

公元1080年春，劫后余生的苏轼终于出狱，他消瘦了许多，也憔悴了许多。“乌台诗案”带给他的，远不止狱中遭受的身心折磨与煎熬，更有许多绕不开的现实窘境——往日风光不再，优游自在的生活也一去不复返，出狱后的苏轼贫病交加，一路风餐露宿赶到黄州，到黄州后官薪微薄难以养家，只好自盖茅屋、自辟山地勉强糊口。然而，比起生活的困顿与艰苦，最令苏轼唏嘘的还是人情冷暖。“乌台诗案”中，不少与苏轼交好的朝中大臣纷纷受到牵连，被责罚或贬官，诗案了结后，不少往日亲友视他为洪水猛兽，因怕受连累对他避而远之——世态炎凉至此，不免叫人伤心。

经历人生剧变的苏轼，此时的心境大为改变，他的《哨遍·为米折腰》一词，就是此时的内心写照：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山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这首词是苏轼为好友董毅夫所写。董毅夫从鄱阳来黄州探望苏轼，苏轼则在田间一边劳作，一边命家僮唱“噫！归去来兮……”，扣牛角击节，为董毅夫唱词。密州时期一身“狂”与“豪”、对仕途充满进取的苏轼已然不再，黄州的苏轼在沉重的打击下不觉产生了“归去”之意。

在这种心境的影响下，苏轼的词作内容也有很大的变化，言志的少了，多写与友人的唱和、对风景的描摹、对事物的歌咏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其风格也不再锋芒毕露，而是渐趋恬淡宁静，有种历经大难后彻悟人生的了然与淡泊。这种了然与淡泊，在苏轼这一时期创作的许多词中均有体现，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再如著名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作《定风波》时，苏轼已到黄州整整两年。两年来，尽管生活贫瘠艰辛，但总算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苏轼渐渐从心灰意冷的失意中走出，自制茶饮，自酿美酒，自号东坡，借一片山地，在他的“雪堂”中过起了不问世事的生活。这年阳春三月，苏轼病后初愈，与一众友人共游沙湖，不巧途中风雨大作，大家没带雨具，一时慌乱进退两难，唯有苏轼任凭风雨吹打，依然从容前行。这种从容，是旷达之人经历大风大浪后的悠然淡定，它几乎贯穿了苏轼的整个后半生，在豪放词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流露出了这一色彩：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黄州位于湖北黄冈，坐落于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出城北汉川门，北面有山陡峭如壁，山石颜色赤红，因此称为“赤壁”。在黄州时，苏轼曾多次游览此地，并于公元1082年秋、冬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还创作了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首词的开篇气势磅礴，然而，多少风流人物、多少英雄豪杰，终归湮没于历史的滚滚长河中，纵然人生得意如雄姿英发的周公瑾又能如何？想到这里，苏轼不禁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感慨。

既然“人生如梦”，那么还有什么值得在意和计较呢？

跌宕起伏的后半生

公元1085年正月的一天，身着庄严帝服的神宗皇帝赵顼端坐于朝堂之上。这年赵顼三十七岁，正值壮年，却已是一脸憔悴、一副抱病老态。

从十九岁即位起，此时赵顼已经当了十八年皇帝。他是个年轻有抱负的皇帝，登基不久就启用王安石开始轰轰烈烈的革新变法，他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亲自主持新政，与政见不同者和既得利益者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斡旋与斗争。借助变法去除贫弱、富国强兵是他的理想，可惜因变法操之过急、方法不当，他最终不得不在重重阻力面前屈服，满腔热情的付出，只换得精疲力竭、变法失败的结局。

变法失败已使神宗郁郁寡欢、身体每况愈下，而不久前从西北边境传来的战败消息更是雪上加霜，让他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病情加重。虽然他还年轻，但几乎所有人心里都已升起一种不祥的预兆。朝堂之下，大臣们个个屏气凝神，面色凝重。

终于，在沉默良久后，神宗向朝中大臣环视了一眼，挥了挥手，命人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立储诏书。大臣们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这年四月，神宗皇帝驾崩，享年三十七岁；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新政随着神宗时代的逝去暂时告一段落，新党失势，司马光等旧党重新受到重用，年近半百的苏轼也因此迎来了人生中短暂的春天。

其实早在公元1084年奉诏调离黄州，就已预示着苏东坡人生“春天”的临近，但他没有狂喜，其心境恰如《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中写的那般平静而清旷：

细雨斜风作小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到了公元1085年，苏轼东山再起，短短数月先是复官朝凤郎，后被诏还朝中，升起居舍人，再升中书舍人，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可谓扶摇直上、平步青云。

但无论身在何处，苏轼始终无法改变正直坦荡的秉性，他曾受尽新旧党争的冤苦，如今看到夺回权力的旧党对新党不遗余力的倾轧，又忍不住要站出来抱不平，正如苏辙后来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写的那般：“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正直是美德，但正直之人在斗争激烈的政治领域却往往不受待见。公元1089年，苏轼因不愿与旧党随波逐流，自请外放杭州。他一到杭州就疏浚西湖、筑西湖长堤，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两年后，苏轼一度被召回朝堂，但不久又被贬到颍州、惠州等地当官，人生几度沉浮，不过，这些对年过半百的苏轼而言只是些小风小浪，他都不以为意，坦然笑对。

在贬官惠州期间，苏轼曾作一首《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据说苏轼的爱妾王朝云十分喜爱这首词，时时弹琴吟唱，每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之句就会黯然神伤以致落泪。王朝云多才多艺，是苏轼的红颜知己，她能读懂苏轼的豁达与坦荡，也能读懂苏轼在这旷达背后的隐痛与无奈，因此总是无法将“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唱出。

但在苏轼的一生中，惠州并非最远的“天涯”。公元1097年，哲宗亲政后重启新党，苏轼再度遭到打压，被贬到比惠州还偏远、荒凉的海南儋州，那里人烟稀少、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此时苏轼已过花甲之年，妻妾均已先他而去，身边只剩小儿子苏过，被贬到这样一个地方，无异于被逼到了绝境，但他仍保持着一贯的旷达，“此心安处是吾乡”，将儋州视为第二故乡，在这里安心办学讲学，传播学问，教化民众，才短短数年，就使在北宋一百多年里从未出过进士的儋州出了乡贡。

苏轼晚年时曾写过一首《点绛唇》：

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江村海甸。总作空花观。

尚想横汾，兰菊纷相半。楼船远。白云飞乱。空有年年雁。

一首词中两个“空”字，正是苏轼对世事的参悟。因为有此参悟，从公元1097年到公元1101年这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拖着病躯，像任凭乱风吹拂的白云，从儋州飘到廉州，从廉州飘到永州，后来又奉诏北归，直到卒于北归途中。其间所有的沉浮得失，他都作“空花”观，不悲不喜，无论身在何处、身处何境，都只做自己，尽自己所能，为世人尽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