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室雕塑：400—650年
我们清楚地知道，大约在公元500年，墓室不再是完全独立的艺术空间，它有自己的题材和风格，在生者生活的空间永远见不到。墓室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但是墓室中的陪葬品所具有的视觉形式部分减弱。墓室艺术中受到汉代的变迁永久性影响的，就是大型石雕。在早期阶段，这些都不为人知晓。秦始皇的兵马俑［图7］就是埋藏在地下而不是在地上。首座大型石雕陪伴着宫殿近郊的大型墓葬，这始于公元1世纪的中国。它们通常被安置在“神道”、仪式的中轴线上，中轴线带来了一种墓葬的新样式。后来出现的实例［图15］是被称为“麒麟”的神兽，是辟邪的守护神，此件作品来自南朝宋统治者文帝（424—453在位统治）的墓地。仅有王室家族才能使用这样的石雕神兽，并且严格按照等级指定使用特定的动物——只有皇帝能使用有胡须、带翅膀的麒麟。这些神兽继承了汉代墓室中，（如马王堆）想像的动物图像，但是它们彻底地等级化，作为王室权力的象征，赋予了它们完全不同的意义。南方的帝王们是狂热的佛教赞助人，但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他们的王国没有像同时期的北方那样创造出巨大的宗教石雕。制作雕像的无名雕塑家可能还创作了其他作品，现在已经无迹可寻，因为它们不像帝王陵墓可以保存如此精细的雕塑传统，所以虽然在美学理论家眼里墓室雕塑永远不可能在艺术形式方面获得地位，但是此传统在中国一直保持到12世纪。这并不意味着墓室雕塑与更受尊敬的绘画等艺术之间完全没有联系。在雕塑当中可以建立起这种联系的是唐太宗（627—649在位统治）的著名石雕昭陵六骏［图16］。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深入亚洲腹地的程度远胜于前代，作为大唐王朝（618—907）的第二位皇帝，他成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在军事战役中度过。对他和他的朝臣（男女一视同仁）来说，马的重要性是力量与气势的象征，也是界定主人地位与个性的财产。它们也是艺术创造的焦点，太宗曾经命令宫廷画家阎立本（卒于673）画他最喜欢的战马，这件画作像阎立本的其他作品一样，也没有流传下来。人们按惯例一致认为这些绘画（可能是壁画，不可移动）是石刻的粉本。在名为飒露紫的马身上可以见到这种现象，它安静地站立着，而太宗最喜欢的一名大将丘行恭正从它的侧腹拔箭。这些动物不是像麒麟一样的早期帝王墓室的守护者。它们也不是简单地作为等级的象征，如古老的统治者的兵马俑。更确切地说，它们是个人传记中让人回忆往事的特殊事件，等同于艺术品的珍贵财产，太宗选择了它们和他一起埋葬。墓室是居住空间的观念现在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并且被视为个人的居住空间，个人的趣味在此之后将持续发展。
图15 神秘畏兽（麒麟），守护着宋文帝（卒于453）陵。在南京地区有30余座可以确认的南朝皇帝陵墓，但是在众多的陵墓中仅存此一件纪念性石雕。
图16 唐太宗（卒于649年）的六匹战马之一，墓葬石雕。石雕安放在陵墓祭殿前被掩埋的庑廊两侧。
中国早期绘画理论
古代贵族、政治思想家韩非（卒于前233）的著作里记载了一则故事，齐国国君问随从中的画工画什么最难。画工说画犬马最难，画鬼怪最容易。他的理由是：“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摘自S. Bush和Hsio—yen Shih的Early Chinese Texts on Painting [Cambridge，Mass.，and London，1985]，24）。这本则故事身就是一件趣事，除了告诉我们公元前3世纪的国君侍从中有画工之外，它获得了奠基中国美术史的神话故事地位，揭开了中国早期艺术的表现、描绘事物之间的关系、观察与想像等等问题，并从某种角度暗示贵族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关注绘画。
更广泛地定义绘画，关注绘画表现可以追溯到一本中国最古老、有威望的神秘著作，在中国人人皆知的《易经》或《周易》，它的英文名字是“Book of Changes”。这本占卜书不仅用于预测未来；而且是古代中国宇宙观重要的理论化阐释。尽管这些内容可能要回溯到大约公元前1000年的时代，但是它涉及的事物和我们现在已经了解的公元前200—前100年间的类型一样。非常难以解释的是，《易》（Changes）这部分，尤其是《系辞传》，为后代的中国思想家提供了核心的技术词汇，如图（“图示”[diagram]或者“图画”[picture]）和象（有不同的翻译词汇“图像”[image]、“表现”[representation]、“形式”[form]和“画像”[fgure]），它们使得后代的思想家详细地阐释了视觉理论，与最强大、最长久的中国哲学实践研究手段紧密结合。后代著述者反复引用“传”（Commentary）中讲述的故事，讲述神话英雄伏羲氏（也叫庖牺）“王天下，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W. J. Peterson，“Making Connect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2[1982]，67—116，[at p. 111]）。
这则关于古代中国艺术传统的故事影响了后来的两千年，如同柏拉图的洞穴或者“模仿”（mimesis）一词的阴影笼罩在另一地理范围内的特殊传统。不用说，理论与实践之间同样是互补的关系。
图6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