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文

出土这块彩锦的墓葬是一座男女合葬墓，时间为东汉末到魏晋。陪葬品中有一件陶器还带“王”字题记。这件彩锦织物出土时位于弓的旁边，说明它在使用弓的时候是系在射手的前臂上的。锦边缘缝的织物是绢。这块彩锦是五重平纹经锦（使用了蓝、绿、黄、红和白五种颜色的经线）。锦上织有日月、云朵、孔雀、仙鹤、辟邪和虎的纹样以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

这里的“五星”，是先秦所谓的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和镇星。秦汉以后，由于五行说的普及，它们又被称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

所谓“中国”，是星占学分野概念里的“中国”，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而“中国”之外，就是“西方”“夷狄”或者“外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古代星占学上很常见的占辞。《史记·天官书》上说：“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在《汉书》《晋书》《隋书》《新唐书》天文志以及《开元占经》里都能见到类似的记载。

“五星积于东方”和“五星出东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某段时期内，在日出前同时出现在东方。这种天象非常罕见，所以引起古人的好奇与重视，把这种天象附会上某种“天意”。比如《文献通考》上就有“周将伐殷，五星聚房”之说。

五星聚合一般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出现一次。中国上一次出现聚合（间距＜30°）的时间是公元1921年。下一次出现五星聚合的时间则是公元2040年了。

因为这件彩锦护膊出土时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腾飞壮大的时期，而新中国的国旗又是五星红旗，所以人们在不具备相应古代文化知识情况下，从这件护膊上读出的是直白的现代字面意义。这件护膊被定为一级甲等并受到格外的珍视当然也就很好理解。

在上古时代，人们把自然看得很神秘，认为整个宇宙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就是帝或上帝。在上古文献里，天和帝常常成为同义词。古人又认为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它的主持者，人们把它们人格化了，并赋予一定的名字，例如风师谓之飞廉，雨师谓之荓翳（屏翳。荓，读pínɡ；翳,读yì），云师谓之丰隆，日御谓之羲（xī）和，月御谓之望舒（这里是举例性质，见《广雅·释天》），等等，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名字，为古代作家所沿用，成了古典诗歌辞赋中的辞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生活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要求有准确的农事季节，所以古人观测天象非常精勤，这就促进了古代天文知识的发展。根据现有可信的史料来看，殷商时代的甲骨刻辞早就有了某些星名和日食、月食的记载，《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尔雅》等书有许多关于星宿的叙述和丰富的天象记录，《史记》有《天官书》, 《汉书》有《天文志》。我们可以说远在汉代我国的天文知识就已经相当丰富了。

古人的天文知识也相当普及。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说：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见《日知录》卷三十“天文”条。“七月流火”见《诗经·豳〈bīn〉风·七月》, “三星在户”见《诗经·唐风·绸缪〈móu〉》, “月离于毕”见《诗经·小雅·渐渐之石》, “龙尾伏辰”见《左传·僖公五年》。）

 

我们现在学习古代汉语当然不是系统学习我国古代的天文学，但是了解古书中一些常见的天文基本概念，对于提高阅读古书能力无疑是有帮助的。现在就七政、二十八宿、四象、三垣、十二次、分野等分别加以叙述。

古人把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合起来称为七政或七曜（yào）。金木水火土五星是古人实际观测到的五个行星，它们又合起来称为五纬。

金星古曰明星，又名太白，因为它光色银白，亮度特强。《诗经》“子兴视夜，明星有烂”（见《诗经·郑风·女曰鸡鸣》）, “昏以为期，明星煌煌”（见《诗经·陈风·东门之杨》），都是指金星说的。金星黎明见于东方叫启明，黄昏见于西方叫长庚，所以《诗经》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见《诗经·小雅·大东》）。木星古名岁星，迳（jìnɡ）称为岁。古人认为岁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行经一个特定的星空区域，并据以纪年（下文谈到十二次和纪年法时还要回到这一点上来）。水星一名辰星，火星古名荧惑，土星古名镇星或填星。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古籍中谈到天象时所说的水并不是指行星中的水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定星（营室，即室宿，主要是飞马座的α、β两星）,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水昏正而栽”，就是一个例子。所说的火也并不是指行星中的火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大火（即心宿，特指心宿二，即天蝎座的α星。《史记·天官书》所说的火，才是指火星〈荧惑〉）, 《诗经》“七月流火”，就是一个例子。

古人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是以恒星为背景的，这是因为古人觉得恒星相互间的位置恒久不变，可以利用它们做标志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经过长期的观测，古人先后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称为二十八宿。黄道是古人想象的太阳周年运行的轨道。地球沿着自己的轨道围绕太阳公转，从地球轨道不同的位置上看太阳，则太阳在天球上的投影的位置也不相同。这种视位置的移动叫做太阳的视运动，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轨迹就是黄道。这里所说的赤道不是指地球赤道，而是天球赤道，即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星宿这个概念不是指一颗一颗的星星，而是表示邻近的若干个星的集合。古人把比较靠近的若干个星假想地联系起来，给以一个特殊的名称如毕参箕斗，等等，后世又名星官。二十八宿指的是：

东方苍龙七宿 角亢氐（dī）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七宿 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 奎娄胃昴（mǎo）毕觜（zī）参（cēn）

南方朱雀七宿 井鬼柳星张翼轸（zhěn）

东方苍龙、北方玄武（龟蛇）、西方白虎、南方朱雀，这是古人把每一方的七宿联系起来想象成的四种动物形象，叫做四象。

以东方苍龙为例，从角宿到箕宿看成为一条龙，角像龙角，氐房像龙身，尾宿即龙尾。再以南方朱雀为例，从井宿到轸宿看成为一只鸟，柳为鸟嘴，星为鸟颈，张为嗉（sù），翼为羽翮（hé）。这和外国古代把某些星座想象成为某些动物的形象（如大熊、狮子、天蝎等）很相类似。

上文说过，古人以恒星为背景来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而二十八宿都是恒星。了解到这一点，那么古书上所说的“月离于毕”“荧惑守心”“太白食昴”这一类关于天象的话就不难懂了。（《尚书·洪范》伪孔传：“月经于箕则多风，离于毕则多雨。”“荧惑守心”见《论衡·变虚》篇；“太白食昴”见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月离于毕”意思是月亮附丽于毕宿（离，丽也）; “荧惑守心”是说火星居于心宿；“太白食昴”是说金星遮蔽住昴宿。如此而已。苏轼在《前赤壁赋》里写道：“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也是用的二十八宿坐标法。

二十八宿不仅是观测日月五星位置的坐标，其中有些星宿还是古人测定岁时季节的观测对象。例如在上古时代，人们认为初昏时参宿在正南方就是春季正月，心宿在正南方就是夏季五月，等等。这是就当时的天象说的。《夏小正》:“正月初昏参中，五月初昏大火中。”

古人对于二十八宿是很熟悉的，有些星宿由于星象特殊，引人注目，成了古典诗歌描述的对象。《诗经》“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yì）酒浆”（见《诗经·小雅·大东》），这是指箕宿和斗宿说的。箕斗二宿同出现于南方天空时，箕宿在南，斗宿在北。箕宿四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簸箕形，斗宿六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诗经》“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则是指参宿而言（此从毛传），因为参宿有耀目的三星连成一线。至于乐府诗里所说的“青龙对道隅”（见《陇西行》），道指黄道，青龙则指整个苍龙七宿了。有的星宿，伴随着动人的神话故事，成为后世作家沿用的典故。脍炙人口的牛郎织女故事不必叙述。（但是织女不是指北方玄武的女宿，而是指天琴座的α星；牛郎也不是指北方玄武的牛宿，而是指天鹰座的α星，牛郎所牵的牛才是牛宿。）二十八宿中的参心二宿的传说也是常被后人当作典故引用的。《左传·昭公元年》说：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yān）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zānɡ），迁阏伯于商丘，主辰（主祀大火），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即心宿）；迁实沈于大夏（晋阳），主参（主祀参星），唐人是因，……故参为晋星（即参宿）。

因此后世把兄弟不和睦比喻为参辰或参商。又因为参宿居于西方，心宿居于东方，出没两不相见，所以后世把亲朋久别不能重逢也比喻为参辰或参商。杜甫《赠卫八处士》所说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就是这个意思。

随着天文知识的发展，出现了星空分区的观念。古人以上述的角亢氐房心尾箕等二十八个星宿为主体，把黄道赤道附近的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二十八个不等份。在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八宿就意味着二十八个不等份的星空区域了。

古代对星空的分区，除二十八宿外，还有所谓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古人在黄河流域常见的北天上空，以北极星为标准，集合周围其他各星，合为一区，名曰紫微垣。在紫微垣外，在星张翼轸以北的星区是太微垣；在房心尾箕斗以北的星区是天市垣，这里不一一细说。

现在说一说北斗。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的，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组成为斗身，古曰魁；玉衡、开阳、摇光组成为斗柄，古曰杓（biāo）。北斗七星属于大熊座。

古人很重视北斗，因为可以利用它来辨方向，定季节。把天璇、天枢连成直线并延长约五倍的距离，就可以找到北极星，而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们看起来它在围绕着北极星转动，所以古人又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现在说到十二次。

古人为了说明日月五星的运行和节气的变换，把黄道附近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星纪、玄枵（xiāo）等十二个等份，叫做十二次。每次都有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作为标志，例如星纪有斗牛两宿，玄枵有女虚危三宿，余皆仿此。但是十二次是等分的，而二十八宿的广狭不一，所以十二次各次的起讫界限不能和宿与宿的分界一致，换句话说，有些宿是跨属于相邻的两个次的。下表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此表是根据《汉书·律历志》作的，各次的名称、写法和顺序都根据《汉书·律历志》）：

外国古代把黄道南北各八度以内的空间叫做黄道带，认为这是日月和行星运行所经过的处所。他们也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把黄道带分为白羊、金牛等十二个等份，叫做黄道十二宫。其用意和我国古代的十二次相同，但起讫界限稍有差异，对照起来，大致如下表所示：

我国古代创立的十二次主要有两种用途：第一，用来指示一年四季太阳所在的位置，以说明节气的变换，例如说太阳在星纪中交冬至，在玄枵中交大寒，等等。第二，用来说明岁星每年运行所到的位置，并据以纪年，例如说某年“岁在星纪”，次年“岁在玄枵”，等等。这两点，后面谈到历法时还要讨论。

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上述十二次的名称大都和各自所属的星宿有关。例如大火，这里是次名，但在古代同时又是所属心宿的名称。又如鹑首、鹑火、鹑尾，其所以名鹑，显然和南方朱雀的星象有关，南方朱雀七宿正分属于这三次。《左传·僖公五年》“鹑火中”，孔疏说“鹑火之次正中于南方”，又说“鹑火星者谓柳星张也”，可以为证。

下面谈谈分野。

《史记·天官书》说“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可见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域联系起来看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国，使它们互相对应，说某星是某国的分星，某某星宿是某某州国的分野；也有反过来说某地是某某星宿的分野的。例如《汉书·地理志》:“齐地，虚危之分野也。”这种看法，便是所谓分野的观念。

星宿的分野，一般按列国来分配，如根据《淮南子·天文训》作的表甲；后来又按各州来分配，如根据《史记·天官书》作的表乙：

星宿的分野也有以十二次为纲，配以列国的，如根据《周礼·保章氏》郑玄注作的表丙：

古人所以建立星宿的分野，主要是为了观察所谓“礼几（jī）祥”的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例如《论衡·变虚》篇讲到荧惑守心的时候说：“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迷信。但是古人对于星宿分野的具体分配既然有了一种传统的了解，那么古典作家作品在写到某个地区时连带写到和这个地区相配的星宿，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庾（yǔ）信《哀江南赋》说“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王勃《滕王阁序》说“星分翼轸”，李白《蜀道难》说“扪（mén）参历井”，就是在分野的意义上提到这些星宿的。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古人的天文知识虽然已经相当丰富，但是由于科学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宗教迷信的占星术相联系的。古人对于某些异乎寻常的天象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于是在崇敬天帝的思想基础上，把天象的变化和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认为天象的变化预示着人事的吉凶。例如日食，被认为对最高统治者不利，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不杀牲盛馔〈zhuàn〉），伐鼓于社。”《礼记·昏义》也说：“日蚀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这是把日食看成是上天对最高统治者的警告。又如彗星（一名孛〈bèi〉星，欃〈chán〉枪）的出现，被认为是兵灾的凶象，所以史书上常有记载。甚至行星运行的情况也被认为是吉凶的预兆。例如岁星正常运行到某某星宿，则地上与之相配的州国就五谷昌盛，而荧惑运行到这一星宿，这个国家就要发生种种祸殃，等等。占星家还认为某某星主水旱，某某星主饥馑，某某星主疾疫，某某星主盗贼，注意它们的隐现出没和光色的变化而加以占验。这些就不一一叙述了。

占星无疑是迷信。全世界所有的占星术都曾被统治阶层利用，作为欺人与自欺的工具，我们阅读古书，对此应该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