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哈佛

去年秋天来哈佛医学院面试的时候，我对学校没什么印象。我觉得自己肯定不会被录取，根本没有留意校园是什么样的。所以在参加8月份的新生入学培训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仍像是第一次来到哈佛。

哈佛医学院的白色大理石建筑若隐若现地耸立在长木大道上。五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楼房围成了一个四方形的校园。校园中间是长方形的草坪，草坪上每隔一段距离都种着一些小树。草坪较长的两侧各排列着两幢一模一样的楼。每幢楼都有四个绿色的长玻璃门，每侧的两幢楼都由一个玻璃门廊连接起来。医学院的五幢楼在20世纪80年代末全部翻修过，尽管不久前其中的一幢楼以捐助者的名字重新命名，但大家还是习惯称它们为A楼、B楼、C楼和D楼，而E楼，大家更习惯称它为MEC，就是“医学教育中心”（Medical Education Center）的缩写，这幢楼中大部分是教室。A楼明显不同于其他的楼，它单独矗立在一侧，最为宏伟壮观：高高的白色大理石台阶，三排埃尔尼克式圆柱，柱顶的横梁上刻着“哈佛医学院”几个大字。这幢楼里面是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员的办公室。

整个校园的对面是一个交通环岛，和长木大道在环岛处形成一个直角的是路易斯·巴斯德大道，大道的两侧各有一幢黄砖房，和街对面雄伟的白色大理石建筑群相比，它们显得尤为古怪和丑陋。不幸的是，其中的一幢就是医学院学生的宿舍——范德比尔特大楼，也被我们亲切地称为“范迪”。我就在那里度过了哈佛的第一年。

大楼入口处光线昏暗，地面由咖啡色的石头铺成，圆形的天花板上，一盏脏兮兮的青铜色吊灯投下微弱的黄光。圆形的入口连着两个短短的走廊，昏暗的走廊上，排列着许多陈旧的灰褐色邮箱。入口处还有一个后门，通往范迪大楼的庭院。

穿过庭院，踏上二楼走廊，再穿过左侧的公共厨房，从右边数过去没几个门就是我的房间。房间虽然不大，但作宿舍正合适。地面是硬木地板，有一扇可以看到交通环岛的窗。房间左侧有一张床，桌子旁边有几排小搁板，还有一个小小的衣橱，这就是宿舍里的全部家当。

打开行李箱的时候，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考进了医学院，尤其是哈佛的医学院。对我来说，医学院是个迟来的选择。早在本科二年级末的时候，我就有过递交医科申请的想法，但是直到三年级中期，我才有了这个决定。于是，我争分夺秒地修完了医学预科的所有必修课。在1994年秋天，我及时递交了医学院入学申请。

刚读大学的时候，我本打算先主修古典文学，随后读法律专业，最好是宪法。而生物学导论是一年级新生的必修课，没想到，我竟然喜欢上了这门课。不过，我也很清楚自己在拉丁文方面绝对没有天赋。通过生物学课程，我逐渐对科学问题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开始为《耶鲁科学杂志》（Yale Scientific Magazine）写稿，探究科学领域中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结果，我对医学伦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在大三的时候，我决定向医学院提交申请，准备将来从事医学伦理方面的工作。我根本不知道医学院有临床实习，我甚至以为自己可以获得医学和法律的双学位。

医学和医学伦理学令我兴奋，但我讨厌读预科时的心态。进医学院的竞争相当激烈，每年约有45000名学生争夺16000个名额。实际上，所谓淘汰制的课程机制就已经拉开了竞争的帷幕：有机化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导论，为了能够在这些科目上获得更好的等级评分，有些学生蓄意破坏同学的实验，还有些人把图书馆的关键资料藏了起来。我觉得大家太过执迷于等级评分了，都费尽心机地往自己的简历中添加实践经验，以为这样做能增加进医学院的机会。

我读预科时，最倒霉的经历就是在医院里做志愿者。大学二年级上半学期，我决定到医院做志愿者，体会一下临床实习是什么滋味儿。一个初秋的傍晚，我鼓起勇气来到耶鲁大学的纽黑文医院参加志愿者会议。小小的礼堂里挤满了近50个医学预科生，开场白过后，立刻有许多人举起手提问。前排的某个学生问道，做志愿者是否有助于被医学院录取。主持人说，实际上，医学院的确期望申请人的简历上有至少一年的志愿者经历。那个学生坐下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松了口气。

“大家还有问题吗？”主持人问，没有人再举手。

“好，就这样吧。报名表就在前面。我们到时候会通知你们各自的值班时间。”她说。

我决定到呼吸治疗科做志愿者。我刚结束了夏天在新生儿肺病实验室的调研，所以很想看看这种研究的临床情况。而实际上，我的工作是：每周一个下午保证整个医院内各呼吸治疗室的设备正常运转。我要协助戴安娜工作，她是一个身材臃肿、说话精练的黑人妇女，我和这样的人没什么共同语言。我们的工作从地下室开始，在那里我们会装一手推车不同型号的塑料管和接线插头。接着，我们要踏遍整个医院并完成我们的工作，把空的收集器都填满。每隔15分钟，戴安娜都要停下来休息20分钟，喝喝咖啡。每次休息，她都要往她的塑料杯里装大半杯陈咖啡，再从咖啡机旁边的罐子里分两次拿10包“怡口牌”糖精，小心地将它们倒在咖啡里，然后一口气喝光。我忍受了三四个下午，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份工作。

申请读医学院是一件烦人的事。由于无法确定自己能否被录取，我差不多同时向20家医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每个学院都需要填两份申请表；还需要完成几个论文题目，而且几乎很少有重复的课题出现；申请人还需要马不停蹄地去各大医学院面试，既费时又费钱，而面试官总有办法让你神经紧张。有一个关于面试官的经典传说：有面试官让一个学生去打开一扇已经被封死的窗户，目的是观察学生的应变能力。还有个传说：有面试官将一个女生独自留在办公室里，然后故意打办公室的电话，看她是否会接，如果接了，面试官就会训斥她随便接听别人的电话；如果她没有接，面试官就会责怪她怎么不接一下电话以便为对方留个口信。真是让人左右为难。虽然我经常听到这类故事，但还从来没遇上这样的人。不过，我的一个同学倒是说，有一个非常胖的面试官竟然直截了当地问她：“你觉得我胖吗？”

而我也有自己的噩梦。有一次面试相当糟糕。当时面试我的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他身材瘦弱，满头银发，棕色的眼睛周围有些鱼尾纹，额头上还有一道深深的抬头纹，薄薄的嘴唇没什么血色。

“哦，看得出来你对伦理学很感兴趣。”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好吧，来谈谈我的狗吧。我养了它很长时间了，它已经10岁了，孩子们也都很喜欢它。但是，现在两个孩子都成人了，也离开了家，狗却得了糖尿病。我们必须经常检查它的血糖，给它注射胰岛素。它非常讨厌打针，所以每次给它打胰岛素都是一场激烈的搏斗。我和妻子很想出去旅游，但是，孩子们都不在家，我们又不能带一只生病的狗出门。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它安乐死呢？”

“哦，”我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这要看你能给狗什么样的生活，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质量才适合你的狗……”我觉得他在寻找答案，但是不知道他想要听的是什么，更不知道这番话会不会冒犯他。

“啊，这个太容易了，来点儿难的。最近，我的岳父生了重病，他原来身体很好。他总说，如果病倒了，与其苟延残喘，还不如干脆自杀。几个月前，他得了癌症，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头里了。他疼痛难忍，请求我给他注射一针吗啡了结生命。我该给他过量的吗啡吗？”他问道。

“哦，”我说，“这要看他患病后的精神状态如何，还要看他能不能说出他的顾虑，还要看你觉得他的情绪是不是低落……”

“这可不是答案。”他说。

“好吧，但你需要考虑所有可能的因素——”

“但这不是答案。你说的这些都是伦理道德的问题，你可以把所有的观点都摆出来，却无法把它们归纳成关键的一点，那才是答案。”他说。

“好吧，如果我是你，无论我的岳父怎样恳求，我都无法亲手给他注射过量的吗啡，我做不到。”最后，我这样对他说。其实，我当时真正想说的是：“让你的狗和你的岳父都见鬼去吧！别再用这种愚蠢的问题来烦我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收到哈佛录取通知书那天的情形。3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来到邮局，看到我的信箱里有三封信。厚的那封信是杜克大学寄来的，薄的那封则是哈佛大学寄来的，还有一封是信用卡广告。来自哈佛薄薄的信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作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反反复复地看那封信，却找不到这句话：“由于名额有限，我们很遗憾不能录用……”回宿舍的路上，我还没有从这封薄薄的信中回过神来，一个同学从后面赶上我，看到了信笺上哈佛的徽章，问我：“是哈佛寄来的信吗？”

“是啊。”我对他说。

“你进了吗？”他问。

“啊？”

“我问你进没进哈佛大学？”

我又仔细看了一遍信，然后说：“我想，我进了哈佛。”

如果哈佛对我无话可说，也该往信封里多塞些空白信纸，好让这封信看上去充满希望吧。

我的兴奋来得有些迟。收到信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联系父母。整个下午，我都在宿舍里忙着准备第二天要交的实验报告。到了晚上，我才真的意识到自己被哈佛录取了，这才开始激动万分地给家里打了好几个电话。

入学的第一天下午，我们这些哈佛的新生几分钟内就相互认识了。坐在范德比尔特大楼的宿舍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幸运。他们录取我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呢？不会是搞错了吧？我有点儿害怕。同学们都出类拔萃，我怎么才能赶上他们呢？假如最终发现学医是个错误的选择，那我该怎么办？我努力把自己的担忧抛在脑后，走到外面的网球场上，那儿正在举行欢迎新生的烧烤野餐会。

一年级教育探险之旅简称FEAT(the First-Year Education Adventure Trip)，是一次为期5天的定向远足。罗伊是我在医学院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和我在同一个小组。严格地讲，他并不是喜欢户外运动的人，我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要报名。徒步旅行的第一天，校车只把我们送到路边。当跨过一条大约1米宽10厘米深的小溪时，我们还能看到黄色的校车。其他人都顺利地穿过了小溪，只有罗伊一下子从石头上滑了下去，右脚踩在了水里，长筒靴湿透了。返回的路上再次穿越小溪时，他又滑了一下，这回是左脚踩在水里。接下来的4天里，他一直抱怨自己的长筒靴总是湿乎乎的。当我们结束了5天的远足，最终到达停车场时，校车正等在那里。可怜的罗伊开心得直发抖，他飞奔着扑向校车，并兴奋地亲吻着车子。一年级期末，当招募下一届新生FEAT的领队时，罗伊说他打死也不参加了。他说，他有自己的定向旅行——FEAST（the First-Year Education Adventure Shopping Trip），也就是“一年级教育探险购物之旅”，目标是缅因州基特里的品牌直销大卖场。

罗伊个子很高，细细瘦瘦的身板更显出他的高挑，深褐色的头发和淡褐色的眼睛使他棱角分明，他的下巴中间还有一道很深的沟。不过，罗伊最引人注意的特征还是他尖锐响亮的声音。每次给他打电话，我都不得不离听筒远一点儿。罗伊小的时候，妈妈带他做过很多次听力测试，想搞清楚罗伊说话这么大声，是不是听力有问题。但多次的检查结果都证明，他的听力极其正常，他天生就是个大嗓门儿。

探险旅行的时候，我还邂逅了卡洛斯。他并不是我们组的成员，但远足结束的当晚回到波士顿后，我们组决定去剑桥城吃晚餐，其他组的同学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晚餐时，卡洛斯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们说了会儿话，回医学院的路上，我们又聊了会儿。到了宿舍区，我们各自回了宿舍。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在走廊上又碰到了卡洛斯。可笑的是，我居然没认出来他，还作了一遍自我介绍。尽管他完全原谅了我，但我却永远忘不了这次冒失的举动。

卡洛斯11岁的时候才跟着全家从阿根廷搬到了加利福尼亚。所以说英语时，他还是会略带鼻音。卡洛斯个子不高，有浅褐色的头发和眼睛，戴着一副椭圆形玳瑁细边眼镜。文质彬彬、机智风趣的卡洛斯刚从英国回来。他在那儿靠马歇尔奖学金的资助攻读了卫生经济学的硕士学位。卡洛斯是我们年级里最有天赋的学生之一，他总是知道正确答案，但从来没有优越感。第一年，卡洛斯和我成了好朋友；第二年初，我们开始约会；第三年结束的时候，我们订婚了。

经过了最初几周的激动和焦虑不安的折腾之后，我的生活迅速进入了一种简单而有规律的状态。每天早晨我都在7点45分醒来，走廊和大楼门口到处都是同学，大家都匆匆忙忙地冲向街对面的医学教育中心，去上8点30分的课。教学大厅最近刚翻修过，我们在双层阶梯教室里上课。教室前面两排的座位往往会被性急的同学早早占领，直到第一个月末，我们才占到了自己心仪的座位。罗伊总是要迟到一会儿，所以不得不坐在后面。上完课后，按照教程，我们可以在楼上技能培训区的小会议室里讨论案例，也可以用显微镜观察载玻片。

上午的课结束后，我们都会在走廊或社团办公室里逗留一会儿，社团办公室就是我们举行白衣典礼的地方。我一般会留下来和卡洛斯或者罗伊聊天，然后再回宿舍吃午餐。每个周一的下午，我都要去医院上“病人–医生”课程；周二和周四的下午也都有课。下课后，我会立即赶回宿舍，在晚餐前挤出一点儿的时间跑跑步。其余的下午，我会在宿舍里学习。

每天晚上11点半，我会和朋友们一起喝茶。这是我在大学里养成的习惯，现在我把它带进了医学院。大多数时间是在我的宿舍里喝茶，我们也会轮流做东。每周四晚上，我们都会聚在罗伊的房间里，看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剧《急诊室的故事》。我们边喝茶边看电视，还能获得一点儿心得。卡洛斯、罗伊和我是茶话会的核心人物。我们每晚都会参加，有时甚至只有我们三个人，尤其是临近考试的时候。不过，一般茶话会的成员有4～8人。在哈佛的第一年，喝茶是我特别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海阔天空地聊天，从谈论某个在课堂上呼呼大睡的家伙，到探讨学习上的问题，甚至会说说我们个人的生活。

这里的周末总是静悄悄的。许多同学都会在周末出城见朋友，卡洛斯也是。而我总是在周日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要是有考试临近，我周六也会学习。不过，更多的周六，我会约同学一起逛逛波士顿，我们会去吃晚餐，或去剧院看戏，或者在奢华高档的商业街上漫步。我参观了这里的美术馆和水族馆，还沿着“自由之路”的红色小径探访了这里所有的历史名胜。

和我想象的一样，医学院的学习气氛紧张而热烈。按新路径教育制度的要求，课程只是学习内容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时间，我们会采用以提问为主的小组讨论模式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对我来说，新的教育制度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和许多同学一样，我是一个主动学习的人，喜欢发现问题，并喜欢依靠自己找到答案。新制度从传统的死记硬背变成了积极思考。在导师的帮助下，我和同学们通过学习具体的病例研究了基础的医学课题；通过实验教学课，我们学习了病理学和组织学。

在哈佛医学院的头两年，我们学习了基础的教学课程。尽管教师资源强大，但是整个学习过程还是强调独立学习和自我指导。在学习过程中，老师并不是主要角色，他们只负责监督，并确保我们消化了那些重要知识。由于课程转换得很快，因此老师同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少会超过几周。

第一年，我们研究正常人的生理；第二年，我们研究疾病。在学习基础医学的这两年里，哈佛实行“合格－不合格”的评分制度。许多其他医学院的朋友很羡慕这一点，但是我们的压力依旧很大。每次考试大家都会得到一个具体的分数，而老师只会记录我们合格与否。为了避免同学之间的竞争，我们没有常规的成绩排名。不过，我们有一张成绩曲线图，虽然大家不清楚谁得了最高分，但却很容易确定自己在同学中的名次。

第三年和第四年，我们会进入医院，并接受更为严格的医学训练。在这两年里，我们会在不同的科室里实习，并同医生和住院医生一起工作，科室包括：外科、儿科、妇产科、精神科、放射科、神经科等。和前两年的评分制度不同，这两年中，我们会得到等级评定。等级依次为：最优秀、优秀、符合要求和不符合要求。这些评分结果由实习病区的住院医生和高级医生决定。个别科室要考试，而大多数则不需要。等级评定通常以医生个人的主观评价为准。评定结果经常在我们离开几个月后才能出来。和一、二年级的成绩相比，这种评分重要得多。毕业后申请住院医生实习职位时，它们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新路径教育制度最大的创新是开设了“病人–医生”课程。这是一个为期三年的课程，主要提倡人文医学，并主张在医学教育初期就引导学生了解病人。第一年，我们主要学习怎样得到病人的完整病史。但是首次接触病人的时候，我们却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怎样和病人相处以及怎样回答病人的问题。

每周，我们会在一个下午花两个小时上这门课。几乎每次我们都要会见一位病人，要么是集体面谈，要么是单独会面。随后，大家互相交流自己的感受。我们还看了几次访谈录像，从录像中可以看到自己的表现，并作出评价。第二年的“病人–医生”课程还是每周一次，我们会学习体检技能。每堂课我们都会给病人做体检。斗转星移，我们待在医院里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多。二年级的最后几个月，“病人–医生”课程的安排改为每周两个全天。到了第三年，由于大家忙于病房里的临床事务和个人发展，课程安排又会调回每周一次。除了个别情况之外，3年来，我们始终会待在最初的小组中。

第一年的“病人–医生”课程就让我看到：这4年里我要面对的主要困难。尽管这些困难会随着临床上的日渐成熟而变得更错综复杂，但在第一年的时候，它们就开始萌芽了。刚到医学院的时候，我还担心学术上的困难和紧张繁重的学习生活会让我力不从心。然而，快速调整好自己的节奏后，我很快认识到，这些障碍其实很容易一跃而过。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承担一个医生的责任和建立亲密融洽的医患关系。我曾以为，医患关系其实是一种合作关系，但我很快意识到，这种关系里存在着先天的权力失衡；我曾以为勇敢面对死亡很难，后来我认识到更困难的是眼看着生命消失；进医学院之前，我总是能顺利完成手头的工作，而现在，目标似乎总是超出我的能力范围，遥不可及；我以前还设想要结婚，而现在，医生这种快节奏的工作会让这一切成为泡影。

来医学院之前，我以为当我说“我想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明白这句话的含义。而当我迈进医学大门的第一步时，才意识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