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中国古代神话之研究

一 绪言

中国古代史，人事、神话相参杂，时代愈远，神话愈多。古之治史者不能不取材于是，采其成立已久之故事，衍绎而成史文。其尚未流行者，则屏弃不录，洎后其说流行，史家复又收之。此孔子删《书》所以断自唐虞，而司马迁又取“旧俗风谣”，上始黄帝，司马贞复采成说，又补三皇也。由是观之，神话之影响古史大矣哉。

窃揣古代记事之书，必不似今人分界之严，缘古代人神杂糅，史家所谓荒唐无稽者，未必非古人所公认之陈迹盛事。乃古之史家采辑史料，多凭主观，认为似真者存之，认为不实者去之。其不可去者则易神与怪，为圣为人，不可删者，则执“传信传疑”之说以自解。复又绳以所谓“大义”，所谓“史法”，古代传说之真相遂浑然不可复识矣。所可幸者，《诗》、《书》、《春秋》、《史记》之外，尚有直叙古代传说之书可供研寻。今尚不难远溯古代民话之源流，恢复古代神怪之本相。研寻既久，始悟后人久为古史所欺，昔之所谓“先王陈迹、圣人盛事”，实为后人“史化”之成绩，古代故事实不如是也。谓予不信，请举晋、宋以前古书所记三皇五帝诞生之事以明之。

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子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帝王世纪》）。

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长头修目，龟齿龙唇，眉有白毫，发垂委地（《拾遗记》）。

女娲氏亦蛇首人身，一号女希，是为女皇（《帝王世纪》）。

女娲人头蛇身，一曰七十化（《楚辞·天问注》）。

女娲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列子》）。

神农母曰任姒，有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帝王世纪》）。

黄帝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孕二十四月，生黄帝（《帝王世纪》）。

黄帝时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砂石子，造立兵杖（《龙鱼河图》）。

尧母庆都，与赤龙合有娠，孕十四月而生尧（《帝王世纪》、《宋书·符瑞志》）。

舜母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宋书·符瑞志》）。

禹母女嬉，于祇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生（《吴越春秋》）。

契母简狄行浴，见玄鸟堕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

右引诸文，显属神话，自不能认为事实，故《尚书》、《史记》多录其人而删其事。吾人须知研究史学不可专恃一家之说，二书所不录者，必有他书采集遗事，傍贯异闻，所谓人弃我取也。故吾人寻研，不限于“史”，史书之外，凡能恢复古代传说之本相者，皆采辑之，尤重侈谈神怪之古书。盖古之史家，将古代故事零切碎割，将神话中之神怪改头换面，既不成神话，而又非史实，与其谈空说有，不若寻本穷源也。

兹试举一例以明之。考《楚辞·天问》曰：“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按一本作‘施’误，与弛同，应依《史记·河渠书》注作弛坏解。《山海经》郭注引《归藏》，有‘鲧死三岁不腐’之说，可对证。）伯禹腹（即鲧），夫何以变化？”此数语遍检《楚辞集注》、《补注》诸说，皆牵强附会，终未能得其解。又考《舜典》“殛鲧于羽山”一语，传注多训殛为放流拘囚，与一切字书所训之义独殊，亦不可解。后检《左传》、《国语》、《山海经传》，于原义始获了然。盖古有神话，谓鲧死三年，其尸不腐，剖以吴刀而出禹，鲧遂化为黄能。后人以其事不经，乃删去之，故《尚书》无其事，《史记》亦无其文。越人附丽夏后氏，遂又造作禹母吞薏苡因而得孕、剖胁而生之说（见《吴越春秋》）。昔马援有薏苡明珠之谤（《后汉书·援传》），此物盖南方所产，其事为越人所造无疑，非古之神话也。至《尚书》传注训殛为拘者，因有鲧死三年不腐之说，从旧训则不免有语怪之讥，乃改训为拘，改为拘三年而后死，此亦《国语》注“殛放而杀之”调停之说也。（《楚辞·天问》有“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句，注以为鲧事，谓其度越岑岩之险，因堕死焉。亦附会之说。）此事不属鲧也，具见注疏家“史化”神怪之大费苦心。殊不知故事之真相虽失，而神话之禹终有一日复其原形也。

予前研究中国古史，所见不可解之事甚多，今始憬然悟古人记述古事，特将神话中人物变其面目，但其面目势难全变，终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而后之儒家又惟“微言大义”是求，故没世而不能明其义。古今学者为一极易解之“滔天”（《尧典》共工条）二字，争讼两千年始得半解，具见研究一事，不用科学方法整理者，时间及心思皆无端消耗也。

难者曰：子既以古人多为神怪“人化”者，何以后世君主亦有神奇欤？其例甚多，举不胜举。如《史记》所志，“刘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通。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明史》所志“太祖之生，赤光烛天，三日洗儿，红罗浮至”等事。此姑引正史一二事，至裨史所志之事，尤更仆难数也。予曰：此又一问题也。古之神话出自民间口传，后之灵异出自文人伪造。昔之君主容易私造家谱，附丽前王。后日君主则不然，言其出身，为无赖、博徒者有之，为盗贼、僧徒者有之，皆能君有天下。既不能尽附古代帝王，自不免倡造神异，以愚黔首。关于此问题，予后此别有研究，暂不引伸。

此篇所辑材料，今之史家必有讥为伪书裨说者。第伪书二字，颇难下一定义也。古书之流传至今者，由简策变抄写，由抄写变印刷，经若干年若干人之手，决不能使古人原著，不易篇章字句，完全传之于今。《尚书》一书，若佚而不传，吾人今能读者，《史记》翻译之文而已。则严格言之，古书皆不免有伪。《周官》一书，审其全文，必为伪书，绝无可疑。顾造伪书者，欲证其书之非伪，必选用若干古典，以实篇章，则伪书亦不免有真。至裨官之说，委巷之谈，亦自有其价值。研究社会历史者，不能不取材于其中，其价值或与叙帝德臣功家谱式之正史相等，未可轻视也。吾人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且嫌所谓正史干燥无味，又恨非正史材料缺乏，使今日《山海经》类之地志，《世本》类之家谱，《楚辞》类之文学，子书中之民话，多存数种，研究之中当不致感觉无数困难，而古史问题或更加解决不少矣。

本篇研究，并非凿空，所辑诸事，皆有所本，亦非臆断。中有数事，仅引旧文，未附鄙说，综合考之，结论自见。兹将诸事有类可归者，合为羲和故事、洪水故事两种，别有重、黎绝地天通一事，无类可归，别附篇末。嗣后复有所考，当更续之。

二 羲和故事

我国今存史籍最古者，当首数《尚书》，不特国人之寻研古史者取材于是，即外国人亦不免参考及之。此书亦神话、史事相参杂之古籍，未用科学方法整理之前，终难认为翔实史料。近日德国汉学家维德迈埃（Weydemeyer）氏，撰有《中国古史事迹》（Schauplatze und Vorgange der alte chinisischen Geschichte）一文，以为《尚书》中之尧、舜、禹，古实有其人，但所根据研究之书，仍为《尚书》，吾人亦未便附合其说也。

《尚书·尧典》有羲和之名，注疏家至今尚不能断为人名，抑为官名。而同篇之中，又有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此四人与前之羲和，是否同人同官，亦无明解。兹先引其文，然后再取他书考之。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时。”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

按《史记》云：“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

按《史记》云：“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

按《史记》云：“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集解》一作柳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按《史记》云：“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

右引各条诸本之文有不同者，吾人惟考证其地其人其事，其异文与研究无关系者皆不录。

然则羲和为何如人耶？据《书传》，皆为“尧时主历象授时之官”，但此说惟见于《书传》，及引《尚书》文诸史籍之中，他处未见有之。他书所见之羲和，非数人乃一人，非男子乃女子，非官吏乃神人也。条录于下，以穷其源。

《山海经》卷十五云：“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氏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按《初学记》卷五、《太平御览》卷四、《北堂书钞》卷一百六十九所引较详，其文云：“东海之外，甘泉（按唐人讳渊为泉）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泉。”

《山海经》同卷郭璞注云：“羲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启筮》（《归藏》篇名）曰：‘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旸谷。’故尧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时，其后世遂为此国。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运转之于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旸谷、虞渊也，所谓世不失职耳。”

《楚辞》卷一屈原《离骚》云：“吾命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须臾以相羊。”

《楚辞》卷三《天问》云：“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

《太平御览》卷十七引《尸子》云：“造历者羲和之子也。”《艺文类聚》卷五引：“造历数者，羲和子也。”《广韵》二十三锡注引：“羲和造历。”

《淮南子》卷三云：“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

按《北堂书钞》、《初学记》卷一、《太平御览》卷三引《淮南子》作：“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中。”又注云：“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泉，羲和至此而回六螭。”

杨雄《河东赋》云：“羲和司日。”

据右引诸文，羲和盖十日之母，为浴日、御日之神。至日之为物，属火（《淮南子》卷三：“火气之精者为日。”），其热可以流金铄石（《楚辞》卷九宋玉《招魂》）。日须沐浴运转，中有三足乌（《春秋元命苞》），名曰踆乌（《淮南子》卷七）。尧时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尽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楚辞·天问》注引《淮南子》）。

夫日既有母，月亦应有之。考《离骚》云：“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注云：“望舒，月御也。飞廉，风伯也。”则月之御者为望舒也。又考《山海经》卷十六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郭注常羲与羲和浴日同。）则月亦有母名曰常羲也。但此名又有作常义、常仪、尚仪、常宜、常耳诸称者（见《路史》卷三），要为音形之变，似以常义、常宜为是。此二名之古音，又与嫦娥古音相近，则又似为嫦娥二音之变。考嫦娥原名姮娥，因避汉景讳改为嫦娥，故《御览》卷九百八十四名曰常娥，而于卷四引《灵宪》，又作姮娥也。《初学记》卷一引《淮南》云：“月御曰望舒，一曰织阿。”此织阿之名，并见司马相如《子虚赋》（赋有“阳子骖乘，织阿为御”之语），疑亦为嫦娥之对音。考姮娥故事见于《淮南子》卷六，据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高诱注云：“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又考《灵宪》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见《后汉书·天文志》）姮娥故事疑出于羲和故事，盖羲和有十日，姮娥有十二月，日中有踆乌，月中亦有蟾蜍或菟也（《天问》云：“顾菟在腹”）。特故事中之神，有幸有不幸者。姮娥之名今人知之者甚多，而羲和及望舒则忘之久矣。

羲和每日御日而行，据《天问》，其起点为阳谷，终点为濛氾，所志甚简，中间经历何处，未明言也。至《淮南子》卷三所志较详，其文如下（据《初学记》卷一及《御览》引，较今本略异）。

“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之上（扶桑，东方之野），爰始将行，是谓朏（斐）明（朏明，将明也）。至于曲阿（曲阿，山名），是谓朝明。临于曾泉（曾，重也。早食时在东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是谓早食。次于桑野，是谓晏食。臻于衡阳，是谓禺中。对于昆吾（昆吾邱在南方），是谓正中。靡于鸟次（鸟次，西南方之山名），是谓小迁。至于悲谷（悲谷，西南方之大壑），是谓晡时。回于女纪（女纪，西方阴也），是谓大迁。经于泉隅，是谓高舂（言尚未冥，上蒙先舂，曰高舂）。顿于连（烂）石，是谓下舂（连石，西北山名，言将欲冥，下蒙悉舂，故曰下舂）。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泉，羲和至此而回六螭。）薄于虞泉，是谓黄昏。沦于蒙谷，是谓定昏。日入崦（淹）嵫（音兹，亦曰洛棠山），经于细柳（细柳，西方之野），入虞泉之池，曙于蒙谷之浦（蒙谷，濛氾之水）。日西垂景在树端，谓之桑榆（言其光在桑榆树上）。”

右引之文，并录原注，所经诸地，今多知名，亦有故事附焉。其著名者为扶桑故事。

扶桑亦名空桑，亦名搏木，《十洲记》云：“扶桑在碧海之中，地多林木，叶皆如桑，又有椹子。树长者数千丈，经三千围，两两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此一传说也。《山海经》卷九云：“阳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载乌。”郭注引《大荒经》又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虽有十日，自此以次第迭出运照。”又引《庄子》云：“昔者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又引《淮南子》云：“尧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乌尽死。”此扶桑之故事也。至若咸池，昔亦有名。《离骚》云：“饮余马于咸池兮。”又《九歌》之《司命》云：“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楚辞》卷二）皆可为昔日咸池著名之证。至后日由神话地域之名，又变而为星宿之号，即西文Cocher(御者）星中之三星是也。崦嵫之名已见《离骚》，考《山海经》卷二，崦嵫为西极山名，日没所入山也。《穆天子传》卷三，穆王西会西王母，“升于弇山，乃纪其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注云：“弇山，弇兹山，日入所也。”此崦嵫故事也。细柳即前引《史记集解》之柳谷，其名并见王充《论衡》卷十一。《论衡》云：“儒者论日旦出扶桑，暮入细柳。扶桑东方地，细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际，日月常所出入之处。”此柳地后亦变为星名，即二十八宿中之一星，西文Hydre(水蛇)中之八星，梵文之Naksatra Aclesa是已。《离骚》之“若木”并见《山海经》卷十七，据云：“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洞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注云：“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照下地。”此若木之作用疑与扶桑相类，十二月次第迭出。今惟扶桑故事独传，亦有幸有不幸耳。

夫日月运行虽有常轨，难保无意外事变之发生，故《淮南子》卷三云：“麒麟斗而日月食，鲸鱼死而彗星出。”昔人之视日月蚀，原因在此，不知缘何后来代以天狗民话。姑无论麟斗狗食，人类应救护也，故《周礼》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后日之击铜器，乃印度输入之方法，非古法也。

夫日出于东而没于西，然则如何还至东方耶？此事应自有其故事，但今多不传，惟屈原《九歌·东君》一篇隐约言之耳，兹录其文于下：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羗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縆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鸣箎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翾飞兮翠会，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蔽日。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撰余辔兮高驼翔，杳冥冥兮以东行。”

日之周日运行，演出之故事甚多。至日之周年运行，所传之神话则甚少也。兹引《山海经》所志，关于日月周年运行之文于下。

卷十四云：“有人名曰，北方曰，来之风曰，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郭注云：“言主察日月出入，不令得间错，知景之短长。”

卷十六云：“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郭注云：“言察日月晷度之节。”

右引诸故事，虽见于晚见之书，但日出日没之处已见《尚书》，可以证诸说之古。即就字体言，《说文》训旭字为“日旦出貌”。顾旭字从日从九，又安知非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之古义欤？再就“东”、“杲”、“杳”等字言，皆从木从日，与扶桑之说亦不无关系。郑樵《通志》云：“日在木中曰东，在木上曰杲，在木下曰杳。木，若木也，日所升降。”《淮南子》卷三注云：“日登于扶桑，是谓朏明，故杲字日在木上。日晡则反景上照于桑榆，故杳字日在木下。”又可引证也。

《周礼》虽伪书，其中所采古说当必有之。《春官·大司乐》云：“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邱奏之。”则亦有空桑、《咸池》之名。《咸池》之乐，据《庄子》云，黄帝所作。考《庄子》卷十四，有“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等语。《淮南子》卷十一云：“尧所作。”古时似有此乐此舞此歌，久已失传。后之《咸池之歌》，乃唐元结所撰，非古乐也（见《乐府诗集》卷九十六）。乐器以空桑（即扶桑）为名，乐舞以《咸池》为名，而《庄子》（卷十四）又云：“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又可见此故事之作用甚广。又考《乐书》（《通考》卷一百四十四引）有“洗光咸池”之语，用见日树、日浴诸故事，虽晚见诸本，然其原来甚古，而传世亦甚长也。

古人既视日月为可御之物，则视日月如车矣，其世界观念亦近乎是。考《易传》有“坤为地……为大舆”之语。又考宋玉《大言赋》（《古文苑》卷二）云：“方地为舆，圆天为盖。”则天圆地方（《淮南子》卷三）、天覆地载（《淮南子》卷一）之说，由来必久。地有八柱（山也），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淹归焉（《列子》卷五、《淮南子》卷三）。此故事盖一纯粹适合中国地形之故事，与佛经中阎浮提洲之地形适合印度者相类。

古之天说，以天有九重，故《天问》（《楚辞》卷三）云：“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九重亦犹九天、九野，《淮南子》（卷三）云：“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方曰变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昊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方曰阳天。”天门凡有九重，使神虎豹守其关闭，主啄天下欲上之人而杀之（《楚辞》卷九《招魂》云，“虎豹几关，啄实下人”注）。天门有名阊阖，帝阍主之。（《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皇予。”）天帝所居为紫微宫（《淮南子》卷三太微庭紫宫），天有天河，亦称天汉、天津、银河、银汉、云汉，秋夏之交，牵牛星在河西，织女星在河东，世俗附会而有牛郎织女之神话。

此神话盖本于《诗经·小雅·大东篇》，诗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又台诗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此诗亦不知为何人所作，其意要必甚古。魏文帝《燕歌行》云：“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植《九咏》注云：“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矣。”由是七夕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之故事相传至今。

古人思想不离对偶，如有日母，必有月母，有扶桑必有若木之类是也。夫天既有九野，地下当亦有九州。故《淮南子》卷四曰：“东南神州，正南次州，西南戎州，正西弇州，正中冀州，西北台州，正北济州，东北薄州，正东阳州。”兹与《禹贡》乃《尔雅》所志九州之名，比较列表于下：

右表《尔雅疏》之制，似为殷制。至《淮南子》之九州，不知何所本，大概出于臆想。分四方诸国为九州，为事甚难，即吾人右表所位《禹贡》、《尔雅》之九州，已甚牵强也。《淮南子》卷四《墜形训》及《山海经》中所志神话地理甚多，兹亦不遑详举，惟志其极东有日出之旸谷，日居之扶桑或空桑，羲和浴日之甘渊或咸池，极西日没之弇兹山、若木，月母姮娥浴月之地而已。九洲之外，神怪亦多，兹亦略志一二。东海之外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山海经》卷十四），即古之水伯也。不幸自印度信仰输入之后，其权势转移于外国之龙王nagaraja。东海之外又有神名曰屏翳，为古之雨师，尚未归化外国也。又有风伯飞廉、雷师丰隆（《离骚》），后世之人虽不识其名，尚知有其神。西方有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卷二），形恶如此，不知周穆王何以有胆觞之于瑶池之上（《穆天子传》卷三）。其人究竟是男是女，古代神话未明言之，但至汉晋间则一变而为龟台金母，有名有姓矣（《列仙传》）。降至今日，在小说戏曲中，非明眸皓齿，即鹤发童颜，西王母有知，应当感激涕零矣。

古人既以为天圆地方，天所不覆之地，景象又如何耶？又有说也。“西极极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阴阳之气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昼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觉，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列子》卷三）此国或产鸦片。“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弦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列子》第五）此国或产贪人。

由羲和故事，连带及于古人之宇宙观，兹请再述本题。《尚书》注疏以羲和为主历象之官，日之出也敬礼之，如接宾客（寅宾出日）。日之入也醆礼之，如送宾客（寅醆纳日）。以历数之书、观测之器，去之四方，以授民时。东作南为，西易朔易，犹言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此种解说颇牵强附会。其实古人以为日出于地，日入于地，羲和为司日之神，故东西置迎送出没之官。又因南北有神曰曰石夷，司日月之短长，故亦设其官以掌之，与农事毫无关系也。《尚书》有《胤征》之篇，盖因仲康之时，羲和“俶扰天纪，遐弃厥司。方季秋日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爰命胤后征之”。《书序》云：“羲和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此其证也。

综观上引诸文，羲和为日神，故设祀日之官以奉之，古之故事如是而已。而古史必欲其“史化”，删除发生此名之故事而不言，惟述羲和，致使后之注疏亦数典而忘其祖云。

三 洪水故事

我国古代有洪水泛滥及治水之传说，西人研究中国古史者，辄以基督教《圣经》（Bible）中之洪水拟之。其实两者性质不同，教经之洪水，含有罚罪之意，中国之洪水，含有治水之意。中国洪水故事之中，亦包含有神话不少，特尽为古人“历史化”而已。爰鸠集旧文，求其原相，分述于下。

禹之故事

《尚书·尧典》：“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 钦哉。’九载续用弗成。”

《尸子》卷上：“古者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

《史记》卷一：“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载功用不成。”

以上为《尚书》、《史记》所传，举鲧治水之事，《史记》为《尚书》之译文，谓此事出于《尚书》亦可。至鲧之治水方法何如耶？此事《尚书》不载。惟见《山海经》卷十八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又郭注引《归藏·启筮》云：“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

至问罪之法，据《舜典》，则舜“殛鲧于羽山”。据《天问》，“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据《山海经》卷十八：“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国语》卷十四：“昔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舜典》、《天问》注，释“殛”字之义，谓为拘囚流放。《国语》注则为殛放而杀之。

据右引诸文，可见注解者尚不能决定鲧之或死或放也。余以为此事使人怀疑不决者，因其间附有神话，观下文各条，可以了然矣。

《左传》昭七年传：“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注云：亦作能，三足鳖也），以入于羽渊。”此与《国语》之说符也。

《山海经》卷十八郭注引《归藏·启筮》云：“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

《述异记》云：“尧使鲧治水不胜其任。遂诛鲧于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黄能即黄熊也，陆居曰熊，水居曰能。”

《拾遗记》云：“尧命鲧治水，九载无绩，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

综考右文，可见鲧死后尚有如许神话，古史家欲鲧之“人化”，删去其神异，而于三年不腐之说，又不能尽揜，乃硬将“殛”字训为流放。此故事古时传说，应系鲧死三年，其尸不腐，吴刀破腹，出禹，尸乃化为黄能。考《山海经》（卷十八）“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二语之意，亦可证禹之生在鲧死之后，又证以禹破石出启之传说，可知禹之生自亦有相类之神话也。

以上为鲧之神话。禹之神话，又如何耶？兹先引《史记》史化之文，复次述神异之事。

《史记》卷一云：“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谓有余相给，以均诸侯。”

禹之治水神话甚多，兹惟录其化熊、杀相柳（一作相繇）、锁巫支祈三事于下。

《楚辞》卷三《天问》注引《淮南子》（今本无）：“禹治鸿水，通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禹娶涂山氏女，谓之女娇）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山海经》卷八云：“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

又卷十七：“共工臣名曰相鲧（郭注：相柳也，语声转耳），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敢处。禹湮洪水，杀相鲧，其血腥臭，不可生杀。其地其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是因以为台。”

《古岳渎经》：“禹治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迅雷，石号水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授命夔龙，桐柏干君长稽首请命。禹囚鸿家氏、商章氏、兜氏、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巫支祈，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狝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云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捕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间视不可久。禹乃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鸱脾、桓胡，水魅山灵，木妖石怪，奔号聚绕，以几千数。庚辰持戟逐去，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之淮阳之龟山足下，淮水安流。”（按此文略类佛经，应系晋、唐间人杜撰。）

大禹治水之事，《吕氏春秋》、《墨子》、《吴越春秋》、《越绝书》尚有记述之文，兹不备引。

台骀故事

古之治水者尚有台骀，《左传》、《史记》及《前汉书·古今人表》著录其人。

《左传》昭元年（并见《史记》卷四十二）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服虔曰：玄冥，水官也，师，长也。），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国之汾川。沈、姒、蓐、黄（贾逵曰：四国台骀之后也。）实守其祀。今晋主汾川而灭之矣。”

由是观之，台骀为汾、洮神也。《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云：“太原县南约十里有地名台骀泽。”

女娲故事

女娲之事见于《列子》、《淮南子》、《归藏》，与洪水亦有间接之关系也。

《列子》第五云：“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之足，以立四极。”

《淮南子》卷六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滛水。苍天补，四极正，滛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归藏》云：“昔女娲筮张幕，枚占之曰：‘吉。昭昭九州，日月代极，平均土地，和合四国。’”又引《风俗通》（今本无）云：“俗说天地初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知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引人也。”

共工故事

《国语》卷四云：“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又注云：“其子共工之裔子勾龙也，佐黄帝为土官。”

《列子》第五云：“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不得，怒而触不周之山，天维绝，地柱折（上文并见《楚辞》卷三《天问》注）。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百川水潦归焉。”

《尚书·尧典》云：“骊兜曰：‘共工方鸠僝功。’”

《史记》卷四十云：“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祝融）诛之而不尽。帝乃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山海经》卷六云：“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郭注：火神也。）”

《山海经》卷十六云：“禹攻共工国山。（郭注：攻其国，杀其臣相柳于此山。《启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发也。”）”

按共工故事，明为古代神怪争战之传说，后之史家删其神奇，使之“人化”，复伪造一共工之官。此故事中既有禹杀相柳之事，故附其后。

蚩尤故事

此故事与洪水无关，但亦为神怪之战，与前事性质相类，故附志于此。

《史记》卷一所志“人化”之黄帝、蚩尤，完全与神话之黄帝、蚩尤有异。据云：“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据上文，则完全人事也。但《史记》之文尚有未完全“史化”者，如同卷谓黄帝“教熊罴貔貅躯虎，以与炎帝战于版泉之野”等语，尚留存神话遗文也。昔之蚩尤究为何物耶？观下文可知已。

《初学记》引《归藏》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

《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万民钦命。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伏蚩尤。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皆为殄灭。”

《中华古今注》卷上云：“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

《山海经》卷十七云：“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有翼之龙也）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按《太平御览》卷九引《史记》，有‘蚩尤请风伯、雨师’句，今本无之。），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

按旱魃之说应亦甚古，盖其名并见《诗经》也。《大雅·云汉篇》云：“旱既太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

《山海经》位旱魃于北方，《神异经》则位于南方，其《南荒经》云：“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灾消。”

考洪水故事之起源，固与黄河水灾不无关系，但其要因，似本于古人“原人”之说。《国语》谓共工之子勾龙能平九土，祀以为社，《风俗通》谓女娲抟土为人，似皆为古人解释原人之说。禹之故事虽“历史化”，仍不外解说世界原始也。兹引《孟子》二文以实吾说。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龙蛇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沮，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孟子之时，宇宙原始观念似以为古有洪水，龙蛇居之，禹治水平土，人始得食。至若尧舜，疑为古代神话中之神人，后为史家“人化”者也。此种人化，大约在孔子之时已然。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则人化始于唐虞。唐虞以前神话，尚未成立，故未为采辑。至司马迁作《史记》之时，五行之说大盛，遂又集孔孟后之神话，使之“史化”，遂又有“五帝”。顾中国三五之数，常并称也。史迁之时，黄帝以前之神话已在萌芽，由是又有“三皇”，特其说未定耳。故《潜夫论》云：“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农为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后人又以黄帝以上为三皇，进少昊而补黄帝所遗五帝之缺，总之其说不定可知，故尚难史化。

吾人对于洪水神化发源之说如此，至此类神化产生之地，又在何处耶？古代采地之制盛行，各国风俗各殊，民话亦异。《诗经·国风》语言之不同，瑞典喀尔格楞（Bernhard Karlgren）教授已先我言之矣（见所撰之《原始中国语》（Le Prolo-chinois））。则古代神话必不如今日之统一。右述洪水神话之策源地，似亦不难求之。

（一）禹之故事虽经后人不少缘饰，要为龙门及汾水入河一带之故事。考《尸子》：“古者龙门未开，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禹如是疏河决江。”《吕氏春秋》卷五“禹凿龙门”诸说，其地禹迹之多可知。龙门山之北有一缺口，十世纪时人称之曰“错河”或“错开河”（见《太平寰宇记》），谓即鲧治水未成之处，同时今山西解县尚有鲧堤（见《楚辞集解》卷三）。龙门上流六七里，有地名金门，有大禹观水岩（见《陕西通志》卷八）。龙门今在河津县，其地有禹门渡，自唐及今即以此为名也（见《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四）。大禹祠在禹门渡上流，河出龙门之处，六世纪时郦道元尚能见其中曹魏太和年间所建碑。至古史所称为禹父之鲧，前已志其化于羽渊之神话，但《山海经》卷五又有“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渚，禹父之所化”等语，青要山在今河南新安县西北二十里，则鲧与此地亦有关系。禹为姒姓，其后分封有在东部者，曰鄫（今山东驿县），曰费（今山东鱼台），曰杞（今河南开封）等国是也。有在西部者，曰莘（龙门下流），曰董（名见《国语》卷十四，今山西省内地），曰夏（今山西夏县）等国是也。

禹之故事发源于西部，鲧之故事发源于东部，此二种故事初似不相连，后乃附于大禹故事，而有鲧父禹子、鲧治水不成之说。

（二）台骀故事之发源地更易寻求，盖台骀既为汾、洮之神，而汾、洮（今涑水）间之曲沃有其祠（见《通典》卷一百七十九），此故事复北行太原，而有台骀泽，其根据地当在汾水流域。禹治黄河而有禹之故事，台骀宣汾川当亦有其传说也。又考《山海经》卷十六：“后稷之弟曰台玺（音胎），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此台玺与台骀应为一人。至叔均为田祖，前已述之（蚩尤故事）。惟叔均故事似未为史所录，盖自神农神话传布以后，即后稷之名亦为所掩，何况叔均。第其故事因《山海经》以见，尚可谓有幸也。

（三）女娲故事因《淮南子》炼石补天故事以传，其人亦曾侪于三皇之列者也。其先为男为女，传说不明。皇甫谧《帝王世纪》硬判为女，且云亦风姓也。春秋时有任（山东济宁）、宿（山东东平之东汶水之上）、须句（山东东平）、颛臾（山东费县）皆风姓之胤，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左传》僖二十一年传）。伏羲陵今在鱼台县东七十里，女娲陵在兗州南、济宁东南三十九里之琵琶山（《山东通志》卷十九），兹二陵为后人附会无疑，要其位置不能不在传说区域之内。别言之，西界黄河，东尽泰山，南至沂水，其中心似在济宁，而与共工、蚩尤故事发源地相接也。

（四）共工故事最为不定。《国语》有黄帝时代之共工，《列子》有颛顼时代之共工，《史记》有帝喾时代之共工，《尚书》有尧时之共工，《山海经》有禹时之共工，以《列子》头触不周山之共工最著名。大约古时神话中有怪名共工，民话演为数人，史家虽去其神异，使之“人化”，然不能解说民俗中时代不同至少五见之共工也，乃倡为说曰：“共工官名，盖古之世官族也。”此种解决之法，古史中常见有之，不独共工一名为然。顾共工无祀，颇难寻究其事产于何地。惟与共工发生关系之祝融，地尚可考，兹引《国语》所说世系于下，以资参考。

《国语》卷十六云：“祝融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韦解八姓，祝融之后己、董、彭、秃、妘、曹、斟、芊也。）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与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芊姓乎？”

兹再列表于下：

一己（昆吾名樊，为己姓，封昆吾。《括地志》云，濮阳县古昆吾国也。），其出于己姓者又有下列诸国：

顾（今山东范县东南）

苏（今河南济源西北二里）

温（今河南温县境）

郯（今山东莒县）

二董（古封鬷川）

三斟（无后。按《史记》卷四十有斯姓，参胡之姓也，亦无后，应即斟姓之讹。）

四彭（彭姓封于大彭，谓之彭祖，今江苏彭城），下二国与彭同姓。

鄢（今河南鄢陵）

诸（今山东高密西南）

五秃（舟人之姓，今未详。）

六妘（会人之姓），有下列诸国：

邬（今河南偃师西南）

路（未详）

偪阳（今山东峄县南五十里）

鄅（今山东临沂北十五里）

寒（今山东寿光附近）

七曹（安之姓），有下列诸国：

邾（今山东邹县）

小邾（今山东峄县）

邹（今山东邹县）

八芊（季连之姓）

楚、夔诸国（今长江一带）

右列诸国名，除见于《国语》外，皆出《世本》卷三、卷四。

右表所列祝融八姓诸国，皆在北起太行、泰山，南至长江之间。共工故事之产地，似在山东南部。

齐祀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或曰自古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史记》卷二十八）则昔日山东有蚩尤之祀也。《史记集解》引《皇览》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今山东东平）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今山东钜野）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史记》卷一）则山东又有蚩尤之冢也。但《史记索隐》引《帝王世纪》云：“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凶黎之谷，或曰黄帝斩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绝辔之野。”（《史记》卷一）应系古时有数地传说黄帝杀蚩尤于其地，此事民话中常见有之，如印度民话之变为《天方夜谭》之例是也。其发源地当在今黄河古济水及直隶南部沙地之间，盖《山海经》志其事于《大荒北经》之中，且附有旱魃神话也。嗣后此故事流传至今之山西，今之山西即古之冀州也，遂又有新蚩尤故事之发生。兹引《述异记》所志二则于下，用见故事亦自有沿革矣。

“轩辕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铁石，轩辕诛之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云雾，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骷髅如铜铁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名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

“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足弛首首疫，其俗遂为立祠。”

由是观之，中国古代之故事皆属于一种神人或圣人之事，而其根据地，古时已有局限也。由故事之局限，遂引起古代贵族世系问题。古代贵族常自以系出本地之神人或圣人，实有此世系欤，抑为依傍门户欤？余以为后说为是也。缘故事中之人神，不必实有其人，人既不存，何有于系？前述河海间之八姓，云皆系出祝融，《史记》（卷四十）且为之叙其家谱，据云：“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史记》此说大概出于《世本》。盖祝融为其地神话之神人，亦即《山海经》卷六兽身人面、乘两龙之火神。）诸姓既为其地之诸侯，不能不依傍土神之门户，此事古常有之。姬周居禹之故事区域，不能直接依附大禹，乃祖“践大人迹而生”之后稷。禹惟治水，弃（后稷名）亦能播百谷也，及赢秦霸其地，亦师周之故技，而祖禹之助手伯益。则《尚书·舜典》中之名人，若禹已君天下，若弃若契（殷所祖）若伯益，皆有君天下之子孙。若益虽未君天下，然亦曾受禅。不幸者惟皇陶、垂、夔、龙四人耳。然较之共工被流，兜被放，三苗被迁，鲧被殛者，亦不幸中之幸也。由是观之，禹声望之大可知。南方有越国，被发文身之蛮族也，亦欲附丽名神，乃造作家谱，而谓其先禹之苗裔，自是禹又添子孙一支于越矣。且伪造一禹陵于会稽，以为禹与越有关系之铁证。兹将诸书所志越国系出夏后之文于下，以见其伪。

《史记》卷四十一云：“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被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

《吴越春秋》卷六云：“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会稽。”

《史记》卷四十一，《正义》引《会稽记》云：“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越绝记》云：‘无余都，会稽山南故越城是也。’”

夫越既可附丽夏后，则吴之泰伯、韩之箕子、匈奴之夏后、鲜卑之昌意，又何异焉。有史时代帝王之云系出某人者，皆此类也。

此姑就伪造家谱无争持之点者言也。昔尚有家谱不明之国，古有桧（河南密县）、六（安徽六安）、安（六安附近），姬姓之国也，以居祝融故地，乃自称系出陆终第四子会人或求言，而改姓妘。本身姓氏尚不明了，家谱可知，但较之曹魏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者（曹、周、虞），抑又差胜矣。

《尚书》之史化说

前此所述中国古代神话之本相如此，古之史家为之改头换面，收入史籍之中，精华全失，糟粕独存。虽然，古神话幸未尽收也。今本《尚书》（合古文、今文而言）虽不能必为全文，然台骀、女娲、相柳诸神话未见采辑，至已采入者，则尽剥夺其神权，而各附以特性。如蚩尤则惟存其主兵一事，认为古代以兵与黄帝攻战者，首数其人。其事惟一见于《吕刑》，据云：“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此二语可作种种解说，以《归藏》及《山海经》之神话归纳之也可，以后日历史化之说解释之亦无不可。取《尚书》诸篇观之，可知古代神怪人化已久，《尚书》编定以前，早已人化矣。昔者地怪与天神之争战，兹皆一一变为叛乱诸侯与承运君主之攻伐。呼风唤雨，八肱八趾之蚩尤，在《尚书》中竟一变而为土匪，并义和团之能力亦竟剥夺之矣。

禹之事在《尚书》中记述较详，兹将所志诸文条系于下。

一、 《尧典》：“帝曰：‘畴，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史记》（卷一）译文云：“尧又曰：‘谁可者？’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载功用不成。”

二、 《舜典》：“舜……殛鲧于羽山。”

《史记》文同。

三、 《舜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

《史记》云：“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

四、 《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蒸民乃粒，万邦作乂。”

《史记》（卷二）云：“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行由栞木。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

五、 《益稷》：“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史记》云：“禹曰：‘予辛壬娶涂山，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

六、 《大禹谟》：“洚水儆予，成允成功。”

七、 《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以下《禹贡》文长不备录。）

《史记》：“禹乃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八、 《洪范》：“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史记》卷四：“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

九、 《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如右文所述，鲧、禹、益、稷之神迹，皆为删除。最显明者，共工由人名一变而为官名，《舜典》且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史记》卷一云：“于是以垂为共工。”）之语，是盖史化之痕迹也。缘共工之传说甚多，有黄帝时之共工，有颛顼时之共工，有帝喾时之共工，有禹时之共工。既无选择之可能，不如变本名为公名，变人为官名，较为圆通。祝融亦用同一方法而变也。

“滔天”问题

《尚书》之“史化”，使共工故事与禹之故事发生关系，但尚留有未尽史化之文，使后日学者聚讼纷纭者在也。前引《尧典》兜与共工之事，尧有“象恭（古文作龚）滔天”之语，在明其故事内容者，自不难知为古代故事未完全“史化”之痕迹，共工之与洪水原有相连之关系也。但后之人既不愿《尚书》中附有神话，而于“滔天”二字又有所不解，谓“舆下文相似，疑有舛误”（《书经传说汇纂》卷一）。《史记正义》解释其语为“似于恭敬罪恶漫天不可用也”。金履祥《尚书注》卷一谓为衍文，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清经解》卷五百六十七）亦有所考证。徐文靖《竹书统笺》始采顾炎武之说，而以此二字与洪水有关，且引《竹书纪年》以实其说，云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则共工治河者四十二年矣。《尧典》帝语，犹言共工治河以来，反致洪水滔天也。此说卢文弨《龙城札记》复引而伸之。自是以后，“滔天”二字之聚讼始息。

予以欲求其解于史事之中，此事终必不能得其真相。《尧典》编辑人所用之方法，惟留其近真之事，而删其不近真之事，将怒触不周山而折天柱之怪物，一变而为不善服务而致洪水之水官（郑玄注：共工，水官名。），是为真解也。

羲和故事神话之迹固甚显著，共工故事史化之迹尤为鲜明。盖古之史家修史之标准，即在留其近真之事，删其不近真之事。由是神话全受淘汰，惟存一干燥无味之面目。共工之“人面蛇身，朱发”、“头触不周之山”等事皆删，所留存者不善治河，遂致洪水滔天一事而已。鲧之“窃帝息壤”、“死三岁不腐”、化为黄能，禹之“吴刀破腹”、“化熊”、“杀相柳”等事，全皆删去，惟留存其历史面目，其一治水无功，其一治水有功而已。是为古代神话人物之真相，不必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古史家乃守“不语怪”主义，后人不察，聚讼纷纭，谈空说有，徒见词费也。

四 重、黎绝地天通故事

《尚书·吕刑》有“重、黎绝地天通”句，注疏从无确解，缘此事为神话，从理性上求解说，自然如方柄圆凿之不入。重、黎者，古代二神之名，史家虽欲人化而不可能者也。兹引《山海经》所志重、黎之事如下，以证其事。

《山海经》卷十六云：“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郭注云：“即重黎也，高辛氏火正，号曰祝融。”

《山海经》同卷又云：“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卬下地。”郭注云：“古者人神杂扰无别，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重实上天，黎实下地，献卬义未详也。”

右引本文，前一则述重黎之世系，后一则述重、黎之神通，乃郭注则取《史记》帝喾诛重、黎之文以解前文，复取《国语》观射父之语以释后文，已失原文之本意。《史记》文前已于共工故事中引之，兹将观射父对楚昭王问录系于下，亦一“史化”之说也。

《国语》卷十八：“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及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坐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丞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

观射父之答实不及昭王之问。昭王问：“《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据此问，可知二千四百年前，质言之孔子之时，已有人疑及民能登天之事。观射父之答，亦“子不语怪”一流之语。窃揣古代既有神降下土之说，必有民能登天之事。《楚辞·天问》有“降省下土四方”一语，疑即神禹降下故事之遗文，与“女魃不得复上”适成为反比例。古人思想事事不离陪乘，此处不能独异。由是观之，古代必有民能登天之故事，始有绝地天通之传说，有此传说，始有昭王之疑问。今试为答复如下。

民能登天，用何法以登耶？腾云驾雾，古人尚无此思想也。窃以古人见鸟之飞，必联想及于有翼之人，则古来必有如《封神演义》中雷震子类之传说。古籍中有此种人欤？下列二文中有之也。

《山海经》卷十七云：“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头，头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

《神异经·西荒经》云：西方荒中“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飞，为人饕餮，淫逸无理，名曰苗民。《春秋》所谓三苗，《书》云窜三苗于三危。”

《山海经》卷六云：“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此处应有脱误），一曰三毛国。”（按《路史》卷三一作三饶。）

由是观之，古之苗民不同常人，非复今日西南之猡猡、么些、苗黎等种族也。其人古时在神话中必能飞，或因其鸱张跋扈，华夏移民因有此传说，犹之后日“麻胡”之类，使人有所畏惧欤？因之又有上帝命重、黎绝地天通一说之发生。自是以后，虽“胳下有翼不能飞”，既不能飞，遂易制矣，乃制刑以惩之，誓师以征之。此种事实不属神话，《尚书》当然志其事。兹将《尚书·吕刑》关系此事之文录次如下：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刑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

“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

“皇帝请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益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右文疑有错简，且羼有秦人附益之文。盖皇帝二字，秦时尊号，昔无皇帝二字并称者也。又置伯益于禹前，变古代神话之助手而为主角，而置周代昔曾通谱之稷于后，周人作书，必无此事也。除去依托之文以外，原意似为苗民昏乱，上帝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然后刑之征之。此事既经一度历史化，复经秦人羼加新文，但其真相仍不难复元也。

苗民之武装既解（不能飞也），当然以武力服之，此亦文化较优之种族所必取之手段，古代确有其事，无须伪造也。当时诸夏如何驱逐苗民，无确当之史事可考，亦只能取材于《尚书》。《尚书》关于此事有二说，一说舜命禹往征之，其文如下：

《大禹谟》：“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大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匿。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慄，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一说谓舜自为之，说见《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等句。此处仍用对偶陪乘，聚四种故事，分配于四方对仗文章欤？真正史事欤？对仗文章也，神话选录也。

苗民南迁之事，《山海经》郭注又有一说，不知何本，亦一极有兴味之故事也。注云：“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古代诸夏与有苗之争，半历史半神话之记载，只此数条而已。此有苗究为何种民族耶？近年法国勒让德（Legendre）博士在四川见有三种民族，一种为最先之土著，次为后至之猡猡，复次为最后至之汉人。移民入川之道，似遵北道，由陕入蜀。四川一省之情形特别，固不能以概中国夷夏之争，然与右引《尚书》、《山海经》之传说，似亦不无关系也。

草此文毕，又于《竹书纪年》中得一关于重、黎之记载，据云：“帝喾十六年，帝使重率师灭有郐。”《竹书纪年》一书本来未可尽信，此条作伪尤明。盖重与黎之分为二人，惟见于《山海经》及《国语》，古代“人化”之人，时代有定者甚少，故举其名以明其非伪，此书及《逸周书》、《穆天子传》，皆为晋人伪托古典以成书，然亦不能谓其中绝无古文可寻也。

吾人研寻古代神话之结果，可知列为经典之《尚书》，其价值与《山海经》相等。若就研究古代神话方面验之，其价值实不及《山海经》远甚，盖一则窜改神话，一则写实也。则古文、今文真篇、伪篇之争，是亦不可已矣乎。

五 《山海经》中外国地名

按《山海经》名，始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司马迁云：“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矣。”而未言何人所作。后人以《史记》有《禹本纪》、《山海经》之名，乃妄揣经为禹撰，且杜撰“禹曰”之语。王充《论衡》卷十三《别通篇》云：“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则充又以经为益撰矣。二说皆非也。禹、益之为古神“人化”，前已述之，焉有撰述？即有人撰书于四千年以前，何以经中预知有长沙、象郡、匈奴、大夏、月支、天毒等地名？此与《杂阿含经》佛说西方有王名钵罗婆（安息），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希腊），南方有王名释迦（塞种月支），东方有王名兜沙罗（吐火罗），不成为同一怪事乎？《山海经》殆史迁以前西汉时人所撰，而后人依托禹、益耳。当时人必以《列子》第五《汤问篇》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等语，衍绎而成。与晋人根据《列子》第三《周穆王篇》而造《穆天子传》者情形相类。即或禹、益为“人”，其人文化之浅可知，谓能执笔与简，记其经行，验之进化原则，决无斯理。朱熹《楚辞辨证》谓其因《天问》而作，容或有之，盖前引之文与《天问》多相符也。予以此书之撰记，应在纪元前115年张骞使大夏还之后，纪元前104至94年间司马迁撰《史记》之前也。

《山海经》之内容，神话、实事并收，盖古人之信仰深而知识浅，所参考之书，惟古史书、《楚辞》、子书数种，益以当时所闻，而成斯作。其神话的价值已说明于前，但其间亦不乏实事也。爰将涉猎所得，除已见《山海经广注》者不录外，得若干条，录次于左。

卷八：“柔利国在一目东，为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按一足人故事，《释藏·正法念处经》卷六十七载之，据云：“过摩醯陀罗（Mahendra）山（锡兰岛中一山），见有一渚，纵广一百由旬，有一足人（Ekapadn）住在此渚，饮食根果，以自存生。寿命五十岁，树叶为衣，不为星宅，住在树下。于此国中，多有师子、猛恶之兽，其师子身皆有两翼。”又据晚见大食人所撰之《印度珍异志》云：“绿海有一岛，那司那司（Nasnas）所居。那司那司者，半身人也，一手一足，跳跃而行，其行甚疾。”《山海经》一手一足人，《念处经》及大食人撰述皆有之，谓其本于《山海经》欤？非然也。此处所引《念处经》之地志，并非佛说，业经考订为印度史颂《罗摩衍那》（Ramayana）之文，经后人录入佛经者也。此史颂今本，辑于纪元初间，其古文编定时，要不逾纪元前3世纪，然则与《山海经》有何关系耶？考《前汉书》卷二十九《地理志》，南海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来献见，汉译史曾至此国。按汉之黄支，即《西域记》卷十之建志补罗（Kācipura），今之Conjevaram，则汉武时中印交通已开始矣。海航既通，海上必有一种流行民话，故《山海经》及印度史颂皆采之于前，大食人又辑之于后。一手一足人固为世所未有，然民话之流通，则可互相证明矣。

《山海经》卷八：“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使两文虎，为人两手聂其中。”郭注云：“言耳长，行则以手摄持之也。”《正法念处经》云：“见有一山，名曰生金，……其山复有耳衣之人。”“耳衣”诸本误作“取衣”，兹依西藏文译本校正。耳衣人，梵文作Karnapravarana，是亦印度传说之一种。纪元前3世纪希腊人已知印度有卧身耳中之人，名曰Enoloknitai，纪元前5世纪，且志有“印度山中有一民族，数约三万，其耳甚巨，下长至肘，后覆全背，胸前两耳可以相接”。又可证此种故事流行之远。

《山海经》卷九：“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此国业经荷兰史耐格（Schlegel）教授考定为古之新罗，今朝鲜东南（可参考拙译《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

《山海经》卷九：“玄股之国在黑齿北，其为人衣鱼食。”亦经史耐格考定即黑龙江一带之鱼皮达子（参考《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

此外《山海经》卷十五之小人国，应为日本海沿岸各岛，黑龙江沿岸一带，堪察加半岛一带之土人。卷十四之大人国，即为昔日隐岐岛之虾夷，又白民国亦为虾夷，已详《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译本，兹不赘述。

《山海经》卷十六：“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郭注云：“今去扶南东万里，有耆薄国。东复五千里许，有火山国，其山虽霖雨，火常然。”此山为马来群岛之一火山，说见拙译《昆仑考》，又可证明撰《山海经》者并未昧于海外之事也。郭注之耆婆国，应为今之爪哇，爪哇在史籍及游记中，有叶调、耶婆提、诃陵、阇婆诸名，今知晋时复有耆薄之对音，亦史地中意外之发见也。

当时外国地名见于《山海经》者，有卷六之交趾（即交胫国），卷七、卷十七之肃慎，卷十之匈奴，卷十一之扶余（即貊国），卷十二、卷十八之朝鲜，卷十二之倭国，卷十三之大夏、月支，卷十八之丁零（即钉灵）、印度（即天毒）。郭注云：“晋大兴四年，天竺胡王献珍宝。”此事《晋书·本纪》及《四夷传》皆不载，可证史载“魏晋世绝不复通”之失考。且佛法大盛于东夏，即始于是时，东来译经，西行求法者相属于道，尤以东晋为盛，如佛图澄、鸠摩罗什、菩提达磨、法显、宝云、智猛等，皆著名当时，有功东西文化之交换，而史书视若无睹，亦可怪也。

右所考者，寥寥数条，《山海经》之价值可知。清以前书录，并以此书为地理之冠，洵不诬也。乃《四库总目》退置于小说之列，适足见其浅见寡闻矣。

草此文毕，复于《释藏》中发见关于《罗摩衍那》史颂三事，马鸣《大庄严经论》卷五聚落主闻婆罗门说《罗摩延书》，此史颂之名初见于《释藏》者也。《杂宝藏经》第一《缘十奢五缘》即属罗摩之事，唯略其神话而已。《六度集经》卷五《忍辱度》中其五事王妃被略，缘即此事之神话，唯以邪龙易罗刹婆那而已。

（原载《国闻周报》1929年第6卷第9—14、16、17期）

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关于张星烺君此著，本刊已有评论文字，载自第三百二十一期可以参览。冯君此文多属纠正，尤为切实。本刊编者附识。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撰。《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全书共六册，今年出版界之一巨刊也。此书搜集关系中西交际材料之多，从前此类出版物莫能与之伦比。分析内容，其基本材料，大致有四：

（一）史籍中之外国列传、行纪等等。

（二） Henry Yule原撰、Henri Cordier补订之《契丹路程》（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译文。

（三） Beal之《西域记》译本及Watters之考证。

（四） Laufer撰之《支那伊兰》（Sino-Iranicn）节译。

第一类材料搜集不少，惜撰者未曾研究《释藏》，将不少材料遗漏。《契丹路程》一书业已翻译大半，原书所辑诸行纪，多为未识西文者所不经见之作品，诚有移译之必要。但其中考证太旧，是一缺点也。至关系《西域记》诸考证，所本之书亦旧。而伦敦《亚洲学报》、巴黎《亚洲学报》、荷兰《通报》所载之新考证，概末采入。第四类材料亦只将关系矿物、植物之考证采录。

全书六册。第一、二两册言上古时代中西交通及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三册言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及古代中国与阿剌伯之交通。第四册言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犹太、伊兰之交通。第五册言古代中国与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第六册言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综观全书，用力甚勤。范围既广，自难免不有遗漏、错误之处。其最大缺点，则于小注之中所录考据，多不著其出处。而撰者本人之考订，于史地时代、语言语音一概抹杀，常以现代英文地名对照汉唐古翻，是其通病。在今日言考证西域史地不能不检法文、日文之著作，撰者似不特未见法国诸汉学家Chavannes、Pelliot、Levi、Maspero诸氏之原作，而德国学者Marguart、Müller、Flanke诸氏之著作，似亦在所未见之列。所以此书就搜集材料方面言，可省学子翻检之劳，诚不失为一种巨作。第就考证方面言，撰者面壁考证，似乎未免太多。大凡考订一种地名，先须考其汉文当时之读法，然后再求其对音为他种语言，方不致误。例如《隋书·波斯传》之达曷水，与今日英文所袭用古希腊语之Tigris对音，不相合也，必须于中世波斯语之Dakrat求之。顾此名与今音又不相合也，更须于唐人达曷二字读法中求之，庶不致有将恒河沿岸之波罗奈搬到义大利北方Bologna之病（见第一册第八五页）。兹将全书之错误略为指出。全书卷帙太厚，未能遍检也，所望撰者于第二版中加以修正。

第一册关于上古时代中外交通之材料，来源未用科学方法检定，吾人未便妄赞一词。兹就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开始审之。九页之犁靬，就空间与时间言，所指非一地。伯希和曾据巴利文（Pali）《那先比丘经》寻出阿荔散之对音为Alasand，乃以为即埃及之Alexandria，亦即《前汉书》之犁靬，《史记》之犁轩，其说较为可取。乃撰者以为即今日英法文之Rome，殊不知腊丁文罗马作Roma。即或两千年前罗马帝国以英文为国语，除非汉代之音与今代之音大相悬殊外，毫无可以牵强傅会之理由。纵使犁靬即是大秦，其对音必非罗马。

十页之乌弋山离及排持，与英文之卑鲁支亦毫无关系。考宋本《三国志·魏略》，排持作排特，乌弋山离应亦为古之Alexandria，今之Herat。排特似为中世波斯语安息Partu之对音。

五一页之俱密与扞朵相距太远。前一地今名Kumihd，在Karategin流域。后一地在今于阗县北沙中，即《汉书》之扞弥、宁弥。《后汉书》之拘弥，《伽蓝记》之捍么，《西域记》之媲摩，《新唐书》之汗弥或建德力城，《Marco Polo行纪》之Pein。此处之误，足证撰者于Stein所撰《西域》（Serindia）等书亦未寓目。

六五页《魏略》地名，Chavannes在《通报》中撰有考证，Pelliot在巴黎《亚洲学报》中亦有片断考证。关于大秦部分，Hirth在所撰之《中国与罗马东境》一书中亦有旧考订也。

六九页所引《佛本行》之耶寐尼，应是梵文之Yavani。此字出于Yavana，《杂阿含经》译作耶槃那，即梵文中所指希腊人所在之地，其初所指者似为大夏。

一〇九页突厥语Aktagh固为白山，然金山不仅阿尔泰山，今新疆之博克达山，《元和郡县志》作金婆岭，《唐书·地理志》作金沙岭，《宋史·王延德行记》作金岭，《太平寰宇记》作金山，《唐书·突厥列传》中之金山，多指此金山也。

一一三页之Ugurs，与《隋书·铁勒传》之恩屈相差太远。谓为《隋书》之韦纥或回纥，斯得之矣。

一六六页之苫国，即大食人所称之Scham，叙利亚之别名也。至撰者所谓之卓支亚，大约即英文之Gcorgia，此地在《元史·曷思麦里传》中作谷儿只。元代对音与英文地名当然不能相合，所以撰者后又误以同传中之曲儿忒为英文之Georgia。

一七八页之寻寻，即大食人火祅教徒之称，其唐代读法应作Zimzim，与Semite毫无关系。

二〇七页之盘盘国，应在南海。魏时Pompei尚未发现，魏时人乌从知之耶？（记得此城是79年所湮没，1748年所发现。）

第二册几尽译文，兹仅摘录其一二遗漏、错误之处如下。

三〇八页注七之古里佛，《星槎胜览》及《明史》作古里，《瀛涯胜览》作古俚，乃今之Calicut，非大食人之俱蓝Kulam，今之Quilen。

四九四页注二十五之Sarcol，即色勒库尔，今日蒲犁县全境之称。

又注二十八之Yaka-arik，即《西域图志》之雅哈阿里克。

五〇三页之Hancialix，即今叶城县治，《西域图志》之哈尔噶里克，昔之朱驹波、悉居半、斫句迦、朱俱波等国之今地。

第三册志古代中国与阿剌伯之交通。

四九页注十之苫国，乃Syria之大食名称。《唐书》引杜环《经行记》有“大川东流入亚俱罗”一语，大川盖指Euphrates，亚俱罗似为亚罗俱之讹，即Irak之对音也。

一一五页注三，贾耽路程之门毒国，即安南之衙庄府。注四之古笪国，即安南之靖化省，亦Kauthara之对音。奔陀浪或宾童龙(Panduranga)即安南平顺、藩蓬二省之地。以上诸地旧隶古城。

二四六页注七之古逻，乃大食语之地名Kalah之对音，今日马来半岛之Kra，此名与俱蓝相差太远。

二七七页锡兰岛以Sirandib名，大致始于宋时，而用英文Ceylon名，为时尤晚。若谓正确，应以《宋史·注辇传》之悉兰池（犹言悉兰岛）为是。此岛旧名师子国，即Simhala之意译，此言“执师子”也。

第四册志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

三五页注二妫水或乌浒水，疑出希腊语Oxus一名，或他种语言同一水名之对音。至若《西域记》之缚刍，亦即《阿毗达磨毗婆沙》初译之博叉，二译之薄叉，皆属伊兰语Vahsu或Vahsu之对音。当时尚不知有英语化之Wakhsh也。

三七页注七，番兜之对音不出于古波斯语之Partava，便出于中世波斯语之Partu。纵使安息以欧洲语言为国语，似应用同时的希腊语之Parthyala，何致于预先采用千数百年后之英国语名Parthin，而受撰者“讹音”之纠驳耶？殆汉朝之班固未习英文之过也。

三九页注二，木鹿之对音乃Muru，而非后来变化之Maru。又注五，《元史译文证补》以阿蛮为Arinenia（此说不始于丁谦），尚有历史根据。至撰者数百字考订之Oman，在音学上不能证明，盖古译以阿代O音者尚无其例。

四一页注二，安谷城之安息语对音，或古叙利亚语Cestrangelo对音。余固未详，但确知其腊丁语名为Antiochia，而非英文之Antioch。此又可证明鱼豢之无英文常识也。

五六页注二，《魏书》之宿利城（尚有《周书》之苏利城，《隋书》之苏蔺城，《新唐书》之苏利悉单。至若《西域记》之苏剌萨傥那，出于梵文，又当别论），乃Suristan，是亦Sleucia-Ktesiphon两城之总名。

八六页注五，摩罗游即Malayse之对音，即义净《求法高僧传》中之末罗瑜，在苏门答剌岛。余未尝闻室利佛逝都城迁至木鹿。此国兵力虽曾远至锡兰，但无侵略大陆之事。

八七页注十三，俱位或商弥在Mastuj。俱位之对音，曾经Stein考订为Khowar。

一二九页注四，《西域记》之提那跋（Dinavar），即北京图书馆藏摩尼教残经中之雷那勿，乃摩尼教一派教徒之称，非日神也。

二六六页注五十九，合剌章即段氏之大理论，此稍检《元史》者之所知也。

第五册中国与西土耳其斯坦之交通。

六页注二，康居一名之对音，今日无人知之。仅知西亚诸种语言名之曰Sogah，中亚语言名之曰Sulik，梵文名Sulika，即玄奘之窣利，义净之速利。至若撰者津津自负之“私诃条”，绳以唐音，私诃似Saha，不知与康居有何关系，硬为拉拢，较之近人译为粟特者更无理由。此条并无纠驳之价值，仍为提出者，俾世人知康居即是窣利耳。

四一页注四，按Bactria即大夏国都，亦大月氐西徙之薄罗，《续高僧传》之薄佉罗。《玄奘传》之缚喝罗，梵文之Bahlika，《景教碑》之Balh，今之Balkh。其梵名之异译，《释藏》中尚有不少，但皆可以根据旧日译法复其原名。乃撰者于此Bactria一名，念念不忘。凡载籍中之地名，不论其两字三字，只须其有一二声母或韵母相近，常以此名属之。此条之达，或即Patarva之汉译，亦硬派其为大夏都城，不可解也。

四七页注二，康侩铠容为康居国人，《佛祖统纪》谓其为天竺沙门者，盖根据《历代三宝纪》、《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等经录。撰者或不知有此类经录，故“不知其何所据”。

五九页注十，唐以后东来高僧尚有其人，如宋代之法天、施护、法护，皆非不知名者也。不必检寻僧传，即在《宋史·天竺传》中亦可见之。

六六页注八，簿知余曾疑为宋云经行之波斯，《魏书》之波知，今之Zebak，然未敢自信必以为是。但撰者之Baltistan（即《新唐书》之大勃律）失之远矣。

六八页注十四，和墨城早有考定为今之Wakhon，与《西域记》之忽懍国毫无关系。撰者盖见有一收声之M，故臆断其为Khulum。特此类语学上之考订，余亦不欲多所说明，盖撰者尚未研究及此也。

六九页注十五，汉之双靡，即唐之商弥。撰者恃以考订之地图，似为现代地图，而非历史地图。又注十六之钳敦，即是乾陀罗之旧译，乃引证及于Hussar，则又一用现代地图寻求千数百年前地名之例矣。

七二页注二十四，博罗尔之古翻，“据吾所知”，应首数《伽蓝记》之钵虑勒。

七八页注二十六，渴槃陁等名，乃今蒲犁县治之古称。其河今名塔克墩巴什河，亦即《伽蓝记》之孟津河。

八五页注一，斫句迦等国名最后考订在今叶城县治，即回语名Karghalik者是已。

八六页注三，白题似为《西域记》之伐地(Betik)，唐言西安国者是也。

九六页注九，腊丁语之Deus，如何为康居语流行之曹国所采用，吾久思不得其解。

一〇五页注一，贾耽路程自安西(Kucha)至怛罗(Talas)道中诸地名，取Chavannes所撰《西突厥史料》读之，皆可考矣。

一一五页注三，康居在西历纪元前后已有文字，康居语专家Gauthiot曾发表语学研究成绩不少。

一七一页注十二，劫为朅师之省称，撰者误连下文，读作一“劫者”。朅师又为Kashkar（若使撰者考订，此名必以其为喀什噶尔）之省译，今Chitral是已。

二八一页注四，唐之北庭，元之别失八里，在今孚远县北，后堡子之北，旧考以在迪化东北者误也。

第六册中国与印度之交通。

二八页注一，身毒之对音是Sindhu，盖以河流名全国。撰者英语化之Sind，纪元前尚未如此省写。

三四页注一，汉之罽宾，即唐之迦湿弥罗(Kasmira)，唐之罽宾，常指迦毕试（Kapisa）。《隋书》曾误以之为漕国(Jaguda)，并非因迦毕试隶属迦湿弥罗而有是称，而在史书中似未见此隶属之事。

二九页注五，《前汉书·地理志》之黄支国，业经Ferrand考订为《西域记》之建志补罗，余亦在《宋高僧传·金刚智传》寻出建支之别译。撰者于考订既未著其出处，复又自为向壁之考订，而增所谓“开治”之音，亦近黄支一说，竟将数百年来黄建二字未失之鼻音取消。

四六页注三，《魏略》撰时在《后汉书》之前，车离似非误刊。范书之东离恐是三写之讹。此国即梵文之Cola，《宋史》之法辇。

五四页注一，迦毗黎似为Kaveri河名之对音，除此以外，毫无可以迁就之对音。至若Kapilavastu，遍检《释藏》，从无作迦毗黎之省译者，然常作劫比罗也。又注六之婆黎，即爪哇附近之Bali。至若Parlek，即《元史》之八剌剌。此君考订之不可及处，即在将语学原则一概抹杀。

六七页注三，乌苌之对音，经S.Levi考订为Uddiyana。旧日根据《西域记》乌仗那一名还元之Udyana，在梵本中毫无根据。

六八页注四，业波之对音，今日尚无确定之考订。惟S.Levi独谓其为瞻波（Campa）之讹。至撰者之Gopala，仿佛记得似是梵本中一龙王或一陶师之名，不知撰者从何处觅得。

一二九页注一（又二三页本文），按始皇时室利防等来自西域一事，初见于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但余疑其为后人所增之文，盖本书帝年之下未载其事。《佛祖统纪》又引其文，而加注云：“出朱士行《汉录》。”此录早佚，第较《古经录》、《旧经录》尚有历史根据，故引以实证其事，然其伪终难掩也。又考Kaayapa， Matauga乃今人（似出南条文雄之《英文藏经目录》）假定之梵名，并非“梵语原音”。所以竺法兰前此假定为Dharmaraksa者，伯希和后又假拟为Dharmssatua。前一名此言法护，后一名此言法宝。

二〇〇页注二，波头摩国，若根据唐以前译例，还元应是padma。此言红莲花（《翻译名义》亦作钵特摩），印度无此国名，《高僧传》必有脱误。即承认撰者之臆断为是，何以唐人不用Pataliputra，而用今代地名。抑唐人逆知有改名之事，如佛在世时预知有月支、安息等国名（见《杂阿含》）之先例欤？

二〇五页注一，波罗末陀此言真谛，梵文还元应为Paramartha，撰者误作Parsmati。此误似非撰者之误，缘此名尚是梵名，撰者不识梵文，不知从何处抄出。谛公在世之时，曾经困苦流离，不意死后又遭改名之劫。

二一〇页注四，按柔然元魏改称蠕蠕，《宋书》、《齐书》作芮芮，《隋书》作茹茹，即西史之Avars，撰者此处殆失考也。

二二一页注六，薄佉罗即是梵文之Bahlika，亦撰者念念不忘之Bactria，乃在此处反与捕喝(Bokhara)合并。

二九三页注二，辛头即Sindhu之对音，不本于希腊语之Indus。那提nadi梵语此言河，乃赘文也，乃臆断其为Ladak。即或唐代有此新地名，亦应读若罗达，离那提甚远也。

三一三页注十七，钵和早经考订为梵文之Vakkana，此名在《释藏》中经余检出者，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之仆迦那，或步迦拏，《孔雀王经》二译本之仆迦那，三译本之仆柯那。即今之Wakhan，与钵利曷（Parika）之声韵距离太远。

三一五页注三十，《伽蓝记》之摩休国，余虽无暇考订为何地，惟以希腊之呼罗珊之Margiana，搬至北印度，神通可谓大矣。

三六三页注十一，义净并未将缚渴罗与Bokhara混而为一，乃撰者误将缚渴罗作Bokhara也。

三九三页注六，国以Campa为名者有二。一为恒河沿岸之古国；一为汉以后之林邑，唐以后之占城，《西域记》之摩诃瞻波，义净之占波，《新唐书》亦作占婆，即今安南本部之地。至若柬埔寨，唐时名曰真腊，一曰吉蔑，亦即《西域记》之伊赏那补罗也。

三九六页注八，地名脱一字，应作那伽钵亶那。昔之Nagapatana，今之Negapatam。

又注九，以Tamba-dvipa（旧译作阎浮提）与Campa联姻，可谓生吞活剥。

四五三页注三，监蔑似是苏门答剌岛之Kampo。

四八八页高郎步，即锡兰岛之Colombo，航行印度洋时，常停船之港也。此处可以就证今名，乃反遗之，而以俱蓝充数。

五三七页注三，大葛兰即是俱蓝，小葛兰即是Kain Colon，业经Rockhill考订。

右所纠者，不过错误中之一二。此外小说、神话中诸地名之考订，过于空洞，未敢妄赞一词。至其与西贤旧有考订暗合之处，书中太多，亦无暇摘举。惟吾人有不便赞同者，撰者睥睨古今之批评，其中尤为失言者，谓洪钧不识西文，丁谦读书太少。《译文证补》中错处甚少，非毫无预备率尔操觚之撰述。丁谦诸考之病，在处处求其完备，当然不免有所假定，遽谓其读书太少，未免责人太苛。总之，在今日考证史地，一须至少具有史地、语言之常识，二须广采东西考订学家研究之成绩，否则终不免管窥蠡测之病。虽然，此书若将本人之考订删除，何人考订咸明著来历，亦不失为国内学子参考之佳构。

余之纠驳，纯出客观，措词间含有讽谏之意见，乃撰者自负太过，诋毁前贤，不禁为之抱不平。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学问无止境，学者切忌轩昂自高，旁若无人。我之以为是者，不知他人之必非，撰者岸忽太过，此其一失。夫著书立说，不能自出机杼，自不免于夺胎换骨，特不应穿凿附会，隔靴搔痒，此又一失。顾撰者于短期之间，翻译抄写逾百万言之多，其果敢勤劳亦不可及。虽有遗失，要于史学不为无补。取其采辑之富，而置其考据之疏。

（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44期，1930年10月13日；又载《地学杂志》1930年第18卷第4期）

沙畹之撰述

四十年前法国哲学家勒囊（Ranor）曾说过：“人类的历史可以注意的，只有三部，就是希腊史、罗马史、犹太史，合起来就可称为文化史。”这种坐井观天的话，极其可笑。这可也难怪他，因为当时外蒙的碑文尚未发现，新疆尚未发掘，敦煌石室尚未打开，中国石刻及载籍尚未研究。现在因为有这些发明，遂将中国在世界史中之地位彰明，而将仅仅包括欧洲、西亚的伪世界史之假面剥下。这固然是许多汉学家（Sinologues）研究的成绩，要是没有周知博识比较贯串之人博综群籍，其成绩绝不能如是之大。这一类的人现代很少，其首屈一指的，可要算法国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了。所以我现在把他的著作介绍给读者，他的著作不止等身，本文著录者，只以其重要而与汉学有关者为限。

沙畹生于1865年10月5日，殁于1918年1月29日。初在里庸（Lyon）中学肄业，旋到巴黎大路易中学肄业，后在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他之所以走上汉学研究这条道路者，一方面因为高师校长之鼓励，一方因为以撰《中国书目》著名的Henri Cordier之诱导。Cordier以为英国的James Legge博士研究经部已有深刻的痕迹，乃劝他研究史部。沙畹毕业后，就被派到Lorient中学当教员，不久又被派到北京法国使馆当随员。他来华之前，曾在东方语言学校取得毕业证书，又在法国学院听过d'Hervey de Saint-Denys汉满语言文学的课程。他到北京的时候，是在1889年3月21日，那时只有二十四岁。他最先想把《仪礼》翻出来，后来因为有许多困难，乃改翻《史记》，到1890年，他把《史记·封禅书》的译文在《北京东方学会报》里头发表了（此书有单行本，北堂出版）。到了1891年，回到法国结婚，仍旧继续翻译《史记》，并同时撰了一部《两汉之中国雕刻》（1893，Ernest Leroux书店出版）。本书两章，第一章述山东嘉祥县武氏祠之雕刻，第二章述山东肥城县孝堂山之雕刻。

巴黎法国学院的满汉语言文学讲座，是1815年创设的，第一任导师是Abel Rémusar，第二任是Stanislas Julien,第三任是d'Heryey de Saint-Denys侯爵。到了1892年的时候，第三任导师死了，那时继任的人，大家都以为是Gabril Devéria，但是外交部不许他抛弃东方语言学校的教课，所以1893年3月12日法国学院教授会会议之时，就把沙畹提出作为第一候补人。到了3月29日，考古研究院表决的那一天，乃于三十三票之中得二十九票而被通过，4月29日，教育部发表任命。12月5日开始授课那一天，讲演的题目是《中国文学之社会任务》。

沙畹当了教授以后，仍旧继续翻译《史记》，预计译文应有十册。到了1895年，其第一册赖有巴黎亚洲学会之补助，在Ernest Leroux书店出版。第二册为卷五至卷十二的译文，在1897年出版，曾获得考古研究院之奖金。第三册为卷十三至卷三十译文，在1898年出版。第四册为卷三十一至卷四十二译文，在1901年出版。第五册为卷四十三至卷四十七译文，在1905年出版。其《史记》译文遂终于此。译文之中参加不少考证，如乐府之乐章，中国音乐与希腊音乐之关系是已。其对于中国年代学，亦有详细的寻究，此类撰述著名者，有1890年载于《亚洲学报》中之《殷历》，1906年载于《通报》中之《突厥十二辰》。

沙畹研究之范围不仅限于此也，中国佛徒之巡历，亦为其研究之要目。这些巡礼圣地的人，所留示吾人者，不仅有宗教方面之经律，而且把北印度、中亚、南海等处之地志都留下来了。最初译述此类行纪者，要算Abel Rémusat，他所译的法显《佛国记》，是在1836年出版的。Stanislas Julien又继续翻译玄奘的《西域记》，沙畹兹又继其后，翻译义净的《西域求法高僧传》（1894年出版，书店同前）。次年，又同烈维（Sylvain Lévi）合译《悟空行纪》（见《亚洲学报》1895年刊），他所采用的材料，不止《宋高僧传》卷三中的悟空本传，还有圆照撰《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到1903年，独译《伽蓝记》卷五中之《宋云行纪》（见是年《河内远东法国学校校刊》），次年在同一《校刊》中译载《吴船录中之继业行纪》，同年又在《通报》中译有《求那跋摩传》，1905年又在《通报》中译有《阇那崛多传》。

研究僧众之行纪，当然连带研究使法之行程，由是沙畹又有《契丹女真中之中国旅行家》（见1897及1898年刊《亚洲学报》）、《中国之旅行家》（1904年法国亚洲委员会出版，按此书余已转法为汉）之撰述，周烨《北辕录》之迻译（见1904年《通报》），又同烈维合撰《王玄策行纪》（见1900年《亚洲学报》，此文余已迻译）。

法国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研究东方文化之中心也，沙畹于1888年时为会员，1895年为秘书，1904年为会中刊行之《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委员，1910年当选副会长。1916年为英国王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之名誉会员。

先是法国考古研究院曾派A.Foucher至印度，得有印度仅存之中国碑文拓本影本五种，其中一碑，尚在菩提衍那（Bodhi Gaya）旧址，四碑为Galcutta之印度博物馆所保存，皆属五代宋初刻石。考古院乃嘱沙畹翻译，其译文已载于1896年《宗教史杂志》，时荷兰之Schlegel教授亦在《通报》之中将碑文译出，双方因是发生不少辩论（见1896及1897年《通报》）。1894年时，东方学家公会开会于瑞士之Genéve，沙畹曾将居庸关之六种语言（梵、藏、蒙、回、汉、西夏）石刻提出，其汉文、蒙文之翻译，乃由沙畹，梵文之翻译乃由烈维，回纥文之翻译乃由Radlof（以上皆见1894年《亚洲学报》）。蒙文又有G.Huth之译文（见1895年刊《亚洲学报》），1896年出版之Mélanges Ch.de Harlez中，沙畹亦撰有《居庸关西蛮之佛经》一文。

1898年至1900年Ch.E.Benin新疆考古之役，得有碑文十种，沙畹曾据拓本研究，撰有《中亚之中国碑刻》一书（巴黎国立印刷局1902年刊），其间有数种未为中国金石之书所著录。诸碑可以分为三类，一为出于镇西、库车两地者，二为出于兰州大云寺者，三为出于敦煌千佛洞者。此外沙畹研究石刻之文有《秦代石刻》（见1903年《亚洲学报》）、《南诏碑文》（见1900年《亚洲学报》）、《Sylvain Charria所得之三碑》（见1906年《通报》）、《K'ien（此字待考）州之女真碑文》（1908年《通报》）、《云南之四碑》（1909年及1910年《亚洲学报》与1911年之《英国王家亚洲学会报》）。

其经沙畹担任撰文之杂志，有《河内远东学校校刊》、《巴黎杂志》、《评论杂志》、《历史综合杂志》、《宗教史杂志》、《大百科全书》、《地理年鉴》等刊物。

欧洲研究汉学的杂志还有一种很著名的，就是1890年荷兰Leyde地方出版的《通报》。创办的两个人，是法国的Henri Cordier同荷国的G.Schlegel，其初因为Schlegel脾气很坏，所以许多汉学家望而生畏，一直到1903年Schlegel死的时候，贡献很少。到了次年沙畹加入以后，价值大增。他在《通报》里头所撰的记述、评论报告极多，举不胜举，兹仅录其要者：若《魏略之西域》（1905年撰，此篇余已迻译）、《班超班勇梁慬传》（1906年译）、《后汉书西域传》（1907年译），皆有价值之译撰也。其中介绍新书之文，都有一百七十篇。

1903年时曾被选为考古研究院院员，至1915年又被选为院长。

沙畹在《河内校刊》中所撰之文，除宋云、继业《行纪》前已著录外，尚有根据西安碑林拓本所撰之《中国最古地图》（1903年《校刊》）、《洪武圣训》（同年《校刊》）、《九九消寒说》（1904年《校刊》）数文。

近三十年来汉学之发达，动机乃在古物之发现。由鄂尔浑（Orkhon）河《阙特勤碑》之发现，乃有丹麦著名语言学者Vihl. Thomsen突厥文碑文之考释，及和林旧址之确定。由新疆沙中古物之探考，乃有东亚考古学空前之发现。沙畹自亦不免参加考证之列。当1900年时，沙畹曾在圣彼得堡科学研究院提出《西突厥史料》一书（1903年出版，又在1904年《通报》中撰有补篇），世人乃知六七世纪间中亚有此西突厥大国。斯坦因（Aurel Stein）欲考证其在新疆所得之中文材料，当然舍沙畹以外莫属。

斯坦因第一次探考之结果（1900至1901年），曾在和阗附近之Dandan-Uiliq地方获有不少中国文件，概为768年至790年之物，足证当时西域通道虽断，而中国势力仍存。又在尼雅附近得有西晋时木简，复在且末县西安得悦地方亦获有中国文件及雕刻物若干，沙畹翻译考证之文，则附载于斯坦因所撰《古和阗》一书之后。沙畹研考之余，曾撰《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一文（见1905年《亚洲学报》，此文余已移译）。斯坦因第二次（1906至1908年）探考之成绩，得有木简不下两千，亦交沙畹整理，乃有《东土耳其斯坦沙中中国文件》一书之刊行（Oxford大学1913年出版）。

敦煌古籍出现，沙畹曾与伯希和P.Pelliot共同译注摩尼教残经（1911年及1913年《亚洲学报》，按此书后半部余已译出）。

沙畹不仅从事于撰述，且曾为一次之实际探考。于1907年来华，经行奉天、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数省，游历奉天东西陵，山东之泰山孔陵，河南之宋陵龙门，陕西之碑林、唐陵及司马迁诞生之韩城，山西之五台、大同，于1908年2月归巴黎。此行之撰述，有《高句丽碑》（1908年《通报》）、《泰山志》（1910年Ernest Leroux书店出版）、《一九〇七年北华考古报告》（1908年考古研究院纪录）、《北华考古成绩》，此书有图两册，书两册，第一册曰汉代雕刻，第二册曰佛经雕刻（1909至1915年同一书店出版）。

沙畹于中国之美术研究有素，故能于中国现存美术品中，辨别何者为中国固有艺术，何者为乾陀罗输入之艺术，中国作品中所最注意者，为霍去病墓前之石马，至云岗、龙门之作品，则视为输入之艺术。其对于绘画，亦有特别撰述，曾撰有《Louvre博物院之中国画》一文（1904年《通报》），上始顾愷之，下迄乾隆时代，皆有论述。

沙畹对于《释藏》经律中之故事，亦极感兴趣，前在东方学家公会中，曾将所撰《中国大藏中之印度物语民话》一文提出。四年之后，又将输入此类故事（《六度集经》、《杂譬喻经》）之康僧会，介绍于西方学者之前（1909年《通报》），1911年时将所撰之《中国大藏中之民话故事五百种》出版（同一书店），又与烈维合撰有《印度佛教中之数种职名考》（1915年《亚洲学报》，此文余已迻译），及《十六护法阿罗汉考》（1916年《亚洲学报》，此文余已迻译）。

此外沙畹之撰述，尚有《中国甲骨文》（1911年《亚洲学报》）、《娄机及其家族》（1914年《通报》）、《蒙古时代之中国档案及碑刻》（1905年及1908年《通报》）、《丽江之史地材料》（1912年《通报》）、《吴越国》（1916年《通报》）。

右所录者，皆属其重要撰述，则除语学（linguistique）之外，汉学诸门皆为沙畹研究所及，就其成绩言之，不特前无古人，而现代殆无有能望其项背者矣。

（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68期，1931年3月30日）

唐代华化蕃胡考

绪言

唐代国威传播极远，亚洲各国莫不受其羁縻。检新、旧两书《地理志》，可以觇其盛矣。殊方既皆宾服，异族必多同化。且承五胡杂处之后，当时所谓汉族社会之中，参加之蕃胡必多。姑举数例，以概其余。

唐代外来宗教不少，除佛教外，有婆罗门、火祅、摩尼、景众、回回。《旧书》卷十八上，会昌五年八月制云：“敕大秦穆护祅三千余人还俗。”则外国教师之多，从可知矣。

《新书》卷二十二《礼乐志》，谓有高丽、百济、鲜卑、吐谷浑、部落稽、扶南、天竺、南诏、骠国、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俚巷之曲。则当时外国乐师之众，又可知矣。

唐之李渊，是否系出蕃胡，暂时未能定谳。惟李氏之兴，所假蕃胡之力不少，检《新书》卷一百一十《蕃将列传》，可以知之。安史之乱，叛者、讨者，多非中国之人。讨安庆绪一役，所用者尽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兵（见《新书》卷六），则军队中蕃胡之多，又可知矣。

元开撰《唐大和尚东征传》，谓广州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则当时外国商贾之众，又可知矣。

右述诸例，仅言其概。遍检史传、僧传、文集、小说，其例之多，举不胜举。有唐一代，上自政治、文学，下迄阉宦、奴婢，在在皆有蕃胡。则当时不惟中国文化影响外国，而外国文化亦有时影响中国。唐人小说中，已留有梵化之印象不少矣。余屡欲捃摭其事，寻究唐代社会异族之成分。顾作此种研究，非仅检寻书本可以了事，必须于历史、地理、种族、语言、谱录各方面，同时着手，始能作全部问题之解决。顾其事匪易，辄因畏难而罢。然尝试之心，无时或已。平时检寻唐人撰述，在在与此问题相接触，有所未解，辄寻其源。有若干条，已得片段之解决。兹先作一片段之研究，将新、旧《唐书》中之系出蕃胡者，试为检出。嗣后续有所得，拟再取其他载籍综合考之。

至此次尝试之动因，即在寻求康太宾之籍贯。此名今人鲜有知之者，但其人在8世纪时，似为唐代社会中极知名之胡人。按《教坊记》云：“内妓歌则黄幡绰赞扬之。两院人歌则幡绰訾诟之。有肥大年长者，即呼为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宾阿妹。”屈突干尚未确知为何许人。按屈突为代北复姓，似属鲜卑。唐初有屈突通、屈突盖兄弟，甚知名，莅官劲正，有犯法者，虽亲无有回纵。时有“宁食三斗艾，不见屈突盖；宁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之谣（《新书》八十九）。屈突干非其同族，即为屈突盖之讹。盖康待宾可作康太宾，屈突盖亦可加鼻音而作屈突干也。至康太宾之历史，检寻较易。按《旧书》卷八：开元九年（721）夏四月庚寅，兰池州胡康待宾、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攻陷六胡州。七月己酉，王晙破兰池州胡，杀三万五千骑。辛酉，讨诸酋长，斩康待宾。其人盖当时一极著名之胡人，故社会中知之。而“待、太”之异，乃一声之转耳。唐代称外族为胡为蕃，胡乃北方、西方诸族之概称，蕃为一切外族之通号，未确有所指也。此胡究竟为何胡耶？《新书》卷三十七曰：调露元年（679）“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长安四年（704），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707），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开元十年（722），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十年（722），平康待宾，迁其人于河南及江淮。十八年（730），复置匡、长二州。二十六年（738），还所迁胡户置宥州。”《唐书》所谓胡户，按以前文，似指降突厥也，其实不然。《旧书》卷八十四《裴行俭传》谓：“调露元年（679），突厥阿史德温傅叛，单于（都护府名）管内二十四州（突厥州）并叛应，行俭讨平之。”前之胡户，应指此役降人。按突厥二十四州，置于贞观二十九年（649），其众必已叛归骨咄禄。此役降人，必非突厥，而为中亚诸国之人。然则何以知之？考诸叛人族姓，可以知之。自汉迄唐，中亚之人多以国为姓，安息姓安，康居姓康，月支姓支，天竺姓竺，曹国姓曹。惟新疆诸族，疏勒姓裴，龟兹姓白，于阗姓尉迟，少变其例耳。诸叛人之姓，有康、何、安、石四姓，是亦为当时之国名。古之康居，魏时名悉万斤，唐时名飒秣建，一名康国，永徽时（650—655）置康居都督府，今之撒马尔罕（Samarkand）是也。唐之何国，即古之康居小王附墨城，唐时亦名屈霜弥迦，或名贵霜匿（Koschana），永徽时误定名为贵霜州者是也。安国亦曰布豁，又曰捕喝，显庆时（656—660），以其地为安息州，今之布哈尔（Bokhara）是也。石国或曰柘支，曰赭时，亦即魏时之者舌，显庆三年（658）设大宛都督府，今之塔什干（Tashkent）是也。以上诸国，皆在中亚，先属突厥，后隶大食。突厥盛时，军中中亚之人当然不少。突厥势强则附之，势衰则叛之，亦无足异。六胡州诸叛人，盖先附突厥后叛中国之中亚种族，非突厥也。

余因寻研此中亚人种问题，初在新、旧《唐书》中检出十余人，后又将两书中之蕃胡悉为检出，共得一百数十人。此外唐人文集暨《元龟》、《会要》等书中著录者，亦复不少。兹编暂以两《唐书》中著录者为限，其他容续考之。

据余检寻之结果，谓能将《唐书》中之系出蕃胡者，尽量发见欤，尚未也。缘唐代系谱，伪造者甚多，益以冒姓通谱，氏族极为混乱。兹惟录其确系系出蕃胡者。至疑莫能决之氏族，如陇西之李，渤海之高，河西人、范阳人、朔方人等等，暂不著录，以俟续考。其中亦有八九成属外来血统者，如李白之例是也。李白传，《旧书》作山东人；《新书》作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705）遁还，天宝初（742）南入会稽，代宗立（762），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余。《唐书》盖取材于李阳冰《太白集序》。李白晚年往依阳冰，阳冰之说应较可信。据《序》云：“凉武昭王暠之后，谪居条支，神龙之始（705），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按条支为古之亚叙利亚（Assyria），李白之时，已属大食，代宗初立（762）已卒，年六十余，则其人不生于蜀，实生于大食也。上引诸文，不特不能证明李白为李暠之裔，且亦不能证其为山东陇蜀之人，与陇西、成纪之李渊，皆可疑也。今小说戏曲中有李白醉草蛮书一事，或亦有所本。五代蜀时有李珣，本蜀中土生波斯（见《鉴戒录》卷四），则李白之后有西域人生于蜀中，可以参证也。今为慎重起见，疑而未决之人，暂不列入蕃胡之列。此外若降王及甫降即叛之人，亦不备录，以示限断。

寻研之前，有一语须预先声明者：余研究之目的，在考其氏族所自出，并非剥其汉人名号。大凡少数人同化于多数，数世之后，其原有血统早同化于无形。埃及一地，历经波斯、希腊、罗马、突厥侵占，今日惟存土著之费拉(Fellah)，而无侵入之人种，是其证也。中国之经过亦然，此后所述之鲜卑，在唐时已早华化，除其少数代北姓氏之外，实与唐人无殊。就此点言，元稹之汉人程度，不能少于今日所谓汉人，而今日所谓满人与汉人相差之程度，亦无几矣。汉种犹之大海，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皆如川流，诸川入海，尚有何川水海水之可辨耶？

一 杂种及种性

研寻唐代异族华化之先，应明“种族”之义。近人言今日中国种族，辄曰“汉、满、蒙、回、藏”，而于居留中国最久之苗、黎、猡猡、么些诸种，皆略而不言。就语言之便利言，居留之地域言，此五字不妨成为五个名词。第就科学方面言，实无确当之意义也。谓汉族为汉代之种族欤？则汉之人与古之华夏异。谓汉种为中国人种欤？则列名于诸氏族志者，不尽属汉人之血统也。严格言之，同体格同血统者，始得别为种族。质言之，惟天然人种，原始人种，始合此种条件。夫欲维持此种条件，非与异种断绝关系不可。凡具有文化之种族，无一能保存其体格血统者也。易词言之，科学人种为下等人种，天然人种，动物学方面的人种；文化人种则为混合人种，历史人种，社会学方面的人种，总而言之，“杂种”是已。

今人詈人辄言“杂种”，就社会习惯言，被此名者，固为可羞。但就文化高低、历史有无言，与其谓之为詈词，无宁谓之为誉词。则吾人研究历史，得下一公例：“凡历史种族皆为杂种。”

汉种为历史种族，则吾人研究中国历史，又得下一公例：“汉种为杂种。”

然则汉种与何种血统共羼合耶？此问题极为复杂。关于古代之汉种原来说，惟有臆断之假说，而无科学之明证。顾自有可靠之史乘以来，羼合之迹，可得寻也。余今特取中国史中一过程之事，以证前说。有唐一代，上承五胡羼合之果，下启突厥、回鹘、西域、奚、契丹等族羼合之因，其材料极多，而其事极著。

夫种族之羼合，有两种现象可寻：一为交化，一为同化。交化者，两种人数相等，种性不殊，久处同一环境之羼合也。同化者，未完全具有此三条件之羼合也。历来异种与汉种之羼合，皆属同化，而非交化。然则何以知之？曰于汉种种性存在方面观察知之。缘历史种族既无血统维持其单纯，而别于其他种族，应于血统之外，具有自存之特性。否则居住中国之人，亦可以古代之概称，若蛮夷、戎狄者名之，而不名曰汉族也。乃血统虽杂，而名称仍旧，则此汉人必有异于非汉人者在焉。或曰：汉人之与非汉人异者，《礼记·王制篇》已有区别矣。据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夷夏之殊在此欤？曰：非也。今日西服而“英法大餐”者伙矣，世未尝名之曰西人或“英法大人”也。其不同之点，乃在种性。种性者何？谓思想、感情、利害相同诸点也。汉种之种性，可以“忠孝”二字概之。前者为封建社会之始基，后者为家族社会之滥觞。由此二义，衍为无数礼义科条。吾国古人视人之是否华夷，即以其人有无礼义科条为断。中国社会之根本组合点在此，故昔日惟有“归化”之说，而无入籍之法。明乎斯义，始可研究唐代之华化诸人。长孙无忌、豆卢钦望、宇文化及、独孤怀恩，观其代北复姓，即知系出鲜卑，或鲜卑杂种。但汉人从未歧视之，因其获有汉人种性也。元稹、源乾曜、于志宁、窦怀贞亦皆鲜卑遣种，若不检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鲜能知其非汉人。然有说者，诸人同化已久，鲜卑血统早已无存，其姓虽别于汉人，其人久已变为汉人矣。顾契丹种之李光弼，铁勒种之浑瑊，安国之李元谅，突厥之史大柰，皆华化未久，而唐人亦未歧视之者，即因其人能向化也。反乎是，姓名虽类汉种，王世充不失为西域胡，安禄山不失为杂胡，王廷湊不失为回纥，李正己不失为高丽，李宝臣不失为奚，李怀仙不失为柳城胡。则余研寻唐史，又得下一公例：“唐代汉人之特征，不在血统，而在种性。同种性者，虽异种亦为汉人，不同种性者，虽汉人亦视同夷狄。”

大凡历史种族结合之久暂，视种性之存亡为断：种性存则种族存，种性亡则种族亦随之瓦解，而为他种族所灭，所吸收。古波斯、罗马之亡也以此，汉种之能存者以此。执此例以断鲜卑之亡，已早亡于5世纪末年，“禁胡服，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见《魏书·本纪》）之时；突厥之亡，亦早亡于“俗死则焚，今葬皆起墓，背父母命，慢鬼神”（见《新书·突厥传》）之日。以此例推之，回鹘、吐蕃、契丹、女真，莫不皆然。

历史人种既为杂种，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诸种之中，当然包括有非本种之人，是亦游牧种族之通例。史书中所谓鲜卑、突厥等等，须认为广义之名称，证以后述之鲜卑氏族，可以举一反三也。

二 鲜卑之氏族

汉种之家族制度为特殊之组织，而以姓氏为表征：姓者表其所由生，氏者记族所自出，又有地望以系之，故古之姓氏有谱系可考。晋、宋之时有谱学，其非某姓而冠以某姓者，或为冒姓，或为赐姓，不为谱所录。逮至元魏入主中国，始制“译姓”，与中国固有之姓遂混然而不可分。译姓者，当时谱学所称之虏姓也。《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柳冲传》，引柳芳《氏族论》曰：“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则当时元魏已制有一百四十六姓。诸姓原译鲜卑之音，与汉姓尚可辨识，自魏孝文省改以后，多与汉姓相同。兹将《魏书·官氏志》所志一百二十姓录次于下，亦研究唐代华化异族所必知者也。

一、帝室十姓（按《元和姓纂》帝室诸姓中又有万俟，不见《官氏志》，疑经唐人改窜也）

二、余部诸姓

三、东方诸氏

四、南方诸氏

五、西方诸氏

六、北方诸氏

如右所录诸虏姓，与汉姓多不可别。唐太宗时令高士廉等撰《氏族志》，以盛门为右姓，退旧望，登新门，氏族愈乱。虽然，尚有少数虏姓踪迹可寻。兹检新、旧《唐书》系出异族有源可考者，略举数例如下：

（1） 《新唐书》卷九十、《旧书》卷五十八《刘政会传》云：政会，滑州胙城人。两传所记，绝无异族之迹可寻。但检《新书·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一上，其人盖系出匈奴，而鲜卑化者也。《表》云：“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族，汉高祖以宗女妻冒顿，其俗贵者皆从母姓，因改为刘氏。”政会之名，即见《表》中。

（2） 《新书》卷一〇九、《旧书》卷六十一《宝威传》，《新书》作岐州平陆人，《旧书》作扶风平陆人，要为今日山西平陆人也。高祖李渊谓为唐之叔孙通，其人似为汉种，但《新书·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一下，谓其祖为汉人，亡入鲜卑，为没鹿回部落大人，命为纥豆陵氏，后改为窦氏。此姓并见《官氏志》。

（3） 《新书》卷一三九、《旧书》卷一一一《房琯传》，谓琯为河南河南人。检《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一下：河南房氏本出清河，晋初有房乾使北虏，留不遣，虏俗谓房为屋引，因改为屋引氏，子孙随魏南迁，复为房氏，而河南犹有屋引氏。房琯名见《表》中，此姓并见《官氏志》。

（4） 《新书》卷九十四、《旧书》卷六十九，侯君集，豳州三水人也。《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二中，谓家于北地三水，从魏孝武西迁，赐姓侯伏氏，又赐姓贺吐氏，其后复旧。又据《官氏志》云：“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则赐姓不限于汉人，此侯姓疑即侯伏之省译，亦即《官氏志》之胡古口引氏也。

（5） 《新书》卷一〇四、《旧书》卷七十八，于志宁，京兆高陵人。《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二下，谓自东海郯县徙代，改为万纽于氏，后魏孝文时复为于氏，魏孝武入关，遂为京兆长安人。此姓《官氏志》作勿忸于，要为同名异译也。

（6） 《新书》卷一二七、《旧书》卷九十八，源乾曜，相州临漳人。《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五下，谓出于鲜卑秃发氏，魏太武谓与同源，改为源氏。

（7） 《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五下，元氏出自拓跋氏，则《唐书》中之元姓，除元载姓景冒为元氏外，皆为鲜卑余裔。

（8）代北复姓见于《唐书》者不少：有长孙氏，出自拓跋，见《官氏志》；有宇文，匈奴之裔为鲜卑君长，世袭大人，见《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一下；有豆卢，本姓慕容，降魏赐姓豆卢，见《宰相世系表》卷七十四下；有独孤，出自刘氏，为匈奴单于，其后裔从魏孝武徙洛阳，为河南人，见《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五下；有屈突，代北复姓，见《官氏志》。

右举八例，后四例尚易检寻，前四例不对照别一部分史文，即无从知其系出异族。其未经《世系表》所录者，尚不知有若干。此外史云“不知其乡里”，“史失其何所人”，“自云”、“自言”系出何地何人，多可疑也。不宁惟是，即唐高祖李渊来历，亦甚不明。《新书·宗室世系表》，列举李氏人名甚夥，余以为多出伪造依托。渊祖李虎，兄名起头，弟名乞豆，起头之子名达磨，达磨即梵文Dharma之对音，此言法也。当时人名梵化者甚多，如菩萨（Bodhisattva）、金刚（Vajra）、毗沙门(Vaisravana)之类，亦无足异。起头、乞豆，与印度似无关系，与鲜卑必大有渊源。可疑一也。唐室自以系出凉王李暠，按历代君主依托古代帝王神明，几成通例（余于《古代神话之研究》一文中已有说明），元魏尚能于《山海经》（今本卷十七）蚩尤神话中，寻出田祖、叔均与之通谱，则“其先陇西成纪人”之李渊，欲求氏族较显之所谓同姓，当然近宗李暠，远祖李广，而托始于颛顼。可疑二也。考《史记》、《汉书·李广传》，广有子三人：曰常户，曰椒，皆先广死；曰敢，为霍去病射杀；未闻有弟有子。《宗室世系表》谓广有子二人，长曰当户，次曰敢，而无椒。敢生禹，禹生丞公云云，凭空杜撰。可疑三也。《宗室世系表》谓暠孙歆生子重耳，是为李渊之所自出；又谓暠孙翻有子三人，而于暠之子宝则不著其名。按李宝《魏书》有传，有子六人，与《世系表》三人之说不合也。宝既为唐李之同族，何以高宗时又诏李宝等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新书》卷九十五《高士廉传》），自抑其宗族耶？可疑四也。太宗时藉口山东士人尚阀阅“卖婚”，命长孙后之舅高士廉普责天下谱牒，撰《氏族志》，退旧望，进新门，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见《高士廉传》），似与清高宗修《四库全书》搜集藏书同一用意。可疑五也。当时北朝诸史，《北齐书》、《周书》、《隋书》、《北史》，皆为唐人包办，惟魏收《魏书》，以残阙不完独存于今。魏澹《魏书》、张太素《魏书》，皆与十八家《晋书》并废，唐人欲如何记述，即如何记述，无对证也。虽然，尚有未能弥缝之点，留存于今。六朝及唐虽以门第相高，而附会攀援，动辄疏舛。白居易自叙世系，乃以楚白公胜、秦白乙丙一脉相承；刘禹锡亦自言系出中山。一代名士，尚且如此，则虎之为李虎，为大野虎，大野为本姓，为赐姓，尚属疑案也。即使李渊已成汉人，其子若孙，终不免鲜卑血统之羼合：渊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窦氏生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四人。窦氏窦毅之女，窦威之同族，原姓纥豆陵之鲜卑也，则太宗为鲜卑血统之混合种矣。李世民十四子，文德皇后长孙氏生承乾、治、泰三人，长孙氏长孙晟之女，长孙无忌之妹，原姓拓跋之鲜卑也，则高宗亦为鲜卑血统之混合种矣。此外异族与唐室和亲尚主之例尚复甚多，谓唐室系出汉种，其谁信之！

三 唐代之鲜卑人

唐代鲜卑人云者，非谓唐时内属之鲜卑，乃华化二三百年之鲜卑，其人与汉种同化，谓之系出鲜卑也可，谓之曰纯粹外族，则远于事实矣。按鲜卑一名词中，包含种族不少。缘鲜卑曾居匈奴故地，被征服之民族，列名于《官氏志》中者甚多，不尽系出鲜卑，而当时概以鲜卑目之。吾人于鲜卑语言一无所知，而《官氏志》中诸氏族，亦无人以科学方法详为分析，故余不特对于系出匈奴之独孤氏，系出乌桓之乌丸氏，系出吐谷浑之乙弗氏，不能认为狭义的鲜卑人，即对于载籍明言种属鲜卑之慕容、宇文、乞伏、吐谷浑诸氏，亦颇怀疑也。其种繁多，殆非鲜卑二字所能概括。故本篇能分析者分析之，否则附加说明于后。下引卷次，全依《新书》，至《旧书》则别为标出。

卷一百四十三，元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孙。结自述其氏族曰：“河南，元氏望也。结，元子名也。次山，结字也。世业载国史，世系在家牒。”

卷一百七十四，元稹，河南河南人。其名并见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亦系出托跋氏也。

卷一百九十四，元德秀，河南河南人。又卷一百九十五，元让，雍州武功人。两传虽未明言系出何族，但为鲜卑无可疑也。

卷二百，元澹，后魏常山王素莲之后。卷二百零一，元万顷，后魏京兆王子推裔，孙正修别有传。

卷一百零五，长孙无忌，后魏帝室十姓之裔，已见前考。从父敞，从父弟操，子诠，族叔顺德，皆有传。

卷一百，宇文士及，京兆长安人。按宇文为鲜卑东部氏族，见《官氏志》，但《魏书·本纪》又作匈奴别部。又卷一百三十四，有宇文融，京兆万年人。（《旧书》卷一百六十有《宇文籍》。）

卷九十五，窦威，《世系表》虽谓为汉人亡于鲜卑，但鲜卑“先无姓族”，何以知其始为汉人？盖亦“自云”之类耳。《表》谓其世为没鹿回部大人，命为纥豆陵氏，则为鲜卑也。威兄子轨，轨弟琮，威从兄子抗，抗子静、诞，抗弟琎，威从孙德玄，皆有传。又卷一百零九，窦怀贞，德玄之子也。又卷一百四十五，窦参，诞四世孙。

卷一百零四，于志宁，京兆高陵（今县）人。于姓族系，已见前考。曾谏太子勿与突厥达哥支相狎。曾孙休烈，别有传。开元时（733），吐蕃金城公主请文籍，休烈上疏曰：“戎狄，国之寇；经籍，国之典也。”则已不以鲜卑自居矣。休烈曾孙琮，别有传。

卷一百七十二，于，后周太师谨七世孙。名并见卷七十二下《宰相世系表》，系出万纽于氏，与士宁同出一源。

卷二百零三，于邵，其先自代来，为京兆万年人。其名并见《宰相世系表》，亦系出万纽于氏。

卷一百六十三，穆宁，怀州河内（河南沁阳）人。按穆姓后魏以前无闻，《元和姓纂》谓宋穆公之后，《路史》谓出炎帝后，皆臆说也。考《魏书》，穆姓皆代人。又《官氏志》，丘穆陵后改为穆氏，似亦系出鲜卑。宁子赞、质、员，别有传。

卷一百一十，尚可孤，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也，世处松、漠间。

卷一百十四，豆卢钦望，雍州万年人。卷七十四《宰相世系表》，豆卢氏本姓慕容氏，燕北地愍王精降后魏，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因赐以为氏。《魏书·官氏志》，吐伏卢氏后改为卢氏，则为豆卢之异译也。《钦望传》亦云：魏太和诏去豆姓著卢，贞观中卒，复其旧姓。

卷一百七十一，石洪，其先姓乌石兰，后独以石为氏。按《官氏志》作嗢石兰，对音同，似亦出鲜卑。

卷九十四，侯君集，已见前考，亦属鲜卑。

卷八十九，屈突通，其先盖昌黎徒河（辽宁锦县）人，后家长安。按《官氏志》，屈突氏后改为屈氏，先亦鲜卑部落也。弟盖，附见本传。

卷一百二十七，源乾曜，相州临樟（今县）人，已见前考，鲜卑秃发氏之裔也。《旧书》卷一百二十七有源休。

卷八十九，尉迟敬德，朔州善阳（山西朔县）人。按《官氏志》，西方诸氏有尉迟氏，后改为尉氏。考卷二百二十一下《于阗传》，于阗王姓尉迟，其人或原籍于阗，盖鲜卑诸部，不限鲜卑一族也。但《魏书》卷二云：“天兴六年（603）春正月辛未，朔方尉迟部别帅率万余家内属，入居云中。”则此尉迟又似为北方种族，鲜卑、柔然、铁勒之属也。

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传》，有火跋归仁。又卷二百十五上《突厥传》，突厥降人有火跋颉利发石失毕，归仁应为其人之后裔。此火跋与《官氏志》之贺拔，应为同名异译。《魏书》卷八十有贺拔胜。唐有贺拔嗣，711年始为节度使。

卷一百九十二《张巡传》，有贺兰进明。考《太平寰宇记》，鲜卑族之居贺兰山者，以山为氏。《官氏志》北方诸氏有贺兰氏，后改为贺氏。

卷二百二十五上《安禄山传》，有达奚珣。《官氏志》帝室十姓有达奚氏，后改为奚氏。

卷二百十五下《西突厥列传》，有萨孤可孤。按萨孤应为薛姑之异译，《北齐书》卷十九有薛孤延，代人也，则其人原始部族似出鲜卑。

卷二百十四《刘从谏传》，大将李万江，本退浑部，李抱玉送回纥道太原，万江举帐从至潞州。按卷二百二十一上，吐谷浑讹为退浑。又《魏书》卷一百零一，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则其人非鲜卑，亦为隶属系出鲜卑之吐谷浑之酋长也。

四 唐代之匈奴遗裔

匈奴破灭之后，其遗民除西徙之外，必为他部落所吸收。继匈奴入居大漠南北者为鲜卑，则鲜卑诸部之中，容有匈奴，亦无足异矣。

卷九十刘政会，已见前考。其七世孙崇望、崇鲁别有传。

卷一百二十六，李元纮，其先滑州（河南今县）人，后世占京兆万年，本姓丙氏，赐姓李。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汉骑都尉陵降匈奴，裔孙归魏，见于丙殿，赐氏曰丙，以避世祖李昺名，赐姓李氏。按卷二百十七下《回鹘列传》：“黠戛斯自以李陵后，与唐同宗。”当时自称系出李陵者，皆斯类也，其人似为匈奴遗裔。

卷一百六十二独孤及，河南洛阳人。按独孤为匈奴后，已见前考。《官氏志》谓独孤氏后改为刘氏。又卷二百零六，独孤怀恩，隋元贞皇后弟。《旧书》卷一百六十八，独孤郁。

卷八十七刘季真，离石（山西今县）胡人，父龙儿，614年举兵称王，龙儿死，子季真降。按其人似为匈奴遗裔。

卷一百三十九，房琯，河南河南人。按此房氏系出北虏，前已有考。所谓出使之房乾，显属伪造之人。此姓疑为鲜卑化之匈奴。琯子孺，孙启，族孙式，别有传。

五 奚、契丹、柳城胡

史载奚为东胡种，其地东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今大凌河），北霫。契丹亦东胡种，东距高丽，西奚，南营州（热河凌源），北靺鞨、室韦。此二族所据之地，今皆可考。至史所称之柳城胡，不知为何种人。按柳城为今之热河凌源，胡为昔日北方种族之称，唐时亦移以称西域之人。《宋高僧传》卷三彦琮论曰：“天竺经律传到龟兹，龟兹不解天竺语，呼天竺为印特伽国者，因而译之。若易解者，犹存梵语。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则胡为西域也。考《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突厥州二，奚州九，府一，契丹州十七，府一，靺鞨州三，府三，右初皆隶营州。”此柳城胡得为奚、契丹、靺鞨、高丽也，亦得为杂胡如安禄山之类也。

卷一百四十八，张孝忠，本奚种，世为乙失活酋长。父谧，开元中提众纳款，始名阿劳，勇闻燕赵间，共推张阿劳、王没诺干二人齐名，没诺干，王武俊也。孝忠子茂昭、茂宗，别有传。

卷二百一十，史宪诚，其先奚也，内徙灵武，为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将。

卷一百四十八，史孝章，宪诚之子。

卷二百十一，李宝臣，本范阳内属奚也，范阳将张琐高畜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先事安、史，降赐姓名。子惟岳、惟简，有传。

卷一百三十六，李光弼，营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长，武后时入朝。光弼中兴战功推为第一，其部将有靺鞨人李怀光，铁勒人仆固怀恩、浑释之，安国人李抱玉、李国臣，突厥人哥舒曜——翰之子，羌人茘非元礼，龟兹人白孝德、白元光，乌洛侯人乌承玼。光弼弟光进，附见本传。

卷二百十一，王武俊，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开元中，与饶乐府都督李诗等五千帐求袭冠带，入居蓟（直隶今县）。武俊子士真，孙承宗、承元，别有传。《承元传》见卷一百四十八。

卷二百二十五上，孙孝哲，契丹人。

卷二百十二，李怀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降将守营州，从禄山反，后降。

卷一百九十七，李惠登，营州柳城人。

卷二百二十五上，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为觋，居突厥中，祷子于轧荦山而妊，遂字轧荦山。少孤，随母嫁虏将安延偃，乃冒姓安，更名禄山。安禄山盖为胡与突厥混种也。就其本姓言，应为康国人，就其居地言，得为奚、契丹、靺鞨诸种。但当时谓奚、契丹为两蕃，此胡字似指西域。禄山“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胡人数百侍左右”。又按《孙孝哲传》中有商胡康谦，天宝中为安南都护，吾终疑禄山为康、突厥混种，其父经由突厥、奚、契丹至于柳城，故能“通六蕃语”也。子庆绪，附见本传。

卷二百二十五中，李希烈，燕州辽西人。按营州本辽西郡，其人来历亦不明也。

六 高丽、百济、靺鞨、乌洛侯

史载高丽为扶余别种，百济亦扶余别种，大姓有八：沙氏，燕氏，刕氏，解氏，贞氏，国氏，木氏，昔氏。靺鞨有二：北为黑水（黑龙江）靺鞨，南为粟末（松花江）靺鞨，即唐代之渤海国也。乌洛侯亦曰乌洛浑，东与靺鞨，南与契丹，北与乌丸为邻。

卷一百一十，泉男生，高丽盖苏文之子，率其众与契丹、靺鞨内附，子献诚，有传。按泉盖苏文高丽人，所著书作渊盖苏文（《韩国文苑》载有渊盖苏文上书高丽王请行道教启），泉字当为唐人避讳所改。

卷一百二十一，王毛仲，高丽人，父坐事没为官奴婢，生毛仲。

卷一百三十五，高仙芝，高丽人，747年，征大小勃律，使拂林、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750年，兵败于大食，大食虏唐人甚众，中国艺术输入西方，此役之果也。

卷一百四十四，侯希逸，营州人。又卷二百十三，李正己，高丽人，希逸母，即其姑。则希逸非高丽人，亦含有高丽血统。

卷一百四十七，王思礼，高丽人，居营州，父为朔方军将。

卷二百十三，李正己，高丽人，为营州副将，从侯希逸至青州，逐希逸代为节度使。子纳，孙师古、师道，皆有传。

卷一百四十八，李洧，李正己从父兄也。

卷一百一十，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以所部降，击吐蕃有功。

卷二百十五上《突厥传》，有扶余文宣。按百济国王以种为姓，此人疑出百济王族。

卷一百一十，李谨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酋长，隋末内附，赐氏李。

卷一百一十，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长，后入中国，世系湮远，至多祚以功显。

卷二百二十四上，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为朔方部将，赐姓名。

卷一百三十六，乌承玼，张掖人，开元中，与族兄承恩皆为平卢先锋。又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乌氏世居北方，号乌洛侯，后徙张掖。

卷一百七十一，乌重胤，承玼子也。

七 突厥

突厥在唐代以颉利、默啜二可汗时为盛。630年，颉利禽，分其故地为府州，擢酋豪为将军郎将者五百人，奉朝请者且百员，入长安自籍者数千户，其归化之多，可以想见。兹为录取《唐书》有传之人。

卷一百一十，史大柰，本西突厥特勒也，入隋后，分其部于楼烦（山西静乐），李渊起兵太原，大柰提其众隶焉，赐姓史。

卷一百一十，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次子，636年，率众内附，尚公主，平高昌、龟兹有功。子道真，附见本传。

卷一百一十，阿史那忠，右贤王阿史那泥孰苏尼失子也，始归国，妻以宗女，赐名忠。

卷一百一十，执失思力，突厥酋长也，贞观中入朝，尚公主。

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其先盖突骑施酋长，哥舒部之裔。父道元为安西都护，赤水（《唐书·地理志》凉州有赤水军）军使，故仍世居安西。其人之血统，似不尽属西突厥。据传，安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后翰讨禄山，其属将多为蕃人：有王思礼，高丽人也；有钳耳大福，羌也；有火跋归仁，鲜卑也；有浑萼，有契苾宁，皆铁勒部落也。安史之乱，两方之主动力多为异族。翰子曜，附见本传。

卷二百二十五上，史思明，宁夷州突厥种，初名窣于，玄宗赐名，与安禄山共乡里，通六蕃译。子朝义，附见本传。

卷二百十五上《突厥传》，李思摩，颉利可汗族人，赐氏李，曾一度立为突厥可汗者也。

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朱邪执宜，沙陀人，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808年内属，置十府以处沙陀。执宜死，赤心嗣，赐氏李，名国昌，国昌子克用。

八 铁勒、回纥

铁勒十五部，回纥、薛延陀最强。归化之人，《唐书》有传者，惟契苾、浑、阿跌、仆骨、回纥诸部而已。

卷一百一十，契苾何力，铁勒契苾部莫贺可汗之孙，莫贺咄特勒之子，632年诣沙州（甘肃敦煌）内属，破吐谷浑、高昌、龟兹、西突厥、高丽、吐蕃诸役有功。子明，附见本传。又卷二百十七下《回鹘（即回纥）传》中有契苾通，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传》有契苾宁。

卷一百七十一，李光进，其先河曲诸部，姓阿跌氏，贞观中内属，以其地为鸡田州。按《地理志》，回鹘府州有鸡田州，以阿跌部置。光进弟光颜，别有传。

卷二百十一，王廷凑，本回纥阿布思之族，隶安东都护府。曾祖五哥之为李宝臣帐下，骁果善斗，王武俊养为子，故冒姓王。廷凑子元逵，孙绍鼎、绍懿，曾孙景崇，玄孙镕，四代五人相继为节度使，并有传。

卷二百十二，李茂勋，本回纥阿布思之裔，来降，赐姓名。子可举，附见本传。

卷二百二十四上，仆固怀恩，铁勒部人，646年，铁勒九姓大首领率众降，分置九都督府，别为蕃州，以仆骨歌滥拔延为金微都督，讹为仆固。拔延生乙李啜拔，乙李啜拔生怀恩，世袭都督。怀恩子玚，附见本传。

卷二百零七，吐突承璀，闽人也。按《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有吐突邻部，在女水上，常与解如部相为唇齿。388年，太祖西征，度弱洛水，复西行趣其国，至女水上，讨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尽徙其部落畜产而还。吐突似即吐突邻之省称。吐突邻部附于《高车传》后，其人似出铁勒也。

卷一百一十《泉献诚传》，有薛吐摩支，殆为薛延陀部落欤？

卷一百五十五，浑瑊，本铁勒九姓之浑部也，世为臯兰都督。父释之，附见本传。子镐、，别有传。

卷一百十一《张仁愿传》，卷二百十五上《突厥传》，卷二百一十九《契丹传》，有沙吒忠义，未著其所种人。按许尧佐《章台柳传》，有蕃将沙吒利，疑为铁勒诸姓。忠义曾为朔方军总管，而当时隶朔方之羁縻州，以属铁勒诸部为多也。

九 西域人

检《唐书》列传，得安国人四，龟兹人二，吐火罗人一，于阗人一，疏勒人一，康国人一，何国人一，石国人一，燉煌人四——唐时系出燉煌者，不能必其为汉族，故附于此。

卷八十六《李轨传》，薛举乱金城（甘肃臯兰境），轨谋据姑臧（甘肃武威），同郡安修仁率诸胡入内苑城，建旗大呼，轨举众应之，遂据凉州。李渊起兵，遗书称轨为弟。（按渊起兵时，对突厥称臣。）轨以梁硕为谋主，硕见故西域胡种族盛，劝轨备之，因与安修仁交怨。修仁兄兴贵自长安诣凉州招轨，轨不从，兴贵乃与修仁潜引胡兵，奚道宜率羌兵，共击轨，执送长安。则安氏弟兄为西域胡也。又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云：“武威李氏，本安氏，出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按安息王朝始建于纪元前256年，即周亡之年，昌意之子寿命何其长也？）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晋魏间，居于安定（甘肃泾川境）。后徙辽东，以避乱，又避武威。后魏有难陀孙婆罗，周隋间居凉州武威，为萨宝，生兴贵、修仁，至抱玉赐姓李。”按黄帝神话成立之时，安息未兴。唐初，安息早亡，即代安息而王波斯之萨山（Sassan）王朝，已近末日，何来此安息耶？难陀孙婆罗，对音似为Nandasunbara,梵化之西域人名也。萨宝为唐代火祅教官，其人必为火祅教徒。又考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列传》，安国一曰布豁，又曰捕喝。显庆中（656—661），以其都城阿滥谧为安息州，其地即今日俄属中亚之布哈尔，应为安兴贵等之母国。《世系表》以其人与久为沙门之安世高通谱，极为可笑。自世高至是，已四五百年，何尚有梵化之后裔，为祅教之萨宝耶？其迁徙路线，亦太离奇，忽而自河南至甘肃，忽而自甘肃徙辽东，忽而自辽东远迁到甘肃西境，伪书之伪造世系，由斯可见。对于功臣如此，对于帝室，又从可知矣。

卷一百三十八，李抱玉，本安兴贵之曾孙，世居河西。抱玉从父弟抱真，《旧书》卷一百三十二有传。

卷一百三十六，李国臣，河西人，本姓安，疑亦为安国人。

卷一百五十六，李元谅，安息人，本安氏，少为宦官骆奉仙养息，冒姓骆，名元光，有功赐姓名。李怀光反，元谅“与马燧、浑瑊等讨之，其将徐廷光素易元谅，数嫚骂，为优胡戏，斥悔其祖。又使降曰：‘我降汉将耳。’及马燧至，降于燧。”

卷八十五，王世充，西域胡，号支颓耨，后徙新丰（陕西临潼境）死。其妻与霸城（陕西长安境）人王粲为庶妻，颓耨子收从之，冒粲姓，仕隋历怀、汴二州长史，生世充，豺声卷发。按世充曾与李渊争天下者也，故叙其家世、形貌甚恶。自汉以来，月支人以支为姓，时贵霜帝国已为达所并，此时西域之支姓应为吐火罗人。又据《隋唐嘉话》，世充将军雄信谓李元吉为胡儿，则李渊胡之程度，必多于世充。

卷一百四十八，康日知，灵州（甘肃灵武境）人，祖植，当开元中（721）缚康待宾，平六胡州。按其事已见前考。缚人者及被缚者，皆姓康，疑同属康国人。盖唐之康国人多姓康，康国人常往来于今撒马尔罕及库伦之间。按卷二百十五上《突厥传》，颉利委政诸胡，斥远宗室不用。诸胡疑为康国人。又据敦煌出现之《沙州图经》，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石城镇（今罗布泊南婼羌境），胡人随之，因成聚落。又据今库伦南黑城子Karabalgassam(即唐时回鹘可汗牙)814年所建《九姓回鹘可汗碑》，上勒汉文、突厥文、康居文三种文字，则突厥中有康国人，亦无足异。六胡州之康姓，应为康国人，康日知亦为康国人。缘灵州边地得失不常，不应有汉人占籍其地也。日知子志睦、承训，别有传。

卷二百二十一上《罽宾传》，有何处罗拔，其人疑为何国人。

卷一百九十三，石演芬，西域胡人，事怀光至都将。按西域人常以国为姓，如前见安国之安，康国之康之例是已。此人疑为石国人，唐之石国，即今之塔什干也。

卷一百三十六，白孝德，安西人。按唐安西都护府658年徙治龟兹（见《地理志》），龟兹王姓白（见《西域列传》），白亦作帛。又考《诸僧传》，龟兹僧人亦有以白为姓者，则其人决为龟兹人无疑。

卷一百三十六《白元光传》，谓其先突厥人。按鲜卑中既有匈奴，西突厥中当然应有龟兹。当时必随西突厥内附，唐人不察，概以突厥名之。

卷一百一十，尉迟胜，本王于阗国，天宝中，授毗沙府都督，安禄山反，率五千人赴难，让国与弟，偕子锐留宿卫不归。按《宋高僧传》卷三，智严姓尉迟氏，名乐，本于阗国质子，封金满郡公，706年舍宅为寺。则五十年前，于阗已有质子在中国矣。

卷一百一十，裴玢，五世祖纠，本王疏勒，武德中入朝，留不去，遂籍京兆。按《宋高僧传》，慧琳姓裴氏，疏勒国人也，印度声明，支那诂训，靡不精奥，遂撰成《大藏音义》一百卷，起788年，迄810年，方得绝笔。按裴玢生卒年为748至812年，此二人为同时人，疑出一族。

卷一百零二令狐德棻，宜州华原（陕州耀县）人，其先乃燉煌右姓，然则与系出太原之令狐有别矣。德棻祖整，父熙，《北史》有传。《整传》：“令狐整，敦煌人也，本名延，世为西土冠冕。”又云：“整远祖汉建威将军迈，不为王莽屈，其子称，避地河右。”按《北史》之文本于《周书》，《周书》即为令狐德棻所修，此种世系不可靠也。德棻孙峘，别有传。

卷一百六十六，令狐楚，德棻之裔也，则亦系出西域。子绪、绹，孙滈，弟定，别有传。

卷一百四十八，令狐彰，京兆富平（陕西今县）人，其先自燉煌内徙。

卷九十四，薛万均，本敦煌人，后徙京兆咸阳（陕西今县），与弟万彻归唐。按《李轨传》，凉州胡种族盛，其西沙州又从可知矣。《官氏志》西方诸氏有叱干氏，后改为薛氏，万均兄弟疑为此薛氏也。

卷二百零九，索元礼，胡人也。不详为北方胡，抑为西域胡，大约以属西域之成分为多。

十 蛮僰、蕃羌、越倭诸种人

除前述诸种人外，《唐书·列传》中有系出南蛮者二人，僰一人，牂牁一人，吐蕃二人，羌二人，南越一人，獠一人，日本一人，未详所出者一人。

卷一百一十，冯盎，高州良德（广东茂名境）人，本北燕冯弘裔孙。弘奔高丽，遣子业以三百人归晋。业留番禺，至孙融为梁罗州（广东石城境）刺史。子宝聘越大姓洗氏（高凉蛮）女为妻，遂为首领，授本郡太守，至盎三世矣。盎后见杨素，素奇之曰：“不意蛮中乃生是人。”则盎系出北燕之说，亦不可靠也。盎子智载，族人子猷，别有传。

卷二百零七，高力士，冯盎曾孙也，中人高延福养为子，故冒其姓。

卷一百一十《黑齿常之传》，有爨宝壁。按爨为西南夷大姓，在唐时为东西爨，昔之僰夷，今讹为摆夷者是也。

《旧书》卷一百十五，赵国珍，牂牁之苗裔也。

卷一百一十，论弓仁，吐蕃族也，699年以所统吐浑七千帐内附。孙维贞，附见本传。

《旧书》卷一百五十二《史敬奉传》，有野诗良辅，应为吐蕃人。

卷一百三十五《高仙芝传》，有夫蒙灵詧。按《元和姓纂》，夫蒙，羌姓。

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传》，有钳耳大福。按《魏书》卷九十四《阉官王遇传》，遇，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按应为夫蒙异译）俱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世宗时复改为王。则大福羌人也。

卷一百三十六，茘非元礼，又卷二百二十五上《安禄山传》，有茘非守瑜，皆不著其何种人。考《广韵》卷四，羌复姓有茘非氏，则其人亦羌人也。

卷一百五十二，姜公辅，爱州日南人，《旧书》作“不知何许人”。按唐时爱州与占婆（当时名林邑，又名環王）接壤，又卷七《德宗本纪》云：贞元十八年（802），環王陷、爱二州，则其人为南越人也。

卷一百七十四，牛僧孺，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按《隋书》卷四十九《弘传》，弘安定鹑觝（甘肃灵台境）人，本姓尞氏，魏赐姓为牛氏。考尞与燎通（见《汉书》师古注），余疑即西南夷之一古称，后加犭旁作獠者也。则奇章公殆为系出獠族之人也。子蔚、丛，孙定，有传。

卷二百二十《日本传》，日本副使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仕于唐。

卷二百零七，刘贞亮，本俱氏，冒所养宦父姓，故改焉。又卷二百二十二上《南诏传》，《旧书》卷一百四十五《刘全谅传》，皆有俱文珍。按俱姓始见于十六国时，非汉姓也，其源未详。

按唐代与印度交际甚密，印度人之至中国传布婆罗门教、佛教之教师（见诸僧传），历数家（见《开元占经》），制糖匠人（见《玄奘传》），经诸书著录者不少，而《唐书》惟附带叙及一二历数家（如《旧书》卷三十二《历志》之瞿昙罗，卷三十六《天文志》之瞿昙，卷七《本纪》之迦业至忠等）、方士（如《新书》二百二十一上《天竺传》之那逻迩、娑婆寐、卢逸多等）而已。上述诸人，固不能谓为华化者。但天竺人仕唐者，要必甚多。如《宋高僧传》卷三，《菩提流支传》中之天竺大首领伊舍罗，又同卷《般剌若传》中为神策军正将之罗好心，又卷二生于中国之慧智，皆可谓华化之人也，其名皆不见于《唐书》。则欲检寻华化之印度人，须求之于所谓正史之外。此外诸国僧人生长中国，虽甚著名，亦不为正史著录，如康国人法藏，即释教中之贤首大师，其一人也。

附录 高齐出于鲜卑

史书所志之系谱、地望，不可尽信，前引之例不少。兹检史书，北齐高欢之来历，亦甚不明。《北齐书》卷一《本纪》云：“高欢，字贺六浑，渤海蓚人。”按蓚县自汉迄元魏，皆治今河北景县境，欢之原籍，似在河北、山东之间矣。《本纪》又云：“六世祖隐，晋玄莬太守。隐生庆，庆生泰，泰生湖，三世事慕容氏。及慕容宝败，国乱，率众归魏。”按晋之玄莬，治今辽宁沈阳境，诸人史无考，疑出伪造。《本纪》又云：“湖生四子，第三子谧，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怀朔镇。谧生树，树生欢。”按怀朔在今绥远五原境，则其人实生于内蒙。《本纪》又云：“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长头高颧”。则其人即出汉族，已早鲜卑化矣。但据史文考之，其人实非汉族而鲜卑化者。

《北齐书·本纪》卷一云：“神武曰：‘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

《北齐书·本纪》卷二云：“侯景素轻世子，（高澄）尝谓司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

《北史·本纪》卷七云：高洋“神武第二子……及产，命之曰侯尼，于鲜卑言有相子也。”

《北齐书》卷九《文宣皇后李氏传》云：“及帝将建中宫，高隆之、高德正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宜更择美配。’”

《北史》卷五十四《高隆之传》：隆之“洛阳人，为阉人徐成养子……后有参定功，神武命为弟，仍云渤海蓚人。”

《北齐书》卷二十二《高昂传》：“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

《颜氏家训·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似此服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按右述之教育，祖挺曾受之也。《北齐书》卷三十九《挺传》：“元康因荐挺才学，并解鲜卑语。”“帝于后圜使挺弹琵琶，和士开胡舞。”挺虽具此技能，因为汉儿，几不得作领军。《传》又云：“孝徵（挺字）汉儿，两眼又不见物，岂合作领军也。”

《周书》卷一《本纪》：宇文泰之伐高欢，传檄五镇，数欢之罪，谓欢“器识庸下，出自與皂，罕闻礼义，以一介鹰犬，效力戎行。”虽其语出政敌，然欢之出身可知。赖宇文泰亦非汉种，否则必斥欢为胡虏夷狄矣。

据前引诸文，北齐高欢不得谓为汉种，《唐书》中之渤海蓚人，来历亦多可疑，而系出北齐宗室，为唐太宗妻长孙后舅父之高士廉，殆不失为鲜卑也。

（原载《东方杂志》1930年第27卷第17期）

评《世界现代变化》

Levolution actuclle du monde，法国勒朋（Gustave Le Bon）撰。巴黎Flammarion 1929出版。

法国学者勒朋为现代哲学界之怪杰，其分析历史批评时局之撰述，莫不证据赅明，意味隽永。本书为其最近之作，全书凡九章。首绪言，历述现代世界之状况。第一章说明领导世界之势力。曰有形势力，如煤炭、煤油等是。曰无形势力，如意见、信仰、政治错误等是。第二章批评世人对于安宁问题所具之幻想，若军缩，若联盟，若仲裁，皆剖毫析芒，有如燃犀。第三章说明现代战争之因果，缘何不能避免若干战争，与夫人口过剩战，回教世界之战，将来亚洲之战。第四章说明政治新势力，经济新需要与旧有原则之冲突，群众势力之新作用，社会中团体之分立，群众之反对英杰。第五章说明需要决定政制，欧洲之倾向独裁，与夫独裁之害。第六章批评世人对于财源分配上所具之幻想，并说明美国之如何解决阶级斗争。第七章叙述世界财政状况，欧洲之贫及美国之富。第八章说明货币在世界经济变化中之作用，谓货币不止一种，及货币稳定问题之幻。第九章说明意象在民族生活中之作用，社会主义之宗教化，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反对文化，与夫抵抗共产主义之方法。著者对于今日世界问题剖析无余。忆客岁法国外长布利杨（Briand）赴瑞士主张其欧洲联邦方案之时，曾致函勒朋云：“此种计画明知必受公之讽嘲，顾运命有时辅助痴人。姑且一试。”可见其说影响世界之势矣。

（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05期，1930年11月24日）

评《中国大藏其译人及其译述》

Le Canon bonddnique en Chine，印度Calcuta大学Prabodh Chandra Bagohi教授撰。巴黎Geuthner 1927出版。

今日《释藏》目录供西方学者之参考者，只有日人南条文雄所撰之《汉译大藏经录》。（英文，Oxford出版。此书久已绝版，日本近有重刊本，本刊去年第九十期已介绍过。）顾此录撰于1883年，而入录者只有《释藏》诸经，续藏诸经书不与焉。研究者极感不便，撰者乃拟据《大正新修大藏》诸本重新著录。全书二册，上册现已出版。因南北各有译场，乃分为一、二两卷。首绪言，说明佛教输入中国之历史。第一卷第一章叙述后汉洛阳译场摩腾等十二人。第二章述曹魏洛阳译场昙无迦罗等五人，西晋长安译场法护等十五人，前秦长安译场昙无持等七人，后秦长安译场竺法念等八人。第三章述前凉、北凉、姑藏译场支施仑等十一人，西秦抱罕译场圣坚一人，北魏北台译场昙昭等三人，洛阳译场昙历流支等五人，东魏邺都译场般若流支等五人，北齐邺都译场那连提黎耶舍等二人，北周长安译场攘那跋陀罗等四人。第二篇皆属建业译场。第四章述吴代支谦等五人，东晋帛尸黎蜜多罗等十七人。第五章述刘宋佛陀什等二十一人，南齐昙宁图陀耶舍等六人，梁陈僧祐等六人。

此书之优点有二：一、近四十年东西方学者研究《释藏》之成绩，本书皆附录于诸经之后。前此检寻此项成绩者，苦无目录可检，今有此书，可以按图索骥。二、诸译师原名，经前人考订不确者，此书皆能指正其误。如娄迦谶之改作Lokaksema，昙摩识之改作Dharmaksema，昙摩伽陀耶舍之改作Dharmakrtayacas，皆有确实理由。本书之缺点，则在诸经汉名之音译，撰者似不解汉文，所延之中国译人，于佛学似属门外汉，所用之译写方法亦太陈旧，所以错误百出。诸经已为《出三藏记集》著录者，乃不细检，而谓其初见费长房《历代三宝纪》。欲此书合乎参考之用，非将汉文经名重加改订，并改用法国远东学校所用译写方法不可。撰者亦自知其译写方法之不善，谓于下册之中，将汉名、梵名索引重录于卷末。惟下册今尚未见出版，不知其整理成绩若何，若能整理完善，南条目录可废也。

（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05期，1934年11月24日）

最近出版之佛学书

法国东方语言学校Przyluski教授主刊，有《佛学丛刊》（Buddhica）。其已出版者，有比国Gand大学教授De La Vallée-Poussin所撰之Le traité de Vasumitra sur les sectes bouddhiques，今未见此书，应是研究世友菩萨异部宗轮论之文。此论叙述佛灭后五百年间印度佛教诸宗派分裂变化之情形，研究佛教历史之一重要史料也。撰者为西方佛学名宿，度于此论必定大有发挥。

次为Przyluski撰之《王舍城结集》(Le concile de Rājagrha)。全书分为三册。第一册题曰《根据经论之结集》。为篇六，第一篇曰《迦叶结经》，第二篇曰《阿育王经与阿育王传中之结集》，第三篇曰《大智度论中之结集》，第四篇曰《诸涅槃经中之王舍城结集》，第五篇曰《编定三藏及诸藏之说》，第六篇曰《王舍城之结集诸大乘教说》。第二册题曰《根据律部之结集》。为篇四，第一篇曰《大藏小品第十一蕴品及弥沙塞部律中之说》，第二篇曰《昙无德部律中之说》，第三篇曰《大众部律中之说》，第四篇曰《说一切有部律中之说》。第三册题曰《诸文之比较研究》。为篇四，第一篇曰《结集说与佛教诸部之沿革》，第二篇曰《结集说与三藏之变化》，第三篇曰《结集说与僧众之组织》，第四篇曰《神话》，后附汉文、梵文索引。按氏之佛学的比较综合研究，在今日佛学界可谓一时无两，本书为治内典者所不可不读之书也。

以上皆为《佛学丛刊》中之名著，此外Przyluski并撰有《中印史料中之阿育王故事》（La légende de l'empereur Akoka），又Vallee-Poussin译有《世亲菩萨造之阿毘达摩俱舍论》（L'Ahhidbarmakosa de Vasubandhu）。以上四书皆在巴黎Geutener书店出版，为1927至1930年刊物。

（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05期，1930年11月24日）

关于西域语之讨论

冯子衡致方欣安书

（上略）粟特字母一文，业已译竣，附录二页，未便模写，势须影印。原文中诸西亚文字，概未转录，皆以罗马字代之，希腊文之beta, gamma, delta, theta四字母，在译文中皆改作bh, gb, dh, th,俾免印刷困难。

惟粟特一名，似有商榷之必要。考粟特之名，始见于《周书》、《北史》，据谓“故名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则不应为汉之康居，康之昭武九姓所居之地。奄蔡、温那沙似皆为Aorsi之对音，《魏略·西戎传》谓奄蔡国一名阿兰，亦与古希腊人所撰地志中之Aorsi-Alani之称相符。同一地志中谓阿兰分为山居阿兰与Alani-Soythae,希腊语之c固读若k，然弟终疑为粟特之对称，似不能谓Sogdb为粟特。窃以康居、粟特二名尚无定谳之时，不如竟名之曰窣利，较为妥当。

案钵罗婆（pahlavi）语原有Sōdh、Sūlih二名（见1910年普鲁士科学研究院《纪录》第十五册Andress所撰文），梵文《民话集》（Brhat Samhitā）有“Bāhlikā缚喝罗”、“Pahlavās钵罗婆”、“Cinā支那”、“Sūlika窣利”、“Yavanāh耶槃那”、“Sakāh塞种”诸名，则梵文中亦有窣利矣。大食人Albirūnē所撰《印度志》，亦引有Sūlihā一名，Taranātha之《佛教史》，西藏语名为Sulik，则大食语、西藏语亦有窣利矣。据Gauthiot之说，亚洲东部之人似名之曰Sūlik,亚洲西部之人似名之曰Sudhik,前一名汉文、梵文、西藏文用之，后一名则保存于西亚诸种方言之中。至钵罗婆语兼用二名者，因其与窣利语有密切关系故耳。参合诸证，故敝意以用窣利一名较有根据。

因此一名又联想及“Pahlavi语”亦近年中亚所发现，人所未识语言之一种，而特见于摩尼教经者也。考其语名出于梵文之“Pahlawa”，《释藏》旧译或作“钵罗婆”，或作“波罗婆”，盖指昔之安息，似可译作“安息语”。抑遵名从主人之例，作“番兜语”。考《前汉书·安息传》“安息国王治番兜城”，此番兜即中世波斯语Partu之对音，亦英文之Parthia之转也。用将近日涉猎所得，质之高明，以为何如？

（原载《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1卷第4期）

中亚新发现的五种语言与支白安康尉迟五姓之关系

我于研究这个问题以前，先要声明一句话，就是我所提出的问题，完全是一种假定，等待将来的证明。

最近二十年来，欧洲各国考察团在中亚发现了五种从前人所未识的语言，有两种属于印度欧罗巴系，其初德国学者定名曰甲、乙两种吐火罗语，后来法国学者又改成为焉耆语同龟兹语。有三种语言属伊兰系，一种定名康居语（Sogdi），就是《西域记》的窣利（Sulik）语，也有人称为粟特语。一种是摩尼教经中的钵罗婆语。一种是从前名为东伊兰语的于阗语。

我对于五种语言之中的两种语言名称，略略有点意见。焉耆语的材料，几乎全在柏林，好多尚未发表。我第一个假定以为焉耆语恐就是月支语。就历史说，月支种业已统治过吐火罗，就地理说，焉耆从前也名过月支。斯坦因（Stein）在敦煌所得宋人写本，有一种名称《西天路竟》的，就把高昌、龟兹中间的一国，唤作月氏。而且焉耆的名称在东西来往僧众行纪里头，多名曰乌耆，只有《法显传》同《释氏西域记》名曰夷。《高僧传》卷一《卑摩罗叉传》名曰乌缠，《西域记》名曰阿耆尼。这四个名称，恐怕是本于一种对音。当时“月支吐火罗”分布的地方极广，就是现在且末县、于阗县中间，玄奘经过之时，还有一个“覩货逻故国”。我又作进一步的假定，以为月支、乌耆恐怕也是本于同一对音，所以我想主张将焉耆语改为月支语。至若焉耆之突厥语哈喇沙尔（Karashahr，此言黑城)的名头，当然与吐火罗语毫无瓜葛。

五种语言之中，还有一种摩尼教经用的Pahlavi，这个名称，是从梵文Pahlava来的，《杂阿含经》曾把他翻作钵罗婆，《孔雀王经》又翻作波罗婆，就是指安息（Arsak）王朝所治之地，此地就是古波斯语的番兜（Partava）、英文的Parthia。寻常的钵罗婆语固然在萨珊（Sassan）王朝时代（三国至唐初）流行，可是这一种特别钵罗婆语，必定很古，所以我想将他唤作安息语。由是五种新发现的语言可以改定如下。

月支语 龟兹语 康居语 安息语 于阗语

因为语言的名称，我又联想到用作中国家庭标识的姓氏。我们中国人的姓，在现在世界上可以说是一种特别的表征，外国语言除开拉丁语之Cognomen外，寻不出别的字可以翻译。制度固然特别，外国人到中国来的多少也要遵守中国习惯，所以就近代说，姓南的怀仁，姓汤的若望，往古代说，有姓安的世高，姓康的孟详。而中国人对于外国人，也把他们看作一样有姓的，即或没有，也要装上一个，不管是地名、人名、王号、国号。所以梵语的Varman，此言铠，硬把他派作姓范，马来语以及摆夷语的Yan，此言神或王，硬把他派作姓杨。由此类推，月支人所以姓支，天竺人所以姓竺，康居人所以姓康，安息人所以姓安，在唐朝还有许多姓曹姓何姓史姓石的外国姓，都是从这样来的。于阗王姓尉迟，方君欣安告诉我说是Vijaya(此言普胜)的对音，则《唐书》卷一百一十之尉迟胜，译音而兼译意矣。还有龟兹人姓白（亦作帛），疏勒人姓裴，撰《大藏音义》一百卷的慧琳，俗家姓裴，大约就是《唐书》卷一百一十裴玢的本家兄弟。裴、白两姓现在还未寻出他的对音，可是疏勒、龟兹人所冠的姓是无疑义的了。由是我又进一步假定，姓支的外国人所说的话必定是甲种吐火罗语，姓白的所说的必定是龟兹语，姓康的所说的必定是康居语，姓安的所说的必定是安息语，姓尉迟的所说的必定是于阗语。不过要附带声明的，隋唐时代姓安的外国人，原籍不在波斯，而在今之布哈儿（Bokhara），所以与其像《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胡乱记载安兴贵、李抱玉是安世高的后人，倒不如说他们是《元史》卷一百二十五赛典赤的同乡，不过安兴贵所说的安息语，在7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已经在对大食语办交代了。

我这些假定，不敢说毫无武断的地方，尤其是月支、焉耆同一对音的假定。就今音说，üci同uki固然大有分别，可是要知道，今音不是古音，月支的汉朝读法，现代还没有脚踏实地的考据。我们只知道氏与支相同，月字怎样读法，我们不知道。近人有主张氏读若氏的，新罗人崔致远撰《法藏和尚传》，月又音作燕，这种读法，恐怕也是悬揣。我们要知道汉晋人译外国名，常用省译方法，譬如Sravasü作舍卫，Rajagrha作罗阅，梵语杂名中龟兹的对音是Kucina，《西域记》中乌耆的对音是Agni。拿这几种例来推想，月支要是“音译”，恐怕也是省译。由是我又可提出一种假定，梵文中有一本史颂，名称《罗摩衍那》（Ramayana）的，稍治梵学的人都知道，这部书与平话小说《西游记》是很有渊源的，书中有一篇地志，地志里头列举北方二十国名，有支那（Cina）、外支那（Aparacina）两个国名。《释藏》的《正法念处经》第七品《身念处品》，把他全抄了出来，中文译本里头把“外支那”删了，西藏文译本里头两名具在。外支那一名，我想指的是新疆的月支。当时月支语，或者受有直接间接的影响，也借用了这个外支那的梵名。又或者是梵文借用别一语言的名称，因为支那一名原指雪山以北诸地的种族，也许是月支人传过去的，久而久之，就从外支那变为月支、乌耆了。

我这些假定，将来也许毫无价值，也许可以证明。因为这件问题到还新鲜，特地提出来，希望有人研究研究。

（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41期，1930年9月22日；又载《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1卷第4期）

关于龟兹白姓之讨论

再说龟兹白姓

一

我发表了《中亚五种语言》一文以后，引出觉明先生的《论龟兹白姓》一文，引证详赡，且喜且佩。既然遇见了一位“有本钱的同行”，便忍不住再谈一谈龟兹白姓。

我从前说白姓是龟兹人的姓，可是要将下面几种姓白的撇开：

（一）中国的白姓，这一类姓，当然是与龟兹毫无关系，不能效白香山把白公胜、白乙丙拉来通谱。

（二）若干沙门的白姓，“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道安以释命氏，遂为后式。”（《出三藏记集·道安传》）则如白法祖一类的沙门，不可误作龟兹。

（三）唐书之“其先为突厥人”的白元光，《五代史》之吐谷浑酋长白承福，这一类的姓白的，也要暂时撇开。

除开上列几种，所余下来的龟兹白姓，如果真是历代相传不绝的民族，可以算得是世上的一个大世家阀阅。七百多年，姓白的龟兹国王，经载籍明著的有下面许多人，即《后汉书》的白霸、白英，《晋书》的白山、白纯、白震，《隋书》的白苏尼咥，《唐书》的苏伐勃驶、苏伐叠、诃梨布失毕、白素稽、延由跌、白莫苾、白多布（后改名孝节），圆照撰《悟空行纪》的白环等是也。

至若沙门要算帛尸黎蜜多罗（Srimitra）是最早的了，还有所谓三国时代的白延，其实是前凉时代的人，后别有说。

这白字究竟是音译还是意译？现在我可不敢断定，觉明先生“因白山而得姓”的话可备一说，然而我不敢完全赞同，因为新疆昔有两座白山，一座是《西河旧事》“冬夏有雪，匈奴谓之天山”，改白山。《括地志》曰：“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罗漫山，在伊吾县北百二十里。”（《史记》卷一〇九《李广传》正义引。）则在今镇西、哈密之间，《后汉书·耿秉传》出白山击车师，就是这个白山。一座是《唐书·龟兹传》“姓白氏，居伊逻卢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的白山，“初罗漫”不知出于何种语言，“阿羯”想是突厥语的Ak(此言白)，田字或者是tagh（此言山）的变音。后一白山好像是晚见于《唐书》，《魏书》只言其国西北有大山，山虽同是一山，可没有说是白山。《西域记》屈支条说：“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玄奘要是知有白山，必定有梵音“叔离势罗”类的名称，但是未见著录，可见这白山的名目晚见，怕是突厥人传过去的。至若东边的白山与龟兹没有瓜葛，龟兹国力未曾到过高昌，似不能取境外的山名，作为国王的姓氏。所以就目前说，以山为姓，尚无强健理由。不过在科学里头，话是很难说的，将来出土的史料若更有发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释藏》若仔细爬梳，类书的材料，像《册府元龟》之类，若完全裒集，语言里头若别有对证，也许我是费话，别人有理。

隋唐时龟兹王几个译名，现在已有法还原。《西域记》说：“近代有王，号曰金花。”又说：“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则可以从梵文里头去探寻了。考《翻译名义集·七宝篇》，“苏伐罗，或云修跋罗，此云金”，还原则为Suvarna。又《百华篇》，“布瑟波，此云华”，还原则为Puspa，苏伐勃驶应是Suvarnapuspa的节译。觉明先生“苏伐”二字还原不错，不过被唐朝的译人节译所阻，不能尽其全功。我现在再进一步考证诃梨布失毕的梵名，更不难了。“布失毕”就是“布瑟波”勃驶的同名异译。至若“诃梨”，若把诃梨跋摩（Harivarman）《传序》（《出三藏记集》卷八）看一看，就可以知道诃梨布失毕就是Haripuspa的对音，此言“狮子花”是已。若将金花、狮子花等王号推想一下，好像龟兹王号常用“花”字。我又联想到诃梨跋摩的“跋摩”来了，跋摩（Varman）訾铠，印度或印度化的王号，甚至到中国许多僧人的名称常有这个尾巴。从前的译人看见他们的名尾，都是一样，所以将他当作姓，而译其音曰“范”。史传中林邑国王姓范，大概是这样来的。所以Bhadravarman叫范胡达，Cambhuvarman叫范梵志。拿这个例子来一推，我倒有点疑心这个“白”字是从Puspa来的。但我这也不过是聊备一说，不敢断定说是。

二

为了一个龟兹白姓，费了许多笔墨，究竟值得吗？我敢说关系很大，因为他牵涉到佛教最初东被的历史，这一件事是人所想不到的。我们研究经录，在后汉、魏吴、西晋、二秦诸录中，除开一个白延外，没见一本龟兹人的译经，可是处处看见龟兹语的痕迹。Sylvain Levi的《龟兹语考》说，对照汉、梵，常见汉译与龟兹语近，与梵语远，譬如“沙门”、“沙弥”、“波逸提”这些音译，“出家”、“外道”、“灭”这些意译，皆像是从龟兹语转贩来的。而且《魏略》、《后汉书》中还有“桑门”、“晨门”许多证据。可见最初译经的，是些用龟兹语的人，不但说天竺人直译的话靠不住，而且在安息、康居、月支种种语言未详细研究之先，也只好让龟兹人专美于前了。

但是若将最初经录中无龟兹人译经的事实对证起来，又不相符，这件问题似乎麻烦了。有人问我说白延不是姓白吗？《历代三宝纪》、《大唐内典录》、《古今译经图纪》、《开元释教录》不皆说他是西域人吗？西域姓白的不说是龟兹人吗？何以说没有龟兹人译经呢？问虽问得不错，我却有我的理由。我从前费了好几个月的功夫，想把古今存佚的译经，和现在佛学研究的成绩整理一下，后来中辍了。中辍的原因，不是玄奘所说的“自量气力不复办此”，实在是因为这种研究太苦，一个人去硬干，固然可以治学，可是不能治生。然而也把后汉、魏吴的经录整理得有点头绪。片断整理的结果，我觉经有伪，人亦有伪。现在只把白延来说，《高僧传》说不知为何许人，僧祐著录其译经二部，《长房录》六部，《开元录》五部，《开元录》中其本并阙，可是今日到有一本白延出的《须赖经》（Surata Pariprccha）不知从那里来的。考《开元录》卷十二，著录《须赖经》一卷，前凉月支优婆塞支施仑译，注云：“出经后记，第三译，前后四译，三本阙。”我按着这线索去寻，祐录以下都说白延出《首楞严经》，检《出三藏记集》卷七《首楞严后记》云：“咸安（大正新修本作咸和，误）三年（纪元373），岁在辛酉，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于时有月支优婆塞支施仑，手执胡本”，“出《首楞严》、《须赖》、《上金光首》、《如幻三味》。时在凉州州内正听堂湛露轩下集，时译者归慈王世子帛延，善晋、胡音，延博解群籍，内外兼综”云云。这样看起来，明明是张冠李戴，这个帛延明是那个白延，不过把他提前了一百十五年了，拿前后证据来比较，当然只有前凉的帛延是真的，按此倒推，《道安录》（《出三藏记集》所引）以前的人和经，必须要详细鉴别一下。

由前一说，佛教东被，龟兹人的介绍是无可疑的。试再举一证据来说，《宋高僧传》卷三彦综论曰：“如天竺经律传到龟兹，龟兹不解天竺语，呼天竺为印特伽（Indika）国者，因而译之。若另解者，犹存梵语。如此胡、梵俱有者是。”这明明证明龟兹为佛教东行之一大站了。但由后一说，前凉以前并无一龟兹人译经。然则这些留存龟兹语的古经文，是从那里来的呢？我想只有三种解决方法。

（一）其他介绍佛教的西域语言，与龟兹语相近。

（二）译经和译人“提前”，像白延这个例子。

（三）假造几个人，假造几部经，或阙译人名，或派在从前有名的译匠名下，安世高、支谦死后比活的时候译经加了几倍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要解决这些问题，先要阐明西域的语言，这是现在一件很大的难事。复次要将《释藏》完全整理，高楠顺次郎等新修的《大正大藏经》，“量”的成分煞是可观，可是他只顾校对别人的板本，不管自己的错字句读。

三

还有几句零零碎碎的话，拉杂写在后面。

西域华化是间歇的，不是继续的。所以除从前的高昌有点成绩外，其他都不相干。绛宾这个例子，好像是现代的人出洋回来，穿西服吃大餐的心理，回到乡间去，是行不通的，所以只能昙花一现。

苏祗婆的梵名是Sujiva，此言“善寿”，《释藏》中有个善寿长者与他同名，这个善寿能力可不小，他是一个受了印度文化的龟兹人，跑到突厥，送新嫁娘到中国来，并传播音乐。（可惜此人生不逢时，要是生在现在，纵不能被研究院聘来当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也可以有充“坐汽车的教授”的资格，再不然也可以当一个学院音乐系的主任。）

苏伐垒的龟兹语名是Swarnate，也是梵文的Suvarnate，此名从伯希和在库车西北三十里所发现的符券上见之，我想苏尼咥的对音，恐怕也是一样，此二人时代、辈分不同，好像不是一个人，可是从前译人和史官的玩艺，是没有准的，也许他们闹错了。

《梁书》中有位纪元521年入贡的龟兹王，名尼瑞摩珠那胜，无法还原，译名怕有脱讹。

本篇中所举的龟兹、归慈、届友、库车，皆是一地，此外还有鸠兹、归兹、丘兹、屈兹、屈茨、安西、拘夷、曲先、苦叉，许多同名异称。

尉迟的对音是Vijaya，前次被手民误排，这是梵名，可不知于阗语如何写法。（编者按：尉迟在于阗语作Visa。）

四

我希望有人把载籍中的龟兹史事，按年代的先后，注明所出书名卷数，用西历裒辑，作成一篇“龟兹史料”。最要是拿各本对勘，附注异同于下，比方《唐书》的延田跌，《册府元龟》卷九七〇作延緜拔，对勘起来，至少可以知道“田”字是由字之讹。这部史料，在现在的中国有供无求，或者无大价值，但在西方考古学界，必定大为欢迎，因为科学方法我不如他，校勘板本他不如我，我们中国人现在要在世界考古界见长，最好先走这条路。

附一：论龟兹白姓

向觉明

编者案：本文曾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四八期，本刊承文副编者之雅意，将冯、向二先生论龟兹白姓之文字三篇让本刊发表，故复转录向先生之文如此，俾读者既知其源委，且以省检索之劳焉。

冯承钧先生论《中亚新发现的五种语言与支白安康尉迟五姓之关系》一文（见《大公报·文学副刊》一四一期，本刊第一卷第四期曾转载其文）发表其焉耆语即月支语，钵罗婆语即安息语之假定，并论及月支、焉耆为同一对音之理由，与夫支白、安康、尉迟五姓对音之追溯诸端，文中对于龟兹白姓尚未寻出对音，只谓其为龟兹人所冠之姓，无疑义云云。今按龟兹白姓，是否亦如于阗王姓尉迟之出于Vijaya一辞之例，系由译音而来，尚难确定。唯据余悬测，龟兹白姓疑渊源于汉唐间古籍中时道及之“白山”，而非译音也。兹略陈鄙意如次，尚望冯先生及读者诸君有以教之。

按龟兹白姓，或亦作帛。作白者似最先见于故籍。《后汉书·班超传》有龟兹侍子白霸之名。至于龟兹白姓之一作帛，则仅见于晋代。《高僧传》之高座法师帛尸黎密多罗，据云乃龟兹王子。又有竺佛图澄，原本姓帛，当亦为龟兹人。《晋书·焉耆国传》言焉耆国王龙安尝为龟兹王白山所辱，安子会雪父仇，遂袭灭白山。苻坚遣吕光平西域，龟兹王白纯为所灭，别立纯弟震为龟兹王。白纯，据《晋书·龟兹国传》作白纯，《载记·吕光传》则作帛纯。然按《高僧传·鸠摩罗什传》，龟兹王为白纯、白震，《北史》、《周书》、《隋书》、《南唐书》之《龟兹国传》，俱云龟兹国王姓白，系吕光所立白震之后，并不作帛。是龟兹国姓，实应作白，作帛者为载笔之误。帛尸黎密多罗既为龟兹王子，自应姓白，不烦言而喻也。

龟兹王室在公元前第一世纪以前之统系及其族姓，今不可得而知，至其改用白姓之始，疑起于公元前第一世纪末叶，龟兹王绛宾醉心华化以后之时也。龟兹王绛宾妻乌孙公主解忧长女弟，始于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夫妇相阶入汉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汉书·渠犁传》谓绛宾“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也。”形容绛宾之醉心于中国文明，可谓淋漓尽致。绛宾死，其子丞德嗣位。绛宾一名，当系译音，至于丞德，便似汉名。以绛宾之如此醉心华化，妻又为汉公主之女，故丞德二字，必为模拟汉人而取。至建初时（公元后第一世纪中叶），班超上疏，请攻灭龟兹，疏中始及龟兹侍子白霸之名。则龟将王室之改白姓，虽无确证以断其为即自绛宾始，而起于绛宾醉心华化以后，公元前后数十年间，似约略可决也。自是若晋时之龟兹王白山、白纯、白震，其姓其名，皆属华风。隋唐之际，龟兹王室虽仍白姓，而名则诘屈缴绕，大异于前。如隋之苏尼咥（《北史》作苏尼噬，疑为形误），唐之苏伐勃驶、苏伐叠、诃黎布失毕，疑皆为龟兹原音，白姓则史臣依据旧史以冠其上耳。他如隋炀帝欲循曹妙达封王之例以宠之之乐正白明达，唐时安西番将白孝德，则原出龟兹，臣事中国，遂从华风者也。

龟兹王室以及龟兹国人东来中土，所以冠以白姓者，余意以为译音，乃取义于龟兹国北之白山而言也。龟兹国北之白山，即今天山，亦即《汉书·西域传》中所指之北山。白山横亘西域之中，往昔西域诸国，对此具有绝大之神密。《太平御览》卷五十引《西河旧事》有云，一天山高，冬夏长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铁。匈奴谓之天山，过之皆下马拜。（《后汉书·明帝纪》引此，“拜”下有焉字。）在蒲（同上《明帝纪》及《班超传》引此，“蒲”下有类字）海东一百里，即汉贰师击右贤王之处也。此处所指，大约在今巴里坤附近，实则天山不限于一地，东西数千里，俱为天山，是以《周书》、《隋书》、《北史》及焉耆、疏勒、龟兹地望，俱云在白山南若干里。而在天山群峰之中，龟兹以北今称为汗腾格里山者，尤为群山之冠冕。龟兹盛时，称霸西域，不惟姑墨、温宿、尉头仰其鼻息，即焉耆、疏勒亦复甘心北面，巍然为北道一大国。故班超、吕光之征西域，皆以先服龟兹为急务。龟兹盛时疆域，疑有白山南面诸国之大部分。白山为其国中唯一之大山，重以汗腾格里山即在其境内，故龟兹对于白山，实无异于清朝之于长白山，为其镇国之神山。因即取白为氏，盖至为近理之举。征之《晋书载记·赫连勃勃传》，勃勃自道其受姓始末，以为“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赫连氏之来源是否如此，尚有待于语言学上之考究，唯龟兹白姓之为窃取斯义，则大致或不相远也。

余意龟兹之姓见于故籍，而待新发见之龟兹语为之证合，或梵文之属为之溯源者尚复不少。《隋书·音乐志》纪有龟兹人苏祗婆传习琵琶七调。《隋书·龟兹传》谓龟兹王白苏尼咥，白系中国史官所加，苏尼咥则其龟兹原来姓名。唐时龟兹王又有苏伐[勃]驶与苏伐叠二人。苏（查）[与]苏伐疑为同音，而苏祇婆一名还原，或为Suvajiva；苏与苏伐，或同为Suva之异译。唯所拟对音，是否相合，尚须在龟兹语及梵文找寻证据，不敢遽然决定也。《唐书》又纪有诃黎布失毕及叶护二人，俱谓为龟兹王名。今按诃黎布失毕之对音，犹不之知，叶护则系突厥官名，彼时龟兹已沦于突厥，受其官封，史臣不察，乃误以叶护为王名耳。

附二：论龟兹白姓兼答冯承钧先生

向觉明

一

前为论龟兹白姓一文，承冯承钧先生为《再说龟兹白姓》一文予以指教。我于冯先生的文章未发表以前，蒙编者的好意，得以先为拜读。我对于冯先生殷勤指教的厚意很为感激，尤其是对于冯先生所创获的龟兹白姓是出于苏伐勃驶Suvarnapuspa和诃黎布失毕Haripuspa两名末尾的puspa一字之说，极为赞同。龟兹白姓对音之还原，大约要以冯先生的假定为最近真了。有了冯先生的这一个假定，不惟我的龟兹白姓原于白山之说可以放弃，即是王静安先生《高昌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跋》中所云诃黎布失毕为诃黎伐失毕之误，以为诃黎伐即是突厥官名旧史所称为俟利发、颉利发音变之说，亦可由冯先生之假定而知其不然。

我在未读冯先生的《再说龟兹白姓》一文之先，曾检《水经注》卷一所引支僧载《外国事》，中间有这样的一段：“菩萨于瓶沙随楼那果园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达钵愁宿。半达，晋言白也；钵愁，晋言山也。”所谓半达钵愁，据日本藤田丰八在他所著的《叶调斯调私诃条考》（见日本《史学杂志》三十八编第七号）一文中说以为梵文还原起来，应是Punda-Vasu二字。我当时私揣以为藤田博士还原的梵文之对与不对，且不去管，而龟兹的白山当突厥势盛时既有一阿羯田山的突厥名称，说不定在汉魏时代印度佛教的势力弥漫西域之际，别有一梵文名称，也许即是与半达钵愁相类的声音。因此我曾假定龟兹白姓原出白山，音与义两者的成分兼而有之。不过这种假设既没有积极的文献以为证明，又嫌过于深文罗织，始终不敢自信。如今得读冯先生的意见，始确然知道我自己的假设缺乏语学上同文献上的根据，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冯先生文中谓龟兹的白山好像是晚见于《唐书》，此言似不尽然。《太平寰宇记·四夷》引《隋西域图记》：“白山一名阿羯山，常有火及烟，即是山炯沙处。”这即是《水经注》卷一引道安《西域记》的“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的屈茨北二百里之山，也就是椿园氏《西域记》所记库车“出硇沙之山在城北。山多石硐，春夏秋硐中皆火，夜望如万点灯光，人不可近”的山。龟兹白山名称的起原，盖远在唐朝以前也。至于唐以前和唐时的龟兹白山，是否有如冯先生所云梵音“叔离势罗”类的名称，固不敢定，但是《史记·李广传》正义所引《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罗漫山”的“初罗漫”山必有误字。斯坦因在敦煌所得的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第五十四行有时罗漫山，又第七十三行属于柔远县的有“时罗漫山，县北四十里。按《西域传》，即天山也，绵亘数千里”云云的一段，作时罗漫山不作初罗漫山。我疑心光启写本残地志为是，而《史记·李广传》正义所引《括地志》文有误。而此处之时罗漫山，或即冯先生所谓梵音叔离势罗类的名称，还原起来似乎是Cuklamandara义为白山者，亦未可知（光启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全文，日本《小川博士还历纪念史学地理学论丛》，羽田亨所作《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考》曾为转录，可以参看）。苦于我不通梵学，不能为冯先生一证之也。

二

冯先生文中又讨论到龟兹人译经和古经文中留存有龟兹语痕迹的问题。这一个问题似乎太大了，不是我这样浅学所能赞一辞的。如今勉就所知来凑凑热闹。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七七《须真天子经》，是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天竺菩萨昙摩罗察（竺法护）于长安青门内白马寺中口授出之，聂承远、张玄伯、孙休达手受而传言者，却是安文惠同帛元信两人。帛元信，据同书卷八《正法华经记》第六所记为龟兹居士，太康七年（286）竺法护之译《正法华经》二十七品，预于参校之役者，天竺沙门竺力（应作竺法力）而外，也有帛元信的分儿在内。这虽不是龟兹人直接译经，而译场中却也有龟兹人在内。

而要说到龟兹语的痕迹渗入古经文中，其最大的介绍人，自然要数鸠摩罗什了。鸠摩罗什的母亲是龟兹王女，鸠摩罗什生于龟兹，于七岁时在龟兹出家，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凡三万二千言，其后从天竺归，又在龟兹宣扬教化。鸠摩罗什三十九岁以前，实以在龟兹说教的时候为多，其受有龟兹佛教的影响，可想而知。鸠摩罗什到中国以后，所译诸经原本，至今是否尚有留存，不得而知。不过就唐以前人曾见龟兹文经本者之所纪述，则鸠摩罗什所译的佛经中，实有出于龟兹文的。隋仁寿元年崛多、笈多二法师译《添品妙法莲华经序》有这样的几句：“昔燉煌沙门竺法护，于晋武之世译《正法华》。后秦姚兴，更请罗什译《妙法莲华》。考验二译，定非一本，护似多罗之叶，什似龟兹之文。余检经藏，备见二本，多罗则与《正法》（《正法华经》）符合，龟兹则共《妙法》（《妙法莲华经》）允同。护叶尚有所遗，什文宁无其漏。而护所阙者，《普门品》偈也；什所阙者，《药草喻品》之半，《富楼那》及《法师》等二品之初，《提婆达多品》、《普门品》戒偈也。什又移《嘱累》在《药王》之前，二本《陀罗尼》，并置《普门》之后。其间异同，言不能极。”这是崛多、笈多二法师亲见鸠摩罗什所译《妙莲法华经》的龟兹文经本，勘出梵文同龟兹文此经的异同而说的话。可惜当时所译诸经原本既未能流传至今，而崛多、笈多二法师的《添品法华》也只将什师所漏以及次序不同者，以多众本为之校正增补。至于多众、龟兹二本所有专名译音的异同等等，未能一一举出，不然鸠摩罗什介绍龟兹文佛经到中国来的证据，或可更为显明呢。

以上是对于冯先生的《再说龟兹白姓》一文所续的狗尾巴。

附三：论龟兹白姓答刘盼遂先生

向觉明

我前撰《论龟兹白姓》一文，揭于《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百四十八期），后刘盼遂先生在《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了《唐代白氏为蕃姓之史料二事》一篇，其“唐以前白姓本作帛，入唐乃改为白”一节，承刘先生对于我的《论龟兹白姓》一文予以批评。我于刘先生殷勤指教的厚意，很为感激，现在乘便在此答辩几句。

刘先生的文章中，开始即引我的话，“六朝时，龟兹白姓多书作帛，作帛者乃载笔之误。”随后就抓住这一句话，大事反驳，最后以为不攻自破云云。今按我的文章中，并没有这样的几句话，我只说“是龟兹国姓，实应作白，作帛者为载笔之误”。我是说的龟兹国自后汉以来，继承王统的这一族的族姓。《后汉书·班超传》，班超于建初三年（78）上疏所道及的龟兹侍子白霸，又见于袁宏《后汉纪》卷十一。这位白霸，当是于永平十七年（74）西域诸国遣子入侍中的一位龟兹王子，于永元三年（91）受汉家之封为龟兹王。龟兹王姓白的以此为最先，此后如白英、白山、白纯、白震、白苏尼咥、白素稽、白回地罗徽、白莫苾、白多帀、白环多是作白。我疑心龟兹王室之作白姓，汉魏以来，官书所述俱系如此，最显明的证据便是班超一疏。如《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也说龟兹王白纯、白震，而《晋书·载记》乃作帛不作白，所以我说作帛者为载笔之误，乃指龟兹王族的族姓，尤其是指的《晋书·载记》而言。刘先生没有拿出《后汉书》班超、班英、梁慬诸传，袁宏《后汉纪》和慧皎《鸠摩罗什传》有经后人改窜之迹的证据以前，我的龟兹国姓实应作白，作帛者为载笔之误的说法，似乎还可以不致就被攻破。

刘先生因为要驳我的作帛者乃载笔之误一语，于是拈出了《抱朴子·遐览篇》和《袪惑篇》中帛仲礼、白仲礼之异，以为“龟兹白姓，原止作帛”。由龟兹白姓原止作帛的结论，又进一步以《高僧传》吉友和竺佛图澄之姓为据，而说“是隋以前书记，西域姓多作帛，不作白，至唐乃见白氏”。更进一步，发表了“六朝之姓，帛者不作白黑之白，则固一确然史实也。六朝人作帛，入唐以后，始改帛为白，又一确然史实也”的大结论。可是帛仲礼是否西域人，尤其是否为龟兹人，刘先生并没有拿出证据来。而《袪惑篇》中同白仲礼相距不远的处所，还有一位白和，刘先生也没有说他是否亦如白仲礼之例，应作帛和。龟兹王室之应作白还是作帛，刘先生只说是“纵难即定”，可说是对于我的论旨，中心并未抓着。他的一大篇话，我可以不管，尤其是西域无姓白者，至唐始有，和六朝姓白的多是唐人改窜的两大结论。《后汉书》、《后汉纪》的白霸、白英，《高僧传》的白纯、白震，这难道不是姓白么？刘先生驳我的笔误之说，以为“傥必定为笔误，乌得千篇一律，如是之整齐耶？”隋以前书记西域姓，果多作帛，不作白，如刘先生所说之千篇一律的整齐么？恐怕不然！我也可以仿照刘先生的语气反诘道，“傥必以为龟兹白姓原止作帛，作白者乃后人以少见而窜改，何以隋以前书白、帛错见，留出若干漏洞，而不为之改成一律耶？”这样的驳诘，似乎没有多大的意味！

汉朝有位刘歆改窜古书，窥测刘先生的意思，大约唐朝也有这样一位，把汉以后唐以前的书也加以窜动，尤其是西域的姓氏大改而特改，于是龟兹人到中国来的汉姓本应作帛的也改成姓白了。至其所以改动的原故，是因为帛姓后人少见，所以改而为白。但是隋唐以前六朝时代，外国人华化而后所取的不见于古经古传而希奇古怪佶俐僳落的姓，单就《魏书·官氏志》而言，也就不少了。这位唐朝的刘歆何以不去一一改了转来，而单单抓住了龟兹的帛姓呢？少见二字的解释，恐怕还不足以去除这一点纠纷哩！

就我所知道的，龟兹白姓，似乎不一定是中国文人或“唐朝的刘歆”所加，龟兹人自己也慨然以此自称。最近西北科学考察团黄文弼先生于十七年十月在新疆库车库木土拉佛洞中发见领粮单一纸，同时发见诸物尚有唐天宝年号，所以这一纸领粮单的年代大约也相去不远，而领粮单上具名的为白苏毕黎。库车在唐时为龟兹国，这位白苏毕黎当然也就是龟兹人了。这是龟兹白姓惟一现存的实物证据。

龟兹白姓之又作帛，刘先生以为“入唐以后始改帛为白”。据我的私见，龟兹姓白、帛之杂见，乃是六朝时代民间著作中的一种常见的事。《出三藏记集》卷七的帛延，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即作白延。又《高僧传·鸠摩罗什传》和《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常出同源，而《高僧传》的白纯到了《出三藏记集》，却变了帛延。鸠摩罗什在《成实论出论后记》却作拘摩罗耆婆。这一定要说谁去改谁可能相信么？然而一国国姓，形于公牍、官书的却不能前后错见，彼此不同。所以我对于龟兹国姓，以为当是从白，至于其他的龟兹人姓，则白、帛可以互存。一定要说是唐朝人有改窜的痕迹，未免太缺少文献上的证据了。

（原载《女师大学术季刊》1931年第2卷第2期）

大藏经录存佚考

绪言

研究内典之来源，要以官私目录为主。兹分经录为已佚、现存两种。已佚经录按佚时之先后又别为三：一为《三宝纪》撰时已佚经录；二为《三宝纪》撰时尚存经录；三为《开元录》撰时已佚经录。现存经录以6世纪初年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为最古；以597年费长房撰之《三宝纪》为最繁博，惟真伪兼收；至《内典录》、《译经纪》皆踵房录，无所纠正；以730年智昇撰之《开元录》批评材料为最多。故本篇之中所考者以僧祐、长房、开元三录为主，而现存经录最晚以《贞元续录》为断。

祐录以前诸录有目无本者，据《三宝纪》卷十五所载，都为二十四种。其目并见《内典录》卷十、《开元录》卷十。

一 《三宝纪》撰时已佚经录

（一) 《古经录》，亦省称《古录》，一卷。《三宝纪》卷十五云：“似是秦时释利防等所赍来经目录。”按释利防于始皇时赍经来化一事，并见《三宝纪》卷一。惟同卷帝年下无其事，疑皆为后人所增。考《佛祖统纪》卷三十五所载始皇四年（前242)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一事，谓见朱士行《经录》。按《朱录》，费长房且未尝见，志磬乌从知之！作伪显然。又按《三宝纪》所载诸经，见《古录》者有卷九北凉沙门释道龚译《悲华经》十卷，又北凉三藏昙摩谶译《悲华经》十卷，则不徒事伪，《经录》亦伪。

（二) 《旧经录》，省称《旧录》，一卷。《三宝纪》谓似前汉刘向搜集藏书所见经录。按僧祐曾见《旧录》者也，未言其出于刘向（《三藏记》卷二)。《三宝纪》卷十一所志南齐沙门道备所译《九伤经》，谓“见《旧录》”，则亦5世纪后之伪录矣。

（三) 《汉时佛经目录》一卷。《三宝纪》谓：“似是伽叶摩腾创译《四十二章经》，因即撰录。”则亦伪录也。

（四) 朱士行《汉录》一卷。《内典录》云：“士行于洛阳讲《道行经》，因著其录。”按士行以260年发迹雍州，西赴于阗，此录殆系行前所撰。《三藏记》、《三宝纪》数引之古代经录较有历史根据者，以此为首。

（五) 《竺法护录》一卷。按《三宝纪》卷六，法护所出有《众经录目》一卷，似为法护所译经目。考诸经译年似在284及313年之间。此录未为诸录所引。

（六) 《聂道真录》一卷。按《三宝纪》卷六，道真所出有《众经录目》一卷，其名与法护所出录目相同，似为道真所出经目。第据内《典录》云：“永嘉（307—313)中禀受护公之笔匠也。后自翻经，因出录云。”则并道真所出兼而有之。考其所志法护译经之年，最后见者为晋太安年号，则道真撰录在4世纪初年。

（七) 《二赵录》，一名《赵录》，佚撰人名。按《三宝纪》卷七所志《佛开解梵志阿经》一卷，谓为“晋末未详何帝年，沙门法勇所出，见《赵录》”。此录应为西晋以后人所撰。诸录不常引之。

（八) 《释道安录》一卷。按《三宝纪》卷八，此录名《综理众经目录》，成于374年。其一部分业为《三藏记》保存。《三藏记》卷三云：“《安录》诚佳，颇恨太简。”

（九) 《二秦录》一卷，《三宝纪》卷八名《二秦众经录目》，沙门僧叡撰。此录在诸录后秦所出诸经中常见引之，最晚之年为413年。《三宝纪》卷八所志佛驮耶舍所出《长阿含经》二十二卷，云“弘始十五年（413)出，见《二秦录》”，则撰年应在此年之后。

（十) 《竺道祖众经录》四卷。每卷一录：计《魏世录目》一卷，《吴世录目》一卷，《晋世杂录》一卷，《河西录目》或称《凉录》一卷。考《三宝纪》卷八云：“右四录经目合四卷，庐山东林寺释慧远弟子沙门释道流创撰未就，而流病卒，同学竺道祖因而成之，大行于世。”按《高僧传》卷六，道祖没于419年。又按《三宝纪》卷九：“昙摩谶所出《大般涅磐经》四十卷，玄始三年于姑臧出，至十年方讫，见竺道祖《凉录》。”则此经亦完成于419年。又考《三藏记》所志年月为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按译经地为姑臧，撰录地为庐山，道祖病卒地似为台寺，一月之间不应遽知有昙摩谶所出经目。窃意译年、卒年必有一误。

（十一) 《支敏度录》，亦名《经论都录》，一卷。按《三宝纪》卷八：“右录一卷，成帝世（326—342)预章山沙门支敏度总校群经，合古今目录撰此《都录》。”

（十二) 《释王宗录》，一名《众经目录》，二卷。《三宝纪》卷十一云：“武帝世（473—502)，释王宗抄集众经，依事类撰，有似数林。首题经名，编预于录。惧乱名实，故复委论。既非正经，世所疑惑，又撰《大小乘目录》。”并见《三藏记》。

（十三) 《释弘充录》一卷。按《高僧传》卷八，充以齐永明中卒（483—493)。又按《三藏记》卷七，载有充撰《首楞严经序》，后题宋大明二年（458)。此录撰时似在465年之后，永明中之前。诸录不常引之。

(十四) 《释道慧宋齐录》一卷。按《高僧传》卷八，慧卒于481年，撰录应在此年之前。后来诸录常见引之。

（十五） 《释道凭录》一卷。按《续高僧传》卷八，凭卒于559年。此录诸录不常引之。

（十六） 《释正度录》一卷。度未详为何时人。考《三宝纪》卷六，法护所出《不可得经》，又卷七，竺法力《无量寿至真等正觉经》，皆云见《释正度录》。考前一经为303年所出，后一经为419年所出，则撰年之时代应在此年之前。

（十七） 《王车骑录》一卷。未详其为何时人。诸录亦未引之。

（十八） 《始兴录》，亦名《南录》，一卷。考《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传》：“始兴有虎市山，跋摩谓其仿佛耆阇，乃改名灵鹫，于山寺之外别立禅室。”此录殆为始兴山寺藏经目录，不详其撰年。据伯希和之考订，长房所见南方目录仅有《宝唱录》一种，则《始兴录》应撰于《宝唱录》之后。（见《河内校刊》卷十，一一四页。）

（十九） 《庐山录》一卷。顾名思义，此录当然出于庐山山寺。惟未为诸录所引，故不详其撰年。

（二十） 《岑号录》一卷。亦未为诸录所引。

（二十一） 《菩提流支录》一卷。按《续高僧传》卷一，流支以508年来至洛阳，译经二十余年。此录疑在永宁大寺所撰。

（二十二） 《释僧绍华林佛殿录》四卷。《三宝纪》卷十一云：“右一录四卷，天监十四年（515）敕安乐寺沙门释僧绍撰。绍略取祐《三藏集记》目录，分为四色，余增减之。见《宝唱录》。”

（二十三） 《灵裕法师译经录》一卷。按《续高僧传》卷九，其人为518至605年间人。其撰时应在579年《三宝纪》撰年之前。

（二十四） 《众经都录》八卷。《三宝纪》卷十五云：“似是总合诸家。”未详作者。

二 《三宝纪》撰时尚存诸录

（一） 《众经别录》二卷。《三宝纪》卷十五云：“未详作者，似宋时述。”又于卷十五南齐沙门道备所出《安墓呪经》一卷下云：“见别录疑。”考其撰录之年，或在5世纪后半叶中。《三宝纪》常引之。

（二） 《元魏众经目录》一卷。《三宝纪》卷九云：“《众经录目》一卷，雒阳信士李廓，魏永平年（508—511）奉敕撰。廓内外学，注述经录甚有条贯。”又卷十五云：“魏世《众经录目》，永熙年（532—533）敕舍人李廓撰。”考《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流支传》，“又敕李廓撰《众经录》。”据其录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邺，爰至天平（534—537），二十余年”云云，则斯录撰时应在天平年中。

（三） 《历代众经目录》四卷，518年梁沙门宝唱奉敕撰。按515年僧绍曾奉敕撰《华林众经目录》，或以其撰述未善，兹复命宝唱重撰此录，僧绍《录》遂以不传。

三 《开元录》撰时未见诸录

（一） 《高齐众经目录》一卷，北齐武平中（570—575），沙门法上撰。按《三宝纪》卷十五志有法上撰《众经录》一卷。此录并前三录，智昇撰《开元录》时寻本未获，但存其目。

（二） 《唐众经目录》五卷。《开元录》云：“唐贞观（627）初，沙门玄琬撰。”又考《内典录》名《隋仁寿（601—604）年内典录》，引《玄琬传》云：“文帝敕大兴善寺大德与翻经沙门学士披检法藏，详定此录，一录两名。”此录道宣撰《内典录》时已云“所略过半，未足寻之”。智昇撰《开元录》时则云：“似取隋五卷《众经录》编新经入，余者大同。”

四 现存诸录

（一） 《出三藏记集》十五卷，梁沙门僧祐撰。是为现存经录之最古者。《内典录》谓其撰于齐末梁初。第检《三藏记》卷七所载王僧孺《慧印三昧》及济方等《学二经序赞》，内有“天监十四年（515）十月二十三日”一语，则此录似撰于此时之后。但僧绍于是年取祐《三藏记目录》撰《华林经录》，则似又在此时之前。总之祐卒于518年，要不能晚于此年也。此录《三宝纪》卷十五谓有十二卷，而卷十二又谓其有十六卷，《内典录》谓有十二卷，而《开元录》则有一十五卷，与现存卷数合，足证隋唐之间已有增损矣。

（二） 《隋众经总目》七卷，594年沙门法经等二十大德奉敕撰。《三宝纪》卷十二云：“凡为七轴：别录六卷，总录一卷。但法经等既未尽见三国经本，校验同异，今唯且据十余家录，删简可否，总标纲纪，位为九录。”

（三） 《历代三宝纪》，亦名《隋开皇三宝录》，十五卷，597年翻经学士费长房撰。初三卷述佛教沿革，佛法东流，翻经次第。次九卷详记历代译师所译经典，次二卷《大乘录》与《小乘录》入藏目。后一卷《三宝录》总目。现存古录此最繁博，惟真伪兼收，是其短耳。故《内典录》云：“房所撰者，瓦玉相谬。得在繁富，未可核通，非无凭准，未可偏削。”《开元录》云：“《房录》事实杂谬，其阙本疑伪皆编入藏，窃为不可。”

（四） 《隋众经总目》五卷，602年隋沙门彦琮等奉敕撰。

（五） 《唐众经目录》五卷，唐沙门静泰撰。《开元录》云：“于《隋录》内加奘译经，余皆无异。”此录盖为《法经录》之增订本。

（六） 《大唐内典录》十卷，麟德元年（664）沙门道宣撰。《开元录》云：“宣公所撰，类例明审，实有可观。然少有差杂，未能尽善。”

（七） 《续大唐内典录》一卷，开元庚午（730）沙门智昇撰。《开元录》云：“从麟德元年至开元十八年，前录未载，今故续之。”

（八） 《大唐古今译经图纪》四卷，麟德中（664—665）沙门靖迈撰。按此录成于玄奘死后（玄奘殁于664年）。《开元录》云：“大慈恩寺翻经堂内壁画古今翻经图变，靖迈因撰题之于壁。但略费长房录，翻经者纪之，余撰集者不录。逮至皇朝，总成四卷。房所错者，此亦同然。”

（九） 《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开元庚午（730）沙门智昇撰。《开元录》云：“从奘法师后至输波迦罗，前纪未载，今故载之。”

（十）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天册万岁元年（695）敕沙门明佺等撰。《开元录》云：“当刊定此录，法匠如林，德重名高，未能亲览，但指末学，令缉撰成之。中间乖失，几将太半。”

（十一） 《大唐开元释教录》，庚午岁（730）沙门智昇撰。此录体例最为完善，批评材料亦复众多。分为二录：一曰《总括群经录》，从汉至唐所出经教，区别人代，具显此中，目录始终，续于后列。一曰《别分乘藏录》，别分为七：一曰有译有本，二曰有译无本，三曰支派别行，四曰删略繁重，五曰拾遗补阙，六曰疑惑再详，七曰伪妄乱真。末二卷为《大乘小乘入藏录》。《四库提要》时常是己而非人者也，乃对此录极其推重（卷一四五），曾谓：“朱彝尊作《经义考》号为善本，而核其体例，多与此符。或为规仿，或为暗合，均未可定，然足见其为缁流之中娴于著作者矣。”

（十二） 《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庚午岁（730）沙门智昇撰。即用《千字文》编订之《开元录》。

（十三） 《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甲戌岁（794）沙门圆照撰。从开元十八年，迄贞元十年。前录未载，续编入录。

（十四）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庚辰岁（800）沙门圆照奉敕撰。此录将开元十八年以后翻经加入《开元录》中，而成《贞元新录》。

（十五） 《续贞元释教录》一卷，南唐保大乙巳岁（945）沙门恒安撰。始贞元甲戌，迄南唐保大三年，计一百五十二年。所翻经文，并《贞元录》中所遗漏者，编入此录。

（原载《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

安南书录

安南官私著作，今日散佚者固已甚多，然留存于今可资整理我国正史《外国传》之用者，尚复不少。惟其书流传于中国者甚稀。其为四库著录者，有《安南志略》残本十九卷，然且为越人在中国之撰述，别有《越史略》三卷，列入附录（《守山阁丛书》有刊本），此外寂无闻焉。二十余年前，在巴黎国民图书馆，获读越南史籍数种。历年以来，又知有书名若干。然欲求一书目，而不可得，盖越南史书皆属编年体，而无史志。1749年时，黎贵惇撰有《大越通史》，体裁全仿《宋史》，应亦有其《艺文志》。然此书现已残缺不完。19世纪上半叶潘辉注撰有《历朝宪章类志》，检其目录有《文籍志》一卷，然闻安南内阁聚奎书院所藏本，即缺此卷。（比闻河内学校现已购入全本。）其《内阁书目》，又不获见之。兹编所录，乃法国传教师迦节（Cadière）根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以后省称《纲目》）所辑，附以伯希和(Pelliot)教授所录在安南内阁所见诸书。惟《纲目》所引诸书，今不尽存，而内阁所存者，又未经伯希和全录，为可惜耳！兹于列举书目之前，先说明安南史书沿革之大略：

一 安南史籍

安南最古之史家，为撰《大越史记》之黎文休。文休，清化东山县甫里社人，陈太宗天应政平丁未年（1247），以进士第二人及第，仕至兵部尚书、翰林学士监修国史。陈太宗时（1225—1257）奉敕纂修越史，始赵武帝（前207年），终李昭皇（1224）。陈圣宗（1258—1278）绍隆十五年（1272）书成，共三十卷。按《安南志略》称陈普（一作“晋”）尝作《越志》，黎休尝修《越志》，俱陈大王时人。大王者，即陈太宗，黎休应即黎文休。陈普既为其同时人，疑为修史之一人。此书经历后人增订删改，原来面目已不可识矣。

现存最古之安南史籍，应首数13世纪末年，黎崱撰之《安南志略》。此书已经四库著录，惟原书二十卷，至是仅存十九卷（见《四库总目》卷六十六）。1790年钱大昕所得本，亦阙第十九卷卷末，及第二十卷全卷，其图并佚。闻伦敦博物院（British Museum）有一部，据Douglas所订目录，谓为二十卷本，似为1750年刊本，今未见此本，不知审否。

陈朝时代（1225—1413）似无撰述。惟据伯希和之说，不著撰人名氏《越史略》，应撰于是时。此书上卷曰《国初沿革》，始赵武帝，迄黎氏之亡（1109）。中卷、下卷皆曰《阮纪》，则始李氏得国以后，迄于陈废帝昌符元年（1377）。按《安南志略》称陈氏代立，凡李氏宗族皆令更姓为阮，以绝民望，故曰《阮纪》。考其第三卷《年表》云今王昌符元年，则知其为陈废帝时（1377—1388）人。本书所载李朝事迹，可补正安南正史者不少。

黎仁宗（1442—1459）于1455年命潘孚先补修《大越史记》，始陈太宗（1225），终明之放弃交阯（1427），共为书十卷。黎圣宗（1460—1497）于1479年又命吴士连重修之，定名曰《大越史记全书》。本书又增赵武帝以前之传说，而托始于鸿庞氏。全书分为二编：前编曰《外纪》，始鸿庞氏迄吴氏十二使君（967），为书五卷。后编曰《本纪》，始丁先皇（968—979），迄黎太祖（1428），为书十卷。此书卷数较《大越史记》少二十五卷，似已有所删订。考吴士连《序》，引有胡宗鷟撰《越史纲目》一种，谓已佚而不传。据《纲目》卷二十六所引，有武琼奉敕撰《大越通鉴》二十六卷，于1511年进呈。此书亦遵全书之例，分为《外纪》、《本纪》，始鸿庞氏，迄黎太祖之自立（1427）。

书成之后，黎襄翼帝又命黎嵩（原名杨邦本，赐姓名）撰《大越通鉴总论》（1514）。惟据《内阁书目》，一题《越鉴通考总论》。

黎玄宗景治（1663—1671）初，又命胡士扬等重修《大越史记全书》。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少保燕郡公范公著撰序，题年乙未，知其书成于1665年。全书分为四编：一曰《大越史记外纪全书》，始鸿庞氏，迄十二使君。二曰《大越史记本书》，始丁先皇，迄黎太祖。三曰《大越史记本纪实录》，始黎太祖（1428），迄黎恭皇及莫氏篡位（1532）。四曰《大越史记本纪续编》，始黎庄宗（1533），迄黎神宗（1662）。

右书雕版未尽，黎熙宗又命黎僖、阮贵德续编黎玄宗、黎嘉宗（1662—1675）两朝《实录》。正和十八年（1697）书成，是为现存最后修订本。计：一， 《外纪全书》五卷；二， 《本纪全书》第一卷至第九卷；三，《本纪实录》第十卷至第十五卷；四， 《本纪续编》第十六至第十九卷，共为二十四卷。本书引有阮俨撰《越史备览》，吴时仕撰《越史标按》二书，今未审其存佚。

1749年，黎贵惇见安南史书只有编年体，而无传记体，曾拟仿《宋史》编纂《大越通史》。检内阁藏书，有《大越通史》三册，第一册为序言、凡例及第二两卷，叙述黎利时代史事。二、三两册分为三卷，未标卷第，专载莫氏时代列传。顾考本书序文，本书应先述本纪，始黎利（1418），终于莫氏之篡，次为列传，与此书内容不合，疑撰而未成，抑已残缺也。

阮朝时代嘉隆时（1806）撰有《皇越一统舆地志》十卷。明命二年（1821）设立史馆，纂修《列圣实录》，1841年《列圣实录》前编书成。本编为嘉隆以前阮氏广南诸王实录。

嗣后每代皆有实录。嘉隆时实录名《实录正编第一纪》，六十卷。明命实录为《实录正编第二纪》，二百二十卷。据《史馆目录》，尚有《绍治实录第三纪》，七十四卷，《嗣德实录第四纪》，七十一卷。

绍治时曾命纂修列传，嗣德五年（1852）书成，名《大南列传前编》，六卷。后又续修《大南正编列传初集》，三十三卷，于成泰元年（1889）刊行。

安南重要史籍，要为《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此书为潘清简等于嗣德八年十二月（1856）奉敕撰，1859年书成，嗣后于1871、1872、1878等年续修，至建福元年（1884）始行刊布。计目录一卷，前编始雄王，终967年，为书五卷。正书始768年，终1789年，为书四十七卷。

二 史部书目

后列诸书多为《纲目》所引，余为迦节、伯希和二氏所辑，其书存佚不等，故著录亦有详略。概依字典部首编次，并于逐条之上，附加号数，以便检对。

部

1 《三台山灵迹》二册，内阁钞本。第一册标题《灵迹参考》，无撰人名；第二册题为丹峰寓士阮逸爽撰。河内学校有钞本。

2 《三平实录》一册，内阁钞本。为录有三：曰《平西实录》，述1750年平定山西之役；曰《平兴实录》，述1767年至1769年平定兴化之役；曰《平宁实录》，述1769至1770年平定镇宁之役。河内学校有钞本。

丨部

3 《中兴节义录》。《纲目》卷二十七引。不知与后列第十六、第一六八、第一六九等号之书是否同本。

丿部

4 《乂安人物志》，嘉泰三年（1575）。《纲目》引。

5 《乂安古迹志》，疑从后书钞出别行。

6 《乂安志》，乂安省志书也。此类志书安南不少。

7 《乂安风土记》，《纲目》卷二引。

8 《乂静杂记》一册，内阁钞本。潘和甫撰，潘辉漺校订。乂静者，乂安、河静二省之省称也。河内学校有钞本。

亠部

9 《交阯遗编》，最近《内阁书目》著录。

人部

10 《使交纪事》一册，内阁钞本。题曰阮启撰。此书似为明人撰述，然其人又似越人。考越史《黎纪纂要新编》第二册，有一阮启，为1600年时人，疑即其人。

11 《使程杂记》一册，内阁钞本。记安南贡使自安南赴北京之行程。

入部

12 《全越诗录》一册，内阁钞本。黎贵惇撰。贵惇撰有《大越通史》，前已著录。

13 《入西日记》，内阁钞本二册。武文豹等1889年使法日记。河内学校有钞本。

14 《入清日记》，内阁钞本一册。黎峻、阮思僴等撰。此书为1868年，嗣德时入清贡使日记。

刀部

15 《列圣实录前编》，前已著录。

16 《前黎节义录》，内阁钞本。与《甘露府志》合订一册，亦题为《前后黎节义录》，或《前后黎忠义录》。内分忠义、义妇、奸臣诸录。第一编题曰清华丹峰阮逸爽辑。此书述莫氏篡立时尽节、从逆诸人事。河内学校有钞本。

力部

17 《功业演志》，《纲目》卷二十七引。

七部

18 《北南实录》，内阁钞本一册。标题下有“事依《四平实录》”六字，述1774至1777年事。河内学校有钞本。

19 《北圻杂编》，汝伯仕撰。按北圻即今地图之东京。

20 《北圻杂录》，吴高朗撰，《纲目》卷十七引。

21 《北城地舆志录》，内阁钞本。按原书十二卷，现存三册，第一册第一卷升隆，第二卷海阳，第二册第三卷山南上，第四卷山南下，第三册第十卷安广，第十一卷谅山，第十二卷高平，盖亦北圻地方志之类也。

十部

22 《南掌纪略》，内阁钞本一册。1838年，南掌使臣至镇宁，刑部郎中范克宅、礼科掌印给事中黎文实录记闻诸使臣之事，撰成是书。河内学校有钞本。

厶部

23 《参补岭南传闻神异摭怪列传录》，内阁钞本三册。第一册上题慕泽武琼著，内记自唐迄安南陈氏时传说十六事。河内学校有钞本。

24 《参记本传》，1787年《纲目》引。内阁有卷一残本。

〇部

25 《史》，《纲目》卷二引有《吴仕史》，疑即吴时仕撰之《越史标按》。

26 《名节录》，陈骥腾撰。

27 《吴氏家谱》，1786年《纲目》引。

28 《嘉定通志》，明命（1820—1841年）郑怀德撰。嘉定，南圻地名。

部

29 《国史馆前编草本》，《纲目》卷二十七引。

30 《国史实录》，《纲目》卷三十四引。应为前述《实录》之一部。

31 《国朝名臣章疏》，内阁钞本一册。国朝，应指黎氏，盖诸章疏皆署景兴三年（1742），后题“延河黎家藏板”六字。前此似有刊本。

32 《国朝会典》，《纲目》卷四十六引。按内阁有《黎朝会典》钞本三册，应即此本。惟内阁本已残缺不全。

33 《国朝处置万象事宜》，1884年《内阁目录》著录五册，据云为1868年集贤院购进本。明命年古藤高朗撰，今佚。考其标题，所记者应为阮氏抚御万象诸事。万象者，老挝都城也。

土部

34 《地志类》，此书无标题，惟各卷首题有“地志类”三字。寿昌居士方亭撰。全书五卷：第一卷为采诸中国载籍之文，第二卷为黎氏时代安南地志，三卷以后为近代地志。序尾题年按为1862年。

大部

35 《大南列传前编》，前已著录。

36 《大南正编列传初集》，前已著录。

37 《大南国疆界汇编》，内阁本七册，备载现代省府县名。河内学校有钞本。

38 《大越史记》，此书有二本：一为1272年黎文休撰本，一为1455年潘孚先增修本。前已著录。

39 《大越史记》七册，北城学堂藏版。前二册为《外纪》，后五册为《本纪》，有黎嵩、吴时仕诸人评注，则非潘孚先之书矣。

40 《大越史记全书》，国子监本。日人引田利章有重刊本（1884），极劣。

41 《大越史记全书》，范公著等奉敕撰。与右记国子监本略异，似为阮氏以前刊本。又1479年吴士连亦撰有《大越史记全书》，前已著录。

42 《大越史记本纪续编》，一名《黎史续编》，见后164号。

43 《大越史记续编》，内阁现存残本七册，并非一书。其一册内并题《黎皇杂记》，记述太祖高皇帝及太尊（宗字避讳）文皇帝两朝之事。无卷次、页数，与《大越史记全书》卷十及卷十一之文相同，而较简略。别有五册，字体与前册异，其一册内题《大越史记续编》卷之十六，所记与全书卷十六之文常有出入，后为卷十七至卷二十一。别有一册，卷末题《越史新编》，则别为一书矣。

44 《大越地志》，内阁钞本二册，不佳。

45 《大越历代史总论》，一题《大越史记总论》。

46 《大越通鉴》，前已著录，但亦有谓其与《大越通鉴总论》各为一书者。

47 《大越通史》，内阁残本三册。河内学校有钞本。

48 《天南忠义录》，范丕显撰。

49 《天南实录》。

50 《天南余暇集》，见第一〇二《洪德天南余暇集》条。

宀部

51 《安南一统志》，内阁钞本一册。列举黎氏末年省府县名。

52 《安南志》，《纲目》卷一引。

53 《安南纪要》，《纲目前编》卷五云为高熊徴撰。考《内阁书目》，熊徴华人，撰有《安南志原》，疑即一书。

54 《安南志略》，前已著录。

55 《宣光省志》。

56 《实录正编第一纪》，前已著录。

57 《实录正编第二纪》，前已著录。

58 《实录正编第三纪》，前已著录。

59 《实录正编第四纪》，前已著录。

60 《宁平册》，《纲目》卷一引。宁平，省名，殆为省志之类。

山部

61 《岭南纪事》，内阁钞本一册。内题《国史纪年略抄》，胡士驯撰。

广部

62 《广平志》，广平省志也。此书总题《大南一统志》，应为《一统志》之一部。

廴部

63 《延河谱记》，内阁钞本一册。黎贵惇年谱也。按贵惇为河内延河人。河内学校有钞本。

彳部

64 《后黎纪略》，1760、1774、1786等年《纲目》引。

65 《后黎野录》。

66 《御制剿平南圻贼寇诗集》，史馆刊本一册，1833至1835年之御制诗。

67 《御制北巡诗集》，史馆刊本一册，辑录绍治游巡北圻诸诗。

68 《御制武功诗集》，史馆刊本，原集十卷为一册，今存三册。附《平定暹罗真腊方略》（1841—1845）。前无序文目录。

69 《御制越史总咏集》，十卷，订为十一册，嗣德御制诗集也。前有1874年御制序。

70 《御制铭文古器图》，史馆刊本一册，明命时所制自商迄汉铭文古器之图。1840年刊。

71 《御制名胜图绘诗集》，史馆刊本十六册，绍治诗集也。

心部

72 《慕泽世谱》，内阁钞本一册。慕泽，地名，隶海阳省。本书所辑皆属慕泽名人家传。

戈部

73 《我越皇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文》，内阁钞本四册，高朗辑河内文庙所藏自1442迄1780年诸碑。第二册第一页，上题《清化省疆界分合名号沿革并山川景胜集记》，亦题为高朗撰。中引有《广州记》、《文献舆地考》二书。河内学校有钞本。

手部

74 《抚边杂录》六卷，史馆内阁各有一本，1776年黎贵惇撰。河内学校有钞本。

75 《抑斋集》六卷，订为三册，阮廌诗文集也。末附《舆地志》，所志黎利建国抗明事，可与史文参证者不少。

攵部

76 《故黎名臣谱》，内阁钞本一册。黎氏时代阮、范二氏家传也。河内学校有钞本。

77 《故黎官职志》。

78 《故黎善政录》，一名《黎朝善政录》。

79 《故黎野录》。

80 《故黎邦交集》。

文部

81 《文献舆地考》，前第七三条著录，应为《内阁书目》著录之《文献地舆》。

斤部

82 《新编传奇漫录增补解音集注》，内阁刊本四册，阮屿撰。按屿父为1496年进士，序中引有瞿宗吉撰《翦灯新话》一书。

方部

83 《旅中杂记》。

日部

84 《明命政要》，二十五卷订为十二册，明命时代之重要诏令也。

85 《晋公家谱》，第一〇九条《玉山风物志》引。

86 《晚黎遗史》，志1786至1789年遗事，此书钞本极稀。

87 《暹罗事迹》，内阁钞本一册，记1778年至1845年安南、暹罗国交事。

月部

88 《望国功臣录》，史馆钞本一册，内载开国功臣、中兴功臣、忠节功臣。望国者，暹罗都城Bangkok之译音，盖嘉隆未即位前曾亡奔暹罗也。

本部

89 《本纪实录》，《纲目》卷十三引，谓为吴士连撰。

90 《本纪续编》，1758年《纲目》引。疑与第一六四条之《黎氏续编》同为一书。

欠部

91 《钦定剿平两圻匪寇方略》，内阁本，一百四十五册。志1833年迄1835年讨平北圻叛人黎维良、农文云，南圻叛人黎文等及暹罗事。此书内容：首为目录及御制诗二卷（即第六十六条著录之诗），次为《剿平北圻逆匪方略正编》八十卷，三为《剿平南圻逆匪方略正编》四十七卷，四为《剿平暹寇方略正编》十五卷，五为《剿平平顺省蛮匪方略附编》八卷。

92 《钦定大南会典事例》九十七卷，卷为一册，1851年编成。

93 《钦定咏史赋》，内阁刊本五十四卷，合订二十七册。黎伯惇等奉敕撰。

94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前已著录。

95 《钦定越史纲目声叙》，内阁钞本四册，1877年奉敕撰。

止部

96 《历代南越史记》，内阁钞本一册，内题亦作《南越史记传》。此书记述安南历代国名、历代都城、历朝发源地，殿以安南诸王咏史诗。撰者谓黎氏为今朝，则黎氏时人也。

97 《历代文选》，内阁钞本十五卷，绵寘辑。

98 《历朝宪章类志》，内阁残本十三册。今尚存者：第六至第八卷《人物志》，第十三至第十九卷《官职志》，第二十至第二十五卷《礼仪志》，第二十六至第二十八卷《科目志》，第二十九卷至第三十二卷《国用志》，第三十三至第三十七卷《刑律志》，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一卷《兵制志》，第四十六至第四十九卷《邦交志》。所缺者为《地舆》、《文籍》诸志。河内学校有钞本。

99 《历朝杂记》，内阁钞本四册，高朗撰。《纲目》亦作《高朗杂记》。本书记述十七八世纪间之史事，第一册引有高绵国史。高绵，亦称高蛮，越人柬浦寨之称也。

水部

100 《永禄县志》，刘公道撰。按永禄县隶南定省。

101 《河仙十咏》，最近《内阁书目》有目无书。河仙，地名也。

102 《洪德天南余暇集》，一作《天南余暇集》。据《纲目》卷二十三，洪德癸卯年（1483），黎圣宗命申仁忠、郭廷宝、杜润、陶举、谭文礼等合纂此书。原书应有百卷，今《内阁目录》尚见著录。惟伯希和云，未见此书。

103 《海东志略》，内阁钞吴族藏版本一册。按海东，省名也。本书所记，多为名人小传。

104 《海程志略》，内阁钞本一册，潘辉注撰。言其1833年冬奉使江流波之行程，按江流波，今爪哇Batavia也。

105 《清化省疆界分合名号沿革并山川景胜集记》，高朗撰。见第七十三条。

106 《清华舆图事迹记》，内阁钞本一册，高朗撰。

107 《乌州人物记》，内阁钞本一册。按乌州为安南中部之旧称。

108 《乌州近录》，《内阁书目》著录一册。伯希和未见。《抚边杂录》卷五，谓莫氏僣立时杨文中撰。

玉部

109 《玉山风物志》，内阁钞本一册。玉山，地名也。此书引有《督学人志》、《晋公家谱》二书。

甘部

110 《甘露府志》，内阁钞本，与《前后黎节义录》合订一册。河内学校有钞本。

癶部

111 《登科录》，《内阁书目》著录。伯希和未见。《纲目》卷二十七引。阮公俒撰。

112 《登科备考》，潘辉温撰。

白部

113 《皇朝南越地舆志》，一作《皇越地舆志》，1833年刊本，二册。

114 《皇朝邦交大典》，内阁钞本十六册，记述1789年至1815年间中国及越南国交事。

115 《皇越一统舆地志》，史馆钞本十册，嘉隆时黎光定等奉敕撰。前有1806年阮嘉吉《序》。河内学校有钞本。

116 《皇越地舆志》，应是第一一三条著录之书。

117 《皇越文选》，内阁刊本八卷，合订三册，前有1825阮折《序》。河内学校有钞本。

118 《皇越春秋》，二册，章回小说体，叙1400年至1426年胡氏僣立时事，全书分为六十回。

目部

119 《督学人志》，《玉山风物志》引。

系部

120 《缙绅实录》，1751年郑楹撰。

121 《总论》，按即黎嵩撰《大越通鉴总论》省称。

122 《续编》，按即《大越史记本纪续编》省称。

羽部

123 《翦灯新话》，第八十二条《传奇漫录》引。

臼部

124 《兴化风土纪》，一册，一作《兴化风土录》，黄仲政撰。

艸部

125 《芸台类语》，内阁钞本二册，黎贵惇撰。河内学校有钞本。

126 《蓝山实录》，内阁钞本三册，胡士扬撰。按蓝山地属清化省，黎利起兵抗明之地也。

西部

127 《西南边塞录》，内阁钞本二册，记述十五六世纪安南、占城、老挝国交事。河内学校有钞本。

128 《西洋志略》，内阁钞本三册，撰于19世纪上半叶。

129 《西行诗纪》，李文馥志其1830年奉使榜葛剌（此书译音作明歌），1831年奉使星加坡之行程。

见部

130 《见闻录》，黎贵惇撰。《纲目》卷二十五引。此书之一卷曰《西洱河志》。

131 《亲征记事》，记黎圣宗亲征占城、老挝事。

言部

132 《咏史诗集》，邓鸣谦撰。

133 《咏史赋》，即第九十三条之《钦定咏史赋》。

134 《诗文遗集》，即第七十五条《抑斋集》之一部。

走部

135 《越事琐记》，内阁钞本一册。

136 《越南开国志传》，内阁钞本。原书八卷，缺第三卷。阮傍中撰，前有杨慎斋《序》。河内学校有钞本。

137 《越史三百咏》，史馆钞本二册，汝伯士撰。河内学校有钞本。

138 《越史备览》，阮俨撰。已著录。

139 《越史新编》，内阁钞本二册。

140 《越史略》，前已著录。

141 《越史纲目》，胡宗鷟撰，已著录。

142 《越史总咏》，见第六十九条。

143 《越甸幽灵集》，《内阁书目》有目无书。李济川撰。

144 《越史续编》，内阁钞本四册。三册内无标题，一册内题《大越史记续编》卷之二十一。河内学校有钞本。

145 《越史黎记纂要新编》，内阁钞本二十册。始黎氏，迄1662年，多录《明史》之文。

146 《越鉴通考总论》，黎嵩撰，已著录。

147 《越音集》，潘孚先撰。

148 《越音诗集》，不著撰人名，与前书似非一书。河内学校有钞本。

149 《越史标按》，吴时仕撰。

车部

150 《舆地志》，阮廌撰，即第七十五条《抑斋集》之一部。

151 《舆地志》，顾希冯撰。

辵部

152 《退食记闻》，张国用撰。《纲目》卷五引。

153 《通国沿海渚》，内阁钞本一册。河内学校有钞本。

邑部

154 《邦交备览》，申澂撰。

155 《邦交录》，内阁钞本八册，记1789至1790年中国、安南国交事。

里部

156 《野史》，此名见《纲目》，疑即《故黎野录》（第七九条）或《后黎野录》（第六五条）之类。

门部

157 《阇盘城记》，1860年阮文显撰。阇盘，占城旧城，今在平定省中。河内学校有钞本。

阜部

158 《邻好例》，史馆钞本一册，内题暹罗使事，记述嘉隆时代安南、暹罗通使事。

雨部

159 《雨中随笔录》，范琥撰。

青部

160 《青池阮氏世谱》，史馆钞本二册。阮仲合家谱也。青池县，属河内省。

页部

161 《须知簿》，1694年黎熙宗所记安南山川、城郭、塔庙、湖沼诸名。

马部

162 《驩都风土记》。按古之驩州，即今之又安、河静二省。

高部

163 《高蛮事迹》，内阁钞本一册，1852年敕撰。高蛮即柬埔寨。

黍部

164 《黎史》，纲目数引之，应为《黎史续编》。《内阁书目》著录之《大越史记本纪续编》，似为一书。

165 《黎史略谈》，《纲目》卷十五引。

166 《黎季纪事》，迦节所藏钞本，记述1777至1789年事。

167 《黎定一统志》。

168 《黎朝中兴录》，胡士扬撰。与后一本似为一书。

169 《黎朝中兴功业实录》，内阁钞本，三卷二册。河内学校有钞本。

170 《黎朝御制国音诗》，内阁钞本一册，内题《先朝御制国音曲记诗卷》。河内学校有钞本。

171 《黎朝会典》，即第三十条之《国朝会典》。（编者按：当为第三十二条。）

172 《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文记》，见第七十三条。

173 《黎朝野史》，内阁钞本二册。河内学校有钞本。

174 《黎玉谱》，黎氏家谱也。

175 《黎纪》，内阁有钞本四册，均题此名。然前三册实为《大越史记全书》。后一册为《黎显宗（1740—1786）本纪》。

三 补录一

越南史部存佚书目，已详前录。兹检《越史通鉴纲目》，又得越人撰述三十二部。中有《越史纲目》、《大越史记》、《越甸幽灵集》三部，前已著录，余皆今日不传之本。据《纲目》云，永乐十六年（1418），明置交阯布政司，将所有越人撰述搜送南京，而于次年颁行《四书性理大全》、佛经于交阯，越南旧籍遂以不传。然则此类撰述，或尚存留于中国也。录次于后，以供留心越南文献者参考云尔。

（一） 《刑书》三卷，李太宗（1028—1054）敕撰。

（二） 《国朝通礼》十卷，陈太宗（1225—1258）敕撰。

（三） 《刑律》一卷，陈太宗敕撰。

（四） 《建中常礼》十卷，建中陈太宗时年号，始1225，迄1231。

（五） 《课虚集》一卷，陈太宗撰。

（六） 《御诗》一卷，陈太宗撰。

（七） 《贻后录》二卷，陈圣宗（1258—1278）撰。

（八） 《箕裘录》一卷，陈圣宗撰。

（九）《诗集》一卷，陈圣宗撰。

（十） 《陈朝大典》二卷，陈裕宗（1341—1369）敕撰。

（十一） 《兴实录》二卷，陈仁宗（1278—1293）撰。

（十二） 《诗集》二卷，陈仁宗撰。

（十三） 《诗集》二卷，陈明宗（1314—1329）撰。

（十四） 《水云随笔》二卷，陈英宗（1293—1314）撰。

（十五） 《葆和殿余笔》八卷，陈艺宗撰。按艺宗在位始1370，迄1372，此书题为1383年，则在禅位以后矣。

（十六） 《诗集》一卷，陈艺宗撰。

（十七） 《兵家要略》一部，兴道王陈国峻撰。国峻，13世纪后半叶时人。按《大越史记全书》卷六引作《兵家妙理要略书》。

（十八） 《万劫秘传》一部，不著撰人名。按万劫为北宁省一社之名，至元二十一、二年（1284—1285）元伐安南溃师之地也。此书即述当时战况。

（十九） 《四书说约》一部，朱文贞撰。

（二十） 《樵隐诗》一集，朱文贞撰。

（二一） 《岑楼集》一卷，威文王陈国遂撰。

（二二） 《乐道集》一卷，昭明王陈光启撰。

（二三） 《冰壶玉壑集》一卷，司徒陈元旦撰。

（二四） 《介轩诗集》一卷，阮忠彦撰。闻此本尚存。

（二五） 《峡石集》一卷，范师孟撰。

（二六） 《菊堂遗草》二卷，陈元撰。

（二七） 《讨闲效颦》一卷，胡宗鷟撰。

（二八） 《越南世志》一部，胡宗鷟撰。

（二九） 《蕊溪诗集》一卷，阮飞卿撰。

（三十） 《披砂集》一卷，韩诠撰。按诠本姓阮，因于1282年在富良江曾驱鳄鱼，慕韩愈之为人，故改姓韩。其人曾以越语入诗，亦以国语诗赋驰声越南，而后人作国音诗者，皆宗“韩律”。

右三十种均见《纲目》。

（三一） 《绍治文规》，1857年奉敕撰。共有四百二十四册。此书与后一书，皆仿《佩文韵府》编纂，现无刊本。惟闻史馆有钞本三百八十册，内阁有钞本四百一十六册，疑皆不全。此书所收之僻韵不少，例如《佩文韵府》东韵仅有一百七十四字，而此书所收者有七百二十四字之多，可以见其体例矣。

（三二） 《钦定韵海》，1854年奉敕撰。内阁本现有三百八十六册，《内阁旧书目》著录一本，多至六百八十九册者，今已遗而不传。

四 补录二

以下诸书概为河内学校最近购藏本：

《越史续编》，《越史略集》，《史歌》，《越史誊评》，《功臣录》，《历代名臣事状》，《越史摘要》，《越史补遗》，《平元功臣实录》，《古今交涉事宜考》，《黎朝类编》，《皇亲册》，《皇朝玉牒谱记》，《历代年表》，《黎朝官制典例》，《黎朝贡法》，《官制典例》，《国朝诏令善政》，《国朝条例田制》，《历朝政要》，《词讼条例》，《历代科举考》，《仕宦须知》，《天南余暇集》，《黎朝旧典》，《黎朝事例》，《劫伯祠引迹》，《大越国书》，《南北往来柬札》，《帐表文集》，《名臣章疏》，《名臣笔录》，《御制诏谕表章稿》，《酬奏文集》，《国朝诏表式》，《绍治诏谕》，《皇朝谕集》，《诏奏集》，《五旬庆节文章》，《名臣奏册》，《朝臣表谢》，《御制铭文古器图》，《御制越史总咏》，《郊祀典例》，《雄王事迹》，《李天主事迹》，《陈家典迹》，《大南一统志》，《大南舆地约编》，《北城地舆》，《北南圻地舆》，《新定越南志录》，《太平省通志》，《山西省全辖》，《北宁省辖亭祠寺庙》，《北宁古迹》，《北宁琐记》，《海阳风物志》，《高平事迹》，《兴化风土录》，《兴化记略》，《西俘日记》，《退食记闻》，《广南省志略》，《锦溪风俗志》，《上京风物志》，《回京日程记》，《吴家文派》，《吴家文派别本》，《圣尊遗草》，《群书考辨》，《历朝祭文》，《前黎进士宁逊诗集》，《皇越丛咏》，《存庵文稿》，《吴阳亭文集》，《使华丛咏》。

(原载《北平图书馆馆刊》1932年第6卷第1号)

楼兰鄯善问题

楼兰、鄯善问题，我前年在天津《人民日报》中曾经发表了一篇小小研究，不幸印刷太坏，不能将我的意思完全表出，现在将他重再提出。然而我要预先声明，我这篇研究只算法国人所称呼的“面壁舆地学家”（géographe en chambre）的假定，还要等待实地探考的学者证明，不能保我不错。

考证西域古国今地，往往一件简单问题，变成极复杂的问题，楼兰就是一例。楼兰疆域有多大，都城在何处？现在假定虽有几说，尚无定谳。我以为楼兰或鄯善的境界，东近阳关，南接古之婼羌，西尽巴仕什里（Vash Shahri），北边移民也曾到过哈密、辟展，他的都城就在现婼羌县治。这篇研究，就是证明我这一说的。

《汉书》卷九十六上云：“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西北去都护治所（昔乌垒，今轮台县治布古尔）千七百八十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元凤四年（纪元前77年），傅介子刺杀楼兰王，“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当汉道，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

《汉书》的车师，《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作姑师，此处所指的当然是王治交河城（今雅尔和屯，Yar-khoto）的车师前国。山国《三国志》卷三十《魏略·西戎传》作山王国，《水经注》卷二作墨山国，《前汉书》注师古曰：“此国山居，故名山国。”核以方望，应在今库鲁克塔克（Kuruk-tagh）山西部，且末后别有说。《前汉书》既说楼兰在前77年时改名鄯善，所改的当然是国名，同唐代改拔汗那（Farghana）为宁远国，改史国（Kesh）为来威国（《新唐书》卷二二一下）的例子一样，并未别建都城，尉屠耆所治的，当然仍是扜泥城，扜泥究竟在何处，《汉书》未说，《水经注》说在今罗布泊（Lop Nor）南。

《水经注》卷二：“其水（且末水，今车尔成河，Charchan daria）东注泽（盐泽，一名蒲昌海，今罗布泊）。泽在楼兰国北，扜泥城，谓之东故城，去阳关千六百里，西北去乌垒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北去车师千八百九十里。”

《水经注》所志的道里，同《汉书》一样，不过有两条新材料，一条是“泽在楼兰国北”，一条是“扜泥城谓之东故城”。史书中的“国”，大致指国都，泽在楼兰国北，就是说在楼兰国都城北，这个都城既然名东故城，可见西方必定有一个西新城，此条可与后引的唐代史料相参证。《水经注》这部书，讹字错简太多，有时几难句读，不过他是6世纪初年的作品，其可贵者在此。现在再取七八世纪的著作来作参证。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云：“从此（覩货逻，Tukhara，故国）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也。城郭岿然，人烟断绝。复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所志文略异，而内容则同。折摩驮那曾经有人还原为Calmadana，后经新疆出土的文件，证明是不错，梵语写法同于阗语写法大概是一样，汉代且末一名大概是出于此。纳缚波有人还原为Navapa，还原的方法虽不错，可是现在尚未见有证实他的文件。法国沙畹（E. Chavannes）见此名中有nava-，曾经把他误作《新唐书·地理志》中之新城（见《河内远东法国学校校刊》B.E.F，E-O.卷三，《宋云行纪笺注》），其实新城还在纳缚波之西、且末之东。《西域记》的覩货逻故国，经斯坦因（Stein）考查，在现在的于阗、且末两县之间，今名安得尔（Endere）。新疆东南部有吐火罗种所建之国，这是一种很可注意的事情，可惜还无人注意及此。汉之且末与扜泥相距七百二十里，《西域记》折摩驮那与纳缚波相距千余里，初视之，好像古地非今地，其实不然。从前人的行纪所志道里，不是有准的，同一路程两行纪中常不一律。现在姑将《西域记》所记的里数，与《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贾耽所记的同一路程里数，拿来比较。玄奘自奔那伐弹那（Pundravardhana）至迦摩缕波（Kamarupa）九百里，贾耽所志自迦摩波（Kamarupa）至奔那伐檀那（Pundravardhana）六百里，贾耽路程少于玄奘路程三分之一（此外还有他例，此处姑举一种），可见玄奘的道里比别人短，所以比别人多，拿九百与六百比，同千余里与七百二十里之比，同是超出三分之一，则其不足为扜泥、且末即是纳缚波和折摩驮那考订之障碍矣。

以前所引诸文，还未说到伊循，伊循他书也有作伊脩者，古籍中脩循、婆娑等字互相错用的例子颇不少见，现在还无法证明此城是伊循或是伊脩。唐代有三种史料，对于伊循特有说明：一种是斯坦因先在敦煌所得的一部《沙州都督府图经》写本；一种是伯希和（Pelliot）后在敦煌所得的886年《沙州都督府图经》写本；一种是贾耽所撰的《入四夷道里述》，原书已佚，此文幸尚为《新唐书·地理》卷四三下所保存。现在把他分别列举于后：

斯坦因本《沙州都督府图经》云：“鄯善之东一百八十里有屯城，即汉之伊循。”

伯希和本云：“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鄯善质子尉屠耆归，单弱，请天子，国中有伊脩城，城肥美，愿遣一将屯田积谷，得依其威重。汉遣司马及吏士屯田依脩以镇之，即此城是也。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后云：“古屯城在屯城西北。”

《沙州图经》的新材料，则说石城镇同鄯善城在同一地方，又说伊脩城胡名小鄯善。

斯坦因本云：“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长安）六千一百里，本汉楼兰国。《汉书·西域传》云地沙卤，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杀其王，汉立其地更名鄯善国，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627—649），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漠，上元二年（675）改为石城镇，隶沙州。”

伯希和本云：“鄯善城周回一千六百四十步，西去石城镇二十步，汉鄯善城，见今摧坏。”

右举《图经》关于鄯善之文，可知鄯善，除石城镇一名外，尚有窣利（Sulika）语之典合城一名，古鄯城就在今城东二十步。衡以斯例，古屯城必在屯城西北不远。

斯坦因本云：“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四十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疑为“胡”之讹）为弩之城。”

此新城似是康艳典重新修缮之城，不是开始建筑之城，观《水经注》东故城一名，可以知之。徐松《后汉书西域传补注》说，东故城是对伊循而言，是错误的，因为伊循在东故城之东。

伯希和本云：“播仙镇，故且末国也。”“沮末河河源从南山大谷口出，其源去镇城五百里，经且末城下过，因以为名。”又云：“蒲昌海在石城镇东北三百二十里，其海周广四百里。”

前一文中的新证，证明鄯善在蒲昌海西南三百二十里，又证明且末在且末河旁。

《新唐书·地理志》所志贾耽《入四夷道里》云：“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

右文显有脱误，“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核以《图经》之文，应作一百八十里；七屯城应是“古屯城”之讹，“蒲昌海南三百里”似应作蒲昌海西南三百里；“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应是且末河源去镇五百里，非渡河五百里至播仙镇也。观《图经》与贾耽之文，皆说鄯善在蒲昌海之南或西南，足见《水经注》“泽在楼兰国北”一语并非错简。

综合唐代的证据，皆说当时的鄯善就是古时的楼兰。此外唐人所修的史书《周书·异域传》同《北史·西域传》皆云：“鄯善国都扜泥城，古楼兰国也。”

还有许多旁证，不过太简略，不能拿他来证明楼兰的方位。此处姑引两条，以见一般：

《法显传》云：从敦煌“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复西北行十五日，到夷国。”

法显是从399年出发，他的路程同别人不同，乌夷应是僧传中的耆，也就是史传里焉耆。

《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行纪》云：“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吐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吐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宋云等是518年出发的，他所经行的路程是假道青海到鄯善。《行纪》中之左末城应是且末，他的里数比玄奘更多，可见诸行纪中之“里”，是无标准的。

现在把从前所引诸文中的地名综合起来，就不难知道他的今地所在了。下面这个表是由近及远的，从贾耽一直上溯到《汉书》：

右表所列的地名，是自东至西，我们再把斯坦因新撰的Innermost Asia所附的地图对照一下，对照的结果如下。伊循是今之弥朗（Miran）。扜泥可当今之婼羌县治卡克里克（Charklik）。新城可当今之巴仕什里（Vash Shahri）。且末可当今之且末县治车尔成（Charchan）。

从上述的考证结果看起来，楼兰都城即是鄯善都城，其城在罗布泊南北三百余里。可是有几种异说不能不纠驳一下。

二十多年前，瑞典学者斯芬赫定（Sven Hedin）在罗布泊北发现了一座古城，并发现了许多魏末晋初的木简，城在格林威线北纬四十度三十分东经八十九度四十五分之间。后来斯坦因又在其地发现了好几个城，得了不少材料，并在写本之上发现了一个Kroraina名称，曾假定是楼兰的对音。就算是对音不错，也不能说发现地名的地方便是楼兰，若是仅有这一说，力量也不算大。不料中国载籍里面，也有帮他证明之文。考《汉书》西域通道只有两道，到了3世纪鱼豢撰《魏略》之时，又成三道，旁证的材料就在《魏略》之中，其文如左：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引《魏略·西戎传》云：“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详，今故略说。南道西行，且志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属鄯善也。”

《魏略》的记载，有可以注意的两点，中道别有一“故楼兰”，南道鄯善所属又有一楼兰国。这样看来，楼兰、鄯善好像是二国了。所以沙畹曾经假定纪元前77年楼兰改名鄯善之时，便迁都了（见《通报》1905年刊《魏略西戎传笺注》）。这一说完全是未细勘史文的错误。《魏略》中的且志国，是且末之误，沙畹的改正是不错的。不过南道中的楼兰国三字，怕是衍文。何以见得呢？《魏略》列举国名的次序，是按照《汉书》的，看他的后文“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皮冗（应作山）国，皆并属于阗”一段，可以知之。《汉书》精绝、戎卢二国中间，并未列举他国，想是鱼豢因楼兰、鄯善两个国名，误把楼兰加在里面；就算是别有一个楼兰国，也不应该列在精绝国之后。《汉书》说精绝国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扜弥大概在今于阗县治之北Uzun Tati地方，则精绝国似在哈喇木伦同尼雅两河之间。我们要是尽信《魏略》，岂不要把这个楼兰国位置于尼雅同克里雅两河之间吗？这当然是不对的。剩下来中道的故楼兰，这个楼兰上加故字，下无国字，我想所指必是楼兰之一旧城，不是楼兰国都。

鄯善迁都之说，可以拿《水经注》来附会，卷二伊循条下又说：“注滨河又东径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看这一条，好像伊循是鄯善国的都城，但是我觉得《水经注》此处必有脱讹。纵然不误，也只能假定鄯善都城6世纪初年在伊循，而不能证明五百多年前的楼兰迁都。

由此看来，《魏略》的记载不能补助赫定罗布泊北楼兰国一说了。除此以外，我想只有把陵谷变迁的话来搪塞，这一说表面上似乎可以主张。《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云：“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姑师就是车师，车师前部王治交河。交河就是今吐鲁番县治西之雅尔和屯（《西域水道纪》作雅尔湖），盐泽就是罗布泊，似乎古时罗布泊在北方了。其实临盐泽的话，是指车师国境，不是指交河都城。当时车师国境可以南抵盐泽，鄯善移民亦曾北至伊吾，我们不能因此说盐泽在哈密附近。罗布泊迁徙是或有的事，证以鄯善在蒲昌海南或西南之文与现在婼羌县治之方位，可以推之。然陵谷变迁不能如是之远。

考汉时楼兰境界，北接匈奴。匈奴在西域占的地方，据《后汉书》卷一一八说：“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蒲类应指昔之蒲类海，今之巴里坤湖（Barkul Nor）。秦海李贤注谓：“大秦国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是错误的。核以《前汉书》卷九十六下车师后国下，“焉耆国近匈奴”一语，秦海应指今焉耆县之博斯腾湖（Bostang，今地图作Bagrash），因为匈奴西边还有乌孙。何以知道楼兰与匈奴接境，可以下文证之。

《前汉书》卷九十六上鄯善条云：“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武帝遣从骠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后贰师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将诣阙，簿责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上直其言，遣归国，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

右文说：“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可见虏楼兰王之地，不在罗布泊南，而在吐鲁番东之一地。又云：“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当时楼兰国境，设若仅限于罗布泊南，此语则不可解；若是其地近匈奴，而抵哈密、辟展一带，则不难解之，可以取证于下引诸文也。

《元和郡县志》卷四十云：纳职县“贞观四年（630）置，其城鄯善人所立，胡谓鄯善为纳职，因名县焉”。又云：“东北至伊州（哈密）一百二十里。”

《旧唐书》卷四十伊吾下云：“后魏、后周，鄯善戎居之。隋始于汉伊吾屯城之东筑城，为伊吾郡。隋末，为戎所据。贞观四年，款附，置西伊州治于此。”又纳职下云：“贞观四年，于鄯善胡所筑之城置纳职县。”

《新书》卷四十伊州纳职下云：“贞观四年，以鄯善故城置。”观上引诸文，可见从4世纪末年起，鄯善的领地已经到了哈密。可是有一异说。

866年写《沙州图经》云：“纳职县东去州一百二十里。”“右唐初有土人鄯伏陁，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并吐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哈喇和卓），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耳。”

《图经》之文似以纳职名称之起源在唐初，不过要注意的，“土人鄯伏陁”五字，既然是土人，必是居于本地之人。既然以鄯为姓，同当时归化中国的蕃胡以国为姓之例正合，可见其是鄯善人。虽有《图经》之文，我仍取《旧唐书》“后魏、后周，鄯善戎居之”一说，我以为鄯善戎在汉晋时早已到了此地。现在再将纳职的名称考究一下。

《元和郡县志》同《沙州图经》皆说胡谓鄯善为纳职，可见纳职是个译文，本于何种胡语，这就很难说了。鄯善国除开假定原有的土著之外，还有吐火罗人、康国人、吐谷浑人、吐蕃人同其他种种“胡”人。在西域的语言尚未研究整理告一段落以前，我们不敢断定他属于何种，不过我们知道纳职唐人读法等若napcik而已。他的方位既在哈密西南或西一百二十里，我想只拉布楚克（Lapchuk）一地可以当之。楚克（chuk）是突厥语的接尾词，新疆现在的地名，用的不少。比方：巴尔楚克（Barchuk），此言有虎地，现今的巴楚县治，虽然在玛喇尔巴什（Maral Bashi），可是用的是巴尔楚克的省称。硕尔楚克（Shorchuk），今属焉耆县，此言有硝地。拉布楚克（Lapchuk），拉布无义。

由拉布（Lap-）我就联想到罗布（Lop）来了。我想楼兰、鄯善与罗布泊的名称很有关系，不是拿国名作湖名，便是拿湖名作国名。《水经注》卷二引释氏《西域记》名罗布泊为牢兰海，这个牢兰与楼兰，恐怕也是同名异译。吐蕃语，别言之西藏语，名罗布泊为Nob，名大鄯善城为Nob-chen，名小鄯善城为Nob-chung，国与湖名同一称呼。西藏人的译法，向来是谨严的，可见罗布泊原来的发音用n，后来一转而为L，这样看起来Lap，Lop，Nob诸名，都是指的是罗布泊或鄯善国。唐朝的纳职Napcik是n字发音还未变作L字发音时的对音，也是指的是鄯善，-cik或者也是同-chuk一样的接尾词。

以前所说的，无非证明楼兰、鄯善的北界很远，而他的都城好像始终在罗布泊南，不能因为在泊北发现了一座古城，便来翻案。又况泊北的楼兰、鄯善人的居地不止一处，设若有人到拉布楚克去发掘，也许得着不少的史料。《魏略》同《水经注》的记载必有讹文错简，这个弊病传钞一两千年的古书，皆恐难免。试再举一个例子来说，《魏略》中有阿兰国，又有柳国，《后汉书·西域传》将这两国合成一国，又把柳字写成聊字，一变而为“阿兰聊”。这类错误非互相对勘，不能明白。我们不能拿古书中的一点异文孤证，便把他奉作金科玉律。我此次检寻材料，发现了几个古书传写印刷的错误，还有许多与本文无涉的，其中有一条与本文略微有点关系，姑把他附志于此，以殿此文。

罗布泊昔亦名蒲昌海（《括地志》中还有几个别名），我就联想到蒲昌县，先把《新唐书·地理志》检出一看。注云：“本隶庭州，后来属，西有七屯城、弩支城，有石城镇、播仙镇。”这一段注子，使我迷离不明。庭州在今孚远县治北二十里，蒲昌县既隶庭州，应该在博克达（Bogda）山之北，那里来的这些鄯善国的地名。后把《旧唐书·地理志》检出一看，才晓得唐时的蒲昌县在昔蒲类海，今巴里坤湖之西北。修《新唐书》的人把蒲昌县同蒲昌海混而为一，又把贾耽的《入四夷道里》中的几个鄯善地名牵合附志于后，所以有这样不明地理的成绩。《地理志》中既然有这样的缺点，《四裔传》可以类推。所以我们读史书的《四裔传》，尤其是《北史》、《新唐书》、《明史》的《四裔传》，必须要特别注意。

此稿付校后，我又查出现在鄯善县的土名辟展，就是昔之蒲昌的今读，唐时的蒲昌县治恐在此处。

（原载《辅仁学志》1932年第3卷第2期）

王玄策事辑

中国同印度交际最活动的时间，从来无及唐初百年者。这个时代出了一位玄奘大师，又出了一位建功异域的外交使臣王玄策。玄奘的事迹尽人皆知，可是王玄策的事迹被史官湮没，几乎不传于后世。比较他同张骞的事迹，我觉得张骞凿空，事颇可疑。而玄策出使，事实显著，两《唐书》中反无专传。在这一方面说，玄策不但不及古之张骞，而且不及同时共事的崔敦礼同萧灌。敦礼不过使了几回北蕃，监制了一回长年药，也没有甚么显功，可是他的官做到了中书令，所以《旧书》（卷八一）、《新书》（卷一〇六）皆有传。不幸玄策官只做到五品的朝散大夫，所以列传中无他的位置。萧灌的事迹，更平常了，可是他在《旧书》（卷六三）、《新书》（卷一〇一），附见于《萧瑀传》后。又因他是个世家阀阅，《新书》传赞说：“凡八叶宰相，名德相望。”他的儿子萧嵩做过宰相，有张说替他做了一篇神道碑。所以我们现在不仅知道他那些平平常常的事迹，而且知道他的生卒年月。玄策大概没有这样的儿子，所以后人仅仅知道他在643年到655年的事迹。这些事迹可不皆见于正史。要照史笔说，玄策的运气还比玄奘佳，玄奘在《旧书》中虽有一篇小传，乃在新、旧两书的《天竺传》中，更较玄策轻描淡写。但是研求历史真相，不管甚么史法的人，看法又同史官有别。

王玄策的姓名，在国内中学教科书里面，或者还看不见，然而外国的汉学家则无人不知。因为印度的历史，有一部分要靠中国人的记载去补缀，有王玄策这样的事迹，他们岂肯轻轻放过？所以法国梵学名宿烈维（S. Lévi），在1900年《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里面，首先将散见于《法苑珠林》中的《中天竺行纪》残文裒辑。这篇研究我已转为汉文，题曰《王玄策使印度记》（见《史地丛考》初篇）。嗣后伯希和（P. Pelliot）在1912年《通报》《玄奘翻老子为梵文事考证》一文中，根据《诸经要集》、《法苑珠林》、《集古今佛道论衡》三书，补了三事，又在1923年《通报》《六朝同唐时的几个艺术家》一文中，据《册府元龟》检出一事，并将从前希尔特（Hirth）早已检出见诸《历代名画记》的一条加入。我现又在《释迦方志》同《法苑珠林》检出两条，并在别的选述里面搜集副料，得了若干旁证。综计前后检出的王玄策事迹也不算少，所以我现在把他集合起来，作一篇有系统的供献。我不敢说中国书籍里面所见的王玄策事迹仅限于此，这不过是迄于今日搜辑的一个段落。

要考王玄策的事迹，当然最好去检他所撰的《中天竺国行记》。此书已见四书著录，现按各书成书的年代先后列举于下：

《法苑珠林》卷一百《中天竺国行记》十卷，唐朝散大夫王玄策撰；

《历代名画记》卷三《中天竺国图》，原注云：有《行记》十卷，图三卷，明庆三年（658）王玄策撰；

《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中天竺国行记》十卷，王玄策撰；

《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十卷。

上面四部书，虽然皆著录有这部《中天竺行记》，可是此书之图三卷，大概在唐时早已不传。《行记》十卷，大概在宋时已散佚了。现在我们所能见的，只有《释迦方志》中一条、《诸经要集》两条、《法苑珠林》十几条。此外采辑《中天竺行记》者，还有唐朝的一部官书。《法苑珠林》卷一百说：“依《玄奘法师行传》、《王玄策传》，及西域道域住土所宜，非无灵异，敕令文学士等总集详撰，勒成六十卷，号为《西国志》，图画四十卷，合成一百卷。”又云：“《西域志》六十卷，画图四十卷，此二部合成一百卷，唐朝麟德三年（666）奉敕令百官撰。”这个《西国志》，便是《西域志》，可惜现在也不传了，仅在《法苑珠林》中看见几条。合计起来，《中天竺行记》我们直接间接所看得见的，只有这二十多条，为数虽少，尚可考见玄策《行记》的大概。至若这部《行记》撰述的年代，大约是在第三次使印度之后，到《西国志》编纂之前。质言之，在661至666年之间。《历代名画记》所说的明庆三年，就是显庆三年，也就是658年。此年王玄策尚在印度。他从显庆二年（657）出发，至显庆五年（660）十月一日方从大觉寺动身回国，到次年春初方到长安。这个时代中间，无暇撰述。如此看来，《历代名画记》的题年是错误的。

按照后来所辑诸文说，王玄策的事迹大致如下。先是玄奘至摩伽陀（Magadha）国，国王尸罗逸多（īlāditya）在贞观十五年（641）遣使上书中国，唐太宗命梁怀璥持节慰抚。尸罗逸多复遣使者随入朝。太宗又命李义表为正使，王玄策为副使，送其使还国。是为王玄策之第一次奉使。奉使的年月是贞观十七年（643）三月，同年十二月到摩伽陀国。至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七日，玄策等建铭于耆阇崛山（Gdhra-kūa）。同年二月十一日立碑于摩诃菩提（Mahābodhi）寺。还国似在646年。

到了647年，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再使印度时，尸罗逸多死，国大难，发兵拒玄策。玄策发吐蕃泥婆罗之兵，擒其王阿罗那顺归长安。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献俘阙下。

到了657年，又命玄策送佛袈裟到印度。我们知道他在显庆四年（659）至婆栗阇国（Vrjji）。显庆五年（660）九月二十七日到摩诃菩提寺，十月一日离此归国。

合计起来，玄策到过印度三次，因为根据《行记》残文，一则云“三度至彼”，再则云“三回往彼”，三则云“前后三度”，足证奉使只有三次。可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有“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之语。烈维在1912年《通报》《迦腻色迦（Kanika）与王玄策》一文中，遂假定玄策在663年第四次重往印度。

我对于以后所辑诸文，是按照各书成书先后时代排列的，对于官书或私人撰述不加区别。说到这里，有几部书的年代，似应附带说说。我从前说过《中天竺行记》是撰于661年至666年之间的。可是《开元释教录》卷八说，《释迦方志》是650年撰（与《释迦方志序》谓“惟夫大唐之有天下也，将四十载”语亦合），其中就见有王玄策之文一条。严格说，似乎有点矛盾。《诸经要集》是在显庆年间（656至661年二月初）所辑，似乎也不应该采有《行记》之文。又如《法苑珠林》李俨《序》云，“大唐总章元年（668）三月三十日纂集斯毕”，可是所引玄策《行记》，有一条说到咸亨二年（671）的年号，似乎也有些不对，也是不应该采录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唐人的撰述是写本，随时皆可增改，书题或序题的年月，不一定就是定本的年月，所以发现后几年的事，亦不足为异。我们又要知道，王玄策来往印度，至少也有三次。他在国内，将他所见所闻，告诉道宣、道世诸人，也是意中必有之事。道世在《法苑珠林》卷五引《西国志》一条后云，“余见玄策具述此事”，足证《法苑珠林》等书所记也有出于从前耳闻，而非录自《行记》的。如此看来，我们不必刻舟求剑，硬断定序题年月就是成书的年月。

下面一条见《释迦方志》卷上：

（一） “吠舍厘（Vaiālī）国宫城西北六里寺塔，是说净名Vimalakīrti处，……寺东北四里许塔，是净名故宅基，尚多灵神，其舍叠砖，传云积石，即说法现疾处也。近使者王玄策以笏量之，止有一丈，故方丈之名因而生焉。”

案Vimalakīrti的意译，作净名，亦作无垢称，音译有毗摩罗诘、维摩诘、维摩、维诘诸名。此条并见《法苑珠林》卷二九，说是显庆年事。1020年的《释氏要览》卷上，同1130年前后的《能改斋漫录》，所载之文大概是直接间接本于《行记》。这就是辞典中“方丈”一名的出处。王玄策的遗事相传至今的，只这一点，可是用这个名词的人，早已数典而忘祖了。这个净名宅在王玄策量基以前，业见著录，玄奘《西域记》卷七吠舍厘国下，曾说到毗摩罗诘故宅。最早见的，大概是《水经注》卷一引支僧载《外国事》（晋时人撰），其中的吠舍厘作维邪离，净名宅作维诘家。

下面两条见《诸经要集》：

（二）卷一，引王玄策《西国行传》，“唐显庆二年（657），敕使王玄策等往西国送佛袈裟，于泥婆罗（Népal）国西南，至颇罗度来村，东坎下有一水火池，若将家火照之，其水上即有火焰于水中出，欲灭以水沃之，其焰转炽。汉使等曾于中架一釜，煮饭得热，使问彼国王。国王答使人云，曾经以杖刺著一金匮，令人挽出，一挽一深，相传云，此是弥勒佛（Maitreya Bodhisattva）当来成道天冠，金火龙防守之，此池火乃是火龙火也。”

此条并见《法苑珠林》卷十六。此水火池玄奘《西域记》卷七尼波罗国下亦见著录。取《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泥婆罗传》之文证之，可见这是第一次奉使时事。使臣的行程是取道吐蕃同泥婆罗。当时泥婆罗的国王是那陵提婆（Narendradeva）。其文云：“贞观中，遣使者李义表到天竺，道其国，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观阿耆婆沵池。池广数十丈，水常湓沸，共传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则生烟，釜其上，少选可热。”阿耆婆沵之“沵”，诸本亦有讹作“沴”者。考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七作“沵”，音泥礼反，则为“沵”之省写，传抄误作“沴”。其梵文原名应是agnipānīya。

（三）卷十四“又《王玄策行传》云：佛在世时，毗耶梨城（Vaiālī）观一切众生，有苦恼者，即欲救拔。乃观见此国有鸡越吒（Kaivarta）二众，总五百人，于婆罗俱末底河（Phalgumatī）网得摩梨（一作竭）大鱼，十有八首，三十六眼，其头多兽。佛为说法，鱼闻法已，便即命终，得生天上，而为天子。却观本身是大鱼，蒙佛说法，遂得生天，乃持诸种香花、璎珞、宝珠从天而下，至佛供养。于时二众并发心悔过，即于俱末底河（Phalgumatī）北一百余步，烧焚鱼网，铜瓶盛灰埋之，向说法处于上起塔，尊像俨然，至今现在，雕饰如法，睹者生善。”

案“鸡越吒”，此言渔人，“婆罗俱末底”就是梵本Phalgumatī之对音，巴利（pāli）本作Vaggumudā。《史记》卷一二三《正义》引《括地志》中视为恒伽河（Ganga，恒河）的拔扈利水，或者也是此河之同名异译。《水经注》卷一此名凡两见，皆误作“枝扈黎”。摩梨大鱼，高丽藏作摩梨，似误。宋、元、明藏皆作“摩竭”，这也是汉译梵本常见的makara之对音。这件故事玄奘《西域记》卷七弗栗恃（Vrjji）国下亦见著录，说此鱼前生名叫劫比他（Kapitha）。

此外《贤愚经》卷十（关于《贤愚经》翻译的始末，可参考《出三藏记集》卷九《贤愚经记》）同《摩诃僧祗（Mahāsāghika）律》卷十四，皆志有这件故事。因为其文不同，特将此二文转录于下，以资对照。

《贤愚经》云：“昔佛在世时，与诸比丘向毗舍离（Vaiālī）到梨越（Revatī）河，见人捕鱼，网得一鱼，身有百头，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时河边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并力，方得出水。见而怪之，众人竞看。佛与比丘往到鱼所，而问鱼言：‘汝是迦毗梨（Kaplla）不？’鱼答言：‘是。’复问鱼言：‘教汝匠者今在何处？’鱼答佛言：‘堕阿毗（Avīci）狱。’阿难见已，问其因缘。佛告阿难：‘乃往过去迦叶（Kayapa）佛时，有婆罗门生一男儿，字迦毗梨，聪明博达，多闻第一。父死之后，其母问儿：“汝今高明，世间颇有更胜汝不？”儿答母言：“沙门殊胜。我有所疑，往问沙门，为我解说，令我开解。彼若问我，我不能答。”母即语言：“汝今何不学习其法？”儿答母言：“若欲习者，当作沙门，我是白衣，何缘得学？”母语儿言：“汝今且可伪作沙门，学达还家。”儿受母教，即作比丘，经少时间，学通三藏，还来归家。母复问儿：“今得胜未？”儿答母言：“由未胜也。”母语儿言：“自今已往，若共谈论，傥不如时，便可骂辱，汝当得胜。”儿受母教，后论不如，即便骂言，汝等沙门，愚呆无识，头如兽头。百兽之头，无不比之。缘是骂故，今受鱼身，一身百头，驼驴牛马猪羊犬等众兽之头，无不备有。’阿难问佛：‘何时当得脱此鱼身？’佛告阿难：‘此贤劫（bhadrakalpa）中，千佛过去犹故不脱此鱼身。’以是因缘，身口意业不可不慎。”

《摩诃僧祗律》云：“佛在跋祗（Vjji）国人间游行，与比丘众俱至一故河边，时诸捕鱼人捉网捕鱼，诸比丘见已，白佛言：‘世尊，是捕鱼人不应作是事而勤作。’世尊因诸比丘问已，即说偈言：‘已得难得身，云何作诸恶。染爱著身故，命终入恶道。’时捕鱼人捉大网，沈石浮瓠顺水而上，边各二百五十人，叫唤挽网向岸。诸比丘见已，白佛言：‘世尊，此人若于佛法中如是精进者，大得法利。’尔时世尊因事说偈言：‘所谓勤精进，非名一切欲。谓能离众恶，以法自活命。’如《迦毗罗（Kapila）本生经》中广说。尔时众鱼堕网中，有一大鱼有百头，头头各异，世尊见之，便唤其字，即应世尊。世尊问言：‘汝母在何处？’答曰：‘某圊厕中作虫。’佛言：‘此大鱼迦叶佛时作三藏比丘，恶口故受杂类头报，母受其利养，故作厕中虫。’佛说此因缘时，五百人即止网出家修道，皆得罗汉，住跋渠（Phalgumati）河边。”

下面十余条并见《法苑珠林》，其中有《王玄策传》、《王玄策行传》、《西国行传》、《西域行传》种种名称之不同，还有几条说是出于玄奘《西域记》。然考所标年月，皆在玄奘表上《西域记》之后。大约不是出于《西域行传》，便是出于《西域志》的。因为同一事实三书并见，而皆有“西域”两字的标题，所以就混淆不分了。此外《西域志》或《西国志》的几条也附带列入，因为这几条很难同王玄策的《行纪》分开。我此次所标的卷数、页数，皆是根据高楠顺次郎等所修的《新修大藏经》本。

（四）卷四，二九六页：“王玄策《西国行传》云：王使显庆四年（659）至婆栗阇（Vjji）国，王为汉人设五女戏，其五女传弄三刀，加至十刀，又作绳伎，腾虚绳上，著履而掷，手弄三仗刀、楯枪等。种种关伎，杂诸幻术，截舌抽肠等，不可具述。”

案与卷七六一条所言幻戏疑为一事。考《后汉书》卷一一六掸国（缅甸）王献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又考《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下，贾耽道里中有大秦婆罗门国（伯希和说，此国就是Manipura），一般考订皆说大秦是地中海东部，可是贾耽道里之大秦婆罗门，明明白白在恒河东边，我的假定以为这两个大秦，怕是达（Dakina）的别译，这些幻人怕皆是从南印度来的。

（五）卷五，三一〇页：“《西国志》云：中印度在赡波（Campa）西南山石洞中，有修罗（Asura）窟，有人因游山修道，遇逢此窟，人遂入中。见有修罗宫殿处，妙精华卉，乍类天宫，园池林果，不可述尽。阿修罗众既见斯人希来到此，语云：‘汝能久住此否？’答云：‘欲还本处。’修罗既见不住，遂施一桃，与食讫。修罗语言：‘汝宜急出，恐汝身大，窟不得容。’言讫走出，身遂增长，形貌粗大，人头才出，身大孔塞，遂不出尽。自尔以来，年向数百，唯有大头如三硕瓮。人见共语，具说此缘，人愍语云：‘我等凿石，令汝身出，其事云何？’答云：‘恩泽。’人奏国王，具述此意。君臣共议：‘此非凡人，力敌千人，若凿令出，傥有不测之意，谁能抗之！’因此依旧，时人号为大头仙人。唐国使人王玄策已三度至彼，以手摩头共语，了了分明。近有山内野火，烧头焦黑，命犹不死。《西国志》六十卷，国家修撰，奉敕令诸学士画图，集在中台，复有四十卷。从麟德三年（666）起首，至乾封元年（666）夏末方讫，余见玄策具述此事。”

观上文“余见玄策具述此事”一语，可见道世所记兼有闻诸玄策之语。

（六）卷八，三三二页：“《王玄策行传》云：吐蕃（Tibet）国西南有一涌泉，平地涌出，激水高五六尺，甚热，煮肉即熟，气上冲天，像似气雾。有一老吐蕃云：‘十年前其水上激，高十余丈，然始傍散，有一人乘马逐鹿直赴泉中，自此已来，不复高涌。’泉中时时见人骸骨涌出，垂布水，须臾即烂，或名为镬汤。此泉西北六七十里，更有一泉，其热略等，时时盛沸，殷若雷声，诸小泉温，往往皆然。今此震旦（Cīnasthāna）诸处，多有温汤，准此亦是镬汤。故《四分律》（Dharmaguptavinaya）下文佛言王舍城（Rajagha）北，有热汤从地狱中来，初出甚热，后流至远处稍冷，为有余水相和，所以冷也。”右此一验出《西国传》。

卷十六，四〇五页有一条，是说泥婆罗水火池，因为并见《诸经要集》，故不赘录。

（七）卷二九，四九七页：玄奘《西域传》云，迦毕试（Kapia）国“古王寺有佛顶骨一片，广二寸余，色黄白，发孔分明。至大唐龙朔元年（661）春初，使人王玄策从西国将来，今现宫内供养。”

案《西域记》卷一云：“伽蓝亦名旧王，有如来顶骨一片，面广寸余，其色黄白，发孔分明。”《法苑珠林》所录《西域记》之语，只能仅限于此，至唐龙朔以下云云，似出玄策《行记》。

（八）卷二九，五〇一页：玄奘《西域传》云：“于大唐显庆年中（656—660），敕使卫长史王玄策因向印度过净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号方丈之室也。”

案此条似出玄策《行记》，或者原题《西域行传》或《西域志》，遂误会以为出于玄奘《西域志》，而《佛祖统纪》乃硬断其事在贞观十七年（643）。

（九）卷二九，五〇二页：玄奘《西域传》：“摩揭陁（Magadha）有佛足迹，贞观二十三年有使图写迹来。”

此处所言之使，应是第二次奉使之王玄策，贞观以下云云，应是亦出玄策《行记》。

（一〇）卷二九，五〇二页：“《王玄策行传》云：西国瑞像无穷，且录摩诃菩提（Mahābodhi）树像云，昔师子国（Simhala Ceylan）王名尸迷佉拔摩（原注：唐云功德云。ri Meghavarman），梵王遣二比丘来诣此寺，大者名摩诃（原注：此云大名。Mahānaman），小者优波（原注：此云授记。Upa-），其二比丘礼菩提（bodhi）树金刚座（Vajrasana）讫，此寺不安置，其二比丘乃还其本国。王问比丘，‘往彼礼拜圣所来灵瑞云何？’比丘报云：‘阎浮（Jambudvīpa）大地无安身处。’王闻此语，遂多与珠宝，使送与此国王三谟陁罗崛多（Samudragupta），因此以来，即是师子国比丘。又金刚座上尊像元造之时，有一外客来告大众云：‘我闻募好工匠造像，我巧能作此像。’大众语云：‘所须何物？’其人云：‘唯须香及水及料灯油艾。’料既足，语寺僧云：‘吾须闭门营造，限至六月，慎莫开门，亦不劳饮食。’其人一入，即不重出，唯少四日，不满六月。大众平章不和，各云：“此塔中狭迮，复是漏身，因何累月不开见出。”疑其所为，遂开塔门，乃不见匠人，其像已成，惟右乳上有少许未竟。后有空神惊诫大众云：‘我是弥勒菩萨。’像身东西坐，身高一丈一尺五寸，肩阔六尺二寸，两膝相去八尺八寸，金刚座高四尺三寸，阔一丈二尺五寸。其塔本阿育王（Aoka）造石钩栏塔。后有婆罗门兄弟二人，兄名王主（Rajasvamin），弟名梵主（Brahmasvamin），兄造其塔，高百肘，帝（冯注：应作弟）造其寺，其像自弥勒造成已来，一切道俗，规模图写，圣变难定，未有写得。王使至彼，请诸僧众，及此诸使人，至诚殷请，累日行道忏悔，兼申来意，方得图画，仿佛周尽。直为此像出其经本，向有十卷，将传此地。其匠宋法智等巧穷圣容，图写圣颜，来到京都，道俗竞模。”

右一条同玄奘《西域记》卷八所说的大同小异，此条中之师子国王，应是《大史》（Mahāvamsa）中之Meghavara，此言云色，殆即因此名之曰乌鸦王。大史说是304—332年间人，汉译迷佉拔摩应误，考摩诃菩提寺有两梵碑，上有Mahānāman一名，疑即此处之摩诃。别有Upasena一名，或是此处名称不全之优波。惟优波斯那此言近军，又与原注授记之意不合。宋法智图写之像，归国后藏在宫内（可参照后引《历代名画记》一条），图写的时间，大概在645年2月（参照后条）第一次奉使之时。因为第二次与其说是奉使，不如说是远征，第三次只在摩诃菩提寺住了四天，皆无此从容图写的时间，而第四次奉使，只有一条孤证，有无其事，还是一个问题。645年既然能在摩诃菩提寺立碑，当然有时图像。匠人宋法智同书碑的魏才，大约就是李义表同王玄策带去二十二人中之二人。宋法智好像还会塑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说：664年玄奘未死以前，“又命塑工宋法智于嘉寿殿竖菩提像骨。”此人应是随同王玄策等到印度的宋法智。

（一一）卷二九，五〇三页：“《王玄策传》云：此汉使奉敕往摩伽陁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至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十一日，于菩提树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门令使魏才书。昔汉魏君临，穷兵用武，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犹尚北勒阗颜，东封不到（一作耐）。大唐牢笼六合，道冠百王，文德所加，溥天同附。是故身毒诸国，道俗归诚，皇帝愍其忠款，遐轸圣虑，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抚其国，遂至摩诃菩提寺所菩提树下金刚之座，贤劫千佛，并于中成道，严饰相好，具若真容，灵塔净地，巧穷天外，此乃旷代所未见，史籍所未详。皇帝远振鸿风，光华道树，爰命使人，届斯瞻仰，此绝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寢默咏歌不传金石者也。乃为铭曰：大唐抚运，膺图寿昌。化行六合，威稜八荒。身毒稽颡，道俗来王。爰发明使，瞻斯道场。金刚之座，千佛代居。尊容相好，弥勒规模。灵塔壮丽，道树扶疏。历劫不朽，神力焉如。”

案后引《酉阳杂俎》一条说：“显庆五年（660）于寺立碑。”如果不是记错年月，则王玄策所立者不止一碑。

(一二) 卷二九，五〇四页：“《王玄策传》云：粤以大唐贞观十七年（643）三月内，爰发明诏，令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送婆罗门客还国。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陁国，因即巡省佛乡，览观遗踪，圣迹神化，在处感征。至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耆阇崛山，流目纵观，傍眺罔极，自佛灭度千有余年，圣迹遗基，俨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记。自惟器识边鄙，忽得躬睹灵迹，一悲一喜，不能裁抑。因铭其山，用传不朽，欲使大唐皇帝，与日月而长明；佛法弘宣，共此山而同固。其辞曰：大唐出震，膺图龙飞。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迈轩羲。高悬玉镜，垂拱无为。（其一）道法自然，儒宗随世。安上作礼，移风乐制。发于中土，不同叶裔。释教降此，运于无际。（其二）神力自在，应化无边。或涌于地，或降于天。百亿日月，三千大千。法云共扇，妙理俱宣。（其三）郁乎此山，奇状增多，上飞香云，下临澄波。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经过。存圣迹于危峰，伫遗趾于岩阿。（其四）参差岭嶂，重叠岩廊。铿锵宝铎，氛氲异香。览华山之神纵，勒贞碑于崇岗；弛大唐之淳化，齐天地之久长。（其五）”

案李义表《登耆阇崛山铭》并见《全唐文》卷一六二。

（一三）卷三五，五五九页：“《西域志》云：娑罗双林树边别有一床，是释迦佛塑像在上，右胁而卧，身长二丈二尺四寸，以金色袈裟覆上，今犹现在，数放神光。又王舍城东北是耆阇崛山，有佛袈裟石。佛在世时，将就池浴，脱衣于此。有鹫鸟衔袈裟升飞，既而堕地，化成此石，纵横叶文，今现分明。其南有佛观田，命弟子难陀制造袈裟处，并数有瑞光现，大唐使人王玄策等前后三回往彼，见者非一。”

（一四）卷三八，五八九页：“《西域志》云：罽宾（Kapia）国广崇佛教，其都城内有寺名汉寺。昔日汉使向彼，因立浮图（stupa），以石构成，高百尺，道俗虔恭，异于殊常。寺中有佛顶骨，亦有佛发，色青螺文，以七宝装之，盛以金匣。王都城西北有王寺，寺内有释迦菩萨幼年龀齿，长一寸。次其西南有王妃寺，寺有金铜浮图，高百尺，其浮图中有舍利骨，每以六斋日，夜放光明，照烛绕承露盘，至其达曙。”

（一五）卷三八，五八七页：“《西域志》云：波斯匿（Prasenajit）王都城东百里大海边有大塔，塔中有小塔，高一丈二尺，装众宝饰之，夜中每有光曜，如大火聚。云佛般泥洹五百岁后，龙树（Nagarjuna）菩萨入大海化龙王，龙王以此宝塔奉献龙树，龙树受已，将施此国，王便起大塔，以覆其上。自昔以来，有人求愿者，皆叩头烧香，奉献华盖。其华盖从地自起，徘徊渐上，当塔直上，乃止空中，经一宿变灭，不知所在。”

（一六）卷三八，五八七页：“《西域志》云：龙树菩萨于波罗奈（Vārānasī）国造塔七百所，自余凡圣，造者无量，直于禅连河上建塔千有余所，五年一设无遮大会。”

（一七）卷三九，五九七页：“《西域志》云：乌苌（Uiyāna）国西南有檀特山，山中有寺，大有众僧，日日有驴运食，无控御者，自来留食还去，莫知所在。”

案《北史》卷九七《乌苌传》所志檀特山事，与此条同，惟《洛阳伽蓝记》卷五、《宋云行纪》作善持山，《西域记》卷二作弹多落迦山。

（一八）卷三九，五九七页：“《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显庆五年（660）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寺主名戒龙（ilanaga），为汉使王玄策等设大会，使人已下各赠华十段，并食器。次申呈使献物龙珠等，具录大真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宝塔一，佛印四。至于十月一日，寺主及余众僧饯送使人，西行五里，与使泣涕而别曰：‘会难别易，物理之然。况龙年老，此寺即诸佛成道处，为奏上于此存情，预修当来大觉之所。’言意勤勤，不能已已。”

（一九）卷五五，七〇三页：“即如大唐太宗文皇帝及今皇帝，命朝散大夫、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后三度，更使余人，及古帝王前后使人，往来非一，皆亲见世尊说经时处伽蓝圣迹，及七佛以来所有征祥，灵感变应，具存《西国志》六十卷内，现传流行，宰贵共知。”

（二〇）卷六四，七七〇页：“从吐蕃国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Kulūta）、悉立等国，云从此驿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宝山。山中土石并是黄金，有人取者，即获殃咎。”原注：“出王玄策《西国行传》。”

此条之屈露多同《西域记》之译名合，就是昔之Kulūta，今之Kulu。至若悉立国名，据伯希和之考订，是西藏语Gser-rabs之对音，此言金氏，应是《西域记》卷四之苏伐剌拏瞿呾逻国，也就是《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之苏跋那具怛罗。此二译名皆是梵文Suvarnagotra之对音，意亦金氏，不过玄奘等用的是梵文名，玄策用的是西藏语名。此悉立国在《新唐书》卷二二一上，附见《天竺传后》，可是《新唐书》同传中又说东女亦曰苏伐剌拏瞿呾罗，为之别立一传。但是此传所言之国，是今日西康省内之一国，不是西藏西边之金氏国，此金氏国必是梵本撰述中之女国（Strīrājya），七拼八凑的《新唐书·西域传》，误将此二国合为一国，所以《东女国传》就文不对题了。

（二一）卷七六，八五九页：“唐贞观二十年（646），西国有五婆罗门来到京师，善能音乐、祝术、杂戏，截舌抽腹，走绳续断。又至显庆（656—661）已来，王玄策等数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国天王为汉使设乐。或有腾空走索，履屐绳行，男女相避，歌戏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仗刀、矟枪等，掷空手接，绳走不落。或有截舌自缚，解伏依旧，不劳人功。如是幻戏，种种难述。”

此条疑与卷四婆栗阇国为汉人设五女戏一事两见。

（二二）卷九一，九六〇页：“又依王玄策《西国行记》云，其王心知继室奸宄，饮气而怒捶，加刑继室所。是时辅佐并流配雪山东北碛卤不毛之地，摩诃菩提寺圣僧名宴沙大阿罗汉，王闻高德，携盲子具白前事，垂哀眼明。僧受王请，普告国众，吾明晨说深法，人持器来，以盛洟泪。是日道俗竞驰远赴，闻说十二因缘时，众悲伤泣血而已，收泪总置金槃。师立誓曰：‘向所说法，其理若当，愿以众泪洗王子目，令得复明；理若不当，盲目如故。’于是将泪洗眼，眼遂平复。时王及子不胜喜庆，时众咸悦，皆称善哉，圣力乃尔。王子即是拘那罗（Kunala）王，于今塔犹存焉。”

此条未经烈维、伯希和检出，所说的就是《西域记》卷三呾叉始罗（Takaila）国下之无忧王（Aoka）太子拘浪拏缘。此缘梵本尚存，也就是《阿育王（Aoka）经》卷四的鸠那罗缘。可是《阿育王经》中无治眼事，考马鸣（Avaghoa）撰《大庄严经论》卷八之汉地王子缘，即指此事，惟其人为汉地王子，而非无忧王太子。也有治眼事，治眼的人在《大庄严经论》同《西域记》中皆作“瞿沙”（Ghosa），《法苑珠林》之“宴沙”疑误。

（二三）卷九二，九六三页：“《王玄策行传》云：摩伽陀国法，若犯罪者，不加拷掠，唯以神称称之。称人之法，以物与人轻重相似者，置称一头，人处一头，两头衡平者，又作一符，亦以别物，等其轻重，即以符击人项上，以所称别物添前物，若人无罪，即称物头重，若人有罪，则物头轻。据此轻重，以善恶科罪，剜眼截腕，断指刖足，视犯轻重，以行其刑。若小罪负债之流等，并锁其两脚，用为罚罪。”

（二四）卷九八，一〇一二页：“《王玄策行传》云：摩伽陀国菩提寺主达磨师，问汉敕使，知此佛法盛行。达磨师云：‘佛法当令盛在四方也。昔有迦羯（Karka，Kkin）王梦大海水中心浊，四边清，请迦叶佛解云，后释迦末代，佛法中天竺无，所以中浊也，总向四方，所以四边清也。’”

（二五）卷一百，一〇二八页：“王玄策《西域行传》云：摩伽陀国菩提寺大德僧赊那去线陀，据经算出云，释迦菩萨年至十九，四月十五日初夜出城，至三十成道，至七十九入般涅槃已来，算至咸亨二年（671），始有一千三百九十五年。”此条著录咸亨二年的年号，可见不是王玄策《行记》成于671年，便是《法苑珠林》成于是年。

新、旧《唐书》志有迦没路国（Kāmarūpa）童子王（Kumāra）请老子像事。观其文气，好像是648年第二次奉使时事。其实不然，因为根据下引道宣在661—664年间所撰的《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中一文，可见此事是第一次奉使时事。《唐书》的迦没路，就是《西域记》卷十的迦摩缕波，《新书》的尸鸠摩同下文的童子王，就是《西域记》的婆塞羯罗伐摩（Bhāskaravarman，此言日胄）拘摩罗（Kumāra，此言童子），此国就在今日印度Assam省中。

（二六）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云：“贞观二十一年（647），西域使李义表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国未有佛教已前，旧有得圣人说经，在俗流布，但此文不来，若得闻者，必当信奉。’彼王言：‘卿还本国，译为梵言，我欲见之，必道越此徒，传通不晚。’登即下敕，令玄奘法师与诸道士对共译出。于时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自余锋颖三十余人，并集五通观，日别参议，详核《道德》。奘乃句句披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

这本译为梵文的《道德经》，是否送到迦没路国，吾人不知，大概总是翻译了的。

彦悰在662年所集的《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四里面，有一篇王玄策等《议沙门不应拜俗状》，此状并见《全唐文》卷二〇四。（其下题误贞观二十二年作“十二年”。）考《旧唐书》卷四，龙朔二年六月乙丑，“初令道士、女冠、僧尼等并尽礼致拜其父母”，则王玄策等上议状在此时之前。（彦悰言其事颇详。）

（二七）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四：“右骁卫长史王玄策、骑曹萧灌等议状一首：‘自佛教之兴，始于天竺，臣经三使，颇有见闻。臣闻输头檀（uddhodana）王是佛之父，摩诃摩耶（Mahāmayā）是佛之母，僧优波离（Upāli）者，本王家仆隶，王亲遍礼，敬同于佛。臣又见彼国僧尼，法不拜诸天神祠，亦不拜君王父母，君王父母皆礼僧尼，及诸道众。臣经难彼僧曰：“之仆隶，始落发披缁，殊无所识，即令君父致敬，大不近人情。”僧对曰：“虽初剃发，形已同佛，复能震动魔宫，虽曰无知，岂不如埿木，埿木一立为主像，纵博通贵胜，得不致敬。”僧不拜俗，亦已明矣。

‘一，臣又亲难彼僧曰：“《维摩经》：‘比丘亦礼维摩诘足。’《法华经》：‘僧行普敬。’此二经文拜俗明矣。何因比丘得不拜尊者？’僧曰：‘佛制律经，乃是僧尼常轨，其《维摩经》比丘荷法，暂行曲里；《法华经》大士一时别行，何得以权时别行，乱兹恒典？’臣深然之。臣闻妻死鼓盆，环尸而歌，此亦一时别行，岂得预于丧服之制？

‘一，臣于天竺经礼天像，彼王乃笑而问曰：“使等并是优婆塞，何因礼天？”臣问所由，答曰：“此优婆塞法不礼天，昔迦腻色迦（Kanika）王受佛五戒，亦礼天像，像皆倒地。后至日天祠，事天者，恐王至礼天像倒，遂将佛像密置天顶。王三礼不倒，王怪令检，于天冠内得一佛像，王甚大喜，叹佛神德，喜其智慧，大封赏邑，至今见在。”又云：“有外道受佛五戒，但供养天祠，而不顶礼，王责不礼之罪。白王曰：‘小子岂敢辞礼，礼恐损天。’王曰：‘天损不关尔事。’彼即礼拜，天像遂碎。五戒优婆塞尚不得礼天，况具戒尼僧而令拜俗？”

‘臣玄策言：臣闻百王布轨，但礼制于寰中；大觉垂教，乃津梁于域外。莫不资真人以易俗，赖高僧而移风，遂得谧四海之波涛，脱三界之尘累。故汉帝不屈于河上，轮王遍礼于沙弥。此则道俗殊涂，岂得内外同贯？教许黄冠之辈，游一道于寰中；缁衣之徒，驾五乘于方外。因循既久，助化益深，草偃风行，其来尚矣。臣闻圣人无常师，以主善者为师；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兆庶曩昔敬信归依，今议令拜君父，实乖主善、百姓之心。况裟袈异华俗之服，髠削非章甫之仪，崇之则福生，卑之则罪积，共知拜君无益于国，拜父不利于亲。臣如寢默不言，岂得为忠为孝。臣望随旧轨，请不改张，同太宗文皇帝故事，依前不拜。谨议。’”

此处骑曹萧灌，应是《旧唐书》卷六三及《新唐书》卷一〇一附见《萧瑀传》之萧瓘，惟误作瓘。《传》云，祖珣，父钧，瓘官至渝州长史，子嵩别有传。考《张燕公集》卷二十五《赠吏部尚书萧公神道碑》，其人讳灌，字玄茂，大父珣，考钧，灌年十八，明经高第，补代王功曹，王升储，改通事舍人，又换内直监，后转渝州长史，殁于永淳元年（682），春秋五十有七，其孤嵩，云云。《神道碑》仅未言其为骑曹，余皆与史合，则其人应生于626年。十八岁明经及第，应在643年，即贞观十七年。案是年太子承乾废，立晋王为皇太子，则升储者为晋王，而非代王。代王为太宗第十二子，名简，殁于贞观五年，同年国除，《神道碑》中之代王，应为晋王之误，转骑曹应是换内直郎以后事，骑曹疑是右骁卫骑曹。又考《金石录》卷二十六及《宝刻丛编》卷六所载《神道碑》文，皆作灌而不作瓘，且其人祖名珣，从祖名璟，名瑀，本人不应名瓘，新、旧《书》瓘字皆误无疑。（检《新书·宰相世系》卷七一上钧子灌，字玄茂，足证吾说不误。）

义净在692年以前所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有三条，关系王玄策的事迹：

(二八) 卷上《玄照传》：“玄照法师者，太州仙掌人也。……以贞观年中，乃于大兴圣寺玄证师处初学梵语，于是杖锡西迈，……到吐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住阇阑陀国（Jalandhara），经于四载，……莫诃菩提（Mahābodhi）复经四夏，……后之那烂陀（Nalanda）寺留住三年，……遂往弶伽（Ganga）河北，受国王苫部供养，住信者等寺复历三年。后因唐使王玄策归乡表奏，言其实德，遂蒙降敕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波罗国，蒙王发遣，送至吐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于是巡涉西蕃，而至东夏，以九月而辞苫部，正月便到洛阳，五月之间，途经万里。于时麟德年中，驾幸东洛，奉谒阙庭，还蒙敕旨，令往羯湿弥啰国（Kamira）取长年婆罗门卢迦溢多。……”

案文成公主是在641年出嫁吐蕃，则玄照发足应在此年以后，计算他在各地停留的时间，已有十四年之久，若将旅行时间加入，至少也须十六七年，则王玄策见彼之时，应在第三次奉使中。上引之文，既说“遂蒙降敕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好像玄策又有第四次之奉使。上文又说麟德年中，驾幸东洛，考《旧唐书》卷四，麟德二年（665）就有幸东都之文。如此看来，又可证实玄策出使之事，不过只有此一条孤证，而且玄照好像是一人归国。又玄照重赴印度后，《传》有“见唐使人引卢迦溢多于路相遇”一语，此使人似非玄策，则前追玄照入京者，恐亦非玄策本人，所以我对于第四次奉使一说，未敢承认其是。

（二九）卷下《僧伽跋摩传》云：“以显庆年内奉敕与使人相随，礼觐西国，到大觉寺（即摩诃菩提）……”

这个在显庆年内到大觉寺的使人，当然就是第三次奉使的王玄策。

（三〇）卷上：“彼岸法师、智岸法师，并是高昌人也，少长京师，传灯在念，既而归心胜理，遂乃观化中天。与使人王玄廓相随，泛舶海中，遇疾俱卒，所将汉本《瑜伽》及余经论，咸在室利佛逝（rīvijaya）国矣。”

此处的王玄廓，当然是王玄策之讹，泛舶海中，好像是王玄策也是从海道归国，然又像同使人相随至印度，后来分途归国，彼岸等走的是海道，如果同王玄策同行，则所将经本不必寄在室利佛逝了。此外卷下有一个智弘律师，“即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侄也”，此人是洛阳人，我们又可知道玄策的原籍地是洛阳了。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大概是847年的撰述，他在卷三里面所记会昌五年（845）折毁寺塔以前东西两京寺观的塑像同画壁，中有说东京洛阳的敬爱寺一条，涉及王玄策者其文如下：

(三一) 《历代名画记》卷三：敬爱寺“佛殿内菩萨树（犹言菩提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665）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原注：“巧儿张寿宋朝塑，王玄策指挥李安贴金。”

这张图样必定是宋法智在摩诃菩提图写，而到京都道俗竞模的那张图样，去年宋法智在嘉寿殿竖菩提像骨之时，大约也曾用过。此处的宋朝，不知同宋法智是否一人，我们知道王玄策的事迹，只能到665年。

下面两条见《酉阳杂俎》。段成式撰此书时大概在9世纪下半叶，其中王玄策的名字，在《津逮秘书》、《学津讨原》诸本中，皆误作王玄荣，大概是误写策作荣。

（三二） 《酉阳杂俎》卷七云：“王玄荣俘中天竺王阿罗那顺以诣阙，兼得术士那罗迩（原注：一有‘娑’字。）婆，言寿二百岁，太宗奇之，馆于金门内，造延年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言婆罗门国有药名畔茶佉水，……后死于长安。”

这个术士，在新、旧《唐书》中皆作《那罗迩娑婆寐》。在《全唐文》卷七〇九李德裕《方士论》中，作那罗延婆娑寐，《文苑英华》卷七九三亦作延，足证他的原名是那罗延娑婆寐，梵文原名应是Nārāyaasvāmin。后引《册府元龟》一文还有他的事迹。畔茶佉的原名或者是phāaka，《新唐书》作畔茶法水。阿罗那顺有人以为是Arjuna的对音，则应改作阿罗顺那，可是诸书皆无此写法。

(三三) 《酉阳杂俎》卷十八云：“菩提树出摩伽陀国在摩诃菩提寺……唐贞观中频遣使往，于寺设供，并施袈娑。至显庆五年（660），于寺立碑以纪圣德。”

案645年立碑之事，已见前引《法苑珠林》之文，据此文，好像660年又立一碑。《新唐书》卷二二一上云：“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国摩诃菩提祠立碑焉。”也说高宗时又立一碑，似可以证实《酉阳杂俎》之说。不过《新唐书》杂凑的《西域列传》，是有些靠不住的，他在“天竺国或曰摩伽陀”一条下，说了尸罗逸多一大篇事情，又在后面别立“摩揭陀一曰摩伽陀”一条，前条说“四天竺皆北面臣之”，后一条说“本中天竺属国”，好像知道尸罗逸多不是摩伽陀王。然而就应该将前一条的摩伽陀改作羯若鞠阇。我想修史的人恐怕还未知道这种判别。高宗立碑事就在后一条中，纵然有两碑，现在也看不见了，现在所能见的，只有五代同宋时的五种碑文。

最后著录王玄策事迹的，就是三部官书，一种是10世纪上半叶的《旧唐书》，一种是1013年的《册府元龟》，一种是1060年的《新唐书》。比较新、旧《唐书》，好像是大同小异，其实两书单见之文不少，《新书》固然是文省事增，可是任意穿插割裂。尤其不对的，抄撮了不少《西域记》的文字（我说的当然仅限于《外国列传》），又不知比较归纳，所以一篇《西域列传》，好像是厨夫烹调八珍，五味齐下，作成一种吃不得的筵席。我们拿以前分析的结果，同后引《新书》之文对照，就可以知道了。

（三四） 《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传》：“贞观十五年（641），尸罗逸多（Haraīlāditya）自称摩伽陀（Magadha）王，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大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Mahācinasthana）使人至吾国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诏书，因遣使朝贡。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逸多率其臣下东面拜受敕书，复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

“贞观十年（636），沙门玄奘至其国，将梵本经论六百余部而归。先是遣右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国王咸遣使朝贡。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乃尽发胡兵以拒玄策。玄策从骑三十人与胡御战，不敌，矢尽，悉被擒，胡并掠诸国贡献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Tibet），发精锐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罗（Nepala）国七千余骑，以从玄策。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二国兵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遁，师仁进擒获之。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于是天竺震惧，俘阿罗那顺以归，二十二年（648）至京师，太宗大悦。命有司告宗庙而谓群臣曰：‘夫人耳目玩于声色，口鼻耽于臭味，此乃败德之源。若婆罗门不劫掠我使人，岂为俘虏耶？昔中山以贪宝取弊，蜀侯以金牛致灭，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是时就其国得方士那罗迩（应作延）娑婆寐（Nārāyaasvāmin），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延历岁月，药成，服竟不效，后放还本国。太宗之葬昭陵也，刻石像阿罗那顺之形，列于玄阙之下。

“五天竺所属之国数十，风俗物产略同。有伽没路（Kāmarūpa）国，其俗开东门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

《旧书》所记648年役一最详，且在卷三《本纪》中并将献俘月日举出，其文曰：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庚子，右卫长史王玄策击帝那伏帝国，大破之，获其王阿罗那顺及王妃子等，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二万余，以诣阙。使方士那罗迩娑婆于金门造延年之药，吐蕃赞普击破中天竺国，遣使献捷。”这一段记事可以注意的，一是五月庚子的月日，二是帝那伏帝的国名。因为在他处国名或作帝那伏（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三），或作那伏帝，皆非全名，证以昭陵石像所刻“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之文（见《金石萃编》卷一一三），可以见其不误。根据伯希和的考订，此帝那伏帝似是Tirabhukti之对音，此地就是今之Tirhut。至若关系方士那罗延娑婆寐之记载，以下文为最详。

（三五） 《册府元龟》卷四六：“显庆二年（657），道王友王玄策奏言：‘臣从西域使回，将长年婆罗门至此，问其合药之法，报臣必成，恩旨今若放还，恐失方术之士。’玄策退，帝谓侍臣曰：‘玄策昨进对言，古人欲招天下贤哲，先市骏骨，固请留此婆罗门。朕观其狼戾狷急，恐竟无益，口云合欲成，欲服时须断食三日，服药令吐，后还断食，服药遣三利，令人极瘦困，然后与药，即换肌肉，始得长生。遍观史籍，定无长生之理。昔者秦皇、汉武慕神仙，求采药物，劳役天下，秦皇五十之余即死，汉武末年，乃至国用糜费，功力不足，赖其早觉昔非，下制责躬，息兵止役，始得安静，年逾七十，仅免灭亡。审念此等，必知无成，若有其实，长生之人，即今何在？’司空李对曰：‘此婆罗门未曾经试来，容或不可谙悉。前已验其无成，所以放去，今复更来，头发自白，衰老渐及，岂得仙之状耶？玄策诡诳，何处即有所解，昨见其重来，群情已甚惊怪，陛下知无所用，令更放去，臣等不胜喜跃。’”

看上文可以知道这个657年的长年婆罗门，便是648年的那罗延娑婆寐，如有所疑，可取《资治通鉴》卷二百之文证之。据载，玄策奏言时在显庆二年（657）七月辛亥，并云王玄策破天竺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以归，后放还，高宗即位，复诣长安，又遣归，玄策时为道王友。后云娑婆寐竟死于长安云云，可见得前后是一人了。据《郝处俊传》（《旧书》卷八四，《新书》卷一一五），唐太宗之死，与此人似不无关系，可是高宗又令胡僧卢伽逸多（Lokaditya）合长年药。

（三六）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罗门，……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中天竺在四天竺之会，都城曰茶镈和罗，城滨迦毗黎河，有别城数百，皆置长，别国数十，置王。……武德（618—626）中，国大乱，王尸罗逸多勒兵战无前，象不弛鞍，士不释甲，因讨四天竺，皆北面臣之。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641），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尉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二十二年（648），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时从骑才数十，战不胜，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来，泥婆罗以七千骑来，玄策部分进战茶镈和罗城，三日破之，斩首三千级，溺水死万人。阿罗那顺委国走，合散兵复阵，师仁禽之，俘斩千计。余众奉王妻息阻乾陀卫江，师仁击之，大溃，获其妃、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降城邑五百八十所。东天竺王尸鸠摩（rī Kumāra）送牛马三万馈军，及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象。玄策执阿罗那顺献阙下，有司告宗庙，帝曰：‘夫人耳目玩声色，口鼻耽臭味，此败德之原也，婆罗门不劫吾使者，宁至俘虏耶？’擢玄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逻迩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有不死术，帝改馆使治丹，命兵部尚书崔敦礼护视。使者驰天下，采怪药异石，又使者走婆罗门诸国。……后术不验，有诏听还，不能去，死长安。”

《新书》将第一次奉使中迦没路国献图请像事夹叙在第二次奉使战役之后，或者因迦没路国王曾送牛马馈军，所以附带言及。可是《新书》又改称曰东天竺王尸鸠摩，此名应是尸利鸠摩罗之省译，也就是《西域记》卷十迦摩缕波国的拘摩罗王，同《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中的东天竺童子王，这是《新书》增加的一事。在王玄策第一次奉使前，先有云骑尉梁怀璥之奉使，事在641年。云骑尉是勋官，疑是江夏王道宗从前的一个部下，是年随着道宗送文成公主到吐蕃，便道去印度尉抚。这个使臣名字也是《新书》增入的一事。还有几个地名，也是《新书》增入的。《旧书》说中天竺都城北临禅连河，据下文所说的树神同婆罗门为夫妇，及阿育王累石为宫阙，两种故事，好像说的就是恒河南岸的华氏城（Paaliputra）。《新书》则谓都城曰茶镈和罗，城滨迦毗黎河，此河名同Kaveri的音，倒也相对，可是地方不对。纪利尼（Gerini）以为是Kauryala（Ghogra）河，地虽相近，可是音不对。烈维说乾陀卫江疑是今之Gandaki河，连同伯希和帝那伏帝即是Tirabhukti的考订，诸说皆难调和。因为Gandaki在Ghogra同泥婆罗的中间，阿罗那顺的余众决不致跑到那里阻江而守。案戒日王（尸罗逸多）在606年即位，徙都于曲女城（就是《西域记》的羯若鞠阇[Kanyākubja]国），当时的印度诸国国王奉他为霸主，只在620年顷对于摩诃刺侘（Mahārāra）国遮娄其（Calukya）朝的国王Pulakein失败过一次。所以《西域记》卷十一说：“今戒日大王东征西伐，远宾迩肃，惟此国人独不臣伏，屡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诸国烈将，躬往讨伐，犹未克胜。”可是此外的印度国家大致臣服，至若他不自称羯若鞠阇国王，而称摩伽陀王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从前印度第一个帝国（Maurya帝国）是从摩伽陀产生，他以此帝国的继承人而自居，不然决不致取当时笈多（Gupta）王朝残存的一个属国摩伽陀国王而自名。至若帝那伏帝（假定是Tirabhukti的话）是摩伽陀北边的一个小国，大概是戒日王死后诸国分立，王玄策经过此国时，贡物被此国国王阿罗那顺剽劫，所以回头到吐蕃同泥婆罗去发兵，此二国以兵助玄策事，新、旧《书》《吐蕃传》同《泥婆罗传》皆已著录。可是还有个章求拔国也发过兵的（见《新书》卷二二一上《摩揭陀传》后），吐蕃西南有悉立国（见前），悉立西南有章求拔国，或曰章揭拔，后徙山西与东天竺接，“玄策之讨中天竺，发兵来赴有功，由是职贡不绝。”

这是我所集的（不如说大半是别人检出的）王玄策事迹，其中还有几个人，如从前奉使的梁怀璥，第一次奉使的李义表，同随员魏才，第二次的副使蒋师仁，皆未详为何许人。我将《新书》的《世系表》检寻一过，尚未看见有这些名字，或者别书里面还有可以搜集的材料，容续考之。

（原载《清华学报》1932年第8卷第1期）

考古随笔

近年讲求考证之学，拟将载籍《四裔列传》试为整理。研寻之中，偶有所得，片纸录之，聊以备忘。积之既久，遂以成帙。其中泰半出于西贤考订，仅事裒辑连缀而已。年来不甚收拾，业已散失大半，仅存数十条。兹命儿子缮录一过，已别见单行撰译者删之，足资考证者存之，校对既毕，爰题数语，以识缘起。

南家

《元典章》诸白话诏令称“南人”为“蛮子”，故13世纪之波斯史家及《Marco Polo行纪》，乃有Manzi或Mangi之对音。检Rasid ed-Din所撰《蒙古史》，“蛮子”又有Nangis或Nankias之号；亚美利亚（Armenia）之史书亦志有蒙哥汗于1258至1259年远征Nangas民族之文；明代汉回字书如《汉回合壁》之类，亦有Nankiya一名，而译其义为“蛮”；近代蒙古语亦谓汉人为Nankiyas或Nankiyad。以上诸名，初审之似为“南朝”之音译，然核其对音，亦得为“南家”也。考“南家”一名，两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一见卷二百零四，一见卷二十二。其卷二十二所引《茅斋自叙》，述宣和七年（1125）粘罕告宋使马扩之语有云：“你说得也煞好，只是你南家说话多梢空。”注云：“谓虚诳为梢空。”又卷二百十四《宇文虚中传》云：“中国谓梢空为脱空。”则“南家”之称，盖始于女真，传于蒙古，而流行于西亚也。满洲语称汉人单数作Nikan，多数作Nikasa，疑亦本于蒙古语之“南家”。

桃花石

西方人中夏最古之称，当首数梵语之支那（Cina）。至若震旦、真丹，乃支那地（Cinasthana）之别译，非异名也。若依Jacobi之说，此称纪元前三百年时已早有之。其考证此名之起源者，有以其原为雪山诸种之号，后乃移称中国，又有以为“秦”之音译。其说纷纭，尚无定谳。较晚之旧称，在元明之际，则有Kitai，Khitai，Cathay诸名，今日波斯、希腊、俄罗斯诸语尚沿用之，考证诸家皆以其为契丹之音译，盖元时谓中国北方之人曰“契丹”，南方之人曰“蛮子”。《辍耕录》之“汉人”、“南人”，乃文言而非白话。契丹之称传之较远，故一变而为中国之号。要此支那、契丹二名，皆为治史地者所熟知。然隋至元初，尚有“桃花石”一名，知之者甚鲜。考《长春真人西游记》，1221年邱处机至今伊宁县境之阿里马（Almalik）城时，记有云：“土人惟以瓶取水载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此桃花石应为西籍中之Tabgac。前人考证此名之起源者，Hirth则以为“唐家”二字之对音，此说毫无根据，盖不特对音之不相符，而于时代亦有未合。检东罗马人Theophylacte Simocatta之书，业已著录Taugast一名，此书为7世纪初年之撰述，而李渊建国惟始于618年也。而且“唐家”二字，载籍之中从未一见。伯希和（Pelliot）又以为“拓跋”之对音，按昔日拓跋读若thak-bat，对音亦不相符。即伯希和亦自认中国古音颚音收声有k，t，p，而无c也。除此二说之外，别无解释之说，则此桃花石一名，尚为今日考据家之疑问云。

珊蛮

东胡语谓“巫觋”曰saman，古突厥语谓之曰qam，今突厥语谓之曰bögü，蒙古语亦谓之曰saman。然常袭用从突厥语转出之bögü，满洲语则沿东胡之称，而名之曰sama或saman。昔人考订东胡语名之起源，而假定其出于梵文之“沙门”。按沙门似为龟兹语samane之对音，而非梵文sramana之省译，但谓此名出于龟兹语，亦无确证。近检《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九十七，所引苗燿《神麓记》，始知saman之称，女真语亦有之。记云：“兀室奸猾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国，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按“兀室”亦作“悟室”，《三史语解》改作“谷神”，即《金史》制女真大字之完颜希尹。考其赐死之年，为1137年，则“珊蛮”之称，在12世纪之初，已早有之矣。

国师

“国师”之号，王莽时已早有之。东汉初年尚见沿用（见《后汉书·彭宠传》），然非宗教师。至宗教师以国师名者，世人多以其始见于《元史·八思巴（Phags-pa）传》，殊不知南北朝时已早有之。考道诚撰《释氏要览》及赞宁撰《大宋僧史略》，北齐时有国师法当；《佛祖统纪》卷四十一，元和五年（810）有国师澄观，又卷四十二，长庆二年（822）敕谥无业大达国师，又卷四十三，开宝五年（972）德韶国师示寂（又卷五十一尚有数例），则北齐、唐宋之时，已有国师之号矣。考《出三藏记集》卷八，建元十八年（382）车师前部王弥第来朝，其国师字鸠摩罗跋提（Kumarabhudhi），则西域亦有国师矣。又卷十一《诃梨跋摩（Harivarman）传序》，诃梨跋摩者，佛泥洹后九百年出，于时天竺有外道论师，闻花氏（Pataliputra）王崇敬三宝，将阻其信情，直至摩竭（Magadha）。王闻不悦，即宣募境内，有能辩屈之者，当奉为国师云云。此外《大藏中经律传谱》著录国师之号者不少，则此类国师之号似发源于印度，传播于西域，而流行于中国者也。

象王

敦煌有元碑二：一建于1349年，一建于1351年。前一碑上勒西宁王速来蛮，暨其子弟养阿沙、速丹沙、阿速歹诸名。读后一碑，知养阿沙已袭西宁王位。沙畹（Chavannes）曾将此二碑译为法文，并考订西宁王速来蛮《元史》卷三十六已见著录，亦即卷一百零七之搠鲁蛮，养阿沙即1353年《本纪》之牙罕沙。嗣后伯希和（Pelliot）检《辍耕录》卷一，知其名亦作撒鲁蛮，证明《元史》“搠”为“撒”之讹。《元史》与《辍耕录》皆谓其子名卯罕，疑误“牙”为“邪”，又误“邪”为“耶”，复误“耶”为“卯”。又检《元史》卷四十二，有宁王牙安沙，脱“西”字。按“沙”为波斯语sah之音译，此言“王”也。牙安、牙罕、养阿，显为一人，牙安之对音，应为突厥语之yanga，牙罕之对音，应为蒙古语之yaghan，此皆言“象”。则养阿沙、牙安沙、牙罕沙之义，皆为象王。碑文中之速丹沙，应为Sultan-sah之对音，此名在中亚已见有之。审其名，度其人，应是回教信徒，则速来蛮、撇鲁蛮，当然为Sulaiman之音译矣。或以其人既属回教信徒，似不至于建碑佛寺，殊不知此事元代常见有之，赛典赤（Sayid-Ajel）曾重建佛寺于大理（见《大理崇理寺碑》），纳速剌丁（Nasr-ud-Din）亦曾重修佛寺于安徽也（见《安徽金石略》卷三）。

突厥

载籍中“突厥”二字，古读应作Türküt。第考古突厥语单数作Turk，多数作Turklar，与汉名古读收声之-t不相合也。伯希和曾疑其本于一种蒙古语系之名称，立说虽奇，然不无根据。考蒙古语名多数常以-t字殿尾，如《元朝秘史》诸名尾之加“惕”，其一例也。又若唐兀之作Tangut，又一例也。蒙古种族初见于中国史书者，固只能上溯至《旧唐书》之蒙兀，《新唐书》之蒙瓦，然其种族及语言之存在，必不始于唐时。又考突厥之称，至6世纪中叶似由柔然传入中国，则突厥古读之对音，疑出于柔然语，当时突厥所用之官号，不尽为突厥所固有，如叶护（jabgu）即汉之翕侯，袭自匈奴，特勒（tägin）亦为哒所冠用，可汗（qaghan）名号柔然先已有之，皆其例已。突厥借用他种语言、名称、制度，犹之后来蒙古借用突厥、回鹘名称、制度。然究竟突厥语与蒙古语之关系程度若何，吾人不知，如能于此方面详加寻究，不特突厥二字之对音问题可以解决，而其影响于史学者必甚重大。

回鹘衙帐

自外蒙《九姓回鹘可汗碑》发现以后，考证诸家皆以唐代回鹘衙帐在今之黑城子（Karabalgasun）地方。嗣后Ramstedt又在额鲁赫特（Orgotu，按本条地名皆用旧译）山下发现746至759年间回鹘英武可汗（Tangrida bolmis il itmis bilga qaghan）一碑，始知回鹘衙帐所在。据Ramstedt在《芬回学会报》（Journal de la Societe Finno-Oagrienne）第三十卷中所撰《外蒙两种楔形回鹘字碑》一文，仙娥河（Selenga）右一支流，蒙人名曰哈绥水（按蒙文作Hanui，《蒙古游牧记》卷八作哈绥，似为哈馁之讹），哈绥水右一支流名瑚努伊（Huni）水。从此二水汇流处东南行，抵一湖，名Sine-usu，湖北即额鲁赫特山，仙娥河与嗢昆（Orkhon）水之分水岭也。碑之发现地，即在是湖之北一公里有半。由此推之，回鹘衙帐必在附近。证以《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中受降城条下，“回鹘衙帐东有平野，西据乌德鞬山，南依嗢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之记载，方望亦合。则《唐书》之乌德鞬山，与诸突厥碑文中之Otukan山，应为今之额鲁赫特山矣。

阿兰聊

《史记》有奄蔡，《后汉书·西域传》曰，“奄蔡国改名阿兰聊”，《魏略·西戎传》曰，“奄蔡国一名阿兰”，后之《周书》、《元史》，皆作阿兰。考Ptolemee之《地志》，有Aorsi，应是奄蔡；又有Alani，应是阿兰，兹二种族有时合称曰Alanorsi，足证东西史家记载相符。惟《后汉书》之“阿兰聊”，对音独异。按《后汉书·西域传》虽云“皆安帝末班勇所记”，然不无采诸他书之文。又考《魏略》，奄蔡之前又有柳国、严国，疑范晔误合“阿兰柳”为一国，而因三写之讹，误作阿兰聊也。

叶调及斯调

《后汉书》卷六《本纪》，又卷一一六《南蛮传》，与《东观汉记》卷三，皆著录永建六年（131）日南徼外叶调国遣使贡献一事。考“叶”字之古音，得如叶护（jabgu）之例，读若jab，又得如叶叶水之例，读若yap。“调”字之古音，从佛经“调达”（Devadatta）之古翻，当读若dev或div，并合考其古读，“叶调”二字似为Yap-div之对音。考古爪哇语，爪哇昔有Yawadwipa之名，此名梵文作Yavadvipa，古希腊Ptolemee《地志》作Labadiou，应为汉之“叶调”，与《法显传》之耶婆提，《唐书》之阇婆，皆属不同时代之同名异译也。《齐民要术》卷十，引《南洲异物志》云：“木有摩厨，生于斯调国。”此斯调国名，《洛阳伽蓝记》卷四、《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并见著录，似为“耶调”之讹，亦“叶调”也。爪哇语及马来语有果名maja，此果学名aegle marmelos；元明之时，爪哇都城名Majapahit，即《元史》之麻喏八歇，《明史》之满者八夷；pahit，此言“苦”，盖取此“苦摩厨”以为城名，以此证之，斯调即为叶调无疑。

南海之婆罗门

婆罗门原为印度阶级之称，即梵文之Brahmana是已。然《旧唐书》卷一九八云：“天竺国即汉之身毒国，或云婆罗门地也。”则以一阶级而名全国矣。检唐人撰述，婆罗门一名在唐时似不仅指印度一地，《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所志自交趾赴印度路程有云：“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个没卢国。”按个没卢即《新唐书·天竺传》之迦没路，《西域记》作迦摩缕波（Kamarupa），今之Assam是已。则《地理志》中之婆罗门，应在今之缅甸。樊绰《蛮书》卷六，谓骠国“东南至大银孔，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又卷十云：骠国“亦与波斯、婆罗门邻接，西去舍利城二十日程”。此处之婆罗门，应亦指缅甸之婆罗门，而波斯亦非西亚之波斯，盖阇婆为今之爪哇，勃泥为今之Borneo，昆仑所指之地甚多，要在南海。舍利城即《西域记》三摩呾吒条之室利差呾罗（梵文作Sriksetra，缅文作Sariputtara），诸地皆在南海也。元开撰《唐大和尚东征传》云：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此婆罗门亦非印度，故《南诏野史》所载入贡大理之三国，径名之曰骠、波斯、昆仑，而不名之曰婆罗门等国也。考其误会之理，盖由音声之相类，缅人自称其国曰Mran-ma，昔葡萄牙人曾误名之曰Berma，Brema，Brema，英人昔亦名之曰Brama，后又转为Burma，足证变Mra-为Bra-者，不止唐人。后来不知何时，Mran-ma之音读变为Myan-ma，故元代又名之曰缅。（此类缅语变化之例甚多，如今之Prome，缅文写作Pran，而读若Pyi，唐时之骠，即其对音。）

南海之波斯

波斯一名，有用作西域商胡之通称者，如《旧唐书》卷一二四《田神功传》中之“商胡波斯”，暨唐以来撰述中之“波斯胡”诸例是已。有用作一地之专名者，其常见者，即史传中之西亚、波斯，《西域记》卷十一之波剌斯（Parsa）。偶一见者，则有《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行纪》中之波斯，此国即《魏书》之波知，今日北印度之Zebak。别又有一波斯，应在南海，前在婆罗门条，既已考订《蛮书》之婆罗门近在缅甸，兹亦不难考订与骠国邻接之波斯今在何地。按缅甸西南频海有地，昔名Pasin，今名Bassein者，似为其对音。惟南海波斯不只一地，考1899年《罗马第十二次东方学者公会纪录》，载有日本会员所提出之12世纪初年日本旧藏钞本之波斯语数目字，经语言学者对勘，曾证其非波斯语，而与马来语相近，则南海之中别又有波斯矣。有人以其为苏门答剌东北之Pase者，又考勃泥、爪哇、彭家（Banka名见《岛夷志略》旧港条）诸地，皆有一地名Passir，《岛夷志略》之波斯离，应即此国，亦得为南海之波斯。总之，史籍中之地名，一名不必专指一地，如条支、大秦、拂菻、大食、昆仑等例皆然也。关于南海波斯者，Laufer所撰之Sino-Iranica，辑有考证南海波斯之异文不少，可以参证。

花福禄

《星槎胜览》卷四卜剌哇（Brawa）条云：“地产花福禄，状如花驴。”《明史》卷三二六不剌哇（Brawa）条，转录其文云：“所产有花福禄，状如驴。”《元史·本纪》卷十，志有马八儿（Maabar）进花驴二，疑亦为花福禄。此物应是非洲所产之斑马（Zebra），然不详其对音出于何种语言。初检Kazimiraki撰《阿剌伯法兰西语字典》，有fara一字，训为野驴，始疑其出于阿剌伯语，盖阿剌伯语无训斑马之专名也。继思麒麟译音出于Somali语之例，复检Hunter撰Somali文法，乃知Somali语名斑马曰faro，复证以Von Leo Reinisch所撰《南阿剌伯探考记》中之Somali字书，亦谓其名faro，至野驴则名gumburi，乃知明代载籍中之非洲语译名，不只麒麟也。

麒麟

《诸蕃志》卷上志有弼琶啰国，此国应是亚丹（Aden）湾速麻里（Somali）沿岸之Barbara，其国产骆驼鹤，此鸟与《后汉书·安息（Partava）传》之“条支大鸟安息雀”，应是一物，即今之驼鸟也。其国又有兽名徂蜡，状如骆驼，而大如牛，色黄，前脚高五尺，后低三尺，头高向上，则不问而知为阿剌伯语所称之zurafa，英语之giraffe矣。《星槎胜览》卷四天方（Mekka）条之“祖剌法”，当然为其同名异译。《瀛涯胜览》阿丹（Aden）条云：“麒麟前足高九尺，后足六尺余，项长头昂，至一丈六尺，傍生二短肉角，牛尾鹿身。”其为同一物无疑。又《西洋朝贡典录》阿丹国条，《明史》卷三二六阿丹国条，亦名此兽曰“麒麟”。初不知此名之所本，后检前条所引诸字书，始知其为速麻里（Somali）语之译音。按速麻里东部语名此物曰giri，北部语曰geri，至在阿丹不用阿剌伯语名称者，始因其国速麻里之侨民甚众，而此物亦自速麻里输入，马观等以其音与麒麟相近，故沿用之，此其所以用鼻音收声也。此例在元明时代常见有之，如河西之译音变为合申，即其例已。（又按：波斯语名此物曰zurnapa。）

阿万瞿利容经

基督教《新约》书中之《四福音》，拉丁语原名Evangelium。今日通行汉译本，不知始于何时？要不能在明末以前。唐代景教（Nestorianisme）输入之时，似亦有其译本。伯希和在敦煌所得《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后附景净（Adam）所译诸经，有名《阿思瞿利容经》者，应是“福音”二名之音译。“思”字应是“万”字之讹。北京图书馆藏摩尼教残经，内有《宁万经》云，“若电那勿具善法者”一语。顾《三威蒙度赞》后附诸经目录，只有《宁思经》，而无《宁万经》，具见“思”亦有时误作“万”。德人在吐鲁番所得诸本，即有Evangeliyon一名，可以证明其为阿万瞿利容之对音。“电那勿”即钵罗婆语（Pahlavi）之denavar，吐鲁番抄本中亦有denvar一名，盖指摩尼教徒。《西域记》卷十一波剌斯条有“提那跋外道”，即其别译也。

元秘史蒙文标题

按《元朝秘史》旧钞本卷首下有字二行，一行“忙豁仑纽察”五字，二行“脱察安”三字，顾广圻、李文田皆以为撰人名，误也。实为《蒙古秘史》蒙文标题之音译，其对音应是Monggolun inguca tobciyan。按第三字现在蒙古文写法应作tobciya，此言“纲”，别有一字为tobci，此言纽，书名所用之字，应是旧有写法。检《元史》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一百三十七、卷一百八十一，已有“脱卜赤颜”、“脱不赤颜”、“脱必赤颜”诸对音，此字不惟旧蒙古文有之，且为回鹘文所借用。明人撰《汉回合壁》一书之中，即有此字，汉译曰“史”，可以证矣。

华夷译语

旧有一种华夷字书，其内容有为两种语言对译本者，如唐时之《梵语杂名》，西夏时之《番汉合释掌中珠》，明时之《汉回合壁》之类是已。有为数种语言对译本者，多以“华夷译语”名。据余所知，现存抄本有四。

一为《十三国译语》，原杨守敬藏，今为安南河内远东法国学校所得。

一为《十国译语》，见《汇刻书目》，今伦敦大学藏有《十国译语》一部，不知是否此本。

一为日本东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岷峨山人撰本，《元朝秘史》卷一李文田注曾引之。

一为火源洁撰《华夷译语》，见《读书敏求记》，仅为汉蒙两种语本。

以上皆为抄本，伦敦博物院藏有刻本译语六种，计缅甸语九十四叶，波斯语一百〇九叶，回鹘语一百〇九叶，西藏语一百〇四叶，百夷语一百〇三页，八百语一百〇七页。此类字书大约为昔日译人所撰。考汉以来传译机关，有“典客署”，金元有“会同馆”，明有“四夷馆”，清有“会同四译馆”。记述此类机关之书，据余所知，有1580年王宗载《四夷馆考》，1695年江蘩撰《四译馆考》。《四夷馆考》今惟知有三部：一为巴黎亚洲学会藏本；一为Morrison书库藏本，今归日本所得；一为伯希和所得一本。《四译馆考》今只知俄旧京亚洲博物院藏有一本，此书见《四库总目》卷八十三政书类存目。书凡十卷，前八卷记外藩八馆，一曰回回馆，吐鲁番、阿剌伯、撒马尔罕、占城、日本、柬浦寨、爪哇、满剌加属之，本馆用语为波斯语。二曰西番馆，西藏属之。三曰暹罗馆，暹罗属之。四曰高昌馆，哈密、安定、阿端、曲先、罕东、鲁陈、亦力把力、黑娄属之，本馆用语为回鹘语。五曰百译馆，孟养、孟定、南甸、干崖、陇川、威远、弯甸、镇东、大侯芒市、者乐甸属之。按“百译”乃“百夷”之译，而“百夷”又为“夷”之讹。六曰缅甸馆，缅甸属之。七曰西天馆，孟加剌属之。八曰八百馆，八百（Xieng-mai，景迈）、老挝、车里、孟艮属之。书后系以杂字诗二卷，皆蘩所自作，而以诸国字译之。王宗载之书未获见之，惟据《澹生堂藏书目》，知其有蒙古、女真，而无西番、暹罗耳。各馆皆有其官本译语，现在各国图书馆及私人所藏者不少，而国内图书馆尚无此类藏本，不可解也。

黑水城书目

俄国柯至罗夫（Kozlof）考古团，于1908年在居延海南之哈喇和屯（Khara-khoto）所得汉文、西夏文材料至夥。前此研究西夏文者，仅有若干碑文、货币，而无一抄本、雕本。据《元史》卷十八，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巳（1294年11月29日），罢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经版，则当时西夏亦已雕印《释藏》。顾自此次发见以前，无本可证其事，发现以后，乃知12、13、14世纪之间，西夏文译经不少。所得诸本中，有一《番汉合释掌中珠》残卷，西夏文乃得据以研寻，此其对于西夏文之贡献也。此外尚有汉文抄本、刻本不少，诸刻本有来自中国者，有刻于本地者，据伊凤阁（Ivanov）之考订，今之哈喇和屯，即西夏之黑水城，诸本最晚之年，为1351，最早之年为1189。但据伯希和之考订，最早之年应上溯至1016。全部目录今尚未见，兹据伯希和所录书目志之。

《四分律行事集要显用记》 写本，中日诸藏皆未著录，下署“兰山通圆国师沙门智冥集”，“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详定”，则为西夏仁宗（1140—1193）时刻本矣。

《金刚般若经钞》第五卷 刻本，每叶二十八行，行二十一字。栏外著雕人姓名，并著有为白水、蒲城二县人者。末有“时大中祥符九年四月八日雕毕”一行，则为1016年5月16日雕本矣。后题“朝散大夫行尚书驾部员外郎知丹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借紫梁凤施卷一”。

《庄子郭象传》残卷 刻本，叶十三行，行二十六字。

《吕观文进庄子外篇义》 刻本，叶十行，行十八字。按《宋史·艺文志》，著录吕惠卿撰《庄子义》十卷，《直斋书录解题》亦著有吕惠卿撰《庄子内篇义》，则此本为吕惠卿撰无疑。惠卿曾任观文殿学士，故题为吕观文也。

孙思邈《千金方》第十三及第十四卷 每叶十三行，似为十三四世纪间刻本。

《刘知远传》残本 仅存卷末第六、七、八三篇，伯希和谓为剧本。

《佛说报父母恩重经》 似为14世纪刊本。

《高王观世音经》 卷首云“昔高欢国王佐相州为郡有一孙”云云，似为西夏刊本。

《佛说转女身经》 有二本，一本后题“天庆乙卯二年九月二十日皇太后罗氏发愿谨施”，则为1195年10月24日刊本。

《大方广佛普贤行愿经》 别有一本，名《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后题“大夏乾祐二十年岁次己酉三月十五日正宫皇后罗氏谨施”，则为1189年4月2日刊本。

《妙法莲花经》 1189年刊本。

《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 观此可知《道藏》亦已流行西夏。

《佛说无常经》 刻本，按此经一名《三启经》，义净译本也。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刻本，后题“大夏乾祐二十年岁次己酉三月十五日正宫皇后谨施”。

韵书残本。

以上诸本之外，据伯希和云，尚有《周易老子》未见。

苏利

《周书》卷五十《异域传》云：“波斯国治苏利城，古条支国也。”《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波斯国都达曷水之西，苏蔺城，即条支之故地也。”《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云：“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波剌斯条云：“国大都城号苏剌萨傥那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波斯传》，惟言治二城，未举其名。但在卷后志有苏利悉单。上引五名，显指一地。《西域记》名出于梵文Surasthana，考诺耳德克（Nöldeke）《波斯史及阿剌伯史》，昔日Seleucia与Ktesiphon二地合名Suristan，应为苏利宿利、苏蔺之对音。《新唐书》之悉单，此言地也。

窣利

《西域记》卷一有地名窣利，《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作速利，《大智度论四无畏义》第二十五作修利，梵语杂名作苏哩。以上四名，皆指别一地，非前条之苏利。《西域记》曰：“自素水城至羯霜那窣，地名窣利，人亦谓焉。”则自Tokmak至Shahr-i-sabz皆为窣利矣。考其原名，中世波斯语作Sulik，梵语作Sulika，叙利亚语作Sogd，由是欧洲语乃有Sogdiana，以名汉之康居、唐之昭武九姓之地。

（原载《史学年报》1933年第1卷第5期）

评田中译《多桑蒙古史》

多桑（C.D. Ohsson）撰，田中萃一郎译。昭和八年（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三田史学会出版，丸善株式会社发行，定价六元。

多桑书自从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刊行以后，治蒙古史的人莫不知之。原书初在1824年出版，后在1834年、1852年重刊，迄今一百多年，尚未见有一部汉译本。从前改修《元史》诸人，好像仅有洪钧、屠寄二人引用过。可是根据译人的片段译文，未能通检全书，本人既不能直接利用原书，而译人又非专门学者，可以说多桑书同中国学者实在没有发生关系。至若其他改修《元史》诸人，所本的多是Howorth，同以后转贩至再至三的撰述，并不是多桑原书。

多桑书共七编，前三编始成吉思汗先世，迄元之亡，后四编述波斯汗国史事，附带言及察合台、钦察两汗国之沿革。田中所译者，仅多桑书之前三编。多桑（实应译作朵松）好像是瑞典人，通突厥、波斯、阿剌壁及欧洲诸国语言，其书所采材料，要可别为三大部分：一部分是回教史家的撰述，其中以采录剌失德丁（Rasid-ad-Din）、术外尼（Juwainl）、瓦撒夫（Wassaf）等书为最多；一部分是中国载籍，可是仅限于宋君荣（Gaubll）、冯秉正（MalHa）、夏真特（Hyacinthe）诸人所译《续通鉴纲目》、《元史类编》、《元史》（仅前四《本纪》同几编列传）等书之文；一部分是当时欧洲人的行记同撰述。此三部分以第一部分为最有价值，因为回教史家的撰述，迄今尚无全部译文，除通晓波斯语、阿剌壁语之东方语言学者外，不能直接参考。多桑书出版百余年尚不废者，其故在此。其最薄弱的一部分，就是中国载籍的译文，所译的多是副料。当时还不知有《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大金国志》，同元人文集中的许多碑志、行状、家传。尤可惜的，宋君荣等诸神甫所根据翻译的本子，皆是根据《元史语解》妄改的本子，这种译文不但使多桑迷离不明，而且使间接参考多桑书的人发生许多误会（尤以《蒙兀儿史记》为最多）。不幸田中所参考的汉籍，也多是些乾隆时妄改的本子，未曾将他改正。

多桑书的优点，固在采录回教史家之文最富，可是其中亦有弱点。多桑在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二段附注中（原书第一册二十五页）曾说过，所本的回教撰述，文字不著韵母，而声母音点有时脱落，常易相混，这条附注很有关系。不幸田中译文将他删了（译文十五页）。声韵既不明确，所以有时误用。比方列坚一名，至少有三种写法，斡赤斤一名，至少有五种写法，主儿勤误作Bourkine，那牙勤误作Boucakines，如斯等类的错误，不计其数。此外根据《御批续通鉴纲目》、殿本《元史》，用罗马字写出的人名、地名、部族名，竟弄得一踏糊涂。如此看来，读多桑书，译多桑书，皆要审慎。

世人常咎《元史》译名不一贯，《元史》仓卒成书，固未暇画一，可是不无译例可寻。因为古人的译法很谨严，不似今人随便以本乡方言译写外国语言的声韵。要是了解元代译例的人，对于《元史》不一贯的译名，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困难。现在姑举几个例子来说。

《元史·完泽传》的土别燕，应是《元秘史》卷七的秃别延，可是《元秘史》卷五又作秃别干，这是甚么缘故呢？我们要知道，元代的蒙古人，除在最短期间用过八思巴字母外，始终用的是畏吾儿字母。顾畏吾儿字无g声母，译写既然脱落，读法自未免两歧，执此例以推之，所以Bulgar《元史》写作不里阿耳，《元秘史》写作孛剌儿，而唐古（Tangut）变作唐兀矣。

蒙古语同西域语常将b变作m，所以乞卜察黑（Qibĕaq）变作钦察（Qimaq），又若Tabga变作Tamgao（就是《西游记》中的桃花石）。

蒙古语中采用的突厥语，常将y变作j；突厥语驿站曰yam，蒙古语变作jam。自元迄今，驿站同车站中的站字，实在可以说原是译音。札剌亦儿在《元史·本纪》中一作押剌伊而者，应亦属此例。

汉语古译，常将l读作n，在元代几成通例，若Altan之作按摊，Sultan之作算端，Jalal ad-Din之作札兰丁，其例举不胜举。

蒙古语中之n，可以随意增删，若Ali亦作按陈（Alin），河西亦作合申（Qasin），月合乃之对称是Yuhanan（此人在诸本《元史》中皆误作月乃合，《新元史》亦未根据神道碑改正），兀速（usu）有时亦作乌孙（usun）。

蒙古语对于开始发音之R-，常叠用其后接之韵母，如Ros之作斡罗思（Oros），又如Rininpal之作懿璘质班，皆其例也。《元史》中之也烈赞之对Riazan，也是同样译法。所以有一部剌失德丁书钞本，写此名作Ärazan，《蒙兀儿史记》不知此例，妄改为烈也赞，误也。

蒙古语对于开始发音之A-，有时省略，若Abu Said之作不赛因，Abu Bakr之作不别，此类省称，不仅见之于史录，并见之于波斯、蒙古汗致密昔儿（Misr）算端之国书。

如此看来，元人译名虽似歧互，皆有译例可寻。翻译多桑书，自宜首先采用《元秘史》、《亲征录》、《元史》三书之旧有译名，而为之画一可也。乃历来翻译西书的人，皆喜自作聪明，妄加窜改，尤以《元史译文证补》的译名，在今日学界种毒为最深。譬如Nogai，不知道是元人常译作的那海而作诺垓，还有可说，Cadjioun或Catchoun，明明知道是元代载籍中的合赤温或哈赤温，竟妄改作哈准，这同《元史语解》妄改名称的先例，有甚么分别。多桑书首先著录王罕子之名称作Ilco Singoun（见田中译文三三页），核以剌失德丁原书及《元秘史》，应作IIqa Sangum，则多桑写法已误，乃在后面根据殿本《元史》的译文，又作Schilgak-san-hona（见田中译文二三五页），大约是《元史》所根据的原名，是亦腊喝翔昆，误刊作赤臈喝翔昆，（这类误刊虽洪武本《元史》亦不免），又经殿本改作实勒噶克昆，竟使多桑不识其为何人，妄改名称之弊如此。

田中译名，尤其复杂，或径用“假名”译写，或直录原名，不附汉译，或用汉译名，而其汉译名来源很杂，有取诸元代史录者，有本于殿本《元史》改订名称者，有本于《元史译文证补》者，有别译新名者。其中有些名称，似不难在元代载籍中求其对称，如译文二六七页五行之Carlouks，可作哈剌鲁，二七一页十二行之Bayaoutes，可作伯岳吾，二七三页二行之Baudans，可作不答安，五行之Kingcoutes，可作晃豁坛。其别译新名亦多虚构，若二七七页十二行之Djadjérates，应是札只剌，乃作朱里耶特，二七二页五行之Sidjoutes，应是失主兀惕，乃误作珊竹特，则与同页二行之Saldjoutes（撒勒只兀惕）不分矣。四六六页二行之Hadjib，核以元人译例可作哈只卜，乃译作哈求魄。此类错误译本中甚多，此不过随手拈出数条而已。

我以为翻译多桑书最重要的是译名。译名不正，不如仍录原名之为得。姑举一例以明之：蒙古人传说其祖先避难之地，名称Erguéné-Coun，用新式译写方法，可作Ärgánâ-qun，《元史译文证补》译作阿儿格乃衮，田中译文（十四页）亦采用之，其实应读作额儿格捏昆，案西域书中阿剌壁字不著韵母，此译写容或有误，似可改作Ärganâ-qun或额儿古捏昆，由是可于蒙古古代传说中获见一点真相，可以推想蒙古人原来居地似在黑龙江上流之支流额儿古纳（Arguna）河畔，所以世同其地之弘吉剌、亦乞剌思等部通婚姻，此额儿古纳即是《元秘史》中之额洏古涅河，《元史·孛秃传》之也儿古纳河，“昆”犹言岩，则古代蒙古人之策源地，在今额儿古纳河畔之一山岩中矣。由此一点考证，可见译名之重要，切不可自作聪明，亦不可过信多桑的写法。

译名之乱，使人不能同中国载籍的旧译名共比附，这是田中译文的一个大缺点。此外尚有若干可议的地方，多桑所采中国载籍之文，原书其在，似应就其所采部分，直接根据汉籍翻译，不宜从法文转译。盖书经三写，乌焉成马，译文何独不然。况宋君荣等之译文不少错误，如指也可那颜、耶律朱哥为二人，田中译文四一七页十行亦仍其误，且从《御批续通鉴纲目》作也可诺延耶律珠格尔，是并《元史·耶律秃花传》亦未一检矣。

此外还有误解法文之处。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出奔可疾云时，召罗耳王问计，多桑原文说罗耳王入觐时，对算端帐幕七拜，法文pavillon一字训作帐幕，亦可训作旗帜，乃田中译文（一五四页）则作“近大纛七度虚脱仆地”。这段误译，并且经屠寄录入《蒙兀儿史记》（第七册二十页），并且加了一点臆断的解释。其文曰：“将近大纛，七度颠仆，盖时人恶之，甚其词也。”屠寄为田中所误的地方，不只此一点。可见译文不忠实，可以发生一种意外的影响。

田中译文第一编刊行已有二十余年，此次新版乃由三田史学会在其遗稿中，得其所译多桑书第二、第三两编合并刊行，并经吉田小五郎作一索引附刊于后。多桑书诚有作一索引之必要，惜吉田索引仅限于人名，而于重要不弱于人名之地名、部族名，皆屏弃不录。姑就人名言，亦多疏误。原译文之误刊概未改正，如爱牙赤仍误作Abadji，Schiré仍误作Sehire之类，为数甚多。其原译文不误而索引误者，为数更多。汉字之误，无页无之。凡蛮字几尽误栾，他可类推。多桑书一名而译写歧互之处，多不比附，尚须详加校勘，否则无大功用。

我的批评，并不是指摘前贤而见己能，因为评书同作行状是完全相反的，要在指摘其误，读者切勿因此误会田中译文不好。除去上述的几种缺点以外，大致尚佳，并有许多地方具有卓识。譬如译Bout-Tangri作帖卜腾格理（译文五九页），改多桑虚构的On-Oussoun地名作捏坤乌孙（四八页）等例，非寻常翻译匠之所能。比较田中所译的多桑书，同那珂通世所译的《元朝秘史》，好像田中的成绩，不及那珂远甚。其实不然，那珂的《成吉思汗实录》，仅以《元秘史》为蓝本。《元秘史》除有小小差异外，译字皆是有标准的。那珂不过鸠辑中国载籍，同几部西书之文，以供比附而已。至若多桑书译写之名称复杂，虽有标准译字，亦无所用之，而其取材之多，尤使译人目迷五色，则田中译业之难，何啻倍蓰。加以多桑书中错误散见，欲改之则与原文异，不改则与事实违，无论何人译是书，终不免吃力不讨好，则吾人虽指摘田中译文之失，终不能不谅其用力之勤云。

二十三年二月五日

（原载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4期，1934年2月17日）

元代的几个南家台

一

我从前所纂的一部《西域地名》很简陋，常想增补改订，所以近年来裒辑材料不少，尤以关于元代的地名、部族名为最多，最后想别撰一篇《元代西域地名》。我所检寻的中国载籍，大致以《元秘史》、《圣武亲征录》、《元史》以及元人所撰的碑志、行状、家传、行记为主。偶亦旁采及于时代较先之载籍，如《黑鞑事略》、《蒙鞑备录》之类。目的既在“溯源”，所以《元史》以后改修的那些《续编》、《类编》、《新编》，一直到最近的《新元史》，一概屏除；惟便于检寻起见，偶然一检《蒙兀儿史记》而已。此书在西域史地一方面能有助于我的固然很少，可是裒辑的中国载籍史料，且有在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之外者，所以不能将此书同别的新编《元史》相提并论。

元代的蒙古色目，常以部族名为人名，因为同名异译的关系，所以我曾将此类人名检出不少。这篇研究，就是关于此中一个人名研求的结果。今夏草成此稿之时，未检他书，以为《蒙兀儿史记》中的《囊加台传》，是屠氏所补的。后始知《元史类编》卷四十一、《元史新编》卷四十一、《元书》卷七十三、《新元史》卷一百六十四，皆有《囊家台传》。我先前曾以为囊加台是纽璘孙之考证，是出于屠氏，因为《蒙兀儿史记》初刻本疑此人是元代的宗王，增补本改作纽璘之孙。后来检寻《三史同名录》囊加台条，及《元史·氏族表》，始知最先考出的是钱大昕。而《元史本证证遗》卷十二也有关于囊加台的史文之裒辑。我先前若是知有这种成绩，这篇研究可以不作。不过前人的考订未加说明，我所用的方法或者与前人有别，而且有若干附带说明的问题，或者可供研究《元史》者之一助，故将原稿略为修改，就正于世之博达。

囊加台这个名字，当然是个译名，蒙古人名常用一个接尾词，大致男名用-tai，汉译作台、作歹、作带、作；女名用-cin，汉译作真，比方乃蛮台（Naimatai）、乃马真（Naimacin）之类是已。虽然不是通例，女人名后也有用台的，比方伯牙台（Bayatai）之类，可是变例，不是正例。这个名尾大致可以训为汉语白话之“的”，比方不花台（Buqatai），此言“牛的”，哈喇台（Qaratai），此言“黑的”，乃蛮台，此言“乃蛮部的”，撒儿塔台（Sartaqtai），此言“回回的”是已。

这个囊加台的“囊加”二字，究竟作何义？（现在的“呢”字，唐人写作，见《庞居士语录》。）考蒙古时代的人名取义固多，可是有几类名称时常用作人名。一类是动物，比方阿儿思兰（Arslan），此言狮；巴儿思（Bars），此言虎；脱里（Togril），此言鹰；不花（Buqa），此言牛是已。一类是金属名，比方帖木儿（Tämur），此言铁；孛罗（Bolcd），此言钢是已。一类是部族的名称，比方札剌儿歹（Jalairtai），犹言“札剌儿部的”，委兀儿台（Uigurtai），犹言“畏吾儿的”是已。这个“囊加”二字，我想是应归入这最后一类。

外国人称呼汉人的名称，最古曰支那（Cina），随后曰Tabgaĕ，《长春真人西游记》译其音作桃花石，伯希和（Pelliot）疑是拓跋的对音（唐家一说是不对的），最后则曰契丹（Khitai），凡三变，这是世人所知道的事实。元代的蒙古人称南人曰蛮子，这也是屡见《元典章》著录的。现在的蒙古人有时称汉人曰Nankiyas，《华夷译语》中有此字，其对称作“蛮”，可见明代时也有这类称呼。再溯而上，宋金时代，女真人称呼汉人也是一样。《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引马扩《茅斋自叙》，记粘罕语有云：“你说得也煞好，只是你南家说话多梢空。”又同书卷二〇二引汪若海札子，北方汉人亦名宋人曰南家（参阅《亚洲报》1913年刊上册四六〇至四六六页伯希和撰文）。如此看来，南方的汉人还有这个南家的别号，囊加台的原名就是南家台（Nankiyatai）的讹译了。

元代人的译名常不一贯，这可也难怪他，因为往往有好多人名字相同，蒙古人无所谓姓，要判别他们，只好变通译字。蒙古人名“牛”的居多，有的人加些颜色在上面，比方黑牛（Qarabuqa，哈剌不花），青牛（Kököbuqa，阔阔不花），黄牛（Sirabuqa，昔剌不花），金牛（Altanbuqa，按摊不花）之类。还有点分别，若是仅称曰牛，就不能一概写作不花了，所以元人译上一字作不、作普、作溥、作补、作卜，下一字作花、作华、作化。用这类的变译去分别他们，这个囊加台的原名译法也是一样，上一字作囊、作南、作曩，中一字作家、作加，下一字作台、作歹、作带、作。就算他们知道对称是南家台，也不能不加以变通。我想元代的译人必未想到此南家台与蛮子台（Manzitai）之原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名称。

我们切莫误会用部族名称的人就是本部族的人，《元史》（卷一三八）之马札儿台（Majartai）是顺帝时当权的伯颜（Bayan）之弟，脱脱（Toqtasa）之父。他们是蔑儿吉氏，质言之，蔑儿乞（Märkit）部落的人，而不是马札儿人或匈牙利人。《元史》（卷一一九）之塔塔儿台（Tatartai）是木华黎（Muqali）的后裔，可见是札剌儿（Jalair）部人，而不是塔塔儿部人。这类例子甚多，举不胜举，若是误会以部族为名的人皆是本部族的人，则凡是不花皆成牛，凡是那海（Noqai）皆为狗矣。（可是也有极少数的变例，如《元史》卷一百三十三《塔出传》，说塔出蒙古札剌儿氏，父札剌台，就是一个变例。）

二

囊加台一名的对音既已考出，现在再寻究此人是何许人。说到此处，似乎不免作点节外生枝的说明了。当时蒙古帝国大汗继承的方法，是用大会推举的方法，由诸宗王、诸可敦、诸大将集合为忽邻勒台（Quriltai），推举后任的大汗，在忽必烈以前，皆是用这种方法。迨至蒙哥汗死后，忽必烈自立为帝，先同他的兄弟阿里不哥争了四年，后同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一直争到死时还未罢休，此端一开，后来的人就有了榜样了。所以图帖睦尔汗（文宗）后来又同阿速吉八（天顺帝）争位，阿速吉八失败，忠于他的几个臣子皆不得善终。其中有几个有名的人，因为成王败寇的关系，《元史》皆不为他们立传。所以后来改修的《元史》鸠集史文，补了倒剌沙（Daulat-sān）、囊加台、秃坚（Tugän）三传。

我说明囊加台以前，请略言倒剌沙，倒剌沙回回人，是在1328年被杀的。《元史》所散见的事迹，最早似不得过1302年以前，因为泰定帝纪（《元史》卷二十九）说大德六年也孙帖木儿（泰定帝）嗣为晋王，王府内史倒剌沙得幸云云也。我检西书，好像有一个倒剌沙随使波斯的事情，此事未经中国载籍著录。《多桑（d'Ohsson）蒙古史》（第二册五三四页注）引瓦撒夫（Wassaf）书说：“爱育黎拔力八达汗（仁宗）命爱牙赤（Ayadji）丞相同倒剌沙（Devlet-schan）使波斯，在回历七一一年斋月（1312年2月）至算端完者都（Oljaitou）所，时算端驻冬于报达（Bagdad），使者以中国蒙古可汗之赠品同诏敕付算端，完者都厚待使者，赐以锦衣宝石带。使者回中国时，各用驿马六百匹，完者都遣使随行，往领数年岁赐。”此处的算端完者都，就是《元史》的合儿班答，其中的西名皆是多桑的译写方法，所以倒剌沙名称前后不同。爱牙赤名不见《元史·宰相表》，大约是行省的丞相，虽与忽必烈的儿子同名，我想必不是此人。此次奉使的倒剌沙，有八九成是1328年被杀的倒剌沙，因为奉使的蒙古人，常带个西域人作翻译，1285年时孛罗丞相奉使波斯，他带的怯里马赤（Kälämäci）是爱薛（见《雪楼集》卷五《拂林忠献王神道碑》），可以为证。此文可补《元史》之缺，不过是不敢确定此二倒剌沙必为一人，因为倒剌沙是回回人常用的名称（参照《辍耕录》嘲回回条）。

这个在位一月不知所终的天顺帝，明监本《元史》的名称作阿速吉八，此名好像迄今尚未有人指出其误。《元史》中错误的名称甚多，比方《元史》卷一百三十四的月乃合，下二字颠倒，一直到现在的《新元史》，还未根据马祖常《石田集》的《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将他改正，我因此对于《元史》的名称时常怀疑。此阿速吉八上，二字与《元史》所译As部落的名称相同，可是后二字始终不详其对音，检《元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此名作阿剌吉八。我要是持先入为主的成见，必定以为《元史纪本事末》的译名有误，幸而我持着怀疑的态度。有一天偶检《多桑蒙古史》，看见此名在本文中（第二册五四四页）作Radchapika，在《世系表》中（同册六四二页）作Radjapika，多桑的译名本来是不一致的，可以不去管他。可是他对于此名在本文译名之下附注说：“汉文译名作阿速吉八，此是《蒙古源流》的译名，Schmidt说此名是一梵名。”检汉译《蒙古源流》本卷四，泰定帝下似有脱文，我想德文译本必是直译蒙文本的。如此看来，此名应作Rajapika了。比较起来，《元史纪事本末》的译名较为可靠，因为元代的蒙古人常用梵名，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如诸王中之阿难答（Ananda）、阿木哥（Amegha）是已。元人译外国语凡是有R-开始发声的，常用此发声后之韵母加在R-之前，比方Ros-作斡罗思（Oros，这就是元译的俄罗斯而常用作人名者），海山汗（武宗）之子，《元史》所谓宁宗者，名称Rincinpal（西藏语名），汉译有“懿璘质班”、“亦辇真班”等名。图帖睦尔汗长子阿剌忒纳荅剌（Aratnadala），就是梵文的Ratnatala。拿这个例子一看，尤足证明天顺帝汉译名之头二字是阿剌，而不是阿速。就拿《元史》卷一百〇七的《宗室世系表》来对照，表曰：“泰定皇帝四子，长皇太子阿里吉八。”元人翻译中间的-r-，用剌、用里、用儿，又可证《本纪》“速”字之误了。

如前所说，阿速吉八应当改作阿剌吉八，名称如此改正，就可发生这个人存亡的问题了。《元史·泰定纪》同《文宗纪》，皆未说到天顺帝后来的踪迹，只有《宗室世系表》说泰定帝四子俱早殒无后。《蒙兀儿史记》缺《泰定纪》，然在《图帖睦尔可汗本纪》（见续刻本）说：“破上都，皇太子阿速吉八暴薨。”又注曰：“语出西书，旧纪讳之。”回教人的著作好像未记此事，我想必是直接或间接本于《多桑蒙古史》（第二册五四九页）“由是此幼帝死，然不知如何死去”二语的。案多桑所采武宗以后的史料，几乎可以说全是本于中国载籍的译文，而这类中国载籍，不出宋君荣（Gaubil）、冯秉正（Mailla）诸神甫所译的《续通鉴纲目》、《元史类编》、《元史》等书之外。多桑这几句话，大约是从“不知所终”四个字上做的文章。这四个字出洋以后回来，一变而为暴薨。可是我以为阿剌吉八并未曾死，我现在即取《元史·本纪》来证明，《顺帝纪》卷四十二至正十二年（1352）下云：七月“庚寅，以杀获西番首贼功，赐歧王阿剌乞巴钞一千锭”云云。此歧王阿剌乞巴，我想就是阿剌吉八。我们切莫以为此阿剌乞巴是忽必烈第七子奥鲁赤的曾孙乞八大王（见《宗室世系表》），因为这个“乞八”，在《文宗本纪》1330年下亦作“乞八”，可见不是阿省乞巴的省称。元代杀宗王的事情很少见，不比波斯的蒙古汗。我想当时或者同倒剌沙一同逮送到大都，因他年纪很小，没有杀害，等到顺帝即位之时，封他为歧王，史有缺文，所以留下这桩疑案。不然若说两个人皆用这个很僻的名称，未免难解。

三

元代这一次的政变，天顺帝一方面的主角，固然是倒剌沙、囊加台、秃坚等三人。图帖睦尔汗一方面的主角，固然是燕铁木儿（II Tämūr？）。我觉得在另一方面看起来，好像是钦察人（Qypcaq）与回回人（Sarta'ul）之争，又好像起初蒙古人多帮着回回人，阿速人多帮着燕铁木儿的钦察人。（也许现在赤俄、白俄的祖宗斡罗思人也曾参加在内。）我现在引几条《元史》卷三二《文宗本纪》的记载，就可知道了。

1328年八月壬子，阿速卫指挥使脱脱木儿帅其军自上都来归，即命守古北口。

己未，罢回回掌教哈的所。（哈的疑是Qadi的对音，此言断事官。）

九月庚申朔，中书左丞相别不花（Bai buqa）言回回人哈哈的自至治间（1321—1323）贷官钞违制，别往番邦得宝货无算，法当没官，而倒剌沙私其种人不许，今请籍其家，从之。

辛未，乌伯都剌（Abdullah）、铁木哥（Tämügä）弃市。

壬申，帝即位大赦，诏曰：“……权臣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专权自用，疏远勋旧，废弃忠良，变乱祖宗法度，空府库以私其党类……”

甲戌，征左右两阿速卫军老幼赴京师，不行者斩，籍其家。

丁丑，谕中外曰：“近以奸臣倒剌沙、乌伯都剌潜通阴谋，变易祖宗成宪，既已明正其罪，凡回回种人不预其事者，其安业勿惧，有因而扇惑其人者，罪之。”

十月壬辰，倒剌沙贷其姻家长芦盐运司判官亦剌马丹钞四万锭，买盐营利于京师，诏追理之。

辛丑，以兵围上都，倒剌沙等奉皇帝宝出降。

己酉，命刑部郎中、大都前广东佥事张世荣追理乌伯都剌家赀。

乙卯，以倒剌沙宅赐不花帖木儿（Buqa Tumür），倒剌沙子泼皮宅赐斡都蛮（Otuman）。

十一月庚申，命中书省追理倒剌沙及其兄马某沙（Mahmutšäh）子泼皮木八剌沙（Mubarek sah）等家赀。

乙丑，燕铁木儿请以乌伯都剌等三十人田宅赐斡鲁思（Oros）等三十人，从之。

庚午，监察御史言：“……迩者倒剌沙以上都经费不足，命有司刻板印钞，今事既定，宜急收毁。”从之。

辛巳，遣钦察百户及其军士还镇。

癸未，倒剌沙伏诛，磔其尸于市，王禅亦赐死，马某沙纽泽、撒的迷失（Satilmis）、也先铁木儿（Asän Tämür）等皆弃市。

十二月辛丑，立龙翊侍亲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分掌钦察军士，秩正三品，指挥使三人，命燕铁木儿及卜兰奚卯罕为之，余官悉听燕铁木儿选人以闻。

癸卯，钦察、阿速二部依宿卫军士例给刍豆。

戊申，加香山（阿速人，基督教徒）为司徒。

1329年正月己未朔，立都督府，以总左右钦察及龙翊卫。

庚申，床兀儿之子荅邻荅里（燕铁木儿之弟）袭父封为句容郡王。

辛未，回回人户与民均当差役。

以上所检《元史·文宗本纪》若干条，虽不完备，可以窥见钦察人与回回人在当时权势消长之一斑。此次政变发动于1328年八月甲午，十月辛丑大都兵破上都，执倒剌沙。四川的囊加台是在次年四月己亥才罢兵的，只有云南的秃坚抗命最久，晚至1332年文宗死的那一年云南方定。此处抵抗最久的原因，我想同回回不无关系。当时云南受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Saiyid-i Eell Šams al-Dīn omar）同他的两个儿子纳速剌丁（Nasir al-Din）、忽辛（Husain）输入回教的影响很大，说他们是传布云南回教的始祖（此三人《元史》卷一百二十五皆有传），也不为过。

四

《蒙兀儿史记》的《囊加台补传》，除说他是纽璘孙一语是新发明外，取材纯出《元史·泰定》同《文宗本纪》。此人的事迹始于1324年之征西番参卜郎，终于1329年八月十四（屠氏《补传》误作七月）之被杀。他是四川行省平章，大概听见图帖睦尔夺位之讯，所以起兵讨逆。他的兄弟不花台（Buqatai）是陕西蒙古军都元帅，他曾遣使招之同举义，不花台不从。囊加台遂南取贵州，自帅军出汉中，夺据诸关驿，焚栈道，并分兵东逼襄阳，其势很大。当时图帖睦尔曾命人从陕西、湖广、川西三路进兵，并且调河南、江浙、江西、山东之兵同左右翼蒙古侍卫军为后援，可见很重视此事。1329年四月，囊加台大概听见大都不守的消息，又被湖广参政孛罗（Bolod）持赦诏来骗，他由是软化，那晓得图帖睦尔于是年八月十五即位大赦以前，坐以“指斥乘舆大不道”的罪名将他杀了。我想他起兵时，传檄中必有使图帖睦尔难堪的话，所以不能不致之死。他若是不受骗，多支持八个月，等到秃坚在云南起兵的时节，同他合兵，恐不止支持到1332年图帖睦尔之死，则顺帝是否可能嗣位，尚在不可知之列。历史中的偶然真是不可思议，囊加台的事迹大致如此。

我未检出囊加台的世系以前，曾鸠集《元史》中合乎南家台对音的人名，寻者许多，其与此时代相近的，仅有四五人。

一个是《元史》卷二十三《武宗本纪》至大二年（1309）下的和林省右丞曩家带。史文说：“和林省右丞相太师月赤察儿言，臣与哈剌哈孙（此人之父亦名囊加台，其名见《元史》卷二《太宗本纪》，同卷一百三十六《哈剌哈孙传》，此囊加台大概死在1259年）、荅剌罕共事时，钱谷必与臣议。自哈剌哈孙没，凡出入不复关闻，予夺失当，而右丞曩家带反相凌侮，辄托故赴京师，有旨其锁曩家带诣和林鞫之。”此人好像只此一见，无法知为何人。

《元史》卷一百三十七《察罕（agan）传》，说1307年举荐察罕的河南平章囊加台，在武宗时（1308—1312）曾同察罕总东宫左右卫兵，此人或者就是我们所欲考见的囊加台。可是仍然无从详其氏族，也许就是后面的囊加歹。至若察罕倒是一个华化的板勒纥（Balkn）人，他曾经翻译过脱必赤颜曰《圣武开天纪》。

《元史》卷一百三十一别有专传的囊加歹，较为有名。此人是乃蛮（Naiman）人，成吉思汗平乃蛮，其父麻察来降（1204）。后从忽必烈伐宋（1259），破阿里不哥（1262），平李璮（1262）。囊加歹幼从麻察习战陈，后从阿术（Arcu）围襄阳（1268—1273），从伯颜（Bayan）取宋（1274—1276），伯颜曾命他入宋取降表、玉玺。嗣后一直到仁宗即位时（1312），仁宗以其家河南，特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终其身，封浚都王。此人的事迹如此，我看他必不是我们所想考证的囊加台。因为假定初围襄阳时他有二十岁，则其人应生在1250年前后。至囊加台被杀之1329年，年虽不过八十，可是他的年岁恐怕还要大，因为本传说成宗死后，武宗之能承大统，乃因囊加歹定策之功。仁宗未即位时曾说：“吾闻周文王有姜太公，囊加歹亦予家姜太公也。”姜太公八十遇文王的传说很古，如此看来，囊加歹的生年恐怕还要上溯在1230年前后。幼从其父麻察习战陈，疑是定宗、宪宗时候的事，则此人也不成问题了。

五

《元史》卷一百〇九《诸公主表》，赵国公主位下，有赵国大长公主亦怜真（Rincin），适君不花（Kun-buqa）子赵忠烈王囊家台。此囊家台《元史》无传，其父君不花附见《元史》卷一百十八《阿剌兀思剔忽吉里（Alaqus-tagin-quli）传》后。《元文类》卷二十三《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叙这一家的世系很详细。据说阿剌兀思是汪古（Ongùt）部长，妻名阿里黑（Ariq），生二子，长子不颜昔班（Buyan-Siban），幼子孛要合（Boyoqa？）。孛要合妻是成吉思汗的女儿阿剌海别吉（Alagai-bägi），庶出子三人，曰君不花，曰爱不花（Ai-buqa），曰拙里不花（Colig-buqa）。

君不花的妻是定宗贯由（Gûyûk）的女儿叶里迭失（Yelmis），有三子，曰囊家台（碑作囊加），曰乔察邻（碑作丘邻察，此据《公主表》），曰安童。囊家台妻赵国大长公主亦怜真，生子马札罕（Majarqan？），妻大长公主桑哥八剌（Sangäbala），乔邻察妻宗王阿直吉女回鹘公主。

爱不花妻世祖忽必烈女大长公主月烈（Yürük），有四子，曰阔里吉思（Giwargis，Körkös，Georges），曰也先海迷失（Asän-qaīmiš），曰阿里八（Albatai），曰术忽难（uhauan）。阔里吉思初娶忽必烈子真金（inkim）之女忽荅迭迷失（Qutadmiš，碑作忽荅的美实），继娶成宗铁穆耳女爱牙失里（Ayaširi，表作爱牙迷失），一子曰术安（Giovanni，《武宗本纪》1309年下作注安），妻真金子晋王甘麻剌的女儿阿剌的纳八剌（Aratnabala）。阿里八妻宗王兀鲁（Uru，Utai）女叶緜干真公主。术忽难妻大长公主阿失秃鲁（碑作宗王奈剌不花女阿实秃忽鲁公主）。

拙里不花一子火思丹，妻宗王卜罗出女竹忽真公主。就这一家的世系看起来，囊家台的嫡堂侄儿术安，就是天顺帝阿剌吉八的姑夫，泰定帝是术安的大舅，说他是在四川讨逆的囊加台，也有可能。就年代说，也很相近。阔里吉思是在1298年被窝阔台孙海都所擒杀的，他的儿子术安在那时很年幼。囊家台虽是长房的儿子，在泰定帝死时，年纪恐不算很大。阔里吉思有个妹子名叶里弯（Arä'ol），曾在1298年写了一部叙利亚文的福音书（见1914年《通报》伯希和撰文），相距泰定帝死时，也不过三十年。可是这些互证点，为《元史·文宗本纪》的一句话所打消。因为在四川讨逆的囊加台有个兄弟名叫不花台，《高唐忠献王碑》无此人名，此碑所述那个囊家台的系谱很详细，就是早死的也先海迷失也没有遗漏，何况他人。我这一次检寻的结果，不免又令我失望，可是不能说无益。

阿剌兀思这一家，可以说是直接与“欧洲人”发生宗教关系最先的一家，纵不然也可以说是最先经欧洲人记述所著录有名可考的基督教徒。当时的克烈（Keräit）、乃蛮、汪古，甚至唐兀（Tangut）等部，皆有基督教徒。12世纪时克烈部长有名马儿忽思者，就是Marguz，与《马可福音》之马可同名，此人是王罕之祖父。还有一个部主名唤忽儿察忽思，就是Qurjaquz（Cyriacus）之对音，此人是王罕之父。前一名见剌失德（Rašid）《史集》，后一名见《元朝秘史》，并见《多桑蒙古史》五〇至五一页著录。乃蛮太阳罕派到汪古部，约阿剌兀思合攻成吉思汗的使臣，碑文作卓忽难，此名在《圣武亲征录》中作月忽难，就是uhanan，Yohanan两种写法之对音。又如阔里吉思的兄弟术忽难，《元史》卷一三四的月合乃，《元史·本纪》卷三六1332年下的甘州人岳忽南，同诸王不别居法郎的使者要忽难，马祖常《石田集·马公神道碑》中之岳难，程钜夫《雪楼集·拂林忠献王神道碑》中之咬难，皆是此名之别译。就是阔里吉思的儿子术安（Giovanni）一名写法虽不同（因为不是本于同一语言的），皆是现在所译的基督教名约翰之同名异译。又如阔里吉思，《元史》中还有卷一百三十四之阔里吉思，又同卷爱薛（Isa，就是耶稣之同名异译，《马公神道碑》又写作易朔）的儿子亦名阔里吉思（并见拂林忠献王或爱薛《神道碑》）。《元史》卷一百三十五之阿速人口儿吉，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Sübötäi）传》之酋长玉里吉（Yurii），皆是Georges一名之各种语言不同的写法。此外元代载籍中的基督教名，举不胜举，必须做一篇特别研究，我在此处不过附带言及而已。

君不花同爱不花二人曾见《叙利亚史书著录》。13世纪上半叶大都的一个畏吾儿（Uigur）人列班扫马（Rabban Sauma），同一个汪古部人马儿忽思（Markus），相约同去巡礼圣地，路过河套北边，曾经见过君不花同爱不花两人。这个汪古部人后来当选为景教总主教，改名为Mar Yahbalaha Ⅲ。这个畏吾儿部人后来被派为唐兀、汪古两部的景教主教，他还奉使到过欧洲，见过罗马教皇同英法二国的国王。这个高唐王阔里吉思，原是景教徒，后被Giovanni de Monte-Corvino举行洗礼，改奉正宗基督教，所以他们二人的名称相同。

阿剌兀思有个侄儿名唤镇国，《多桑蒙古史》（第一册四一九页注）引剌失德《史集》，说成吉思汗曾以第三女阿剌海别吉嫁他。如此看来，阿剌海别吉未嫁孛要合以前，先嫁镇国。又据《蒙兀儿史记·阿剌忽失（这是《元秘史》的写法）传》的考订，说《黑鞑事略》徐霆注云：“白厮马亦名白厮卜，即白鞑伪太子，忒没真婿，伪公主阿剌罕（Alaqan）之前夫。”屠氏以为白厮卜就是不颜昔班，这种考订我觉得不错。所以他说阿剌海在先又嫁过不颜昔班，前后共嫁三人。可是屠氏根据《蒙鞑备录》阿里黑百因曾嫁金国亡臣白四部一段传闻之词，便说阿黑就是阿剌海，未免与《元史》同碑文的记载不合。（这些考订亦非屠氏发明，已早见《成吉思汗实录》二二九页。）而且在对音上也通不过。按阿里黑（Ariq）在阿里不哥（Ariq Bögä）、阿里海牙（Ariq Kaya）等名之中，皆省译作阿里（元人还译回教人Ali名称作阿里），未见写作阿剌，可以为证。《蒙兀儿史记》纠集比附中国史文，使研究的人节省许多时间，在这一方面看起来，此书是历来修订《元史》诸人所不及的，要研究元代载籍的人，皆不能不检此书。可是在考订汉语外的人名、地名方面，似乎过于穿凿。尤其不对的，将蒙古语表示多数的语尾，胡乱加在别种语言的后面。印度的恒河，取《西域记》的殑伽译名，未始不可。可是不应该将印度的“五河”一概名曰殑伽，另外加了个蒙古语多数，写作殑伽惕，我的梵语虽不行，可从未见Gangat的写法。像这一类语学的错误，不计其数。然而这不能算他的过失，因为我们中国的旧考据家，向来是不管声韵的。加之抱着汉语声韵古今不变的成见，所以皆不免有这类的缺点。

六

我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才发现此人是珊竹带人，钱氏《元史氏族表》说珊竹即是散只兀，这种考订是对的。《元秘史》的全名作撒勒只兀惕，考剌失德《史集（贝勒津Berezin本）·蒙古氏族篇》，此名作Saiiut同Saniut，蒙古时代常将-I声母读作-n。这种写法在元代载籍中常见，比方altan有时写作阿勒坛，有时写作按摊，就是在清代也有这种译法，比方将Barköl写作巴里坤，就是一个例子。贝勒津本两名并著，并不足为奇。

《元史》卷一百二十九《纽璘传》著录有囊加台的世系，不过是将囊加台写作南加台而已。本传说，珊竹带人孛罗带（Bolodai）为太祖成吉思汗宿卫，从太宗窝阔台平金（1234），孛罗带子太荅儿（Taidar）佐宪宗蒙哥征阿速钦察等国（1236—1239），有功拜都元帅，壬子（1252）率军攻宋入蜀，乙卯（1255）入蜀重庆，是岁卒。太荅儿子纽璘（Nurin？《元史·武宗本纪》1310年下有纽邻，别是一人），常从父军中。丁巳（1257）将兵入蜀，破宋军，有功拜都元帅，中统元年（1260）招降诸蛮，未几镇秦巩、唐兀之地。三年（1262）以军援泸州，次年（1263）卒。纽璘子也速荅儿（Yisudar，《文宗本纪》1328年有一指挥使与他同名）至元十七年（1274）从军围嘉定，嗣后因功加都元帅，转战四川、云南等地，迁蒙古军都万户，镇唐兀之地，进同知四川等处行枢密院事。成宗即位（1295），拜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武宗时（1308—1311）由四川迁云南，加左丞相，仍为平章政事。南征叛蛮感瘴毒，还至成都卒，弟八剌（Burak？）袭为蒙古军万户。八剌卒，次子拜延（Bayan）袭，拜四川行省左丞，长子南加台官至四川行省平章政事。（案：南加台子荅失八都鲁，《元史》卷一百四十二别有传，孙孛罗帖木儿，《元史》卷二百〇七别有传。）

此传所述此家五代一百多年的事，中有三事使我们不能不承认死于1329年的囊加台就是此传中的南加台：（一）此二人皆是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二）四代人接连同四川发生关系。（三）八剌死后次子袭为蒙古军万户，而不是长子。我想原来袭爵的必是长子，因为当时四川虽无丞相，只有两个平章，要是没有兵权，恐怕不能做大事。也速荅儿死年最晚不过1311年，八剌年龄与其兄必相差不远，在1328年时，必定早死了。（元代在中国的蒙古人长寿的很少，《元史》可考的人名，平均起来大约在三四十岁之间，我对于此点将来别有说。）所以我以为囊加台或南加台曾经袭为蒙古军万户。及至他被杀以后，他祖孙四代历镇四川，部曲必众，文宗仍不得不命他的兄弟拜延袭为蒙古军万户，兼四川行省左丞。修史的人不便埋没他祖与父的战功，所以将囊加台改作南加台，也不提他袭为万户同兴兵四川的事情。（根据《荅失八都鲁传》，此南加台不但生前无罪，而且死后封王。）《元史》回护的地方，赵翼的《念二史札记》（卷二十九）曾指出若干条。然而还可在他传考见其事，其中还有不能考见的，兹举一事以明之。

《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术阿而忒的斤（Barcuk art tägin）传》说，巴而术卒，次子玉古伦赤的斤嗣。好像是中间并无别人了，其实中间还有玉古伦赤的两个哥哥。《多桑蒙古史》（第二册二七二至二七四页）所引剌失德《史集》同术外尼（Juwaini，即洪译之志费尼）的《世界侵略者传》，曾说巴而术死，其子乞失马因（Kischmain）嗣为亦都护，未几死。时皇后脱列哥那（Turakina）称制，命其弟撒连的（Salendi）嗣位。（以上见剌失德书《畏吾儿传》。）有奴诬其欲尽杀回教徒，忙哥撒儿（Mangoussar）按问撒连的，施以拷捶，遂诬服，送之至别失八里（Bisch-balik），命其亲弟玉古伦赤（Okendje，多桑写法与《元史》微异，不知孰是。按《元史》卷一百三十五月举连赤海牙一名中之月举连赤，疑是玉古伦赤之同名异译，此人亦畏吾儿人。）杀之。即命玉古伦赤代其位，回教人大悦。（以上见术外尼书。）此事于高昌、北庭一带佛教、回教势力之消长，很有关系。《元史》不特不志其事，且埋没两亦都护之名，此不仅回护而已也。

在这一方面看，《元史》须要补证的地方很多，可是就史料方面说，可以说是一部最好的史料。其中的《本纪》，同蒙古、色目以及与外族有关系之诸汉人、南人列传，可以说是一种很丰富的金矿。可是脉络很多，须要各方面的探索。只就语言说，亚洲大陆同南海的语言皆备。若以一人的学识去整理，恐怕无此鸿博之人，最好分途去探索，像伯希和拿中国载籍同西方记载去考证王罕（Ong-qan）同桑昆（Snaggum）父子二人败亡的事迹（见《亚洲报》1920年刊上册《库蛮（Comans）考》），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补注

检《三史同名录》卷十九囊加台条，见其中有若干条未经我检出者，然我所检出的诸条，也有不见于同名录者。兹将我所漏引的补志于后：

《元史》卷六五《河渠志》，济州河下，至元三十一年（1294）有漕臣囊加。

《元史》卷九十八《兵志》，延祐三年（1316）亦著录有一囊加。

《元史》卷二十六《仁宗纪》，延祐六年（1319）七月己卯，有札鲁忽赤囊加带。

以上三名不知应属何人，此外还有涉及我们所研究的囊加台之二事者。

《元史》卷一百三十七《阿礼海牙传》，1328年河南行院使来报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趋怀、孟、磁，南行者帖木哥过武关，掠邓州而残之，直趋襄阳，攻破郡邑三十余……西结囊家，以蜀兵至矣。”

《元史》卷一百七十六《秦起宗传》：“文宗初立，命威顺王征八番，是时蜀省囊加台拒命未平……”

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

（原载《辅仁学志》1934年第4卷第2期）

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

陈垣撰，二十三年二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元秘史》这部书是一种考证《元史》的最好材料，因为一方面他代表的是另一种传说，与《圣武亲征录》同剌失德丁书所代表的传说不同，一方面因为此书译人的译法谨严，考究原名极易，不像《元史》译例不纯，有些名称很难还原。比方《元史》里畏答儿，若不对照，谁也想不到是《元秘史》里忽亦勒答儿。不幸《元秘史》词句俚俗，要不是《永乐大典》将他收入，同几个收藏版本家留下一点残刻本和几部钞本，几乎佚而不传了。到了最近几十年间，赖有俄国的Palladins、日本的那珂通世、法国的伯希和诸人的重视，其价值始显。可是他们所见的版本，除俄国所藏的十五卷本外，皆是叶德辉的刻本，从来无人能取几种版本来校勘。就是我们所检寻的，也只有一部叶本，虽明知其中有些讹误，亦无法勘对。其首先取几种本子来对勘的，要数援庵先生为第一人。

他这篇研究虽不过三十页，可是用力必勤，费时必久。所据以勘对的，有叶刻本，有叶本所据的文廷式抄本，有顾广圻校本，有俄国所藏的鲍廷博抄补本，同新发现内阁大库藏的残洪武椠本。他用这些本子考究《元秘史》中的译音用字，这也是前人所未做过的工作。我们从前也曾考究译字过，然目的惟在求其对音。检寻《元秘史》时，虽亦偶然见着其中所用译字之奇特，可是从未考究其理，因为我们从未想到译法有如是细密者。今据援庵先生的考证，才知道译字中山之字从山，水之字从水，口之字从口、从言、从食、从齿，目之字从目，足之字从足、从辵、从走，门之字从门，衣之字从衣、从系、从巾，器之字从金、从皿，鸟之字从鸟、从翼，鼠之字从鼠，虫之字从虫，马之字从马，羊之字从羊，以及其他有意义之音译字（见原书十四至二八则）。如此细密的译法，到了五百多年后，才得有一个赏鉴家，可见就是书也要走时运。

援庵先生勘对《元秘史》的出发点，则为蒙古语动词表示过去时的语尾之译字。他并对照《华夷译语》，检出其中此类译字作“八”作“伯”作“巴”作“别”，而在《秘史》则作“罢”作“毕”。“然《秘史》始译时亦参用过伯、别等字，后乃一律改为罢。其所以改伯为罢者，疑因伯有侯伯之嫌，而罢有了字之意也。其别亦并改为罢者，疑有迁就罢字之意。今《秘史》中原作别者，有时亦原作伯也。其原作毕者不改，疑因毕亦有了字之意也。”（《考》九页）案：《秘史》用罢用毕，必为音义兼用之译字无疑，其对音应作-ba，作-bi。至若何以分为罢、毕之理，好像是男女性分别之结果。现在蒙古语固鲜有此种区别，在古蒙古语中疑常有之。因为男名接尾字常用“台”，女名接尾字常用“真”用“仑”，此名词分别男女性之例也。又如二人之“二”，男性作“豁牙儿”，女性作“只邻”，此形容词分别男女性之例也。在动词中想亦如此。（1932年《通报》伯希和在《莎儿合黑塔泥名称考》中已持此说。）至若何以又分为-ba（八、巴、罢）-bai（伯、别），我想不是因伯有侯伯之嫌，殆因语言之转变，在百余年前《秘史》成书时或读作伯，而在译书时或读作罢也。

《元秘史》这个译名本来不对，因为书名译字作“忙豁仑纽察脱察安”，犹言蒙古秘史。况且所记的是成吉思汗先世一直到窝阔台时代的事迹，不得追称为元，后来又因《元秘史》的名称，发生“元椠本”的臆揣。援庵先生以为果为元椠，则“原作”之“原”必用“元”，不用“原”（《考》五页，又二十九页）。此说诚是，我还有点补充的。《秘史》中凡大都旁注皆作北平，在将来几百年中国文物消灭以后，或者有些考据家提出现在北平一说。可是在现在我们只能说《秘史》中的北平，就是洪武二年（1369）以后、永乐元年（1403）以前的北平。足证《秘史》翻译的年代在1369至1403年之间。然而此年限还可缩短。据援庵先生之说，《秘史》翻译似在火原洁等的《华夷译语》以后。案：《华夷译语》编类之时在洪武十五年（1382），又考《永乐大典》进呈之年是永乐五年（1407），如此看来，《秘史》翻译同刻版的年代，应在1382至1407年的中间，当然无从有元椠本也。

《秘史》中时有缺义之语（《考》二十九页）。我想多半是人名、种名、地名。因为我从前研究过一个相类名称，此名在叶本（三卷三十三页）作脱忽剌温，始亦不得其解，后来考出是札剌亦儿部的别部。殆是事过境迁，所以译人数典忘祖。

法国有句谚语说：“吃的时候胃口来。”我们未见援庵先生这篇研究，自然没有话说，既见之，加以他有别人所无的细密方法，别人未见的许多版本，很希望他作一种全部校勘的工作，以惠后学。现在的叶刻本实不足满学者的需要，必须有一部较佳本代替此本，因为叶刻本有些问题很难单独解决。《秘史》译字是谨严的，叶本中有些异译，不知在别本中是否一样。比方畏吾儿在五卷十一页作畏亦忽敦（敦字带属格而言，单称实应作惕），又同卷十四页作委兀敦。泰亦赤兀惕在一卷二九页译名如此，在二卷三页作泰赤兀惕，尚可说有阙文，然在二卷九页又作泰亦赤额惕，续卷一四十页作台亦出兀，又是因为何故呢？这类错误可举之例尚多，还可说译人一时疏误。但是王罕的儿子在《秘史》中作你勒合，在《亲征录》中作亦剌哈。波斯有个地名，在《秘史》中作亦薛不儿，在《元史》中作你沙不儿。《秘史》人名多一发音之n，地名少一发音之n，不知是翻译疏忽，抑是传写错误？如是等类的问题，一方需要汉译诸本之校勘，一方需要蒙文原本之比对（新近在外蒙发现了一部蒙文《秘史》残本），方能解决。所以我们很希望援庵先生做一部全书校勘的工作，并希望伯希和将他十几年前所译成的蒙文《秘史》译本从速发表！

二三、六、二四

（原载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36期，1934年7月21日）

关于闵明我问题之讨论

致《图书副刊》函一

一一九期副刊载王重民先生所录闵明我奏疏，后面所附说明，微有讹误。格理玛弟即是闵明我之原名，非另有一人，明我殁于康熙五十一年，时尚存也。第六人应作白晋，第九人原名Pernon，华名南光国。王先生行篋或无费赖之（Pfister）《传记书录》，未能一检，致有此误，特为更正如右。此上《图书副刊》编辑先生

冯承钧上

二月二十七日

（原载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21期，1936年3月12日）

函二

图书副刊编辑先生：

顷读副刊第一三九期王重民先生来函，对于拙说颇有辨正。白晋亦作白进，诚如王先生之说，当时偶失检。惟关于闵明我姓名应属何人，似有不能已于言者。当时有两闵明我，诚如王先生之说，一为顺治十二年至康熙八年间在中国之闵明我，一为康熙八年至康熙五十一年间在中国之闵明我。前一人原名Dominicus Navarrete，系西班牙人；后一人原名Grimaldi，系意大利人。康熙三年禁止传教，次年拘禁各省传教师二十五人于广州，康熙八年前一闵明我得脱走，后一闵明我适至，乃顶替其名入禁所，则自康熙八年以后，中国人所识之闵明我只有此人。前此因见副刊一一九期载康熙三十九年闵明我等奏疏，王先生所译十教师名缺二名，特不惴冒昧为之补入，故未及前一闵明我。《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谓：“多明我会修士闵明我者因病出缺，耶稣会神甫格理玛弟即顶替其姓名”，语有讹误，前一闵明我脱走后，于康熙十六年被任为中美St.-Domingue城大主教，后殁于康熙二十八年，王先生谓“真闵明我死于康熙十年以前”，未知何所本。后一闵明我之殁年，费赖之书作1712年11月8日，则在康熙五十一年矣。当时西士姓名顶替变更，其例凡数见，似不必（谬）〔膠〕执此真而彼假，若谓后一闵明我为假，则康熙时领兵部文差往俄罗斯及在钦天监治历之闵明我，不将尽改为格理玛弟欤？王先生素所佩服，前函不过狗尾续貂而已，且原函有“可否即用王先生名代为更正语”，不意一二一期副刊竟用鄙名发表，并删去前语，遂致发生误会，不胜抱歉之至。王先生有志簿录西士姓名，此钧有志而未能者，甚愿其早日成书。西士姓名传写至今不无讹误，如Semedo诸本多作鲁德照，然证以南怀仁之《道学家传》及北平图书馆藏二二六五八号写本并作曾德昭，即其一例，费赖之书不尽可恃也。用再录呈一得之愚，以备王先生参考。专此祗颂撰安。

冯承钧启。七月十六日。

（原载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41期，1936年7月30日）

附一：海外希见录（二）康熙三十九年闵明我等奏疏

王重民

治理历法远臣闵明我、徐日昇、安多、张诚等奏：为恭请睿鉴以求训诲事，远臣等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祀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求福祈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祐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虽设立祖先之牌位，非谓祖先之魂在木牌位之上，不过抒子孙报本追远如在之意耳。至于郊天之礼典，非祭苍苍有形之天，乃祭天地万物根原主宰，即孔子所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有时不称上帝而称天者，犹如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类，虽名称不同，其实一也。前蒙皇上所赐匾额，亲书敬天之字，正是此意。远臣等鄙见，以此答之，但缘关系中国风俗，不敢私寄，恭请睿鉴训诲远臣等，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奏，是日奉旨：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

右件从“Brevis Relatlo”书中抄出，原书今存巴黎国家图书馆，著录号码为N.F.n. 925。共六十一叶，内五叶为满文，二叶为汉文，汉文即右所抄者是也。1701年耶稣会刻于北京，高爱迪（H. Cordier）所编《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页八九一至八九四，及天主教士在《中国译著书目》（L'imprimerie Sino-Européenue én Chine）页六四至六五，均著录，并摹印其首页及末页书影于卷内。在欧洲曾有翻印本并俄文译本，惟翻印本削去满汉文之叶，在吾人视之，为可惜耳。

清初，天主教士有所谓礼节之争，是书为该问题原来史料最重要书籍之一，尤能表现当时耶稣会士之全副精神与根本主张。末页为1701年7月29日签名，上康熙奏疏仅闵明我等四人具名，而此竟有十人者，则以此为寄教皇书，凡在京之耶稣会士，皆署名也。兹为寻其中国名于下：

按《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六，称是时闵明我已故，由格理玛弟神父顶替，故上康熙奏疏作闵明我，致教皇书署P. Grimaidi也。

又N.F.n，5064为是书原稿本，仅满汉文，故高爱迪氏未道及。卷端署“礼理离例”，离字颇难解，故改为今名。余不谙拉丁文，不能详为介绍，此汉文奏疏，即是书之节要矣。

七月二十三日。

（原载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19期，1936年2月27日）

附二：致副刊函

王重民

《图书副刊》编辑先生：

贵刊第百十九期，载出拙作《闵明我等奏疏》一文，无任感荷！查该文作于去年7月23日，投稿后不久，即发见《熙朝定案》第三册，《正教奉褒》页百二十二，并载有明我等此疏原文，则久有传刻，惜当时未能检及。故于八月上旬，致书请勿发表。乃刊出以后，于贵刊百二十一期，拜读冯承钧先生来函，为更正讹误三事，无任感激。其“第九人华名南光国”一事，获益尤多！冯先生为当今治西北史地与中西交通史最有功绩之一人，如此不吝教言，窃引为莫大荣幸。但尚愿稍加解释，想亦必为冯先生所乐闻也。

冯先生谓：“白进应作白晋”。按白晋等五人，于康熙二十六年由暹罗附粤商王华士船到浙，浙抚金即以疏奏，与礼部据题，并作白进，有巴黎国家图书馆藏当时刊刻之《柔远特典》朱印本可凭（Courant 1327、1328.），稍后更据以刻入《熙朝定案》（Courant 1321。按此书余已为陇海路工程局李乐之先生摄影一份）。即最近印行之《正教奉褒》，亦作白进也。盖白晋原名白进，故直至康熙三十八年所发上谕，皆作白进。此奏疏上于康熙三十九年，则余译作白进，似勉强可谓为无讹误。此次我国伦敦艺展会，有郎世宁画扇面一帧，陈列号码在三〇五六，为英人Sir Percival David所藏，其题款署作“郎石宁”，今人多见“世宁”，少见“石宁”，因而或疑其伪，殊不知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五十九年嘉乐来朝日记，诸神父署名，正作“郎石宁”也。则该扇面为郎世宁早年作品无疑。又善画人物之王致诚，乾隆三年六月来华，而同年九月郎世宁等奏疏则作王之臣。原疏刻入《睿鉴录》中。（Courani 1337。按此书余已为故宫博物院庄尚严先生摄影一份。）此可证诸教士初抵华土，华名不大一定。以上所举，虽无裨于考证，然可资谈助。至白进更名白晋，似在康熙三十八年以后、四十五年以前，则余仅能据《熙朝定案》与康熙硃笔谕旨知之。至确在何年，以冯先生之鸿博，或有更进一步之考证也。

冯先生又谓：“格理玛弟即是闵明我之原名，非另有一人。”按自杨光先教案以后，粤抚金光祖素与诸神父相善，许顶冒死者姓名，因真闵明我已死，故以格理玛弟顶替。从此以后，遂有真假闵明我之分，真闵明我为多明我会修士，假闵明我乃耶稣会中人，故与于上书之列。若真闵明我为反对耶稣会者，当不至同来拥护拜祖先、拜孔子等问题。又真闵明我死于康熙十年以前，假闵明我死于康熙五十一年以后，冯先生谓“明我殁于康熙五十一年”者，疑有手民误字，当系指假闵明我。此假闵明我即顶替真闵明我者，不但原名格理玛弟，而且真是格理玛弟。疑冯先生于真假闵明我，似未辨别清楚。此中情节，正如以前之沈教案，王丰肃变姓名为高一志，谢务禄变姓名为鲁德照，所异者一则顶冒死者，前后为两人，一则姓名虽变，尚同为一人也。此事既蒙冯先生怀疑，盍博稽群书，以明教史有误，抑Pfister传记书录略而未言？再作进一步之探讨，把此问题弄明白，俾后人不再怀疑，想必为冯先生所乐为也。

冯先生又云：“王先生行箧或无费赖之（Pfister）《传记书录》”，可谓道破底蕴。余行箧实无此书，然已托友人向上海购买，月内或可寄到。说句老实话，重民于此道，实在幼稚万分，因巴黎藏此种书籍较多，来法后始稍稍涉阅。又蒙陈援庵先生远道惠书指教，兴趣亦渐浓。故将来若为时间所允许，拟于弄清敦煌卷子以后，依Cardier与Pfister两家书目，西访书于三岛，南巡礼于华谛冈，一准乾嘉旧法，簿而录之，名从主人，书记行款，于国人实用上，或能较二氏书为尤方便，则所赖于大雅匡其不逮者正多也。即请撰安！

王重民寄自巴黎

四月十日

（原载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39期，1936年7月16日）

附三：致副刊再答冯承钧先生

王重民

承钧先生史席：

读副刊百四十一期，获承7月16日明教，指出前一闵明我原名Dominicus Navarrete，获益良多，感何可言，敬谢敬谢！重民前者未读费赖书，故四月十日信，疑此事或为《传记书录》所略而未言，先生因有所疑。五月间购得其书，见P.372已有此说，若早见其书，前信定不哓哓矣。特缘副刊百二十一期赐教，惜墨如金，有欠明晰，故以真假别之。今先生既谓“当时确有两闵明我”，但“似不必膠执此真而彼假”，愿以前后为别，说法虽与鄙意不同，亦所拜服，改从教言，亦不固执。惟先生尚谓“若谓后一闵明我为假，则康熙时领兵部文差往俄罗斯，及在钦天监治历之闵明我，不将尽改为格理玛弟欤？”则重民窃谓闵明我既原名格理玛弟，即尽改为格理玛弟，似亦未为不可。在副刊百二十一期明教中，先生亦曾知“格理玛弟即是闵明我之原名”矣，且顶替之说，既为先生所见谅矣，费赖之书，又为先生所习读矣。《传记书录》P.372引Colombel神父之说曰：“字德先之闵明我，或即Dominique Navarrete神父之名，因其地位与名氏，为格理玛弟神父所取代也。”则溯源正名，不亦可乎？再证以当时西洋神父取译华名之例，Dominique可名闵明我，Grimaidi不易转为闵明我也，则Colombel神父之说有近是者。且重民之意，惟愿将此二君分别清楚，如为后一闵明我也，应注明为格理玛弟，如用格理玛弟也，则易知为后一闵明我，而应更以闵明我注之，方不至混淆。如何大化Innocentia Viotrix，Slve Sententia Comitiarum Imperü Sinici pro innocentia Christianx religiouis lato juridice per annum 1569，载康熙十年正月十八日兵部咨文，有关于前一闵明我事，故何氏译为Domiuiens Navarrete，（p.41.余所见本藏华谛冈，Racc. gen. or. Ⅲ. 219.13，又246.9-11。请参看Cardier n.126，p.26-28，又Pfister p.222-223。）时闵明我在逃已二年矣。又赖蒙笃撰《形神实义》八卷（Courant 6969）有“同会闵明我订”字样，卷端有康熙十二年李九功序，或即刻成于是年，时闵明我在逃已四年矣。又利类思撰《司铎典要》二卷（N.F. Chinoie 3128, Borg. Cin. 330.2-4，又333.1-2；Racc. gen, or Ⅲ. 203.1-2），康熙十五年刻本，亦有“同会闵明我订”字样，时闵明我在逃已七年矣。然赖蒙笃之同会为Dominique Navarrete，利类思之同会为Grimaldi，则余就赖、利两神父能分别之。又Nourelle Biographie Générale 称前一闵明我华文著作，有（a） Explication des vérités de la religion，（b） Traité des noms admirable de Dien，（c） Apalogie des Miesionnaires三书（Par MM. Firmin Didot freres, Paris 1866. Tome 37, p.538）。重民尚未见，不知其华文书题何作，世有旦暮遇之者，幸勿误认为后之闵明我也。

先生又谓：“西士姓名，传写至今，不无讹误。如Semedo诸本多作鲁德照，然证以南怀仁之《道学家传》，及北平图书馆藏二二六五八号写本，并作曾德照，即其一例。费赖之书不可尽恃也。”按费赖书p.144，曾以《道学家传》作曾德昭，存其说于夹注中，未即改从，今先生据平馆二二六五八号抄本改之，是也。依重民所知，《圣教信证》两种刻本（Conrant 6903-6903，Barb or. 134.4.305.10a；Paco. gen. or. Ⅲ. 222. 10, 222.13, 246.6）并作曾德昭，刻本《名理探》（Courant 3413; Racc. gen.or. Ⅲ. 231.1-9; B.Ⅳ. O. Rome O.76），刻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Barg. Cin.350.3），及刻本《天主圣教启蒙》（Conrant 6861-6862; Barg. Cin 336.5）卷端校订人署名，亦并作曾德昭。又华谛冈所藏1637年郑九西等致曾老先生书，及李进喜副启原件（Barb. or. 154）又并作“曾”不作“鲁”，则先生所改，可成铁案矣！然费赖未见群书，其矜慎态度，有足多者。重民年幼，又以佣工失学，然性好读书，于说之是者，俯从如饴，如有所疑，孜孜惟证据是求。先生谓“发生误会”者，非也。重民与先生，虽未一面，读先生之书，久钦鸿博，尝谓译业已足千古，可与奘师前后相辉。今承明教，傥知感谢教诲之殷与性情之挚，为有古人之风，未有其他也。值此颓縻标榜之世，幸遇先生，固重民所朝夕相求而不获数遘者也。兹者罗马归来，方获执笔作覆。天寒珍重，不宣。

重民载拜。十一月二十一日。

（原载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63期，1936年12月31日）

大食人《米撒儿行纪》中之西域部落

大食、波斯、突厥人的著作，国人研究的很少，其实这也是一种最重要的史料。大食、波斯、突厥文的撰述涉及东方者，可考者不下五六十种，其中可以称为行纪的，可以说只有两部。一部是大食商人苏来蛮（Sulayman）的《行纪》，一部是大食诗人阿不都剌米撒儿（Abu Dulaf Mis'ar bin al-Mahalhil）的《行纪》，《苏来蛮行纪》专记海行，《米撒儿行纪》则并记西域，尤有参考的必要。因为唐、元之间三百年西域的史事，我们不大明了，其事不明，有些大问题我们就无从解说。去年王日蔚先生向我询及回教最初如何输入中国，这件大问题我就无从答复，我只知道西籍中有人研究过Bogra-khan的故事，中籍中首先著录回回名称的是《梦溪笔谈》，然而此处的回回疑是回纥、回鹘的异译，不是指的回教，由是我想欲解决这一类的问题，应从大食、波斯人的撰述中去寻究，所以我收辑了许多回教人的记述，《米撒儿行纪》即其一种。

米撒儿的生卒年月未详，只知道不花剌（Bukhara）、算端（Sultan）、纳昔儿（Nasr bin Ahmed）在位时，他曾随使到过中国（Cin）的都城。纳昔儿是撒蛮朝（Samanide）第三主，在位年始914或后梁乾化四年，终943或后晋天福八年，则米撒儿东行是943年以前事。他东行的动因，据说中国国王名称哈凌本沙乞儿（Kalin ibn as-Sakhir）者遣使到不花剌约婚，纳昔儿许娶中国公主为王子妃，遣米撒儿随使臣东行报聘。他《行纪》中著录的中国都城名称Sandabil，据说行到长城西边一个关驿，又行八日抵北都城。按阿剌壁文字的音点很重要，传写讹误，原名便不可识，这部《行纪》中所著录的中国国王同中国都城的名称，不复可辨。据我的推想，从长城西行八日便到都城，不特谈不上汴洛，而且说不上甘、凉，恐怕指的是沙州。《新五代史·吐蕃传》，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又沙州留后曹义金率于晋天福五年，《行纪》中所谓的中国国王，恐怕指的是这些人。

《米撒儿行纪》原本似佚，但在宋元间经可疾云尼（Kazwini）同雅姑特（Yakut）二书采录，1842年时Wustenfeld曾将上二书所辑之文转为德文，逾三年Kurt von Schlözer又刊行一部阿剌壁文本，附以拉丁文译文。1866年俞耳（Yule）又从此拉丁文本中节译《行纪》之文，载入其《契丹路程》（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一书中，1903年马迦儿特（Marquart）曾撰了一篇考证，1913年费瑯（G. Ferrand）又从阿剌壁文译作法文。这部《行纪》的沿革如此，前后经过九百多年的传写翻译，其中当然少不了讹误，所以俞耳、马迦儿特皆说过此书内容虽真，然编次已经窜乱，记中所言的种族部落，不免有前后倒置者，可是据费瑯说，关于西域诸突厥部落，颇有些贵重资料，我现在还无暇将《行纪》全部转为华言，仅将其中所著录的那些部落名称提出，以供留心西域史地者的考证。

米撒儿从不花剌首途，经行河中（Ma-wara'n-nahr, Transoxiane）诸回教城市以后，首先见的一个部落名称哈儿迦（Kharkah）。经行此部一月，到一部落名称塔黑塔黑（Takhtakh），据云此部人隶属中国国王，而纳赋税于哈儿迦，因为他们已经归向回教的缘故，所以如此。嗣后到一部落名称巴札（Badja），部人是偶像教徒，纳税于塔黑塔黑部。嗣后到一部落名称帛赤奈格（Petchenegue），居地甚大，北方与斯拉夫（Slaves）部相接。行十二日到一部落名称赤乞勒（Cikil）部，中有若干基督教徒（犹言摩尼教徒）。行四十日到一部落名称巴黑剌（Baghrae），相传其王是阿里（Ali）后人。嗣后到一部落名称秃拔惕（Tubat），城中有回回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火祅教徒同印度国人，居民纳赋税于巴黑剌部。行四十日到一部落名称开马克（Kaymak），无国王亦无教堂。行三十五日到一部落名称忽思（Ghuzz），与印度及中国通贸易。已而到一部落名称脱古思斡古思（Toguzoguz）。行二十日至一部落名称乞儿吉思（Khirkhiz），已而到一部落名称柯耳鲁（Kharlokh）。行二十五日到一部落名称忽都鲁（Khutlukh），在诸突厥部落中最好战，已而到一部落名称哈迪延（Khatiyan），制度甚善。行二十日抵一国名称比马（Pima），国有城郭，其王即名比马，城中有回回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火祅教徒、偶像教徒。行四十日至一地名称古来布（Kulaybu），阿剌壁（Arabi）之游牧部落居此，相传其祖先来自Yemen，东侵中国而留于此，只知古阿剌壁语，不识他种语言，崇拜偶像而纳贡中国。行一月抵关驿，其城在沙中，中国国王戍兵居此，凡自突厥或其他部落入中国者，必须在此关口验放。吾人行此境内三日，受国王供应，已而抵驿谷，验放后渡此谷。又行三日，复行一日见Sandabil城，即中国都城也。次日早行，至日暮时入城。

此后《行纪》言从此抵马来半岛之Kalah，然后循海行，历南海及印度沿岸，然未言在何处登陆，斯坦因在敦煌得的一部写本名称《西天路竟》，若将其中的部落名称与此《行纪》对照，必定可以校正若干讹误。

二十五年四月四日

（原载《西北文物展览会特刊》，1936年5月）

为《瀛涯胜览校注》答伯希和教授

前年我将伯希和教授的《郑和下西洋考》转为汉文，因为卷后有“将来不久《瀛涯胜览》或者有一部校勘本”一句话，我大胆地纂辑了一部《瀛涯胜览校注》。当时搜集据以校勘的版本固然不少，可是有一缺陷：《国朝典故》本得之太晚，而又仅仅见着一本，所以我在序后声明：“惜脱误甚多，故仅摘录其异文之重要者，至与吴本、黄录相合之写法，未能遍注。”其实要做一部精密的校注，必须先就几部《国朝典故》本校勘，这是我视为最难的事，因为得到一本已费九牛二虎之力了。不然的话，不致于用猜谜式去校勘，幸有几点猜着了，可是马敬序“与诸番货”下脱“易”字，竟想不到。（参看《图书副刊》第八十四期书评。）所以只有这样成绩，然而我相信大致不差。去年兑温达（Duyvendak）先生来平时，我很希望见着他，不幸他只见着胡适之先生，胡先生又很忙，结果他仅得到一部《郑和下西洋考》的译文。不然的话，我，尤其是向觉明先生，可以供给他不少材料。

这一部译文同这一部校注，据我所知道的，很发生不少影响：《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有吴晗先生的撰文，《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五十七期有郑鹤声先生在《吴都文粹续集》中检出的《通番事迹记》，又第八十期萨士武先生所刊布的长乐《南山寺碑》，又第九十四期管劲丞先生的《杂考》。《南山寺碑》本年一月早经陈几士先生寄赠我一张拓本，我得到这张拓本以后，才信郑鹤声先生的考证是不错的，我当时很想让伯希和先生首先发表，所以抄了一本寄到牛津，托向觉明先生阅后转寄给伯希和先生。

最近见着本年的《通报》（二一〇至二二三页，编者按：即第三十二卷第四号）伯希和先生对于我这两部书的评文，一方面将向觉明先生供给我的几种新资料译出，一方面又将他发现的几种新资料加入，其余皆是补注同校注的讨论。我的校注解决《瀛涯胜览》的问题固然不少，可是有几条错误我也是应该承认的。（一）苏门答剌城我先考订在哑齐，因为《明史》说此国后改名曰哑齐，又见伯希和先生的考订是一样，所以无条件的采用了，现在应从伯希和先生之说改在Pase河上之Samudra村。（二）《诸蕃志》的拔沓既与Battak之对音未合，则在苏门答剌岛上之那孤儿，与在马来半岛上之拔沓，应分为两地，可是马来半岛好像也有个Nagor国（从Kern的读法）。除此而外，关于许多异文采用或字句点断的地方，我觉得有些是对的，有些还要取别的《国朝典故》本来校勘。

就中有一条，伯希和先生明说我错了，其实我不错，我所看见的殿本《明史》载“永乐五年九月癸亥，郑和复使西洋”，他见的《明史》大概作“郑和还”，所以他认定郑和第一次还京年月日是永乐五年九月癸亥，大概是他无暇细检《明实录》。《明实录》卷七十一载：“永乐五年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足证郑和还京月日是九月初二日，到同月十三日重奉使。《实录》漏载第二次奉使月日，《明史·本纪》漏载第一次还京月日，所以使人发生误会。现在既有《通番事迹记》同长乐《南山寺碑》的证明，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间是郑和第二次奉使的时期，至若永乐六年九月命郑和三使西洋的敕书发布时，郑和尚未还也。所谓郑和的第六次旅行，姑不问他成行与否，也不能算作“下西洋”，因为他纵成行，亦只到旧港，而据元明人的地理知识，出了印度洋方算下西洋也。

我得到伯希和先生的益处确实不少，对于他感念很深，他既然为我们辟了一条道路，我们当然顺着这条道路走，然而有些地方也不能盲从，后面这条错误，他得着我寄的那本碑文，想必更有声明。我原想给他直接通信，苦于口授法语无人代笔，特借《图书副刊》的篇幅来作一篇小小的答辩，请伯希和先生原谅吧！

（原载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51期，1936年10月8日）

《海录》笔受者究属何人

《海录》这部书也是一部有价值的行纪，可是研究南海舆地的人不常征引，大概是因为此书晚出。我们现在所见的较旧本是道光甲辰年（1844）的《海外番夷录》本，其次乃是道光己酉年（1849）的《海山仙馆丛书》本，这两本著录笔受的人皆作杨炳南。炳南字秋衡，嘉应人。炳南撰序略说：“同邑有谢清高者，少从贾人走海南，遇风覆舟，拯于番舶，遂随贩焉。每岁遍历海中诸国，凡十四年，后盲于目，流寓澳门，为通译以自给。嘉庆庚辰（1820）春，游澳门，清高谈西南洋事甚悉，遂条记之，题曰《海录》。”由此看来，《海录》的笔受人是杨炳南。

但是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二载《海国纪闻序》云：“予游广州，……识吴广文石华，言其乡有谢清高者，幼而随洋商船周历海国，无所不到，所到必留意搜访，目验心稽，出入十余年。今以两目丧明，不复能操舟业贾自活。常自言恨不得一人纪其所见，传之于后，石华悯焉，因受其所言，为《海录》一卷。予取而阅之，所言具有条理，于洪涛巨浸茫忽数万里中，指数如视堂奥，又于红毛、荷兰诸国吞并滨海小邦要隘处辄留兵戍守，皆一一能详，尤深得要领者也。然以草草受简，未尽精审，或失检会，前后差殊，因属石华招之来，将补缀而核正焉。而石华书去，而清高遽死，欲求如清高者而问之，则不复可得也。惜哉，惜哉！就其所录各国，大致幸已粗备，船窗有暇，为整比次第，略加条定，疑者缺之，复约其所言，列图于首，题曰《海国纪闻》云耳。清高嘉应州之金盘堡人，十八岁随番舶出洋，朝夕舶上者十有四年，三十一岁而瞽。生乾隆乙酉（1765），死时年五十七。吴广文名兰修，亦嘉应州人。”则据此序，笔受者又是吴兰修。

炳南、兰修两人皆是谢清高同邑人，先后笔受，亦有可能，可是书题皆作《海录》，未免可疑。手边无《嘉应州志》，不知其中有此二人事迹否。我又想取李兆洛的《海国纪闻》来对勘，可是不能获见其本。据重刻《养一斋文集》的高承钰咸丰二年（1852）的题识说：“其余尚有《石经考》、《史略》、《海国纪闻》、《砚坑记》、游记、日记诸书甚夥，拟次第刻之，以附斯本之后。”好像《海国纪闻》在咸丰二年尚无刻本，但在道光甲辰（1844）刻的《海外番夷录》中收有汪文泰辑的《红毛番咭唎考略》，内中引有李兆洛《海国纪闻》数条，又好像已有刻本，似经庚申（1860）之变，悉付劫灰，否则文泰所见之本殆为稿本矣。兆洛还有一部《海国集览》，其序并见《养一斋文集》卷二。据说：“予之往招谢清高也，念清高所言与古籍所载，或合或不合，或影响相似。古来著书者大抵得于传闻，未必如清高之身历，而清高不知书，同乎古者不能证也，异乎古者不能辨也。因检诸史及海国纪载诸书，摘其有关考证者录之，拟俟其来而问焉。继闻清高死，遂不复能卒业矣，姑附诸清高所言之后。后有喜事者，或遇清高其人，可以参伍取证焉。”这部《海国集览》现在似亦佚而不传。据《海国纪闻序》，谢清高生于乾隆乙酉（1765），死时年五十七，则死于道光元年（1821）。十八岁随番舶出洋，航海十有四年，三十一岁而瞽，其航海年间，应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至乾隆六十年（1795）间。他往来海上十四年，所见者是乾隆时代之南海，而其足迹又远至大西洋。我很希望有人将《海录》版本流传之原委同书之内容考究出来，我的病体，我的藏书，我的时间，皆不许我作此考订也。尚须附带言及者，李兆洛生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距《海外番夷录》本刻年仅三年，《海录》中的译名还原，切莫忘了嘉应州的方音。

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原载《禹贡》1937年第6卷第8、9合期）

中国南洋之交通

绪说

中国与南洋之交通，在史前已早有之，因为沿海的居民早已习于风涛，为渔业，为贸易，不免作海上的航行。可是最初的航行，大概是沿岸的航行，至若外海的航行，应在其后。这种原始航行既在史前，我们只能以理推寻。有史以后的海上交通，史书纪载应甚详晰，殊知有不然者，钩稽史文、舆记，只能上溯至汉武帝时，汉武以前不可考。就是在汉以后，史料也很欠缺，有些记载只能在类书里面获见其断简残篇，比方康泰《外国传》就是一例。有些记载偶为史书采录，幸而流传至今，比方常骏《赤土国记》就是一例。还有些记载，若不是好事者抄写流传，必定早已散佚，比方赵汝适《诸蕃志》就是一例。此外幸有《释藏》保存有若干编关于南海的行记。合计起来，不过十余种，其不幸散佚而不传于世的，姑取历代史志、书录计算，已有百余种，所以我们鸠集此类史料的时候，很觉得史料欠缺。而且这些仅存的史料，或因文字之脱误，或因卷帙之删节，还有些不得其解的。我去年编的一部《中国南洋交通史》，就是根据这些残缺史料编纂而成，虽然觉得不好，然而在现今研究的过程中，学识浅陋的我，实在无法使人满意，读者在这编文字有限的研究中，切莫期待我别有许多新的发明。

汉译长之通南海

前文说过，载籍之文著录南海交通事的，只能上溯至汉武帝时，其文见《汉书·地理志》卷二八：“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航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前140—前87）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绘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1—5）中，王莽辅政，欲燿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此文虽简，要可考见汉代与南海交通之梗概，足证当时仍在沿海航行时期，中国航舶或止于柬浦寨，或止于马来半岛，逾此则由蛮夷贾船转送。其中地名，虽经费瑯、藤田丰八诸氏之考订，然除黄支外，颇多牵合。所考以黄支当《西域记》卷十之建志补罗，其地即昔之Kancipura，今之Conjevaram，纪元前南印度之拔罗婆（Pallava）朝，即以此建志补罗为都城，《汉书》之黄支，得为此古都也。

此外尚有永建六年（131）叶调国遣使贡献一事（《汉书》卷六），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贡献一事（《汉书》卷一一八）。按叶调为梵语Yavadvipa之对音，安敦乃Marcius Aurelius Antonins之省译，足证欧洲之罗马，与马来群岛中之苏门答剌或爪哇，在汉时已与中国通。又据伯希和说，南海为佛教输入之要途，佛教最初输入中国，得由南海，并引《汉书·楚王英传》等文为证，其说不为无见。

吴康泰等之使扶南

汉以后通南海之大事，要算康泰、朱应之使扶南，此事《三国志》未著录，仅首见《梁书·海南诸国传》。其总叙云：“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此事《三国志》虽未著录，可是遣从事南宣国化事，已见《三国志·吕岱传》。传云：“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彻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按交州之平，在黄武五年（226），孙权召岱还，在黄龙三年（231），则康泰等之奉使，是226至231年间事。又按《三国志·孙权本传》：“赤乌六年（243），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南齐书·扶南传》载扶南王范师蔓病，姊子旃篡立，十余年，蔓少子长杀旃，旃大将范寻又杀长，国人立以为王。《梁书·扶南传》载吴时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是康泰等使扶南晚在243年之后，因此有人疑惑康泰等非吕岱所遣。我以为史文如果不误，康泰等南宣国化，或者不止一次，或者在外有十余年，此亦意中必有之事，不能谓其与《吕岱传》之文毫无关系也。

康泰等所立记传，今可考者，朱应有《扶南异物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早已佚而不传。康泰书亦散佚，今散见诸类书同古注中，其名不一。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谓“《吴时外国传》其总书名，《扶南传》又其书之一种”。可是此书尚有《吴时外国志》、《扶南土俗》、《康泰扶南记》、《扶南传》诸称，这些书题，不是原书的子题，就是后人别题的名称。唐人既然获见康泰之书，隋唐书志应有著录，可是遍检隋唐三志，皆未见有这类的书名。只有《隋书·经籍志》，有一部阙撰人名的《交州以南外国传》，新、旧《唐书志》亦有著录，惟误“南”作“来”，我想此书就是康泰《吴时外国传》之别名。

今据康泰书记载的国名计之，约有十余国，东西学者虽然有些考订，我以为颇多臆测，如日本学者驹井义明等的考证，是不足为准的。康泰等所至之地，或者仅限于林邑、扶南，所以他记载扶南土俗较详。纵然到过南海诸洲，所附的必是扶南舶，因为《扶南外国传》，对于扶南舶记有专条也（《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况且《梁书》说他“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可见他所记诸国并未完全亲历。现在我们对于他记载的那些国名，虽未能确实考订，大概可以推想他对于马来半岛以东所知较详，马来半岛以西确为传闻之地。

传闻之地较重要的，就是天竺。《梁书·中天竺传》云：“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即呼令观视国内，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遣物等还，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其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又《水经注》卷一引康泰《扶南传》曰：“昔范旃时有嘾杨国人家翔梨，尝从其本国到天竺，展转流贾至扶南，为旃说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宝委积，山川饶沃，恣其所欲，左右大国世尊重之。旃问之：‘今去何时可到，几年可回？’梨言：‘天竺去此可三万余里，往还可三年逾。及行四年方返，以为天地之中也。’”这两段记载可以证明当时扶南同天竺交通尚未频繁，扶南之成为传播佛教之一大站，殆为5世纪以后事。扶南当时的疆域，或者尚未发展到现在暹罗的南部，尚未成为柬埔寨（Kambojadeca）大国也。此外我们从康泰《外国传》知道的国名，有个加营国，或者就是唐代的诃陵，现在的爪哇，或苏门答剌。又有个加那调洲，从此洲乘大舶一月余日可入大秦国，此加那调洲好像就是《西域记》的阎摩那洲，疑皆是耶婆提之误。因为康泰《扶南传》又有一条说，从“加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拔扈梨（恒河）江口，度江径西行，极大秦也”。此处的大秦，我疑惑就是梵语Daksina之对音，指的是印度南部。

南北朝往来南海之僧人

佛教东被，盛于南北朝时，当时僧众往来之要途，陆行则经西域，海行则经南海。经行南海之僧人，今可考者，只能上溯至于法显。法显以晋隆安三年（399）发自长安，在外十五年，于义熙十年（414）还抵青州。所撰行传有《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法显传》、《法显行传》诸编，现存仅一本，有题《佛国记》者，有题《法显传》者，似皆非是，因为现存本并及往来行程，未专记佛国，又不类法显传记，亦非《法显传》可知，不如改题《法显行传》，较为名实相符。

法显之去也遵陆，其归也循海，现仅志其归程。考《法显行传》，法显从多摩梨帝国（Tamralipti, Tamluk）“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Ceylan）”。“即载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船，海行艰崄，以备大船毁坏。得好信风，东下二日，便值大风。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来多，即斫断。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船水漏，即取麤财货掷著水中。法显亦以军持及澡灌并余物弃掷海中，但恐商人掷去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潮退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当夜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如是九十日许，乃到一国，名耶婆提（Yavadvipa）。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

“停此国五月日，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佐，得至天晓。晓已，诸婆罗门议言：‘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崄。’法显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尔，便当杀我。汝其下此沙门，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汉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诸商人踌躇，不敢便下。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粮食、水浆欲尽，取海咸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尽。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可广州，尔今已过其多日，将无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长广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径涉险难，忧惧积日，忽得至此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然不见人民及形迹，未知是何许。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浦觅人，欲问其处。得两猎人，即将归，令法显译语问之。法显先安慰之，徐问：‘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问：‘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诡言：‘明当七月十五日，欲取桃腊佛。’又问：‘此是何国？’答言：‘此青州长广郡界，统属刘家。’闻已，商人欢喜，即乞其财物，遣人往长广。太守李嶷敬信佛法，闻有沙门持经像乘船泛海而至，即将人从至海边，迎接经像，归至郡治。商人于是还向扬州，刘法青州请法显一冬一夏。夏坐讫，法显远离诸师久，欲趣长安。但所营事众，遂便南下向都，就诸师出经律。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国，停六年还，三年达青州。凡所游历减三十国。”

据右录《法显行传》，法显自恒河口航海至锡兰，又自锡兰航海至耶婆提，此岛为今之爪哇，抑为今之苏门答剌，尚疑而难决，要之其航行未经满剌加海峡，而经巽他海峡，可断言也。此后行程偏东北行，夜遇台风，漂至山东牢山湾南岸。至其行抵青州之年月，与所指之刘家，我在《中国南洋交通史》第三章附注中别有考，日本学者足立喜六之考证《法显传》，立说颇有误解，未足据也。

继法显后往来南海的僧人，据《高僧传》，南北朝可考见的不过十人，内中国三人，扶南三人，天竺四人。中国僧人一名智严，先遵陆到天竺，回国后又泛海重到天竺。一名昙无竭，于420年往天竺，后在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一名道普，宋太祖遣将书吏十人西行求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而卒。扶南僧人一名僧伽婆罗，506年译经扬州。一名曼陀罗，继僧伽婆罗而来。一名须菩提，陈时在扬州译经。此六人仅知其泛海而来，行程皆无考。天竺僧人一名佛驮跋陀罗，疑循陆道至交州，然后附舶循海而至东莱，418年译经建康。一名求那跋摩，从师子国航海至阇婆，此阇婆为今之爪哇，抑为今之苏门答剌，尚难决也，424年泛海至广州。一名求那跋陀罗，435年亦从师子国泛海至广州。一名拘那罗陀，546年从扶南达广州，此人至扶南前，疑先至马来半岛之棱伽修国，即《梁书》之狼牙修也。准是观之，诸人行程虽多不详，然其止航地，有山东半岛北岸之东莱，南岸之长广，同交、广二州，当时外国船舶且有溯江而上至于扬州、江陵者，交通之发达可以见已。

隋常骏等之使赤土

隋炀帝即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607），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请使赤土，“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浪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骏等使还，“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其海水阔千余步，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行海北岸，达于交阯。”

右引常骏《赤土国记》，见《隋书·赤土传》。隋之赤土，旧考谓在暹罗，大误。今据此记，陵伽钵拔多洲对音殆为Lingaparvata，即贾耽之陵山，明人行记之灵山，疑在Varella岬附近。狼牙须应是《爪哇史颂》中之Lengkasuka，《梁书》作狼牙修，《续高僧传》作棱伽修，《南海寄归内法传》作郎迦戍，《诸蕃志》作凌牙斯加，《岛夷志略》作龙牙犀角，其国当在马来半岛。鸡笼岛疑指今Tantalam岛，《西洋朝贡典录》爪哇条首针位云：“由占城而往，针位取灵山。又五十更曰蜈蚣之屿，由屿尾礁（Camao？）而西，五更平冒山，又十更望东蛇龙之山，贯圆屿双屿之中。经罗帏之山，又五更取竹屿，又四更取鸡笼之屿，又十更至勾拦之山（Gelam）。”据此考之，赤土国应在马来半岛南部。昔年航行，类多沿岸航行，行程应同。兹再引他书之文以证，《南海寄归内法传》云：“从那烂陀（Nalanda）东行五百驿，皆名东裔，乃至尽穷，有大黑山（Arakan），计当土蕃（Tibet）南畔。传云蜀川西南行可一月余，便达斯岭。次此南畔通近海涯，有室利察呾罗国（Prome），次东南有郎迦戍国（Lengkasuka）。”《诸蕃志》凌牙斯加条云：“自单马令（Tambralinga）风帆六昼夜可到，亦有陆程。”又佛罗安（Beranang）条云：“自凌牙斯加四日可到，亦可遵陆。”准是以观，狼牙须国必在马来半岛无疑。

唐贾耽志广州通海夷道

唐代海上交通更为发达，前此中国船舶鲜逾满剌加海峡，至是有远航大食国者，故唐人对于西域、南海之认识较为详审。惜所记多不传于世，今仅在《新唐书·地理志》获见贞元宰相贾耽所志入四夷之路凡七，第七路曰广州通海夷道，其文曰：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州，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硖，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祗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个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祗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篮洲。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国。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国，北入于海。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

此道自广州湾通波斯湾，今地大致可以考求得之。占不劳山即安南之岣崂占。环王即昔之林邑，后之占城。陵山即《赤土国记》之陵伽钵拔多洲，疑即明人行记之灵山，则应在Varella岬附近求之。然伯希和谓为安南归仁府北之Sa-hoi岬。门毒国即归仁，古笪国即衙庄。奔陀浪乃宾童龙之古译，今安南藩笼省地。军突弄山即后之昆仑山，今Pulo Condore岛。“海硖蕃人谓之质”，殆指满剌加岬。罗越显为马来半岛之南端。佛逝乃室利佛逝之省称，即Srivijayn国，都Palembang，即后之旧港，昔称霸南海之大国也。诃陵即爪哇。葛葛僧祗国疑在Brouwers群岛中。个罗殆是大食人著录之Kalan，似在Kedah附近。婆国伽篮洲殆为昔之裸人国，今Nieobar岛。师子国即锡兰。没来国应指Malabar沿岸之俱蓝，大食人名Kulam Malaya，今Quilon也。拔即Broach。提即Diu。弥兰乃大食语Nahr Mihran之对音。新头乃梵名Sindhu之对音，并指Indus河。提罗卢和国疑指Djerrarah。乌剌国应是Al-ubullah之节译。弗利剌河即Euphrates河。末罗即Basra，缚达即Bagdad，大食即阿剌壁帝国也。余详《中国南洋交通史》第六章。

唐代往来南海之僧人

贾耽所志通海夷道，乃是当时波斯、大食舶往来之要道，别言之，外海航道，至若沿岸航道则略焉。其实沿岸航行仍在盛行，考诸僧传，可以见之。7世纪中叶后，吐蕃阻遏西域通道，往来东西之僧人，几尽舍陆而遵海，益以海上交通发达，海行且较陆行为便也。元开撰《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天宝九载（750）广州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师子国、大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云云。又据大食商人《苏黎满行纪》，中国海舶航行波斯湾者为数亦多，可见当时海上交通频繁，唐代僧人舍陆遵海，非无故也。

今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及《释藏》诸经录所载往来南海之僧人，行程可考者四十余人，所循航路，大致与贾耽通海夷道合，惟略其分道耳。诸僧行程较详者，为义净、道琳、无行三人。义净发自广州，历室利佛逝（Palembang）、末罗瑜（Jambi）、羯茶（Kedah）、裸人国（Nicobar）、耽摩立底（Tamluk）。道琳发足地未详，历占波（Campa）、诃陵（Java）、裸人国、耽摩立底。无行发足合浦，暂住交州，复历佛逝、末罗瑜、羯茶、那伽钵亶那（Negapatam）。又综考诸传，当时之发航地，首广州，次交州，偶亦为今合浦境内之旧治，与钦县境内之乌雷。止航地，或为苏门答剌岛内之室利佛逝国，或为印度南端之师子洲，或为印度东岸之耽摩立底、那伽钵亶那、诃利鸡罗（Kerikala）。广州、印度间维舟诸港，则有交州之龙编、占波，马来半岛之郎迦戍（Lengkasuka），爪哇岛内之诃陵（Kalinga），苏门答剌岛内之室利佛逝、末罗瑜，翠蓝屿（Nieobar）中之裸人国。至若昔之扶南，后之真腊，仅偶一见，已不复为东西往来之要站矣。此外若泉州、扬州，甚至长江上游，亦曾为番舶所历之地，特不及广州之盛耳。但至8世纪末年，海舶多就交州市易，9世纪中叶后，波斯、大食船舶多止航于马来半岛，盖自有其特别原因，而无关交通之盛衰也。

宋代注辇国使臣之行程

外国使臣行程，史文鲜有著录，有之则自《宋史·注辇传》始。注辇即《大唐西域记》之珠利邪，亦汉代黄支所在之地。其国梵名朱罗（Cola），而《宋史》作注辇者，盖从大食语Culiyan之对音，则此国之入贡，或有大食译人之介于其间也。《宋史·注辇传》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注辇国使臣娑里三文之行程云：“三文离本国，舟行七十七昼夜，历郍勿丹山、娑里西兰山，至占宾国。又行六十一昼夜，历伊麻罗里山，至古罗国。国有古罗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昼夜，历加八山、占不牢山、舟宝龙山，至三佛齐国。又行十八昼夜，度蛮山水口，历天竺山，至宾头狼山，望东西王母塚，距舟所将百里。又行二十昼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广州之琵琶洲。离本国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广州焉。”

右录注辇使臣之行程，费瑯氏虽有考，然其说颇多牵合，不足据也。我以为郍勿丹山即唐代僧人所至之那伽钵亶那，今之Negapatan。娑里西兰皆本大食语，大食人称注辇人曰Suli，即明译之锁里或琐里。师子国曰Silan，即明译之锡兰。当时注辇国势强，曾加兵于榜葛剌沿岸诸地，屡次侵入锡兰，此云娑里西兰，犹言注辇国人所属之锡兰也。古罗疑指马来半岛之Kra。舟宝龙应为丹宝龙之讹，《诸蕃志》作单马令，《宋史》作丹眉流，皆马来半岛（Tambrnlinga）之同名异译也。三佛齐国指Palembang。蛮山水口指满剌加峡。天竺山即明人之东西竺，今Pulo Aor也。宾头狼山即贾耽通海夷道之奔陀浪，明人之宾童龙。东西王母塚应指昆仑山，亦贾耽之军突弄也。羊山即明人之羊屿，殆指Pnlo Gambir。九星山疑即贾耽之九州石，明人之七洲，今Paracels诸岛也。

《岭代外答》之南海

周去非《岭代外答》，成于淳熙戊戌（1178），记载海外番夷甚详。其航海外夷条云：“今天下沿海州郡，自东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矣。沿海州郡类有市舶，国家绥怀外夷，于泉、广二州置提举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难之欲赴诉者，必提举司也。岁十月，提举司大设蕃商而遣之。其来也当夏至之后，提举司征其商而覆护焉。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Java）国，其次三佛齐（Palembang）国，其次乃诸国耳。三佛齐国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Pulo Aor）与交洋（交阯湾），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阇婆之来也，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Karimata），而与三佛齐海道合于竺屿（Pulo Aor）之下。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Quilon）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其他占城、真腊之属，皆近在交阯洋之南，远不及三佛齐国、阇婆之半，而三佛齐、阇婆又不及大食国之半也。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大抵蕃舶风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风，为祸不测。幸泊于吾境，犹有保甲之法，苟舶外国，则人货俱没。若夫默伽（Mekka）国、勿斯里（Misri，今埃及）等国，其远也不知其几万里矣。”

又海外诸蕃国条云：“诸蕃国大抵海为界限，各为方隅而立国，国有物宜，各从都会以阜通。正南诸国，三佛齐其都会也。东南诸国，阇婆其都会也。西南诸国，浩乎不可穷：近则占城、真腊，为窊里诸国之都会；远则大秦，为西天竺诸国之都会；又其远则麻离拔（Malabar）国，为大食诸国之都会；又其外则木兰皮（Murabit，指西班牙南部与非洲北部）国，为极西诸国之都会。三佛齐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屿万余，人奠居之，愈南不可通矣。阇婆之东，东大洋海也，水势渐低，女人国在焉；愈东则尾闾之所泄，非复人世；稍东北向则高丽、百济耳。西南海上诸国不可胜计，其大略亦可考。姑以交阯定其方隅：直交阯之南，则占城、真腊、佛罗安（Beranang，在马来半岛南部）也。交阯之西北，则大理、黑水、吐蕃也。于是西有大海隔之，是海也名曰细兰（Silan，即锡兰），细兰海中，有一大洲名细兰国。渡之而西，复有诸国：其南为故临国；其北为大秦国、王舍城、天竺国。又其西有海曰东大食海，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

《诸蕃志》之南海

周去非后详记海国事者，有《诸蕃志》，赵汝适提举福建路市舶时所作，乃亲询海国之事于贾胡，复杂采前人撰述而成。所采录者以《岭外代答》之记载为最多。书成于宝庆元年（1225），虽非亲历而手记之作，然13世纪记述南海者，盖莫详于是编，且多为《宋史》之所本。Hirth & Rockhill二氏曾将其转为英文，附以考证。所记海国五十有余，其属南海及印度洋沿岸之国，有占城（Campa）、真腊（Kamboja）、单马令（Tambralinga）、凌牙斯加（Lengkasuka）、佛啰安（Beranang）、蒲甘（Pagan）、注辇（Coromandel）、南毗（Malabar）、胡茶辣（Guzerat）、弼斯罗（Basra）、瓮蛮（Oman）、麻嘉（Mekka）、层拔（Zangibar）、弼琶啰（Barbara）诸国。海岛有三屿（Calamian etc.）、麻逸（Mait）、渤泥（Borneo）、阇婆（Java）、苏吉丹（Sukadana）、新拖（Sunda）、三佛齐（Palembang）、监篦（Kampe）、蓝无里（Lamuri）、晏陀蛮（Andaman）、细兰（Silan）诸国。当时三佛齐（即室利佛逝）国势尚强，据此书，知其所属者有十五国：曰蓬丰（Pahang），曰登牙侬（Trenganu），曰凌牙斯加，曰吉兰丹（Kelantan），曰佛罗安，曰日罗亭（Yirudingam），曰潜迈（Semani?），曰拔沓（Bataks），曰单马令，曰加罗希（Grahi），曰巴林冯（Palembang），曰新拖，曰监篦，曰蓝无里，曰细兰。

元杨庭璧之使马八儿、俱蓝等国

元世祖至元时招谕诸蕃，占城马八儿（Maabar, Coromandel）俱奉表称藩。余俱蓝（Kulam, Quilon）诸国未下。十六年（1279）遣庭璧招俱蓝，次年至其国，国主遣使入贡。十八年（1281）庭璧再往招谕，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那山（Ceylan）。舟人以阻风乏粮，劝往马八儿国，拟假陆路以达俱蓝。四月至马八儿，其国宰相言国主兄弟五人皆聚加一（Cail, Kayal）之地，议与俱蓝交兵，庭璧遂未果往。十九年（1282），始抵俱蓝，国主遣使入贡。二十三年（1286），海外诸蕃国以庭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诸国凡十，曰马八儿，曰须门那（Somnath），曰僧急里（Cranganore），曰南无力（Lamuri），曰马兰丹（Kelantan?），曰那旺（Nakkavaram, Nicobar），曰丁呵儿（Trenganu），曰来来（Lata, Lar），曰急兰亦，曰苏木都剌（Sumutra, Samudra），遣使贡方物。

史弼等之征爪哇

至元二十九年（1292），世祖因爪哇黥诏使，命史弼、亦黑迷失、高兴等率福建、江西、湖广三行省兵凡二万，舟千艘往征。是年十二月自泉州启行，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军次占城，先遣使谕降南巫里（Lamuri）、速木都剌（Sumutra, Samudra）、不鲁不都（Pulo Buton？）、八剌剌（Parlak）诸小国。明年（1293）正月至东董、西董山、牛崎屿，入混沌大洋橄榄屿、假里马答（Karimata）、勾阑（Gelam）等山驻兵，伐木造小舟，进至杜并（Tuban），分军下岸，水陆并进。会爪哇王婿土罕必阇耶之兵，进攻伪王于答哈（Daha），伪王出降，土罕必阇耶旋叛，引兵来袭，弼等败登舟，舟行六十八日夜达泉州。

周达观等之招谕真腊

元贞乙未（1295），遣使招谕真腊。次年二月，自温州港口开洋，三月抵占城，中途风逆，秋七月始至。至大德丁酉（1297）六月回舟，八月抵四明。时达观随行，记所闻见，而成《真腊风土记》一书，所记行程略曰：“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阯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Pulo Condore）洋，入港。港凡数十，惟第四港（Mytho）可入，其余悉以沙浅，故不通巨舟，然而弥望皆修籐古木，黄沙白苇，仓卒未易辨认，故舟人以寻港为难事。自港口北行，顺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Kampon Ohnan），乃其属郡也。又自查南换小舟，顺水可十余日，过半路村、佛村（Porsat）渡淡洋（Toulésap），可抵其地，曰干傍（Kampon?），取城五十里。按《诸蕃志》称其地广七千里，其国北抵占城半月路，西南距暹罗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其东则大海也。”

《岛夷志略》之南海

元人南海行记有汪大渊《岛夷志》一书，见《读书敏求记》著录，今传世之本题曰《岛夷志略》，殆经明人删节。据至正乙丑（1349）吴鉴序，知大渊在至正时常附海舶浮海，越数十国，记所闻见而成是编。又据本书大佛山条，至顺庚午(1330)冬十月十有二日，因卸帆于山下，是知其于1330年至锡兰岛。全书凡百条，现存刻本多错讹难读，惟其中所记诸国有不见于前人记载，足补《元史》之阙。此书苏禄条有西洋，毗舍耶条有东洋，可以藉知东西洋之称，在元代早有之，惟所谓西洋盖指印度洋也。

郑和之下西洋

史载通西南海事，莫大于郑和下西洋诸役，得谓其为中国航海之空前盛业。近人对此考证已多，兹仅述其概略而已。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史文不如碑志之近实。第一次永乐三年（1405）往，五年（1407）回。第二次永乐五年往，七年（1409）回。第三次七年往，九年（1411）回。第四次十一年（1413）往，十三年（1415）回。第五次十五年（1417）往，十七年（1419）回。第六次十九年（1421）往，二十年（1422）回。第七次宣德六年（1431）往，宣德八年（1433）回。大宝船航行路线，大致从福建长乐港开船，历占城、苏儿把牙（Surabaya）、旧港（Palembang）、满剌加（Malakka）、锡兰（Ceylan）、古里（Calieut）而至忽鲁谟斯（Hormuz）。至若分综所至之地，则有交栏山（Gelam）、暹罗（Siam）、苏门答剌（Samudra）、翠蓝屿（Nicobar）、葛兰（Quilon）、柯枝（Cochin）、剌撒（al-Hasa）、榜葛剌（Bengal）、阿丹（Aden）、佐法儿（Zufar）、竹步（Jobo）、木骨都束（Mogadoxu）、溜山（Maldives）、天方（Mekka）等地。第一次下西洋时，有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见《客座赘语》）。下西洋人数，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四百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阴阳官一员，教谕一员，舍人二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员名，余丁二名，正使太监七员，监丞五员，少监十员，内官内使五十三员，此外尚有通事、民稍、买办、书手等名目（见说集本《瀛涯胜览》）。

《职方外纪》之海道

利玛窦绘万国图，西南海名称为之一变，昔名曰西洋之印度洋，则名小西洋，而始称今西洋曰大西洋。此小西洋之称，有时专指阿剌壁湾，《职方外纪》志从小西洋赴中国之海道云：“逾赤道至小西洋南印度卧亚（Goa）城，在赤道北十六度。风有顺逆，大率亦一年之内可抵小西洋。至此则海中多岛，道险窄难行矣。乃换中舶，亦乘春月而行，抵则意兰（Ceylan），经榜葛剌海，从苏门答腊与满剌加之中，又经新加步（Singapore）峡，迤北过占城、暹罗界。阅三年方抵中国岭南广州府。此从西达中国之路也。”“行海昼夜无停，有山岛可记者，则指山岛而行。至大洋中，常万里无山岛，则用罗经以审方。其审方之法全在海图，量取度数，即知海舶行至某处，离某处若干里，了如指掌，百不失一。”

《海国闻见录》之海道

陈伦烱《海国闻见录》始有南洋之称，惟彼之所谓南洋者，盖指古南海之一部。伦烱似曾浏览耶苏会士之舆记，以东南海洋为小东洋，吕宋、苏禄等岛属焉。以东海为大东洋，日本等岛属焉。以戈什为小西洋，指阿剌壁湾，戈什G者，Malabar coast之省译也。以亚细亚以西海洋为大西洋，以安南、占城、马来半岛间为南洋。据所记南洋海道略云，厦门至广南，由南澳见广之鲁万山、琼之大州头，过七州洋，取广南外之咕哔罗山，而至广南，计水程七十二更。厦门至暹罗，水程过七州洋，见外罗山，向南见玳瑁洲，见昆仑，偏西见大真屿、小真屿。转西北，取笔架山，向北至暹罗港口竹屿，一百八十八更。由暹罗而南，沿山诸国俱由小真屿向西分往，水程均一百五六十更。厦门至柔佛，水程一百七十三更。厦门至麻喇甲，水程二百六十更。往西海洋，中国洋艘，从未经历，到此而止云云。观此可以考见康熙时航行南海之水程，其中所记之岛屿名称，多已见明人所引《针位篇》著录也。

《海录》之海道

谢清高《海录》记载乾隆末年西南洋甚悉，其志东西往来之海程云：“凡船来中国，皆南行过峡，转东南，经地问（Timor）、噶喇叭（Batavia），置买杂货。北入噶喇叭峡（Sunda峡），过茶盘，即地盆（Billiton？）。经红毛浅而来，若不泊噶喇叭，则由地问北经马神（Banjermassin）、昆甸（Pontianak），西至茶盘，北经红毛浅而来。九月以后北风急，则由地问借风向文来（Brunei）、苏禄（Sulu）、小吕宋（Luzon）东沙而来。其往小西洋贸易者，则由噶喇叭西北行，经苏苏（苏门答剌岛西岸地名）之西，呢是（Nias）之东。又西北经呢咕吧拉（Nicobar）而往。由小西洋复来中国，则东南行，经亚齐（Achin）东北，麻六呷（Malakka）西南入白石口（满剌加海峡），转茶盘而来。遇北风则由白石口东南行，至细利窪（Celebes）入小港，经苏禄、小吕宋、东沙而来。内港船来往，则必乘南北风，其苏禄、吕宋一道，从未有能借风而行者，此其大略也。”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原载《东方杂志》1937年第34卷第7号）

辽金北边部族考

一

吾人研究元代史籍，常见有若干北边部族，不见于前代史书，而辽、金二史中复有若干部族名称未经前贤考证，本文之旨趣乃在取三史之部族比对牵合。惟此问题关涉语言甚多，尤以契丹语为难解，故研究之结果不能副始愿之所期，只能解决若干问题也。

首应知者，北边部族所用的是部落制度，所处的是游牧生活，部落有分合，势力有强弱，随时代境遇而为变迁。例如蒙古在13世纪之初固曾建立一空前大帝国，然在前代辄依附他族而自存，不足重也。有人以为《旧唐书·室韦传》之蒙兀（《新书》作蒙瓦）即是后来之蒙古，其兴趣不过证明蒙古名称之古而已。然相类假定，在《辽》、《金》二史中亦不难寻出：

《辽史》卷二四《道宗本纪》太康十年（1084）纪：“二月庚午朔，萌古国遣使来聘。三月戊申，远萌古国遣使来聘。”

根据上引之文，可以假定此萌古得为蒙古。《金史》卷四四《兵志》，北路部族有萌骨部族，萌骨乣，则又可假定此萌骨得为蒙古。假定是否可能成立，其实无甚关系，盖在当时假定有此蒙古称号，势力尚微，不足以左右历史也。适用部落制度之种族，必须有一强有力的酋长之出现，吞并其他部落，始能强大。如阿保机、阿骨打、铁木真一类的英雄，才能造成所谓契丹帝国、女真帝国、蒙古帝国。质言之，用本部落统率其他部落。至在此类英雄未出以前，弱者辄依附强者，但依附之时，诸部落不必完全丧失个性，特用依附方法自存而已。明了此理，然后可解北方部族分合之理。

二

《辽史》著录部族较详，卷四六《百官志》北面边防官条云：

“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劲敌；北临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至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

可以籍知北边大国十余，而以阻卜、术不姑为最著名。术不姑亦曰述不姑，又曰直不姑，并见同条著录，惟此部族在辽史中未尝露头角。阻卜则不然，同条列举阻卜国有四：

“阻卜国大王府，

阻卜札剌部节度使司，

阻卜诸部节度使司，圣宗统和二十九年（1011）置，

阻卜别部节度使司，

西阻卜国大王府，

北阻卜国大王府，

西北阻卜国大王府。”

准是以观，阻卜据地甚广，内容部落当然甚多。《金史》有阻，应是同一对音。阻卜、阻的原名殆出于契丹语，或为漠北诸强大部落之总称，犹之前代之铁勒、突厥，所包括者不仅同一语系之种族也。

据吾人考证之结果，辽金时代之阻卜、阻，至少包括有札剌儿（Jalair）、克烈（Keräit）、塔塔儿（Tatar）等部落，或者兼有主儿勤（Jurkin）、乃蛮（Naiman）等部落，盖此类部落在金末蒙古乞颜（Kiyan）族勃兴时，皆属强有力之部落也。

三

何以知札剌儿部为阻卜？前引《辽史·百官志》，阻卜国大王府分设节度使司三，一曰阻卜札剌部节度使司，札剌当然为部名，殆为阻卜诸部中之最强者。考成吉思汗勃兴前，漠北有札剌儿部，亦名札剌亦儿，又名押剌伊而（Yalair）。《元史·太祖本纪》载此部人曾乘胜杀莫拏伦，灭其家。剌史德丁（Rasidu-'d-Din）书谓此部分为十部，应为当时强有力之部落。居地似在斡难（Onon）河一带，则此阻卜大王府应冠东字。此外《辽史》著录诸部族，无以札剌为名者。固有部落名茶札剌，然《辽史》别有著录，又写其名作茶赤剌，不得谓为茶札剌之省写。由是观之，除札剌儿部以外莫属。

四

何以知克烈部为阻卜？《元秘史》卷六，成吉思差人告克烈部长王罕有云：

“在前你的父忽儿察忽思不亦鲁黑罕有四十个子，内只你最长，所以立作罕……”

案罕此言王，不亦鲁黑尊号也，北方部落常用之，《五代史》作梅录，《元史》作盃禄。忽儿察忽思《元史·太祖本纪》作忽儿札胡思，是人名，乃基督教名Cyriacus之对音，而由突厥语Quriaqus转化为蒙古语Qurjaquz者。考剌史德丁书，克烈部人奉基督教，11世纪初年景教教师曾传教于此部。忽儿察忽思之父马儿忽思不亦鲁（Marguz-Buyuruq）曾被塔塔儿部长纳兀儿不亦鲁（Na'ur-Buyuruq）所俘，献之金国皇帝，钉于木驴而死。马儿忽思遗二子，曰忽儿察忽思不亦鲁黑，曰古儿罕（《元史·太祖本纪》作菊儿罕）忽儿察忽思嗣罕位。及其死也，遗六子，其中有脱斡邻（Togril）杀弟二人，夺罕位，受中国册封，故名王罕。案马儿忽思亦是基督教名Marcus之对音，由突厥语之Markus转为蒙古语之Marguz者。克烈部乃突厥语部落，应从突厥语译作马儿古思。父子二人皆用基督教名，足证皆奉景教。此外克烈部人用基督教名者应复甚多，若将《辽史》著录之北阻卜人名详细审之，必尚有新的发现。此马儿忽思或马儿古思，前此似无人在中国载籍中检寻。

阻卜在辽代叛服无常，大为边患，而北阻卜酋长磨古斯尤为辽国所痛心疾首。磨古斯大安五年（1089）始为诸部长，八年（1092）杀金吾吐古斯以叛，九年（1093）诱杀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寿隆六年（1100）正月辛卯，始被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特剌所执，同年二月己酉磔于市。《辽史》卷九六《挞不也传》云：

“阻卜酋长磨古斯来侵，西北路招讨使何鲁扫古战不利，诏挞不也代之。磨古斯之为酋长，由挞不也所荐，至是遣人诱致之。磨古斯绐降，挞不也逆于镇州西南沙碛间，禁士卒无得妄动。敌至，裨将耶律绾斯、徐烈见其势锐，不及战而走，遂被害。”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镇州本古可敦城，……东南至上京三千余里。”则辽之镇州在临潢西北三千里，似在外蒙叨林一带。克烈部牧地在斡儿寒、秃剌二水一带，故挞不也逆于镇州西南沙碛间，足证磨古斯为克烈部长，而克烈部即是北阻卜。更作进一步的考订，此磨古斯即是马儿古思，不论为塔塔儿部酋长所执献，抑为耶律斡特剌所执献，结果皆同。意者塔塔儿部酋长执献于斡特剌，而由斡特剌转献于朝，辽讨北边叛部，常征调诸部兵也。由是观之，北阻卜应属克烈部无疑。

五

《辽史·百官志》，阻卜国大王府所统节度使司有三：一治阻卜札剌部，一治阻卜诸部，一治阻卜别部。前既假定此阻卜国为东阻卜国，而札剌部为札剌儿部，余二节度使所治者，应属其他诸部。诸部中应有塔塔儿部，此部在金元时居捕鱼儿海（Buir nor）附近，辽时或亦然也。唐代有达恒（见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五代有达靼（见《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殆为塔塔儿之同名异译。前引剌史德书，曾言脱斡邻受中国册封，故名王罕。据《元秘史》，受封之原因，盖为夹攻塔塔儿部而有功也。兹引《金史》、《元秘史》之文如下，以明塔塔儿部亦为阻卜或阻。

《金史》卷十《章宗本纪》明昌五年（1194）纪云：“九月甲申，命上京等九路，并诸抹及乣等处选军三万，俟来春调发，仍命诸路并北阻以六年夏会兵临潢。”

是役未言所讨何部，证以《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内族襄二传，知所讨者是阻，别言之东阻，因北阻既会兵讨叛，不能自讨本部也。

《夹谷清臣传》云：“六年（1195），迁仪同三司，进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师，行尚书省事于临潢府。清臣遣人侦知虚实，以轻骑八千，令宣徽使移剌敏为都统，左卫将军充、招讨使完颜安国为左右翼，分领前队，自选精兵一万以当后队。进至合勒河，前队敏等于栲栳泺攻营十四，下之，回迎大军，属部斜出掩其所获羊马资物以归。清臣遣人责其赕罚，北阻由此叛去，大侵掠。上遣责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

《内族襄传》云：“夹谷清臣北御边，措画乖方，属边事急，命襄代将其众，佩金牌，便宜从事。……遂屯临潢，顷之，出师大盐泺，复遣右卫将军完颜充进军斡剌速城。……未几，遣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安国等趋多泉子。密诏进讨，乃命友军出东道，襄由西道而东。军（案即先锋瑶里孛迭军）至龙驹河，为阻所围，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请俟诸军集乃发，襄曰：‘我军被围数日，驰救之犹恐不及，岂可后时。’即鸣鼓夜发。或请先遣人报围中，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倘为敌得，使知我兵寡而粮在后，则吾事败矣。’乃益疾驰。迟明，距敌近，众请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驰者，欲掩其不备尔，缓则不及。’响晨压敌，突击之，围中将士亦鼓噪出，大战，获舆帐牛羊。众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国追蹑之。众散走，会大雨，冻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长，遂勒勋九峰石壁。捷闻，上遣使厚赐以劳之，别诏许便宜赏赉士卒。”

《元朝秘史》卷四云：“金国因塔塔儿蔑古真薛兀勒图不从他命，教王京丞相领军来剿捕，逆着浯勒札河袭来。成吉思合罕说：‘在前塔塔儿将我祖宗、父亲害了，趁这机会可以夹攻他，以报前仇。’遂使人约脱斡邻（王罕）。……脱斡邻许了军马，整治了三日，亲自到来。成吉思又使人对主儿勤种的撒察别乞泰出将这报仇的意思说将去，要他来助。待了六日不来，成吉思遂与脱斡邻引军顺浯勒札河，与王京夹攻塔塔儿。时塔塔儿在忽速秃失秃延地面，立了寨子，被成吉思脱斡邻攻破，将塔塔儿蔑古真薛兀勒图杀了。”同卷又云：“金国的王京，知成吉思与脱斡邻将塔塔儿寨子攻破，杀了蔑古真等，大欢喜了，与成吉思札兀忽里的名分，脱斡邻王的名分。王京又对成吉思说：‘杀了蔑古真等，好生得你济，我回去金国皇帝行奏知，再大的名分招讨官教你做者。’说罢，自那里回去了。成吉思与脱斡邻将塔塔儿共掳着，也各自回家去了。”

右引《金史》、《元秘史》诸文，是证金军与克烈等部在斡里札（《元秘史》作浯勒札）河夹攻塔塔儿部，惟两方各自叙其功绩而已。由是观之，《金史》之阻，即《元秘史》之塔塔儿，《金史》之北阻，即《元秘史》之克烈、主儿勤、乞颜等部。《夹谷清臣传》之属部斜出，疑是《元秘史》之主儿勤部酋长撒察、泰出二人，成吉思约之不至者，殆因前此有掩夺金军俘获之举。《元秘史》同卷云，成吉思“落后下的老小营，在哈澧勒海子边，被主儿勤部将五十人剥了衣服，十人杀了”。则主儿勤部不仅掩夺金军的资物，而且袭击成吉思罕的老小。

六

乃蛮在当时应已成一重要部族，惟乃蛮名称仅见于《辽史》卷三十《天祚本纪》与卷六九《部族表》中，是为耶律大石在北庭都护府所会十八部之一部名。后来虽复见于《元史·太祖本纪》，然此外在《辽》、《金》二史中未见著录。伯希和曾揣想以为此部在辽代名称粘八葛，此名见《辽史》卷二六《道宗本纪》寿隆三年（1097）纪，卷三六《兵卫志》属国军条，卷四六《百官志》北面属国官条。此种假定，固有理由，第无其他证明。余以为金末之乃蛮在辽代或为西北阻卜国，盖乃蛮地处金山之北，为克烈部西面一大部落，在辽代不能谓相安无事也。是亦一种假定，如能证明粘八葛即是乃蛮，此种假定亦可成立，因为西北阻卜名称不见其他纪传著录，或仍用部族名也。

七

《辽史·百官志》云：“北邻大国以十数。”现仅知有阻卜，同无从位置的术不姑，其余应以何种部族当之？吾人研究元代载籍，知有一大部族，名称弘吉剌（Qongirat，Ongirat），居地在捕鱼儿海附近，与塔塔儿部为邻，则亦在辽金边墙之外，不能谓无事迹可寻。但在《辽史》中，仅见卷三十《天祚本纪》与卷六九《属国表》，著录其名作王纪剌，亦是耶律大石所会十八部之一部，此外别无著录。晚至金代，名称广吉剌，声势与阻并重。《金史》卷九三《内族宗浩传》云：

“北部广吉剌者尤桀骜，屡胁诸部入塞。宗浩请乘其春暮马弱击之。时阻亦叛，内族襄行省事于北京，诏议其事。襄以谓若攻破广吉剌，则阻无东顾忧，不若留之，以牵其势。宗浩奏：‘国家以堂堂之势，不能扫灭小部，顾欲籍彼为捍乎？臣请先破广吉剌，然后提兵北破阻。’章再上，从之。诏谕宗浩曰：‘将征北部，固卿之诚，更宜加意，毋致后悔。’宗浩觇知合底忻与婆速火等相结，广吉剌之势必分，彼既畏我见讨，而复掣肘仇敌，则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领军二百为先锋，戒之曰：‘若广吉剌降，可就征其兵以图合底忻，仍侦余部所在，速使来报，大军当进，与汝击破之必矣。’合底忻者，与山只昆皆北方别部，恃强中立，无所羁属，往来阻、广吉剌间，连岁扰边，皆二部为之也。撒入敌境，广吉剌果降，遂征其兵万四千骑，驰报以待。宗浩北进，命人赍三十日粮，报撒会于移米河共击敌。而所遣人误入婆速火部，由是东军失期。宗浩前军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统石鲁、浑滩两部，击走之，斩首千二百级，俘生口、车畜甚众。进至呼歇水，敌势大蹙，于是合底忻部长白古带、山只昆部长胡必剌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诏，谕而释之。胡必剌因言，所部迪烈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讨之。乃移军趋移米，与迪烈土遇，击之，斩首三百级，赴水死者十四五，获牛羊万二千，车帐称是。合底忻等恐大军至，西度移米，弃辎重遁去。撒与广吉剌剖长忒里虎追蹑及之，于窊里不水纵击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斩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余人，获驰马牛羊不可胜计。军还，婆速火乞内属，并请置吏，上优诏褒谕。”

是役应在章宗承安元年（1196），《金史》卷十《承安元年纪》云：“正月甲申，大盐泺群牧使移剌睹等为广吉剌部兵所败，死之。”“七月乙酉，命有司收瘗西北路阵亡骸骨。”十二月“己酉，遣提点太医近侍局使李仁惠劳赐北边将士，授官者万一千人，授赏者几二万人，凡用银二十万两，绢五万匹，钱三十二万贯”。

据右引《金史》诸文，足知广吉剌在承安元年侵入大盐泺，宗浩始将兵破诸部，战事应在是年夏间。《宗浩传》以广吉剌与阻相对言，可以证明广吉剌非阻。《传》云：“攻破广吉剌，则阻无东顾忧。”又云：“先破广吉剌，然后提兵北破阻。”具见阻在广吉剌之西北。据元代史籍与西书，吾人已知弘吉剌部之北为塔塔儿部，西北为蒙古诸部与克烈部，则此处阻应概指以上诸部而言矣。

八

《宗浩传》云：“合底忻者与山只昆皆北方别部，恃强中立，无所羁属，往来阻、广吉剌间，连岁扰边，皆二部为之也。”则此二部亦是北边强大部族，《辽史》无此二部名。既往来弘吉剌、阻间，应属蒙古诸部落。考《元史·太祖本纪》，蒙古诸部常与铁木真对抗者，有弘吉剌、塔塔儿、哈答斤（Qatagin）、散只兀（Salji'ut）等部。《宗浩传》之合底忻，显是《元史》之哈答斤，山只昆显是《元史》之散只兀，盖其原名应作Saljigun，用蒙古语写以畏吾儿字，变为多数，则成散只兀（《元秘史》作撒勒只兀惕，《元史》亦作珊竹）。至若并见《宗浩传》之婆速火部，疑是《元秘史》之别速惕（Bäsut），可是不能必其是也。

九

《辽史》卷二五《道宗本纪》大安十年（1094）纪：“四月丙午，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陈家奴奏讨茶札剌捷。”卷二六寿隆六年（1100）纪：“五月壬午，乌古部讨茶札剌，破之。”卷四六《百官志》后列举诸部族有茶札剌部，则亦为当时之一著名部族。耶律大石在北庭都护府所会十八部，亦有此部名，惟作茶赤剌（卷三十《天祚本纪》，卷六九《部族表》）。此部为一蒙古部落，《元史》及《元秘史》作札答剌，或亦在辽代北邻十数大国之列。

十

《辽史》卷二六《道宗本纪》寿隆二年（1096）纪：“十二月己未，斡特剌讨梅里急，破之。”三年纪：“正月丙午，阻卜长猛撒葛、粘八葛长秃骨撒、梅里急长忽鲁八等请复旧地。贡方物，从之。”“十一月丁丑，西北统军司奏讨梅里急捷。”卷三六《兵卫志》属国军条，卷四六《百官志》北面属国条，皆著录有此梅里急部，惟卷三十《天祚本纪》与卷六九《属国表》所著录耶律大石所会十八部名作密儿纪部。此部既与阻卜、粘八葛两部并称，殆为此二部之邻部。考《元史》、《元秘史》等编有蔑儿乞部，牧地当时似在薛灵哥（Selenga）、斡儿寒（Orkhon）两水流域，西邻乃蛮，南接克烈，东邻蒙古诸部，则此梅里急或密儿纪应为此蔑儿乞无疑。

十一

《辽史》卷四六《百官志》北面属国条诸国中有斡郎改国王府，诸部中有嗢娘改部。卷三六《兵卫志》属国下有斡朗改。卷七《穆宗本纪》应历十三年（963）纪：“五月壬戌，斡朗改国进花鹿生麛。”卷一《太祖本纪》三年（909）纪：“十月己巳，遣鹰军讨黑车子室韦，破之。西北嗢娘改部族进挽车人。”斡朗改与嗢娘改对音相同，初视之似为同部，惟在《百官志》中两名并著，在《太祖纪》中有西北嗢娘改之称，应为二部也。蒙古诸部落中有兀良合，别有一兀良合部，居森林中，《元秘史》名后一部曰槐因亦儿坚，此言林木中百姓。则《辽史》之斡朗改殆指蒙古兀良合部，嗢娘改殆指林木中之兀良合部矣。

此外《辽史》著录之部族可与元代部族比对者，则有辽之辖戛斯与元之乞儿吉思，辽之迭刺葛与元之帖良古。至若辽代屡为边患次于阻卜之乌古部，未详为何种部族，若以元之汪古部拟之，则误矣。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七日笔受讫

（原载《辅仁学志》1939年第8卷第2期）

嘉庆丙寅上谕中之贺清泰

数年前裴化行（Henri Bernard）神甫过谈时，常提到费赖之（Pfister）神甫《入华耶稣会士传》是一部佳作，可惜还要修改补正。他搜辑的西文材料甚多，颇想我在中国载籍中寻求材料。我当时以为病废的人，学识浅陋，未敢应承；继而一想若将此传转为汉文，使世人知道有这部书，有这些有功于中西文化沟通的人，并且有许多史家未曾参考过的重要史料，使他人可以共同寻究，岂不甚善，我翻译此传目的在此。

有清盛时，文禁甚密，有些中国人不敢记载的事实，往往见于诸传教师笔录或信札之中，这些宝库国内尚未有人开发过。自从耶稣会士范礼安（Valignani）、利玛窦（Matteo Ricci）诸神甫等遵从华风以来，西士大多有汉姓名，汉籍中必有著录者。《入华耶稣会士传》中西士汉姓名可考者，十有七八，手此名录在中国载籍中寻求材料，必定甚多。譬如这篇研究中之贺清泰，我若不知此人的姓名，就不知他有五张绘画被《石渠》著录。当时那些传教师因仇教之事时常发生，故以学术谋得士夫之同情，其中多有学识才艺之人，中西文物由是沟通。我们不用上观象台或北海图书馆，或故宫博物院，仅到任何花厂中一看，其中保不住就有汤执中神甫携带来京之花实或菜子的后裔在内。可是花名今昔不同而已。

贺清泰是法国神甫Louis de Poirot的汉姓名，业经《入华耶稣会士传》增订人考出，据说从《东华续录》卷三十二载嘉庆十六年七月壬辰上谕考得的。因为上谕中开列的人名，余人皆可考其原名，只有清泰无考，核计年岁，似舍此神甫莫属。现将上谕全文转录如下，用见当时西洋人不得安居之情况：

“壬辰谕：西洋人居住京师，原因其谙习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备钦天监职官之选。昨据管理西洋堂务大臣查明在京者共十一人，除福文高、李拱辰、高守谦三人见任钦天监监正监副，南弥德在内阁充当翻译差使，又毕学源一人通晓算法，留备叙补，贺清泰、吉德明二人均年老多病，不能归国。此外学艺未精之高临渊等四人，俱已饬令回国。见在西洋人之留京者止有七人，此七人中，其有官职差使者，出入往来俱有在官人役随地稽查，不能与旗民人等私相交接。其老病者不过听其终老，不准擅出西洋堂，外人亦不准擅入。管理大臣及官员、弁兵巡逻严密，谅不至有听其传教惑众之事。至外省地方，本无需用西洋人之处，即不应有西洋人在境潜住。从前外省拿获习教人犯，每称传播始于京师。今京师已按名稽核，徹底清盗。若外省再有传习此教者，必系另有西洋人在彼煽惑地方匪徒私自容留，不可不加之厉禁。除广东省向有西洋人来往贸易，其居住之处应留心管束，勿任私行传教，有不遵禁令者，即按例惩治外，其余各直省，著该督抚等饬属通行详查。如见有西洋人在境，及续有西洋人潜来者，均令地方官查拏具报，一面奏闻，一面递交广东，遣令回国。如地方官办理不力，致令传教惑众，照新定条例严参重处。若内地民人私习其教，复影射传惑者，著地方官一律查拏，按律治罪。将此通谕知之。”

右上谕所录在京者七人，除贺清泰外，余皆是遣使会士，确皆有中西姓名可考：

福文高，葡萄牙人，1740（一作1758）年生，1791年抵澳门，1801年抵北京，后任钦天监监正，1824年殁。

李拱辰，葡萄牙人，1767年生，1791年抵澳门，1801年抵北京，继文高为监正，1826年殁。

高守谦，葡萄牙人，生年未详，1803年抵澳门，1804年抵北京，1826年任监正，同年请假赴澳门，1832年回国，1852年殁于本国。

南弥德，法兰西人，1767年生，1791年抵澳门，1794年抵北京，在内阁充当翻译，因刘方济真福案被牵连，1819年离京赴澳，1831年殁于澳门。

举学源，葡萄牙人，1763年生，1800年抵澳门，1804年抵北京，供职钦天监，1838年殁。

吉德明，吉亦作冀，比利时人，1751年生，1785年抵北京，1812年殁。

何以知贺清泰是de Poirot神甫？因为当时遣使会神甫修士如韩纳庆、巴茂正等早已去世，已被解散的耶稣会之神甫、修士如晁俊秀、钱德明、索德超、潘廷璋等亦皆不在人间，况且他们皆是有汉姓名可考的人，所以皆不成问题。只有de Poirot神甫是生于1735年的人，到1814年才殁于北京，他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达七十七岁，可以当得“年老”二字，所以在北京的西洋人，只有他可以作贺清泰。然而这是一个孤证，以前尚无其他证明。检《入华耶稣会士传》第四三六传，说其人从未学习绘画，然在内廷为绘士，尚能满足华人好尚。如此看来，若能寻出他画的一张画，就不难知他的姓名了。从前乾隆平定准、回两部以后，曾命西士郎世宁、艾启蒙、王致诚、安德义四人绘尽战图，以彰劳绩，共绘成十六幅，寄到法国锓刻铜版。这些战图的印本，传世很稀，铜版好像只有罗振玉先生在开封见过一版。原画的踪迹，好像只有《格登鄂拉斫营图》一帧可考，《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有《阿玉锡持矛荡寇图》一卷，大概就是战图原十六图之一图。我用这条线索去寻贺清泰的画，果然如我所期。

《国朝院画录》卷下有：“贺清泰，工翎毛，《石渠》（续编）著录五：白海青一轴，贲鹿一轴，白鹰一轴，白海青一轴，黄鹰一轴。”这个贺清泰，大概就是嘉庆丙寅上谕中的贺清泰，也就是《入华耶稣会士传》中的de Poirot。只有一个难题，《院画录》对于绘士多著录里贯，如朗世宁下云海西人，贺清泰下无此三字，或者此贺清泰别为一人。其实不然，《院画录》著录的西洋绘士，除贺清泰外有三人，郎世宁、艾启蒙名下皆有海西人三字，可是王致诚无里贯，只说他“工画马，《石渠》（续编）著录一：《十骏马图》一册。”据我们所知道那十六张战图有姓名可考的绘士，就是上面所说的郎世宁等四人。其中的王致诚画了三张战图：一名《和落霍澌之捷》，一名《阿尔楚尔之战》，一名《平定回部献俘》。《院画录》著录的王致诚，当然就是画过战图的王致诚，可是在胡敬撰《国朝院画录》以前四十几年间，这些战图散佚了，只剩下一张《十骏马图》，所以只知道他工画马，而且不知道他是海西人了。我想贺清泰的情形一样，胡敬虽然在嘉庆二十一年撰《院画录》，而对于两年前去世的贺清泰，竟认画不认人了。这也难怪他，看前录上谕的语气，试问何人敢与西洋人或海西人交通，当然无法调察。贺清泰的运气还算好，他是一个原来未学绘画的人，他的绘画竟蒙《石渠》著录五轴，安德义虽然画的不好，十六张战图他一人画了六张，来中国前应该习过绘画，可是一张未被《石渠》采录。

不过还有一点疑义，当时有一法国神甫名de Grammont者，供职钦天监，殁年有二说：一说在1808年殁于澳门，一说在1812年前殁于北京北堂。要是后一说确实不误，也可以说此人是贺清泰。可是西洋人殁葬北京的，皆有坟墓可以调查，而此人坟墓不在北京，这是可以证明他不是贺清泰的一个证据。然而还有一个证据，他所遗信札有两件，系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Macartney）者，一作于1793年5月7日，一作于同年8月6日。英国副使斯当东（Staunton）撰的《奉使行记》，注1说此二札是北京一个重要传教师的手笔。从前有人误以为是安国宁（Rodrigues）神甫，其实就是de Grammont的信札。两札已在1934年刊《通报》中刊布，他曾在一札中将他的中国姓名写出，据译音揣之，好像就是“梁栋材”。无论还原对不对，要可证明他不是贺清泰。

我作这篇小考证的意思，是在说明点寻究的方法，如有人在中文撰作，尤其是在故宫档案同军机处档案中去检寻，许还有不少新发现。有些传教师汉名未详者，或仅知汉名而不知原名者，可用此法去比对牵合。陈援庵先生所列雍正十年（1732）广东省城天主堂调查表，其中那些西洋人名就很够研究的。我只知道其中的赫苍壁，就是法国耶稣会士Hervieu，雍正十年他确在广东，曾为是年被逐出境的传教师三十人尽力，那时他适在法国传教会会督任内。他曾为同会士沙守信（de Chavagnac）撰的《真道自证》作了一篇《订记》。表中的闵明我，既不是多明我会士Navarrete，也不是耶稣会士Grimaldi。多明我会的闵明我，是真闵明我，早在1689年死在美洲；耶稣会的闵明我，是顶替前人姓名的闵明我，也在1712年死在北京。这第三个闵明我应另是一人，或者也是西班牙籍的多明我会士。同表中的卜如善，也许是法国传教师卜文气（Porquet），因为他在广州同赫苍壁住在一处。还有一个法国传教师卜日生（Baborier），他曾藏在棺材里面逃过关津，可是他传教的地方是佛山，而不是广州。同时传教佛山的还有一个葡国传教师房日昇（de Cordes），也许就是方玉章。此表中诸西洋人的汉名，不是无法考订，不过要费很多的时间而已。

注1刘复有译本，三卷，题曰《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华书局出版。崇祯七年（1634），英吉利海舶初至广州求订商约，以扼于葡萄牙人未果行。晚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始遣使至中国，请许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泊船贸易。以马戛尔尼为正使，斯当东副之，驾四舟由海道至天津登陆，赴热河入觐。朝廷以贡使之礼待之，不许使臣留居京师，赐以敕书，遣人护送至粤。使臣等归撰此记，凡高宗之政见、起居，内廷服御之侈靡，朝臣之庸聩，有司百僚之趋跄奔走，酬应供张之繁缛，编户齐民之疾苦，罔不按其目击耳食所及，一一记之。而于叩首礼之争执，诸家笔记之未备者，陈述尤详。考《东华录》载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乙酉，谕军机大臣等：“郭世勋等奏，英吉利国王遣使臣吗嘎呢进贡，由海道至天津赴京，应准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五十八年八月庚午，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吉利国正使臣吗嘎呢、副使臣嘶等入觐。己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不许夷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与是编所记皆符。译笔颇雅洁，惜未加以考证。记中之福某，疑指福康安，长某疑指长麟。十月三日来谒之安育德神甫，应是耶稣会士钱德明（Amiot）。考《入华耶稣会士传》第三九二传（八四二叶），谓是年十月八日德明得法国来札，惊悉国王路易十六世在本年一月二十一日被害，即跪地祈祷。入夜突中风卒。则卒于见英使后之第五日矣。

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原载《辅仁学志》1939年第8卷第2期）

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

高昌一地，西汉早置屯戍。晋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始立郡县，前秦、后凉、北凉因之。元魏太平真君三年（442），且渠无讳从鄯善进据其地，建国称王。嗣后历阚、张、马、麴凡五姓，而以麴氏传国为最久。据近年发现之碑铭墓砖，以及经论题记，传位世次班班可考。唐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重立郡县，贞元七年（791）没入吐蕃。嗣后历经回鹘、蒙古占领，晚至清代始重列版图。当晋魏周隋唐五朝，其地久被汉化，虽不免参用胡服胡语，然制度文物多同中国。其郡县名称与今地所在，应皆历历可考，殊知有不然者。即以贞观十四年所置之五县例之，可以确知者三，尚难考证者二，尤使人迷离不明者，厥为蒲昌县治。本文研究之范围，即在寻求其方位。

诸史《高昌传》著录高昌城镇之数：《魏书》卷一〇一与《北史》卷九七谓“国有八城”；《梁书》卷五四谓“置四十六镇”；《周书》卷五十谓“国内总有城一十六”；《隋书》卷八四谓“国内有城十八”；《旧唐书》卷一九八与《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谓“国有二十一城”，然后作“二十二城”。梁、周时代相接，高昌城镇不应多至四十有六，《梁书》“四”字疑衍。《通典》卷一九一作“城三十二”，核以新、旧《唐书》与《元和郡县志》卷四十，应是二十二城之误。载籍著录城镇之名，以《梁书》为最多，除高昌都城外，计有城名十二：交河、田地、高宁、临川、横截、柳婆、洿林、新兴、由宁、始昌、笃进、白刃。他书著录之城名重见者不再录，《新唐书》卷四十载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二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有无半城。《魏书·高昌传》有白棘城，疑是白刃或白力之同名异译。《通典》卷一九一有东镇城，后别有说。兹于考证蒲昌今地以前，试先考求其他诸城所在。

其中三城，历年最久，考证较易。高昌在今哈剌和卓之西，三堡之南，西北距吐鲁番六十里，业经东西考古诸家证明。交河自西汉迄元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为车师前王庭，且渠安周在位之承平八年（450）始并入高昌。故城在今吐鲁番西二十里之雅尔，说见《新疆识略》卷一。田地之名亦古，前凉张骏时始置田地县，麴文泰时（500—523）有田地太守，则已升为郡矣。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讨高昌，先至伊吾（今哈密），而后进攻田地城，拔之，虏其男女七千余口，进兵围其都城。所虏人数足当是时高昌全国人口五分之一，则为重要城镇可知，而其城必当伊、西两州往来之孔道也。今日吐鲁番、辟展两县境内，当东西孔道而足容七千余人之城，除鲁克沁之外莫属。其地可当汉之柳中。《后汉书》卷七七《班勇传》：“延光二年（123）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足证其地在汉时已为屯戍之所，唐于其地置柳中县，非无据也。

《魏书》卷四三《唐和传》，西凉“李氏为沮渠蒙逊所灭，和与兄契携外甥李实避难伊吾，招集民众二千余家，臣于蠕蠕。蠕蠕以契为伊吾王。经二十年，和与契遣使来降，为蠕蠕所逼，遂拥部落至于高昌（442）。蠕蠕遣部帅阿若率骑讨和，至白力城，和率骑五百先攻高昌，契与阿若战殁。和收余众，奔前部王国。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斩安周兄子树；又克高宁、白力二城，斩其戍主。遣使表状，世祖嘉其诚款，屡赐和。和后与前部王车伊洛击破安周，斩首三百。”

右引《唐和传》著录有白力、高宁、横截三城名，可藉以考求其今地所在。高昌国境东西距离，魏时仅二百里，周、隋时三百里，唐时八百里。其初境界大概东限白力，西抵笃进，嗣后逐渐扩张，东越赤亭，西抵银山。麴文泰（624—640）时，国力或者东被伊吾，西境包括焉耆数城。唐时伊（哈密）、西（高昌）两州通道有南北两道，北道自纳职县（今拉布楚克）西行三百九十里至罗护守捉（今七角井，七角疑为赤谷之转），又西南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今齐克塔木），与南道合。西行至今之辟展又分南北两道：北道所经者罕都、连木沁、胜金，西至吐鲁番境与南道合；南道经鲁克沁、洋赫、哈刺和卓西行与北道合。侯君集进兵乃取南道。唐和之进兵则取北道，兵至白力（辟展），和率骑先攻高宁，此高宁只能为辟展西二十余里之罕都，亦即俗称之汉墩也。后闻唐契在白力战殁，和乃率余众西奔雅尔（交河）。今自罕都赴雅尔之道途，须经连木沁、苏巴什、胜金等城。比较诸城，胜金较为重要，必是沮渠安周所守之横截城无疑。既得胜金，与车师前部王庭（雅尔）取得联络，复率众东攻，连下高宁、白力二城。如是《唐和传》往来用兵之地始得其解。

至若临川，应以今之连木沁当之，古今对音约略相合，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六早已有此比附也。《唐和传》未举其名，或系省略。柳婆（疑是柳娑）、洿林似在哈剌和卓之南，爱丁库勒（Aidin-köl）湖东，柽柳丛生，有古城二，一名大城（Chong-hassar），一名小城（Kichik-hassar），必有一城属此柳婆，洿林疑在湖之附近。新兴应是三堡，新兴令《麴斌造寺碑》已有证明。由宁（疑是田宁）今地未详，核以《梁书》所载次序，似应在胜金之西。《梁书》所载十二镇名，原列次序，疑是自东至西，首为白刃或白力，或以名不雅驯，移置于末，而将或者原在临川后之田地，由宁后之交河移置于前，盖此二城在高昌国内颇为重视也。始昌似应位在脱克逊为宜，然《梁书》始昌、笃进并列，而此并见于《大慈恩寺传》之笃进（Tokin），必为脱克逊（Toksun）今名之所本，可无疑也。今脱克逊城东二三十里有古城，或为昔之始昌欤？南平、安昌二城既在西川西南，则应在哈剌和卓、脱克逊之间。《慈恩寺传》之无半城，亦在此两地间，惟玄奘所取之道未明，或遵今日驿道，经行吐鲁番、布幹台而抵脱克逊，或径由哈剌和卓西行，未能决也。

《魏书》一〇一《高昌传》：太和二十一年（497），马儒请举国内徙，高祖遣明威将军韩安保率骑千余迎之。儒遣左右长史顾礼、麴嘉率步骑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礼等还高昌，安保亦还伊吾。安保遣使韩兴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复遣顾礼将其世子义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麴嘉为王。

此白棘城舍辟展外莫属，古里较今里为短，故超过今日距离四分之一。兹再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之文，以证白棘即为白力之说。《传》曰：“法师意欲取可汗浮图（今孚远县北二十里）过，既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时日已暮，法师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请进。数换良马前去，法师先所乘赤马留使后来。’即以其夜半到王城。门司启王，王敕开门。法师入城，王与侍人前后列烛，自出宫迎法师入后院，坐一重阁宝帐中，拜问甚厚。云：‘弟子自闻师名，喜忘寝食，量准涂路，知师今夜必至，与妻子皆未眠，读经敬待。’须臾，王妃共数十侍女又来礼拜。是时渐欲将晓，言久疲勚欲眠，王始还宫，留数黄门侍宿。”玄奘抵伊吾时，应在贞观二年（628）冬末春初，当时夜长日短。行六日至白力城，日已暮，数换良马前行，夜半到王城，坐未久天将晓。则骑驰时间应有十余小时，可当百余里之距离，故余以为《魏书》之白棘，即《奘师传》之白力，亦即今之辟展也。

高昌诸城镇方位可考者已备述于前。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吾人已知《魏书·高昌传》有田地太守，《麴斌造寺碑》有横截太守，三郡已得其二，所余一郡似除交河莫属。又据《麴斌造寺碑》，如新兴、横截二城有令，余皆无考。前此列举之城名十六，尚余六城未详其名。今日吐鲁番、辟展一带之聚落，若木头沟、吐峪沟等处，皆有佛教遗迹，洋赫、雅木什等地皆属繁盛村镇，或者在此六城之内。唐于高昌置西州，领县五，曰高昌（后改前庭）、柳中、交河、天山、蒲昌。《旧唐书》卷四十，《新唐书》卷四十，《元和郡县志》卷四十并见著录，除后二书高昌改前庭外，余四县名皆同。惟《旧书》于蒲昌县下云：“贞观十四年于始昌故城置。县东南有蒲类海，胡人呼为婆悉海。”其他四县在高昌故城何处设置，皆无说明。《元和郡县志》曾列举州治前庭与四县之距离云：柳中县西至州三十里，交河县东南至州八十里，天山县东至州一百五十里，蒲昌县西南至州一百八十里。所著录之方里设若不误，则《旧书》于始昌城置浦昌县一说大误矣。盖蒲昌既在西州或哈剌和卓东北，何以设置于西州西一百五十里之地，别言之，何以设置在脱克逊附近之始昌欤？

杜佑（735—812）《通典》可以答此问也。卷一九一云：“十四年（640）八月，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国，下其郡三，县五，城三（应作二）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此下应脱‘三’字。）万七千七百三十四，马千三百匹。太宗以其地为西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地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诸书所载高昌分置州县之文，以此为最明，则为天山县者乃始昌城，为蒲昌县者乃东镇城，与《元和志》蒲昌县西南至州一百八十里之文相符。惟《元和志》之里较小，与玄奘所计之里长度相同。此东镇城只有今之辟展可以当之。《旧唐书·地理志》仅存始昌城，而传抄者以蒲昌、始昌并有昌字，致有此误。虽然，难题尚未完全解决也。

《元和郡县志》卷四十庭州后庭县条下云：“贞观十四年（640）于州南置蒲昌县，长安二年（702）改为金蒲县，宝应元年（762）改为后庭县。”此文之前云庭州“管县三：后庭、蒲类、轮台”。《旧唐书》卷四十庭州条下，后庭作金满，余二县名同。《新唐书》卷四十庭州条下县四：金满、轮台、后庭（注云：本蒲类，隶西州，后东属，宝应元年更名）、西海（注云：宝应元年置）。说各不同：《元和志》庭州有蒲昌县，《新唐书》西州先有蒲类县，后属庭州。《新书》庭州条并云：“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部落置，并置蒲昌县，寻废。显庆三年复置，长安二年为北庭都护府。”又同卷西州蒲昌条下云：“本隶庭州，后东属，西有七屯城、弩支城，有石城镇、播仙镇。”竟似蒲昌原隶庭州后属西州。兹于纠正其误以前，先将上引诸文最明显之错误标出。

金满一名由来久矣。《后汉书·西域传》云：“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云：“又东五十里为济木萨，西突厥之可汗浮图城。唐为庭州金满县，又改后庭县，北庭都护治也。元于别失八里立北庭都元帅府，亦治于斯。故城在今保惠城（今孚远县济木萨治）北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破城有唐金满县残碑。”以此证之，《元和志》金蒲应是金满之误，而济木萨得为突厥语金满县音读之讹也。

前引《新唐书》蒲昌条后有云：“西有七屯城、弩支城，有石城镇、播仙镇。”此是修史者误录贾耽入四夷道里，而误以蒲昌县为蒲昌海。今本《新唐书》卷四三下之原文云：“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

《通典》、《元和志》、新、旧《唐书》记载之误，盖亦有所本。《后汉书》卷四九《耿恭传》云：“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贤（653—684）注云：“金蒲城，车师后王城廷也，今廷州蒲昌县城是也。”史籍中蒲、满之误屡见不鲜，始由金满讹为金蒲，复因蒲昌、蒲类首一字同，又误以金蒲为蒲昌；庭州既有蒲昌，于是不得不将蒲类位置在西州；终以与事实不符，乃以蒲类本隶西州，后属庭州，蒲昌本隶庭州，后属西州，而自圆其说。至《通典》不云以白刃城或白力城为蒲昌县，而谓以东镇城置者，或亦因其名不雅驯而改此名。城在高昌东境，故云东镇。

蒲昌在西州中为最东之一县，县境似较大，可以《西州志》残卷证之。《西州志》列举州境十一道，首赤亭、新开、花谷、移摩、萨捍、突波六道，皆从西或西北出蒲昌县界，合柳谷而向庭州；次大海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今敦煌）；次乌骨道，出高昌县界北而向庭州；次他地、白水涧两道，并出交河县界：前一道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后一道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殿以银山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蒲昌县界六道，第一赤亭道，应发自今之齐克塔木，余五道未详经行今之何地。今齐克塔木之西有道东北入山，经苦泉达坂，转向西北行，西至山北之三个泉，与镇西古城之通道合，必为此五道中之一道。今鲁克沁有一道南行至新吉尔（Singer）折向东南行，至五颗树径向东行而赴沙州，应是出柳中县界之大海道。《西州志》述此道云：“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与今道情形正合，所以今道几废。乌骨道似从今哈剌和卓入胜金口，向北入山北行之道。他地道应为从雅尔北行经三山口泉子街济木萨而抵护堡子之道。《新唐书》卷四十交河县下注云：“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西州志》有四百五十里，而此文仅有三百七十里，《新书》应有脱文。白水涧道应是今从吐鲁番赴乌鲁木齐之一道。既云“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则处月居地不得在今之古城矣。银山道应是今从吐鲁番西南行经脱克逊库木什（突厥语犹言银，此银山之所本）而赴焉耆（今哈剌沙尔）之道。《西州志》有丁谷窟寺，“在柳中县界，至北山二十五里丁谷中，西去州二十里。”所识者只有今之吐峪沟北诸洞足以当之。

唐代蒲昌县治在今辟展之考订，如尚有所疑，可以《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王延德之行程证之。延德于太平兴国六年（981）五月往使高昌，次年四月抵高昌，八年春循旧路还，雍熙元年（984）四月至京师。兹仅录其从伊州高昌之行程如下：“次历伊州，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714）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次历益都，次历纳职城，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望玉门关甚近。地无水草，载粮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风驿，用本国法设祭，出诏敕御风，风乃息。凡八日至泽田寺。高昌闻使至，遣人来迎。次历地名宝庄。又历六种乃至高昌，即西州也。”泽田应是唐之赤亭，今之齐克塔木。宝庄应是唐之蒲昌，译人语讹，一如今之讹为辟展。六种即汉唐之柳中，今之鲁克沁。核以道里，证以音读，莫不相符。唐贤误解，可据此文一扫而空之。

余所持说，并非创获。伯希和（P.Pelliot）教授曾识塞（Saka）语之Phucamui为蒲昌之对音，并谓地在今之辟展（参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五三页）；白棘、白刃、白力、宝庄、辟展同为一地，赤亭、泽田皆在齐克塔木，早见《辛卯侍行记》卷六。今特取诸贤语焉未详之说引而伸之而已。黄君文弼有《高昌疆域郡城考》（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三卷一号），今未见。姑据吾友向觉明（达）之评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六卷五号）窥之，除引前贤考证诸说外，暗合者度必甚少。余所用地图为斯坦因（A. Stein）Innermost Asia附图第二八同第三一页。明知学识疏浅，益以病中检书甚难，姑罄所知，以博鸿博之一粲云尔。

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命九儿先铭笔受讫。

（原载《中央亚细亚》1942年第1卷第1期）

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

《魏书》一〇三《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种有狄氏、表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此文牵涉种族之名甚多，赤狄、狄历姑不论，丁零早见《史记》一一〇《匈奴传》，而写作丁灵，《三国志》三十引《魏略》作丁令。敕勒即后之铁勒。元魏时高车、丁零、敕勒并见《魏书》纪传。当时内附之丁零多姓翟，与高车似有别，然传谓其种有狄氏，意者高车强盛之时，丁零亦为高车所役属，内附之翟氏即高车之狄氏欤？

高车种有表纥氏，同传后云“北袭高车余种袁纥”，又云“高车不愿南行，遂推表纥树者为主”。又卷二《太祖纪》登国五年（390），“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则表纥、袁纥必有一误。《隋书》八四《铁勒传》云：“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韦纥，《旧唐书》一九五作回纥，《新唐书》二一七上作回纥、回鹘。则《魏书》之表纥、袁纥应皆为韦纥之误：回纥曾一度附属于高车也。

高车种有斛律氏，《北齐书》十七《斛律金传》：“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俟利，以壮勇有名塞表，道武时率户内附。”同书卷二《神武纪》，高欢病危时“使斛律金作《敕勒歌》”，又谓世子曰：“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足证斛律种属敕勒。倍俟利，《魏书·高车传》作斛律部部帅倍侯利，“俟”字疑误。倍侯利疑为突厥语bäg quli之对音。唐代铁勒十五部无斛律名，疑已同化于中国。

高车种有解批氏，《隋书》八四《铁勒传》，焉耆之北傍白山有契弊，是即唐代铁勒十五部中之契苾，亦曰契苾羽者是也。疑皆为同名异译，惟唐译名独用有一七声尾之苾字为异耳。

高车种有护骨氏，《隋书》八四铁勒诸部在焉耆之北有纥骨，疑为其同名异译。惟异奇斤氏未悉为何种云。

以上六氏，除内附者外，后来多附突厥，所谓敕勒、铁勒，似仅限于此类部族。然此皆非高车之本族也，《魏书·高车传》云：“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干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是为高车十二姓，与前此所举之诸客部有别。高车之与诸部，犹之突厥与铁勒诸部，回纥九姓与歌逻禄、拔悉密等部，关系相同耳。高车盛时所役属之部族或不止此。《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二年（399），太祖分命诸将大袭高车：“二月丁亥朔，诸军同会，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骠骑大将军、卫王仪督三万骑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破其遗迸七部，获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十余万头，高车二十余万乘，并服玩诸物。”则当4世纪末年高车所役属者，至少有三十余部。魏讨高车不止一次，而以此役受创为最深。嗣后又败于柔然（亦作蠕蠕、芮芮、茹茹），遂被柔然所役服。

高车是否出于丁零，已无从考证。惟据《史记·匈奴传》，丁零在匈奴北，又据《魏略》，三国时似已徙居康居北，去匈奴庭七千里，不类4世纪时仍居漠北之高车也。高车之称，则以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盖以善造大车而得名，与唐代之黑车子，元代之康里得名之理同。似为他种人指称此种之名，至其自称，似已为高车之名所掩。

高车本族十二姓皆不可考，其中仅有副伏罗氏延存较久，《隋书·铁勒传》之覆罗，即指此族。《魏书·高车传》云：“先是副伏罗部为蠕蠕所役属，豆仑之世，蠕蠕乱离，国部分散，副伏罗阿伏至罗与从弟穷奇俱统领高车之众十余万落。太和十一年（487），豆仑犯塞，阿伏至罗等固谏不从，怒，率所部之众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为王。国人号之曰候娄匐勒，犹魏言大天子也。穷奇号侯倍，犹魏言储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罗居北，穷奇在南。豆仑追讨之，频为阿伏至罗所败，乃引众东徙。十四年（490），阿伏至罗遣商胡越者至京师，以二箭奉贡云：‘蠕蠕为天子之贼臣，谏之不从，遂叛来至此，而自竖立，当为天子讨除蠕蠕。’”

据上文，知高车十二姓中之副伏罗氏于太和十一年（487）率所部西叛，至车师前部（今吐鲁番）西北自立为王，后三年入贡于魏。《魏书》卷七下《高祖纪》太和十年（486）十二月壬申，“蠕蠕犯塞”。十一年（487）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陆叡讨之，事具蠕蠕传。”然检《魏书》一〇三《蠕蠕传》，则谓太和十六年（492）八月，“高祖遣阳平王颐、左仆射陆叡并为都督，领军斛律桓等十二将七万骑讨豆仑，部内高车阿伏至罗率众十余万落西走，自立为主。”似高车西走事在太和十六年，而非太和十一年。《魏书》卷七下所识与《蠕蠕传》合，亦云十六年八月己未，诏阳平王颐、左仆射陆叡督十二将七万骑北讨蠕蠕。《魏书》卷四十《陆叡传》记讨蠕蠕凡三次：初以叡为北征都督击蠕蠕，大破之；蠕蠕又犯塞，诏叡率骑五千余讨之，蠕蠕遁走，追至石碛，擒其帅赤阿突等数百人而还；十六年（492）与阳平王颐等北征，率步骑十余万讨蠕蠕。《魏书》十九上《阳平王颐传》仅识与陆叡同破蠕蠕事。然则究以何年为是？余以为高车西走应在太和十一年，而不在太和十六年。《魏书·蠕蠕传》载豆仑立于太和九年（485），性残暴好杀，曾杀谏其勿侵中国之臣石洛侯。阿伏至罗等固谏，疑在同时。太和十四年（490）遣使至京师，已云“谏之不从，遂叛来至此”。则在太和十六年（492）不应有阿伏至罗等谏阻事。意者太和十六年讨蠕蠕之役用兵较多，史官不察，误以阿伏至罗叛走事系于此年之下也。

关于高车西徙之年代错误，不仅限于此也。《魏书》一〇一《高昌传》，太平真君中（442），沮渠氏据高昌。和平元年（460）为蠕蠕所并，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太和（477—499）初，伯周死，子义成立。岁余，为其兄首归所杀，自立为高昌王。五年（481），高车王可至罗杀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高昌传》之可至罗，应是《蠕蠕》、《高车》两传之可伏至罗。太和五年蠕蠕可汗予成尚在位，其子豆仑尚未继立，安有高车西迁之事。此处太和五年疑是太和十五年（491）之误，如是诸传之说始能调和。

蠕蠕常所会庭在敦煌、张掖之北，则与阿伏至罗西迁之地相距不远，然则曷不远徙欤？是亦有说也。当时哒之势正强，天山南路诸国多役属之。注2天山北路自龟兹以北，西抵伊丽河下流，似为悦般国人居地，而此悦般之“风俗、言语与高车同”。四十年前悦般曾请魏师夹击蠕蠕。则悦般与蠕蠕为仇敌，故高车移其部众就之。由此推测，高车所徙之地，似在今迪化一带。其语言似为一种突厥语，观其称号中之匐（bäg）、勒（ilig）、伊（il）、弥俄突（Baqatur?）等译名可以知之。至若蠕蠕之语言，诚如伯希和（P. Pelliot）教授之说，为一种蒙古语。《魏书·蠕蠕传》，始光元年（424）被军士射杀之于陟斤，与蒙古时代之斡赤斤，似皆为Otigin之同名异译，乃最幼子之称，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即有此号也。

注2《魏书》一〇二《哒传》：“其人凶悍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与蠕蠕婚姻。”《梁书》五四《滑国传》：“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

则当高车西徙之后，其新居地东有蠕蠕，西有悦般，悦般之西与天山之南，尽属哒。天山南路东部，仅吞并车师未久之高昌，与或尚未为吐谷浑所吞并之鄯善而已。车师、鄯善二国，虽皆亡于5世纪中叶，然其遗民尚存。高车西徙以后，兵祸遂及于二古国，其残余之土著，由是散亡。

车师后部灭亡似已久矣，然前部在4世纪时尚尽流传佛经之责。《出三藏记集》卷九阙撰人名《四阿暮抄序》云：“有外国沙门，字因提丽（Indriyasena），先赍诣前部国，秘之佩身，不以示人。其王弥第求得讽之，遂得布此。余以壬午（382）之岁八月，东省先师寺庙，于鄯寺令鸠摩罗佛提（Kumarabuddhi）执胡本，佛念佛护为译，僧导昙究、僧叡笔受，至冬十一月乃讫。”又卷八道安撰《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云：“建元十八年（382）正月，车师前部王名弥第来朝，其国师字鸠摩罗跋提，献胡大品一部，四百二牒，言二十千失卢。”

沮渠无讳袭据高昌（442），与车师前部国境相接，遂不免于争战。《魏书》一〇二《车师传》载真君十一年（450），车师王车夷落遣使上书云：“‘臣国自无讳所攻击，经今八岁，人民饥荒，无以存活。贼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舍国东（疑为南之误）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东界。思归天阙，幸垂账救’。于是下诏抚慰之，开焉耆仓给之。”车夷落《魏书》三〇有传，作车伊洛。传载两国争战事甚详，知正平元年（451）车伊洛遣子歇入朝。次年车伊洛身自入朝，兴安二年（453）卒。歇袭爵，延兴三年（473）卒，子伯主袭爵。

车夷洛或车伊洛上书既云“舍国东奔，三分免一”，具见车师王朝虽亡，人民尚有三分之二留居国内。阚氏王高昌时代，车师遗民似隶于高昌。太和十五年（491），高车王可伏至罗灭阚氏，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在位六年，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两年后高昌人又杀儒而立麴嘉。嘉既立，又臣于蠕蠕。“及蠕蠕主伏图为高车所杀，嘉又臣于高车。初，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焉耆又为哒所破灭，国人分散，众不自立，请王于嘉，嘉遣第二子为焉耆王以主之。熙平（应是永平之误）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卫将军、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师，仍求内徙，乞军迎援。于是遣龙骧将军孟威发凉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失期而反。”

据上文，“前部胡人”，质言之，车师遗民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然则应在何时？上引《魏书》之文，所记年代前后颠倒。高车徙前部胡人事应在先，似在可伏至罗灭阚氏后。前部胡人既徙，高昌人不自安，所以马儒、麴嘉皆请内徙。遣孟威发兵迎嘉事，又在其后。高车杀蠕蠕主伏图，又在孟威兵抵伊吾之时。哒破焉耆，嘉遣第二子为焉耆王一事，更在其后。

兹先考证孝亮朝京师请求内徙之年。《魏书》、《北史》皆误作熙平元年（516），熙平为肃宗年号，是年固有高昌朝献请求内徙事，然为八年后之第二次请徙。《魏书·高昌传》盖误永平为熙平。《魏书》卷八《世宗纪》永平元年（508）下云：“是岁，高昌国王麴嘉遣其兄子私署左卫将军孝亮奉表来朝，因求内徙，乞师迎接。”则孝亮入朝请求内徙，确在永平元年，惟《魏书·本纪》未著月日，《册府元龟》九九九系其事于永平元年十月。遣孟威往迎，应在十月以后。考《宋史》四九〇《高昌传》，王延德往使高昌之行程，往来皆需时一年，则孟威兵至伊吾，最早应在次年秋季。《魏书》一〇三《高车传》云：高车主“弥俄突寻与蠕蠕主伏图战于蒲类海北，为伏图所败，西走三百余里，伏图次于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内徙，世宗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见威军怖而遁走。弥俄突闻其离骇，追击大破之，杀伏图于蒲类海北，割其发送于孟威。又遣使献龙马五匹、金银貂皮及诸方物。”《魏书》卷八《世宗纪》，永平三年（510）十月戊戌，高车遣使贡献，应为此次之遣使。

高车既破蠕蠕，麴嘉遂臣高车。至若哒破灭焉耆，似距斯时不远。嘉第二子王焉耆时，前部胡人被徙者，应尚留居焉耆。车师本土应为高昌国人所据。然当时高昌国内，究为何种人居住？高昌诸城皆有华人，其事无疑，然为数恐甚少。《周书》五十《高昌传》云：“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矟。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足证胡法胡语颇占优势。《梁书》五四《高昌传》云：“国人言语与华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面貌类高丽，辫发垂之于背，着长身小袖袍、缦裆袴。女子头发辫而不垂，著锦缬、缨络、环钏。”此处又证明当时高昌人辫发，从山北游牧部落之服饰，与焉耆等国之剪发者不同也。突厥强盛时，高昌又附突厥。《麴斌造寺碑》有云：“突厥强盛……乃欲与之交好，遂同盟结婚。”此碑建于建昌元年（555），国王麴宝茂号俟利发，令尹麴乾固号屯发，可见其与突厥关系之深。《隋书》八四《高昌传》载：大业八年（612）冬，伯雅归蕃，下令国中解辫削衽。“然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畏铁勒不敢改也。”

综合上引诸文，足证高昌国内多胡人，故用胡书胡语，所谓胡人，应指土著。高昌北有强国，不能不依附而自存，所以历附蠕蠕、高车、突厥、铁勒，而用其官号，从其服饰。国王与突厥通婚姻，臣民自亦难免。则西域变为“突厥斯单”之动机早已肇于6世纪中叶，不必等待9世纪中叶回纥抵其地之时也。

鄯善初名楼兰，立国之古亦不晚于车师。据近年之发掘，初似为印度侨民所居之地，所用之胡语为印度俗语（Prakrit），所用之胡书为佉庐（Kharosthi）书。佛教亦大行于国中。晋隆安四年（400），法显从敦煌抵鄯善（今婼羌县治卡克里克），其行传有云：“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麤与汉地同，但以氈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其国运与车师同，王朝之废与人民之分散，殆与车师同时。且渠无讳未据高昌时，先据鄯善（442），鄯善王比龙率国人之半四千余家西奔且末。已而无讳趣高昌，鄯善王真达主国事。太平真君六年（445），魏遣万度归袭鄯善，执其王真达以谒京师。九年（448），魏以交趾公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其后未久，北魏似将鄯善镇放弃，而以地属吐谷浑。

神龟二年（519）宋云等经行鄯善时，其城已为吐谷浑之一屯戍：“从吐谷浑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吐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吐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此记未言其城是否尚有土著，然据吾人所知别一史料，宋云等经过鄯善之前约三十年时，鄯善遗民业已散尽矣。

《南齐书》五九《芮芮传》：“益州刺史刘悛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国威。道经鄯善、于阗，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于阗尤信佛法。丁零僭称天子，劳接景玄，使反命。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悛《南齐书》三七有传，未明载其何年为益州刺史。然同书卷三《武帝纪》曾明白著录：永明九年（491）正月甲午，以刘悛为益州刺史；十一年（493）二月丙午，以王文和为益州刺史。则悛于永明九年正月初一日为益州刺史，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以王文和代之，合计在任仅两年五十四日。遣江景玄使丁零应在此时间中。所谓丁零，证以《魏书·高车传》“诸夏以为高车、丁零”一语，应指高车。盖从益州假河南道（青海）而赴吐鲁番西北之丁零王庭，固须经过鄯善国境，然无须远至于阗（和阗）。又一方面，不得谓此丁零为哒，若赴哒，则所经过之地尚多，不仅鄯善、于阗而已，可取《宋云行记》覆按也。意者景玄在道闻知“于阗尤信佛法”，并未亲莅其境。总之鄯善人民散尽，应系事实。其事或在高车尽徙前部胡人之后。高车既破车师前国，南下越库鲁克山抄略鄯善国境，亦意中必有之事。其时疑在太和十七年（493）前，北魏罢镇戍，或即为此，所以拜伏连筹为护西戎中郎将，而吐谷浑由是“地兼鄯善、且末”。

鄯善人民散尽，然有一部分可以寻其踪迹也。5世纪中叶，国王比龙率领西走且末之四千家或者散居且末一带。留居国内之四千家，似有一部分北走伊吾，《旧唐书》卷四十伊吾（今哈密）条下云：“后魏、后周鄯善戎居之。”又纳职（哈密西南之拉布楚克）条下云：“贞观四年（630），于鄯善胡所筑之城置纳职县。”光启元年十二月（886年2月2日）写本《沙州图经》纳职县条下云：“右唐初有土人鄯伏陁，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并吐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耳。”

既云“后魏、后周鄯善戎居之”，则鄯善人民之来伊州，应上溯至5世纪末年。至唐初时，鄯善故地已为吐谷浑人之居地，故鄯伏陁复返纳职。“既从鄯善而归”，归字应作来字解，盖其地之名纳职，应早在鄯伏陁重来此地之前也。又据《图经》，贞观四年，伊吾群胡慕化，伊吾城主石万年率七城内附，因于其地置西伊州。又可见当时居留伊州者尚有昭武九姓之人。唐于伊州置三县：曰伊吾，曰柔远，曰纳职。纳职一城独置一县，具见其城之重要，今拉布楚克之废城尚存也。

由高车覆罗部之西迁，遂致车师、鄯善两国遗民之分散，世事之转达有如此者。西域人种分并离合之例，若此者尚不知有若干，今天山南路已无Homo Alpinus之纯粹种型，此治新疆人种学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补录

《魏书》三十《王安都传》：世祖时（424—451）拜为太子庶子，出为鄯善镇将；高宗时（453—465）为内都大官卒。其人应与韩拔同时出镇鄯善。同书三十二《高湖传》：湖孙猛虎，鄯善镇录事。湖侄孙幹，历青州征虏府司马、威远将军，鄯善镇远府长史，大昌初（532）卒。传文甚简，未著拜官年月。高湖四子，猛虎为第二子各拔之子。湖第三子谧为高欢之祖，因是生卒年皆可考见。谧为428至472年间人；谧长子树生（《北齐书·本纪》仅作树）为472至526年间人；树生长子欢为496至547年间人。猛虎与幹，似均年长于树生，假定猛虎等长于树生十岁，官鄯善时，得在三十岁左右。则又可间接证明江景玄经过鄯善（492—493年间）前，丁零残破鄯善时，其地或尚有元魏镇戍。493年拜伏连筹为吐谷浑王，领护西戎中郎将，盖以西陲委之。韩拔、伏连筹皆拜征西将军（第二品），而高幹时仅置镇远将军（第四品），具见当时已不重视鄯善矣。

（原载《辅仁学志》1942年第11卷第1—2合期）

高昌事辑

西陲交通枢纽，在有文献可征以前，似为敦煌。敦煌似译音，《汉书》应劭注：“敦，大也；煌，盛也。”望文生义，未足据也。《汉书·息夫躬传》，乌孙有地名彊煌，亦为相类之译名，训为壮盛可乎？古代苏勒河似注入蒲昌海，后之白龙堆，乃盐泽之遗迹，湖水迁徙，盐泽积而成堆。海之西岸又有塔里木河东注。古之行族即沿河湖行，是一天然孔道，因知必止于敦煌。张骞凿空以后，开四郡，列两关，置亭燧，屯田于渠犁，汉威由是西展。顾当时匈奴势未衰，必须置戍卒以守通道。于是敦煌以西有楼兰城，是为当时汉威西渐之中心。此城之南有伊循城（今密兰），西有注滨城（今营盘），北有高昌壁，皆为当时屯戍援应之地。其后楼兰、伊循、注滨先后荒废，仅有高昌一地延存至于元代。其初八百余年间，中国文化移植西域，仅有斯地饶有成绩，则研究其沿革变迁，亦东西交通史中之一重要章节也。

高昌之建置凡三变，其始也为戊己校尉屯驻之所，始汉初元元年（前48），迄晋咸和二年（327），是为高昌壁时代。前凉张骏于其地置郡县，始咸和二年，迄魏太平真君三年（442），是为高昌郡时代。沮渠无讳据其地而立国，始沮渠氏承平元年（443），迄麴氏延寿十七年（640）而为唐所灭，是为高昌国时代。高昌壁时代中国与山北游牧种族互争其地，史文记录最简。高昌郡时代史文亦简，然有《释藏》记传可以补充。高昌国时代，吾人所知较详。沮渠氏凡二王十八年（442—460）而灭于蠕蠕。阚氏继之，凡三王三十一年（460—491）而灭于高车。次张氏立五年（491—496），为国人所杀。次马氏在位三年（496—499），亦为国人所杀。最后麴氏享国最久，凡十王，传一百四十一年（499—640）而灭。唐灭高昌置郡县，贞元七年（791）没入吐蕃。六十年后又为回纥所据，立国迄于元时。

自汉迄元，高昌中心应在今哈喇和卓之东，阿斯塔纳之南，夷都护城废址之中。历代虽有和州、火者、霍州、水州诸名，或于此名之上加以哈剌（此言黑）之号，然皆为高昌二字重译之讹。元末明初土鲁番兴，似徙国于今之哈喇和卓地方，而为土鲁番所并。《明史》卷三二九《火州传》云：“火州，又名哈剌（此下应脱‘火州’二字），在柳城（古柳中，今鲁克沁）西七十里，土鲁番东三十里（里数误，应作土鲁番东百里，盖同卷《土鲁番传》云：‘土鲁番，在火州西百里。’），东有荒城即高昌国都。”可以证已。

是编专就有文可征者辑之，至若语言、宗教、艺术，别有专书在，未能傍及也。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命九儿先铭笔受讫。

（1） 《汉书》卷九十六下《车师传》：“……元始（1—5）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阸。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颇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使证之，不肯，系之。姑句数以牛羊赇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谓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气也，利以用兵。前车帅前王为都护司马所杀，今久系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驰突出高昌壁，入匈奴……”

高昌壁之称始见于此，因知元始中戊己校尉即居高昌壁。《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云：“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前48）置。”卷九十六上《西域传》总叙云：“自元帝时（前48—前33），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似戊己校尉之置不始于元帝时，其实非也。同传言神爵二年（前60）始置都护，并护南北二道。“于是徙屯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是知戊己校尉初名屯田校尉，元帝时复置屯田校尉，特改名为戊己校尉而已。“莎车”应是车师之误，盖莎车在今叶尔羌，远去千数百里外，当时不应有屯田之事。两《汉书》莎车、车师互误之事，不只一见。《后汉书》卷七十七《班超传》云：“初月氏尝助击车师有功……因求汉公主。”检同传：先是超击莎车，康居引兵救之。是时月氏新与康居婚，超乃赂遗月氏王，晓示康居罢兵。则助超击莎车有功，与车师无涉。此处误莎车为车师，与前文误车师为莎车之例正同。《车师传》“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一语，疑有讹误。当时玉门关在今敦煌西之小方盘城，出西域者必经此。五船固不能确指为今之何地，要在库鲁克山中。“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阸。”其意欲言前者从玉门关赴车师前王庭，须越白龙堆至蒲昌海北之楼兰城，然后北至车师，今改用新道，可省道里之半。与天山北之车师后国毫无关系，此条“车师后王国”疑系涉下文车师后王而致误。当时车师前后国关系密切。徐普之时“前王为都护司马所杀”，疑后王姑句兼摄前国事，故普召使证之。传抄者以事涉车师后王，因误以新道经过车师后国中，于是改前国为后国，殊不知与地理方位皆不合也。《沙州图经》残卷，高昌国通道中有大海道，“出柳中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此道疑是今从鲁克沁（柳中）南通六十个泉，又东南通敦煌之支道。《新疆图志》卷八十（四页）注云：“若干程未知其详。光绪三年（1867）陕回余匪数百人，由敦煌掠粮出此道，至破城子休息。逾旬，西合于安集延，而哈密、吐鲁番守兵皆不知觉。”徐普所欲通者或即此道。总之，当时赴西域各国者皆出玉门，不经伊吾（哈密）。而屯田车师前王国之屯田校尉或戊己校尉，应居高昌壁。不仅徐普之时惟然也，古之高昌壁，似与后之高昌郡治高昌国并在今哈喇和卓东之废址中。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云：“高昌者，今哈剌和绰。”元人早已有此考定。近年出土写本有Qoco，乃回鹘语译写之高昌名称，是知高昌一地经过千四百年，方位尚未迁徙也。

（2） 《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总叙：“……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总叙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仅录南北两道之起迄点，未言自敦煌循何道至鄯善、车师。细释《汉书》之文，似其始也出阳关，经婼羌西北至鄯善。其后玉门关西徙，而于故楼兰城置屯戍，似南北两道皆出玉门。西行至故楼兰城，或由此城北通高昌壁，或由此城南通鄯善，或由此城西北通焉耆、龟兹：此城盖为通西域之枢纽。至后汉时（73年）与匈奴争伊吾，由是又辟伊吾西通高昌壁一道，然此道自汉迄隋不常为中国有。根据《后汉书·西域传》文，似出玉门涉鄯善而后北通伊吾，然与地势不合，疑文有脱误。今小方盘城（古之玉门）以西，不闻有道北通伊吾，赴哈密（古之伊吾）者，今皆从安西（唐之瓜州）西北出猩猩峡。然敦煌亦有支路北通此道之火泉子。《后汉书·西域传》原文似言自敦煌北通伊吾千余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九字疑为错简。今之哈喇和卓（古之高昌）在哈密西，传言“北通”亦误。

（3） 《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总叙：“（永元）三年（91）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

以此文与《汉书·车师传》文合观之，足证戊己校尉始终屯驻高昌壁也。《后汉书》卷七八《杨终传》有“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语。此楼兰所指者应是蒲昌海北之故楼兰城，而非海南之鄯善国都。此戊己当然是戊己校尉所治之高昌壁。先是，匈奴、车师围戊己校尉（75），次年汉兵大破车师于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乃迎还戊己校尉。杨终上疏即在此年。后至班超定西域，遂复置戊己校尉。永初元年（107）西域背畔，又弃西域。延光二年（123）班勇进屯柳中，破平车师，应复置戊己校尉于高昌壁。可参看《后汉书》卷七七《班勇传》，与卷一一八《车师传》。

（4） 《三国志》卷二：“黄初三年（222）二月，鄯善、龟兹、于寘王各遣使奉献。诏曰：‘西戎即叙，氐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

案《三国志》卷十六《仓慈传》，太和（227—233）中，慈迁燉煌太守，劳抚西域诸胡。及慈死，西域诸胡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流沙坠简》王国维序曾节引此文，并云“长吏”二字必长史之讹，其说是也。则当时戊己校尉与西域长史自班勇以来屯驻故楼兰城，至前凉张骏时（324—346）尚然。可参看《鄯善事辑》引文十四。

（5） 《三国志》卷三十引《魏略·西戎传》：“……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晋书》卷十四《地理志》载魏时复分雍州为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至晋不改。证以此文，足见戊己校尉仍治高昌。可与前文（1）所录《车师传》文参看。

（6） 《晋书》卷八六《张骏传》：“……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骏曰：‘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减死论。群心咸悦。……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

《晋书》纪传既经改订，往往有年代不明或年代颠倒之病。《骏传》系此二事于咸和初（326）以后，石勒杀刘曜（329）之前，而于中间夹叙有杨宣伐龟兹、鄯善，分西界三郡置沙州等事。《资治通鉴》卷九五系杨宣伐龟兹、鄯善事于咸康元年（335）。又卷九七系分敦煌等三郡为沙州事于永和元年（345）。皆未详何所本。然考《初学记》卷八引顾野王《舆地志》：“晋咸和二年（327），置高昌郡立田地县。”则高昌郡之设置应在327年也。李柏败后，击擒赵贞者，似为杨宣，疑与西伐龟兹、鄯善同时。得高昌后，始置郡县。《晋书》卷十四《地理志》载“敦煌晋昌西域都护张茂以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二十五字语意不明。张茂已早死（320—324），与置沙州事无涉，应是传抄之误。三营似西域都护为一营。案自班勇以后，西域只设长史，晚至吕光时始有都护之命，此处西域都护犹言西域长史。长史居地，证以橘瑞超在故楼兰城所得西域长史李柏致焉耆国王书，名曰海头，应是故楼兰城之别名。一营隶校尉，此二字上《晋志》有脱文，疑脱“戊己”二字，或“西胡”二字，盖当时有西胡校尉杨宣，并见《元和郡县志》、《资治通鉴》著录也。一营隶玉门大护军，应驻玉门关一带。三郡只录其二，尚阙一郡。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七断为西海郡。案西海郡在张掖郡北，应属凉州，不应隔酒泉郡而遥隶沙州也。若论地势，所阙之郡应是高昌。如作此解，《晋书·骏传》之文始可得明。盖骏即位以后，戊己校尉赵贞叛于高昌，西域长史李柏近在海头，以兵讨之。柏失利后，骏乃命西胡校尉杨宣讨之。高昌既平，改置郡县，于是论功行赏，合三郡三营置沙州，以杨宣为刺史。自是以后，高昌壁一变而为高昌郡，戊己校尉之职似废。田地县应在高昌东南五十里之柳中，晚至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时，其名尚存也。

（7） 《晋书》卷一一二《吕光载记》：“……坚闻光平西域，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道绝不通，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时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语在《西夷传》。光于是大飨文武，博议进止，众咸请还，光从之。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而苻坚高昌太守杨翰说其凉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关，熙不从。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

案《资治通鉴》卷一〇六：太元十年（385）九月，“吕光自龟兹还至宜禾，秦凉州刺史梁熙谋闭境拒之。高昌太守杨翰言于熙曰：‘吕光新破西域，兵强气锐，闻中原丧乱，必有异图。河西地方万里，带甲十万，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势难敌。高梧谷口险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夺其水。彼既穷渴，可以坐制。如以为远，伊吾关亦可拒也。度此二阢，虽有子房之策，无所施矣。’熙弗听。”胡三省注曰：“高梧谷口，当在高昌西界。”“伊吾县，晋置，属晋昌郡，有伊吾关。”《载记》谷口作高桐，《通鉴》作高梧。此名若为音译，则未知孰是；若为汉名，似应以高桐为是，胡桐为西域特产，梧桐决不能移植于南疆也。胡三省注如不误，高桐谷口应在脱克逊南，伊吾关或在今安西境内，盖不可必伊吾关即是古之伊吾卢也。吕光用兵来去皆经高昌，归时且至玉门，所循者应是唐代柳中、敦煌间之大海道。由此文可知前秦时仍置高昌郡也。

（8） 《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群议以高昌虽在西垂，地居形胜，外接胡虏，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镇之。光以子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命大臣子弟随之。……”

《晋书》系其事于太元二十一年（396）前。《资治通鉴》卷一〇八系其事于太元十九年（394）七月。具见后凉时高昌仍置郡，并为西方重镇。

（9） 《法显行传》：“……于是还与宝云等共为焉夷国人不修礼义，遇客甚薄。智严、慧简、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资。法显等蒙符公孙供给，遂得直进西南。……”

是为弘始二年（400）庚子年事。是年西凉建国，然法显经过敦煌时，李暠（《行传》作李浩）尚为太守。此处焉夷诸本多误为夷，即焉耆也。时在吕光用兵十六年后，无怪其遇秦土沙门甚薄。

（10） 《出三藏记集》卷二：“《方等檀持陀维尼经》四卷，晋安帝时（397—418）高昌郡沙门释法众所译出。”

晋安帝时适当西凉立国之时，由此可见西凉亦置有高昌郡。法众译经所在，《大唐内典录》卷三引《竺道祖晋世杂录》，谓在张掖。《开元释教录》卷四并引《宝唱录》云：“在高昌郡译，未详孰是。”当时张掖、敦煌、高昌等郡皆有译场，法众既是高昌人，译经本郡，亦为意中必有之事。当时高昌人尚有道普、法盛等游历西域，撰有《行传》。此二人皆附见《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

（11） 《宋书》卷九八《且渠传》：“……高祖践阼（420），以歆为使持节都督高昌、敦煌、晋昌、酒泉、西海、玉门、堪泉七郡诸军事、护羌校尉、征西大将军酒泉公。”

歆，西凉王李暠子。宋高祖践阼之年，即李暠败亡之年。《十六国疆域志》卷九所录西凉诸郡名二十有一，然无高昌、玉门、堪泉。高昌为郡，已见前条。《晋书》卷八七《李暠传》，暠被推为凉公后，“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疑当时曾置玉门郡，而史有阙文。晋昌郡有渊泉县，歆在位时或曾分置一郡，而经唐人避讳，改作堪泉，抑堪泉为湛泉之误欤？——《晋书》卷一二九《且渠蒙逊传》载蒙逊以隗仁为高昌太守。当时高昌尚属西凉，此高昌疑为晋昌之误。北凉并西凉后应仍置高昌郡。《魏书》卷九九《沮渠传》有高昌太守阚爽，可以证已。

（12） 《高僧传》卷三《昙无竭传》：“……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420）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发迹此土，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

考其行程，与法显等大同小异。似从吐谷浑境逾山至张掖，然后进至敦煌，出玉门，径赴高昌。

（13） 《出三藏记集》卷八《大涅槃经记》：“……其胡本本是东方道人智猛从天竺将来，暂憩高昌。……河西王遣使高昌取此胡本，命昙无谶译出。……”

案《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智猛传》，猛于弘始六年（404）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至凉州城。既而西出阳关，入流沙，遂历鄯善、龟兹、于阗诸国而抵天竺。后于甲子岁（424）发天竺，唯猛与昙纂独还凉州。证以此文，《大涅槃经》翻译之时，最早应在424年冬季。然则《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谓《大涅槃》前分系由谶自己携来，误矣。《出三藏记集》卷二谓“伪河西王沮渠蒙逊玄始十年（421）十月二十三日译出”，亦误。

（14）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沮渠安阳侯传》：“……少时尝渡流沙到于阗国。……既而东归，于高昌郡求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各一卷。及还河西，即译出禅要，转为汉文。……”

《出三藏记集》卷二又著录云：“前《二观》先在高昌郡，久已译出，于彼赍来京都。”安阳侯名京声，蒙逊之从弟也，凉亡（439）后奔宋。

（15） 《出三藏记集》卷二《贤愚经》十三卷：“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出”，“宋文帝时（424—453），凉州沙门释昙学、威德于于阗国得此经胡本，于高昌郡译出。”

昙学亦作昙觉，威德亦作成德。高昌郡应从《大唐内典录》卷四作高昌国，盖沮渠无讳业已建国高昌，出经之年，为其承平三年也。然《内典录》“于高昌国天安寺译”一语微误。《出三藏记集》卷九《贤愚经记》云：“……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凡有八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于于阗大寺遇般遮于瑟之会。……于是竞习胡音，析以汉义，精思通译，各书所闻。还至高昌，乃集为一部。既而逾越流沙赍到凉州。……元嘉二十二年，岁在乙酉（445），始集此经。京师天安寺沙门释弘宗者……随师河西……躬睹其事……”则天安寺在建康不在高昌也。当时高昌有一尼寺名都郎中寺，见《宝唱比丘尼传》卷四《冯尼传》。略云：“冯尼者，本姓冯，高昌人也。时人敬重，因以姓为号。年三十出家，住高昌都郎中寺。……时有法慧法师，精进迈群，为高昌一国尼依止师。冯后忽谓法慧言……阇梨可往龟兹国金花寺帐下直月闻当得胜法。……冯年九十六，梁天监三年（502）卒。”此传专言灵异，故不列为专条，仅附识于此。

（16） 《魏书·本纪》卷七下：太和二十一年（497）十二月己卯，“高昌国遣使朝贡。”——卷八永平元年（508），“是岁，高昌国王麴嘉遣其兄子私署左卫将军孝亮奉表来朝，因求内徙，乞师迎接。”——永平二年（509）正月乙未，“高昌国遣使朝贡”，六月，“高昌国遣使朝献”，八月戊申，“高昌……诸国并遣使朝献。”——永平三年（510）二月丙午，“高昌、邓至国并遣使朝献。”——延昌元年（512）十月，“……高昌……诸国并遣使朝献。”——延昌二年（513）三月丙寅，“高昌国遣使朝献。”——卷九延昌四年（515）九月庚申，“高昌……诸国并遣使朝献。”熙平元年（516）四月戊戌，“高昌、阴平国并遣使朝献”，七月乙酉，“高昌国遣使朝献。”——神龟元年（518）五月，“……高昌诸国并遣使朝贡。”——正光二年（521）六月己巳，“高昌国遣使朝贡”，十一月乙未朔，“高昌国遣使朝贡。”——卷十建义元年（528）六月癸卯，“以高昌王世子光为平西将军、瓜州刺史袭爵泰临县开国伯高昌王。”——卷十一太昌元年（532）九月丙辰，“高昌国遣使朝贡。”——永熙二年（533）十月癸未，“以卫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高昌王麴子坚为仪同三司，进爵郡王。”

《魏书·本纪》于497、508、509、510、512、513、515、516、518、521、528、532、533等年下，著录有高昌朝贡之事。唯在509年著录三次，516与521年各著录二次。《册府元龟》卷九六九尚著录有533年6月一次。高昌王名见于《魏书·本纪》者三人：曰麴嘉，曰麴光，曰麴坚。证以近年高昌出土墓砖，嘉年号重光（500—523），光年号未详（524—530），坚年号章和（531—548）。罗振玉《高昌麴氏记年》云：“江西李氏藏敦煌石室所出高昌人书《维摩义记》，卷二末署‘甘露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沙门静志写记’。不署干支，初不知当何代。高昌嗣君即位，皆逾年改元，疑甘露为光纪元。”案历代年号甘露可考者有五：汉宣帝（前53—前49）；三国魏高贵乡公（256—260）；三国吴主孙皓（265—266）；前秦苻坚（359—365）；辽东丹王（926—927）。余疑此甘露是苻坚年号，前凉不奉中兴正朔，张骏曾于咸和五年（330）称臣于石勒（《晋书》卷七）；张玄靓称臣于苻坚，其事亦有可能也。余初亦采用罗说，近复检出苻坚年号，并识于此，以俟续考。

（17） 《魏书》卷一〇一《高昌传》：“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汉之前部地也。东西二百（原误千，从《北史》改）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云‘高昌’。亦云其地有汉时高昌垒，故以为国号。东去长安四千九百里。汉西域长史、戊己校尉并居于此。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张轨、吕光、沮渠蒙逊据河西，皆置太守以统之。去敦煌十三日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地多石碛。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又饶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多蒲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国中羊马，牧在隐僻处以避寇，非贵人不知其处。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贪汙山，夏有积雪，此山北铁勒界也。世祖时（424—452），有阚爽者，自为高昌太守。太延中（435—439），遣散骑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为蠕蠕所执。真君中（440—451），爽为沮渠蒙逊所袭，夺据之。无讳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460），为蠕蠕所并。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太和初（477—499），伯周死，子义成立。岁余，为其兄首归所杀，自立为高昌王。[十]五年（491，原作“五年”，今补“十”字，说详后）高车王阿伏至罗（原作“可至罗”，今改正，说详后）杀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以巩顾礼、麴嘉为左右长史。二十一年（497），遣司马王体玄奉表朝贡，请师迎接，求举国内徙。高祖纳之，遣明威将军韩安保率骑千余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榛水，儒遣礼、嘉率步骑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礼等还高昌，安保亦还伊吾。安保遣使韩兴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复遣顾礼将其世子义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麴嘉为王。

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蠕蠕那盖。愿礼与义舒随安保至洛阳。及蠕蠕主伏图为高车所杀（509），嘉又臣高车。初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焉耆又为哒所破灭，国人分散，众不自立，请王于嘉。嘉遣第二子为焉耆王以主之。永平元年（508，原误熙平元年，今改，说详后），嘉遣兄子私署左卫将军、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师，仍求内徙，乞军迎援。于是遣龙骧将军孟威发凉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失期而反。于后十余遣使，献珠像、白黑貂裘、名马、盐枕等，款诚备至。惟赐优旨，卒不重迎。三年（510），嘉遣使朝贡，世宗又遣孟威使诏劳之。延昌中（512—515），以嘉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516），遣使朝献。诏曰：‘卿地隔关山，境接荒漠，频请朝援，徙国内迁。虽来诚可嘉，即于理未帖。（原作“怗”，从《北史》改。）何者？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恶徙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便如来表。’神龟元年（518）冬，孝亮复来求援内徙，朝廷不许。正光元年（520），肃宗遣假员外将军赵义等使于嘉。嘉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爕（原作“变”，从《北史》改）以为博士，肃宗许之。嘉死，赠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子坚立。于后关中贼乱，使命遂绝。普泰初（531），坚遣使朝贡。除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伯，王如故，又加卫将军。至永熙中（532—534），特除仪同三司，进为郡公。后遂隔绝。”

《魏书》此卷原阙，用《北史》补。此据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转录，惟增二字，改四字。高昌东西距离，《北史》原作“二百里”，《周书》、《隋书》并作“三百里”，“千”字应误，从《北史》改。唐代东西疆域较广亦不过八百里，魏时不应有二千里。高车王杀首归兄弟，原作太和五年（481）。今考《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太和十一年（487）豆仑犯塞，阿伏至罗等固谏不从，怒率所部之众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为王。太和五年，蠕蠕可行予成尚在位，其子豆仑尚未继立，则高车尚未西迁，焉有杀高昌王兄弟事，五年上应夺一“十”字。余在《辅仁学志》第十一卷《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一文中别有考，兹不重述。高车王名原作“可至罗”，应有脱误，《魏书》纪传皆作“阿伏至罗”，今改正。永平元年（508）原误“熙平元年”（516），《北史》误同。案孝亮入朝请求内徙，《魏书·本纪》系于永平元年下。即据本传下文，有“世宗又遣孟威使诏劳”语。熙平（516—518年2月）是肃宗年号，永平（508—512年4月）是世宗年号。孝亮请徙之年如为熙平元年，则其后不得有世宗又遣孟威事，又后更不得重言“熙平初”也。“于理未帖”，“帖”字原作“怗”，意虽勉强可通，究不如帖字之妥；“刘燮”原作“刘变”，并据《北史》改正。——高昌之立国始于沮渠无讳，无讳已称王，不自阚伯周始也。伯周与爽似为同族，然未详其亲属关系。义成之立，似在477年，首归杀义成，似在478年。阿伏至罗杀首归而立张孟明，应为491年事。高昌人杀孟明而立马儒，若据《元和郡县志》卷四十，事在太和二十年（496）。次年（497）请求内徙，《魏书·本纪》书高昌国遣使朝贡，事在是年十二月己卯。是年十二月甲寅朔，小建，己卯为二十六日，则太和二十一年仅余三日。《资治通鉴》卷一四一书马儒请内徙，魏遣使迎之，至立麴嘉为王等事，于太和二十一年内，时间未免太速。黄文弼《高昌麴氏纪年》据所得高昌“墓表所署之重光年号及干支推算，则魏景明元年即重光元年。高昌制度多同中国，新君即位，逾年改元，如宝茂、伯雅、文泰皆然。是知景明之前一年，即太和二十三年，为嘉立之年，次年即改元为重光也，与《周书》嘉立、太和末之说亦相合。”其说是也。则儒立三年而被杀，嘉立于499年，而于次年改元重光。当时王高昌者逼于北方强邻，多不自安，故请内徙。既知内援不足恃，遂历臣于蠕蠕、高车、突厥以自保。马儒时与嘉同为左右长史之巩顾礼，随儒子义舒至洛阳后，似又降蠕蠕。《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熙平二年（517）朝魏之蠕蠕使臣中有顾礼名，应属一人也。

（18） 《魏书》卷九九《沮渠传》：“……（太平真君）三年（442）春，鄯善王比龙西奔且末，其世子乃从安周，鄯善大乱。无讳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据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阚爽为李宝舅唐契所攻，闻无讳至鄯善，遣使诈降，欲令无讳与唐契相击。无讳留安周住鄯善，从焉耆东北趣高昌。会蠕蠕杀唐契，爽拒无讳，无讳将卫兴奴诈诱爽，遂屠其城，爽奔蠕蠕。无讳因留高昌。五年（444）夏，无讳病死，安周代立。后为蠕蠕国所并。”

先是西凉亡（421），晋昌太守唐契率其甥李宝奔伊吾（423），臣于蠕蠕。北凉亡（439），沮渠无讳走鄯善（442），宝自伊吾南归敦煌，又臣于魏。蠕蠕讨唐契，契乃西图高昌。阚爽因求救于无讳，无讳袭据其地，仍建国号曰凉。次年（433）改元承平。中村不折所藏高昌写本佛经有“承平十五年岁在丁酉”，又“岁在己丑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经”等题记。己丑是太平真君十年（449），丁酉是太安三年（457），因知元讳年号安周仍相沿未改。德国考察团在高昌故址得有承平三年（445）刻石，上题“凉王大且渠安周造象记”，又证其国号仍曰凉也。

（19） 《魏书》卷四三《唐和传》：“……李氏为沮渠蒙逊所灭，和与兄契携外甥李宝避难伊吾。招集民众二千余家，臣于蠕蠕，蠕蠕以契为伊吾王。经二十年，和与契遣使来降。为蠕蠕所逼，遂拥部落至于高昌。蠕蠕遣部师阿若率骑讨和，至白力城，和率骑五百先攻高昌，契与阿若战殁。和收余众奔前部王国，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斩安周兄子树。又克高宁、白力二城，斩其戍主。遣使表状，世祖嘉其诚款，屡赐和。和后与前部王车伊洛击破安周，斩首三百。世祖遣成周公万度归讨焉耆，和与伊洛率所领赴度归……”

此传关系高昌之史地甚巨，余在《中央亚细亚》创刊号《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一文中别有考证，兹仅言其大略而已。白力城应是文（17）《高昌传》之白棘，《梁书·高昌传》之白刃，今之辟展。横截城似在今之胜金。高宁城应是今之罕都。“和率骑五百先攻高昌”，高昌应从《北史》卷二七《唐和传》作高宁。和先攻高宁，闻契战殁，乃收余众奔前部王国。中途攻拔横截，与车师取得联络，复率众东攻，连下高宁、白力二城。由是高昌国北境与东境皆为和据，其后不久安周得蠕蠕之助夺回故地，并灭车师。可参看后条。

（20） 《魏书》卷三十《车伊洛传》：“车伊洛，焉耆胡也，世为东境部落帅，恒修职贡。世祖录其诚款，延和中（432—434），授伊洛平西将军，封前部王，赐绢一百匹，绵一百斤，绣衣一具，金带靴帽。伊洛大悦，规欲归阙。沮渠无讳断路，伊洛与无讳连战，破之。时无讳卒（444），其弟天周（应是安周之误）夺无讳子乾寿兵，规领部曲。伊洛前后遣使招喻，乾寿等率户五百余家来奔，伊洛送之京师。又招喻李宝弟钦等五十余人，送诣敦煌。伊洛又率部众二千余人伐高昌，讨破焉耆东关七城，虏获男女二百人，驼千头，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献。先是，伊洛征焉耆，留其子歇守城，而安周乘虚引蠕蠕三道围歇，并遣使谓歇曰：‘尔父已投大魏，尔速归首，当赐尔爵号。’歇固守，连战。久之，外无救援，为安周所陷，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世祖嘉之，正平元年（451），诏伊洛曰：‘歇年尚幼，能固守城邑，忠节显著，朕甚嘉之，可遣歇诣阙。’伊洛令歇将弟波利等十余人赴都。正平二年（452），伊洛朝京师，赐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将军，王如故。兴安二年（453）卒。……”

车伊洛，后条《车师传》作车夷落。无讳占高昌前，车师朝贡见于《魏书·本纪》者，仅太延元年（435）二月一次，太延三年（437）三月一次。此传“延和”（432—434）似为“太延”（435—439）之误，然《车师传》车夷落上书有其亡父“遣使表献不空于岁”语，是知史有阙文。无讳弟天周早死，此传天周应是安周之误。《宋书》卷九八《且渠传》书天周死事较《魏书》纪传为详，据云元嘉十八年（441）“七月，拓跋焘遣军围酒泉。十月城中饥，万余口皆饿死。天周杀妻以食战士，食尽城乃陷。执天周至平城杀之”。无讳尚有一弟，《宋书》作仪德，不知所终。《魏书》卷三十《奚眷传》作宜得，据云：“无讳与宜得奔高昌，获其二城。”则《伊洛传》之天周，得亦为宜得之误也。据此传与《车师传》，伊洛似为无讳兄弟所逼，先走焉耆而留其子歇守交河，已而歇亦奔焉耆。时焉耆已在太平真君九年（448）为万度归所破，伊洛父子依附魏兵以自存。其后魏兵退，伊洛遣歇先入朝（451），次年（452）身自入朝。逾年（453）死于洛阳。454年魏分东西，东魏迁邺，车氏一族似尚留居洛阳。据《伊洛传》，知歇有子名伯生（原误“伯主”，据墓铭改）；又据洛阳出土《车师前部王车伯生息鄯月光墓铭》，知伯生有子名鄯月光。车师国已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并入高昌，墓铭之“车师前部王”盖为魏之封号，六百年来见于载籍之车师，至是已名存而实亡矣。

（21） 《魏书》卷一〇二《车师传》：“……沮渠无讳兄弟之渡流沙也，鸠集遗人，破车师国。真君十一年（450），车师王车夷落遣使琢进、薛直上书曰：‘臣亡父僻处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表献，不空于岁。天子降念，赐遗甚厚。及臣继立，亦不阙常贡，天子垂矜，亦不异前世。敢缘至恩，辄陈私艰。臣国自无讳所攻击，经今八岁，人民饥荒，无以存活。贼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舍国东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东界。思归天阙，幸垂赈救。’于是下诏抚慰之，开焉耆仓给之。正平初（451），遣子入侍，自后每使朝贡。”

此卷用《北史》补。传中之车夷落，即前条之车伊洛。观其上书，知夷落先世岁有表献，而《魏书·本纪》失载，则所阙遗者多矣。无讳攻击，延有八载，可见车师、高昌年年皆有争战。“舍国东奔”，“东”字应为“南”字之误，焉耆在交河西，然从交河赴焉耆，先须南行入山，出银山后西行，东奔须经高昌、蠕蠕疆界，为事实所不许也。《车伊洛传》载正平元年（451）遣子歇入朝，二年（452）伊洛身自入朝。举族内徙，本国已为高昌所并，何来使臣入朝。“自后每使朝贡”，盖李延寿想像之词也。

（22） 《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弥俄突既立，复遣朝贡。……世宗（原文误“世祖”，今改）诏之曰：‘卿远据沙外，频申诚款，览揖忠志，特所钦嘉。蠕蠕、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犄角相接。今高昌内附，遣使迎引，蠕蠕往来路绝，奸势。不得妄令群小敢有陵犯，拥塞王人，罪在不赦。’……”

此卷亦用《北史》补。补者常将《北史》中之谥号改为庙号。《北史·高车传》此处世祖（424—452）作“宣武”，宣武是世宗（500—515）谥号，因知世祖乃世宗之误。《魏书》卷八《世宗纪》，永平元年（508）高昌国王麴嘉求内徙，乞师迎接。又同书《高昌传》遣孟威发凉州兵三千迎之，则此诏为508年诏也。弥俄突是豆仑从子。

（23） 《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十九年（442）“六月壬午，以大沮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二十一年（444）“九月甲辰，以大沮渠安周为征西将军凉州刺史，封河西王”。——卷六《孝武帝纪》，大明三年（459）十月“戊申，河西国遣使献方物。庚戌，以河西王大沮渠安周为征虏将军、凉州刺史。”

无讳虽在442年得宋册封，然在次年改元承平，自号凉王。安周亦自称为大凉王，可参看文（18）《沮渠传》后所引《佛经题记》与《造象记》。

（24） 《宋书》卷九八《且渠传》：元嘉十八年（441）十月，“……执天周至平城，杀之。于时虏兵甚盛，无讳众饥，惧不自立，欲引众西行。十一月，遣弟安周五千人伐鄯善，坚守不下。十九年（442）四月，无讳自率万余家弃敦煌，西就安周，未至而鄯善王比龙将四千余家走，因据鄯善。初，唐契自晋昌奔伊吾（423），是年攻高昌，高昌城主阚爽告急。八月，无讳留从子丰周守鄯善，自将家户赴之。未至，而芮芮遣军救高昌，杀唐契，部曲奔无讳。九月，无讳遣将卫尞夜袭高昌，爽奔芮芮，无讳复据高昌。遣常侍氾儁奉表使京师，献方物。太祖诏曰：‘往年狡虏纵逸，侵害凉士，西河王茂虔遂至不守，沦陷寇逆，累世著诚，以为矜悼。次弟无讳克绍遗业，保据方隅，外接邻国，内辑民庶，系心阙庭，践修贡职，宜加朝命，以褒笃勋，可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无讳卒，弟安周立。二十一年（444），诏曰：‘故征西大将军、河西王无讳弟安周，才略沈到，世笃忠款，统承遗业，民众归怀。虽亡士丧师，孤立异所，而能招率残寡，攘寇自今，宜加荣授，垂轨先烈。可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领西域戊己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世祖大明三年（459），安周奉献方物。”

此传可补《魏书·沮渠传》之阙遗。《魏书·沮渠传》留守鄯善者是无讳弟安周，而此传作从子丰周，未知孰是。沮渠氏与北魏为敌，南联宋国以拒之，所以《宋书》识其事较《魏书》为详。芮芮即魏书之蠕蠕，尚有茹茹，皆柔然之别称。且渠氏初据高昌时，曾假其力以灭车师，嗣后不知缘何与芮芮失和，国为芮芮所并，而以阚伯周为高昌王。疑伯周为阙爽之亲属，假芮芮力而报十八年前袭据之旧怨欤？

（25） 《梁书》卷五四《高昌传》：“高昌国，阚氏为主，其后为河西王沮渠茂虔弟无讳袭破之，其王阚爽奔于芮芮。无讳据之称王，一世而灭。国人又立麴氏为王，名嘉，元魏授车骑将军、司空公、都督秦州诸军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开国公。在位二十四年卒，谥曰昭武王。子子坚，使持节、骠骑大将军、散骑常侍、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河西郡开国公、仪同三司高昌王嗣位。其国盖车师之故地也。南接河南，东连敦煌，西次龟兹，北邻敕勒。置四十六镇，交河、田地、高宁、临川、横截、柳婆、洿林、新兴、田宁、始昌、笃进、白刃等，皆其镇名。官有四镇将军及杂号将军，长史，司马，门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谘议，校尉，主簿。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面貌类高骊，辫发垂之于背，着长身小袖袍、缦裆袴。女子头发辫而不垂，著锦缬、缨珞、环钏。姻有六礼。其地高燥，筑土为城，架木为屋，土覆其上。寒暑与益州相似。备植九谷，人多噉麨及羊牛肉。出良马、蒲陶酒、石盐。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有朝乌者，旦旦集王殿前为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后散去。大同（535—546）中，子坚遣使献鸣盐枕、蒲陶、良马、氍毹等物。”

此传与《周书·高昌传》，在高昌墓砖未发现前，皆为研究高昌官制者取材之源。而其独有之资料，厥为高昌十二镇名。高昌城镇，《魏书》有城八，《周书》十六，《隋》书十八，《唐书》二十二，《通典》作“三十二”，疑为“二十二”之误。梁、周时代相错，高昌城镇不至多至四十六，“四”字疑衍。诸城今地所在，余已在《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一文中别有考。兹仅言交河在今吐鲁番西二十里之雅尔，田地在今鲁克沁，笃进在脱克逊，高宁疑在罕都，横截疑在胜金，新兴疑在阿斯塔纳，白刃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作“白力”，应是《魏书·高昌传》之白棘与《通典》卷一九一之东镇城，只有今之辟展足以当之。唐于始昌置天山县，核以《元和郡县志》卷四十所识之距离，应在脱克逊之东不远；田宁，《南史》作“宁由”，疑是传写之误；证以高宁之例，此应作“田宁”也。可参看文（19）。

（26） 《续高僧传》卷十二《道判传》：“……保定二年（562），达于京邑。武帝赏接崇重，仍令于大乘寺厚供享之。经逾两载，上表乞循先志。又蒙开许，敕给国书，并资行调。西度砂碛千五百里，四顾茫然，绝无水草。乘饥急行，止经七夕，便至高昌国，是小蕃附庸突厥。又请国书，至西面可汗所。……不令西过，乃给其马乘，遣人送还。……”

此条足资考证者无多。惟证明突厥初兴时，高昌即与修好，与延昌十五年（575）《麴斌造寺铭》所称“见机而作，乃欲与之交好，永固邦疆。……遂同盟结婚”等语正合。又一方面证明当时西突厥可汗尚未识佛教。道判经行其地时，似在保定五年（565），下距《造寺铭》刊建之年仅十年矣。

（27） 《周书》卷四《明帝纪》武成元年（559）闺五月“庚申，高昌遣使献方物”。——卷五《武帝纪》保定元年（561）正月“癸酉，吐谷浑、高昌并遣使献方物”。

（28） 《周书》卷五十《高昌传》：“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东去长安四千九百里。汉西域长史及戊己校尉并治于此。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张轨、吕光、沮渠蒙逊据河西，皆置太守以统之。其后有阚爽及沮渠无讳，并自署为太守。无讳死，茹茹杀其弟安周，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之称王自此始也。伯周之从子首归，为高车所灭。次有张孟明、马儒相继王之，并为国人所害。乃更推立麴嘉为王。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本为儒右长史。魏太和末（499）立。嘉死，子坚立。其地东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国内总有城一十六。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国；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为交河公，一为田地公；次有左右卫；次有八长史，曰吏部、祠部、库部、仓部、主客、礼部、民部、兵部等长史也；次有建武、威远、陵江、殿中、伏波等将军；次有八司马，长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书郎、主簿、从事，阶位相次，分掌诸事；次有省事，专掌导引。其大事决之于王，小事则世子及二公随状断决。平章录记，事讫即除，籍书之外，无久掌文按。官人虽有列位，并无曹府，唯每旦集于牙门评议众事。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马、侍郎相监检校，名为城令。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矟。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地多石碛，气候温暖，谷麦再熟，宜蚕，多五果。有草曰羊刺，其上生蜜焉。自嘉以来，世修蕃职于魏。大统十四年（548），诏以其世子玄喜为王。恭帝二年（555），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559），其王遣使献方物。保定初（561），又遣使来贡。自燉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糞为验。又有魍魉怪异。故商旅来往，多取伊吾路云。”

此传识高昌官制独详，证以近年所发现之碑铭墓砖，多与传合。惟八部长史司马，碑表有田部都官，而无史部、祀部，疑史官误记。将军有建武、威远、殿中，而无陵江、伏波，别有奋威、广威、虎威、冠军、宁朔、振武、建义等号。诸城有户曹、田曹，而无水曹，别有客曹、兵曹、贼曹、杂曹，凡六曹。《通典》卷一九一《高昌传》云：平高昌国，下其郡三，县五，城三十二（应为“二十二”之误）。城主之外应有郡守、县令。《魏书·高昌传》有田地太守，《麴斌造寺碑》有横截太守，高昌诸墓碑上书交河郡者殆有十砖，则应亦有交河太守。同一《造寺碑》有横截令、新兴令，《张延衡墓表》有洿林令（斯坦因《亚洲腹里考古记》第二册1035页）。城主名称，《范羔墓表》有之（同书1043页）。据此传，吾人又知麴嘉立于太和末年，参合《梁书·高昌传》在位二十四年之文，与逾年改元之例，可知其在位年代为500—523。黄君文弼所得墓砖，确定嘉之年号为重光，其元年即为魏景明元年（500），足以订正《通鉴》之误。又一方面此传识有二王名，一为世子玄喜，一为田地公茂。玄喜《北史》作玄嘉，应误，决无祖孙同名之理。以墓砖证之，玄喜年号永平，在位二年（549—550）。茂，《麴斌造寺碑》作宝茂，年号建昌（《新疆图志》卷八九误延昌），墓碑干支证其在位六年（555—560）。中间尚有一和平年号（551—554），应别属一王。《麴斌造寺碑》有云：“父愿昭武王已下五王之灵，济爱欲之河，登解脱之岸”等语。昭武为麴嘉谥号，见《梁书·高昌传》，合光坚、玄喜只有四王，所阙一王，应是（政）〔改〕元和平者。其名不见中国史书，或因在位不久，未曾朝贡中国。此佚名之王与其后王宝茂，似为兄弟行。盖此传云：“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国。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为交河公，一为田地公。”又云：“其大事决之于王，小事则世子及二公，随状断决。”因知高昌制度以世子为令尹，其他王子为二公。宝茂既以田地公嗣位，疑是兄终弟及，于是《旧唐书·高昌传》伯雅为嘉六世孙，始得其解。《麴斌造寺碑》题名首高昌王麴宝茂，次高昌令尹麴□固，此人应是宝茂世子，宝茂后袭位者应即斯人。高昌年号尚有延昌，必属此王，推算墓砖所书之干支与年数，在位有四十一年之久（561—601）。在位时应已朝贡中国，特史佚其名而已。《新疆图志》录《麴斌造寺碑》，写其名作麴纯固，顾《图志》讹误甚多，不能必其是也。大谷光瑞《西域考古图谱》卷下有《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上残卷一纸，后有题记云：“延昌三十三年癸丑岁八月十五日白衣弟子高昌王癿□。”麴字下一字残阙，又下一字漫漶不明。法国马伯乐教授在《亚洲腹里考古记》（第二册619页，又986页）中根据斯坦因所得《般若波罗蜜经》第十八卷残卷卷尾延昌三十九年（599）题记，识其王名为麴韩固。两字人名而上一字用韩字者罕见，似亦不可从。最后日本大谷胜真教授在《高昌麴氏王统考》（京城帝国大学《文学论纂》第五辑1至42页）中，比较拓本与题记，断为乾固，盖乾字得省写为轧，其说似较长。余欲证《旧唐书》伯雅为嘉六世孙之说不误，曾假拟玄喜与其后王为兄弟，然延昌三十三年（593）残卷题记有“愿七世先灵考妣往识济……”语，自嘉迄乾固恰为七世，若世作世代解，似又为父死子继，颇难决也。

（29） 《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又经二年，渐至高昌，客游诸寺。其国僧侣，多学汉言。虽停二年，无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载。值难避地西南……达于瓜州。……寻蒙帝旨，延入京城，处之名寺，供给丰渥。即开皇十年（590）冬十月也。……”

笈多以590年至京师，停留高昌似为585—587年间事。停留伊吾，似为587至588年间事。所值之难，疑指开皇八年（588）突厥可汗处罗侯西征阿波事。“其国僧侣，多学汉言”，足证当时汉语流行佛寺，不尽为胡语也。根据此传，笈多有大隋西国传一部，《隋书·经籍志》未著录，则在唐初已佚而不传矣。

（30） 《隋书》卷三《炀帝纪》：大业三年（607）六月己亥，“吐谷浑、高昌并遣使贡方物。”五年（609）四月壬寅，“高昌、吐谷浑、伊吾并遣使来朝”，六月壬子，“高昌王麴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大悦。”……景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伊吾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卷四，八年（612）十一月己卯，“以宗女华容公主嫁于高昌王。”

高昌朝贡于隋，不始于炀帝时，文（33）开皇六年（586）已有献《圣明乐曲》事。《隋书》卷二《高祖纪》仁寿四年（604）有“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语，高昌最近，贡使中应有高昌使臣。

（31） 《隋书》卷八三《高昌传》：“高昌国者，则汉车师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东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汉武帝遣兵西讨，师旅顿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汉时高昌垒，故以为国号。初，蠕蠕立阚伯周为高昌王。伯周死，子义成立，为从兄首归所杀。首归自立为高昌王，又为高车阿伏至罗所杀。以敦煌人张孟明为主。孟明为国人所杀，更以马儒为王，以巩顾、麴嘉二人为左右长史。儒又通使后魏，请内属。内属人皆恋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立嘉为王。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茹茹。及茹茹主为高车所杀，嘉又臣于高车。属焉耆为挹怛所破，众不能自统，请主于嘉。嘉遣其第二子为焉耆王，由是始大，益为国人所服。嘉死，子坚立。

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国内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卫，次八长史，次五将军，次八司马，次侍郎、校郎、主簿、从事、省事。大事决之于王，小事长子及公评断，不立文记。男子胡服，妇人群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地多石碛，气候温暖，谷麦再熟，宜蚕，多五果。有草名为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盐如朱，白盐如玉。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国中羊马牧于隐僻之处，以避外寇，非贵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贪汗山，夏有积雪。此上之北，铁勒界也。从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碛千余里，四面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开皇十年（590），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来归中国。坚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炀帝嗣位，引致诸蕃。大业四年（608），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612）冬归蕃，下令国中曰：‘夫经国字人，以保存为贵；宁邦缉政，以全济为大。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帝闻而甚善之。下诏曰：‘彰得嘉善，圣哲所隆，显诚遂良，典谟贻则。光禄大夫、弁国公、高昌王伯雅识量经远，器怀温裕，丹款夙著，亮节遐宣。本自诸华，历祚西壤，昔因多难，沦迫戎，数穷毁冕，翦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围，德加四表。伯雅逾沙忘阻，奉贡来庭，观礼容于旧章，慕威仪之盛典。于是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领将送。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还为冠带之国。’然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畏铁勒而不敢改也。自是岁令使人贡其方物。”

此传前半几尽录前史文，而且连缀前史之文，未加整理。同一柔然，在前名曰蠕蠕，在后名曰茹茹。后半仅录有高昌王伯雅名，而谓其为坚子。中间阙玄喜、宝茂、乾固，与玄喜后年号和平者凡四王。此四王中姑无论有无兄终弟及之人，伯雅要为坚之四五代孙。据高昌墓碑，伯雅在位时，两次改元，一曰延和（602—613），一曰义和（614—623），开高昌国未有之先例。或因伯雅朝隋以后，向慕华凤，变夷从夏，与民更始，而再改元欤？伯雅“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此与延昌十五年（575）《麴斌造寺铭》同盟结婚之语合。伯雅大母应是宝茂妻。突厥俗，父死，子妻其群母。则宝茂死，乾固曾妻之；乾固死，突厥又逼伯雅妻之。宝茂之死（560）下距乾固之死（601）已有四十一年，则此突厥可汗女应已老矣。高昌原附突厥，此云“先臣铁勒”，亦为事实。《隋书》卷八四《铁勒传》：铁勒诸部叛突厥处罗可汗（619—620），而立契弊歌楞为莫何可汗。莫何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然其后西突厥强盛时，复又隶属于突厥。

（32） 《隋书》卷十四《音乐志》：“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及天和六年（571，应为元年之误），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其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

太祖指周太祖，西魏始大统元年（535），终恭帝三年（556），凡二十二年间，高昌王麴坚与年号和平者，皆似未入贡于魏。仅玄喜、宝茂二王受西魏册封，则高昌乐伎输入中国，应在548至556年间。天和六年（571）应是天和元年（566）之误，盖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乃天和三年（568）三月癸卯日事，并见《周书》卷五五《武帝纪》与卷九《阿史那皇后传》。至若罢掖庭四夷乐，《周书》卷四《武帝纪》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诏词有“省事停乐”语，应指此事。则其事在天和元年无疑。否则年代颠倒矣。

（33） 《隋书》卷十五《音乐志》：“……（开皇）六年（586），高昌献圣明乐曲，帝令知音者于馆所听之，归而肄习。及客方献，先于前奏之，胡夷皆惊焉。……”

《册府元龟》卷五七〇亦载有开皇六年高昌献圣明乐事。《隋书》卷一《高祖纪》阙而不书。开皇六年为麴乾固延昌二十六年（586），足证乾固在位时，高昌亦有贡献矣。其事经过，似在达摩笈多停留高昌时，可参看文（29）。

（34）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其中道从高昌……至波斯达于西海。……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大业三年（607），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啗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

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炀帝令矩掌其使。矩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图记》已佚，其序已录入矩本传中。右录前数语，乃节抄序中语。

（35）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高昌传》：“……时高昌王麴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还，适逢法师，归告其王。王闻，即日发使敕伊吾王遣法师来，仍简上马数十匹，遣贵臣驱驰设顿迎候。比停十余日，王使至，陈王意，拜请殷勤。法师意欲取可汗浮图过，既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时日已暮，法师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请进。数换良马前去，法师先所乘赤马留使后来。’即以其夜半到王城。门司启王，王敕开门。法师入城，王与侍人前后列烛自出宫，迎法师入后院，坐一重阁宝帐中，拜问甚厚，云：‘弟子自闻师名，喜忘寝食，量准涂路，知师今夜必至，与妻子皆未眠，读经敬待。’须臾，王妃共数十侍女又来礼拜。是时渐欲将晓，言久疲勚欲眠，王始还宫，留数黄门侍宿。方旦，法师未起，王已至门，率妃以下俱来礼问。王云：‘弟子思量碛路艰阻，师能独来，甚为奇也。’流泪称叹，不能己已。遂设食解斋讫。而宫侧别有道场，王自引法师居之，遣阉人侍卫。彼有彖法师曾学长安，善知法相，王珍之，命来与法师相见，少时出。又命国统王法师，年逾八十，共法师同处，仍遣劝住，勿往西方。法师不许。停十余日，欲辞行。王曰：‘已令统师谘请，师意何如？’师报曰：‘留住实是王恩，但于来心不可。’王曰：‘朕与先王游大国，从隋帝历东西二京及燕、代、汾、晋之间，多见名僧，心无所慕。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伏愿察纳微心，不以西游为念。’法师谢曰：‘王之厚意，岂贫道寡德所当。但此行不为供养而来，所悲本国法义未周，经教少阙，怀疑蕴惑，启访莫从。以是毕命西方，请未闻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独洒于迦维，决择微言，庶得尽霑于东国。波仑问道之志，善财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坚强，岂使中涂而止。愿王收意，勿以眷为怀。’王曰：‘弟子慕乐法师，必留供养，虽葱山可转，此意无移。乞信愚诚，勿疑不实。’法师报曰：‘王之深心，岂待屡言然后知也。但玄奘西来为法，法既未得，不可中停。以是敬辞，愿王相体。又大王曩修胜福，位为人主，非唯苍生恃仰，固亦释教攸凭，理在助扬，岂宜为碍。’王曰：‘弟子亦不敢障碍，直以国无导师，故屈留法师以引迷愚耳。’法师皆辞不许。王乃动色攘袂大言曰：‘弟子有异涂处师，师安能自去？必定相留，或送师还国，请自思之，相顺犹胜。’法师报曰：‘玄奘来者为乎大法，今逢为障，只可骨被王留，识神未必留也。’因呜咽不复能言。王亦不纳，更使增加供养，每日进食，王躬捧盘。法师既被停留，违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于是端坐，水浆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觉法师气息渐惙，深生愧惧，乃稽首礼谢云：‘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法师恐其不实，要王指日为言。王曰：‘若须尔者，请共对佛更结因缘。’遂共入道场礼佛，对母张太妃共法师约为兄弟，任师求法。还日请住此国三年，受弟子供养。若当来成佛，愿弟子如波斯匿王频婆娑罗等与师作外护檀越。仍屈停一月讲《仁王般若经》，中间为师营造行服。法师皆许。太妃甚欢，愿与师长为眷属，代代相度，于是方食。其节志贞坚如此。

“后日，王别张大帐开讲，帐可坐三百余人，太妃已下王及统师大臣等各部别而听。每到讲时，王躬执香炉自来迎引。将升法座，王又低跪为蹬，令法师蹑上，日日如此。讲讫，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疋，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疋为信。又以绫绢五百疋，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法师见王送沙弥及国书绫绢等至，惭其优饯之厚。上启谢曰：‘……’王报曰：‘法师既许为兄弟，则国家所畜，共师同有，何因谢也。’发日，王与诸僧、大臣、百姓等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师恸哭，道俗皆悲，伤离之声，振动郊邑。敕妃及百姓等还，自与大德已下各乘马送数十里而归。其所经诸国王侯礼重，皆此类也。从是西行，度无半城、笃进城后入阿耆尼国。旧曰焉耆，讹也。”

玄奘发足之年，旧说并作贞观三年（629），梁任公曾疑其误。道宣，玄奘同时人也，所撰《续高僧传》卷四中之《玄奘传》有云：“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辛因斯际，经往姑臧。”《旧唐书》卷二贞观元年（627）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三年无秋霜害稼事，对照二文，玄奘发足应在贞观元年。兹再以玄奘年寿证之，唐人所撰传状铭录，多以其寿六十五岁，斯盖根据《续高僧传》麟德元年（664）殁前告诸僧“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华”二语。若证以冥详所撰《玄奘行状》，则作“今麟德元年六十有三”，似“五”为“三”之误。《慈恩寺传》识其发足之年岁云：“时年二十六也。”殁年既为664，上溯其生年应为仁寿二年（602），贞观元年（627）恰年二十有六。《续高僧传》谓武德五年（622），二十有一，则亦证明其生于602年也。玄奘西行至素叶城（《唐书》作碎叶城），逢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据《新唐书》卷二一七下《薛延陀传》，贞观二年（628）叶护死。《册府元龟》卷九七四云：贞观元年（627）西突厥统叶护为伯父所杀。《元龟》颇有脱简，其文不足据。总之，玄奘如在贞观三年（629）首途，必不能见统叶护，彰彰明矣。贞观十八年（644）玄奘还至于阗，上表有云：“历览周游一十七载。”除贞观元年八月至贞观二年初行程在国内不计外，恰为一十七载。若作贞观三年发足，纵加入在国内之一年计算，亦不过十有六载。诸书皆作贞观三年发足者，盖经传抄者臆改，与《大藏》中凡焉耆皆改乌耆之例正同。此外诸书中关于玄奘之年月岁数，经人改易者甚众，余对此别有考。总之，玄奘为602至664年间人，发足于贞观元年八月，抵高昌时得在贞观二年春间。（脱稿后，检出《女师大学术季刊》一卷三期刘汝霖撰《玄奘法师年谱》，持论与余多合，亦主张其发足于贞观元年。）

高昌王麴伯雅之殁年，《资治通鉴》卷一九〇作武德六年（623），与墓砖正合。《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作武德二年（619），乃传抄之误，伯雅子文泰应嗣位于武德六年，次年改元延寿。玄奘抵高昌时，当在延寿五年（628）。

可汗浮图在天山北，后改庭州，在今孚远县北。玄奘先欲逾山循北道西行，既经高昌延请，乃涉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此城即《魏书·高昌传》之白棘，《梁书·高昌传》之白刃，《通典·高昌传》之东镇城，余在《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一文中别有考。今自辟展至哈喇和卓百余里，从日暮时乘良马前进，夜半到王城（高丽藏本夜半作夜鸡鸣时），坐未久天将晓，骑驰时间应有十余小时，可推知为冬末春初事。

王云：“弟子思量，碛路艰阻，师能独来，甚为奇也。”文泰当时颇重视碛路。《旧唐书·高昌传》：文泰闻唐师将至，谓所亲曰：“碛路艰险，自然疲顿，吾以逸待劳，坐收其弊。”此即《慈恩寺传》卷一之莫贺延碛，今苦水格子烟墩间之沙碛是已。玄奘记此碛云：“是时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

王曰：“朕与先王游大国”云云，则大业五年（609）伯雅入朝时曾携文泰与俱。伯雅尚华容公主宇文氏，伯雅死后似又嫁文泰。文泰之母张氏，似为伯雅之嫡妻。

侯君集下高昌时得户八千，口三万七千余，则高昌国人口不逾四万。王云“僧徒难少，亦有数千”，足见高昌佛法盛行。

文泰与玄奘约“还日请住此国三年”，不幸未如所期。玄奘于贞观二年（628）离高昌，十八年（644）从南路东迁，未经高昌，盖文泰于贞观十四年（640）死，而国即随亡矣。

邬落马，突厥语驿马之谓也，后蒙古语、满洲语曾袭用之。

玄奘从高昌西行，“度无半城、笃进城后，入阿耆尼国。”阿耆尼即焉耆之梵名，当时都城在今珠勒都斯河西，不似今之焉耆县治在河东。笃进应为今之脱克逊。《新唐书》卷四十西州注云：“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通典》卷一九一《高昌传》以始昌城为天山县，余疑始昌、安昌同为一地，不知孰误。南平城余疑即《慈恩寺传》之无半城，而此两名亦必有一误也。

玄奘后至屈支（古龟兹，今库车），“有高昌人数十于屈支出家，别居一寺，寺在城东南。以法师从家乡来，先请过宿，因就之。”则高昌有僧人留居屈支矣（见卷二）。贞观十八年（644）还至于阗，遣高昌俗人马玄智奉表先闻，则高昌有在于阗经商者矣（见卷五）。麟德元年（664），“有弟子高昌僧玄觉因向法师自陈所梦”，则弟子中有高昌沙门矣（见卷十）。活国“即叶护可汗长子呾度设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婿”（见卷二），则文泰与西突厥可汗有姻戚之关系，足证自麴宝茂（555—560）至是历代与突厥通婚矣。

（36）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武德二年（619）七月，“西突厥叶护可汗及高昌并遣使朝贡。”——三年（620）三月癸酉，“西突厥叶护可汗、高昌王麴伯雅遣使朝贡。”——卷二《太宗本纪》贞观三年（629）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贡。”——卷三《太宗本纪》贞观四年（630）十二月甲寅，“高昌王麴文泰来朝。”——八年（634），“是岁……高昌……遣使朝贡。”——十三年（639）十二月丁丑，“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帅师伐高昌。……是岁……高昌……相次遣使朝贡。”——十四年（640）八月癸巳，“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九月癸卯，曲赦西州大辟罪。乙卯，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十二月丁酉，交河道旋师。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执高昌王麴智盛献捷于观德殿，行饮至之礼，赐酺三日。”

案《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尚有贞观元年（627）闰三月，三年（629）二月，七年（633）七月，高昌朝贡事，《旧唐书》失载。

（37） 《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高昌者，汉车师前王之庭，后汉戊己校尉之故地，在京师西四千三百里。其国有二十一（应是‘二’之误，《新书》误同。）城，王都高昌，其交河城，前王庭也；田地城，校尉城也。胜兵且万人。厥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蒲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叠，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其王麴伯雅，即后魏时高昌王嘉之六世孙也。隋炀帝时入朝，拜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仍以戚属宇文氏为华容公主以妻之。武德二年（619，应为武德六年之误，已详文（35）注），伯雅死，子文泰嗣。遣使来告哀，高祖遣前河州刺史朱惠表往吊之。七年（624），文泰又献狗雄雌各一，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出拂林国。中国有拂林狗自此始也。太宗嗣位（627），复贡玄狐裘，因赐其妻宇文氏花钿一具。宇文氏复贡玉盘，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贞观四年（630）冬，文泰来朝。及将归蕃，赐遗甚厚。其妻宇文氏请预宗亲，诏赐李氏，封常乐公主，下诏慰谕之。

“时西域诸国来朝贡者，皆涂经高昌，文泰后稍雍绝之。伊吾先臣西突厥，至是内属，文泰又与叶护连结，将击伊吾。太宗以其反覆，下书切让，征其大臣冠军阿史那矩入朝，将与议事。文泰竟不遣，乃遣其长史麴雍来谢罪。初，大业之乱，中国人多投于突厥。及颉利败，或有奔高昌者，文泰皆拘留不遣。太宗诏令括送，文泰尚隐蔽之。又寻与西突厥乙昆设击破焉耆三城，虏其男女而去。焉耆王上表诉之，太宗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问其状。十三年（639），太宗谓其使曰：‘高昌数年来朝贡脱略，无藩臣礼，国中署置官号，准我百僚，称臣于人，岂得如此？今兹岁首，万国来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堑，预备讨伐。日者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快耶？”又西域使欲来者，文泰悉拘留之。又遣使谓薛延陁云：“既自为可汗，与汉天子敌也，何须拜谒其使？”事人阙礼，离间邻好，恶而不诛，善者何劝？明年。当发兵马以击尔。’是时薛延陁可汗表请为军向导，以击高昌，太宗许之。令兵部尚书唐俭至延陁，与谋进取。太宗冀其悔过，复下玺书，示以祸福，征之入朝。文泰称疾不至。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以击之。时公卿近臣，皆以行经沙碛，万里用兵，恐难得志，又界居绝域，纵得之，不可以守，竞以为谏，太宗皆不听。文泰谓所亲曰：‘吾往著朝觐，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设今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若发兵三万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碛路艰险，自然疲顿。吾以逸待劳，坐收其弊，何足为忧也？’及闻王师临碛口，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

“其子智盛嗣立。既而君集兵奄至柳谷，进趋田地城。将军契苾何力为前军，与之接战而退。大军继之，攻拔其城，虏男女七千余口，进逼其都。智盛移君集书曰：‘有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咎深谴积，身已丧亡。智盛袭位无几，君其赦诸？’君集谓曰：‘若能悔祸，当面缚军门也。’又命诸军引冲车、抛车以逼之，飞石雨下，城中大惧。智盛穷蹙出城降。君集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七千七百，马四千三百匹。其界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先是，其国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初，文泰与西突厥欲谷设通和，遗其金帛，约有急相为表里。及闻君集兵至，欲谷设惧而西走，不敢救。君集寻遣使告捷，太宗大悦，宴百寮，班赐各有差，曲赦高昌部内从军兵士已上，父子犯死罪已下，期亲犯流已下，大功犯徒已下，小功缌麻犯杖罪，悉原之。

“时太宗欲以高昌为州县，特进魏征谏曰：‘陛下初临天下，高昌夫妇先来朝谒。自后数月，商胡被其遏绝贡献（此处应有脱文）。加之不礼大国，遂使王诛载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抚其人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士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及交番，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太宗不从，竟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留兵以镇之。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相影响，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于是勒石纪功而旋。其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国。麴氏有国，至智盛凡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灭。寻拜智盛为左武卫将军，封金城郡公。弟智湛为右武卫中郎将，太山县公。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于昭陵玄阙之下。智湛，麟德中（664至665）终于左骁骑大将军、西州刺史。天授（690—692）初，其子崇裕授左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卒，封袭遂绝。”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高昌传》文略省而事不多增。《旧书》讨高昌者只书侯君集、薛万均二人，《新书》则云：“拜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萨孤吴仁副之，契苾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武卫将军牛进达为行军总管，率突厥契苾骑数万讨之。”贞观十四年（640）六月二十五日《姜行本碑》则云：“诏使持节、光禄大夫、吏部尚书、上柱国陈国公侯召集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副总管左屯卫大将军、上柱国永安郡开[国]公薛万均，副总管左屯卫将军、上柱国通川县开国男姜行本等……并率骁雄，鼓行而进。以贞观十四年（640）五月十日师次伊吾时罗漫山……”碑左侧书“交河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中阙十字）吴仁领右军（下阙三字）”。碑右侧书“交河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上柱国（中阙二字）县开国公牛进达领兵十五万”（《新疆图志》卷八八）。无契交何力而有姜行本。《旧书》卷五九《姜行本传》云：“高昌之役，以行本为行军副总管，率众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余里，依山造攻具。其处有《班超记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颂陈国威德而去。遂与侯君集进平高昌。”碑文即记此事。

《旧书》仅言“进逼其都”，《新书》则云：“中郎将辛獠儿以劲骑夜逼其都。”《旧书》云“城中大惧，智盛穷蹙出城降”，《新书》则云：“城中大震，智盛令大将麴士义居守，身与绾曹麴德俊谒军门，请改事天子。君集谕使降，辞未屈。薛万均勃然起曰：‘当先取城，小儿何与语，麾而进。’智盛流汗，伏地曰：‘唯公命。’”此外《新书》增者魏徵、褚遂良谏改高昌为州县语；智湛有子昭，好学，昭弟崇裕有武艺云云。

文泰遏绝贡道事，并见《旧书》卷一九八《焉耆传》：“贞观六年（632），（焉耆王）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自隋末罹乱，碛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制焉耆，大掠而去。……十二年（638），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十四年（640），侯君集讨高昌，遣使与之相接。焉耆王大喜，请为声援。及破高昌，其王诣军门称谒。焉耆人先为高昌所虏者悉归之。”取道高昌而赴中国，乃循当时所称之伊吾路。大碛路即《沙州图经》残卷中之大海道，从柳中南行入库鲁克山，后东行至敦煌。

“征其大臣冠军阿史那矩入朝”，冠军乃冠军将军之省称，《麴斌造寺碑》中早已有此官号。阿史那是突厥种姓，而将军辄领部事，可见当时高昌大官亦用突厥人。

田地城即昔之柳中，今之鲁克沁。柳各应在辟展西进向鲁克沁之途中。

唐平高昌置四州，亦分五县。《通典》卷一九一云：“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地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新、旧《唐书·地理志》西州条皆有错讹，仅有《通典》之文为得其实。

“麴氏有国，至智盛凡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灭。”《新书·高昌传》年数同，《唐会要》卷九五作一百四十四年，皆误。兹从黄文弼《高昌麴氏年表》，作一百四十一年。九世，质言之十王：一嘉，年号重光（500—523）；二光，年号未详（524—530）；三坚，年号章和（531—548）；四玄喜，年号永平（549—550）；五阙名，年号和平（551—554）；六宝茂，年号建昌（555—560）；七乾固，年号延昌（561—601）；八伯雅，年号延和（602—613）、义和（614—623）；九文泰，年号延寿（624—640）；十智盛，未及改元而国亡。

（38） 《旧唐书》卷六九《侯君集传》：“……高昌王麴文泰时遏绝西域商贾，太宗征文泰入朝，而称疾不至。诏以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讨之。文泰闻王师将起，谓其国人曰：‘唐国去此七千里，涉碛阔二千里，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风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军乎？若顿兵于吾城下，二十日食必尽，自然鱼溃，乃接而虏之，何足忧也。’及军至碛口，而文泰卒，其子智盛袭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骑言文泰克日将葬，国人咸集。诸将请袭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骄慢无礼，使吾恭仁天罚，今袭人于墟墓之间，非问罪之师也。’于是鼓行而前，攻其田地。贼婴城自守，君集谕之不降。先是大军之发也，上召山东善为攻城器械者，悉遣从军。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车撞其睥睨，数丈颓穴，抛车石击其城中，其所当者无不糜碎。或张氈被，用障抛石，城上守陴者不得复立。遂拔之，虏其男女七千余口，仍进兵围其都城。智盛穷蹙，致书于君集曰：‘有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天罚所加，身已丧背。智盛袭位未几，不知所以愆阙，冀尚书哀怜。’君集报曰：‘若能悔祸，宜束手军门。’智盛犹不出，因命士卒填其隍堑，发抛车以攻之。又为十丈高楼，俯视城内，有行人及飞石所中处，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与西突厥欲谷设约，有兵至，共为表里。及闻君集至，欲各设惧而西走千余里，智盛失援，计无所出，遂开门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国，俘智盛及其将吏，刻石纪功而还。……”

此文可与《旧书·高昌传》及《姜行本碑》文（《新疆图志》卷八八之文颇多讹误）参看。

（原载《华北编译馆馆刊》1943年第2卷第9期）

鄯善事辑

国人积习，往往以古名称今地，偶合者固有之，谬误者亦复不少，尤以四裔为甚。百年来考证西域舆地之学者辈出，特以方法未能谨严，遂致错讹丛出。夫考证此类地名者，必须首先明了原来语名，所谓名从主人也。复次必须明了当时汉名译字之音读，古人译写有例可寻，不似今人之率尔从事。新疆设治六十余年，各县名称多有袭用古名者，近似者固有之，张冠李戴者亦有若干。于阗国治在和阗西二十里，乃远置于阗县治于克里雅城，殊不知其地为古戎卢国地。温宿国治在今乌什，乃置温宿县治于阿克苏，殊不知其地为姑墨国境。鄯善国治在今卡克里克，乃误以其为诺羌国治，而设婼羌县，远在北距鄯善千里之辟展设置鄯善县治，殊不知其地为唐代之蒲昌县治。余久有志仿沙畹《西突厥史料》之例，裒辑西域各国史料，以供将来修新疆新志者之参考。鄯善史料，斯坦因在Serindia第九章中所辑太简，遗漏甚多。例如《魏书》、《北史·鄯善传》中沮渠安周退保之东城，足以勘正《水经注》之错简，早识之，对于鄯善国治之方位必不至迟疑不决。余乃先其所急，首辑斯编。

鄯善本名楼兰，张骞第一次奉使时（前138—前126）始知有之，其立国必远在骞出使之前。元凤四年（前77）始改名曰鄯善。法显经行其地时，国王奉佛法，可有四千余僧。证以近年所发现之壁画写本，其地佛教盛行，实不始于此时。根据出土之简牍，知其国人用佉卢字写印度俗语。佉卢书之盛行早于梵书，因知其地土人或在纪元前二三世纪时从印度迁来。西亚与印度西北艺术之东渐，即由天山南路转贩而来，其地先有移民可知。尼雅河流入沙碛处为古代之精绝国，唐代之尼壤城，所出简牍与鄯善国所出之简牍同，因知古代移民先曾莅此。晚至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国王被执，始夷为魏之镇戍。魏太和十七年（493）前，国被丁零攻破，人民散尽，始以其地委之吐谷浑。魏神龟元年（518）宋云、惠生经行其地时，鄯善城主乃是吐谷浑王第二子宁西将军。隋大业五年（609）破吐谷浑，始置郡县。鄯善国人在太平真君三年（442）已有半数随其国王西奔且末。丁零残破以后，余众多北走伊吾（今哈密），而于伊吾西南百二十里筑城以居。鄯善人自称曰纳职，贞观四年（630）因置纳职县焉。其后不久，康国首领康艳与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上元二年（675）改为石城镇。殆在广德元年（763）后沦入吐蕃。吐蕃以后，回纥继之，然皆不为载籍著录。其地累经变乱，种族混杂，则欲一考古代种型，非求之于古冢墓中不可云。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命九儿先铭笔受讫。

（1）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鄯善原名楼兰，车师原作姑师。《正义》引《括地志》云：“蒲昌海原名泑泽，一名盐泽，一名辅海，亦名牢兰，亦名临海，在沙州西南。”牢兰与楼兰应是同名异译，近年在故楼兰城发现之简牍，有Kroraina名称，应是国名、海名之所本。今罗布淖尔，盖昔盐泽之遗迹也。《集解》引徐广注，赵破奴封侯事在元封三年（前108），王恢封侯事在元封四年（前107），与《史记》卷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所志合。并参看《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汉书》卷九六下《车师后国传》，天汉二年（前99）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不利引去；征和四年（前89）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车师王降汉。

（2） 《汉书》卷九六上《鄯善传》：“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能作兵，与婼羌同。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武帝遣从骠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

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后贰师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侯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将诣阙，簿责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人居汉地。’上直其言，遣归国，亦因使侯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征和元年（前92），楼兰王死，国人来请质子在汉者，欲立之。质子常坐汉法，下蚕室宫刑，故不遣。报曰：‘侍子，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楼兰更立王，汉复责其质子，亦遣一子质匈奴。后王又死，匈奴先闻之，遣质子归，得主为王。汉遣使诏新王，令入朝，天子将加厚赏。楼兰王后妻，故继母也，谓王曰：‘先王遣两子质汉，皆不还，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计，谢使曰：‘新立，国未定，愿待后年入见天子。’然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惩艾不便与汉通。后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其弟尉屠耆降汉，具言状。元凤四年（前77），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传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轻将勇敢士，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既至楼兰，诈其王，欲赐之。王喜，与介子饮，醉，将其王屏语，状士二人从后刺杀之，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诛王，当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自令灭国矣。’介子遂斩王尝归首，驰传诣阙，县首北阙下。封介子为义阳侯。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有异乃记云。”

此传言武帝、昭帝两代通鄯善之事甚详。武帝感张骞首欲通大宛诸国，其事应在元狩四年（前119）以后。赵破奴等虏楼兰王，破姑师，据《史记》卷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应在元封三年（前108）。贰师军击大宛，据《汉书》卷六《武帝纪》为太初元年（前104）秋季至太初四年（前101）春季间事。至元凤四年（前77）立尉屠者为王，始改楼兰国名为鄯善。传中所志城名二：一曰扜泥，一曰伊循。《汉书》卷七九《冯奉世传》“送大宛诸国客至伊修城”，师古曰：“伊脩城在鄯善国，汉于其中置屯田吏士也。”伊循、伊脩，必有一误，未详孰是。扜泥为王都，考其方位与都护治所（今布古尔）、山国（今星格尔）、车师（今雅尔）之距离，只有今之卡克里克足以当之。其地薄瘠不及密兰（古之伊循）之肥沃，与传语皆合。伊循既为汉时屯田之所，当在敦煌、扜泥之间，旧考惑于《水经注》之错简，而谓扜泥居东，伊循居西，大误。至若蒲昌海北故楼兰城之建设，似在伊循屯田以后。汉时之玉门关，据《史记·大宛传》，李广利第一次伐大宛（前104—前103），不下，引兵远至敦煌，武帝大怒，使应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似尚在敦煌之东。又据《汉书·西域传》，自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似玉门关自此逐渐西移，而远至小方盘城。

（3） 《汉书》卷七十《傅介子传》：“……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复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大将军曰：‘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于是白遣之。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母敢动，动灭国矣。’遂持王首还诣阙，公卿、将军议者咸嘉其功。上乃下诏曰：‘楼兰王安归常为匈奴间，候遮汉使者，发兵杀略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辈，及安息、大宛使，盗取节印献物，甚逆天理。平乐监传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之北阙，以直报怨，不烦师众。’其封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士刺王者皆补侍郎。……”

楼兰王名，此传两见并作安归。卷七《昭帝纪》，元凤四年（前77）四月，“平乐监傅介子使持节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北阙，封义阳侯”，亦作安归。惟《鄯善传》（文（2））独作尝归，应误。

（4）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纪》，建武十四年（39）九月，“莎车国鄯善国遣使奉献。”——建武二十一年（45）冬，“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卷五《顺帝纪》汉安二年（143）二月丙辰，“鄯善国遣使贡献。”

《后汉书·本纪》志鄯善事，仅此三条，疑有脱简。

（5） 《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总叙：“……会匈奴衰弱，莎车王贤诛灭诸国。贤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永初元年（107）……诏罢都护，自此遂弃西域。北匈奴即复收属诸国，共为边寇十余岁。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119），乃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之。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来降。数月，北匈奴复率车师后部王共攻没班等，遂击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复欲进取西域。……”

《后汉书》无《鄯善传》，其事散见各传中。

（6） 《后汉书》卷一一八《于阗传》：“……明帝永平（58—75）中，于阗将休莫覇反莎车，自立为于阗王。休莫霸死，兄子广德立，后遂灭莎车，其国转盛。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而鄯善王亦始强盛。自是南道自葱岭以东，唯此二国为大。……”

后汉初年，莎车称霸西域，至莎车王贤在位时（33—61）更强大。永平四年（61），于阗王广德灭莎车，遂与鄯善分有南道，且末、小宛、精绝、戎卢并入鄯善，渠勒、皮山、疏勒并入于阗。参看文（6）、文（7）。

（7） 《后汉书》卷一一八《莎车传》：“……（莎车王贤）诈称大都护，移书诸国，诸国悉服属焉，号贤为单于。贤浸以骄横，重求赋税。数攻龟兹诸国，诸国愁惧。二十一年（45）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是时贤自负兵强，欲并兼西域，攻击益甚。诸国闻都护不出，而侍子皆还，大忧恐。乃与敦煌太守檄，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斐遵以状闻，天子许之。二十二年（46），贤知都护不至，遂遣鄯善王安书，令绝通汉道。安不纳而杀其使。贤大怒，发兵攻鄯善。安迎战，兵败亡入山中。贤杀略千余人而去。其冬，贤复攻杀龟兹王，遂兼其国。鄯善、焉耆谕国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归。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

可并参看文（6）、文（8）。莎车王贤时代，几兼并南北两道诸国。贤死之后，莎车国势遂衰，夷为旁国之附庸矣。

（8） 《后汉书》卷七七《班超传》：……（永平）十六年（73），奉车都尉资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

（9） 《后汉书》卷七七《班勇传》：“……元初六年（119），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车师前王及鄯善王皆来降班。后数月，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没班，进击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并复取西域。邓太后召勇诣朝堂会议。……勇上议曰：……‘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疆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尚书问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为便？又置长史屯楼兰，利害云何？’勇对曰：‘昔永平之末（73），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将居敦煌，后置副校尉于车师。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故外夷归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还，汉人外孙，若匈奴得志，则尤还必死。此等虽同鸟兽，亦知避害。若出屯楼兰，足以招抚其心，愚以为便。’……延光二年（123）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124）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

此传楼兰、鄯善并举，足证楼兰非国名，而所指者为蒲昌海北之楼兰城。《后汉书》七八《杨终传》云：“建初元年（76），大旱谷贵。终……乃上疏曰：‘……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士恩，怨结边域。’……复上书曰：‘……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久而未还，非天意也。’……”此楼兰亦指楼兰城，盖自楼兰国改名鄯善，迄于建初元年，已有一百五十三年，不应复名楼兰也。此蒲昌海北之楼兰城，在从此所录前凉西域长史李柏致焉者王书中，名称海头。《水经注》卷二云：“河水又东径注宾城南，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盖田士所屯，故城禅国名耳。”明言楼兰城，而城禅国名，可以互证终矣。

（10） 《三国志》卷二黄初三年（222）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诏曰：‘西戎即叙，氐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

《三国志》卷十六《仓慈传》云：“……太和（227—233）中，迁敦煌大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流沙坠简》王国维《序》曾前引此文，并云：“长吏二字，语颇含混。汉末西域除戊己校尉外别无大官，魏当仍之。则长吏二字必长史之讹。”其说是也。戊己校尉旧居高昌壁，西域长史应居楼兰城，治下应指此二城。

（11） 《三国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曰：“……南道西行，且志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属鄯善也。戎卢国、扞弥国、渠勒国、皮冗国，皆并属于于阗。……”

文（5）《后汉书·西域传》云：“小宛、精绝、且末、戎卢为鄯善所并。”此传鄯善所属无戎卢国而代以楼兰国，此楼兰应指故楼兰城。且志应是且末之误。

（12） 《晋书》卷三《武帝纪》：太康四年（283）四月，“鄯善国遣子入侍，假其归义侯。”

《晋书》无《鄯善传》，《本纪》记录朝贡之文仅此一见，然不能谓晋与西域之关系仅限于此。斯坦因在尼雅北古城发现诸简，中有二残简，一题“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见《古和阗》附图一一三页）。一题“于阗王写下诏书到……”（同书附图一一二页）。王国维在《流沙坠简补遗》中以为“二简文义相属，书迹亦同，今定为一书之文”。其说不为无见，惟以简题官分属五国国王，似乎武断。沙畹在《古和阗》附录五三七页以属焉耆国王龙会，其说较长。《晋书》卷九七《焉耆传》云：“会有瞻气筹略，遂霸西胡，葱岒以东，莫不率服。”可以证也。此外别有一简上题“泰始五年十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敦煌太守都……”一行（《古和阗》附图一一二页），则在《晋书·本纪》记录鄯善国遣子入侍之前十四年（269），敦煌太守之命令已远及于尼雅北方之占城（精绝国）矣。

（13） 《晋书》卷八六《张骏传》：“……自轨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

《晋书》诸传年代最难考核。《骏传》系此事于咸和初（326）以后，石勒杀刘曜（328或329）之前，中间并言置高昌郡事。同传在此条前云：“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又在此条后云：“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駮，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及石勒杀刘曜……”徐坚《初学记》卷八引顾野王《舆地志》：“晋咸和二年（327）置高昌郡，立田地郡县。”似杨宣伐鄯善应在置高昌郡之前。惟《资治通鉴》卷九五系于咸康元年（335）下，不知其伺所本。其文亦龟兹、鄯善倒置，盖四行者先至鄯善，然后至龟兹，决不至先伐龟兹而于回兵时伐鄯善也。《后汉书》卷七七《班勇传》，当时焉者国王名元孟，《晋书·张骏传》鄯善国王亦名元孟，时间相距二百年，南北两道二国国王名称相同，似非纯出偶然也。

（14）西域长史李柏致焉耆国王书：“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阔久不相闻，□怀思想，不知亲相念□□见忘也。诏家见遣□使来慰劳诸国，月二日来到海头。不知王问，邑邑。天热，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遂俱共发，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未知到来？今□使苻太往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顿首顿首。”

日本学者橘瑞超在故楼兰城得书表四通，其中二纸较全，此其一也。别有一纸言同一事，文较简略。兹亦并录于此：“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顿首。□□□□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此字旁注有海头二字。）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苻太往相闻通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前一纸阙文有数字可据此纸补之。别有一纸残存三行，盖为表文残稿，中有一行存“臣柏言焉耆王龙……”七字。因是推测前二纸为致焉耆国王书稿，时焉耆王龙会称霸西域，与西域长史应有书使往来也。惟可异者，书中所言之海头，应是故楼兰城，从故楼兰城至焉耆国都（今四十里城），应沿库鲁克河或宽车河往，其程较近，缘何取道北虏中，诚不可解。

（15）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

《坚载记》未言何年，仅位其事于太元七年（382）前。《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云：至建元十七年（381）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说坚请兵西伐，似鄯善、车师王来朝事在381年。然《晋书·苻坚载记》记二王请西伐事，则位在太元七年（382）中。

（16）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太元七年（382）……车师前部王弥寘、鄯善王休密驮朝于坚，坚赐以朝服，引见西堂。寘等观其宫宇壮丽，仪卫严肃，甚惧，因请年年贡献。坚以西域路遥不许，令三年一贡，九年一朝，以为永制。寘等请曰：‘大宛诸国遂通贡献，然诚节未纯，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乡导。’坚于是以骁骑吕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与陵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等，配兵七万以讨定西域。……明年（383），吕光发长安。……加鄯善王休密驮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域诸军事、宁西将军，车师前部王弥寘使持节、平西将军、西域都护，率其国兵为光乡导。……”

《出三藏记集》卷八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抄序》云：“建元十八年（382）正（此下疑脱“月”字）车师前部王名弥第来朝……”此弥第即《苻坚载记》之弥寘。又《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云：建元“十九年（383），即遣骁骑将军吕光将兵伐龟兹及焉耆诸国”。足证请伐西域为382年事，而吕光等发长安则在383年。

（17） 《晋书》卷八七《李暠传》：“……鄯善、前部王遣使贡其方物。……”

《暠传》未系年月，当然为隆安四年（400）以后事。又同传云：隆安四年，“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玄盛（暠字）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当时玉门应尚未迁回敦煌以西，玉门以西诸城，除楼兰、高昌等城莫属。高昌在前凉、后凉时代并为中国郡县，吕光时曾遣子覆镇高昌（《晋书》卷一二二）。楼兰、高昌既下，则楼兰附近之鄯善与高昌附近之车师遣使入贡西凉，为时必不甚远。

（18） 《法显行传》：“……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复与宝云等别燉煌，太守李浩供给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氈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住此一月日，复西行十五日到焉夷国。……”

现存《法显行传》，旧题《佛国记》或《法显传》皆误。此传不专言佛国，并及往来行程，其非《佛国记》可知。又未志及出发前与归国后事，亦非《法显传》可知。《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于《佛国记》、《法显传》两本外，并著录有《法显行传》一卷，应是现存之本。此传所录年月微有讹误。发足年岁干支作弘始二年（400）己亥（399），归国作义熙十二年（416）甲寅（414）。二年应是元年之误，十二年二字应衍。传中之李浩，即前条之李暠，显于弘始二年（400）过敦煌，时暠尚未称凉公也。当时鄯善国人共有八千余家（参合《魏书》卷一〇二《且末传》与《宋书且渠传》语），而奉佛法之沙门多至四千余人，可谓众矣。“国国胡语不同”，与《大唐西域记》所记合，今已由新疆出土之各种语言写本证明矣。

（19） 《魏书》卷九九《且渠传》：“……罽宾沙门曰昙无谶，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均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谶之术，乃召昙无谶。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讯杀之。……”

昙无谶，诸经录无亦作摩，谶亦作忏。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四，慧皎《高僧传》卷二皆有传，两传同出一源，祐传较简，然亦有未经皎传采录之文。皎传略曰：谶本中天竺人，后往罽宾，赍诸经本，东适龟兹。顷之，复进到姑戚，译写《大涅槃》等经。义和三年（433），谶固请西行，更寻《涅槃》后分。逊忿其欲去，密遣刺客于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根据皎传，谶为有道术之高僧。祐传有一节流露谶气量褊狭。两传皆言谶明解呪术，后随王入山，王渴乏须水不能得，谶乃密呪石出水。王悦其道术，深加优宠。顷之王意稍歇，待之渐薄。以下皎本接言出罽宾。祐本多四十余字云：“谶怒曰：‘我当以水诣池，咒龙入，令天下大旱。王必请呪，然后放龙降雨，则见待何如。’遂持遣龙。有密告之者，王怒捕谶，谶悔惧诛”，乃赍经本奔龟兹。总之，两传皆言谶从龟兹进到姑臧。兹据《魏书》此传，又知其中间曾经假道鄯善。根据《出三藏记集》卷八载阙撰人名《大涅槃经记》，知其复又从鄯善进至敦煌。蒙逊灭西凉（421），始召之至凉州。译经之年，最早应在玄始十三年（424）以后。余对此别有考。

（20） 《高僧传》卷三《智猛传》：“……以伪秦弘始六年甲辰之岁（404），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遂历鄯善、龟兹、于阗诸国。……”

同传言以甲子岁（424）发天竺。前条引《大涅槃经记》言智猛曾暂憇高昌，其赴姑臧，或曾取道故楼兰城也。

（21） 《魏书》卷四上：世祖太延元年（435）六月丙午，高丽、鄯善国并遣使朝献。——太延三年（437）三月癸巳……鄯善诸国各遣使朝献。——太延四年（438）三月庚辰，鄯善王弟素延耆来朝。——太延五年（439）四月丁酉，鄯善——诸国遣使朝献。……是岁鄯善……等国并遣使朝贡。

（22） 《魏书》卷四下：世祖太平真君元年（440）四月，（沮渠）无讳走渡流沙，据鄯善。李暠孙宝据敦煌，遣使内附。——太平真君六年（445）八月壬辰，（万）度归以轻骑至鄯善，执其王真达，以诣京师，帝大悦，厚待之。——太平真君八年（447）十二月，鄯善、遮逸国并遣子朝献。——太平真君九年（448）五月甲戌，以交趾公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

鄯善国前王比龙已于442年走且末，后王真达已于445年执献京师，447年入朝之鄯善王子，未详为何人之子。

（23）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总叙：“……凉州既平（439），鄯善国以为唇亡齿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为魏所灭，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国事，取亡必近，不如绝之，可以支久。乃断塞行路，西域贡献历年不入。后平鄯善（445），行人复通。……”

《魏书》此卷原阙，后人取《北史》卷九七《西域传》补之。

（24） 《魏书》卷一〇二《鄯善传》：“鄯善国都扜泥城，古楼兰国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卤，少水草，北即白龙堆路。至太延初，始遣使来献。四年（438）遣其弟素延耆入侍。及世祖平凉州（439），沮渠牧挞弟无讳走保敦煌。无讳后谋渡流沙，遣其弟安周系鄯善（441）。王比龙恐惧欲降，会魏使者自天竺罽宾还，俱会鄯善，劝比龙拒之，遂与连战。安周不能克。退保东城。后比龙惧，率众西奔且末（442）。其世子乃应安周。（此下应有阙文。）鄯善人颇剽劫之，令不得通。世子诏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兵讨之（445）。度归到敦煌，留辎重，以轻骑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时，鄯善人众布野，度归敕吏卒不得有所侵掠。边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达面缚出降，度归释其缚。留军屯守，与真达诣京师。世祖大悦厚待之。是岁（448），拜交趾公韩牧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镇之，赋役其民，比之郡县。”

此传亦据《北史》卷九七《西域传》补写。“世子应安周”下，应有脱误，盖不检《西域传总叙》将不知鄯善人剽劫何人，断塞何地也。“是岁”二字亦误，据文（22）万度归平鄯善是445年事，韩拔镇鄯善为448年事。韩拔此传作韩牧，亦有刊本作韩枝者，疑皆为韩拔之误，韩拔之名在《本纪》中凡两见。安周退保之“东城”，应是古之伊循，今之密兰，缘其为敦煌赴鄯善必由之路也。《水经注》之“东故城”，应亦指此城，其注意在伊循下，不知何人妄移写于扜泥下，遂令后人误以伊循在西，扜泥在东。后王真达与前王比龙不知有何关系，不知是否降应安周之世子。据《宋书》卷九八《且渠蒙逊传》；“李氏（西凉李恂）由是遂亡，于是鄯善王比龙入朝。”是知比龙在位年间最迟应始于421年，至442年奔且末后，不知所终。

（25） 《魏书》卷一〇二《且末传》：“且未国，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442），鄯善王比龙避沮渠安周之乱，率国人之半奔且末。后役属鄯善。……”

此传亦据《北史》卷九七补写。《宋书》卷九八《且渠蒙逊传》：“……（元嘉）十八年（441）……于时虏兵甚盛，无讳众饥，惧不自立，欲引众西行。十一月，遣弟安周五千人伐鄯善（此下应脱“鄯善”二字），坚守不下。十九年（442）四月，无讳自率万余家弃敦煌，西就安周。未至，而鄯善王比龙将四千余家走，因据鄯善。初，唐契自晋昌奔伊吾，是年攻高昌，高昌城主阚爽告急。八月，无讳留从子丰周守鄯善，自将家户赴之。……”因知当时鄯善国人应有八千余家，较之前汉时多逾五倍矣。据《魏书》卷九九《沮渠传》，留守鄯善者，乃无讳弟安周，而此作从弟丰周。《魏书》卷三十《车伊洛传》又有“无讳卒（444），其弟天周夺无讳子乾寿兵……”语，天周早（441）在酒泉被执杀，应亦为安周之误。

（26） 《魏书》卷九九《沮渠传》：“……无讳遂谋渡流沙，遣安周西击鄯善。鄯善王恐惧欲降，会魏使者劝令拒守，安周遂与连战，不能克，退保东城。三年（442）春，鄯善王比龙西奔且末，其世子乃从安周。鄯善大乱，无讳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据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阚爽为李宝舅唐契所攻，闻无讳至鄯善遣使诈降，欲令无讳与唐契相击。无讳留安周住鄯善，从焉耆东北趣高昌。……”

唐契附见其弟《唐和传》，参看《魏书》卷四十三。李宝《魏书》卷三十九有传。

（27） 《魏书》卷三十《王建传》：（建曾孙）“安都袭，降爵为侯。世祖（424—452）拜为太子庶子，出为鄯善镇将。高宗（452—465）时，为内都大官卒。”

其人疑与韩拔同时出镇鄯善，参看文（22）。韩拔镇鄯善止于何时，《魏书》未著录。惟卷七上《高祖（471—499）本纪》载延兴元年（471）十月庚寅：“以征东大将军南安王桢为假节、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镇护西域校尉，仪同三司，镇凉州。”因是知韩拔已不复为“镇护西域校尉”，而代以南安王桢矣。同卷载延兴二年（427）：“正月乙卯，统万镇胡民相率北叛，诏宁南将军交趾公韩拔等追灭之。”是时韩拔官爵并与前异，足证其人不在鄯善。自是以后，鄯善似不为重镇，仅以镇远将军（四品）一人镇之，参看后条。

（28） 《魏书》卷三十二《高湖传》：“（湖孙）猛虎鄯善镇录事。……”——“（湖侄孙）幹，历青州征虏府司马、威远将军，鄯善镇远府长史。……太昌初（532）卒。”

此二人官鄯善时不可考，要在太和十七年（493）前，参看《辅仁学志》第十一卷第一第二期合刊之《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十二页附录。《魏书》卷三十《楼伏连传》载：伏连侄曾孙毅“后转都督凉河二州鄯善镇诸军事、凉州刺史。车驾南伐（493），毅表谏……”。此入或为最后都督鄯善军事之人，惟不兼领护西戎校尉。最后领护西戎校尉者似为南安王祯子英，《魏书》卷十九下并有传。

（29） 《南齐书》卷五十九《芮芮传》：“……益州刺史刘悛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国威，道经鄯善、于阗。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于阗尤信佛法。丁零僭称天子，劳接景玄，使反命。……”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九年（491）正月甲午，以刘悛为益州刺史；十一年（493）二月丙午，以王文和代之。江景玄使丁零时，应在此两年中。此处丁零，即指高车，余于《高车之西徙》一文中有别有考。由是观之，至448年，鄯善不复有本国国王；在493年前，人民复又分散，鄯善名存而已。

（30） 《魏书》卷一〇一《吐谷浑传》：“……拜伏连筹使持节、都督西垂诸军事、征西将军、领护西戎中郎将，西海郡开国王、吐谷浑王。……地兼鄯善、且末。……”

《魏书》此传原阙，亦取《北史》补之。据《魏书》卷七下《高祖本纪》，太和十七年（493）正月丙子，以伏连筹为吐谷浑王。则自丁零残破以后，即以鄯善、且末委之吐谷浑。于是吐谷浑兼有鄯善，约有余年，而为四方之一大国，与哒分有天山南路。《梁书》卷五十四《河南国（吐谷浑）传》识其疆界云：“东至垒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

（31） 《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惠生行记》：“……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土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土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

日本《新修大藏经》本第五十一函八六六页所录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云：“……又西行二十日至吐谷浑国。又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又西行千六百里至且末城。……”应是从《洛阳伽蓝记》节出，而将国名城略为修改。此记所录里数多于其他行记。鄯善、且末间，玄奘所记仅千余里，贾耽所记仅七百里。总之宋云等经行鄯善时（518），其地已属吐谷浑矣。

（32） 《水经注》卷二：“……《释氏西域记》曰：‘阿耨达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兰海者也（今车尔成河）。其水北流径且末南山，又北径且末城西。国治且末城，西通精绝二千里，东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种五谷，其俗略与汉同。’又曰：‘且末河东北流径且末北，又流而左会南河（今塔里木河）。会流东逝，通为注滨河（今库鲁克河）。注滨河又东径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此应指故楼兰城或海头城，‘治伊循’三字应为错简），故楼兰之地也。’……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即故楼兰城）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乃回灭，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此楼兰应作鄯善解）国北扜泥（应是伊循之误）城，其俗谓之东故城。……《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阗东于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者也。北河自岐沙东分南河，即《释氏西域记》所谓‘二支北流’径屈茨（龟兹）、焉夷（焉耆）、禅善（鄯善）入牢兰海’者也。……河水又东径注滨城（今营盘）南，又东径楼兰城（故楼兰城）南而东注。（上文应是经，下文应是注。）盖田士所屯，故城禅国名耳。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浍其崖岸，余溜风吹，稍成龙形，西面向海，因名龙城。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行人所径，畜产皆布氈卧之，掘发其下，有大盐方如巨枕，以次相累，类雾起云浮，寡见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东连三沙，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盐泽之称也。……”

郦道元《水经注》所录古遗书最多，然多未详其成书年代。而且传抄错讹，经注夹杂，读是篇者竟不辨何者为经，何者为注，何者为注中之注。今姑将错误之甚者分注于各条之下。道元在527年被害，成书年代未详，故次其文于《宋云惠生行记》后。案劢未详为何代人。敦煌索姓，大姓也，徙居敦煌时，年代似甚古，余且疑为粟特人，其先至者姓索，后至者姓康。索劢治水事可以代表当时人开拓西域之遗迹。《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杨雄上书言及白龙堆，注引孟康注曰：“龙堆形如土龙身，无头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余，皆东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此乃古盐译之湖床，湖水迁徙，积盐成块，士人不识，讹为龙堆。由龙堆故事，复衍为龙城故事。东故城应为古之伊循，可以文（26）沮渠安周退保之东城证之。因《水经注》之错简，致使徐松误解于先，沙畹附书于后，而误以扜泥在东，伊循在西。

（33） 《周书》卷五十《鄯善传》：“鄯善，古楼兰国也，东去长安五千里，所治城方一里。地多沙卤，少木草，北即白龙堆路。魏太武时，为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欲至，唯老驼知之，即鸣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将氈拥蔽鼻口。其风迅驶，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大统八年（542），其兄鄯米率众内附。”

此与《北史》卷九十七所本之源同，惟彼详而此略耳。传尾十二字似为《周书》新增之文。大统是西魏年号，其时鄯善地属吐谷浑，不复成国。所谓“其兄鄯米”，疑是徙居伊吾纳职等处之鄯善国人。可参看《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

（34） 《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鄯善郡，“大业五年（609）平吐谷浑置，在鄯善城，即故楼兰城也，并置且末、西海河源，总四郡。有蒲昌海、鄯善水。”（以上原注。）统县二：显武、济远。——且末郡“置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萨毗泽”。（以上原注。）统县二：肃宁、伏戎。

据《隋书》卷八十三《吐谷浑传》，铁勒勒兵袭吐谷浑，隋兵出浇河西平以掩之，吐谷浑主伏允南遁于山谷间。“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四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鄯善至是，始置郡县。后因隋乱，其地遂废。唐贞观中（627—649），粟特人（康国人）徙居其地。可参看《沙州图经》。

（35） 《元和郡县志》卷四十：“伊州……及周又有鄯善人来居之。隋大业六年（610），得其地以为伊吾郡。隋乱又为群胡居焉。贞观四年（630），胡等慕化内附，于其地置伊州。”——“管县三：伊吾、柔远、纳职。”——“纳职县（原注云：东北至州一百二十里），贞观四年置。其城鄯善人所立，胡谓鄯善为纳职，因名县焉。”

（36） 《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伊吾“后魏、后周鄯善戎居之。隋始于汉伊吾屯城之东筑城，为伊吾郡。隋末为戎所居。贞观四年（630）款附，置西伊州。”——纳职“贞观四年于鄯善胡所筑之城置纳职县”。

右录二文最可注意者，“胡谓鄯善为纳职”、“后魏、后周鄯善戎居之”二语。纳职古读若Napik，后一音应是语尾变化，犹言Nap人或地之意。证以密兰等地出土之西藏语写本之Nob名称，与近代之蒙古语Lop（罗布）名称，皆有相连之关系。今哈密西有回庄名拉希楚喀（Lapuk），后一音亦为语尾变化，所余之Lap，与前三名似应亦有关连。则胡语、藏语、蒙古语、东突厥语（回语）四名皆同出一源，仅韵母有开合之异，声音有泥来之别而已。纳职与楼兰同为一地名称，不知是否同出一种语言？隋唐之纳职县治，当然只有今之拉布楚喀可以当之。此皆伯希和教授所持之说，非余之创获也。《旧唐书》既云“后魏、后周鄯善戎居之”，则当丁零残破鄯善以后，鄯善国人除先有四千家奔且末外，其余似多逃往伊州。可参看《沙州图经》。——《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载贞观十五年（641）吐谷浑丞相王作乱，国王诺曷钵“率轻骑走鄯善城，其威信王以兵迎之，鄯州刺史杜凤举与威信王合兵击丞相王，破之”。此文颇不可解，吐谷浑都城在青海附近，鄯善城（今卡克里克）在其西，鄯州（今乐都县治）在其东，兵颇不易“合”也。检《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吐谷浑传》，作“轻骑走鄯城”（今西宁县治），乃知《旧唐书》衍善字，去此一字，意自明矣。同传，贞观九年（636），李靖等为西海、积石、鄯州、且沫、赤水、盐泽六道行军总管，讨吐谷浑。《册府元龟》卷九八五，鄯州道作鄯善道，证以且沫、盐泽等道名，鄯善道名似不误。当时追击至且末西境，鄯善道可谓名附其实，《旧唐书》此处鄯州又误。

（37）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也，城郭巍然，人烟断绝。复次东北行千余里，呈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亦云：“……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沫地也。又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因是知鄯善梵名纳缚波。惟奘师所记甚简，不知在贞观十八年（644）经行时，康国侨民是否已经徙居其地也。

（38） 《新唐书》卷四三下引贾耽《入四夷道里》云：“……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

此文颇有脱误，应取斯坦因、伯希和二氏先后在敦煌千佛洞所得《沙州图经》写本残卷正之。

（39） 《沙州图经》：“鄯善之东一百八十里有屯城，即汉之伊循。”“……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古屯城在屯城西北。”——“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汉楼兰国。《汉书·西域传》云，地沙卤，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杀其王，汉立其地更名鄯善国。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627—649）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以沙漠，上元二年（675）改为石城镇，隶沙州。”——“鄯善城周回一千六百四十步，西去石城镇二十步。汉鄯善城见今摧坏。”——“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四十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之城。”——“播仙镇，故且末国也。”——“沮末河河源从南山大谷口出，其源去镇城五百里，经且末城下过，因此为名。”——“纳职，右唐初有士人鄯伏陁，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并吐浑居住。历焉耆，又经高昌，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耳。”

据《图经》知鄯善、伊循胡称大小鄯善，与西藏语写本之大小Nob相对。又知《新唐书》七屯城是古屯城之误。其他尚有讹夺，可以《图经》之文正之。胡名鄯善城曰典合城，如在元代，此名可对基督教名Denha，盖元代也里可温有译此名作典合或天合者。然合字为入声字，在唐代应读若Cthap，不能作此解也。弩之与《西域记》卷一之笯赤达（Najkand）皆为胡语之同名异译，弩之笯赤，犹言新，建者城也。又据《图经》云：“大周天授二年（691）腊月，得石城镇将康拂躭延弟地舍拨状称，其蒲昌海水旧来浊黑混杂，自从八月以来，水清明澈底。……”因知7世纪末叶石城（鄯善）镇将尚为康国人。广德元年（763）吐蕃陷河陇，石城、播仙等镇应亦随之沦没。此时粟特移民或仍居其地，或再徙他所，皆未可知矣。自是以后，鄯善故地不见于载记千一百余年。清光绪末增设新疆州县，竟数典忘祖，于古鄯善故都（卡克里克）设婼羌县治，于唐蒲昌县城（辟展）设鄯善县治。可参看《新疆图志》卷一〇四新疆巡抚饶应祺会奏《新疆增改府应州县各缺折》。

补录一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芮芮……部众殷强，岁时遣使请京师与中国亢礼。西域诸国焉耆、鄯善、龟兹、姑墨、东道诸国并役属之。……”

芮芮即柔然。《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无此语。当时柔然虽强大，与哒分有天山北路，然其势力似未及山南。疑为传闻之误。

补录二

《隋书》卷十五《音乐志》：龟兹乐“……其歌曲有鄯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

此处鄯善应指鄯善；摩尼，梵文犹言珠，曲名意为鄯善珠，与疏勒盐正相对也。《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于阗）内有勃伽夷城，应为此婆伽儿之同名异译，亦以地名为曲名。鄯善国名附见于史者，本编未尝辑录：如《后汉书》卷七十七《班超传》永元六年（74）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讨焉耆，《班勇传》延光四年（125）发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后部之类是已。尚有不明书者，如《前汉书》卷七十《常惠传》，本始三年（前71）后惠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之类，东国兵应含有鄯善兵在内。此类附见之例，书不胜书。今独录此鄯善者，因其写法特别。《释藏》经传除禅善外，因亦有书作善善者，且有书作鄯鄯者，然皆为传写之误，故亦不备录。

（原载《华北编译馆馆刊》1943年第2卷第10期）

何满子

幼时所读书，迄今尚忆而未忘者，《三字经》、《论语》、《唐诗三百首》。诗歌比较散文容易记诵，所以《唐诗》记得较熟。（现今年达六十左右而能赶上科举末尾的人，我想必定有不少人与我有同感。）唐诗的选本至少有几十种，当时流行最广的，应首数这部蘅塘退士的选本，其卷六五言绝句中有一首题作《何满子》的，其词曰：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我初见的《唐诗三百首》刻本，此绝句阙作者名，而在白居易绝句后。我曾疑心是白居易的作品，因此遍检《白氏长庆集》而未得。后别见一《三百首》刻本，下题张祜名，两《唐书》无张祜传，仅知唐人笔记中曾记其人数事。（一）康骈《剧谈录》记王智兴（758—836年）初为徐州节度使时，祜曾在客座中献诗，临行获智兴厚赠。（二）王保定《摭言》记祜元和、长庆（806—826年）中深为令狐楚（766—837年）所知，楚镇天平时（829年11月—832年2月），自草荐表进献祜诗。（三）近检范摅《云溪友议》，知杜牧（803—852年）与张祜为诗酒之交，酷吟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白（居易）有非祜之论，常不平之。乃为诗二首以高之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张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此为祜得意之诗也。

此诗既为祜得意之作，然在《全唐诗》中并未著录，手边又无清席启寓所辑的《张祜诗集》，不知其中有无此诗。假定无有，则蘅塘退士应从《云溪友议》录出。我从前读他这首绝句，不求甚解，以为《何满子》是曲名。好像是唐玄宗幸蜀后，宫人歌此曲，数十年后的张祜因作此诗，现在我以为问题似不能如此单简。崔令钦《教坊记》所列举的曲名固有《何满子》，然而根据其他材料，好像原来是人名，而后来即以人名作曲名。段安节《乐府杂录》有曲名《康老子》，亦是以人名作曲名，《教坊记》曲名中有《曹大子》、《安公子》，皆此类也。

《何满子》既是人名，我于是对他作了点考证，因而知道咏《何满子》的，还有白居易（772—846年）、元稹（779—831年）、薛逢诸人。薛逢在诸人中时代较晚，好像10世纪初年尚存，他的《何满子》曲，见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卷八十，其词曰：

“系马宫槐老，持杯店菊黄。故交今不见，流恨满川光。”

其词仅表示忆旧之意而已，对于《何满子》的考证毫无补助，所以我没有考究他的出处。《乐府诗集》卷八十并载有白居易绝句一首，我曾检《白氏长庆集》与《续集》，卷六十八后听歌绝句中即有其词，词曰：

“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

茂倩并有解题云：“唐白居易曰：‘何满子，开元（713—741年）中沧州歌者，临刑进此曲以赎死，竟不得免。’《杜阳杂编》曰：‘文宗时宫人沈阿翘为帝舞《何满子》，调辞风态，率皆宛畅。’然则亦舞曲也。”

茂倩所引居易语，尚未详何所本。根据此说，好像何满子是一歌者，临刑时进《何满子》曲以赎罪，竟不得免死。居易既云“世传满子是人名”，好像是根据传说而来，时间虽仅相距百年，知之尚不甚审也。可是根据元稹的《何满子》歌，又说满子竟因此曲而获免。歌见《元氏长庆集》卷二十六，并云“张湖南座为唐有熊作”。其词曰：

“何满能歌声宛转，天宝（742—756年）年中世称罕。婴刑系在囹圄间，下调哀音歌愤懑。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羁网缓。便将何满为曲名，御谱亲题乐府纂。鱼家入内本领绝，叶氏有年声气短。自外徒烦记得词，点拍才成已夸诞。我来湖外拜君侯，正值灰飞仲春琯。广宴江亭为我开，红妆逼坐花枝暖。此时有熊踏华筵，未吐芳词貌夷坦。翠蛾转盼摇雀钗，碧袖歌垂翻鹤卵。定面凝眸一声发，云停尘下何劳算。迢迢击磬远玲玲，一一贯珠匀款款。犯羽含商移调态，留情度意抛弦管。湘妃宝瑟水上来，秦女玉箫空外满。缠绵叠破最慇懃，整顿衣裳颇闲散。冰含远溜咽还通，莺泥晚花啼渐懒。敛黛吞声若自冤，郑袖见捐西子浣。阴山鸣雁晓断行，巫峡哀猿夜呼伴。古者诸侯飨外宾，鹿鸣三奏陈圭瓒。何如有熊一曲终，牙筹记念红螺碗。”

此歌识何满子事较详，或者比较白居易之“世传”为可靠。足证何满子为人名而兼曲名。《乐府杂录》俳优条弄假妇人中有名孙有熊者，具见乐舞俳优之中，有同名有熊者。隋唐时胡部曲有歌曲、解曲、舞曲之别，并见隋唐诸书《音乐志》；舞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之分，并见《乐府杂录》。我无暇在此处作此种考证，仅言何满子为舞曲名也。

苏鹗《杜阳杂编》云：“上（文宗827—840年）于内殿前看牡丹，翘足凭栏，忽吟舒元舆《牡丹赋》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含者如咽。’吟罢方省元舆词，不觉叹息良久，泣下沾臆。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何满子》，调声风态，率皆宛畅。曲罢，上赐金臂环，即问其从来。阿翘曰：‘妾本吴元济之妓女，济败，因以声得为宫人。’俄遂进白玉方响，云本吴元济所与也，光明皎洁，可照十数步。言其犀捶即响犀也，方物有声，乃响应其中焉。架则云檀香也，而文彩若云霞之状，芬馥着人，则弥月不散。制度精妙，迥非中国所有。上因令阿翘奏《凉州曲》，音韵清越，听者无不凄然。上谓之天上乐，乃选内人与陈翘为弟子焉。”

郭茂倩《乐府诗集》曾节引此文，足见《何满子》舞曲自开元、天宝以来至文宗时尚在流行，故白居易、元稹、张祜等皆及见之，甚至殁于10世纪初年之薛逢亦识其曲。

以人名为曲名，除何满子以外，我尚引有康老子、曹大子、安公子等名。在未详唐代胡人以国为姓之例者视之，自不发生何种影响。可是自从桑原骘藏的《隋唐时来往中国之西域人》，向达之《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研究发表以后，此类姓氏我们可不能断为中国土著。我在十六年前研究唐代华化蕃胡时，曾引证《旧唐书》卷八开元九年（721年）《本纪》所载兰池州叛胡首领姓名，康待宾、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同一《本纪》载开元十年（722年）九月张说擒叛胡首领康愿子于木盘山，诏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此类胡人姓氏，一见即知为当时所称之“九姓胡”。《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康国传》云：康国“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诸国人嗜酒，好歌舞于道……”史书明指九姓者仅有此文，可是《新唐书》讹误之处不一而足，恐不能作准。九姓之中康、安、曹、石、米、何、史七姓，常见载籍著录；戊地乃伐地之误，即西安国；火寻《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作潜，《大唐西域记》作货利习弥伽，《元史·西北地附录》作花剌子模。此二国人在唐代未见以国为姓者。综考隋唐诸书与玄奘记传，七姓之外尚有穆国或在九姓之列，余一姓尚未能确定为何国。可是九姓不必代表九国，曹国有三：曰东曹、中曹、西曹；安国有三：曰东安、中安、西安；史国有二：曰大史、小史；则姓曹姓安姓史者，尚难确定为本国人或支国人也。

九姓胡所居之地，在《后汉书》中作粟弋，在《魏书》、《北史》中作粟特，在《宋书》中作萧特，在《大唐西域记》中作窣利。其居民好货利，善音声，并见诸书著录。其乐舞流行中国，自为意中必有之事，当时著名之胡旋舞，即发源于此地也。唐代十部乐，来自西域者即居其半，曰高昌乐，曰龟兹乐，曰疏勒乐，曰康国乐，曰安国乐。后二部乐应包括有九姓胡音乐在内。桑原骘藏、向达二氏列举曹、康、米、史、安、何、石等姓之西域乐工多人，可见康、安二国之乐包括有九姓之乐也。由是我推想何满子是何国人。

《隋书》卷八十三《何国传》云：“何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族类，字敦。都城方二里，胜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业（605—616年）中，遣使贡方物。”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云：“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贞观十五年（641年），遣使者入朝。永徽（650—655年）时上言：‘闻唐出师西讨，愿输粮于军。’俄以其地为贵霜州，授其君昭武婆达地刺史。遣使者钵底失入谢。”

《大唐西域记》卷一云：“从此国（中曹国）西行三百余里至屈霜你迦国。（原注：唐言何国。）屈霜你迦国周千四五百里，东西狭，南北长，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康国）。从此国西二百余里至喝捍国。（原注：唐言东安国。）”

据上引三文，知何国在那密水南数里，东去西曹百五十里，中曹三百余里，西去东安二百余里。那密（Namidh）乃是阿剌壁人名称Zarafšan河流之称，屈霜你迦乃Košaniya之梵语名号，飒秣建乃Samarkand之古读，喝捍乃Kharghan之对音。

隋唐时代西域何国人经桑原骘藏检出者有何稠，《隋书》卷六八有传，僧伽大师《宋高僧传》卷十八有传。向达检出者有祅教穆护何禄，见《西溪丛话》卷下。何知猛、何摩诃，并见新出土之墓志铭。此外尚有见《旧唐书·本纪》卷八之何黑奴。兹数人者，仅何稠为艺术家，余人皆与歌舞无涉。然唐代有著名歌者何戡，亦经桑原检出，惟未敢断为何国人，似乎矜慎太过。唐代有名歌者乐工而经《乐府杂录》记录者，泰半多是九姓胡。如歌者条：“元和（806—820年）、长庆（821—824年）以来，有李贞信、米嘉荣、何戡、陈意奴。”俳优条：“弄参军有曹叔度，弄婆罗门人有康迺、李百魁、石宝山。”琵琶条：“开元（713—741年）中有贺怀智；贞元（785—805年）中有康昆仑、王芬、曹保，保子善才，其孙曹纲；咸通（860—874年）中有米和，即嘉荣子也。”觱篥条：“德宗朝（780—804年）有尉迟青，大中（847—859年）以来有史敬约在汴州。”兹十余人者不特米、何、康、石、曹、史诸姓之人，可以认为是九姓胡人，尉迟是于阗人，而且李姓、贺姓亦有为外国人华化之嫌疑。然则何戡可断为何国人也。刘禹锡（772—842年）有与歌者何戡诗云：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

此诗大概作于太和二年（828年），距作《游玄都观》诗之时不远，其满腹牢骚之意，与“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盖同。

难者以为白居易明言何满子为沧州人，何以见其原籍何国欤？《旧唐书》卷九三《王晙传》，开元四年（716年）晙上疏请徙降胡于内地，疏语有云：“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则高丽俘虏置之沙漠之曲，西域编甿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视，务安疆场，何独降胡不可移徙。”则在开元十年（722年）徙阿曲六州残胡于许、汝等州之前，尚有徙西域胡人于青、徐之右一事。沧州地距青、徐不远，胡人占籍其地亦事之常，与元氏之籍隶洛阳情形正同，无足异也。又况史敬约著名于汴州，沈阿翘为妓于蔡州，西域歌者、舞者、乐工遍天下，检唐贤诗集可有不少证明也。

余草此文毕，又得二事，虽与何满子事无涉，然可考见当时异族之华化也。

《旧唐书》卷一四四《李元谅传》：元谅本姓安氏，其先安息人。李怀光反于河中，诏元谅等讨之。贼将徐庭光守长春宫，元谅遣使招之。庭光素轻易元谅，且慢骂之，又以优胡为戏于城上，辱元谅先祖。唐代谓安国为安息，则元谅为不花剌人也。此文可以证明元谅之祖或者曾隶乐部，否则庭光此举毫无意识矣。

我前在《唐代华化蕃胡考》中曾首创李唐出于异族一说，其后续主是说者，颇不乏人。唯尚有一证未经诸贤检出，杜甫《乐府》中有《哀王孙》，似作于至德元年（756年）九月，中有句云：“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高帝子孙尽龙准”，具见李唐子孙形貌近于深目高鼻之人。如李渊为鲜卑种，兼可以推鲜卑之形貌矣。汉高祖固隆准而龙颜，然未闻刘氏子孙皆隆准也。

西域乐舞流行中国之经过，迄今尚无人研究及之。如有人将载籍中之材料鸠辑而比附之，不仅有功于艺术史而已也。

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命九儿先铭笔受讫

（原载天津《益世报·史地周刊》第14、15期，1944年11月6日、13日，后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195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