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孕育时期：“五帝”
时代至春秋战国
据成书于春秋时代的典籍《尚书·尧典》所载，“五帝”之一的“尧帝”命“羲氏”、“和氏”分赴东南西北四方，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为制定历法收集相关的依据，具体是：
派“羲仲”住在东方海滨叫旸谷的地方，观察日出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春分，并参考鸟星的位置来校正；派“羲叔”住在叫明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北向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时间最长的那天为夏至，并参考火星的位置来校正；派“和仲”住在西方叫昧谷的地方，观察日落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秋分，并参考虚星的位置来校正；派“和叔”住在北方叫幽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南向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最短的那天作为冬至，并参考昴星的位置来校正。
等相关的星相资料收集完成后，尧帝便开始制定历法，他决定以366天为一年，每三年置一闰月，用闰月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然后颁布天下，“敬授民时”—为百姓颁授农耕时令，使每年的农时正确，不出差误，于是出现了农耕时代生产力的飞跃。
上述这些内容虽然在《尚书》中有所记载，但相关的实物至今尚未发现，故目前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历法的，仍是《夏小正》。《夏小正》原文被收入《大戴礼记》第47篇，该书在唐宋时期散佚。现存可见的《夏小正》为宋朝傅嵩卿著《夏小正传》，为当时所藏之两个版本的《夏小正》文稿汇集而成。
《夏小正》按十二月的时序，详细记载了上古先民所观察、体验到的天象、气象、物象，形象地反映出了上古先民对时令气候的朴素认识，是华夏民族数千年天文学史的初始阶段—观象授时成果的结集，故也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事历书。
《夏小正》撰者无考，通常学界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期，但也有人说它是夏的历法。《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史记·夏本纪》中亦记载：“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故据此人们多认为此书是孔子及其门生考察后所记载下的农事历书，其中收录之有关夏朝的部分也多是物候等讯息。孔子所指的《夏时》应该就是《夏小正》。那么夏朝到底有没有历法呢？有的学者认为：
历法之发生，应有一个大前提，即必在农业普遍兴盛于世之后。此证诸世界古国如埃及、巴比伦之历史，斑斑可考。夏人普遍尚过着渔猎畜牧生活，焉能有历法？故历法之发生，不始于畜牧时代之夏，而始于农业兴盛之殷。（黄现璠《中国殷代社会史》）
可历法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渐成熟的过程。现今甲骨文考古显示，夏已经有天干纪日法，即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周而复始地纪日。夏朝末代的几个帝王的名字，例如胤甲、履癸等，就是佐证。
商在夏天干纪日的基础上，发展为干支纪日，即将甲、乙、丙、丁……十天干和子、丑、寅、卯……十二地支按顺序配对，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干支，六十日一循环来使用。在已出土的商武乙时的一块牛胛骨上面，刻着完整的六十天干、地支，两个月，共计60天；还有一组出土的甲骨卜辞记录着两个月共计59天，这充分证明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了，即大月30天，小月29天。此外，卜辞中还有分1年为13个月的多次记载出现，这进一步证明商已经开始用闰月来调整节气和历法的关系了。从目前出土的大量干支纪日的材料分析，学者们对于此时期历法较为一致的认识是：商使用干支纪日、数字纪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日，小月29日；有闰月，亦有连大月；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季节和月份呈现出较为固定的关系。
周在继承和发展商观象授时成果的基础上，将制订历法的工作又推进了一步。此时已经发明了用土圭测日影来确定冬至和夏至等重要节气的方法。至此，古代的天文学家同时还掌握了推算日月全朔的方法，并能够定出朔日，这可以从反映周乃至周以前资料的《诗经》中得到证实，在《小雅·十月之交》中有记载：“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这是“朔月”二字在我国典籍中首次出现，也是我国第一次明确地记载日期的一次日食。这一时期历法的第三个进展是，到春秋末至战国时，人们已经定出回归年长为365日，并发现了19年设置7个闰月的方法。正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才终于诞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历法—“四分历”。
在欧洲，罗马人在公元前43年釆用的“儒略历”中，也用了365日这个数据，但比我国晚了大约五百年左右。古代希腊人默冬在公元前432年才发现19年7闰法，比我国也晚大约一百年。“四分历”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历法已经进入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后来，随着人们对历法的进一步深入了解，以及人们对历法的新需求，历代编历家屡有改革，遂使中国古代历法不断完善，内容亦日趋丰富起来。于是，以历法为依据的历书应运而生。
正如前文所述，历书与历法的根本不同在于是否含有择吉禁忌的内容，即择吉术的参与。一般认为，择吉术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王室日见衰微，诸侯群雄并起，大夫专国，弱肉强食，兵革纷起，饥疫不断。以至于成王败寇，敌我难辨，整个社会充满着不确定因素，机会和挑战并存，失败潦倒和飞黄腾达悬乎一线之间。人们如何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更为重要。于是，探索“天人感应”，以获取上天的佑护，成为当时朝野上下一种普遍的追求。《史记·天官书》中载：由于当时列强并立，互相攻伐，兵革纷起，城邑数屠，再加上饥馑、疾疫和各种焦苦，君臣上下同罹忧患，所以，观天象，察机祥，候星气之事最勤、最急。于是，各国都涌现了一批历史上著名的星占家，如春秋时鲁国的梓慎，郑国的裨灶，晋国的卜偃，宋国的子韦等。也随之涌现出了一大批占星著作，例如甘德的《天文星占》，石申的《天文》，后二者结合，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石星经》。
当时，以星占学为首的各种预测和占验的数术技如雨后春笋竞相涌现，依据历法择吉办事的习俗也开始流行。记载秦汉以前汉族礼仪的《礼记》中，就有“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的记载，即以十天干的阳干：甲、丙、戊、庚、壬为“刚”；以阴干：乙、丁、己、辛、癸为“柔”。可见，当时择日已经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及诸国办事的一种风潮。
史传吴国的伍子胥，越国的范蠡、大夫种等，均擅长以干支日辰择吉，并且屡有奇验。传说越王勾践自吴国返回越地，上明堂、临国政等重大日子，均要由范蠡择日后决定。后来范蠡带西施出走，越王因失去这位辅国重臣而“愀然变色”，想派兵追回。然大夫文种却劝越王打消这个念头，说：范蠡临行时，选了个“玄武天空威行”的日子，且“言之者死，视之者狂”。于是越王勾践对范蠡愈加敬重，便使良工铸了范蠡金象，“置之坐侧，朝夕论政”。
随着择吉术的发展，历书的出现便成了必然。楚帛书及秦简《日书》为现今可见较早的历书。
如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书《丙篇》、湖北云梦睡虎地及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两种秦简《日书》，皆为此。
上述历书的内容核心与后来的黄历已经十分相近，故可称黄历这一民俗萌发于战国中期，至秦汉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了。
出土的这些《日书》可视为《黄历》的萌芽或原始形式。在其中，择吉已与“日辰干支”有了关联性。如在帛书《丙篇》中可见到如下内容：
可以出师、筑邑，不可以嫁女、取妾。
不可以享祀，凶。
不可出师……不可以享。
不可以筑室……娶女，凶。
可以筑室。
可以攻城，可以聚众。
从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日书》文本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以天文历法时间为经，以生活事件为纬，所纪时日宜、忌的内容，不仅涉及嫁娶、出行等日常行事，亦牵涉攻伐、出兵等军国大事。它以“时”序“事”，将“人事”附著于“天文”，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