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成长期：秦汉至唐宋

秦汉时期实行的历法，其共同特点是以365+1/4日为一回归年，也就是以前文所述的“四分历”为基础。

此时，择吉禁忌已经成为朝廷的重大行为之一。官方天文机构的职责，从推算历法和观测天象，发展成了还需要负责处理择吉之事。如东汉时期关于天文官员的职责记载有云：“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

然而由于当时存在着不同的历法体系，择吉术也随之分成了不同的流派，自然对日辰的吉、凶、宜、忌判断也就会出现不同的结论。据《史记·日者列传》和《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汉代的择吉术有五行、堪舆、建除、丛辰、历家、天人、太一、风角、奇门、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六壬、禽星、禄命等共二十余家，其中不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这些体系间，互不依傍，互不统摄。有比较简单、浅薄的，有十分艰深、晦涩的，给使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据《史记·日者列传》记载：

汉武帝时，有一次召集长安城几位著名的择日业者，问某日可否娶妇。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不吉，太一家则说大吉。大家各执一理，争得不亦乐乎。最后汉武帝一锤定音：“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

至此，改革“四分历”，统一历法遂提上议事日程。汉武帝所言“以五行为主”这一标准，为此后“正五行”成为中国历史上传统择吉术主流奠定了基础。

太初元年，由司马迁的副手邓平提出建议，落下闳、唐都等天文学家具体实施，制定出了“太初历”以统摄其他诸法。

《太初历》是中国有完整文字史料传世的第一部历法，它确定了以正月为岁首，规定以后每年都从孟春正月开始，到季冬十二月年终，并将我国独创的二十四节气分配于十二个月中，并以没有“中气”的月份设为“闰月”，从而使月份与季节配合得更加合理。其中以正月为一年之首的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历法的统一，为古代择吉术的繁盛和择吉习俗的流行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此时，虽然统摄各种宜、忌的皇历还未出现，但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分项专业”的历书，如专讲葬日吉、凶的《葬历》，专载祭祀吉、凶的《祭历》，专述裁衣、沐浴吉、凶的《沐书》和相关裁衣之书，以及专门为起造房宅和搬移、迁徙占卜吉、凶的历书。这些专门的择日历书，在当时虽然满足了人们部分的择吉需要，但仍不能将古代百姓大众所关心的生产、生活的大小事项一一编注在内，满足当时人们的需求。但由于历法已经统一，“正五行”的择吉标准已经确立，统摄各种宜、忌的“皇历”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皇历”的名称正式出现是在唐朝。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当时的朝廷开始印制历日。据史书记载，唐太和九年（835），就有木板刻印的《历日》出现了。由于当时的《历日》是皇帝颁布统一历法的工具，所以人们又称之为“皇历”。

现在可以看到的我国较早的《皇历》，一是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印本，另一是唐僖宗中和二年（882）的印本。这不仅是世界上现存较早的刻印历书，也是极为珍贵的早期雕版印刷存本，可惜均流落海外，现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中。

因为“历日”是治理大一统帝国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颁历一事便被升华成拥有最高统治权的具体表现，成为政府行为。与此同时，在这些雕印的《历日》之上，有关行事宜、忌、吉、凶的内容也开始大量出现，这种新形态的《历日》在当时又名为《具注历》，以呈现其拥有较详细铺注的特征：编注者们，于每日干支下，除了附注伏、腊、冬至、夏至、立春、立秋等节气外，还会注上建、除、满、平、定、执、破、危等“十二直”，以及反支、血忌、八魁、大时、小时、土府、月煞等神煞，方便当时的人们择日办事。总的来说，汉代历书中的历注内容，还是比较少的，但这些辅注的出现却标志着黄历择吉已趋成熟。

由于《历书》中这种有关行事宜、忌、吉、凶内容的出现，与当时人们择吉心理的暗合，在民间大受欢迎。朝廷颁印的历书一经面世，立即就被民间嗜利者盗版私印。如唐文宗之时，每年朝廷“司天台”还未颁下明年的新历，民间所印的私历即已在市面售卖，文宗因此于太和九年（835）下诏禁私置历日之板。至此，政府与民间有关历书的制订权、颁布权之争开始出现，并在以后有愈演愈烈之势。

唐中和元年（881），黄巢之乱，僖宗方避迁成都，或因“戎事倥偬，未得暇处理颁朔”一事，于是民间即有自行刻印翌年之历事发生。为避免官方追究，该历特别在历首标明为“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以别于通常所行用的《官历》。在这段社会动乱的期间，江东地区也每因战事阻绝而无法获得《官历》，一些书商于是钻这个空子私刻印售，以至各历所记“晦朔”或“节候”的时日常互有差异，给当时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困扰，并有曾因此导致民众争执闹事而被拘送官署的。

北宋初年，这种“官历”和“私历”相争的问题更加严重。仁宗天圣年间。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王曾，接受天文官之请，采用雕板印制历日。采用雕版印制历日之初，《历日》政府均是交由侯姓之民发售，但因价钱较贵，而民间私印的“小历”价格却很便宜，每本只索价一、二钱，以致官府出面印制的《皇历》反而鲜有人问津。神宗熙宁四年（1071），施行新法的王安石为扩增政府财力，严禁私自印售《小历》，百姓只能采买官府印制的《大历》，这些《大历》每本以数百钱的高价发卖，即成为官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

现存最早的一本使用北宋年号的《历日》，是敦煌所出的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残历钞本，此历除包含一般《历日》中常见的“年神”方位图外，在开头部分，更列有所谓《国忌》、《今年新添校太岁并十二年神真形各注吉、凶图》、《推杂种莳法》、《周公八天水行图》、《九曜歌咏法》、《推小运知男女灾厄吉、凶法》、《六十相属宫宿法》等较不常见的图表与歌诀。其首页题有：“大宋国王文坦请司天台官本勘定大本历日。太平兴国三年应天具注历日戊寅岁”云云等。这本《历日》，在当时敦煌发现的多种《历日》中，为唯一标明为“大宋国”者，且其格式与内容均大异于当时当地各种《历书》。故这本《历日》可能是从中原携入。

综上可见，当时朝廷对于《历书》的印制权、颁历权已经十分看重，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一为统摄安排百姓的生产、生活；二为《历书》发售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这两点都是建立在皇历日趋成熟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