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前后七子作为活跃在明代中期文坛的两大文学流派，其所掀扬的诗文复古思潮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十分深广的影响。《明史·李梦阳传》即云：“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也鉴于此，前后七子以及他们发起的跨越了弘治至万历数朝之久的诗文复古活动，成为尤其是明代文学史和明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而这一文学活动的功过是非，更是成为学人论议的重要话题。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钱基博的《明代文学》一书，基于梳理明代诗文源流的角度，已将前后七子纳入论述的范围，尽管是书涉及诸子的诗文作品极其有限，阐论的内容也十分简略，并且在相当程度上综合了传统论家之说，但可以看出，其尚能秉持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尽力对诸子诗文创作的得失作出辩证的论断。如论李梦阳文，既指出“其文则故作聱牙，范经铸子，以艰深文其浅易”，又以为“雄迈之气，足以振啴缓；生撰之句，足以矫平熟”。同时，也能适当注意到诸子之间创作的差异性，如比较李攀龙、王世贞等人之文，提出“世贞之与攀龙，摹拟秦汉同，而所为摹拟则异。攀龙只剽其字句，世贞时得其胎息”，“而古文则钩章棘句，剽袭秦汉之面貌者，比比皆是，故不独一攀龙。若乃跌宕俊逸，不徒以钩章棘句为能事者，七子中惟世贞，其次则兴化宗臣”，“（宗）文笔疏爽，无剽剟填砌之习”。这些多少显示出在评述前后七子问题上，钱氏此书简论之中不失明辨细析的特点，也是早期涉及前后七子研究而不应忽略的一部论著。

这一时期，在关涉前后七子的研究成果中，朱东润发表在《文哲季刊》第1卷第3号（1930年）的《何景明批评论述评》，是不能不提到的一篇重要文章。该文重点从比较李梦阳和何景明诗歌批评出发，分析何氏复古之论的特点，认为李、何“同以趋古得名”，较之李梦阳，何景明“本主学古，更进一步而求变古”，这显示其“敢为打破一切之议论，对于历来认为宗主之陶、谢、杜、韩诸公，皆不恤与之启衅”，“其气势之壮阔，自非随声附和之辈所能望其项背矣”。作者在文章中强调复古与守旧不同，在动机上尤有天渊之别，所以“以复古二字遽执为何、李诸人之罪状，其难平允”。更为重要的是，以何景明的立场而言，复古与革新本相为表里，尤不可简单地以守旧目之。这可说是朱文探讨何景明复古之论的基本理路和结论。同样值得注意的，还可举载于《燕京学报》第22期（1937年）的郭绍虞《神韵与格调》一文。该文中围绕格调说的讨论，简括起来，其总体思路乃为：“李东阳可说是格调说的先声，李梦阳可说是格调说的中心，何景明则可以说是格调说的转变。所以后来到王世贞便很有一些近于性灵神韵的见解。”郭文的特点是从格调说切入，引出对李、何等人诗文复古观念的集中探析。在作者看来，李梦阳既主格调说，也强调主情，所谓“不曾主格调而抹煞一切”，主格调与主情在李梦阳所论中“非惟不相冲突，反而适相合拍”，与此同时，偏重于形式而非内容的复古，则使李梦阳的复古论终究偏向格调一面。何景明在宗古主旨上与李梦阳大率相同，二人论说的区别在于，对待学古之法，后者强调的是“规矩”，前者重视的是“格局”，因此，李梦阳“由古入而仍由古出”，何景明则“由古入而不必由古出”。尽管曾有研究者质疑郭文对格调说的诠释和对明代复古派庞杂思想的历史定位稍显简单化、平面化，但无论如何，它在对格调说意义指涉的解读，以及如李梦阳、何景明这样的七子代表人物的复古观念的究察上，仍具有某种建设性的价值，并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政治环境起伏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地区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面临各种政治因素的干预，带上明显的时代性特征，甚至因此背离学术发展轨道而停滞不前。对于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而言面临同样的问题，具体到前后七子研究，其也难以摆脱特定时期政治氛围的影响，并烙下深刻的印记。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有关“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文学思潮”的论述，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例。尽管是书对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意义作了某些肯定，认为“在前七子、后七子的复古文学运动的冲击下，‘台阁体’对明代文坛的统治基本上被打倒了”，同时，这场文学运动“在客观上有反对当时八股文的限制思想的作用”。但在总体上，它又就此作出了如下的定性，“前后七子的复古文学运动，主要还是以形式主义的东西来反对‘台阁体’的形式主义，因而又把当时的诗文引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以为有一种千古不变的‘心’，而文学也就是这个‘心’所繁衍出来生于天地间的东西，它也是不变的。这样的唯心主义的理论自然不能了解文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他们的作品都是贫乏空虚生活和他们的保守落后的文学观点的反映”。简单、笼统甚或带有政治色彩的评断，代替了理性、客观、深细的辨察，出于如此的研究立场和眼光的观点，自然也因其缺乏学术意义而令人难以信服。

就中国大陆地区而言，有关前后七子研究真正出现新的学术气象的，应该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该书完整版《复古派与明代文学思潮》，1994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廖著所探讨的，乃包括前后七子在内的有明一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历程，较之以往涉及前后七子大多注重局部问题或个案问题考察的情形，这部著作所开展的相关研究，无论在系统性还是在深入性方面都显示出令人瞩目的新突破。其主要体现在，不仅从考察古典审美理想和古典诗歌审美特征的发展变迁入手，探析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发生的宏观的历史背景，较为清晰和深切地梳理了复古运动三次高潮兴起的历史条件及发展过程，而且较为全面地探察了复古运动三次高潮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特别是对于前后七子的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进行了相对集中和系统的阐析。正如作者在该书的《引言》中所说，“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明代复古运动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丰富含蕴，似乎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到”，尤其是“本世纪前半叶，传统文化受到严厉批判，以‘复古’为宗旨的明代复古派理所当然地再一次被唾弃。由攻击复古派而登上文坛的公安派受到人们的青睐，它对复古派的种种嘲笑和指责，遂被奉为不刊之论。近几十年来，人们更是无暇去翻阅复古派作家们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作，只能沿袭成说，并根据新的理论模式，想当然地给它加上‘形式主义’、‘复古倒退’等名号”。所以作者的主要意图，乃在“对复古派作一些清理复原工作，对它的真实面目作出比较全面、准确的描述”。的确，对于以前后七子为主要代表的明代复古派的探察，努力摆脱简单化和套式化的研究路数，从丰富的历史资料中深刻揭示它们的文学特征，以尽量还原其本来面貌，廖著无疑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功不可没。同时值得一提的，还有陈书录的《明代前后七子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该书为作者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增补若干章节而撰成，虽篇幅有限，但对涉及前后七子诗文理论和创作的若干问题作了较为集中的梳理和解释，不仅分析了前七子“宗汉崇唐”心态膨胀的特征以及多重文学乃至文化的诱因，考察了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说与宗法《左传》的关系以及演变之特点，而且探讨了前后七子拟古而又自省、自赎的复古意识，并围绕其审美情感论、审美意象论、审美解悟说等展开重点阐释。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涉及前后七子的研究，同时进入了一个相对兴盛的时期，综合起来，其主要体现出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形成多种资料性和实证性的基础研究成果。在这方面，首先是系统梳理人物生平事迹的编谱工作的开展。如徐朔方和笔者分别编撰的《王世贞年谱》（前者收入《徐朔方集》第二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后者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韩结根的《康海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以及梁临川的《李梦阳年谱》（1987年）、赵善嘉的《李攀龙年谱》（1987年）、徐耀环的《徐祯卿年谱》（1997年）、陈强的《吴国伦年谱》（2004年）、杨晓炜的《徐中行年谱》（2006年）、刘芸的《王九思年谱》（2007年）、杨道伟的《边贡年谱》（2011年）等多部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即属此类之例。这些年谱多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搜集、考析和编排，较为系统地勾勒出谱主生平思想、经历、交游、著述及性格志趣等多方面的线索。与此同时，前后七子一些成员的文集整理工作也得以先后进行，如包敬第标校的《沧溟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李伯齐校点的《李攀龙集》（齐鲁书社1993年）、李淑毅等点校的《何大复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范志新的《谈艺录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范志新的《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朱其铠等校点的《谢榛全集》（齐鲁书社2000年）、李庆立的《谢榛全集校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等相继出版。这些整理工作，在不同程度上为前后七子研究的深入开展创造了基础条件。其次是对于相关问题实证研究的开展。如蒋星煜的《康海〈中山狼〉杂剧并非为讥刺李梦阳而作——兼谈〈中山狼传〉小说之作者》（《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州书画社1982年），不仅结合深入的推考，提出了《中山狼传》小说作者以唐代姚合、宋代谢良及明代马中锡三说并存为宜的主张，而且通过对康、李之间关系的辨察，得出康海《中山狼》杂剧非为讽刺李梦阳而作的结论。与此论题相关，又如马美信、韩结根发表在《复旦学报》1989年第1期的《〈中山狼〉杂剧与康、李关系考辨》，在蒋文的基础上，对康、李之间的关系作了更为细密的考析，补充了一些新的例证，以支持蒋文康海《中山狼》杂剧与讥讽李梦阳无关的结论。

二是若干针对个案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在这其中，李庆立的《谢榛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是不能不提到的一部。李多年以来一直从事谢榛研究，用力甚勤，是书即汇集了他陆续研究之所获，共分为谢榛生平、行实、著述丛考，谢榛诗歌理论和美学思想探讨，谢榛诗歌创作研究以及谢氏与《金瓶梅》关系辩说四个部分。书中既有考辨，也有阐论，不乏一己之发掘和心得，应该称得上是一部用功之作了。笔者的《王世贞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是在编撰《王世贞年谱》的基础上所开展的一项研究工作。长时间以来，由于受到学术成见的制约，加上原始资料开掘的相对不足，对王世贞这位在明代中叶和后世文坛发生深刻影响的后七子代表人物，总体上缺乏全面、深入的研治，而这与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甚不相称，此可以说是其时笔者着手这一课题研究的主要动因。该书的特点是，结合王世贞家世渊源和生平经历的考察，着重梳理了王世贞从事文学活动的基本轨迹，同时围绕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诗文主张，展开重点的论述，从而使王世贞基本的理论主张得以较为明晰地呈现。值得一提的，还有孙学堂的《崇古理念的淡退——王世贞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想》（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孙著主要探讨了王氏文学思想的变化历程及当时文坛观念形态的发展样貌，不但描述了王世贞自嘉、隆至隆、万的前后期文学思想纵向转变的轨迹，而且将其与同时代其他文人作了横向比较，注意到王世贞本人思想的复杂性与中晚明文坛文学思潮流变的一些特点。魏宏远的《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在对王世贞晚年著述作系统考察的基础上，探讨其晚年生活、信仰、性格、心态的转变和“三教合一”思想的濡染，并由此解析其晚年文学思想变化之特点。郦波的《王世贞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主要从诗歌创作、散文创作、文学思想、政治与文学等四个层面，探析王世贞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的特点和成就，究察政治纷争和王世贞文学生活的关系，并从中梳理其文化心态和审美心态的演变脉络。金宁芬的《康海研究》（崇文书局2004年），主要由评传、生平疑案试析、年谱、家乘等几大部分组成，全书在资料的发掘、康海生平事迹的清理和一些相关问题的辨析上，下过较多的功夫，不失为系统研究康海的一项新成果。蒋鹏举的《李攀龙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内容涉及李攀龙的生平经历、作品的刊刻与流传、文学思想、诗文创作等，对李氏从生平到文学活动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崔秀霞的《徐祯卿诗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力图将徐祯卿置于与之共存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即从各种“关系”的角度，探察其生平思想、诗学观念、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变化，及其与吴中地域文化传统、吴中文人、前七子盟友的关系等，以求立体地展示徐氏诗学思想的成因、特色及发展过程。顾国华的《宗臣研究》（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意在结合宗臣作品及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探讨宗臣包括其文学观念在内的生平思想与为人为文的特点，以及在当时复古思潮背景下的文学作用和地位，具体内容涉及宗臣家世生平、著作版本考证，宗臣思想、诗赋、散文研究，宗臣与后七子比较研究等方面。

三是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和考察对象的深细化。以个案而论，如1985年在日本发表、后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刊载的章培恒《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一文可称典型。作为力倡诗文复古的前七子领袖人物李梦阳，在不少研究者的心目中，不仅难以将他与更注重个人思想情感抒写的晚明文学思潮联系在一起，并且常常被视作是为后者所否定的一个文学对象。章文则另辟蹊径，联系晚明李贽、袁宏道等人对李梦阳的推崇和对他在诗坛开创之功的肯定，以及李梦阳尊情抑理的文学思想倾向，着重阐析了向来为学人所忽略的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思潮之间某种内在的继承关系，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发表在《学术月刊》1986年第8期的陈建华《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则从李梦阳的思想基础、文学主张及创作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位复古派代表人物与晚明文学的关系及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章文观点的进一步申发。以诸子群体而论，如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的黄卓越《前七子乐府诗制作与明中期的民间化运动》，主要从前七子整个诗歌活动中被作者看作最具思想素质部分的乐府诗创作切入，通过对作品类型选例的具体解析，认识诸子这一类诗作的精神特质。黄文的价值表现在，相对集中而细致地解读了前七子乐府诗的创作类型及其意涵，而且从诸子诗歌创作的这一侧面，指出其对当时垄断文化空间、在一定意义上代表意识形态权威的台阁模式造成冲击的民间化运动的性质，提示反映在这一创作现象中的一种文化下移的新动向。而黄卓越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的《前七子文复秦汉说的几个意义向度》，同样值得注意，这篇文章以人们少所关注的前七子论文主张为考察重点，对诸子文复秦汉的观念，从反靡丽说、叙述法的改进、气格论、杂学论等多个向度作了深度的剖析，并探究了这一论文主张与反文章系统中的唐宋文及反学术系统中的宋理学相联系的意义指向，对清晰和完整认识前七子的文章复古思想多有助益。笔者发表在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3年第3期的《前后七子诗论异同——兼论明代中期复古派诗学思想趋势之演变》，选择对前后七子诗学思想进行比较的角度，考察了两大文人群体之间既相承接又有差异的文学关系，由此认为，二者构成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后七子对前七子诗学思想的修正和深化，也显示了明代中期复古派文学主张尤其表现在诗学思想上的变化之势。此外，如陈文新的《明代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的对立互补关系及其融合》（《荆州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陈书录的《明代前后七子的审美情感论——从“因情立格”到“发抒性灵”的流动性结构》（《学术月刊》1988年第3期），马美信的《阳明心学与文学复古运动》（《复旦学报》1993年第6期），史小军的《试论明代七子派的诗歌意象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查清华的《明代七子派对才情与格调关系的思考》（《学术月刊》2000年第9期）、《明七子派“格调高古”的美学特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刘毓庆的《“前后七子”的诗文复古与明代文化复古思潮》（《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史小军的《论明代前七子的关学品性》（《文艺研究》2005年第6期），郑利华的《后七子诗法理论探析——以王世贞、谢榛相关论说考察为中心》（《中国韵文学刊》2009年第3期），郝润华、邱旭的《试论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及创获》（《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陈文新、李华的《论嘉靖七子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等一些先后发表的论文，或在阐论角度的拓辟上，或在分析问题的深化上，各有所收获，显示在前后七子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新进展。

另一方面，在关注中国大陆地区研究状况的同时，也不可不留意国外及港台地区的研究动向。以国外而言，特别是日本、韩国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更值得我们注意。

在日本方面，如1960年发表在《立命馆文学·桥本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的吉川幸次郎《李梦阳的一个侧面——古文辞的庶民性》、1965年发表在《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25卷第1期的横田辉俊《何景明的文学》、1967年发表在《帝冢山学院短期大学研究年报》第16期的福田雅一《从李东阳到李梦阳》、1975年发表在《岛根大学法文学部纪要》第3号的桥本尧《倒立的构图——李梦阳和古文辞的原点》、1997年发表在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51期的松村昂《李梦阳诗论》等，都是涉及前七子中李梦阳、何景明的研究论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中可以见出日本学者相关研究之一角。这里，特别要介绍的是吉川幸次郎的《李梦阳的一个侧面——古文辞的庶民性》，该文后又被收入高桥和巳所编的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筑摩书房1967年），郑清茂所译吉川《元明诗概说》（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一书，也将其附录其中。此文之所以值得关注，乃在于它对李梦阳等人古文辞运动的特征作出了新的诠释，这也就是在吉川看来，李梦阳等人基于改革热情所作的古文辞，尤其是他们的文学思想，体现了具有明代特征的庶民精神，因此他们所倡导的复古主义，并不是单纯地坚持摹古，而是要恢复古代的淳朴，以为淳朴才是文学的本质。文章除了对李梦阳的《诗集自序》作重点解读，以证明其文学思想以庶民精神为基础的特点，又特别注意到李梦阳所撰《族谱》对自己庶民家族背景的一系列记述，由此考察李梦阳古文辞尤其是他的文学思想所体现的庶民精神与其家族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对向来不太受人关注的李梦阳《族谱》的深细开掘，是此文的重要发明之所在，也反映出吉川作为一位功力深厚的国际著名汉学家敏锐的研究眼光。

在韩国方面，特别要提到的是多年来从事明清文学尤其是前后七子研究的元钟礼。她于1979年在台湾大学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清格调诗说研究》，选择了明代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和清代沈德潜的诗论作为考察对象，先从原理论、创作论、鉴赏论等各个层面加以分析，后从综论的角度加以统括，力图廓清上述各家格调说的基本涵义，论文可以说集合了她对包括前后七子代表人物在内的明清诸家格调诗说特点的初步思考。而她在首届明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李梦阳绝句的美感范畴之分布》（收入《首届明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及在第四届明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明清时期吴中诗学论和外署诗学论的冲突与和谐》（收入《2006明代文学论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涉及前后七子的诗论或诗歌创作。前者主要考察李梦阳的绝句诗，将其分为表现气象风神和兴象神韵两大类，较为细致地分析它们美感分布的特点，并提出李的绝句诗除了表现所谓北方型的雄壮之美，又有一部分则显示所谓南方型的清柔之美，其说也间有一己之得。后者主要讨论的是明代中期以后至清代中期以前吴中诗学和外署诗学即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诗学之间的关系，文章在交代吴中诗学和外署诗学形成背景的基础上，认为二者的冲突主要反映在宗主和拟古两个方面，但同时，尤其是吴中出身的外署派文人，又大都对吴中诗学采取折中兼取的态度，体现了二者之间的调和。这样的辨识，显然注意到吴中文人和七子派表现在诗学观念上的某种复杂性。

以港台地区而言，首先不能不提及的是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的王贵苓的《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台湾《文学杂志》第3卷第5、6期，1958年）。尽管该文对前后七子复古主张和创作的阐论总体上显得较为粗疏，有的看法也未必恰当，如以为诸子之中李梦阳、李攀龙、宗臣为激进派，何景明、王世贞、康海、谢榛为稳健派，徐祯卿、边贡、梁有誉为才子，而王九思、王廷相、徐中行、吴国伦只是支援者，难免有简单分类之嫌，但它尚能秉持相对客观的态度，既看到前后七子“如写字临帖一般”的摹拟，又揭出他们“吸取古代作品的情趣”的特点，其中的论断自有它合理的一面。文章分“复古的根本主张和作品”与“复古的真正收获”两大部分，即围绕这两方面来展开论述，前者主要印证诸子复古理论在具体创作中的落实，后者着重分析他们的作品特别是五七言律诗绝句善学古作而不失自我韵味的表现。可以这么说，在其时港台地区尚显相对沉寂的前后七子研究领域，王文的发表无疑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港台学界对前后七子的关注逐渐增多。这不仅显示在对个案成员的探察上，如龚显宗的《谢茂秦之生平及其文学观》（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1973年），黄志民的《王世贞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许建昆的《王世贞评传》（台湾东海大学硕士论文，1976年）、《李攀龙文学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等；同时也体现在对七子群体的研治上，如龚显宗的《明代七子派诗文及其论评之研究》（台湾文化大学博士论文，1979年），简锦松的《李何诗论研究》（台湾大学硕士论文，1980年）、《明代文学批评研究——成化、嘉靖中期篇（1465—1544）》（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颜婉云的《明前后七子诗论析评》（香港大学博士论文，1981年），邵红的《明代前七子的时代背景及文学理论》（《幼狮学志》第18卷第1、2期，1984年），黄锦珠的《一场各说各话的论战：李何诗文论争底蕴的探究》（《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陈国球的《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等。这里，重点介绍于前后七子乃至复古派研治用力较多的简锦松和陈国球两位学者的相关研究情况。

简锦松的《李何诗论研究》，以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的论诗主张为考察对象，阐述其以复古为主导的“体论”、“法论”、“情论”，旨在通过对李、何诗论的全面解析，探究其特质，检讨其得失。这篇论文最主要的特点是，与以往多从平面角度讨论李、何等人文学思想的研究方式相比，更注意到李、何诗论历时变化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其将二子的论诗主张划分为创建、修正、成熟三个发展的阶段，要在揭示他们的各项主张经历了“并非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演进过程，并清理和阐明不同阶段的发展脉络及形成因素，故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对李、何诗论发展历史的勾勒。简锦松的《明代文学批评研究》，由其博士论文《明代中期文坛研究》易名而来，该书虽以明成化至嘉靖中期为考察时段，研究范围涵盖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并非专门针对七子派，然全书五大章中第四章《复古派》及第五章《正、嘉理学与复古派文学批评之转变》，多涉及前七子及其文学交游之探讨，主要包括前七子等复古派文人的诗歌宗主论、对“真诗”即“自然之音”理想目标的追求、李梦阳论“法”主张尤其是以他为代表的复古派所主格调说的具体涵义，以及复古派文人正德之后在致力于个人及风俗之矫正时所呈现的受理学影响倾向与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从总体上看，简著涉及包括前七子在内的复古派的研究，无论在资料的开掘还是在观点的阐发上，都体现出前人或所未及的鲜明特色。作为对复古派文人研究的延续，简锦松的《从李梦阳诗集检验其复古思想之真实义》（收入王瑷玲主编《明清文学与思想中之主体意识与社会·文学篇（上）》，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一文，同样值得留意。该文采取对理论与创作加以比较的方式，主要通过对李梦阳诗集的检视，考察他“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的说法在其创作中的实践情况，认为李梦阳宣示取法乎上的辨体论和对效仿时代与家数的选定，并不是其复古真正精义之所在，而他在具体创作中同时践履了所谓“以我之情，述今之事”这种注重“主体我”表现的主张，写下了不少富有个性的作品，其复古思想的真实义乃在于此。所论也诚有独立察识之处。

陈国球的《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后经修订而名为《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系作者多年以来研治明代复古诗论的一部代表作。全书以唐诗在明代的传承为研究主题，探讨含前后七子的明代复古派的诗学取向及其发展过程，不仅从复古派的反宋诗倾向切入，阐析其建立在反“主理”基础上排击宋诗的原因，同时，着重探察复古派对于唐代七言律诗和五言古诗的接受过程，辨识其追寻“七律正典”和体认唐体古诗的演变脉络，并且以明代若干重要的唐诗选本为考察的重点，通过对不同选本诗歌遴选特点、接受情形的分析比较，清理唐诗选本与复古派诗论之间形成的复杂关系；又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论析复古派诗论文学史意识的发展进程以及复古派诗歌创作与唐诗的关系。虽然这部著作选取若干重点的块面来展开相关的讨论，但仍不失整体性和系统性，较明晰地揭橥了明代复古派唐诗论发展演变的轨迹。

前后七子对于明代中期和后世文坛所产生的深广影响，以及他们在众多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者中间所受到的高度关注，充分表明这两大文学复古流派本身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此同时，纵观海内外相关研究的状况，特别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包括前后七子在内的有关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所突破，形成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也间有较具学术价值者。然而，尤其是作为在明代文学复古进程中担当了引领角色的前后七子，不仅其活动的规模宏大，文学交游关系极为庞杂，活动的时间跨度较长，而且诸子大多著述繁富，其中呈现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形态十分复杂，这相应增加了研究工作的难度，并给该论题留下诸多有待于拓展的研究空间。前后七子发起的诗文复古活动横亘弘治至万历年间，并主导着明代中后期文坛的发展走向，成为明代文学史和明代文学批评史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对前后七子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其学术意义不仅在于全方位考察这两大文学流派崛起、发展的过程及其所倡导的诗文复古活动的特征与内蕴，而且有助于我们通过对前后七子的全面考察，加深对整个明代文学史和明代文学批评史的系统认知，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纵深开展。这也是笔者展开此项研究的根本原因和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