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专经时风的形成及其效应

朱明王朝取元统治集团之位而代之，它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道德模式之上的一系列立朝方略，随之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作用，明太祖朱元璋出于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极力推行崇儒重道的基本政策，以此谋图兴复传统儒家文化精神，并且将其作为治国理家、端正人心的根本大计。与此同时，作为新儒家思想结晶的程朱理学，在官方力量的推助之下，被纳入主导思想体系而予以特别尊奉，所谓“尊朱子以定一宗，典礼治法，亦多本之朱子”注1。

注1雷《蔡文庄公集序》，蔡清《蔡文庄公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乾隆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

为了整顿士习，在文人士子中间建树起“尊正学”以去“异习”的学术风气，以配合治政的需要，培植和输送更符合正统要求的合适治理人才，作为一种制度性的选才途径，科举取士体制被朱元璋列为重点改造的对象，“黜词赋而进经义，略他途而重儒术”取士规则的实行，真正确立起专以经术选拔人才的政策导向，姚镆《广西乡试录序》云：

惟科举法虽沿于前代，然出我太祖高皇帝之所裁定，渊谋睿画，实有非往昔之所能及者。以故罢诗赋不用，纯以经术造士，尊正学也。为文词有成式，但画一颁示者，抑浮诡也。

又靳贵在《会试录后序》中亦云：

我太祖高皇帝之有天下，首表章六经，使圣贤修齐治平之道，一旦大明于世，学校非此不以教，科目非此不以取，凡词赋一切不根之说，悉屏不用。

专以经术取士之法，说起来与宋代以来科举考试渐重经义的倾向不无关系。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革考试法，罢诗赋而以经义试士，在科试中经义的分量由此凸显出来。元代至仁宗皇庆二年（1313）正式颁布科举考试程式，先是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以为“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建议“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仁宗以为然，乃下诏颁行，立下了“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的取士基本原则。观宋元科试情状，重经义的现象虽明显存在，然诗赋试士之法并没有因此彻底断根，比如宋哲宗元祐初值更改先朝之政之际，尚书省就曾请复诗赋，与经义兼行，于是“乃立经义、诗赋两科”，尽管为两科并行的折衷方式，但到底是有意识地在改变王安石专用经义的取士之法。元仁宗皇庆年间颁科举程式，虽遵循以经义为先的原则，但还是未尽废弃词赋，如当时汉人、南人试第二场的内容即包括古赋、诏诰、章表等，如果一定要区分它与唐宋诗赋试士之法之不同的话，那么，只是更为古赋以取代前代所用的律赋而已。明太祖朱元璋登位以来，取士专尚经术，悉屏词赋，比照宋元朝虽先经义然词赋轻而未绝的情势来，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是他出于先朝之鉴，采取了如此更富于决断性的策略，就此而言，说其“有非往昔之所能及者”，实不为过。

如前言，朱明王朝在立朝之初即提倡崇儒重道，注重以经术取士，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为了端正士习，掌握在意识形态领域绝对的控制权，以强化国家集权统治。丘濬在《会试策问》中一言以道破之：“我朝崇儒重道，太祖高皇帝大明儒学，教人取士一惟经术是用，太宗文皇帝又取圣经贤传订正归一，使天下学者诵说而持守之，不惑于异端驳杂之说，道德可谓一矣。”清除异议杂说以净化思想意识，趋向道德归一，自然更有利于对天下士人思想导向的掌控，稳固集权根基。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按照社会一般的价值准则，通经不仅被视为文士自身必要的学术修养，而且被当成用世治政不可或缺的良方和资本。徐有贞《赠李给事中序》云：“夫六经之学，所以致治之本也。……夫经义之制事，犹医方之制疾也，用得其当，则无所不治；不能通经而以治事，犹不能处方，而欲治疾，不亦难哉！”杨士奇《新编葩经正鹄序》亦曰：“经者，圣人心法之所寓而出治之本也。士不通经，不适于用，故三代而下用世之士，于事君治民功业伟然可纪者，必出于经术。”由此，是否通经也成为衡量士人心智能力高下一条重要的标准。从另一方面来说，明朝之初，士人进身之路除了科举考试，尚有荐举一途。洪武六年（1373）曾暂停科举，诏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其目分别曰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皆礼送京师，不次擢用”。至洪武十七年（1384）恢复科举，“而荐举之法并行不废”，所以“时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在如此情况下，对于天下文人士子来说，仕进的路子相对较宽，既能藉助于科举考试，也可涉足荐举一路，况且当初“两途并用，亦未尝畸重轻”。但是，至后来情况有所变化，大概在一般士人眼里，通过科试而进，更能够证明自身出类拔萃的资质，显示正宗，更拥有无可替代的荣耀感。故面对两种进身的途径，文士在价值天平上逐渐倾向科举一路，所谓“科举日重，荐举日益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有鉴于此，明宣宗时甚至出御制《猗兰操》和《招隐诗》赐诸大臣，以表示“风励”之意，却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实应者寡，人情亦共厌薄”，重科举而轻荐举的倾向在文士中日益突出。而科举取士政策的基准以经术为重，因此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刺激了那些热衷于功名仕途的文人士子，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经书研治之中，唯经术是重的学术风尚由此激扬而起，以至“虽穷荒末裔，皆业经书，习礼乐”。明人姚镆在其《送李生廷臣归河南序》一文中提到：“国朝悬科彀士，纯用经术，诸不在六经之限者，悉从禁绝。以故百馀年来，士无异习，谈经讲道，洋洋满天下。”可见，引发众学子热衷于治经学术之风，“纯用经术”的取士政策导向在当中显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时至成化年间，情势尚是如此，丘濬作于成化十一年（1475）的《会试录序》，曾将当时专尚经术的风气描述为“横经之师遍于郡县，执经之徒溢于里巷，明经之士布列中外，自有经术以来所未有也”。丘氏的本意，主要为了极力表彰以“六经之道”造士用人“至于今日益隆益备”的盛况，难免有夸饰之辞搀杂其中，但应该说，大致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

专以经术取士的一个具体实施方案，自然要属洪武年间开始对科试时文之命题方法与行文程式作出的明确而严格的规定，所谓“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这明确了作为时文的八股文体以诠释经书之义为主的基本性质，同时，也显露渐重程朱经义注疏的倾向。如洪武三年（1370）初设科试之法，对于五经疏义的要求，其中“《易》程、朱氏注，古注疏”，“《诗》朱氏注，古注疏”。而洪武十七年（1384）命礼部颁行科举取士式，除了“《四书》主朱子《集注》”之外，五经中“《易》主程《传》、朱子《本义》”，“《诗》主朱子《集传》”，去除了古注疏而独主程朱之疏义。虽然仅为一些细微的变动，但多少反映出以程朱之学为尊的发展趋势。至于永乐十五年（1417）颁行《五经四书大全》为科举取士之式，“其中作述、传注、引证等项，惟宋儒周子、两程子、朱子、张子、邵子为多”，以程朱等宋理学家之说为主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一点，也印合了时人所指出的“以六经四书陶镕士类，其说一以濂、洛、关、闽为宗”的宗尚氛围。

毫无疑问，注重经术体现了明王朝政府崇儒重道、巩固思想统治的政策用意，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官方的利益，显现出明初以来学术思想一种较为鲜明的特点。但同时在文士热衷于“谈经讲道”这一股风气的背后，新的危机也在悄然酝酿。且不说众士子在纷纷专意研习经书的同时，尤其因为要依循“经以程朱氏之说为之主”的官方解读经义的基调，无形之中陷入学术思想禁锢的泥潭，难以活跃治学气氛，并且在不少情形下，实际上“以经义程式为规利禄之阶”，难免“穿凿破碎，务趋时好”。加之以诠释经书之义为主的时文，无论命题还是程式，刻板划一，牵强穿凿，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明显缺陷，曾被明人吴宽斥之为“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率腐烂浅陋可厌之言”，“其说穿凿牵缀，若隐语然，使人殆不可测识”，如此势必限制了士人自由写作的空间，使他们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表现其思想个性与文学才能。但问题尚不止于此，更为突出的现象是，专尚经术的政策导向和由此激扬起的热衷于治经的学风，以及具有科试特殊功用性的时文之推行，文人学子对于“词赋”的兴趣不同程度为之转移，其结果特别是造成包括了古文与诗歌的古文词生存空间的减缩。由于古文词在唯经术是重的科举取士政策笼罩下无法直接产生它们的应用价值，其在文人学子心目中地位下降之势已是不可避免，明显损及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热情与修养。以诗歌而言，李时勉曾言及他在洪武中为县庠生经历，以为“时在泮者”，“皆以经术为务，莫有言及诗者”。而张弼在对比古今为诗之情状时，更是深有感慨，他说：

古之为诗也易，今之为诗也难。何哉？商周、汉魏弗论已，声律之学，至唐极盛，上以此而取士，士以此而造用，父兄以此教诏，师友以此讲肄，三百年间以此鼓舞震荡于一世，士皆安于濡染，习于程督。……沿及宋元，犹以赋取士，声律固在也。我太祖高皇帝立极，治复淳古，一以经行取士，声律之学，为世长物，父兄师友摇手相戒，不惟不以此程督也，为之者不亦难乎？

令张弼为之慨叹的，显然还是由于明初以来革除前代科举中的诗赋试士之式，代之以“一以经行取士”之法，使士人甚至视诗为“长物”，以此为戒，其对当下为诗之“难”原因的这一番追究，不可不谓一言以中之。他同时还注意到一个明显的变化迹象：“窃念我朝取士专以经术，略于辞华，故每科赐进士第者，多或三四百人，深于诗者百不三四人。”如果说，视诗为“长物”主要是忌戒心理起作用，那么，不能“深于诗者”就应该是由此而造成的诗歌技艺的明显退化，在作为知识精英的进士群体中尚有此现象存在，本身更能说明一些问题，在张弼看来，究其因还是由“专以经术，略于辞华”的官方取士政策导向所致。当然，这一“词赋”创作热情削减、甚至技艺萎缩的现象，同时也是在专尚经术风气引导下文人贬抑古文词价值的心态的一种反映。

在前七子之中，尤如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从不同侧面敏锐觉察到了专重以经术取士政策以及科举应试文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何景明《师问》通过比较“古之师”对所谓“今之师”表示了质疑，他说：

有问于何子者曰：“今之师何如古之师也？”何子曰：“古也有师，今也无师。”曰：“然则今之所谓师者，何称也？”曰：“今之所谓师也，非古之所谓师也，其名存，其实亡，故曰无师。”……曰：“何谓今之师？”曰：“今之师，举业之师也。执经授书，分章截句，属题比类，纂摘略简，剽窃程式，传之口耳，安察心臆？叛圣弃古，以会有司。是故今之师，速化苟就之术、干荣要利之媒也。”

之所以说“今也无师”，是因为“今之师”虽有其名，实已沦为“举业之师”，只会执经讲授，断章截句，依循程式，变成“速化苟就之术、干荣要利之媒”。毫无疑问，这一变化归根结底，还是由崇尚经术之习和科举文风的影响所造成的。虽上文也表示“今之取士之制也，士进用之阶也”，并非主张彻底废弃举业，然其对“举业之师”的批评，客观上触及了明初以来取士制度之弊。与此同时，对于经术的高度热衷，加之一以程朱等宋理学家之说为宗，也相应助长了文人学子空谈义理而追求虚恢的理气化学风，顾清在《会试录后序》中即指出：“承平百五十年，治化日隆，文学日盛，而浑厚淳实之气或渐以分。黉序之间，五尺之童皆知诵义理之文，而宗圣贤之学，场屋之士操笔议论，动数千言，皆烨然成章，虽经义之文，亦充溢四出，贯穿百家，若不可穷者。其务为新奇，游心高虚，则有沦而入于他岐者矣。”朱应登《山东乡试录序》亦谓：“我高皇以神武定鼎，创建制科，首厘此习，壹以经义论策为先。……然文盛则实衰，固有识者所私忧焉，抑安知所谓崇极而圮者，不在兹乎？比岁以来，竞藻绚而乏雅致，务虚恢而湮本根，又稍稍出于纡青拖紫、服冕乘轩之流。”埋首经书之中，沉溺于虚远的义理之学，除了在改变着士人学业兴趣，更突出的一个问题，还在于催化他们唯经是崇和以高虚自恃心向的形成。当其沉浸于此，不啻是疏隔古文诗歌的撰作，甚至置之于价值认同的对立面，犹如文徵明所指出：“夫自朱氏之学行世，学者动以根本之论，劫持士习。谓六经之外，非复有益，一涉词章，便为道病。”对于这一问题，何景明《海叟集序》论及诗道时不无忧虑地表示：

景明仕宦时，尝与学士大夫论诗，谓三代前不可一日无诗，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代以后，言治者弗及诗，无异其靡有治也。然诗不传，其原有二，称学为理者，比之曲艺小道而不屑为，遂亡其辞；其为之者，率牵于时好而莫知上达，遂亡其意。辞意并亡，而斯道废矣。

标举“三代前不可一日无诗”所达到的“治美”状态，根本之目的是申明诗歌地位的合理性与重要性，以为诗道不传，原因之一乃受到“称学为理者”的贬抑，其生存空间为之压缩。也许这一说法过分突出了后世诗道失落的严峻性以及“称学为理者”所起的消极作用，但是如果考虑到明初以来以经术为尚包括主程朱之说学风排击“词赋”的现状，它的针对性显而易见，而对视诗歌为“曲艺小道”态度的不满之意也充盈其中。

从对经术高度重视的这一点而言，它自然展现了一种官方的强烈意志，乃属于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性行为，在其实施过程中，高层当政者所起的作用尤不可忽视。李梦阳为友人朱应登所撰写的《凌溪先生墓志铭》记述，墓主自童时起“解声律，谙词章”，以后逐渐“树声艺林”，“而执政者顾不之喜，恶抑之。北人朴，耻乏黼黻，以经学自文，曰：‘后生不务实，即诗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袭常，方工雕浮靡丽之词，取媚时眼，见凌溪等古文词，愈恶抑之，曰：‘是卖平天冠者。’于是凡号称文学士，率不获列于清衔”。所述表明，像当时朱应登这样专意古文词的文学士，虽已有一定的文学影响，却为“以经学自文”的“执政者”和“承弊袭常”的“柄文者”所不容，遭受排挤压制，以至无法获得“清衔”之职。此处“执政者”云云，当指成化二十三年（1487）始入阁当政的刘健，此人曾极力主张治经穷理，鄙薄诗文之作。不过，李梦阳本人的态度似乎更值得我们注意。由上志可以看出，对于朱应登等喜好古文词文学士仕途困厄的遭遇，他显然寄予了很大的同情，而于“以经学自文”压制擅长古文词文学士的掌政柄文者则甚为反感。这一点，其实已不啻是在为墓主本人鸣不平，一定意义上也是在质疑专尚经术而罢黜“词赋”这一取士政策的合理性，流露出对处在自上而下实施而扩张的以经术为重之风气中，包括诗歌在内的古文词地位沦落之格局的高度忧虑。就此而言，李梦阳在《外篇·论学》中还专门指出：“‘小子何莫学夫诗’，孔子非不贵诗，‘言之不文，行而弗远’，孔子非不贵文，乃后世谓文诗为末技，何欤？岂今之文非古之文、今之诗非古之诗欤？阁老刘闻人学此，则大骂曰：就作到李、杜，只是个酒徒。李、杜果酒徒欤？抑李、杜之上更无诗欤？谚曰：因噎废食。刘之谓哉！”显然，他清楚意识到鄙薄诗文价值甚或视之为末技现象的存在。这里所说的“后世”，若与其后所谓的“阁老刘”联系起来，当非泛称，而是颇有针对性地特指与李梦阳本人所处相近的时段，“阁老刘”说的就是前面所提及而教人治经穷理的内阁大学士刘健。这也意味着他将古文词地位的沦落与崇经的风尚联系在了一起。

在对待诗文之道的问题上，传统道德之士出于辅翼“圣道”、裨益“世治”的实用目的，往往鄙薄精辞工藻的诗文之作，将其归入末技小道，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明王朝建立以来，崇儒重道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主导思想体系的确立，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科举取士政策的变革调整，包括以经术为尚和命题方法及行文程式有着严格规定的时文的推行，激扬起社会崇经治经的学术风气，也为视诗文为“末技”的观念的滋长，营造了某种适宜的氛围。无论是何景明有感于“今之师”资质朝向“举业之师”的沦落，以及对诗道不传的深度忧虑，还是李梦阳不满文学士横遭排挤的处境和对诗文“末技”说的反唇相讥，均不能不说是他们面对专尚经术、罢黜“词赋”时风的渗透与侵蚀而造成古文词价值与地位削弱之局面所作出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应该看作是他们处于那样格局之中文学危机意识与拯救意识的自觉表露。由此而言，它也为我们了解李、何诸子继后崛起于文坛而倡导诗文复古的动因，提供了其中一条认知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