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繼承北宋臻於全面的文學師承模式

北宋兼重文學師承中的師門關係及師法倣效，這是此前各個朝代不可同日而語的。筆者認爲，除上文提及的經學風氣及科舉制度外，宋代對人文文化的推尊，相信起到至爲關鍵的作用。《宋史·太祖本紀》有以下一則記載：

乾德改元，先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宫人入内，帝見其鏡背有志“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等詰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乃大喜曰：“作相須讀書人。”由是大重儒者。

宋太祖作爲宋朝的不祧之祖，直言“作相須讀書人”，反映了他對讀書、學問的青睞，而“大重儒者”，亦反映了他對人文文化的重視。宋太祖此一思想，可以視爲帝王訓飭，足以主導兩宋帝王的意識形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兩宋社會亦當因而重視人文文化。在這個前提下，兩宋有更周全的科舉考試與文化建設：宋代的學校與科舉考試掛鉤，而學校則由業師與弟子的師門關係構成，這使師承文化在宋代變得根深蒂固；至於文化建設，業師與弟子亦非常重要，尤其業師的遺籍靠門人的董理，方得以繼續流傳，例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於孫覿《内簡尺牘編註》十卷一條下，有以下評語：

宋孫覿撰，其門人李祖堯編，併爲之註……蓋祖堯親從覿游，較之任淵之註陳師道、黄庭堅詩，聞見更爲有據。

换言之，宋代的帝王訓飭之重視人文文化，直接或間接促使師承文化在兩宋蔚然成風。綜觀北宋文學上的師門關係發展模式，確實趨於全面、細緻，南宋中興文壇有不少地方對此加以繼承。這大抵表現於以下兩方面：

一、兩宋文壇的師承類别

宋人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業師。

最初的階段有所謂童子師或家塾之師。如北宋王禹偁謂“余總角之歲，就學于鄉先生，授經之外，日諷律詩一章”；又如史應之亦曾“受館于人爲童子師”；北宋末至南宋初亦有之，如汪應辰幼年受學於童子師：

汪聖錫幼年與羣兒聚學，有謁其師，因問能對者，師指聖錫，客因舉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聖錫應聲曰：“龍爪拏開淡淡雲。”客大驚曰：“子有魁天下之志。”聖錫年未冠，果廷試第一。

南宋中興以後亦沿之，諸如陸游所謂“家塾競延師教子”，孫應時載“余先君子雪齋先生，終老爲童子師。其法度必凖於古，不以一毫自愧。今觀樟山汪先生教人之訣，甚似而尤詳，讀之泫然淚下。世之求童子師，與爲之師者，各取一通置之座側，非小補也”。

成年階段又有業師，此類師承在兩宋相當普遍。業師與弟子關係，北宋有杜衍與尹洙、歐陽修、蘇舜欽三人，梅堯臣與歐陽闢、黄庭堅與俞紫芝、俞紫琳二人，曾鞏、黄庭堅與陳師道，陳師道與魏衍；南宋如張孝祥與王集，李劉與羅逢吉。

從性質與範疇來看，師承方向可以是不同方面。就筆者所見，明人何景明《師説》對古代的師承類别，略曾觸及。他説：

漢有經師，作訓詁以傳一家之業者也。君子有尚之。唐宋以來，有詩文師。辨體裁，繩格律，審音響，啓辭發藻，較論工鄙，咀嚼齒牙，媚悦耳目者也。然而壯夫猶羞稱之。故道德師爲上，次有經師，次有詩文師，次有舉業師。

撇除何景明對各類師承類别所下的價值判斷不論，北宋師承方向確實不限於經學、詩文、舉業，還可以涉及人格道德之師承，如宋人吴垧《五總志》载富弼稱詡許我：

富鄭公初不識許我。聞其名遽召見之。我乘馬直造廳廡，謁者請就賓次通姓名，我曰：“既召我來，而不迎我，是見輕也。”復乘馬徑去。公聞之，歎息曰：“許我所以能我者，以無所求，而俯仰在我也。近有士人奴事蔡氏，每干謁，致子弟有牽來之語。凡士之處世，欲守節立己，當以我爲師承……”。

此外，兩宋文人的師承範疇可以是相互交叉的。即是説，這並非純粹的詩人師承詩人，學人師承學人，反而可以是詩人師承學人，學人師承詩人。清人全祖望揭櫫了此一現象：

因念世之操論者，每言學人不入詩派，詩人不入學派。吾友杭堇浦亦力主之。余獨以爲是言也蓋爲宋人發也，而殊不然。張芸叟之學出於横渠，晁景迂之學出於涑水，汪青谿、謝無逸之學出於滎陽吕侍講，而山谷之學出於孫莘老，心折於范正獻公醇夫，此以詩人而入學派者也。楊尹之門而有吕紫薇之詩，胡文定公之門而有曾茶山之詩，湍石之門而有尤遂初之詩，清節先生之門而有楊誠齋之詩，此以學人而入詩派者也。章泉、澗泉之師爲清江，栗齋之師爲東萊，西麓之師爲慈湖，詩派之兼學派者也。放翁、千巖得之茶山，永嘉四靈得之葉忠定公，水心學派之中，但分其詩派者也。安得以後世之詩歧而二之，遂使《三百篇》之遺教，自外於儒林乎？

所謂“詩人而入學派”、“學人而入詩派”、“詩派之兼學派”都説明了士人在師承方向上可以跨範疇，而南宋中興師承模式正從北宋師承模式繼承而來。

二、兩宋文壇的師承方法

兩宋文人的師承有一種是完全没有師門關係的私淑關係，另一種是普通的指教、點撥，也有一種則是進一步的升堂入室。其中第三種似兼及業師生活起居雜事，如陳與義説“肩輿亦莫要僕夫，自有門生與兒子”、蘇泂説“日供薪水門人職”。但我們畢竟很難界定某一文人的師承關係，究竟是第一種、第二種抑或第三種，故以下籠統言之，不加區分。

宋代通信主要靠驛騎，兩宋文人求師，亦循此途，宋人爲了自我表現，故多以詩文形式投書求師。北宋陳師道請黄庭堅收爲門下弟子，除有《與魯直書》一文説“某有詩文數篇在王立之處，託渠轉致，必能上達也。爾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絶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文否？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不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前日否”，更有《贈魯直》一詩云“陳詩傳筆意，願立弟子行”；南宋亦然，如陸游求師於曾幾，呈以《别曾學士》一詩，謂“袖書拜轅下，此意私自憐”、“公不謂狂疎，屈體與周旋。騎氣動原隰，霜日明山川。匏繫不得從，瞻望抱悁悁”、“他時得公心，敢不知所傳”。

北宋文人求師以後，或有師資之禮。據葛立方《韻語陽秋》載，北宋人王令“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於荆公。師資之禮以定”。筆者疑所謂“師資之禮”，紹承自先秦儒學及唐代國子學師承制度。《論語·述而》曾謂“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安國疏指“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而來學者，則吾未曾不誨焉，皆教誨之也”，其中“奉禮”可見古之師承應有師資之禮。又據洪邁《容齋隨筆》云：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束脩之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

宋代文學師承與先秦儒學及唐代國子學之師承制度，頗爲相似。南宋中興文學師承有否此種現象，則待攷。

雖然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從若干文獻即能歸納出北宋的師承方法，而南宋中興文人亦與此頗爲相似：

（一）以啓悟的方式指導後學。早在《論語·述而》已載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之語。

宋人師承亦表現了對這方面的重視，以點到即止的方式指導。北宋蘇軾指示明上人作詩，周紫芝《竹坡詩話》即載其事：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艱，求捷法於東坡，作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覔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一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

東坡不是洋洋灑灑，反而以寥寥數語金針度人，指示明上人詩主平淡自然、參法前人法度。又如陳師道指導晁沖之，朱弁《風月堂詩話》有如下記載：

晁伯宇少與其弟沖之叔用俱從陳無己學，無己建中靖國間到京師，見叔用詩曰：“子詩造此地，必須得一悟門。”叔用初不言，無己再三詰之。叔用云：“别無所得，頃因看韓退之雜文，自有入處。”無己首允之曰：“東坡言杜甫似司馬遷，世人多不解，子可與論此矣。”

後山教人“必須得一悟門”，可見亦重啓悟。南宋陸游指導方孚若甚至只書“詩境”二字，據劉克莊《寶謨寺丞詩境方公》載：

嘗從山陰陸公游問詩，陸公爲大書“詩境”二字。

筆者兹據廣西桂林龍隱巖風洞，南宋嘉定七年（1214）正月十五日方信孺三刻詩境題字石刻拓本，該石刻係由陸游手書，書體爲行楷。左起有“此字始刻于韶之武溪載刻于道之窊三刻”，中間横向大書“詩境”二字，二字之間有“陸游書”三字，拓片右方有“于桂之龍隱巖嘉定七年正月望方信孺孚若”，可證此事確鑿。另如陸游指示姜特立爲詩，其《寄姜梅山雷字詩》謂“章臺官柳映宫槐，實馬蹄輕不動埃。只怪好詩無與敵，誰知古學有從來。江山常逐客帆遠，歳月不禁街鼓催。剩約東林投淨社，高情千載友宗雷”，方回《瀛奎律髓》指“三四乃教人作詩之法，不可强揠，必有本者如是”，可見陸游是以寥寥十四字示姜特立作詩當有所本。

此外，宋人亦透過譬喻或即景設譬，曉以治詩文之道，這種啓悟方式相當常見。北宋如蘇軾指示葛延之，何溪汶《竹莊詩話》卷一引《蒼梧雜志》云：

葛魯卿有姪名延之，嘗自言在儋耳從東坡游，甚熟。坡嘗教之作詩文云：“譬是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卻有一物可以攝得，錢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爲文若能立意，則古今並有，翕然起爲吾用。若曉得此，便會做文字也。”

以“錢”喻意，以“物”喻古今名物，説明“爲文若能立意，則古今並有，翕然起爲吾用”的寫作原理，説理看似曲折，其實不然。筆者認爲，“爲文若能立意，則古今並有，翕然起爲吾用”本身屬於形而上的抽象道理，雖然古代文學理論多已談及，如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爲匠”、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有“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但人們會因語言本身經過時代推進，而對某一語言及其背後的概念司空見慣、習以爲常，繼而産生表面的認知。形而下的設譬説理，則可令人透過嶄新的譬喻外衣，重新咀嚼舊有的道理内核，在認知的接受心理上得到重新的啓悟。因此，蘇軾以“錢”爲喻，對於葛延之爲文爲詩，大有啓悟作用。南渡時期的徐俯教汪藻作詩，更曾即景設譬。曾敏行《獨醒雜志》載其事：

汪彦章爲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於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答曰：“即此席間杯棬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君但以意剪裁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鐫空忘實之想也。”彦章領之。逾月，復見師川曰：“自受教後，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師川喜，謂之曰：“君此後當能詩矣。”故彦章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

“席間杯棬果蔬”是即時之景，徐俯以此設譬，道出汪藻爲詩要遵於法度而又自出機杼，其實也是重啓悟的一種表現。

（二）擬出閲讀方向。古代典籍經過焚書、兵燹、蟲害等人爲或自然隳壞，能够流傳至宋代的經典遺産，可算是經典中的經典。宋人師承重視從閲讀前人遺著，師法當中的用語與肌理。因爲創作本身源自認知，認知則可以讀書爲工具。北宋歐陽修即教孫覺“勤讀書”，蘇軾《記歐陽公論文》憶述：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蘇軾則教許仲山“熟讀”《詩》、《騷》，求其“曲折”之處。據許顗《彦周詩話》載：

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以謂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乃知東坡先生之善誘也。

曾鞏教陳師道爲文，更指“熟讀”數年才算所謂“讀書”：

陳後山初携文卷見南豐先生，先生覽之，問曰：“曾讀《史記》否？”後山對曰：“自幼年即讀之矣。”南豐曰：“不然，要當且置他書，熟讀《史記》三兩年爾”。後山如南豐之言讀之，後再以文卷見南豐，南豐曰：“如是足也。”

黄庭堅亦要求“熟讀”的同時，在實踐創作中能够融匯貫通。黄庭堅《與王觀復書》教王蕃讀杜甫夔州以後的古律詩，然後在創作上追求“無斧鑿痕”：

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爲佳作耳。

山谷於《答洪駒父書》指示洪芻熟讀書，探其淵源、陶冶萬物，以解決“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的寫作問題：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從横，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又如《與徐師川書》要求徐俯讀書時尋幽探賾：

詩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

再如《與孫克秀才》教孫克讀杜詩時，要“精其句法”：

請讀老杜詩，精其句法。每作一篇，必使有意爲一篇之主，乃能成一家，不徒老筆研、玩歲月矣。

南宋陸游曾因同儕周必大就教，指示他讀蘇轍之詩：

周益公嘗問陸放翁以作詩之法，放翁對以宜讀蘇子由詩。

方回《瀛奎律髓》解釋“蓋詩家之病，忌乎對偶太過，如此則有形而無味，三洪工於四六，而短於詩，殆胸中有先入者，故難化也。放翁其以此箴益公歟”，可見提供讀書方向，對於受業個人的詩學理念，或有正本清源的指導目的。

饒富意趣的是，宋人師承亦舉業師自己或先師著作以教人。北宋石翼便是例子。他曾隨黄庭堅作詩，每舉山谷詩其中一聯教人。葉夢得《石林詩話》記：

蜀人石翼，黄魯直黔中時從游最久，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

姑勿論石翼如此教人，其實也有自矜得山谷真傳之私意；南宋如陳與義對自己的《休日早起》“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句頗爲得意，於是題扇，令弟子龔相參悟：

昔招隱居士龔相聖任，嘗學詩於先生，先生以此十字書扇贈之，且屢語之曰：“此吾平生得意句，子宜飽參。”居士之子宗簿養正云。

吕本中也曾令人讀其師韓駒之詩。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六引《小園解后録》：

“打起黄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此唐人詩也，人問詩法於韓公子蒼，子蒼令參此詩以爲法。“汴水日馳三百里，扁舟東下更開帆。旦辭杞國風微北，夜泊寧陵月正南。老樹挾霜嗚窣窣，寒花承露落毿毿。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此韓子蒼詩也。人問詩法於吕公居仁，居仁令參此詩以爲法。

無論是以前人遺著，還是以自己或先師著作教人之師承方式，無非向受業指點一條學習蹊徑而已。

（三）點評或修改作品。北宋蘇軾曾命題令門人創作，然後引申補充。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七引《師友談苑》云：

東坡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戲作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惟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當時士大夫倣東坡桶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樣焉，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誇文章爲戲者，一優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顔。”顧公久之。

“近扈從燕醴泉”以後的一段文字，是蘇軾對門人“伏其几而襲其裳，豈惟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句作進一步的引申補充；南宋曾季貍也記載自己的詩作曾蒙吕祖謙修改潤飾：

予幼學爲詩，未嘗經先達改抹。惟年十四，時有《寄空青叔祖》古詩，得吕東萊爲予全改四句。其詞云“悠悠造物何所爲，賢愚共滯令人悲。男兒不恨功名晚，功名必在老大時”，予至今記憶。

這種修改詩作、指示後學的師承方式，北宋黄庭堅亦有之。山谷《睡鴨》一詩有“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任淵注：

徐陵《鴛鴦賦》曰：“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影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山谷非蹈襲者，以徐語弱，故爲點竄以示學者爾。

雖然山谷修改的不是弟子詩作，而是前人作品，但“故爲點竄，以示學者”的指導方式，則與吕祖謙潤飾曾季貍之詩，如出一轍。

（四）揮麈清談。這種清談有時是旁採故實，如北宋李廌《師友談記》載其師蘇軾談及藝祖食萵苣：

東坡言：普安禪院，初在五代時，有一僧曰某者，卓庵道左，蓺蔬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於庵中晝寝，夢一金色黄龍來食所蓺萵苣數畦。僧寤，驚曰：“是必有異人至此。”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地取萵苣食之。僧視其貌，神色凛然，遂攝衣迎之，延於庵中，饋食甚勤。復又取數鐶餞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幸甚。”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曰普安，都人至今稱爲道者院。元祐八年，因送范河中是院，閑言之爾。

宋人既然有嚴羽《滄浪詩話》所説的“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的創作傾向，業師旁採故實或多或少可以爲弟子的創作提供了“用典”的素材；南宋中興文人曾幾則曾與受業“談風月”，據韓元吉《兩賢祠記》載：

故禮部侍郎文清曾公吉甫，復來居之……以詩名江右，適相繼寓此，而曾公爲最久，杜門以詩書教子弟，或經時不入州府，不問世故，好事者間從公游，談風月爾，公亦自號“茶山居士”。

曾幾的弟子陸游教導門人蘇泂，亦曾縱横摭談，如蘇泂説“留我坐終日，誨我忘其疲”、“論詩何止高南渡”。

歸納來説，南宋中興文學師承至少有三個性質：

第一，就系統言之，從師承類别與師承方法，可見南宋中興師承亦如北宋一樣，臻於全面、細緻；

第二，就淵源言之，南宋中興文學師承與北宋若出一轍，由此推知應該繼承自北宋；

第三，就畛域言之，南宋中興文壇與北宋一樣，師承範疇的分類概念頗爲混沌，我們有時很難區分某一文人的師承屬於詩歌，抑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