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南宋中興詩壇地位的原貌與轉變

在南宋人的概念裏，“中興”當以高宗建炎元年（1127）爲起始年。誠然，高宗趙構之稱爲“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是在紹熙二年（1191）受光宗加謚的，但“中興”的起始年當早於此。考靖康元年（1126），徽、欽二帝先後爲金人所虜，北土歸入金國。建炎元年五月，趙構即帝位於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是爲高宗，改元建炎。《藝苑雌黄》既然已指“凡王室中否而復興，謂之中興”，那末，高宗朝當然是“王室中否而復興”，“中興”亦當始於建炎元年。何況根據南宋文獻，其中的歷史文獻如南宋熊克於孝宗在位期間編修《中興小紀》，首高宗建炎丁未，迄高宗紹興壬午三十二年（1162）；南宋禮部太常寺於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飭准纂修《中興禮書》，亦起自高宗建炎，下至孝宗淳熙；南宋佚名《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始於高宗建炎元年，止於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南宋何異《宋中興學士院題名》名録亦始於高宗建炎，終於寧宗嘉定；又據理宗淳祐二年（1242）進呈的《中興四朝國史》，記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國史。以上歷史文獻都以建炎元年作爲“中興”的起始年。就連文學文獻亦如是，如黄昇序於理宗淳祐己酉八年（1248）的《中興以來絶妙詞選》，卷首第一人即南渡的康與之，第二人是陳與義，而卷十最後一人是理宗時人洪瑹；陸游《謝張時可通判贈詩編》有“聖朝中興六十年”句，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繫於淳熙八年（1181），其中“六十年”當爲虚數，可逆推至建炎元年左右。

相反，“中興”迄年頗爲模糊。必須承認，南宋人慣稱國朝爲“中興”，以致著作多冠以“中興”一詞，儘管當時只有中興之名，而未必有中興之實。單就《宋史·藝文志》著録，已有洪遵《中興以來玉堂制草》三十四卷、周必大《續中興玉堂制草》三十卷、李壁《中興諸臣奏議》四百五十卷。南宋張浚於紹興初進呈的《中興備覽》三卷，亦以“中興”爲名。可見一斑。如是者，“中興”下限便異説紛呈：以寧宗爲下限的，如淳祐二年（1242）右丞相史嵩之等進《中興四朝國史》，以寧宗爲限；日藏《中興禪林風月集》收南宋寧宗時人僧法照等詩，此書所謂“中興”亦至少以寧宗時期爲下限；鄭景龍在理宗嘉定十七年（1224）後成書的《中興詩選》，選了寧宗時人滕岑詩作，可見至少以寧宗朝爲限；至於以理宗朝爲下限的，如南宋黄昇於理宗淳祐四年（1244）左右撰、魏慶之輯佚的《玉林中興詩話補遺》（原稱《玉林詩話》），論及江西詩派後期詩人曾幾，中興詩人楊萬里、蕭德藻，江湖詩派高翥等人，可見此書以理宗淳祐左右爲斷限。簡言之，南宋人所謂的“中興”下限，或爲寧宗時期，或延至理宗初期。

筆者認爲，“中興詩壇”作爲文學史上的其中一個階段，下限可以寧宗嘉定二年（1209）前後，即《江湖集》的出現、江湖詩派的形成爲時間上的分水嶺。因爲劉克莊《中興五七言絶句》序指“炎、紹而後，大家數尤盛于汴都”、“乃取中興以後諸篇，五七言各選百首”、“至于江湖諸人，約而在下，姜夔、劉翰、趙蕃、師秀、徐照之流，自當别選”，似乎不包括四靈、江湖詩人。當然，劉氏其後於理宗寶祐四年（1256）的《中興絶句續選》，補入四靈、江湖詩人，陳起《中興群公吟稿戊集》亦收江湖詩人戴復古、高翥、姜夔、嚴粲。不過，劉氏在此前的《中興五七言絶句》，早已有意將江湖詩人從中興詩人中析出。加上作爲中興詩壇領袖，在“中興五大家”陸游、楊萬里、范成大、尤袤、蕭德藻中，較遲下世的楊萬里卒於開禧二年（1206），陸游則卒於嘉定三年（1210），及後主導南宋詩壇的四靈、江湖詩人，在詩風上則有别於此前的中興詩人，屬於南宋詩史上的轉捩點：前者大部分師法晚唐，摒棄江西，後者則較多受江西詩派影響。無論如何，南宋人所謂“中興”大概等於南宋初、中時期。

究竟南宋至近代對中興詩壇文學地位的評價如何？學界至今似乎付諸闕如。就筆者所掌握到的文獻資料，大致如下：

中興詩壇在南宋時期曾經睥睨一時。雖然清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南宋遺集，流傳日少”，中興詩壇遺集亦不多。《宋史·藝文志》至中興以後，並無書目及史志，於南宋著作多不著録。儘管倪燦《明史藝文志稿》題《宋史志補》，並録南宋之書，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就南宋著作加以補輯，而兩家所録仍不完備，以致中興詩壇全貌無從知悉。但進一步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收《中興羣公吟稿》四十八卷，且於該條下指“右中興以來一百五十三人之詩也”。如果撇除集中的江湖詩人，數量應相當可觀。此外，受到陸游於慶元六年（1200）稱詡“片言許可天下服”的楊萬里，在撰成於嘉泰間（1201—1204）的《詩話》中，謂“自隆興以來，以詩名：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黄景説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前五人皆有詩集傳世”。中興詩壇之盛，應不亞於北宋。

但金、元、明三代，對於中興詩壇，或視若無睹，或加以毁訾。先説金代，據趙翼《甌北詩話》解釋“宋南渡後，北宋人著述，有流播在金源者，蘇東坡、黄山谷最盛。南宋人詩文，則罕有傳至中原者，疆域所限，固不能即時流通”，故此我們只見有趙秉文等人學蘇軾，而少有人學習、注意中興詩人；再看元代，能够一如方回激賞中興詩壇的，似乎鮮見，就算論及中興詩壇的張之翰《跋草窗詩稿》，也指“宋渡江後，詩學日衰，求其鳴世者，不過如楊誠齋、陸放翁及劉後村而已”，可見張氏認爲所謂“求其鳴世”的中興詩人，屈指可數；至於明代，時人在總體上崇唐抑宋，高舉“詩必盛唐”旗幟的前後七子對於中興詩壇的忽視，暫且不説，其他如胡應麟雖説“南渡諸人詩，尚有可觀者。如尤、楊、范、陸，時近元和；永嘉四靈，不失晚季。至陳去非宏壯，在杜陵廊廡；謝皋羽奇奥，得長吉風流，尤足稱賞，以其才則遠不如王、蘇、黄、陳”，但另一方面亦批評“南渡尤、楊、范、陸輩，近體愈繁，古風逾下”；又如明季入清的金聖歎只有《唱經堂古詩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唱經堂杜詩解》，卻没有評點宋詩，當然無及中興詩歌；徐增《而菴詩話》亦不看重宋詩，説“詩人自宋元來，而論詩者備矣，其去唐已遠，要皆得之揣摹，無有師承，規矩放失”，更遑論中興詩作了。

清代對中興詩壇的評價，則毁譽參半。詆毁的有朱彝尊《曝書亭集》“今海内之士，方以南宋楊、范、陸諸人爲師，流入纖縟滑利之習”、“今之詩家不事博覽，專以宋楊、陸爲師，庸熟之語，令人作惡”、王士禎《帶經堂詩話》“南渡氣格，下東都遠甚”、李中黄《逸樓四論·論詩》“南宋詩多似晚唐。若奥厚深遠，此四字宋人從未之及”、史承謙《青梅軒詩話》“南宋諸人詩纖碎靡弱，可鄙之甚”；肯定或稱譽的譬如金張《學誠齋詩話》標榜楊萬里，詩亦仿范成大；孫濤《全宋詩話》甚至夸詡“南渡四家外，餘子録爲江湖，又爲四靈，體製遞變，殆與唐之初盛中晚相等埒也”；袁枚《隨園詩話》於陸游、楊萬里、蕭德藻頗爲激賞；劉寶書《詩家位業圖》將屈原至咸豐、同治間三百多詩家，按佛門等級分别，最高者爲“佛地位”，最末一等爲“魔道”，而中興詩人則屬於中間者，如“苦行”二十三人有葉夢得、劉克莊等；“善知識”七十六人有嚴羽、姜夔等；“野狐禪”十八人有徐凝、徐照、趙師秀等。

清代時期的域外地區，亦注意到中興詩壇的個别詩人，尤其是陸游。就筆者所見，清人楊大鶴《劍南詩鈔》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曾經傳至韓國；又如韓國嶺南大學校汶坡文庫藏1799年丁酉字本《御定杜陸千選》，僅選杜甫、陸游詩，以陸游與杜甫並稱。

然而，作爲官修書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整個中興詩壇偏向貶抑。四庫館臣指南渡以後之詩爲“啁哳之音”、“平易嘽緩之音，牽率潦倒之習”、“以鄙俚爲真切，以庸沓爲詳盡”、“詩體卑弱”。雖然也能肯定楊萬里、陸游、劉應時等若干詩人，但畢竟以批評爲主。考《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編校竣工，先後抄繕七部，其中三部置於南三閣，即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杭州的文瀾閣，此三地當時屬全國人文淵藪之地，而乾隆又諭知全國士民，可赴閣檢視抄録。張之洞更鼓勵治學者先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入手，説“今爲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析而言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爲讀群書之門徑”。如是者，偏向貶抑中興詩壇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文學思想自然容易廣泛影響清代士人的價值判斷。换言之，整個清代並不見得特别重視南宋中興詩壇。

逮至近代以後，南宋中興詩壇逐漸得到應有的注視。譬如錢鍾書《宋詩選註》便選入了不少中興詩作；此外，至今有少量的學位論文及大量的單篇論文對中興詩人加以探討。雖然如此，誠如學者王水照先生所説，學界仍有“重北宋輕南宋”的傾向。能够從宏觀角度，去考察整個南宋中興詩壇面貌的，終究不多。

二、問題之提出：以“師承”解讀宋詩發展的可行性與必要性

平情而論，中興詩壇在宋詩史上是頗爲特别的文學時期。考主導兩宋的詩歌流派，當推北宋中後期的江西詩派，以及南宋中後期的江湖詩派。饒富意趣的是，南宋初中期的中興詩壇，又與江西詩派、江湖詩派有密切的關係。程千帆先生注意到此一現象，指出中興諸家與江西詩派的關係：

我們注意到中興諸家都曾和江西詩派有過密切的關係，但這只能説明江西派在當時是仍有影響和勢力的，卻並不能據此就把他們説成是派中人。相反地，正是由於逐步擺脱了江西詩派的束縛，他們才在其作品中呈現出各自的和時代的獨特面貌。

另外，也指出中興詩人與江湖詩派的關係：

至於江湖派中的蘇泂、戴復古和劉克莊，則更是直接師承陸游的。蘇、戴二人是陸游的弟子。

可以説，南宋前中期的中興詩壇屬於北宋江西詩派到南宋江湖詩派之間的過渡期。

筆者注意到，作爲過渡期的中興詩壇，與北宋江西詩派、南宋江湖詩派存在一種“師承”關係。所謂“師承”，包括狹義、直接的師門關係，以及廣義、間接的師法倣效。舉“中興五大家”爲例：陸游直接師承江西詩派的曾幾，下啓登門弟子江湖詩派的戴復古；楊萬里自言早年師法江西詩派，下啓私淑弟子江湖詩人危稹；范成大詩歌創作略受江西詩人影響（詳見“分論”部分），下啓門人江湖詩人劉翰；蕭德藻則師事曾幾，下傳弟子江湖詩人姜夔；尤袤之師汪應辰爲江西詩派吕本中。至此，不禁令人追問：

第一，從共時的角度看，中興詩人的師承面貌如何？

第二，從歷時的角度看，所謂上承江西，下開江湖，是否中興詩壇的普遍師承現象？中興詩人在師承的同時，有否予以新變？又如何影響後來的江湖詩派？

第三，“師承”能否視爲貫串南宋中興詩壇、宋代詩歌，以至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其中一條綫索？

無疑，研究中興時期的詩歌師承，比研究經學師承困難得多。究其原因，後者有《宋儒學案》等“學案體”記載某人的授受淵源，前者則較少系統性的文獻董理成果。即使是吕本中《師友雜志》、曾季貍《艇齋師友尺牘》、王子俊《師友緒言》等，或未成系統，或散佚不傳。當然，從散見於詩話、筆記等文獻資料可見，宋人頗强調詩歌師承的授受淵源。據《容齋四筆》卷二載“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鄯，徽宗賦詩賜群臣，其頷聯云：‘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閶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爲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曾受學於陳無己，故有句法。則作文爲詩者，可無師承乎”，清人王文誥曾論宋人在《詩經》師承方面是“在北宋時，書皆抄本，學者各遵所授。至南宋後，達者始多”。究竟南宋中興諸家是否有如周子雍受學於陳師道一樣，普遍師承江西詩派？又是否“達者始多”而非單單“各遵所授”？就筆者所見，只有碩士學位論文郭明玉《宋代文壇師承現象初探》，博士學位論文曾維剛《南宋中興詩壇的建構》與韓立平《南宋中興詩壇研究》，以及單篇論文曾維剛、王兆鵬《南宋中興詩壇的師承與文學史演進》，略論中興詩壇的師承問題：

（一）碩士論文《宋代文壇師承現象初探》側重從時代背景，探析宋代文壇的師承意識、師承内容、師承情形，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文化背景、文學意義與影響。該文針對的是兩宋文學師門關係，而非結合師門關係、師法模倣與詩歌創作來立論；

（二）博士論文《南宋中興詩壇的建構》與《南宋中興詩壇研究》以獨立一節，主要論述“中興四大家”的師友淵源，但不以師承關係作爲全文的論述重點；

（三）單篇論文《南宋中興詩壇的師承與文學史演進》將中興詩壇的師承歸納爲學術型、政治型、文學型三種，除説明三者對中興詩壇産生深刻影響外，更指出師承是推動文學史演進的重要因素。

以上論文，由於分析焦點不同，或篇幅比較短小，未能深入詳細論述中興詩壇的師承情況。至此，筆者以“師承”作爲切入角度，去論析中興詩人師門關係、師法倣效與詩歌創作的關係，甚至探討師承在詩歌發展上的特點，此一研究課題，暫未見睹，故此仍有頗多研究空白，有待全面、深入加以普查、考證與分析。

要之，本書以“師承”作爲切入角度，探討南宋中興詩壇的師承關係，其意義有三：

意義一，在於開拓研究方向。所謂“師承”，無論是師門關係，抑或師法倣效，都是中國古代學術傳統的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師承研究有别於借西洋理論以詮釋古代文學的研究路數，是一種立足於中國古代學術傳統、以中國文化爲本位的研究方法。作爲研究方法的師承研究，卻未受到應有的注視，更未見以此對詩歌作專門、深入和全面的論述。準此，師承研究可以視爲研究方法的一種開拓。

意義二，在於建構宋詩的發展規律。一般認爲詩歌發展與政治、社會等因素有關，筆者對此不表反對，但就觀察所得，至少北宋後期至南宋中期的詩歌發展是靠直接或間接的師門關係，或“以復古爲創新”的師法倣傚來開展的。即是説，師承研究可以視爲詩歌發展規律的另一種詮釋方法。

意義三，在於評騭中興詩壇的文學地位。中興詩壇普遍師承江西，下開江湖，在南宋亦睥睨一時，但到了宋代以後，賞之者寥寥。以師承爲切入角度，有助於準確釐定中興詩壇在文學史上的應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