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生名、字、號的使用情況概述

（1）小名福森，小字百子，又稱伯子

先生最初名福森，字百子，又稱伯子。據説“福森”和“百子”，是先生的祖母鄭太老夫人所取的；二者皆有吉祥的寓意，大概在先生小時候，未定名宗頤之前使用。這種幼時取小名的習俗，或自晉唐以來已經盛行，至清末民初仍未衰竭；先生生於民初，故其祖母爲其取小名，亦屬順理成章之事。先生小名福森的記載，見於潮州饒館王振澤老館長所編的《饒宗頤先生學術年歷簡編》。筆者嘗聞先生説，他年幼時，祖母呼爲“百子”。按因先生已名福森，故這應該是先生的小字；此字應亦可以視爲先生的乳名。

“百子”這個字，因爲較少公開使用，所以知者不多。但在1943年8月，先生曾署“饒百子”，發表了《揭陽方志考》一文，又於1948年在《海濱》復刊第一期發表《傜山咏》及《寄慵石丈》等詩。先生又有一朱文方章，文爲“饒氏百子之印”，此印曾鈐於1994年所繪的《辟邪迎福》圖上。

至於“伯子”，其實原爲“百子”的諧音，因先生是長子，而且百與伯同音（粵音），故師友輩大都稱先生爲“饒伯子”；這個稱呼可見於温丹銘、葉恭綽、曾酌霞、詹安泰、陳湛詮等等與先生唱和贈答詩詞諸題，於茲不贅。“伯子”一字，先生一直有使用，除了早期師友這樣稱呼之外，先生也長期（特别是早期）在他的書畫作品上，用“伯子”或“饒伯子”等印。

（2）名宗頤，字伯濂

“宗頤”和“伯濂”，是先生父親饒鍔（字純鈎，號鈍盦。1891—1932）爲他取的正式名和字。先生有《宗頤名説》一文（見附録二），曾説“先君爲小子命名宗頤，字曰伯濂，蓋望其師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頤，以理學勗勉”；又曾謂“我的兄弟排宗字輩，我二弟名叫宗栻……因中國宋朝有位理學家叫張栻”。由此可知，“宗頤”、“伯濂”、“宗栻”等的來歷和內涵，都和鈍盦先生對兩子的期許有關。即是要先生要求兩子宗法周敦頤（號濂溪）和張栻等，希望他們最終在理學方面有所成就。《禮記·曲禮上》有云：“男子二十，冠而字。”但先生“伯濂”一字，顯然並非在先生及冠時所取的，它早就由先生的父親所命定，因而實際上僅代表了其父要對前賢表仰慕的熱忱，和對兒子學術發展方向的期許。

相信在更名之後，“宗頤”便取代了“福森”成爲先生正式之名，一直使用至今。此舉與漢魏時期“長則更名，而以小名爲諱”的習俗相符。至於“伯濂”一字，先生自云“伯濂之號始終未用之”（見《宗頤名説》），其實不然。1934年（廣州）《文學雜誌》第11期，發表了先生所作的《優曇花詩》，署名正是“饒宗頤伯濂”。這是筆者至今所知先生唯一一次曾使用“伯濂”一字的著録。除此之外，的確未見先生用此字，究其原因有二：因爲先生早慧，當時所交，大多是他的長輩或前輩，故須自稱名而不稱字；又先生嘗親告筆者，他當時的興趣不在理學，而在文學（包括詩文及章回小説的創作）和藝術方面，因此筆者懷疑他有可能是在有意無意間避用“伯濂”一字。

（3）號固庵

先生署“固庵”的文獻記載，最早可以追溯至1938年。當時先生22歲，在《更生評論》這一刊物上發表《固庵詩稿》，即署“固庵”。後來於1968年面世的《固庵詞》、1989年的《固庵文録》、2002年的《固庵詩詞選》等，亦以此號命名。先生又有“固庵”印章多款，是先生書畫作品上的常用印之一。

究竟“固庵”是號還是字，現有不同的説法。筆者傾向認爲是號，因爲先生很年輕便已開始用它，它的出現時間遠早於“選堂”（詳下文）。當時先生正式的名和字是“宗頤”和“伯濂”，常用字則有“百子”（或稱“伯子”）。因此，“固庵”是號的可能性較大。

“固”有多重意義，訓有“牢堅，難攻易守”、“定”、“不傾移”、“安”、“一”、“專取”、“必”、“久”、“常”、“信，實”、“自然”等等，又《逸周書·常訓》有“九德”之説，其中排第七的就是“固”，朱右曾集訓校釋謂爲“不奪”之意。如果説號可以補充名和字的話，“固庵”之號與“宗頤”和“伯濂”配對下，就有要堅定意志，宗法理學的含義在內。而“固”字衆多美好的意涵，也符合《周禮·春官·大祝》“辨六號”注所説的“號爲尊其名更爲美稱焉”的理論。就是説，一個人的號，是可以代替他的名而行於世，而且可以被喊得響亮的。

我們尚未有足夠證據證明，“固庵”是先生自己取的，抑或由他父親所命。雖然一般文人的號，多是自取的，但筆者頗疑此號也許是先生的父親鈍盦先生所命的。先生曾自言“自童稚之年攻治經史，獨好釋氏書”（見《宗頤名説》），表明他少時的志趣已不在當理學家，這一點實有異於其父的意願。如果説“固庵”是先生自取的號，則難以確立“固”字的訓義、先生名字本意和先生當時志趣之間的關聯性。但如果説這個號是其父所命的，那麼“固”字就有著落了。當然，號無定法，“固庵”之號不一定要與名字相呼應，它亦可以表達與名字没有任何關聯的意思。我們也不能排除這是先生在其父英年早逝後，又或者是及冠之後爲自己所取的號，那麼“固”字在此處的訓義，就可能是“堅”、“久”的意思，以寄托生命固久的寓意。

（4）字選堂

先生用“選堂”這個字，最早見於文獻的是1955年在《楚辭書録自序》中的自署：“乙未端午，饒宗頤選堂序”。《楚辭書録》被先生列爲《選堂叢書》第一種，1956年1月在香港刊行；《選堂叢書》共有六種，出版時間一直至1959年11月。之後又有《選堂賦話》（1975）、《選堂詩詞集》（1978、1993）、《選堂書畫集》（1978）、《選堂集林·史林》（1982）、《選堂扇面集》（1985）、《選堂書楹聯初集》（1992）、《選堂書畫：饒宗頤八十回顧展》（1996）、《選堂雅聚：饒宗頤書畫藝術》（2001）、《選堂書法叢刊1—4》（2005—2006）、《選堂墨藪》（2005）、《選堂序跋集》（2006）、《選堂墨韻——饒宗頤書畫選集》（2009）等等以“選堂”命名的書籍。可見這個字的使用，已貫穿了近一甲子。它的使用率是除了“宗頤”一名之外最高的，先生的書畫和題辭，落款最常署的就是“選堂”。

先生曾引臨沂出土的婺光殘簡“名不正不立”之語，指出“正名”是殷人的舊學；又謂“辯名正物”乃儒者所云禮之大端等等。雖然先生談的是廣義的名號問題，但絕對可以借助爲人名學上的參考。前文提到先生幾乎從未使用“伯濓”一字，因此在“選堂”出現之前，先生其實仍未有一個可以被人稱呼的，而又能夠充分代表自己的名字，以回應“正名”的問題。先生也許在及冠之後便已開始想這個問題了；大概到了1950年代，這時他已過“而立”而趨於“不惑”之年，才開始確立了“選堂”一字。

如上文所述，“選堂”是字抑或號，目前是有爭議的，筆者將在下文加以分析平議。

此外，筆者最近見到有些學者將凡是署名“選堂”的文章，都當成是先生的著作，這是不正確的。因爲民國以來又字選堂的文人，還有戴季陶和楊國謨二人；但這兩位先生所發表的文章，內容多涉時事或政論，理應很容易辨别。

至於先生字號的其他别署，如“選翁”、“固叟”，别號如“今荆蠻民”，室名如“梨俱室”等，筆者就不打算在這裏展開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