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版序言

对一个学者而言，自己的书被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是莫大的荣誉，因为这意味着本作品会被超越了自己狭小圈子以外的读者来阅读，意味着其中的主题重要到足以引起更大的知识群体关注的地步。因此，我对《宗子维城》韩文版的出版充满了感激。就我所知，西方学者研究早期中国的著作很少能像本书一样获此殊荣，得以译成韩文出版。这或许是因为，至今出版的学术作品中，有的过于侧重介绍性，有的又太显专业，而有的其本身就是译自中国的经典，而这些经典中本来的观点又不易“转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然而，像《宗子维城》这样一本基于考古试图重建中国青铜时代晚期的社会秩序及其在公元前一千纪的发展的学术作品，是否能够承当得起其韩文译本将其介绍给更广泛的读者群这一殊荣？本书的贡献是否足以使得韩国的知识界——当今世界数得上的最有教养、最智慧的知识群体之一——花费时间来读它呢？是否真的值得大家费力地将整部书都翻译成韩文呢？

想到这些问题，无疑让本书的作者诚惶诚恐，深感不安。当然，用特伦修斯（Terentius）的话，最终“书籍自有其命”。我深知，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既因为其本身的幼稚也由于其探索主题的超级复杂，一定是不完美的。尽管英文原版和日文译本（两个版本于2006年同时出版）的评论者们对本书不乏好评，实质而有说服力的批评也已经提出，但总体而言，针对本书的书评还不是很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至今还没有看到中国学者的反映：因为中国是本书所讨论的主体，或许就本书内容展开的持久而深入的讨论还有望在未来出现；而本书的中文译本，尽管启动已久，离最终出版仍然遥遥无期。相比而言，由于沈载勋（Shim Jae-hoon）教授富有成效的努力，该书的韩文版反而要早于其中文版的出版。有人或许会问：书中的哪些地方会让读者感兴趣呢？哪些地方又与朝鲜半岛的语境相关呢？要回答这些问题，以下三点应最值得注意，即中国与朝鲜半岛历来国土相邻、文化相关，而且研究方法也有平行。

第一，中国乃朝鲜半岛之近邻。尽管本书所讨论的考古文化没有直接延伸至朝鲜半岛（第六章所提及的一则晚期的疑似例子除外），本书描述的社会文化发展距离朝鲜半岛并不遥远，也并不排除当时朝鲜半岛上的居民至少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些事情的发生。周代的中国至少间接地成为与其周边地区进行产品交易和在技术上对其施加影响的策源地；当然，反过来说，朝鲜半岛的诸多产品也有到达周文化范围的可能性，尽管目前而言这在考古上还难以辨识。因此，从考古的角度，本书在真正意义上描述了朝鲜半岛史前时代晚期的更广泛的历史背景。

第二，更重要的是，周代社会产生的很多社会文化范式后来传播到朝鲜半岛，而且在那里影响深远。从这个角度讲，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在公元一到两千年间形成的朝鲜半岛传统文明的诸多源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孕育我们现在称之为儒家文化的政治、伦理及哲学系统的古代社会语境，并强调早期儒家思想与其产生的社会语境之间的特殊的历史联系。韩国的读者当然知道儒家文化在朝鲜半岛传统文明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读者也将意识到，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各种韩国版的儒家文化均有其中国渊源，其形成时代要大大晚于本书所讨论的时期。尽管如此，我相信，本书还是为比较研究早期中国儒家文化与其在韩国文明中的诸多变种提供了潜在意义上的有用数据。

第三，本书之所以能引起韩国读者的兴趣，可能还跟它所讨论的方法论问题跟韩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一致或者类似有关。例如，怎样在物质遗存中识别出思想观念（比如说儒家思想）的表现形式？考古发现是怎样从一般意义上补充了历史文献，而又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与其相冲突的？我们又是怎样对这两类证据进行衡量、判定优劣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困扰所有古代文明研究的难题，我在本书的引论部分对其有更详细的阐述，而且全书通篇均会涉及。因为中国在地理位置和社会文化方面与韩国都有联系，所以中国的例子就尤其能为在韩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本书对于如何根据考古数据对社会组织、社会分层以及民族问题作出推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当韩国考古学家考察类似问题的时候，我的这些讨论或许能从方法论的角度引发他们的兴趣。通过跟中国进行比较，我们或许会更精确地识别出到底是什么让韩国文明如此与众不同，从而解释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文明仍能保持其本身的独特性。

我第一次访问韩国是在1983年，那时我还是个研究生。从那以后，我一直对韩国考古和历史有强烈（尽管不是专业性的）的兴趣。我也对朝鲜半岛与中国文明长达数世纪的交往很有兴趣；这种交往使得中国文明的要素根深蒂固地融入朝鲜半岛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举例来说，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研究韩国金石学史（金石学即是科学的考古方法产生之前对中国文明的物质遗存进行鉴赏、测量及归类等处理的产物，在朝鲜和韩国十分流行）。这就是未来研究中的一个引人入胜的题目，此类研究也将为与欧洲思想史上类似于金石学的现象进行比较研究提供潜在的材料。现代韩国的中国研究是二战之后新发展出来的，而我也很荣幸能够结识许多优秀的同行，他们都在自己各自的领域为推动韩国的中国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我强烈希望，本书的韩文版能为韩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思想遗产的越来越多的清醒认识贡献些许力量，并希望这本小书能使大家更能认识和欣赏依然回荡在当今韩国社会的中国文明的因素。

在此，我也想对沈载勋教授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付出的大量时间和努力表示深深的感谢。这一翻译任务花去了他2009—2010年期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休年假时的大部分时间。为了将书中的某些细微之处通过翻译更好地传达给韩国读者，我至今还记得我们之间进行的那些有趣讨论。尽管我的韩语水平非常有限，可是我仍能感受到，沈载勋教授细腻的翻译准确地表达出了作者的意图。更令人欣喜的是，在精心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沈教授还发现并更正了书中的多处小错。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个经过重新修订的英文版出现之前，大家手里的韩文译本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最权威的版本。

尽管本书出版之后又有许许多多的新发现和新成果问世，尽管如果将这些发现成果及时收入书中会将其中的观点阐述得更加准确，也尽管这样做会有机会对书中的有些地方进行必要的修正，但我们却不想对书中的实质性内容进行更新。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新材料，无疑还会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而继续增加，而且一本书永远也无法完美地反映出历史现实。所以，相比做一些永远无法令人满意的修修补补而延误出版，我们还是选择了在翻译中不改变书中论点，而是把它们在2006年出版时英文原版里的样子忠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〇一〇年秋夕 德国艾朗根（Erlan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