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字经》中的法律文化

明代著名理学家吕坤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在民国时期，“三、百、千”发行量惊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中国现在销行最多的书是什么？就我所观察还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近代尚且如此，古代对此类蒙学读物的重视则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性善论基础上的德治论

中国古代与西方不同，大体是在对人性和权力信任的基础上坚持“礼治”和“德治”，或曰“德主刑辅”。这和儒家的性善论密不可分。先秦儒家对人性为恶、为善是有争议的，孔子对此没有明说，孟子方明言人性为善，但荀子主张人性为恶。后世性善论似乎占据主流地位，而对性善论传播贡献最大的，当数《三字经》。它开宗明义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三字经》作者（相传是宋元之际宁波大学者王应麟）在这里实际上是综合了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思想，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但荀子在性恶后面马上来了一句“其善者伪也”，就是说，虽然人性起初为恶，但经过礼义教化等后天的人为努力，是可以由恶变善的。既然认为人性本善，那就必然主张治理国家当以“德治”为本。“德治”的核心是实行教化，所以，《三字经》大量内容用来宣传重教和重学。关于教化，《三字经》突出家庭和老师的责任：家庭教育方面成功的例子是“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老师成功培养优秀弟子的例子，《三字经》未举，但最后强调了“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在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方面，《三字经》主要讲了三点：一是指出人不学习，就无法成为人：“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二是学习要刻苦耐劳，虽穷犹不忘学、虽老犹不忘学，《三字经》举例来说：“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三是读书的顺序是先读“经”、次读“子”、再读“史”：“经既明，方读子”“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不知何故，《三字经》没提“集”，是否“子”“集”难以截然分开？

（二）“三纲五常”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

中国古代需要处理的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不少学者称中国传统文化为“伦理”“人伦”文化。“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是中国古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正如《唐律疏议》开宗明义所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三字经》重点论述了“三纲五常”，它说：“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三字经》按照“三纲五常”的观念叙述历史的演进，对不符合君臣大义的历史更替皆用“篡”“争”等字眼，如“至孝平，王莽篡”“魏蜀吴，争汉鼎”。学者一般认为“三纲”强调卑幼服从尊长，“五常”则强调在此基础上相互仁爱。所以，《三字经》说：“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它还举例说，“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三）家庭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轴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深刻地指出，西方家庭自古以来以夫妻横向关系为核心，而中国古代以父子纵向关系为核心。因此，前者容易强调爱情、平等，后者容易重视传宗接代义务和尊卑。《三字经》要儿童记住的就是按照传宗接代要求而来的“九族”关系：“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这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就容易树立了。

（四）学而优则仕的文人理念

余英时先生曾经指出，西方知识分子的理念和中国传统士大夫不同，前者强调独立、批判，后者强调批评性地参与和建设。因此，中国几千年之所以文明薪火相传不尽，就在于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积极的角色促进社会发展。这与孔夫子提倡的“学而优则仕”理念不可分割。《三字经》强调了这一点：“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它体现了古代士大夫“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特色。

《三字经》比较可贵的是，它在阐述三纲五常时，没有把君臣、父子、夫妻等伦理关系单向地绝对化，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在阐述人人都要学习时，没有歧视女性，因为它列举了“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等女性例子，冲出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