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冷兵器与火器共存时代的指挥与战术

冷兵器与火器共存时期指公元10世纪70年代至公元17世纪末，即北宋初年至明末清初年间，历时约700年。早在10世纪初我国就把火药用于军事。10世纪至13世纪，先后发明了燃烧性和爆炸性火器以及长竹竿火枪、飞火枪、突火枪等管形火器，并创制了金属铸造的火铳。13世纪时中国的火药和火器通过来往商人和蒙古军西征传入阿拉伯国家和欧洲。14世纪前半叶，欧洲一些国家的军队开始仿制和使用火枪、火炮。火器的大量使用，为战术的变革提供了物质条件，火力杀伤与冲击格斗的日趋结合成了指挥与战术发展的中心环节。在这一时代由于兵器的发展表现为火器和冷兵器相对消长的渐变过程，因而对指挥与战术发展的影响也是逐渐形成，它经历了由长矛到火枪，由骑兵优势到步兵优势，由纵深队形到线式队形，由白刃格斗到火器战斗的过渡。同期的欧洲出现了一批条令，规定了指挥与战术的基本原则和战斗的基本方法，对指挥与战术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一、火力杀伤与冲击格斗相结合的指挥与战术

随着火器运用于军事，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其巨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由于当时火器的数量少、性能不高，尚未取代冷兵器的主导地位，故长期处于冷兵器与火器的共存时期。此时期，人们将火力的杀伤与冲击格斗结合起来，形成了火力杀伤与冲击格斗相结合的指挥与战术。中国在宋金战争、蒙金战争和宋蒙战争中，把霹雳炮、震天雷等火器用于攻守城寨的战斗，开始运用了火力杀伤与白刃格斗相结合的指挥与战术。14世纪中叶，元末农民起义军中有了大量火铳，使火力杀伤和白刃格斗相结合的战术得到了发展，战斗时，火器手、弓弩手、长短枪手依次而列，前疏后密，骑兵在两翼或居后，先用火器猛射对方前锋，继以弓弩杀伤对方人马，再以骑兵冲锋和白刃格斗解决战斗。15世纪初，中国明朝组建了以火枪、火炮为主要装备的“神机营”，在与瓦剌贵族步兵和骑兵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法国和西班牙先后改良了火炮和火枪，火炮安装了带轮子的炮架，火绳枪改造成了装有枪架和瞄准装置的西班牙火枪，使枪炮的射程、杀伤力和机动力大为提高，开始取代了弓弩和长矛。在运用火力杀伤的过程中，炮兵的火力准备、火力袭击、拦阻射击等战法开始萌芽。如1631年，后金军在大凌河之役中，集中火炮60门，连续炮击三日，攻下了明军防守的于子章台；同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布赖费尔德会战中，把约100门火炮集中在一处使用。1632年，古斯塔夫·阿道夫在雷赫河会战中，又一次集中72门火炮的火力掩护强渡该河，击溃了梯利统率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军队。这三个战例，是首创集中使用炮兵火力的例证。

二、战斗队形由密集趋向疏散的线式指挥与战术

线式指挥与战术的出现使火力与突击相结合的指挥与战术更加完善，《战术学基础》[3]认为：由于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步兵、骑兵、炮兵和长矛手、火枪手共同参加战斗，火器数量日益增多，原来的集团式密集队形不能充分发挥火器的作用，并容易增大伤亡，因此，战斗队形逐渐地由大阵趋向小群，由密集趋向疏散，由纵深队形向线式队形演变。为了使火力与突击相结合，一般采用火器和冷兵器分别编排、前后重叠配置的方法，组成多种队形。例如，明朝中期中国军队中的火器手约占一半，民族英雄戚继光在与倭寇的作战中，创造了由12人为一个指挥与战术单位组成的鸳鸯阵，和以此展开而成的两仪阵等小分队的战斗队形。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纵深较大的三才阵，这种队形区分为游骑、战锋队、跳荡队、驻队、中军等，战斗时，先由游骑与敌接触，保障主力接敌和完成攻击准备，随后战锋队以火力杀伤对方，跳荡队进行白刃格斗，驻队视情从正面增强突击力量，或从侧背夹击对方。17世纪上半叶，由于燧发枪的发明，火炮的改进，弹壳、装弹铁探条和药包、霰弹、爆炸弹的使用，枪炮的装填大为简便，射速加快，威力提高，军队火器的比例进一步增大，使火力逐渐成为决定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为了使更多的火器在战斗中同时发挥作用，战斗队形的正面加大、纵深缩小，在原来纵深横队的基础上，开始成两线配置，步兵在中央，骑兵在两翼，炮兵在两个兵种的正面或间隙上，有时还以骑兵或骑兵与步兵混合编成预备队，步兵展开成纵深不少于6列的横队，火枪手在前面或两翼成散开队形进行射击，长矛手在后面或中央进行掩护。这是线式指挥与战术的萌芽。

三、步、炮、骑等多兵种运用的指挥与战术

由于火器的使用，冷兵器的日益成熟和完善，使得战斗成分趋向复杂。在战斗过程中，要发挥整体合力，必须加强对各兵种指挥与战术的研究。在战斗的实践过程中，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步、炮、骑多兵种运用战术理论得到了发展。在初始阶段，由于冷兵器与火器并存，冷兵器仍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火器数量的增加和性能的逐步改善，火器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因此，人们对指挥与战术的探索也是由以“阵式指挥与战术”为主，逐渐变为以火力杀伤为主的指挥与战术。《战术学教程》中写道：在此时期，继提出指挥与战术的概念，并出现专论“阵法”的《握奇经》之后，宋朝为了使军人在军事理论上“不昧古今之学”，耗时5年，编成了《武经总要》一书，同时，开始建立武学，设武举。到宋神宗时，武学和武举制度进一步确立，并在元丰年间下令颁发《武经总要》，作为武学和武举的统一教材。在朝廷的带动下，大批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主要有许洞的《虎钤经》、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以及《百战奇法》等。至此，在中国正式把兵书像儒家经典一样称为兵经，并第一次由国家建立起正规军官学校，标志着中国军事学的建立。随着火器地位的上升，明朝永乐年间，创建了专习枪炮的“神机营”，成为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支火器部队。火器的广泛运用和炮兵部队的出现，使骑兵的地位逐渐降低，并引起了战斗队形的变化；引起了战法的革新。初步产生了火力准备、火力袭击和拦阻射击等方法，产生了“低姿”、“跃进”的接敌运动方式；在战斗开始时，先以火力猛烈轰击，然后出动骑兵，利用火力效果向敌冲击；诱敌至埋伏地区，以预先配备的火器对敌突然袭击；组织强大的火力，在一定地区构成严密的防御，以阻止敌人进攻。在冷、热兵器并存的局面下，战争实践较之以往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使得军事学发展自然成为我国历史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当时的兵书著作中，代表作主要有《投笔肤谈》《纪效新书》《火龙神器阵法》《车营扣答合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