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私有财产权的确立与民事法律的发展

周初继续实行土地国有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7]。但是周初的土地国有制较之夏商已有所松动，《诗经·小雅·大田》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反映了庶民也已有了少量的私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个体劳动为特征的小农经济逐渐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土地国有制度向着私有制过渡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郑国“作丘赋”、秦国“初租禾”，显示了国家以设定义务的方式承认土地私有权，标志着土地私有的合法性。此后“履亩而税”成为既定的国家政策。

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由此，买卖成为取得不动产——土地的重要途径，并得到法律的保护。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土地进入流通领域，带动了动产——货贿（金玉、布帛）、奴隶、牛马、六畜、兵器等的市场交易，铭文中对周朝中晚期有关交换、买卖、租赁土地及其他动产的民事活动均有记载。

周共王时期铜器《五祀卫鼎》，记载了裘卫以田四田交换邦君厉田五田，得到厉的认可，并请有关官员、证人参加，签订了交换契约。裘卫为使此项交换合法化，为保护通过交换获得的“田五田”的所有权，铸鼎记述交换的全部过程。

《九年卫鼎》记载了周共王九年，裘卫以车马及附属器具衣物等换取了矩伯的土地。在举行了交换仪式之后，裘卫铸鼎，镌刻“卫其万年永宝用”的字样，以确认和保护交换来的土地的所有权。

此外，《伯格簋》铭文记载了一乘良马可交换耕地三十田，《曶鼎》铭文记载了五名奴隶可交换匹马束丝。

近年出土的《卫盉》记载了共王三年，矩伯向裘卫购买觐璋，裘卫索价八十朋，矩伯以田十田为代价，然后矩伯又“舍田三田”，向裘卫购得价值二十朋的赤色虎皮两张、牝鹿皮饰两件和有文饰的蔽膝一副。

《卫鼎甲》铭文记载了邦君厉因营治二川有功，周共王赏田五田。共王的几位大臣还询问邦君厉：“女（汝）贮（租）田不？”邦君厉答：“余审贮（租）田五田。”几位大臣遂“使厉誓”。

生产关系的变化与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变动，交换与让渡的不断发生，都要求法律的调整与保护，正如《周礼·秋官·司寇》所说：“凡民间财货者，令从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民事法律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得到了发展。

就民事权利主体而言，除王室贵族外，庶人、工商也由不完全的民事权利主体发展为完全的民事权利主体。《国语·周语》说：“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供其上。”从而扩大了参与民事活动的群体的范围。

在所有权方面，周初土地实行国有亦即王有，国王通过封赐的方式使诸侯卿大夫获得土地。如《大盂鼎》铭文记载“受民受疆土”；《大克鼎》铭文记载“易（赐）女（汝）田”；《永盂》铭文记载赐永“田阴阳洛”。受封赐的诸侯卿大夫只有土地占有、使用、收益权，不享有对土地的处分权。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开垦私田是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另一重要途径，“王土”的观念日益淡薄。特别是公元前770年，周王东迁落邑，平王以秦襄公护驾有功，与襄公盟誓，将岐山之西的土地封给其所有，所谓“即有其地”。[18]首次正式承认了诸侯国对于封国的土地所有权。

在西周的民法中，债法最具有代表性。在古字中“债”为“责”，按《说文解字》：“责，求也。”意为一方享有特定的权利，即债权人；另一方负有特定的义务，即债务人。另据《周礼》：“听为责。”表达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此外，《周礼·秋官·朝士》曰：“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凡属责者，以其地傅而听其辞。”[19]《周礼·天官·小宰》云：“听称责以傅别。”[20]所谓判书、傅别类似契约，说明契约是债发生的重要条件。

西周时期民法虽然简单粗疏，但却给发展中的民事法律活动提供了保护，特别是对于不断发生的民事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