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早晨的奇遇

早晨阴寒彻骨，雾气似乎还是很浓——我说“似乎”，因为窗户布满了尘土，就是仲夏的阳光照在那上面也会变得黯淡无光的——然而我早就有了戒心，知道一早呆在屋里一定挺难受，再说，我对伦敦早就感到新奇，因此，杰利比小姐一提出要去散步，我就觉得这主意挺不错。

“我妈还得过好一会儿才下楼，”她说，“而且，要是早饭能在一个钟头左右开出来，那就算咱们运气了，他们总是那样磨磨蹭蹭的。至于爸爸，他有什么吃什么，吃完就上班。他可从来也没像你们那样规规矩矩地吃早点。蓓莉西拉头天晚上给他留一个面包；要有牛奶的话，也留一点。有时候根本就没牛奶，有时候是猫把奶给喝了。不过，恐怕你一定累了，萨默森小姐，你也许还是愿意到床上去歇歇吧？”

“我一点也不觉得累，亲爱的，”我说，“我倒愿意出去走走。”

“你要真愿意的话，”杰利比小姐答道，“我这就穿衣服去。”

婀达说也要去，而且立刻就起床了。我跟啤啤说，他最好能让我给他洗洗脸，洗完了再到我床上去睡。他很乖地听我的话。给他洗脸的时候，他一直盯着我，那样子好像他从来也没有这样惊奇过，而且将来一辈子也不可能再这样惊奇似的——不用说，他的样子还挺可怜，不过倒也没有抱怨什么，洗完脸就干干净净地去睡觉了。起先，我还拿不定主意，好不好这样冒昧，可是我想了一下，觉得这里的人大概不会注意这种事情。

我急急忙忙打发啤啤去睡觉，自己也急急忙忙收拾好，又帮着婀达收拾好，几下一来，身上马上就热极了。我们发现杰利比小姐在书房里想烤火取暖；蓓莉西拉正在用那个熏得黑黑的大烛台把炉火点起来，还把蜡烛扔到壁炉里，让炉火烧得旺一点。所有的东西也还是昨天晚上我们离开时那个样子，而且显然是有意让它们保持原状。楼下那张吃晚饭时铺的桌布一直没有拿走，还留在那儿准备第二天吃早饭用。满屋都是面包屑、尘土和废纸。几个锡蜡罐和一个牛奶罐挂在地下室门前的栏杆上；门敞开着；在拐角的地方，我们碰见厨娘从一个酒馆出来，一边走一边揩着嘴。她经过我们身旁时说，她是看钟点去的。

可是在遇到厨娘之前，我们就碰见理查德了，他那会儿正在泰维斯法学院街上跑跑跳跳，让两只脚暖和暖和。他看见我们这么早就出来走动，感到非常意外；他说他很高兴跟我们一块儿去散步。于是他照顾着婀达；杰利比小姐和我便走在前头。我不妨提一提，杰利比小姐又绷起脸来了，因此，要不是她跟我说过她挺喜欢我，那我做梦也想不到呢。

“你打算上哪儿去呀？”她问道。

“随便什么地方，亲爱的！”我答道。

“随便什么地方算是个什么地方呀！”杰利比小姐说着便赌气站住不走。

“不管怎么说，咱们找个地方去好了，”我说。

于是，她领着我，走得非常快。

“我才不在乎哩！”她说。“你这次可亲眼看见了，萨默森小姐，我说不在乎——不过，如果他，这个脑门又亮又鼓的家伙，还是天天晚上跑到我们家里来，他就是活到玛士撒拉那样的年岁，我跟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他和我妈都是蠢驴！”

“亲爱的！”我对杰利比小姐用的这种称呼以及这种过激的语气暗暗表示反对，“为人子女，你的责任——”

“噢！别说什么为人子女的责任了，萨默森小姐；我妈为人父母的责任又怎么样？依我看，全给了社会和非洲了！那就让社会和非洲尽那为人子女的责任好啦；这是社会和非洲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瞧你那样子，你害怕了，是不是？好极了，我也害怕；咱们俩都害怕了，那么好，这事情就说到这里！”

她领着我走得更快了。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我还是要讲讲。他可以上我们家来，天天来都行，我跟他还是没什么可说的。他这人真叫我受不了。要是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叫我憎恨和讨厌的话，那就是他和妈谈的那些事儿。真不晓得我们家对过的那些铺路石头，能不能有那么大的耐性，在我们那儿呆一呆，听听他们那些前言不对后语的废话，看看我妈的家务事！”

我认为她指的无非是奎尔先生，就是昨天晚饭后来访的那个年轻绅士。现在我倒是不必去跟她谈论这件不愉快的事了，因为理查德和婀达已经大步跑上来，一边笑，一边问我们是不是打算赛跑。这样一来，杰利比小姐和我的谈话就给打断了，她默不作声，绷着脸在我旁边走；我这会儿却赞赏着那些连绵不断和形形色色的街道，赞赏着那许多来来往往的行人、那些驰来奔去的车辆、那些忙于布置橱窗和打扫铺面的情景，以及那些古里古怪的家伙——他们衣衫褴褛，偷偷摸摸地在垃圾堆中翻寻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和别的废品。

“看样子，表妹，”在我后面的理查德用一种很愉快的声调对婀达说。“我们永远也走不出大法官庭啦！我们现在是从另一条街来到我们昨天会面的地方，而且——我的天呵，那个老太太又来了！”

不错，她又来了，很快就到了我们跟前，一边行礼，一边带着昨天那种自命是大恩人的神气，笑着说：

“贾迪斯案的受监护人！我实在是非——常高兴！”

“你这么早就出来啦，太太？”我说话的时候，她正向我行礼。

“是——的！我常常很早就上这儿来。开庭前我就来了。这地方很幽静。为了对付一天的事务，我就到这里来定一定心，”老太太装模作样地说。“一天的事务挺费心啦。大法官庭的诉讼手续很——不好懂。”

“这是谁，萨默森小姐？”杰利比小姐低声说，一边紧拽着我的胳臂。

小老太太的耳朵非常机灵，她自己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是一个起诉人，孩子。我很愿意为你效劳。我很荣幸地常到法院去。带着文件。请问这一位贾迪斯案的年轻当事人怎么称呼？”老太太说，深深地行了一个屈膝礼，并把头歪到一边。

理查德为了弥补他昨天那种轻率态度，便和和气气地对她解释说，杰利比小姐和这场官司没有关系。

“哈！”老太太说。“她不希望法院作出判决吗？她将来总归要老的。不过不至于这样老。哎哟！这儿是林肯法学协会的花园呐。我管这地方叫我的花园。夏天的时候，处处树影婆娑。鸟儿也唱得非常悦耳。法院歇夏的时候，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这里。总是在沉思默想。法院的歇夏时间太长了，你们有这个感觉吗？”

她似乎希望我们说也有这种感觉，于是，我们就这样说了。

“等到树叶子掉落了，花儿也开过了，不能给大法官的大法官庭供上香花的时候，”老太太说，“这个假期也就结束了；同时，《启示录》里提到的第六印又逞威风了。请到舍下来瞧瞧吧。这对我来说，倒是个好兆头。青春，希望和美貌，是很难得光临我那儿的。这三样东西已经好久没登我的门了。”

她拉着我的手，领着我和杰利比小姐往前走，一边向理查德和婀达招手，让他们也来。我一时不知怎样推辞，只望着理查德求援。因为理查德感到又好笑又好奇，同时也想不出办法把这个老太太摆脱开而又不得罪她，于是她便领着我们继续往前走，而理查德和婀达也只好跟着来了。我们这位古怪的领路人，一直是满脸笑容，显得非常殷勤；她不断对我们说，她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

这倒也不假，我们不久就看出来了。原来她住得这么近，我们还来不及对她说几句客套话，就来到她的家了。林肯法学协会墙外有一些空场子和胡同，老太太就在其中的一条偏僻的小街上突然站住，在一个小旁门前放开了我们：“这就是我的寓所。请上去吧！”

她这时正站在一个铺子门前，门上方写着：克鲁克——碎布旧瓶收买店。还有几个细长的字写着：克鲁克——旧帆具收购商。橱窗的一角有一幅画，画着一个红色的造纸厂，造纸厂门口有一辆运货马车正卸下一包包的碎布。橱窗的另一角，有一个牌子写着：收买骨头。另一个牌子写着：收买厨房用具。又一个牌子写着：收买旧铁器。还有一个牌子写着：收买废纸。更有一个牌子写着：收买男女估衣。这里似乎什么东西都收买，可是什么也不出售。橱窗里还摆满了脏瓶子、黑鞋油瓶、药瓶、姜汁啤酒和苏打汽水瓶、酸菜瓶、酒瓶、墨水瓶。提到最末一种瓶子，我不禁想起，这铺子在某些小地方，有一种同法律搭界的气氛，它似乎是法律界的一个肮脏的食客或是脱离了关系的亲戚。墨水瓶多极了。在门前一条摇摇晃晃的小板凳上，放着几册又旧又破的书，一张纸条标明：“法律书，每册售价九便士”。我前边列举的一些牌子是用法律字体写成的，就和我在肯吉－卡伯伊事务所见到的文件和我很早以前从这个事务所收到的信件的字体一样。其中有一个牌子也是用法律字体写成的，不过和这铺子的买卖没有什么关系；那上面只是说有一位很体面的先生，四十五岁，专门誊抄文件，字体端正，交件迅速，委托者请转托本店克鲁克先生与尼姆联系等等。几个旧袋子，有蓝的、有红的，高高挂着。铺子里，离门口不远的地方，放着一堆堆脆裂的旧羊皮纸文件和褪了色的、纸角卷折的法律文件。我简直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数以百计、像废铁般乱堆在一起的生锈的钥匙，从前都是律师事务所开办公室或大保险箱的钥匙。乱糟糟的碎布，一部分堆在一个残缺不全的木秤的秤盘上——秤杆吊在屋梁下面，连个秤砣也没有——一部分堆在秤盘旁边，这些碎布很可能就是辩护士们穿戴得破旧了的宽领带和大袍子。正如我们站在那儿往店里张望时，理查德告诉我和婀达的那样，我们只要想象一下，堆在那边角落里、剔得干干净净的骨头就是诉讼当事人的骨头，我们也就可以对这个店铺的面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

本来，这会儿雾气还浓，天色阴沉，这个铺子又被几尺开外的林肯法学协会的高墙把光线挡住而显得格外黑暗，因此，要不是有一个架着眼镜、戴着一顶毛茸茸的便帽的老头，拿着一个点亮的手灯在店里走来走去，我们恐怕看不见这么多的东西呢。他转过身向门口走去，看见了我们。这人身材矮小，面容枯槁；脑袋歪到一边，陷在两肩之间；他一呼吸，嘴里就喷出气来，仿佛他的五脏六腑都在燃烧。他的喉咙、下巴和眉头上，长满了雪白的胡须，皮肤上青筋毕露、皱纹满布，显得疙里疙瘩，因此从胸部起往上看去，活像一株雪中的老树根。

“嗨，嗨！”老头一边说，一边来到门口。“有什么东西要卖吗？”

我们自然而然地往后退着，看了看我们的领路人；她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正要去开那屋门，这时候理查德便跟她说：我们知道她住在这里，已经很高兴了，现在因为时间仓促，希望就此告辞。但是，要摆脱她可不那么容易。她的态度恳切得出奇，一定要请我们上去看看她的寓所；她毫无恶意，只是热情地领着我进去，认为这也是她所盼望的一个好兆头，因此，我（且不管别人怎么样）眼看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也就答应了她。看样子，我们当时多多少少都有点好奇；——总而言之，老太婆三请四劝还不算，店铺里那个老头帮着她劝说：“喂，喂，让她高兴高兴吧！这费不了多长时间！请进，请进！要是那边的门有毛病，请从店里走好啦！”于是我们一则受到理查德的笑声的鼓励，一则也仗着他的保护，便都进去了。

“这是我的房东克鲁克，”小老太太说，她把他介绍给我们的时候，摆出一副纡尊降贵的样子。“四邻都管他叫大法官，管他这铺子叫大法官庭。他是个怪物，实在古怪。嗬，你听我说没错儿，他这人古怪极了！”

她摇了好几次头，又用手指轻轻敲着脑门，对我们表示，我们对这个老头儿一定要宽宏大量，多多原谅他。“你们知道不，因为他有点儿疯疯——！”老太太一本正经地说。那老头听见了，呵呵大笑。

“一点也不假，”他一边说，一边拿着手灯在我们前面走着，“他们确实管我叫大法官，管我这铺子叫大法官庭。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管我叫大法官，管我的铺子叫大法官庭吗？”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理查德随随便便地说。

“你瞧，”老头说，他把话打住，转过身来，“他们——嘿！瞧这头发多漂亮！我地下室里有三口袋女人头发，可是没这样细、这样漂亮的。多么好看的颜色，多么柔软光滑！”

“行啦，我的好朋友！”理查德说，很不高兴这老头用那蜡黄色的手去摸婀达的一绺长发。“你可以像我们这样欣赏欣赏就够了，可不能这样动手动脚。”

老头猛然向理查德瞟了一眼，这一眼竟把我的注意力从婀达身上吸引了过去；婀达当时吃了一惊，脸红起来，显得特别漂亮，看样子，连那小老太太的飘忽不定的眼光也被她给吸住了。婀达笑着插嘴说，她对于这种出自诚意的夸奖只能感到骄傲，于是克鲁克先生就像他刚才突然兴奋一样，这时又突然恢复了原来的神气。

“你们瞧，我这儿有这许多东西，”他举起了手灯，继续说下去，“有这许多货色，我的四邻认为（不过他们什么也不懂），所有这些东西都要糟蹋掉，都要毁坏、破损，所以，他们就给我和我这个铺子取了外号。再说，我还有这些旧羊皮纸文件和别的文件，我还喜欢铁锈、霉臭和蜘蛛网。只要是有利可图的，我统统都要。凡是能弄到手的东西，我都舍不得割爱——也许我的四邻就是这么看的，可是他们懂什么？凡是要在这儿来个什么改换门面啦，搞什么打扫啦、洗刷啦、修整啦，我都受不了。这就是我得到大法官庭这个坏名声的原因。我可不在乎。只要我那位高贵而博学的兄弟到法学协会来开庭，我每天总要去看看他。他不注意我，我可是注意他。我们谁也不比谁强多少。我们俩都在辛辛苦苦地干着糊涂事儿。嘿，珍妮小姐！”

一只大灰猫从旁边的架子上跳到他肩膀上，把我们吓了一跳。

“嘿！让他们瞧瞧你怎么用爪子抓的。嘿！抓呵，我的小姐！”猫的主人说。

那只猫跳了下去，用它那老虎似的利爪去抓一捆碎布，发出一种使我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要是放它去抓人的话，它也会像现在这样抓的，”老头说。“我除了别的东西，还收买猫皮，这猫就是为了卖皮才送到我这儿来的。你们看见了吧，它的皮多漂亮，可是我没把它剥下来！这可不像大法官庭的做法，你们说说，对不对？”

这时候，他已经领着我们走到紧里头，并且把那里的一扇门打开，那门通往住宅的入口处。他站在那儿，手按着门锁；小老太太在走过去之前，很和蔼地对他说：

“行啦，克鲁克。你的心眼儿顶好，就是有点讨厌。我这几位年轻朋友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不多，马上就要到法院去。我这几位年轻朋友都是贾迪斯案的受监护人呢。”

“贾迪斯！”老头说道，吓了一跳。

“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就是那场大官司，克鲁克，”他的房客答道。

“嘿！”老头用一种不胜感慨的口气喊了一声，他的眼睛比刚才瞪得更大了。“真想不到！”

他好像忽然着了迷似的，非常好奇地望着我们，于是理查德说：

“哦，你似乎很关心你那位高贵而博学的兄弟大法官所受理的案子呢！”

“不错，”老头心不在焉地说。“那当然啰！你的姓一定是——”

“理查德·卡斯顿。”

“卡斯顿，”他跟着说了一遍，一边慢慢掐着食指算起来；以后，每提到一个姓，就屈起一只手指。“不错。我想，有姓巴巴莉的，有姓克莱尔的，也有姓德洛克的。”

“他对这案子知道的真不少，一点也不比那个拿薪俸的真正的大法官差！”理查德感到非常惊讶地对我和婀达说。

“可不是！”老头说，慢慢从那种心不在焉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不错！托姆·贾迪斯——请原谅，我提到这个名字了；可是法院却只知道他这个名字，而他在那边又是挺有名的，就像——她现在那样，”他一边说，一边轻轻向他的房客点了点头；“托姆·贾迪斯从前常上这儿来。遇到那案子开庭或者快要开庭的时候，他就坐立不安，老在这附近走来走去；他常常跟那些小店铺的老板聊天，告诉他们，不管怎么样，也不要跟大法官庭打交道。‘因为，’他说，‘那就像在一个慢慢转动的磨子里被碾成齑粉；就像在用文火烤东西；就像被一只只的蜜蜂螫死；就像被一滴滴的水淹死；就像长年累月一点一滴地发疯。’他一心想着快快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当时就站在这位年轻小姐现在站的地方。”

我们听了，都很害怕。

“他是打那门口进来的，”老头说，一边根据自己的想象，慢慢比划着托姆·贾迪斯当时走进铺子来的情景，“我说的是他动手那一天——这附近的人早在几个月之前就议论，都说他迟早要动手——他那天打那门口进来，走到这里，就在这儿的一条板凳上坐下来，叫我（没问题，我当时的样子年轻多了）给他买一品脱酒来。‘因为，’他说，‘克鲁克，我心里很难受；我那案子又开庭了，我想，我马上就要受到判决。’我当时不想让他一个人呆着，我劝他上我这条街（我指的是法院小街）对过的那家酒馆去；我当时还跟在他后面，从窗口往里瞅了瞅，看见他坐在壁炉旁边的扶手椅上，好像很愉快，而且还有别的人跟他在一起。可是，我刚刚回到铺子里，就听见一声枪响，传到法学院那里。我往外跑——邻居们也往外跑——我们十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喊道：‘托姆·贾迪斯！’”

老头把话打住，紧紧地盯着我看，然后又低头对着手灯，把火吹灭，把手灯关好。

“我们当时都猜对了，这我就用不着再跟你们讲了。嘿！说真的，那天下午开庭的时候，附近有多少人挤到法院里去呀！我那高贵而博学的兄弟和他们那一伙人，还是跟往常一样，在那里瞎费劲，胡弄一气，装得好像他们对这案子刚刚发生的事一点也没听说似的，或者，就算是偶尔听说了——我的天哪！——也装得好像和这事情没什么关系似的！”

婀达的脸一点血色也没有了，理查德的脸也同样发青。至于我，尽管不是这场诉讼的当事人，当时也感到不寒而栗，所以，当我看见这两个涉世不深和毫无人生经历的人，非常害怕继承这种迁延时日的不幸（这种不幸使许多人都想起了可怕的往事），我也就不觉得奇怪了。还有一点，我也感到不安，那就是让这个把我引到这儿来的疯疯癫癫的可怜人听了这个痛苦的故事以后，不知她会怎么样。然而，使我惊讶的是，她似乎对这一点并不理会，只顾领着我们往楼上走，同时还像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对普通人的弱点加以原谅似的，告诉我们说：她的房东“有一点儿疯疯——，你们知道吧”。

她住在这房子的顶层，屋子挺大，从那儿可以看见林肯法学协会大厅。这似乎是她当初卜居在这地方的主要原因。她说，她在晚上，尤其是在有月亮的晚上，可以看见这个大厅。她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只是四壁萧然，空空如也。我注意到，家具少得不能再少；墙上贴了几张版画，那都是从书上剪下来的大法官和辩护士的肖像；还有五六个手提网袋和针线袋，据她说，那里面都“装着文件”。炉栅里既没有煤也没有灰，而根本没看见什么衣服或食物。在一个敞开的碗柜的搁板上，放着一两个盘子、杯子之类的东西，但是那里面也是空无一物。我往四下看了看，我觉得她的容貌这样瘦削，原来是有着比我当初所了解的更加令人可怜的原因。

“这次能得到贾迪斯案的受监护人光临寒舍，”我们这位可怜的主人彬彬有礼地说，“我实在感到不胜荣幸。同时，你们给我带来这样一个好兆头，我也非常感激。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点，比较起来是偏僻一些。在挑选地点方面，我是受到限制的。因为我必须听从大法官的吩咐。我在这儿住了好些年了。我把白天的时间消磨在法院里，把黄昏和晚上的时间消磨在这里。我老是觉得晚上的时间长，因为我睡得少，想得多。既然是和大法官庭打交道嘛，那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喽。真对不起，我没有巧克力糖给你们吃。我盼望我这案子很快能得到判决，以后我就把这个家弄得像样点。目前，我不妨对贾迪斯案的受监护人坦白说（这是极其秘密的事），有时候我感到很难把这个家弄得体面一些，我早就觉得这儿冷。我早就觉得有什么东西比冷还令人难受。这倒没什么关系。请原谅我拿这些无聊的事来谈。”

她把那个又长又低的顶楼窗的帘子拉开一些，让我们看看挂在那儿的一些鸟笼；有些鸟笼装着好几种鸟。有云雀、有红雀、也有金翅雀——依我看，至少有二十只。

“我当初养这些小东西的目的，”她说，“你们几位受监护人是能够理解的。我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它们的自由。现在就等我的判决下来了。不——错！不管怎么说，它们还是死在监狱里。它们的生命——这些可怜的蠢东西——要是和大法官庭的诉讼程序比起来，未免太短了，你瞧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死掉，死完一批又一批。这些鸟儿虽然都很小，可是我真不知道能不能有一只活到我释放它的时候！实——在令人伤心，是不是？”

虽然她有时候也问个问题，可是，她似乎根本不想听对方的回答；她只是喋喋不休，仿佛她已经养成了习惯，没有人在她面前的时候，她也是这样。

“当然喽，”她接着说下去，“不妨坦白说，有时候我实在担心，在许多事情还没有解决，而第六印或是大法官的印也还在逞威风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人们发现我无知无觉地直挺挺躺在这里，就像我发现那许多鸟儿一样！”

理查德注意到婀达那富有同情心的眼光，便趁这机会，偷偷在壁炉架上搁下一些钱。我们都向鸟笼那边走过去，假装要仔细看看那些鸟。

“我不能让它们唱的时间太长，”小老太太说，“因为（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我在法院里听律师们辩论的时候，一想到它们在歌唱，我的心顿时就乱了。你们知道，我是多么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呀！下一次我再把它们的名字告诉你们，这一次就不讲了。在这样一个好兆头的日子里，就让它们尽情欢唱吧。祝贺青春，”——她笑着行了个礼；“希望，”——又笑着行了个礼；“和美貌，”又笑着行了个礼。“来！我们让阳光都射进来吧。”

那些鸟儿开始活跃，开始啾啾地唱起来了。

“我不能随便把空气放进来，”小老太太说；屋子里非常闷气，通通风倒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们刚才看见楼下那一只猫——这猫叫珍妮小姐——想谋害它们的性命。这猫蹲在外面的矮墙上，一蹲就是好几个钟头。我早就看出，”她很神秘地低声说，“它非常妒忌这些鸟儿重获自由，所以它那天生的残酷性格就变得越来越残酷了。只要我盼望的判决一宣布，我立刻就放了它们。这猫存心不良，狡猾极了。我常常怀疑，它根本不是猫，而是俗话里所说的狼。要想不让它进门，可真不容易。”

邻近传来一阵钟声，提醒这位可怜的人儿：现在已经是九点半了；这钟声也帮了我们一个忙，使我们能够结束这次访问，那比我们自己提出来要告辞，可容易多了。她急忙拿起她进屋时放在桌上的那个装着文件的小袋子，问我们是不是也要上法院去。我们答说不去，并且表示我们不愿意耽误她；于是，她打开门，陪着我们走下楼去。

“有了这样一个好兆头，我更需要在大法官出庭之前就到场，”她说，“因为他很可能第一件就把我那桩案子提出来。我有一个预感，今天上午他一定是第一件就把我那案子提出来。”

我们往下走的时候，她又站住了，低声告诉我们说，这所房子堆满了奇奇怪怪的破烂东西，那都是她的房东一件一件买进来的；他不想把东西卖出去，因为他有点儿疯——。这时已经到了二楼。但是刚才在三楼的时候，她曾停了步，一声不响地指了指那儿的一个黑洞洞的门。

“这儿还有一个房客，”她低声解释说；“是一个誊抄法律文件的人。这儿小街一带的小孩都说他卖身给魔鬼了。我不晓得他拿那点儿钱怎么办。嘘！”

看样子，即便是在这儿，她也疑心那个房客听见她的话；她又“嘘”了一声，而且领我们下楼的时候，还踮起脚尖，仿佛就连她的脚步声，也可能把她刚才说的话透露给那个房客似的。

就像刚才穿过这铺子往里走那样，我们这会儿又打那儿往外走；我们发现那个老头正把一捆捆废纸放进地板的一个像水井那样的窟窿里去。他似乎工作得很辛苦，额上布满了汗珠，手里还拿着一支粉笔；每放一捆或一束废纸下去，就用粉笔在墙上的镶板上画一个歪歪扭扭的记号。

理查德和婀达并排着走，然后是杰利比小姐，然后是那个小老太太，他们都已经打他身旁走过去了，轮到我要过去的时候，他却碰了碰我的胳臂，让我站住，然后用粉笔在墙上写了“J”这个字母。他的写法很古怪，是从这字母收笔的地方开始往回写的。这是一个大写字母，不是印刷体——在肯吉－卡伯伊先生的法律事务所里，随便哪个办事员都会写的那种字体。

“这个你会念吗？”他目光锐利地注视着我问道。

“会的，”我说。“这挺明白嘛。”

“这是什么？”

“J。”

他又瞟了我一眼，然后朝门口看了看。他把“J”擦掉，在那上面换了一个“a”（这次不是大写了），问道：“这是什么？”

我告诉了他。于是他把“a”擦掉，换了另一个字母“r”，又问起我来。他迅速写下去，但是并没有在墙上连着写两个字母；他的写法还是那样古怪，从字母收笔的地方开始往回写；最后写出“Jarndyce”（贾迪斯）这个字来。

“这个字怎么拼？”他问我说。

我告诉了他，他便大笑起来。然后，他还是用那种古怪的写法，还是那样快地写一个擦一个，写出“Bleak House”（荒凉山庄）几个字来。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不过我还是把这两个字念出来了，于是他又放声大笑。

“嘿！”老头一边说，一边放下粉笔，“小姐，你瞧，虽然我不会读书写字，可是我有一种本事，能够凭记性写字。”

他那样子很讨厌，同时，他的猫也恶狠狠地盯着我，好像我和楼上那些鸟儿是一家人似的，所以，当理查德在门口出现时，我心里就好像放下了一块石头；理查德喊道：

“萨默森小姐，你不是要卖头发，在跟他讲价钱吧？别上当啊。地下室那三大包够克鲁克先生摆弄的了！”

我赶紧向克鲁克先生道别，到外面去和我那几位朋友会合。当我们在铺子门口和那位小老太太分手时，她非常客气地对我们祝福一番，而且又像昨天那样表示，一定要把财产分给我和婀达。最后，当我们快要从那些小街拐出去的时候，我们转过头，看见克鲁克先生戴了一副眼镜，站在铺门口望着我们；那只猫正蹲在他肩膀上，尾巴就在他那顶毛茸茸的帽子旁边竖起，活像一根长长的羽毛。

“这一早晨在伦敦也真算是个奇遇了！”理查德叹了一口气说。“唉，表妹，表妹，大法官庭这几个字真叫人讨厌啊！”

“我也有这种感觉，而且，打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有这个感觉，”婀达答道。“一想到自己竟然成了许多亲戚和别的人的冤家（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样），而他们也成了我的冤家（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这样），还有，我们虽然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和为了什么原因，却总是要把对方搞得家破人亡，而自己一辈子也总是疑神疑鬼，勾心斗角——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难受极了。公理总归是有的，但是一位认真负责、执法不苟的法官花了这许多年工夫，竟然看不出公理属于哪一方，这简直是莫名其妙。”

“唉，表妹，”理查德说。“你说莫名其妙，这话很有道理！这种事情就跟下棋似的，费时误事、乱七八糟，实在是莫名其妙。看看昨天法庭上那种从容不迫和磨磨蹭蹭的情形，再想想棋盘上那些任人摆布的棋子，我就感到又头痛又心痛了。头痛的是，那些人既然不是傻瓜，不是坏蛋，那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心痛的是，我觉得，他们很可能又是傻瓜又是坏蛋。不过，不管怎么说吧，婀达——我可以叫你婀达吗？”

“当然可以，理查德表哥。”

“不管怎么说，婀达，大法官庭对咱们可起不了什么坏影响。多亏我们那位好心肠的亲戚，我们现在已经很幸福地聚会在一起，法院可不能把我们分开了！”

“但愿永远也分不开吧，理查德表哥！”婀达很温柔地说。

杰利比小姐捏了捏我的胳臂，又意味深长地瞅了我一眼。我也报之以会心的微笑；我们一路回去都觉得非常高兴。

回去不到半个钟头，杰利比太太出来了；吃早饭所必需用的许多东西，一件一件搬进餐厅，断断续续竟花了将近一个钟头。我相信杰利比太太已经睡过，而且是照常起床，可是她那样子好像没换衣服就睡觉似的。她吃早饭的时候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早班的邮差给她带来了一大批有关伯里奥布拉－加纳的信件，这些信件够她（据她说）忙一天的。孩子们里里外外地乱跑乱跳，在大腿上留下的许多伤痕简直成了闯祸的一览表了。啤啤丢失了有一个多钟头，这时才由警察从新门市场送回来。对于啤啤失踪以及他后来回家团聚，杰利比太太当时竟能声色不变，这使我们大大感到意外。

她那会儿正孜孜不倦地向凯蒂口授信件，而凯蒂呢，已经像我们昨天看见她的时候那样，弄得浑身都是墨水了。下午一点钟，有一辆敞篷马车和一辆载行李的大车来接我们。杰利比太太一再叮嘱我们，替她向她的好朋友贾迪斯先生致意；凯蒂从写字桌走过来和我们道别，在过道上吻了我，后来又站在台阶上咬着笔杆并嘤嘤地哭起来；啤啤呢，我现在很高兴地说，当时正在睡觉，所以免掉了离别的痛苦（我那时候就怀疑他是为了找我才跑到新门市场去的）；其余的小孩都爬上那辆大马车后面，过了一会就掉下去了；我们看见他们东一个西一个倒在泰维斯法学院街上，心里非常担忧，可是我们的马车很快就驶出那个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