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遮掩许多的罪

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穿衣服了，瞅瞅窗外，发现蜡烛像两座灯塔似的反映在漆黑的窗玻璃上，然后看到窗外的一切仍然笼罩在行将消逝的茫茫夜色之中，再去观察这一切在天亮时的变化，那确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晨景逐渐显露出来了，窗外那块场地也展现无遗；昨天夜里风就在这黑洞洞的场地上徘徊着，就像我缅怀身世时那样缠绵悱恻；我一发现这些在我睡觉时就已经环绕在我周围的陌生景物，就感到非常高兴。起初，这些景物在浓雾里很难辨认，而在它们上面，最后几颗星星也还闪着微光。在那欲曙未曙的天色消逝了以后，景象开始迅速扩大，内容也充实起来了，我每看一眼，都会发现许多东西，够我看上一个钟头。就在这不知不觉之中，我的蜡烛成了唯一不能和清晨相协调的东西，屋子里那些阴暗的地方都明亮起来了。晨光朗照着宜人的景色，其中最突出的是那古老的修道院教堂，这个教堂和它那雄伟的尖塔投下了一长串柔和的阴影，似乎和它那峥嵘的外观不大相称。可是，就在这峥嵘的外观中（我希望，我明白了这一点），也往往会产生出潜移默化的影响。

房子里的每一个地方都井井有条，每一个人对我都很殷勤，因此，虽则我也设法记住每个小贮藏室的橱柜和碗柜装着什么东西，也在石板上记下有多少果酱、酸菜、蜜饯水果和多少瓶子、杯子、瓷器以及许多别的东西，同时，我这个人大体说来，虽则是年少无知，因循守旧，不过我这两串钥匙到底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我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听见铃声还简直无法相信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候。然而，我还是赶紧跑去沏茶，因为我已经被指定去掌管那个茶壶了；可是他们都起晚了，没有人下来，于是我想，不妨到花园里去看看，顺便熟悉一下那儿的情形。我发现那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前面是我们来的时候走过的那条美丽的林荫道和马车道（附带提一下，我们的车子把车道上的石子翻得乱七八糟，我只好叫园丁把路辗平）；后面是花圃，这会儿我那位亲爱的人儿在楼上推开了窗，站在那儿向我微笑，仿佛她在那么远的地方就想吻我似的。在花圃的另一边有一个菜圃，后边是一个练马用的围场，然后是一个整齐的小草堆场，最后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小小的农家场院。至于房子本身，看起来朴素、舒适，令人感到亲切，屋顶上有三个尖顶；各色各样的窗户有大有小，而且都很好看；南面墙上还有摆玫瑰花和忍冬花的格子架。这所房子正像婀达所说的那样——她正挽着房主人的胳膊出来迎我——是配得上她的约翰表哥的。她这句话说得真大胆，可是这所房子的主人听了，只捏了一下她那可爱的脸蛋儿。

吃早饭的时候，斯金波先生还跟昨天晚上那样谈笑风生。因为桌上有蜂蜜，他就谈起蜜蜂来了。他说他对蜂蜜没有反感（我想，他是不会有反感的，因为他似乎很喜欢吃蜂蜜），可是他对蜜蜂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气抱有反感。他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忙忙碌碌的蜜蜂应当是他学习的榜样；他认为，蜜蜂是喜欢酿蜜的，不然的话，蜜蜂就不酿蜜了，要知道，谁也没叫它酿蜜呀。所以蜜蜂大可不必拿自己的癖好来吹嘘。如果世界上每一个糖果商都哇哇乱叫，什么东西挡住他的道儿，就往那上面撞，并且妄自尊大，叫每个人都注意，他要去干的活儿，不要打搅他，那么，这个世界就要叫人呆不下去了。而且，不管怎么说，当你积攒了一点家私的时候，就被人用硫黄熏跑，那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吗？如果一个曼彻斯特人为了纺棉花而纺棉花，那你一定会瞧不起他的。看样子，斯金波先生一定会说，他认为雄蜂才体现出一种比较愉快的和明智的观念。雄蜂坦率地说：“请原谅，我真的不会干活儿！我发现这世界有许多东西值得欣赏，可是能够去欣赏的时间又是那么短，因此我只好不顾一切，去欣赏周围的景色，并请求那些不打算去欣赏的人来养活我。”在斯金波先生看来，这番话似乎就是雄蜂的哲学，而且他还认为这是很好的哲学。他总认为雄蜂是愿意和蜜蜂友好亲善的；就他所知，性情随和的雄蜂是愿意这样做的，只要自高自大的蜜蜂答应雄蜂这样做，并且不把自己的蜂蜜当成了不起的东西就行！

他的想象好像是脱缰之马，一会儿工夫就把他那番怪论发挥得淋漓尽致，惹得大家笑个不停；不过，他又尽量装得很严肃，好像他的话里真有什么严肃的意义似的。当我离开他们去做别的事情时，他们仍然在听他讲话。我费了一些时间才把这些事务料理停当，当我挽着盛钥匙的篮子，穿过走道往回走的时候，贾迪斯先生把我叫到他寝室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去；我发现那间屋子有点像存放书籍和文件的小型图书室，又有点像他那些靴、鞋和帽盒的小型陈列室。

“请坐，亲爱的，”贾迪斯先生说。“你要知道，这屋子叫‘牢骚室’。我不高兴的时候，就到这里来发发牢骚。”

“那你一定很少到这里来吧，先生，”我说。

“噢，你不了解我！”他回答说。“当我受了骗或者因为——因为刮风，刮东风而感到失望的时候，我就躲到这里来。在家的时候，我在‘牢骚室’里呆的时间最多。我的脾气怎么样，你连一半还不知道呢。亲爱的，你怎么直打哆嗦呀！”

我已经费了很大的劲去克制，可是实在克制不住；你想想，当我独自和这位生性敦厚的人呆在一起，望着他那慈祥的眼睛，感到这样的高兴，受到这样的尊敬，我的心情又是这样的激动，我怎么能不哆嗦呢！

我吻了吻他的手。我不知道我当时说了些什么，甚至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说的。他感到很窘，于是就走到窗前去了。我几乎以为他要跳出窗去呢，可是他又回来了。我一看他那双眼睛，就放心了——他刚才到窗户那边去，就是为了不让我看他的眼睛的。他轻轻拍了拍我的头，我坐下来了。

“好啦！好啦！”他说。“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嗨！别那么傻气啦。”

“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先生，”我答道，“可是开始的时候很难——”

“哪里的话！”他说，“这很容易，很容易。为什么不是很容易呢？我听说有一个很好的小孤儿没有保护人，我就想到要当她的保护人。她长大了，并且完全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就继续当她的监护人和朋友。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行啦，行啦！我们现在已经把旧账一笔勾销了，你在我面前应该感到高兴和安心才对呀。”

我暗自说：“埃丝特，亲爱的，你真叫我感到奇怪！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子！”这番话产生了良好效果，于是我就把手放在篮子上，完全清醒过来了。贾迪斯先生露出赞许的样子，和我亲密地谈起来，好像我早就有了每天早晨和他谈话的习惯似的。我自己也差不多觉得我就是这样呢。

“埃丝特，”他说，“你一定不了解大法官庭这件官司吧？”

我自然而然地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谁了解这件官司，”他说。“那些律师已经把这件官司弄得一塌糊涂，原来的是非曲直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件官司涉及某个遗嘱以及遗嘱中的遗产——或者说，这件官司曾经有一度是涉及这样一个内容的。现在这件官司却只涉及诉讼费罢了。为了诉讼费，我们总是出庭，退庭，宣誓，质问，提交文书，提交反驳文书，进行辩论，加盖图章，提出动议，援引证明，做出报告，绕着大法官和他那一帮随从团团乱转，根据那衡平法，一直转到自己呜呼哀哉为止。最大的问题就是诉讼费。其他一切问题，由于某些特殊的方法，都不存在了。”

“可是，先生，这件官司本来是涉及某个遗嘱的，对吗？”我试着把他引回原来的话题上，因为他已经开始抓头了。

“噢，是的，这件官司开头的时候本来是涉及某个遗嘱的，”他答道。“有一个姓贾迪斯的人，不幸发了一笔大财，写了一个有着大宗遗产的遗嘱。就为了解决应该怎样处理遗嘱中的遗产这样一个问题，这笔遗产竟然全部给花光了；遗嘱中所规定的遗产继承人就非常倒霉，仿佛他们一继承那笔钱就犯下滔天大罪，因而就要受到相当的惩罚；于是，遗嘱本身也成了一纸空文了。在这场可悲的官司的全部过程中，每一个当事人都必须知道每一件事情，要是有一个人不知道，那就得让他弄清楚；在这场可悲的官司的全部过程中，每一个当事人都必须一再地收到有关这个案子的每一件事情的抄本，而这些逐渐累积起来的事件已经写成了一车又一车的文件（你只付钱，不拿抄本也行，一般人都是这样，因为谁也不要这些抄本）；每一个当事人都必须团团乱转，为了诉讼费、手续费，乌烟瘴气和行贿贪污的事情，奔忙得好像在地狱里跳土风舞一般，即便在魔女宴会最胡闹的时候也看不到这种场面。大法官庭向一般法院提出问题，一般法院又向大法官庭提出问题；一般法院发现自己不能办这件事情，大法官庭则发现自己不能办那件事情；这个法院也好，那个法院也好，如果没有这个律师和这个辩护士分别为A方出主意和出庭，没有那个律师和那个辩护士分别为B方出主意和出庭，甚至连他们能办些什么事情都不敢说；就这样排下去，从AB一直排到YZ，好像那个‘苹果馅饼’的故事似的。一切事情就这样一年一年地、一代一代地继续下去，周而复始，没完没了。我们怎么也摆脱不开这场官司，因为我们已经成了这场官司的当事人，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必须是这场官司的当事人。可是，千万不要去想这件事情！我那可怜的叔祖托姆·贾迪斯开始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走上死亡的道路了！”

“先生，你指的是我已经听说过的那个贾迪斯先生吗？”

他严肃地点了点头。“埃丝特，我就是他的继承人，这就是他的房子。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所房子确实很荒凉。从这所房子可以看出他当初受到了多少折磨。”

“可是，这所房子现在完全改观了啊！”我说。

“在他以前，这所房子叫作‘尖塔’。他给这所房子起了现在这个名字，他住在这里，闭门不出：夜以继日地研究这场官司，研究那一堆堆可恶的文件，希望能够侥幸地使这件案子摆脱开那种扑朔迷离的局面，好了结这场官司。在那时候，这地方变得破落不堪，风从裂了缝的墙壁呼呼地吹进来，雨水从破裂的屋顶流下来，通道上的杂草一直长到那日益破烂的大门口。我带着他的遗体回到这个家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所房子好像也开枪打烂了自己的脑壳，因为它简直成了残垣断壁，一片废墟啦。”

他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这番话，一边哆嗦起来，然后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又看看我，忽然高兴起来，走到我身旁坐下，手插在口袋里。

“亲爱的，你瞧，我跟你说过这就是我的‘牢骚室’吧。我说到什么地方了？”

我提醒他说，他谈到了他使荒凉山庄大为改观。

“不错，我刚才谈到荒凉山庄了。现在在伦敦城里还有我们一些房产，这些房产现在的情景就和荒凉山庄当初一样。我说我们的房产，实际上指的是归这场官司所有的房产，可是，我应当把它说成是归诉讼费所有的房产，因为世界上现在只有诉讼费才能从这些房产里榨取点东西来，才觉得它不是什么令人触目伤心的东西。那是一条到处都是破烂房子的大街，窗户都被石子打碎了，好像瞎了眼睛似的；一块窗玻璃也没有，甚至没有窗框，油漆剥落的百叶窗从铰链上掉下来，东倒西歪；铁栏杆长锈了，铁皮一片片地掉下来；烟囱塌进去了；每个门口（每个门口都可能是鬼门关）的石头台阶都长着青苔，显得非常凄凉；甚至支撑这些破烂房子的柱子也在腐烂。荒凉山庄当时虽然和大法官庭没有关系，但荒凉山庄的主人和大法官庭却有关系，因此，荒凉山庄也就被打上了大法官的大印。亲爱的，这些破破烂烂的景象，就是大法官的大印留下的痕迹，这在英国各地都看得到，连小孩都熟悉！”

“荒凉山庄现在大大地改变了！”我又说道。

“噢，可不是吗，”他回答时比刚才愉快多了，“你常常引导我往乐观那一面去想，你真聪明，”（他居然认为我聪明呢！）“这些事情，我除了在‘牢骚室’里，从来不谈，甚至不想。如果你认为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理克和婀达，”他严肃地看着我，“你可以这样做。这完全由你自己决定，埃丝特。”

“我希望，先生——”我说。

“我想你最好是管我叫监护人，亲爱的。”

当他轻轻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装着这只是一个偶然想出来的主意，而不是存心要表示什么好感似的，于是，我觉得我又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了，我暗自责备自己说：“喂，埃丝特，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啊！”我轻轻晃了晃管家钥匙，好提醒自己，同时又更加坚决地把手放在篮子上，安详地瞅着他。

“我希望，监护人，”我说，“你不要过分相信我，不要事事由我来决定。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看错了。恐怕你将来知道我并不聪明，你也许会感到失望呢；说真的，这是事实，要是我不老老实实地承认这点，那你很快也会觉察出来的。”

可是他似乎一点也没感到失望，而且恰恰相反，他满脸笑容地对我说，他非常了解我，而且在他看来我是相当聪明的。

“我希望我将来会聪明一些，”我说，“可是我担心办不到，监护人。”

“亲爱的，你够聪明的，你满可以做个心地善良的小老太太，在这里照料我们，”他开玩笑似地答道，“就像童谣（我不是说斯金波先生那样的儿童）里的小老太太一样：

‘你飞这么高，要到哪里去，小老太太？’

‘我要到天上去，把蜘蛛网扫下来。’

埃丝特，在你管家的期间，你一定会把我们天空上的蜘蛛网扫得干干净净，将来总会有一天我们不要这间‘牢骚室’，用钉子把门钉起来。”

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就开始管我叫老太太、小老太太、蜘蛛网、希普顿太太、哈巴德大娘、德登大妈以及诸如此类的名字，而我自己的名字很快就在这些名字中间消失了。

“不管怎么说吧，”贾迪斯先生说，“咱们先别扯得太远了。拿理克来说，他是个年轻有为的人。对他应当怎么办呢？”

噢，我的天啊，居然想到要在这样的问题上向我请教！

“你瞧他，埃丝特，”贾迪斯先生说着，舒舒服服地把手插进口袋里，把腿伸直。“他应当有个职业，应当有所选择。我想，这一定又要引起一番‘刀笔’，但是必须这样做。”

“引起一番什么，监护人？”我说。

“引起一番‘刀笔’，”他说。“我只知道这一类事情叫作‘刀笔’。亲爱的，理查德是大法官庭的一个受监护人。关于理查德的事情，肯吉和卡伯伊要说一番话；某某推事——那是可笑的教堂小职员之类的人物，在法院小街夸里蒂大院尽头一间背街的屋子里，葬送法律案件的是非曲直——也要说一番话；辩护士也要说一番话；大法官也要说一番话；大法官的那些随从也要说一番话；由于理查德的事情，他们所有的人一定会挨个儿得到好处；这件事情一定会弄得煞有介事，大费唇舌，引起不满，耗费钱财；所以我把这件事情统称为‘刀笔’。我不知道人们怎么就会饱受刀笔之苦，而这些年轻人又怎么就会由于刀笔的罪孽而掉到火坑里去；不过，事实就是这样。”

他又开始抓脑袋，并且暗示他觉得风向又变了。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有一点倒说明他对我怀有温情：不管他抓脑袋也好，来回走也好，或者又抓脑袋又来回走也好，可他一看到我的脸，他自己的脸就一定会恢复原来那种亲切的表情，而且一定会把手放到口袋里，伸直双腿，显出舒舒服服的样子。

“也许，最好还是先问问理查德先生，他自己打算干什么。”

“说得对，”他答道。“我也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凭着你的口才和心平气和的态度，多跟他和婀达谈谈，看看你们大家有些什么想法。小老太太，我们相信，凭你的本事，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

想到自己肩负这样一个重任，并且知道了这样多的事情，我就感到非常不安。我根本没打算要这样做；我原来的意思是认为他应当亲自去跟理查德谈一谈。可是，当然，我回答的时候只是说，我要尽力去做。虽然我担心（我真的觉得有必要再说一次），他把我看得太高明了，而我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的监护人听了只是笑了一声，笑声之悦耳，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

“就这么说吧！”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把椅子推到后边。“我想，我们可以离开‘牢骚室’一天了！最后还有一句话。埃丝特，亲爱的，你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吗？”

他非常注意地看着我，因此我也就非常注意地看着他，我觉得我是了解他的。

“先生，关于我自己的事情吗？”我说。

“是的。”

“监护人，”我一边说，一边壮着胆，把我那只忽然凉起来的手放在他手里，“我没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完全相信，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应当知道，或是必须知道的，我用不着问你，你也会告诉我。我要不是百分之百地依赖你，相信你，那我的心肠就未免太硬了。我没有什么事情要问你，什么事情都没有。”

他拉起我的手，让我挽着他的胳臂，我们就走出去找婀达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和他坦然相处，毫不拘束，我感到心满意足，不想多知道点什么，同时也很快乐。

我们刚到荒凉山庄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忙忙碌碌，因为我们必须跟附近许多认识贾迪斯先生的人见见面。在我和婀达看来，每一个想利用别人的钱来干什么事情的人都认识他。有一天早上，当我们在“牢骚室”里，开始替他整理信件，并替他写回信的时候，我们惊奇地发现，差不多所有和他通讯的人，似乎都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生活目标：一切都是为了筹款和投资而成立委员会。在这方面，女士们是和绅士们同样热切的；说实在的，我想她们甚至还要更热切一些。她们以最热烈的态度投身到委员会里去，以极高的热情收集捐款。依我们看，她们有些人一定花费了毕生的精力，按照邮局的姓名地址录，把捐款单分发到各地去，其中有先令的捐款单，两个半先令的捐款单，十先令的捐款单，便士的捐款单。她们什么东西都需要。她们需要衣服，需要破烂的衣衫，需要钱，需要煤，需要喝的汤，需要关怀，需要亲笔的签名，需要法兰绒，总之，她们需要贾迪斯先生所有的或者所没有的一切。她们的目的和她们的要求一样，都是五花八门的。她们打算兴建新楼房，打算付清旧楼房的债务，打算给“中古式圣马利亚妇女会”盖一所漂亮楼房（附有拟议中的楼房西边的正面雕版图）；她们打算送给杰利比太太一个奖状；她们打算请人给她们的秘书画一幅肖像，再把肖像送给他的岳母，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岳母待他非常好；我确实相信，她们什么事情都打算做：从五十万本小册子到每年的年金，从大理石的纪念碑到银制的茶壶。她们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她们是“英国妇女”，“大不列颠的女儿”，各个道德会的“姊妹”，“美洲妇女”，不下百种名目的“女士”。她们对劝募和选举，似乎总是很热心。依照我们这些笨头笨脑的人的看法，同时也依照她们自己的说法，她们投的票，常常是数以万计的，可是从来没有使她们的候选人得到什么好处。总而言之，一想到她们过的那种狂热的生活，我们就禁不住要头痛。

在那些由于这种贪得无厌的慈善事业（如果我可以用这个字眼的话）而大大扬名显姓的女士中间，有一位叫帕迪戈尔太太；从她寄给贾迪斯先生的信件的数目来看，我可以断定，她和杰利比太太同样是个了不起的写信能手。我们注意到，在聊天的时候，一提起帕迪戈尔太太，风向总是立刻改变，而且必然会打断贾迪斯先生的话，使他说不下去，因为他曾经说过，从事慈善事业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光说不做的人，另一类是光做不说的人。因此，我们怀疑帕迪戈尔太太是第一类的人，很想见见她。有一天，她带着五个年纪不大的儿子前来拜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她是一位神气十足的女士，戴着眼镜，鼻子很大，嗓音很粗，给人的印象是，她需要占据很大的活动空间。而且她也的确是这样，因为她的裙子把几张离她很远的小凳子都弄翻了。那会儿只有我和婀达在家，我们接待她的时候有点胆怯，因为她进来时好像一股寒流，冻得那几个跟在她后面的小孩脸色发青。

“年轻的女士们，”打过了招呼以后，帕迪戈尔太太便口若悬河似的说下去，“这是我的五个儿子。从我们的可敬的朋友贾迪斯先生那里，你们可能看到那张铅印的捐款单（也许不止一张），上面就有他们的名字。我的大儿子埃格伯特，今年十二岁，他把零用钱五先令三便士寄给托卡胡珀的印第安人了；我的第二个儿子奥斯华德，十岁半，他捐了两先令九便士去为国家的伟大工匠们建立纪念碑；我的第三个儿子弗朗西斯，九岁，捐了一先令六个半便士；我的第四个儿子菲利克斯，七岁，把八便士捐给了领养老金的寡妇；我的小儿子艾尔弗雷德，五岁，自愿参加了‘儿童欢乐会’，宣誓终身不抽烟。”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愤愤不平的小孩。他们不仅面黄肌瘦——他们确实是这样——而且还由于不满而露出凶恶的样子。一提到托卡胡珀的印第安人，埃格伯特皱着眉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几乎把他当成是那个部落的最剽悍的一员。每个孩子一听到自己的那份捐款，脸色马上就变了，露出一定要报仇雪恨的样子，其中埃格伯特的脸色变得最难看。不过，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我必须说一说，“儿童欢乐会”的那个小小的成员，始终带着一副呆头呆脑的可怜相。

“听说，”帕迪戈尔太太说，“你们到杰利比太太家去过，是不是？”

我们说是的，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

“杰利比太太，”这位太太继续说下去，她的声调还是那样激动，那样高亢而刺耳，使我觉得，她的声音好像也戴着一副什么眼镜似的——我不妨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她那副眼镜并没有使她的眼睛显得更迷人一些，因为她的眼睛就像婀达说的那样，“令人心惊肉跳”，也就是说，鼓得很厉害，“杰利比太太是为社会造福，值得我们帮忙。我这些孩子都为非洲的事业捐过钱：埃格伯特捐了一先令六便士，也就是九个星期的全部零用钱；奥斯华德捐了一先令一个半便士，也是这几个星期的全部零用钱；其余几个都根据自己的小小资财捐了钱。不过，我并不是在一切事情上头都同意杰利比太太的。杰利比太太对待孩子的那种做法，我就不同意。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注意到她那些孩子是不参加她所致力的那些事业的。她可能对了，也可能错了，但是，对也好，错也好，这都不是我教育孩子的方针。我到哪里就把他们带到哪里。”

我后来相信（婀达也相信），那个脾气很坏的大男孩，听了这番话以后忍不住尖叫起来。他虽然立即把尖叫改成了打哈欠，可是开头的时候确实是尖叫。

“每天早晨六点半钟，他们和我一起做早祷（早祷做得很好），一年到头都是这样，当然也包括寒冬在内，”帕迪戈尔太太说得很快，“我办理每天的例行公事时，他们也跟我在一起。我参与校务，访问穷人，参加朗诵，分配救济金；我还参加当地的衣服赈济委员会，参加许多一般性的委员会；单拿募捐来说，我的活动就非常广泛——谁也比不上我。可是，无论我到哪里去，我的孩子都陪着我；这样一来，他们就熟悉穷人的情况，能够从事一般的慈善事业，简单地说，也就是对这类事业有了爱好，这在将来会使他们为邻人谋福利，同时也为自己谋幸福。我这几个孩子都不轻浮；他们在我的指导下，把全部的零用钱都捐出去；他们参加了许多大会，听了许多讲话、演说和讨论，而这些，一般只有少数的成年人才听得到。艾尔弗雷德（五岁），正像我所说的那样，自愿参加了‘儿童欢乐会’，那天晚上开会的时候，主席慷慨激昂地讲了两个钟头，当时只有艾尔弗雷德和少数几个孩子没有晕倒。”

艾尔弗雷德凶狠地看着我们，好像他永远也不能，而且也不会忘记那天晚上所受的侮辱似的。

“萨默森小姐，你可能注意到，”帕迪戈尔太太说，“在我们的可敬的朋友贾迪斯先生那里，有一张我已经提到的捐款单，在这张捐款单上，我孩子的名字后面还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奥·阿·帕迪戈尔捐款一英镑的字样。那就是孩子们的父亲。我们的做法是老一套。我先写上我那笔小小的款子；然后我的孩子们根据他们的年纪和小小的资财，写上他们的捐款；然后，帕迪戈尔先生殿军。在我的指导下，帕迪戈尔先生欣然写下他那笔有限的捐款；这样的事情不但使我们自己感到高兴，而且，我相信，对别人也起了鼓舞作用。”

假设帕迪戈尔先生和杰利比先生一起吃饭，假设饭后杰利比先生向帕迪戈尔先生倾诉衷肠，那么，反过来，帕迪戈尔先生会不会也向杰利比先生推心置腹地吐露一些秘密呢？我发现自己想入非非，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不过我这样想也是很自然的。

“你们这里过得很不错啊！”帕迪戈尔太太说。

我们很高兴换换话题，便来到窗前，指点着外面的幽美景色，可是，说来奇怪，我觉得帕迪戈尔太太虽然戴着眼镜望去，似乎无动于衷。

“你们认识格谢先生吗？”我们的客人说。

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没有机会认识格谢先生。

“我敢说这是你们的损失，”帕迪戈尔太太神气十足地说。“他是个热情洋溢的演说家——满腔热火！现在，他要是在这片草地上——这片草地从地形上看来，非常适合做公共会场——他一定会站在大车上利用你们提出来的任何事情，借题发挥，谈上几个钟头！到了这个时候，年轻的女士们，”帕迪戈尔太太说着，就回到自己的椅子那里去，同时好像用了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力量，把离她相当远的小圆桌打翻（桌上还放着我的提篮哩），“到了这个时候，我敢说，你们一定了解我了。”

这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婀达不知所措地望着我。而我呢，因为刚才想入非非，正感到惭愧；这一定在我的面色上流露出来了。

“我的意思是说，”帕迪戈尔太太说，“了解我突出的性格特点。我很清楚，我的特点因为太突出，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我知道，人们一眼就可以把我看透。这有什么关系呢！坦白说，我是一个有事业心的女人。我喜欢艰苦的工作；我可以从艰苦的工作中得到乐趣。那种兴奋劲儿对我很有好处。我已经习惯做艰苦的工作，我简直不知道什么是疲劳。”

我们小声地说，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也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想，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不是令人惊奇，或者是不是令人高兴，不过，我们出于礼貌，不得不这样说。

“我不知道疲倦是什么东西；谁也没法叫我感到疲倦，你们要是不相信，不妨试一试！”帕迪戈尔太太说。“我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在我看来并不算什么努力），我所从事的种种工作（在我看来并不算什么工作），有时候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奇。记得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孩子和帕迪戈尔先生看到我那样忙碌，就感到自己很累了，而我自己却满可以说，还是像云雀那样精神抖擞！”

如果说那个大孩子的阴沉的脸色，还能变得更恶毒一些，那么这一回他看起来就是这样了。我看见他攥着右拳，朝着挟在左胳膊下面的帽子的帽顶，暗暗地捶了一拳。

“当我出去访问的时候，这给了我很大的便利，”帕迪戈尔太太说。“如果我发现有人不愿意听我要说的话，我就直截了当地跟他说：‘我是不会疲倦的，我的好朋友，我从来也不会觉得累，而且我要说下去，直到说完为止。’这种做法的效果好极了！我希望，萨默森小姐，你今天能够帮我个忙，和我一起去访问，也希望克莱尔小姐在不久的将来和我一起去访问。”

起初，我婉言谢绝，说眼前有事情要做，不能放下不管。可是，这个托辞丝毫没有效果，于是我就更加强调地说，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做这样的事情。我说，我没有经验，对于那些生活在不同环境里的人，我不善于设身处地地去想他们所想的事情，也不善于从适当的观点出发去和他们交谈。我说，做这类工作必须对人们的心理具有细致的了解，而我正缺乏这一点。我说，我自己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哪里能教导别人，又说我光凭着好心好意可办不了什么事情。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我最好是尽可能帮助我身边的那些人，尽可能为他们效劳；然后再设法使服务范围逐渐逐渐、自然而然地扩大起来。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因为帕迪戈尔太太的岁数比我大，经验比我多，而且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神气。

“你错了，萨默森小姐，”她说，“不过，你也许干不了艰苦的工作，或者经不起那种兴奋劲儿；不过，这一点也不要紧。如果你愿意看看我是怎么进行工作的，我很愿意带你一起去，我现在正打算——带着我的小孩——到附近去访问一个烧砖工人，这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如果克莱尔小姐肯赏脸的话，也请一起去吧。”

婀达和我交换了眼色，由于我们本来就打算出去走走，所以就接受了这个邀请。当我们戴上帽子匆匆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那几个小孩缩在一个角落里露出没精打采的样子，只有帕迪戈尔太太在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几乎把屋子里每一件分量不重的家具都打翻了。帕迪戈尔太太拉着婀达，我和那几个小孩跟在后面。

后来，婀达告诉我，在到那烧砖工人家里去的路上，帕迪戈尔太太一直在高谈阔论（当然，我也听见了），她说她有一次和另一位女士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持续了两三年之久，为的是她们都想让自己的候选人争到某某地方的一笔养老金。为了这个，她们印了许多印刷品，许了许多诺言，发了许多委任状，投了许多票；凡此种种，都使一切有关的人感到非常热闹，但是只有领养老金的候选人是例外，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被选上。

我是喜欢孩子们信任我的，看见孩子们常常在这方面给我面子，我总感到高兴，可是这一回我却感到非常不安。我们刚一走出大门，埃格伯特就像小拦路贼似的，跟我要一个先令，理由是他的零用钱被“抢走了”。我指出，这个词儿很不合体统，特别是把这个词儿用在他母亲身上（因为他绷着脸加了一句“被她抢走了”），于是他一边捏我，一边说：“好啊！哼！你算什么东西！我看，你也不愿意让人把钱抢走吧？她把钱给了我，又把钱要回去，她装这一套干吗？她从来也不让我把钱花掉，可是为什么要说是我的零用钱呢？”这些令人气愤的问题激怒了他，也激怒了奥斯华德和弗朗西斯，于是他们三个人一起来捏我，他们捏得很高明，把我胳膊上的肉一小片一小片地拧着，拧得我几乎叫出声来。同时，菲利克斯还踩了我的脚趾。而那个“儿童欢乐会”的会员呢，他由于他那小小的收入常常被挪用，因此事实上不但要发誓戒烟，而且还要发誓不吃蛋糕，当我们经过一家糕点铺的时候，他是那样子伤心，那样子生气，因而脸色发紫，把我吓了一跳。我和孩子们一起散步的时候，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头，因为这些一直假装着很听话的孩子赏我这样一个脸，向我露出原来的面目时，我在身心两方面都感到非常痛苦。

当我们来到那个烧砖工人的家时，我感到很高兴。他那所房子是一间破烂的小屋，烧砖场上有许多这样的小屋，猪圈就在破烂的窗户附近，每家门前都有一个不像样的小园子，园子里除了一潭潭的死水，什么东西都不长。到处是旧木桶，承接着从屋顶滴下来的雨水，要不然就让雨水流到用泥巴堵起来的、像一个大泥饼似的小水坑里去。在门口和窗口旁边，有些男人和女人，不是懒洋洋地坐着，就是走来走去，他们一点也不理会我们，只是在我们走过的时候，才彼此笑笑，或是说什么有身份的人最好还是少管闲事，免得伤了脑筋，还弄脏了鞋。

帕迪戈尔太太道貌岸然地走在前面，显得很有决心；她一边走，一边滔滔不绝地数落这里的人没有整洁的习惯（不过，我倒是怀疑我们之中最整洁的人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能不能保持整洁）。她领着我们走到最远的一个角落，走进一个小房子，楼下的整个屋子几乎被我们挤满了。在这间又潮湿又闷人的屋子里，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一个眼睛瘀黑的女人，在炉火旁给一个奄奄一息的可怜的小婴孩喂奶；一个男人浑身都是黏土和泥巴，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抽着烟斗，显得很放荡；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正给一只狗套上颈圈；一个不怕生人的女孩正在一盆脏水里洗衣服。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都抬起头来看；那个女人把脸转过去对着炉火，好像不愿意让我们看见她那瘀黑的眼睛；谁也不跟我们打招呼。

“怎么样，朋友们，”帕迪戈尔太太说；可是，我觉得她的声音听起来一点也不亲切，只是一本正经地在打官腔。“你们大家都好吗？我又来了。我跟你们说过，你们是不会使我感到疲劳的，知道吗？我很喜欢艰苦的工作，而且我一向是说话算话。”

“你把所有的人都带来了吧？”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咆哮着说，他把头枕在胳膊上，瞪着我们，“还有人要来吗？”

“没有了，我的朋友，”帕迪戈尔太太说着，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同时把另一张打翻了。“我们的人都来了。”

“因为我觉得你们来的人还不够多呢，你说是不是？”那个人叼着烟斗，扫了我们一眼。

那个小伙子和那个女孩都笑起来了。小伙子的两个朋友——他们是被我们吸引来的——站在外面门口，手插在口袋里，也跟着放声大笑。

“善良的人们，你们不能使我感到疲倦，”帕迪戈尔太太对门口那两个人说。“我喜欢艰苦的工作；你们把我的工作弄得越艰苦，我就越高兴。”

“那就把她的工作弄得容易一点好了！”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咆哮着说。“我要结束你这件工作。我不要别人随便到我家里来。我不要像一头畜生那样被人摆弄。现在你又来耍你那一套，问这问那——我知道你打算干什么。哼！这一回你可不行了。我可以让你不必操这个心。我女儿是在洗衣服吗？不错，她是在洗衣服。瞅瞅那盆水。闻一闻呀！我们喝的就是这种水。你觉得怎么样，你也许觉得喝杜松子酒比喝这些水好吧！我这儿很脏是不是？不错，是很脏——当然是很脏，当然是很不卫生；我们有过五个又脏又不卫生的孩子，可是在很小的时候，就都死掉了，这样对他们更好，对我们也有好处。我有没有看你留下的那本小书吗？没有，我没有看你留下的小书。这里没有人认识字，就算有人认识字，这书对我也不合适。这本小书是给小孩看的，可我又不是小孩。要是你给我留下了一个布娃娃，我也不会喂它奶吃的。我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吗？瞧，我已经醉了三天；要是我有钱，第四天我还要喝个醉。我是不是一辈子也不打算上教堂吗？不，我并不是一辈子也不打算上教堂的。就算我要去，那也没人希望我去；那位助理牧师太斯文了，我受不了！还有，我老婆的眼圈黑了是怎么回事吗？哼，那是我给打黑的；要是她说不是我给打的，那她就撒谎！”

他为了说这些话，曾经从嘴里把烟斗拿出来，这时他翻了个身，又抽起烟来了。帕迪戈尔太太故作镇静，正透过眼镜瞅着他，我不得不认为，她是在盘算着怎样进一步挑起他的反感。她掏出一本《圣经》，好像那是一根警棍似的，把那一家子都拘留起来。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把他们拘留起来听她说教；她真的这样做了，仿佛她是个冷酷无情的卫道警察，把他们统统带到警察局里去。

我和婀达感到很不舒服。我们俩都觉得闯到这里来很不合适；我们俩都认为，帕迪戈尔太太要不是这样机械地缠着人，她的事情一定会顺利得多。帕迪戈尔太太的小孩子绷着脸，瞪着眼睛；每当帕迪戈尔太太念得起劲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就让那只狗吠一吠，除了这种时候以外，那一家人根本就不理睬我们。我们俩都痛苦地意识到，在我们和这些人之间，隔着一堵铜墙铁壁，而我们这位新交的朋友是不可能把它拆掉的。我们不知道，什么人能够和怎么样才能够拆掉这堵墙；不过我们倒知道她是无能为力的。在我们看来，就连她所念的书和所说的话，也是不适合这样的听众的，尽管她在念书和说话的时候，态度很谦虚，技巧很高明。至于那个躺在地上的人所提到的那本小册子，我们后来打听出来了；贾迪斯先生说，他很怀疑，即便当年鲁滨逊在孤岛上无书可看，是不是肯看看这本书也成问题。

处在这样的场合，帕迪戈尔太太一念完，我们就感到轻松得多了。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又一次转过头来，绷着脸说：

“怎么样！你的事完了吧？”

“今天的事算是完了，我的朋友。不过我是永远不知疲劳的。轮到看你的时候，我还要到这里来，”帕迪戈尔太太回答的时候，露出沾沾自喜的样子。

“只要你现在肯走，”他交叉地抱着胳膊，闭着眼睛，赌神罚誓地说，“你要干什么都行！”

于是帕迪戈尔太太站起来了，她在这间窄小的屋子里，掀起了一阵小小的旋风，就连那个男人的烟斗也差点给刮灭了。她一手拉着一个儿子，吩咐其余的孩子紧跟在后边，然后又表示，希望下一回来探望烧砖工人和他那一家子的时候，他们会有所改进，接着她就朝另一所小屋走去了。在这件事情上，就像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她确实装出了一副面孔，表示她正从事批发性慈善事业和广泛推销慈善事业，尽管这副面孔看起来并不令人感到亲切——我希望，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出自恶意。

她以为我们跟着她出去；其实她一走，屋子里空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向那个坐在炉火旁的女人走过去，问她那个婴儿是不是病了。

她只是看了一眼那个躺在她怀里的婴儿。我们早先就注意到，她每次看那个婴儿，总是用手遮住瘀黑的眼睛，好像不愿意让那个婴儿去联想起那些吵闹、打架和虐待的事情。

婀达看到婴儿的样子，她那善良的心大受感动。她弯下腰，要吻一吻那个小脸蛋。可是，就在她弯下腰的时候，我看出这是怎么回事儿，便把她揪回来。原来那个婴儿已经死了。

“噢，埃丝特！”婀达喊着，便在那个婴儿前面跪下。“你瞧！噢，亲爱的埃丝特，你瞧瞧这个小东西！这个受苦受难、无声无息的可爱的小东西啊！我真可怜他。我真替他母亲难过。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惨的事情！噢，孩子啊，孩子啊！”

她弯着腰，握着那位母亲的手，不停地哭着。她显得那样富有同情心、那样温柔体贴，我想任何一个母亲的心都会被她感动的。那个女人起初惊愕地注视着她，后来就哭起来了。

于是，我把那个轻轻的担子从她怀里接了过来；我尽可能给那个婴儿整整衣服，让他好好安息；我把他放在一块搁板上，用自己的手绢盖着他的脸。我们设法安慰这位做母亲的，低声告诉她，救世主谈到孩子的时候，说过些什么话。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坐在那里哭，哭得很伤心。

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小伙子已经把狗牵出去了，这时候正站在门口，探进头来望着我们，他的眼睛没有眼泪，但是默不作声。那个女孩也默不作声，她坐在一个角落里，低头注视着地面。那个男人已经站起来了。带着蔑视的神气，依然在抽着烟斗，可是他什么话也没说。

我正瞅着他们的时候，一个衣衫褴褛、相貌长得很丑的女人，匆匆走进来，径直朝那个做母亲的走去说：“珍妮！珍妮！”那个做母亲的听见有人叫她，就站了起来，一把搂住那个女人的脖子。

那个女人的脸上和胳膊上也有受虐待的痕迹。除了她的同情心使人感动以外，她并没有什么动人的地方；可是，当她一边安慰那个做母亲的，一边流着泪的时候，她并不需要外表的美。我说安慰，其实她只是喊了两声：“珍妮！珍妮！”其余的话都包含在她那种语调里了。

看到这两个普普通通、衣衫褴褛、饱受折磨的女人这样相依为命；看到她们这样互相关怀、互相体贴；看到她们由于遭受这种悲惨命运而相爱相怜，我觉得，这实在是感动人。我心里想，这些人的好的一面，我们简直是一点也看不见。穷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除了他们自己和上帝以外，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我们觉得最好还是走开，不去打搅她们。我们轻轻地走出来，除了那个男人以外，谁也没有注意我们。他正站在门口，靠着墙；他发现我们挤不过去，就先走出去，把路让开了。他似乎不愿让我们看出，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可是我们看出来了，向他表示了谢意。他没有答理。

回家的时候，婀达一路上伤心极了；理查德在家看见婀达满脸泪水，也感到非常难过。（虽然婀达不在跟前的时候，他对我说，她那嘤嘤啜泣的样子十分动人！）我们准备当天晚上带一些小小的慰问品，再去拜访那个烧砖工人。我们跟贾迪斯先生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尽量少说，但是风向还是骤然改变了。

晚上，理查德陪着我们一起到我们早晨去的那个地方。路上，我们经过一家闹哄哄的酒馆，看见门口那里聚着几个男人。在他们中间，争吵得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小婴儿的父亲。我们再走几步，就碰见那个小伙子和他的狗，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那个女孩站在一排小屋拐角的地方，和几个年轻女人在一起说说笑笑；可是她似乎很害臊，所以在我们走过的时候，她把头扭过去了。

我们一看见那个烧砖工人的房子，就和我们的护送人分了手，独自向前走去。我们快到门口的时候，发现那个曾经前来慰问的女人，站在那里东张西望。

“年轻的小姐们，原来是你们啊？”她低声说。“我还以为是我们家掌柜的呢。真把我吓坏了。要是他发现我不在家，他一定会把我打个半死的。”

“你是说你丈夫吗？”我问道。

“是的，小姐，我就是说我们家掌柜的呀。珍妮睡着了，她简直快累死了。这七天七夜里，她一直抱着那孩子，抱着那可怜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也跑来帮她抱一会儿。”

她为了给我们让开路，轻轻走进屋里，并把我们带去的东西放在一张破床旁边，那个做母亲的就在那张床上睡觉。从来没有人操操心，去打扫那间屋子——看来，那间屋子是根本不可能打扫干净的；可是那具给人一种肃然之感的蜡黄色的小尸体，已经重新安顿得妥妥帖帖，洗得干干净净，用一些破旧的白亚麻布裹得整整齐齐；我的手绢仍然盖着这个可怜的婴儿，手绢上面放着一小束芬芳的香草，这也是由那双粗糙而圣洁的手，轻轻地、亲切地放上去的！

“愿上帝赐福你！”我们对她说。“你是一个好人。”

“我吗，年轻的小姐们？”她惊奇地回答说。“嘘，珍妮，珍妮！”

那个母亲在睡梦中叹了一声，翻了个身。那个耳熟的声音似乎又使她安静下来。她又睡着了。

当我揭开我那条手绢，要看一看那个长眠不醒的小婴儿的时候，我透过婀达披散的头发（她由于可怜那孩子而朝他低下头来），似乎看见那孩子周围闪现着一圈光轮，那时，我很少想到，这条手绢遮盖住这个平静的、一动不动的胸膛以后，将来还会覆盖着谁的起伏不止的胸膛！我只是想：保护那个孩子的天使，也许会或多或少地觉察到，那个女人用一只怜悯的手，重新把手绢盖上了，同时也会或多或少地觉察到，现在，当我们离开，在门口和她分手的时候，她一面望着我们，一面独自一个人提心吊胆地倾听，并用那种安慰的声调说：“珍妮，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