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我们亲爱的弟兄

律师站在这黑漆漆的屋子里，正感到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碰了碰他那皱瘪瘪的手；他吓了一跳，说道：“谁？”

“是我，”房东老头儿在他耳边低声答道。“你有法子喊醒他吗？”

“没有。”

“你那根蜡烛呢？”

“灭了，在这儿。”

克鲁克把蜡烛接过去，走到壁炉前，向那堆暗红色的火炭弯下身去，想把蜡烛点着。快要熄灭的炉灰点不着蜡烛，他白费了劲。老头儿喊了喊他的房客，没有得到回答，便一面嘟囔着说要到楼下的铺子里拿一根点亮的蜡烛来，一面便走出去了。图金霍恩先生不知又为了什么原因，竟不在房间里等他回来，而站到门外的楼梯口去。

过了一会儿，克鲁克缓缓地走上楼来，后面紧跟着他那只眼睛闪着绿光的猫，这时，最受人欢迎的烛光也映照在墙上了。“这人平时就这样睡的吗？”律师低声问道。“嗐！我不晓得，”克鲁克一边说，一边摇着头，并扬起了眉毛。“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的脾气，只知道他不爱跟人来往。”

他们一边低声说着，一边走进屋里。他们把蜡烛拿进去以后，百叶窗上那两个大洞眼便显得暗淡无光，仿佛闭上了似的。可是，床上那双眼睛可没有闭上。

“老天爷！”图金霍恩先生喊道。“他完了！”

克鲁克把他拿起来的那只沉重的手突然放下，那只胳臂便在床沿摆动起来。

有一会儿，他们面面相觑。

“找个医生来！快喊楼上的弗莱德小姐，先生，床边还放着毒药呢！请你喊一声弗莱德，好不好？”克鲁克说，他在尸体上面张开他那两只枯瘦的手，很像吸血蝙蝠的翅膀。

图金霍恩先生赶紧到楼梯口，喊道：“弗莱德小姐！弗莱德！快到这儿来，快点呀，弗莱德！”克鲁克看着他出去；当他正喊着的时候，克鲁克偷偷朝那口旧皮箱走去，然后又偷偷回到原处。

“快跑，弗莱德，快跑！就近把医生找来！快跑！”克鲁克先生对一个瘦小的女人说。这女人就是他的女房客。她来得快，去得快，没有多大工夫又回来了。和她同来的是一个从饭桌上给拉来的性急的医生；他那抹了鼻烟的上唇显得很宽，苏格兰口音很重。

“哎呀！天啊，”医生说，他匆匆检查了一下，抬起头望着他们。“他已经死了，就跟埃及法老的木乃伊一样！”

图金霍恩先生（这时正站在那口旧皮箱旁边）问这人死了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先生？”医生说。“看样子，大概死了三个钟头吧。”

“我说，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站在床那边的一个肤色黝黑的年轻人说道。

“你是医生吗，先生？”头一个人问道。

那个肤色黝黑的年轻人说是。

“那我这就走啦，”那人说；“因为我在这里已经没什么用了！”说完这话，他就结束这次草草的诊断，回去继续吃他的晚饭。

那个肤色黝黑的年轻外科医生拿着蜡烛，在这个靠誊抄法律文件为生的人脸上，来回地照着，仔细给他检查。这个誊抄法律文件的人现在既然死去，也就名符其实地成为没名没姓的人了。

“我一看就认出这个人，”外科医生说。“一年半以来，他一直到我那儿去买鸦片。这里哪一位是他的亲人？”他环视了一下那三个站在一旁的人。

“我是他的房东，”克鲁克冷冷地说，从外科医生伸过来的手里接过蜡烛。“有一回他跟我说过，我算是他最亲的人了。”

“没问题，”外科医生说，“他是因为过量吞服鸦片而致死的。屋子里鸦片气味浓极了。光这点儿，”他从克鲁克先生手里把一个旧茶壶接过来，“就够毒死十来个人了。”

“你看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吗？”克鲁克问道。

“你是说过量吞服吗？”

“是呀！”克鲁克咂了咂嘴，那种兴致勃勃的样子，使人感到毛骨悚然。

“这我说不上来。我看不可能吧，因为他一直吃这么多，吃惯了。可是这个事儿谁晓得呢。我看，他很穷吧？”

“大概是吧。他这屋子——一看就知道不富裕，”克鲁克说；他迅速地向周围横扫了一眼，好像已经跟他那只猫交换了眼色似的。“可是，自从他搬到这里来以后，我就没进过这个屋子；他也总是闷声不响，从来没跟我说过他自己的事情。”

“他欠你房租吗？”

“欠六个星期。”

“他再也不会付给你了！”年轻人说，一边又检查起来。“毫无疑问，他确实是完了，就像埃及法老的木乃伊一样；从他的样子和情况来看，他死的时候倒没什么痛苦。不过，他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有风度，而且我敢说，一定长得很英俊。”他说这番话，并不是不带一点感情的，因为他这时候正坐在床沿上，脸对着死者的脸，手放在死者的胸前。“记得有一回我捉摸过，觉得他的态度举止虽然粗鲁一点，倒也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正好说明，他是一个落魄江湖的人。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一边说，一边看了看周围的人。

克鲁克答道：“你如果要我给你说说我楼下那些口袋里的头发是从什么女人头上剪下来的，那倒好办一些。我就知道他是我的房客，在这儿住了一年半，靠誊抄法律文件——或者不靠誊抄法律文件——过日子，除了这些以外，别的事我都不晓得。”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图金霍恩先生离开他们，背着两手，站在那口旧皮箱旁边，很显然，他根本没有具备这几个人在死者床前流露出来的那三种心情：既没有那个年轻外科医生在职业上对死者所发生的兴趣（这和他刚谈论死者时，把死者当作一个有骨有肉的人看待是不相称的），也没有老头儿那种好奇心或是那个瘦小的女人那种恐惧心。他脸上那种泰然自若的神色，就跟他身上那套褪了色的衣服一样，什么表情都没有。你甚至说不上来，他这会儿是不是在捉摸什么事情。他既没有表示有耐性，也没有表示没有耐性；既没有表示注意地听，也没有表示心不在焉。他什么也没有表示，你只能看见他这老牡蛎的外壳。一件精巧的乐器往往很容易从它的外形就判断出它的音质，同样地，你从图金霍恩先生的外形也可以看出他的气质。

他终于插了嘴，用他那种行业的冷漠态度对那年轻外科医生说话了。

“你来之前不久，”他说道，“我因为经过这个地方，顺便进来看看，打算给这个在他生前我没有见过面的死者一点东西誊抄。我是从法律文具店老板——库克大院的斯纳斯比那边知道这个人的。既然这里谁也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我看，最好还是把斯纳斯比找来。怎么样？”他转向那个瘦小的女人，这女人常常在法院见到他，而他也常常见到这个女人；这时候，她已经吓得张口结舌，只能打着手势，表示她愿意去把那个法律文具店老板找来。“那就请你去一趟吧！”图金霍恩说。

她走了以后，外科医生就结束了他那没有希望的检查，拿那条打满了补丁的被单把尸体盖上。克鲁克先生和他聊了几句。图金霍恩先生一声不响，只是依旧站在那口旧皮箱旁边。

斯纳斯比先生穿着那件套了黑袖套的灰工作服，匆匆赶来。“真糟糕，真糟糕，”他说；“怎么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呢！真是的！”

“斯纳斯比，你能不能给这儿的房东讲一讲这个倒霉家伙的情况？”图金霍恩先生问道，“据说他欠了一些房钱。再说，他还得埋葬，是不是？”

“好吧，先生，”他用手捂着嘴咳嗽了一声，表示抱歉，“说真的，我能出什么主意呢，我给你们去把地保找来好啦。”

“我没说要你出主意，”图金霍恩先生说。“主意我可以出——”

（“我相信，先生，谁的主意也没有您的高明，”斯纳斯比先生一边说，一边干咳着，表示谦恭。）

“我要提供一些线索，譬如有些什么亲戚朋友方面啊，或他的来历如何啊，总之，有关他的事情，什么都可以谈。”

“听我说，先生，”斯纳斯比先生说话之前，先咳嗽了一阵，仿佛向大家表示抱歉，“我不仅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

“他往哪里去，是不是？”外科医生替他说完了这句话。

沉默了一会儿。图金霍恩先生瞅着那个法律文具店老板。克鲁克先生张大了嘴，在那里等着别人说话。

“关于他的亲戚，先生，”斯纳斯比先生说道，“要是有人跟我说：‘斯纳斯比，这里有两万英镑，已经存在英格兰银行了，只要你把他的亲戚说出一个来，就把钱给你’，那我也办不到，先生！他搬到这个收买破烂的铺子来住，大概有一年半了——我相信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克鲁克一边说，一边点头。

“大约在一年半以前，”斯纳斯比打起精神说道，“有一天早上，刚吃过早饭，他上我们那儿去了。他在店里见到了我的好太太（我就是这样称呼斯纳斯比太太的），交给她一篇手抄的东西，并跟她说，他需要做点抄写工作，因为他——请原谅我太直言——”为了自己过于直言而表示抱歉时，斯纳斯比先生常常用一种希望别人相信的爽直态度，说出这样一句口头禅，“没钱了！我那好太太本来不大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尤其是——请原谅我太直言——他们提出什么要求的时候。可是她一看见他就很受感动，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刮脸，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梳头，或者是因为女人才想得到的别的什么原因，那我只能让你来判断了；于是她收下了他那篇东西并记下了他的地址。我那好太太记不住名字，”斯纳斯比先生用手捂着嘴，一边咳嗽，一边考虑，过了一会才接着说下去，“她认为尼姆这个名字等于尼姆罗德。因此，她常常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斯纳斯比先生，你怎么还不给尼姆罗德找点活儿干！’或者：‘斯纳斯比先生，为什么不把贾迪斯案那三十八页大法官庭的文件交给尼姆罗德抄呢？’诸如此类的话。就这样，他渐渐在我们那里成了一个打零活的人了；我就知道他这么些事情，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他是一个快手，开开夜车也不在乎；要是你在星期三晚上给他一个抄件，比方说，四十五页吧，星期四早上他就会给你送回来。关于这些事情——”斯纳斯比先生说到这里就把话打住，只见他拿着他那顶帽子彬彬有礼地向床那边挥了一挥，好像是在说：“我毫不怀疑，要是我这位可敬的朋友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证明我的话是对的。”

“你最好看一看，”图金霍恩先生对克鲁克说，“他是不是有什么文件可以帮助你对他有所了解。将来还得验尸，他们也会找你去问话。你认得字吗？”

“不，不认得，”老头儿答道，忽然龇牙咧嘴地笑起来。

“斯纳斯比，”图金霍恩先生说，“替他搜一搜这个屋子。不然的话，他会招麻烦的。我既然来了，就等一会儿，你可得快点儿；以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为他作证，证明一切都正常。我的朋友，请你给斯纳斯比先生拿着蜡烛，他马上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把事情弄明白。”

“首先，这儿有一口旧皮箱，先生，”斯纳斯比说。

哦，不错，果然有一口皮箱！看样子，图金霍恩先生尽管离这箱子那么近，在这以前一直没看见，而且这儿根本没有什么东西，真是天晓得。

旧船具店老板举着蜡烛，法律文具店老板进行搜查。外科医生靠着壁炉架的一角；弗莱德小姐站在门口往屋里瞅着，打着哆嗦。这位老派的、机灵的老律师，穿着一条暗黑色的短裤，在近膝的地方扎了两条丝带，一件宽大的黑背心和一件长袖的黑上衣，他那条柔软的白领巾打成贵族们最熟悉的那种领结，这时候依然保持原来的姿态，站在原来的地方。

在那口旧皮箱里，放着几件不值钱的衣物，一沓当票——这是走向贫穷的道路的路票，一张带着鸦片味儿的皱巴巴的纸，那上面作了一些潦草的记录，如某日吞服多少厘，某日又吞服多少厘；这些记录是在不久以前开始写的，本来似乎要认真写下去，但是，没写几次就停了。还有几张肮里肮脏的剪报，讲的都是些验尸方面的事情，此外就没别的东西了。他们又搜了食橱和墨迹斑斑的书桌的抽屉。这两处都找不到什么旧信或别的字纸。年轻的外科医生检查了这个誊抄法律文件的人的衣服，只找到一把小刀和几个半便士。斯纳斯比先生的意见毕竟是对的，这会儿必须把地保找来。

于是，那个瘦小的女房客找地保去了，其余的人也走出这个屋子。“别让那只猫呆在这儿！”外科医生说：“那可不成！”克鲁克先生只好先把它赶出去；那只猫蜷着它那弯弯的尾巴，用舌头舔着嘴角，贼头贼脑地溜下楼去。

“再见！”图金霍恩先生说完，就回家去和那寓言画相对，想他的心事去了。

这时候，这个消息已经轰动了整条小街。居民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议论这件事情，把他们的侦察兵前哨（主要是小孩）派到克鲁克先生的窗前，于是那个窗户立即被他们紧紧包围起来。一个巡警已经跑到楼上那个屋子去，后来又下来，像一座塔似的直挺挺地站在铺子门口，他偶尔也放下架子，对那些小孩瞅一两眼；但是每当他向他们瞅去时，他们总是吓得往后退。佩金斯太太和派珀尔太太，自从小佩金斯“打了”小派珀尔“一下耳光”这件不愉快的事发生以来，已经好几个星期彼此不说话，在这样难得的场合里，她们又言归于好了。拐角上那家酒铺的小跑堂，因为见过世面并和酒鬼打过交道，所以是有资格前来看热闹的，这会儿他正和巡警交头接耳地谈着，脸上还露出满不在乎的神色，好像他这种人是不会挨警棍和坐牢房似的。小街两旁的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说话，那些光着头的侦察兵急急忙忙地从法院小街跑进来，想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大家伙儿看见克鲁克先生没有遇害，起先似乎觉得很高兴，但接着又自然而然地觉得有点儿失望了。就在人们哄动的时候，地保来了。

那个地保，虽然被这一带的人看成一个可笑人物，但是，如果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能进去看看尸首，大家也就觉得有点了不起了。那个巡警认为他是一个低能的人，是一个雇用守夜人的野蛮时代的遗民，不过还是容许他进去，好像在政府还没有取缔地保这种人以前，他不得不加以容忍似的。人们互相奔告，说是地保已经到场，而且已经进去，这时看热闹的人就更加哄动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地保出来，又引起一阵本已平静下去的哄动。他说，明天验尸的时候需要一些证人，向验尸官和陪审委员团报告死者的情况。这时立刻有人对他说，他可以向许许多多的人进行了解；但是那些人什么也说不上来。他又听许多人说，格林太太的儿子也是“一个誊抄法律文件的人，对于死者的事，比任何人都了解”，但是，他一打听下去，就给弄得更加糊涂了，原来格林太太的儿子已经出门三个月，目前正坐船到中国去，不过，要是向海军大臣申请的话，倒是可以打电报和他进行联系的。地保还到一些店铺和住家去了解情况。他一进屋总是把门关上，那种排斥外人、磨磨蹭蹭和傻里傻气的态度把大家都惹得发了火。有人看见巡警向那个跑堂的挤眉弄眼。人们不仅感到扫兴，而且还起了反感。有些年轻人扯着嗓子嘲笑地保，说他曾经把一个小孩放到汤里煮，他们从一支流行曲里抽出几句，谱了一首歌，歌词大意是说地保拿那小孩烧汤，送给贫民院。后来，警察认为有必要维护法纪，便捉了一个唱歌的人；其余的人都溜之大吉。那个被捉的人还是释放了，不过他得接受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快快跑开，不要再干这种事情。他立刻接受了这个条件。于是，那场小风波一时又平静下来了。这个神色自若的巡警（在他看来，一点点鸦片根本算不了什么）戴着亮闪闪的帽子，系着浆得硬邦邦的围颈布，穿着笔挺的大衣，围着宽大的皮带，皮带上扣着一副手铐，此外，还有种种的配备。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踱来踱去，戴着白手套的手掌互相拍打着；不时在街头拐角的地方站住，看看有没有发生丢失小孩或谋杀之类的事情。

这个毫无能耐的地保，夜里到法院小街来，一处一处地送传票。传票上那些陪审员的名字全给拼写错了，只有地保自己的名字没有拼错，而地保的这个名字，谁也念不出来，再说，谁也不想去念。传票都送出去了，他的那些证人也得到通知。这以后，他跑到克鲁克先生的铺子里去，因为他和几个穷汉子约好在那儿见面。一等那几个人到来，他就领着他们到楼上去。于是百叶窗上那两个大洞眼有了点新鲜玩意可以看看；这是为那个没名没姓的人而设的，也是为每个有名有姓的人而设的，这是尘世上最后的安息之所。

那口棺材当天晚上就停放在那口旧皮箱旁边；床上那个孤零零的人，已经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四十五年，现在躺在那里，像一个弃婴似的，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使人无法寻找。

第二天，这条小街显得非常热闹，正如佩金斯太太说的那样，很像一个市集。佩金斯太太早已和那位心地善良的女人——派珀尔太太重修旧好，这会儿正亲切地谈着话。验尸官马上就要到太阳徽酒店二楼的大厅来。和声学会每周要在这个地方开两次会，总是由一个著名的业余歌唱家主持；开会的时候，小胖子斯维尔斯照例坐在主持人对面，斯维尔斯是一位喜剧歌唱家，他希望（根据橱窗里的海报）他那些朋友能捧一捧他，为第一流的天才出一臂之力。这一天早上，太阳徽酒店生意兴隆。在这种闹哄哄的场合里，就连小孩子也觉得需要买点吃的来维持旺盛的精力，因此，那个卖馅饼的，临时在街头摆了一个摊，也在说他那些白兰地糖果卖得很快。一直在克鲁克先生的铺子和太阳徽酒店之间来回奔跑的地保，这时候正把他保管的那些宝贝东西拿出来让几个老实人看，他们为了答谢他，便请他喝一杯啤酒或是什么的。

验尸官在约定的时间到来了，那些陪审员刚才一直在等他；就在验尸官到场的时候，太阳徽酒店附设的那个又完善又干燥的九柱戏场上，木球恰好把那些柱子给碰倒了，发出一片响声，仿佛是欢迎他似的。验尸官经常光临酒馆，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光顾的次数都多。在他这个行业里，木屑、啤酒、烟草、白酒等等的气味，总是和那些最难看的死人有密切关联的。他由地保和死者的房东领进和声学会的会议室，把帽子放在钢琴上，坐在那张摆在长桌首席的温莎式靠椅上。那张长桌是由几张小桌子拼成的，桌上布满了一个套一个的黏糊糊的圆圈，那是水壶和杯子留下的痕迹。陪审员们都尽可能挤到长桌旁边去坐。其余的人有的站在痰盂和大酒桶中间，有的靠着钢琴。在验尸官的头顶上挂着一个小铁环，那是一个铃铛的环式手把，它给人一个感觉，仿佛这位法官先生马上就要被处绞刑似的。

陪审员点名、宣誓！仪式正在进行的时候，忽然起了一阵哄动，原来有一个矮矮胖胖的人走进来；这个人的衬衫领子很大，一只眼睛老流着泪水，鼻子红肿，他很谦虚地在门口附近坐下来，和大家一样，不过似乎也很熟悉这个屋子。人们低声地说，这就是小胖子斯维尔斯。有人认为，他很可能模仿验尸官的举止神态，准备晚上和声学会开会时大大表演一番。

“好吧，诸位先生——”验尸官开始说。

“那边安静点！”地保说。他不是指验尸官说的，但听起来很像是那样。

“好吧，诸位先生，”验尸官重新开始说。“今天把你们请到这里来，目的是要调查某一个人是怎么死的。关于死者的情况、证物马上提供给你们参考；你们要根据——九柱戏，九柱戏必须立刻停止，听见了没有，地保！——根据证物做出裁决，而不要根据别的东西。现在首先要验尸。”

“喂，把路让开！”地保喊道。

于是，他们乱哄哄地走了出去，仿佛是一个零零落落的出殡行列。他们在克鲁克先生铺子后面的第三层楼上进行搜查，这时候有几个陪审员脸色发青，急急地退出来了。地保对那两位纽扣不全、袖口不甚整洁的先生招呼周到（在那个和声学会的屋子里，他特别在验尸官旁边给他们摆了一个小桌子），设法让他们看到一切必须看的东西，因为他们是调查这类事情的特派记者；地保当然免不了要有一般人的弱点的，他希望能在报上看到“该区精明强干的地保墨尼”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根据最近的事例，他甚至希望墨尼的名字能像绞刑吏的名称那样脍炙人口。

小胖子斯维尔斯在等着验尸官和陪审员们回来，图金霍恩先生也在等着。图金霍恩先生大受欢迎，他坐在验尸官旁边，也就是在那位高贵的司法官、台球桌和煤斗中间。审讯在进行中。陪审委员团听到他们所调查的人是怎样死的，可是关于死者的身世就打听不出来了。“先生们，在座的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律师，”验尸官说，“据说，发现死者死去的时候，他恰巧在场；不过，你们已经听取了外科医生、房东、房客和法律文具店老板的口供了，而他所能提供的情况也只有那些；所以我们不必麻烦他了。在座的还有人知道更多的情况吗？”

佩金斯太太把派珀尔太太推上前去。派珀尔太太宣了誓。

先生们，这是安娜斯塔西亚·派珀尔。是个已婚的女人。喂，派珀尔太太，关于这件事情，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当然啰，派珀尔太太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主要是些东拉西扯、杂乱无章的话，而没有什么内容。派珀尔太太说，她就住在这条小街上（她丈夫在这里修理桌椅营生），关于原告——派珀尔太太老是把死者说成是原告——卖身给魔鬼的这个谣传，邻居们很早以前就知道了，这可以从她的孩子亚历山大·詹姆斯·派珀尔私行洗礼的前两天算起——她那孩子现在已经活了十八个月零四天了，先生们，当初私行洗礼是因为他齿龈有毛病，恐怕活不了。她觉得这种谣传是原告那副神气引起的。她常常碰见原告，觉得他的样子很凶，因此不能让他随便接近一些胆小的孩子（如果对她的话有怀疑，她希望能够把佩金斯太太传上来，因为佩金斯太太就在这儿，佩金斯太太一定能够替她丈夫、她本人和她的家庭作保）。她曾经看见原告被孩子们捉弄而感到为难；因为孩子总归是孩子，特别是那些淘气的孩子，你总不能指望他们都是玛土撒拉，你们当初做孩子的时候，也不是玛土撒拉啊。由于这个，也由于他那黑黑的脸膛，她常在梦中看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鹤嘴锄，把姜尼的脑袋劈成两半；可是这个孩子也不知好歹，老是跟在他屁股后面嚷嚷。不过，她倒是没有见过原告掏出鹤嘴锄或其他武器。她曾经看见有小孩追他和喊他，可是他赶紧躲开了，好像并不怎么喜欢小孩似的，无论什么时候都没见他和小孩或大人说过话。只有一个男孩跟他说话，这个男孩在小街拐角的地方打扫十字路口，要是他在这儿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们，因为常常有人看见他和死者说话。

验尸官说，那个男孩在这儿吗？地保说，不在，先生，他不在这儿。验尸官说，那就去把他叫来吧。当那个精明强干的地保不在场的时候，验尸官和图金霍恩先生谈了谈。

噢！先生们，那个男孩来了。

这就是那个男孩；只见他浑身泥巴，嗓音沙哑，衣服破烂。喂，小孩！可是，先别忙。小心点。应当根据例行手续，先问这个孩子几个问题。

他的名字叫乔。除了这个，别的就不知道了。他不知道人们除了名字，还有姓，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他不知道“乔”是简称，原来的名字还要长一些，因为他觉得这对他说来已经够长了。他并不觉得名字短有什么不好。会拼自己的名字吗？不会。他不会拼自己的名字。他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朋友。从来没上过学。不知道家庭是什么。只知道笤帚是笤帚，只知道撒谎不是好事情。关于笤帚和撒谎的事情，已经记不起是谁跟他说的，可是这两件事情他都知道。他说不清如果对在座的先生们撒谎，死了以后会怎么样，不过，他相信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得到报应——所以他要说实话。

“先生们，这可不行啊！”验尸官说着，发愁地摇了摇头。

“先生，你认为，不能接受他的证词吗？”一个很注意听的陪审员问道。

“绝对不能，”验尸官说。“你们已经听到这小孩说‘记不起’、‘说不清’这样的话了，你们知道，这样可不行啊。先生们，在法庭上，我们不能把这当作口供。这简直是胡闹。把小孩带下去。”

那男孩被带下去了，这件事情对在座的人有很大启发，对那个喜剧歌唱家，小胖子斯维尔斯的启发尤其大。

喂。还有别的证人吗？没有别的证人啦。

先生们，这就行啦！这个人谁也不认识他，一年半以来一直大量吞食鸦片，由于过度吞食鸦片而致死。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拿得出任何证据，从而得出结论说，这个人是蓄意自杀的，那么你们就不妨做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你们认为，这个人的死不过是事出偶然，那么你们也可以根据情况做出裁决。

根据情况做出裁决。死因是偶然的。这都毋庸置疑。先生们，你们可以退席啦。再见。

验尸官在扣大衣扣子的时候，图金霍恩先生便和他到角落里，私下听取那个被否决了的小证人的证词。

这个得不到人们垂顾的家伙，只知道死者（乔刚才从那黄面膛和黑头发认出他来）常常被街上的小孩跟在后面哄笑；只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他自己正在十字路口附近的一个门道里打哆嗦，那个人转过头看了看他，便折回来问他一些话，发现他一个亲人也没有，便说：“我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接着就给了他一点钱，够他吃顿晚饭和找个地方住一夜。从那时起，那个人就常常跟他说话；问他夜里睡得好不好，问他怎么能忍受饥寒，问他是不是希望死掉，以及诸如此类的奇怪问题。那个人要是没有钱，经过的时候就说，“乔，今天我和你一样穷”；可是，那人要是有一点点钱，他总愿意给乔一些（这一点乔是衷心相信的）。

“他对我非常好，”孩子用那破破烂烂的袖子擦着眼泪说。“刚才我看见他这样直挺挺地躺在这里，我真希望他能听见我说这句话。他对我实在太好了，太好了！”

当他慢吞吞地走下楼梯的时候，躲在一旁等着他的斯纳斯比先生，便把半克朗银币塞到他的手里。“如果你看见我和我的好太太——我是说一位女士——从你那个十字路口走过，”斯纳斯比先生用手指指着鼻子说，“你可不要提这件事情！”

那些陪审员还在太阳徽酒店里呆着，东拉西扯地谈了一会儿。后来，有六七个人抽起烟斗来，弄得太阳徽酒店的客厅烟雾弥漫；有两个人蹓跶着上罕普斯德去了，有四个人商量好，晚上买半票去看戏，最后还要吃一顿牡蛎。小胖子斯维尔斯备受欢迎，有好几个人请他吃东西。有人问他觉得今天的审讯怎么样，他便用一句俗语概括道：“离奇古怪”（他的长处就在于对俗语能够运用自如）。太阳徽酒店的老板看见小胖子斯维尔斯这样受人欢迎，便在那些陪审员和客人们面前把他大捧一阵，说什么在演唱某个角色的时候，谁也比不上他，还说他的戏服多得一车也装不完。

就这样，太阳徽酒店渐渐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之中，接着店里点起了煤气灯，在夜色中大放光明。和声学会开会的时刻到了，那个著名的职业歌唱家坐在主席的位子上，坐在他对面的是喝得面红耳赤的小胖子斯维尔斯，他们的朋友围绕在他们四周，为第一流的天才捧场。晚上，正当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小胖子斯维尔斯说，先生们，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打算略略表演一段今天在这里发生的真人真事的戏。大家鼓掌表示欢迎；他走出屋去的时候还是斯维尔斯，转回来的时候就算是验尸官了（不过一点都不像）；他演唱了验尸的过程，为了让大家开心，他还不时用钢琴伴奏这样一个叠唱句：他（验尸官）醉得晕头转向，嚷嚷什么嘟哩嘟儿——醉得晕头转向，嚷嚷什么嘟哩嘟儿——醉得晕头转向，嚷嚷什么嘟哩嘟儿，嘀！

叮叮的钢琴声终于停止，和声学会的朋友们也去抱着枕头睡觉了。这时候，那具孤零零的尸体已经进了尘世上最后的安息之所；寂静笼罩着他，百叶窗上那两个阴森可怕的洞眼，在这万籁俱寂的夜里守望了他好几个钟头。这个可怜人很小的时候，也曾偎依在母亲的怀里，抬起眼睛望着慈母的脸，根本不懂得怎样用柔软的小手去搂着母亲的脖子，如果做母亲的当时能预见他如今躺在这里，那将是多么不堪设想的事情啊！想当年，在那些比较得意的日子里，如果他心中那股已经熄灭的热情，曾经为某个爱恋他的女人而燃烧过，那么，现在他的遗体还没有掩埋，那个女人又在什么地方呢！

那天晚上，在库克大院斯纳斯比先生家里，整夜都得不到安宁。原来嘉斯德尔搅得大家睡不了觉；正像斯纳斯比先生说的那样——请原谅我太直言了——她的癫痫病不是发作一次而是接连发作了二十次。这次发病的原因是，嘉斯德尔心肠太软，而且过于敏感，不过，如果不是因为她在图丁那位大恩人家里呆过，这种敏感很可能是由于她喜欢胡思乱想而来的。且不说她过于敏感到底是因为什么，喝茶的时候，斯纳斯比先生叙述了他参与验尸的事，这不免使嘉斯德尔大为震惊，所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先是她手里端的荷兰干酪突然飞了出去，接着她一头栽到厨房里去；就这样，她的癫痫病发作起来了，并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她发一阵好一阵，好一阵又发一阵，一直没完没了。在各次发作的短暂间歇中，她都抓紧时机，向斯纳斯比太太苦苦哀求说，“等她病好了以后”，千万不要把她打发走；同时，她又求着店里的人，把她放在石子地上，大家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因此，当柯西特大街那家小牛奶铺的忠于职司的公鸡，因黎明到来而高声歌唱时，就连耐性最好的斯纳斯比先生听了，也不禁长叹一声说：“我还真以为你这只公鸡死了哩！”

这只满怀热情的公鸡，在竭尽全力啼叫的时候，它知道自己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吗？或者，它对这件和它毫无关系的事情大嚷大叫（不过，人们在得意的时候，也是这样公然大嚷大叫的），它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当然，这都是它自己的事情。只要黎明到来，只要早晨到来，只要中午到来，那就行了。

后来，精明强干的地保——晨报就是这样形容他的——带着他那帮穷朋友，来到克鲁克先生那个铺子，把我们那位与世长辞的亲爱的弟兄的尸体抬走，抬到一个四面都被围起来的墓地里去；那个地方瘟疫流行、污秽不堪，把恶疾传染给我们那些尚未与世长辞的亲爱的兄弟姐妹，而我们那些趋炎附势的亲爱的兄弟姐妹——但愿他们早日与世长辞！——却心满意足，怡然自得。他们把我们那位与世长辞的亲爱的弟兄抬到这一小片土地来，举行基督教式的葬礼，但是这小片污秽的土地，就连一个异教徒也会把它当作极其不堪的东西而加以拒绝，连一个野蛮人也会望而生畏。

在这里，除了一条小隧道似的、臭气冲天的小巷通向墓地的铁门以外，四面都是房子；在这里，在这些死人的周围，活人正干着种种坏事，而在那些活人周围，死人也在散发着种种的毒素；在这里，他们把我们那位亲爱的弟兄埋在地下一两英尺深的地方；在这里，他被埋到烂泥里去，而将来也要从烂泥里爬出来：他将是复仇的魔鬼，出现在许多病榻之前，他将成为可耻的证据，向未来的年代说明，当年“文明”和“野蛮”，怎样牵着这个妄自尊大的岛国往前走。

来吧，黑夜，来吧，黑暗的世界，因为在这样一个地方，你们无论来得多快，也都不算快；无论呆得多长，也都不算长！来吧，那些破烂房子的窗户里的姗姗来迟的灯光，还有你们那些在房子里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的人，你们在为非作歹的时候，至少可以关上窗户，把这种不堪入目的情景隔绝起来！来吧，煤气灯的火焰，你在那扇铁门上发着阴森森的亮光，污浊的空气就附在那上面，好像女巫用的油膏似的，一接触就令人觉着黏黏糊糊！你们做得对，应当向每个过往行人喊道：“瞅瞅这儿吧！”

正当黑夜到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垂头丧气、磨磨蹭蹭地穿过那条隧道似的小巷，来到铁门外面。他扶着门，从栏杆中间往里瞅着，站在那儿瞅了一会儿。

然后，他用他带来的破笤帚轻轻扫着台阶，把拱道打扫干净。他扫得很快，很干净；他又往里面瞅了一会儿才走开。

乔，原来是你呀？好啊，好啊！你虽然是个被否决了的证人，你“说不清”将来落到比世人高一等的神灵手里会怎么样，不过你并不是完全愚昧无知的。你这样做，说明在你的理智里，隐隐约约地闪烁着一线的光明，因为你喃喃地说：

“他对我实在太好了，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