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风度

理查德就在第二天晚上离开我们，奔他的前程去了，他因为非常热爱婀达和非常信任我，所以就托我照顾婀达。想到他们俩在这样一个黯然销魂的时刻还对我念念不忘，我当时真受感动，而今天写到这件事情，便尤其感动。不论是他们当时的计划或是未来的计划，都把我包括进去了。因此，我以后每星期得给理查德写一封信，忠实地报告婀达的情况——婀达则打算隔天给他写一封信。关于他将来怎样努力读书和获得什么成绩，他也准备亲自写信告诉我；我将来可以看到他怎样不屈不挠、百折不回地奋斗；他们将来结婚的时候，我得给婀达当伴娘；以后我就和他们住在一起，给他们管家，他们要永远让我过着幸福的日子。

“而且，说不定这场官司会使我们成为大富翁呢，埃丝特——这是可能的，你知道不？”理查德最后加上这么一句。

婀达脸上掠过一道阴影。

“亲爱的婀达，”理查德问道，“为什么不可能呢？”

“那还不如让大法官庭马上宣告我们破产来得好呢，”婀达说。

“哦！那我可就不知道了，”理查德答道，“不过，它反正是不会马上宣布什么的。天晓得它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宣布任何事情了。”

“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婀达说。

“可不是，不过，”理查德强调说——他不是因为听了婀达的话，而是看到她当时的表情才这么回答的，“亲爱的表妹，这场官司拖得越长，好歹做出判决的日期就越近。你瞧，这个道理不是顶明白吗？”

“理查德，你比我们都懂得多，不过我有点担心，如果我们指望这场官司的话，我们将来准会吃苦头。”

“可是，亲爱的婀达，我们并不指望这场官司！”理查德喊道。“我们才没这么傻呢！我只是说这场官司说不定会使我们成为大富翁罢了，我们从来也不反对有钱呀。根据庄严的法律规定，大法官庭就是我们的铁面无私的老监护人，因此，不管大法官庭给我们什么（要是法院真给我们点什么的话），我们都要把它看作是应得的权利。我们大可不必跟自己的权利过不去。”

“当然不必，”婀达说，“可是，我们还是把这一切忘掉的好。”

“好吧，好吧！”理查德喊道，“我们就把这一切忘掉好了！我们要把这些事情忘个一干二净。你瞧德登大妈脸上的表情，她已经表示同意，那就行了！”

“你刚才喊德登大妈的时候，”我那会儿正把理查德的书装进箱子里，便探过头来说，“根本就没看清楚她脸上是什么表情；不过，她倒是同意了。她认为你还是忘掉这些事情的好。”

于是理查德说，这件事情就算告一段落吧——可是，他又马上毫无根据地臆造了许多空中楼阁，其数目之多，绝不下于中国万里长城上的烽火台。他兴高采烈地走了。我和婀达早就想到他走后我们一定会感到若有所失，不过心里已经有了准备，也就能够安下心来，过一种平静的生活。

记得我们刚到伦敦，就跟着贾迪斯先生去找过杰利比太太，可是碰巧杰利比太太当时没有在家。看样子，她是上什么人家里喝茶去了，而且还是带着杰利比小姐一起去的。除了到别人家里去喝茶，她当然还要发表许多的演说，写许多的信件，谈谈在伯里奥布拉－加纳移民地区种植咖啡和培养土著的种种好处。毫无疑问，这些信件一定使她女儿费了不少笔墨，吃了不少苦头。

到了约定时间，杰利比太太还没有来看我们，我们只好再次登门拜访。她倒是在伦敦城里，只是没有在家；据说她吃完早饭就上马尔恩德去了，为的是要处理一件有关该殖民地的事务，这件事是由一个名叫援助委员会伦敦东区分会的机构所引起的。上次来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啤啤（当时哪里也找不着他，那个厨娘认为他一定是跟着清道夫的马车玩去了），所以我这次又问起他来了。他盖房子玩的那些壳还在过道上，就是什么地方也找不着他；厨娘认为他这一次是“赶羊去了”。我们都带着几分惊讶问道：“赶羊？”厨娘便说，不错，碰到赶集的日子，他常常跟着羊群出城，跑得老远，等他回家的时候，简直就不像个人样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监护人正在窗前坐着，婀达则忙着写信——自然是写给理查德啰；这时候，有人通报杰利比小姐来访。杰利比小姐领着那个啤啤走进来，看样子，她曾经花过一番工夫给啤啤打扮过，把他脸上和手上那些显眼的地方都擦干净，把他头发弄湿，用手指使劲卷过。这个小家伙身上的衣服，不是过于肥大，就是过于窄小。除了这身不伦不类的衣裳以外，他的别的穿戴也是不伦不类：帽子就跟主教戴的那样大，手套就跟娃娃戴的那样小；靴子跟乡下人穿的差不多，只是略小一些。他只穿一条很短的花格子呢短裤（裤管两道褶边的大小完全不一样），光着两条腿，腿上的抓痕横七竖八，看上去就像地图。那件花格子呢上衣原来缺了几个扣子，现在缝上去的显然是从杰利比先生的衣服上拆下来的。这些扣子大得出奇，而且已经磨得跟黄铜一样。他衣服上有几块补丁，样子非常奇怪，显然是匆匆忙忙补上去的；后来我在杰利比小姐的衣服上也看到同样的手艺。不过，不知为什么，她的外表倒是有了改进，比从前漂亮多了。她这时已经觉察到，自己费了半天劲，还是没有把可怜的小啤啤打扮好，所以，她进屋的时候先看了啤啤一眼，然后又看了看我们，这就表明她已经觉察到这一点了。

“噢，真糟糕！”我的监护人说。“又刮东风了！”

我和婀达热情地欢迎她，并把她介绍给贾迪斯先生；她坐下来以后，便对贾迪斯先生说：

“妈问您好，还请您原谅她不能来，因为她要校改那个计划的校样。她准备发出五千份新传单；她知道您听了这个，一定很感兴趣。我带来了一份。妈问您好。”说到这里，她便绷着脸把那张传单递过去。

“谢谢你，”我的监护人说。“我非常感激杰利比太太。噢，真糟糕！这风刮得人真难受！”

我们一边忙着给啤啤摘下那顶大帽子，一边问他是不是还认得我们。啤啤开头还用胳臂捂着脸，直往后退，后来，看见了蛋糕，便乖乖地让我抱在膝上，不声不响地吃着蛋糕。贾迪斯先生这时回到他那个临时的“牢骚室”里；杰利比小姐又像往常那样，突然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去了。

“我们在泰维斯法学院街的那个家，还是从前那样糟糕，”她说。“我就没过过安静日子，一天到晚谈非洲！我就是成了一个——那是怎么说的？成了一个所谓同胞兄弟，也不见得比现在糟糕多少！”

我想说几句话安慰她一下。

“噢，你用不着安慰我，萨默森小姐，”杰利比小姐喊道，“不过我依旧很感激你这份好意。我明白人家怎么待我，所以谁的话我也听不进去。假如人家也是这样待你，你也会听不进别人的话的，啤啤，到钢琴底下去玩捉老虎吧！”

“我不去！”啤啤说。

“好啊，你这孩子真调皮，真没良心！”杰利比小姐噙着泪花说道。“我以后才不会费那么大的劲给你打扮哩。”

“好吧，我这就去，凯蒂！”啤啤喊道。他倒真是个好孩子，看见姐姐心里难过，立刻就乖乖地走开了。

“为了这么点儿小事就哭，好像不值得，是不是？”杰利比小姐很抱歉地说，“可是我累极了。我昨天给那些传单写人名地址，一直写到夜里两点钟。我恨透了这些事情，单是写人名地址这一桩，就把我弄得头昏脑涨。你瞧瞧这个可怜的孩子！谁见过像他穿得这么难看的人！”

幸亏啤啤并不晓得自己那身穿戴有那么多的毛病，他坐在一条钢琴腿后面的地毯上，一边吃蛋糕，一边静静地瞧着我们。

“因为我不愿意让他听见我们说的话，”杰利比小姐说着，把椅子往我们这边拉了拉，“所以叫他到那边去了。这些小家伙可机灵啦。我刚才想说，我们的日子真的一天不如一天了。过不了多久，爸爸就要破产，到那时，我看妈妈才会甘心，闹到这个地步，只能怪妈一个人了。”

我们说，希望杰利比先生的处境不至于这样糟糕。

“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希望也没有用，”杰利比小姐摇着头答道。“爸爸昨天早上还跟我说，他闯不过这个难关了。他心里难受极了；我看他要能闯过这一关才怪呢。那些买卖人不管货色好坏，高兴送什么来就送什么来，我们家的用人也不管什么东西，高兴拿来怎样摆弄就怎样摆弄。我呢，就算是懂得怎样改善这种情形，也没有时间去做；妈妈更是一概不管，我倒是想看看，爸爸在这种情况下怎样闯过难关。说真的，如果我是爸爸的话，我一定跑掉，离开这个家。”

“亲爱的！”我笑着说。“不用说，你爸爸当然是关心自己的家庭啰。”

“噢，不错，他这个家庭实在太好了，萨默森小姐，”杰利比小姐答道；“可是在这个家庭里，他能得到什么安慰呢？他这个家，除了账单、垃圾和碎纸，除了吵闹和孩子们从楼梯上滚下来，除了混乱和不幸，还有什么东西呢？他这个乱七八糟的家，天天都像是在大扫除，可是什么也没扫除掉！”

杰利比小姐跺了跺脚，又擦了擦眼泪。

“说真的，我很可怜爸爸，”她说，“也很生我妈的气，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反正我也不想再忍下去了。我已经下了决心。我可不愿意当一辈子奴隶，也不愿意等那个奎尔先生来向我求婚。嫁给一个慈善家，那倒真不错。好像那个罪我还没受够似的！”可怜的杰利比小姐说。

说真的，看到这个没人关心的姑娘，听了她这番话，我也禁不住生杰利比太太的气了，因为杰利比小姐虽然挖苦得厉害，可是她说的是真话。

“要不是你们上次在我们家住的时候，彼此熟悉了，”杰利比小姐接着说下去，“我今天可真不好意思上这里来了，因为我很明白，我在你们两位的眼睛里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我还是决定来，尤其是，你们下次到伦敦来的时候，我多半不会再见着你们了。”

她说这句话的口气是那样意味深长，我和婀达都预料到她还有什么话要说，便互相使了个眼色。

“不错，”杰利比小姐摇着头说。“多半不会再见着你们了！我知道我可以信得过你们两位。我相信你们不会泄露我的秘密。我已经跟人订婚了。”

“家里不知道这件事吗？”我说。

“啊唷，萨默森小姐，”她辩解的时候，态度有点急躁，不过倒没有生气，“那怎么能让他们知道呢！你又不是不明白妈这个人——我也不想告诉可怜的爸爸，使他心里更难过。”

“可是，亲爱的，如果你不告诉他，不征求他的同意，那会不会使他更难过呢？”我问道。

“不会的，”杰利比小姐说，她有点想哭的样子。“我希望不会。以后他来看我的时候，我一定想法子让他高兴，让他快活；我还要让啤啤和其他几个孩子轮流到我家里来住；那时候我一定能照顾照顾他们。”

可怜的凯蒂本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她越说越想哭；后来谈到她想象中的那个了不起的小家庭，哭得尤其伤心，就连呆在钢琴底下的啤啤也大为感动，翻了个身，躺在地上，放声大哭。后来，我领他去亲亲他姐姐，又让他坐在我膝上，指给他看凯蒂正对着他笑（她是故意笑给他看的），他这才平静下来——其实，他还要挨个儿捧着我们的下巴，摸摸我们的脸儿以后，才肯完全平静下来。后来，他不愿意到钢琴下面去了，我们便把他放在一张椅子上，让他看着窗外；杰利比小姐拉着他一条腿，一边继续倾诉她心里的秘密。

“这事情是因为你们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引起的，”她说。

我们自然要追问究竟。

“我那时觉得日子过得很别扭，”她答道，“所以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要使自己有教养一些；于是决定去学跳舞。我跟妈说，我觉得自己什么也不会，简直见不得人，所以我一定要学跳舞。妈当时就用那种惹人生气的眼光瞧着我，好像根本没有看见我似的。可是我已经抱定决心要学跳舞，所以我就跑到纽曼大街特维德洛甫先生办的舞蹈学校去学了。”

“亲爱的，是不是就在那里——”我说。

“是呀，就是在那里，”凯蒂说，“我跟特维德洛甫先生订了婚。那里有两个特维德洛甫先生，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儿子。我那个特维德洛甫先生当然是儿子。我当初要有机会多受点教育就好了，这样我就能做他的好妻子，因为我实在喜欢他呢。”

“说实在的，听了你这番话，我心里很难过。”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难过，”她有点着急地驳道，“不管怎么样，我已经跟特维德洛甫先生订了婚，而且他也非常喜欢我。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情还是个秘密，甚至在他那边也是个秘密，因为老特维德洛甫先生跟这个跳舞学校也有一些关系，如果突然把这件事告诉他，那就可能使他伤心，或者吓一大跳。说真的，老特维德洛甫先生是一位很有绅士气派的人——确实很有绅士气派呢！”

“他太太知道这件事情吗？”婀达问道。

“你是说老特维德洛甫先生的太太吗？克莱尔小姐？”杰利比小姐瞪大眼睛问。“没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太太已经去世了。”

说到这里，我们的谈话被啤啤的喊声打断了，原来他姐姐说话时为了加重语气，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拽拽他那条腿，就像拉铃铛的绳子似的，他当时痛得受不了，便伤心地哭起来。由于他向我乞怜，而我这时除了坐着听，也没有别的事情，便把他抱了起来。杰利比小姐很抱歉地吻了啤啤一下，并且说她不是故意的，然后，便接着说下去。

“事情就是这样，”凯蒂说。“如果有一天我觉得自己错了，那也是妈的责任。将来只要环境容许，我们就结婚；结了婚我就到办公房去找爸爸，并且给妈写信。这不会使妈生多大的气；在她眼里，我不过是她的钢笔墨水罢了。可是叫人高兴的是，”说到这里，凯蒂嘤嘤地哭了起来，“我结婚以后，非洲的事情就再也不用听了。小特维德洛甫因为我的关系也恨非洲；要是老特维德洛甫先生知道这样一个地方的话，他也会照样恨它的。”

“很有绅士气派的那一位就是他吧？”我说。

“不错，他确实很有点绅士气派，”凯蒂说。“他就是因为他的风度才出了名。”

“他教课吗？”婀达问道。

“不，他什么也不教，”凯蒂答道。“不过他的风度很潇洒。”

接着，凯蒂便用一种吞吞吐吐的态度，说她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我们，她觉得我们应当知道，而且希望我们听了不要生气。原来她已经跟那个疯疯癫癫的瘦小的老太太弗莱德小姐熟起来了。她常常一清早就上老太太家里去，在早饭前和她的情人在一起呆几分钟——只是几分钟。“别的时间我也上那儿去，”凯蒂说，“可是普林斯就不去了。小特维德洛甫先生的名字就叫普林斯；我可不愿意他叫这个名字，因为这很像狗的名字，当然啰，这个名字不是他自己起的。那是老特维德洛甫为了纪念摄政王，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老特维德洛甫先生非常崇拜摄政王的风度。我头一次到弗莱德小姐家里是跟你们一起去的，我希望你们别因为我在那里和小特维德洛甫先生见过几次面，就觉得我这个人很糟糕；因为我实在喜欢这个可怜的老太太，而我相信她也喜欢我。假如你们能见到特维德洛甫先生，我敢说你们一定觉得他很好——至少，我敢肯定你们不会觉得他有什么坏。我现在就要到那儿去上课了。萨默森小姐，我不敢请你跟我一起去，不过，要是你愿意去的话，”凯蒂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非常诚恳，声音也有点颤抖。“我倒是很高兴——很高兴的。”

恰巧那一天我们跟贾迪斯先生约好到弗莱德小姐家里去。原来，我们曾经把前一次上她家去的经过跟他说过，他听了很感兴趣；可是后来总有些事情拖着我们，使我们不能再去看她。我当时认为，既然杰利比小姐愿意向我吐露内心的秘密，那么，只要我愿意做她的心腹朋友，我就有可能影响这个可怜的姑娘，不让她作出轻率的决定；因此，我建议她和我，还有啤啤三个人先到跳舞学校去，然后再去看弗莱德小姐——我今天才晓得她叫这个名字——在她家里跟婀达和我的监护人碰头。我同时还提出一个条件，要杰利比小姐和啤啤跟我们一起回来吃晚饭。最后这个条件他们俩都高兴地接受了，于是我们找了几个别针，一个刷头发的刷子，还端来一块肥皂和一盆水，把啤啤打扮了一番。出了门，我们便向离此不远的纽曼大街走去。

那个跳舞学校就设在一所熏黑了的房子里，坐落在拱道拐弯的地方，每一个楼梯窗座上都摆着半身像。我看了门上的那些牌子，知道这里还住着一个图画教师、一个煤炭商人（不用说，这里没有他存煤的地方）和一个石版画画家。我看见其中有一个牌子比别的牌子都大，占的位置也最显眼，那上面写着“特维德洛甫先生”。大门敞开，一架大钢琴、一架竖琴和几件装在匣子里的乐器，横七竖八地放在走廊上，几乎把走廊都堵住了；这些东西在白天显得非常漂亮，现在正等着运走。杰利比小姐告诉我说，昨天晚上跳舞学校租给人开音乐会来着。

我们走上楼梯——当初那房子经常有人打扫，而又没有人整天在里面吸烟，想必是很漂亮的，——来到特维德洛甫先生那间大屋子；这间屋子向后接了出去，跟一个马房相连，光线从一个天窗射进来。这是一个空空洞洞、回声很大的屋子，带着一股马房的气味；四面靠墙的地方有一排藤椅；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画着一个七弦琴，装着一座树杈子似的刻花玻璃烛台，老式的烛台上滴下来的蜡泪，就像秋天树枝上掉下来的叶子一样。屋里有一些从十三四岁到二十二三岁的女学生；我正要在这些学生中间寻找她的教师，凯蒂捏了捏我的胳臂，用介绍人的客套口吻说：“这位是萨默森小姐，这位是普林斯·特维德洛甫先生！”

我向这个年轻漂亮的男人行了一个屈膝礼。他个子不高，眼睛碧蓝，淡黄色头发从中间分开，四周有一圈卷发。他的左臂夹着一个跳舞教师用的小小的提琴，还拿着那把小琴弓。他那双跳舞鞋小得出奇；他的态度很天真，带着几分女性的温柔。他这种态度不仅引起我的好感，而且也给我一个很奇怪的印象：我觉得他和他母亲当年一样，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和待遇。

“我很高兴认识杰利比小姐的朋友，”他一边说，一边向我深深鞠了一躬。“因为杰利比小姐比平时来得晚，”他带着一种又羞怯又温柔的态度说，“我正担心她不来呢。”

“这不怪杰利比小姐，请原谅，先生，那是我耽误了她的时间。”我说。

“噢，哪里，哪里！”他说。

“请便吧，先生，”我恳切地说，“别因为我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

我道过了歉，便退到一旁，坐在啤啤（他很熟悉这个地方，已经爬上一个靠墙角的座位上了）和一位老太太中间。看样子，这位老太太很喜欢挑剔，她的两个侄女都在舞蹈班里学习。她这时正在那里为了啤啤那双靴子生气。普林斯·特维德洛甫用手指拨动着小提琴的弦，姑娘们都站起来跳舞。就在这当儿，老特维德洛甫先生从旁门走了出来，风度非常潇洒。

他是一位肥胖的老绅士，脸部经过修饰，戴着假牙、假胡子和假发。他的衣服有一条皮领子，胸部的地方垫得高高的，要是佩上一个勋章或一条绶带，那可就十全十美了。他把该收进去的地方都尽量收进去，该鼓起来的地方都尽量鼓起来，该垫高的地方都尽量垫高，该勒紧的地方，都尽量勒紧。他戴的是那样一个领饰（勒得他的眼睛鼓了起来，而且完全变了样），把他的下巴，甚至他的耳朵都裹在里面了；看样子，如果把它解开的话，他一定会矮了半截。他腋下夹着一顶又大又沉的帽子，从帽顶起，渐渐往下倾斜，一直斜到帽檐。他手里拿着一副白手套，耸着肩，弯着胳臂肘，撑着一条腿，以一种无与伦比的优美姿态站在那里，用那副手套拍打着帽子。他还有一根手杖、一个单眼镜、一个鼻烟盒、几个戒指、两个假袖口，他什么东西都有，可就是没有真实感；他既不像个青年人，也不像个老年人。他什么也不像，只是个风度的化身。

“爸爸！来了一位客人，这是杰利比小姐的朋友，萨默森小姐。”

“多蒙萨默森小姐光临，不胜荣幸。”特维德洛甫先生说，他用那种紧绷绷的姿态向我鞠了一躬，我简直觉得他的眼白都打起折来了。

“我父亲很有名望，”小特维德洛甫先生偷偷跟我说，那深信不疑的样子很感动人，“我父亲到处受人崇拜。”

“教下去吧，普林斯！教下去吧！”特维德洛甫先生说，他这时正背向火炉站着，用一种纡尊降贵的态度，挥了挥他那副手套。“教下去吧，孩子！”

在他的命令下，或者说，在他慷慨地允许之下，师生们继续上课。普林斯·特维德洛甫有时一边拨着提琴的弦，一边跳舞，有时候站着弹弹钢琴，有时候则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哼着舞曲，一边改正学生的姿势，他总是恪尽职守，陪着那些基础最差的学生一步一招地跳着，连一刻也没有闲过。可是他那位超群出众的爸爸却什么也不干，只是站在炉火前卖弄他的风度。

“他什么事情也不干，”那个样子很爱挑剔的老太太说。“可是，你信不信，门口那个牌子写的是他的名字？”

“不过，他儿子也是这个名字呀，”我说。

“他要是能取消他儿子的名字，才不会让他有名字呢，”老太太答道。“瞧他儿子那身衣服！”那身衣服确实很平常，绒毛都磨光了，而且差不多破烂了。“可是，这个做父亲的为了保持他的风度，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老太太说。“我要能把他流放、充军才解恨呢！”

我很想多打听打听这个人的事情，便问道：“他开班讲授风度吗？”

“什么？”老太太马上答道。“他根本就不教课。”

我想了一想，又问，他当初大概擅长击剑吧？

“我看他根本就不懂剑术，小姐，”老太太说。

我感到很惊讶，而且很想知道怎么回事。老太太越往下谈，我越生那位风度大师的气；她把他的一些经历详详细细告诉我，并且一再向我声明，她说得还算客气呢。

据说他从前跟一个温顺、娇小的女舞蹈教师结婚（那女教师教的学生很多，而他本人，婚前除了讲究风度以外，根本没做过任何事情），为了维持他那排场所必须的开销，他把妻子给活活累死——起码也得说，他逼得她把自己活活累死了。他要在最有风度的人面前显示自己的风度，又要常常去观摩这些人，所以，他认为必须常到上流人士游乐的地方去，必须在热闹的季节里到布赖顿和其他地方露面，必须穿质料最好的衣服，过着闲散的生活。为了使他能过这样一种生活，那个多情而娇小的女舞蹈教师便不辞劳苦地辛勤工作；看样子，只要她有一口气，她就会这样不辞劳苦地工作下去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个人虽然极其自私，但是他的妻子（完全被他那风度迷住了）却始终相信他，甚至临终的时候，还谆谆告诫儿子要好好照顾他，要恪尽赡养的义务，而且不论怎样敬重他都不算过分。这个做儿子的，既然继承了母亲对父亲的那种信任；又经常看到父亲的风度，因此，便在同样的信念之下，度过了漫漫岁月，长大成人；而现在，他已经三十岁了，每天为他父亲工作十二小时，对这个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老绅士推崇备至。

“瞧这家伙多神气！”老太太一边说，一边带着说不出的愤怒向老特维德洛甫先生摇着头。这时，老特维德洛甫先生正在戴他那副紧窄的手套，当然没觉察到她对他表示的这种敬意。“他真以为自己是个贵族呢！他把儿子骗得晕头转向，还装出一副厚道的样子，让你觉得他简直就是个最善良不过的父亲！哼，”老太太最后非常生气地冲着他说，“我恨不得咬你一口！”

听着老太太说这番话，我虽然心里很发愁，可也忍不住笑起来了。看着他们父子俩，我一点也不怀疑她这番话。假如这个老太太没跟我说这番话，我当时可能对他们父子有什么想法？或者，假如我没有看到他们父子俩，我当时可能对这老太太的话有什么想法？这我今天已经说不上来了。不过老太太的这番话实在合乎情理，那就不由得你不相信了。

我正在来回打量着忙碌不堪的小特维德洛甫先生和风度优美的老特维德洛甫先生，忽然老特维德洛甫先生向我慢慢走过来，和我攀谈起来。

他首先问我，这次到伦敦来，是不是给伦敦增添点光辉？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他解释，因为我自己完全明白我办不到这样的事，所以，我只把住址告诉了他。

“像您这样一位又文雅又有教养的小姐，”他说着，吻了一下自己右手的手套，然后又用手套向那些学生挥了挥，“看到这些学生的不足之处，一定不会见怪吧，我们正尽最大努力，让他们讲究优美——优美——优美！”

他在我旁边坐下来，怪费劲地端着架子坐着，我想，这大概是模仿版画里摄政王坐在沙发上的姿态吧。不过，说实在的，他倒装得挺像呢。

“讲究优美——优美——优美！”他又说了一遍，捏出点鼻烟来闻了闻，然后又轻轻弹了弹手指头。“但是谈到风度这一点，我们已经不——如果对您这样一位生得又漂亮又会打扮的小姐，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说到这里，他耸起肩鞠了一躬；看样子，他鞠躬时非得抬起眉毛，闭上眼睛不可——“我们已经不如从前了。”

“我们已经不如从前了吗，先生？”我说。

“我们已经比从前差多了，”他摇着头答道；他因为戴着领饰，脑袋只能微微晃动。“这个强调平等的时代是不利于讲究风度的。这个时代倒是会使人越来越粗俗。也许我这番话说得有点偏激。不是我喜欢吹嘘，大家管我叫特维德洛甫绅士，已经有好些年了，再说，有一次摄政王殿下从华丽的布赖顿行宫驱车出来，看见我脱帽致敬，蒙他看得起我，居然向别人打听：‘他是谁？他到底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他？他每年总得有三万英镑的收入吧？’当然咯，小姐，这些人所尽知的小故事，在上等人中间有时还是会谈谈的。”

“真的吗？”我说。

他耸着肩鞠了一躬作为回答。“虽然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他补充说，“还保留下一些风度，可是英国——我的祖国啊！——已经大不如前，而且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英国今天已经没有多少绅士。我们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我看不出有谁来继承我的风度，我看到的只是那些纺织工。”

“也许大家都希望绅士风度会从您这里继续保持下去呢。”我说。

“您太好了，”他笑了笑，又耸着肩鞠了一躬。“您太夸奖我了。可是，不——不！我那可怜的孩子学了这门艺术，本来应当很有风度的，但是我在这方面始终没能影响他。上帝不容我糟蹋我自己的孩子，可是他的确没有——没有风度。”

“他倒是像一位优秀的教师呢！”我说。

“听我说，亲爱的小姐，他确实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凡是该学的，他都学会了。凡是该教的，他也都教了。可是还有好些事情”——他又抹了一点鼻烟，鞠了一个躬，仿佛说：“比方，就像这种事情吧。”

我看了看房中央，杰利比小姐的意中人正在那里一个一个地教那些学生，他这时更辛苦了。

“我亲爱的孩子，”特维德洛甫先生喃喃地说，一面整了整他的领饰。

“您的儿子真是不知劳累呢，”我说。

“您这样说，”特维德洛甫先生说，“太夸奖我了。在某些方面，他很像他那位故去的母亲。他母亲是一个很痴情的人。可是女人啊，可爱的女人啊，”特维德洛甫先生那种肉麻的样子真令人作呕，“你们多么伟大啊。”

我站起来，走到杰利比小姐那边去，她正在戴帽子。这一堂舞蹈课早就过点了，大家都在戴帽子。杰利比小姐和不幸的普林斯，在什么时候找到机会表白爱情的，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这一回，他们连谈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亲爱的，”特维德洛甫先生很亲切地向儿子说，“你知道现在什么时间吗？”

“不知道，爸爸。”儿子没有表。爸爸却有一个很漂亮的金表，他把表掏出来的时候，那姿势简直是人类掏表姿态的典范。

“我的儿子，”他说，“现在已经两点钟了。三点钟你要到肯辛顿去教课。”

“我的时间很充裕，爸爸，”普林斯说。“我可以站着吃一点饭，吃完就走。”

“亲爱的孩子，”他父亲说，“你得快点啦，桌上有冷羊肉，你拿去吃吧。”

“谢谢您，爸爸。您这就要出门吗，爸爸？”

“是的，亲爱的孩子。”特维德洛甫先生说着，闭上眼睛，耸起肩膀，装出一副谦逊而又自命不凡的样子。“我想我该到外面去露一露面了。”

“您最好找一个好地方，舒舒服服吃一顿晚饭，”儿子说。

“亲爱的孩子，我倒是有这个打算。我想到圆柱歌剧院的法兰西餐厅吃一顿便饭。”

“那很好。再见，爸爸！”普林斯和父亲握了握手。

“再见，孩子。上帝保佑你！”

特维德洛甫先生说这话时，态度非常亲切，而这种态度又好像在他儿子身上发生了良好的作用；在他出门的时候，他儿子对他那么敬爱，那么孝顺，而且还为他感到自豪，这几乎使我觉得，如果我不能绝对信任这个做父亲的，那么未免对这个儿子太不厚道了。当普林斯要去吃饭，匆匆向我们告退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秘密，所以我看出，他向杰利比小姐告退时，态度特别殷勤），我对他那孩子般的性格，更加有了好感。他把那个小小的提琴——连同他想跟凯蒂在一起呆一会儿的那个愿望——放进衣袋里，这时候，我觉得我对他又是喜欢，又是同情；因此，我简直也和那个喜欢挑剔的老太太一样恼恨他的父亲了。

那位做父亲的替我们开开房门，鞠着躬送我们出去，我必须说，从他那种态度看，他学摄政王学得很到家。过了一会儿，他也是这样鞠着躬，走到我们前头，来到对过的大街上，奔向贵族的活动场所，到那些今天已经为数不多的绅士中间去露面了。有一段时间，我把刚才在纽曼街的所见所闻在心里重温了一遍，这样一想就想得出了神；又想到在教授舞蹈这一行以外，现在和过去是否有过任何绅士完全靠风度为生、靠风度出名，于是我更加想得出了神，简直没法跟凯蒂说话，甚至无心听听她说话。我越想这个问题，心里就越乱，而且觉得像特维德洛甫先生这样的人世界上有的是，因此，我便对自己说：“埃丝特，你必须下决心别再去想这个问题，好好听凯蒂说话。”于是我真的这样做了，在到伦敦法学协会的后半段路上，一直和凯蒂在谈话。

凯蒂告诉我，她的意中人当年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现在写个小条都写不大明白。她说，如果他不那么注意拼写，不那么认真书写的话，那可能反而好一些；可是，他常常在一些短词中间添上很多不必要的字母，这样一来，那些字看起来就不像英文了。“他这样做本来是一番好意，”凯蒂说，“可是，真可怜，反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凯蒂又进一步分析，像他这样的人，把一生的光阴都消磨在这个跳舞学校里，从早到晚，不是教课便是操劳家务，怎么能指望他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呢！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她在写信这件事情上吃过不少苦，她那点学问足够他们俩写信用的，而且只要他和蔼可亲，那比他有学问要好得多。“再说，我自己也没受过多少教育，也不该摆什么架子啊。”凯蒂说，“说真的，我懂的事情太少了，这倒要谢谢我妈！”

“现在就剩下你我和啤啤三个人了，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凯蒂接着说，“我这是故意等你看到普林斯以后才跟你说的，萨默森小姐。你很清楚我们家的情形。要想在我们那个家里学点什么有用的东西，好准备将来做普林斯的妻子，那简直是白费。我们家里乱得一塌糊涂，根本不可能学到什么；我以前也试过要在家里学一学，可是结果总是使我更加泄气。因此，我就到别人家里去学——你猜跟谁？就是可怜的弗莱德小姐！一清早我就帮助她收拾屋子，洗刷鸟笼；给她烧咖啡（这当然是她教我的咯），我现在已经能把咖啡烧得很好，普林斯说，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咖啡，他还认为，老特维德洛甫先生虽然特别讲究这个，一定也会喜欢我烧的咖啡。我也能做点小布丁，懂得怎样买羊脖子肉，怎样买茶叶，买白糖，买黄油以及家里用的许多东西。我的针线活儿还是做得不好，”凯蒂说到这里，便看了看啤啤衣服上那些缝补过的地方，“不过，我将来也许能做好；我现在既然和普林斯订了婚，而且又学了这许多东西，我觉得自己的脾气比以前好了，对我妈也能原谅一些了。今天早晨，一看见你和克莱尔小姐穿得那么整齐、漂亮，而我和啤啤却都穿得那么寒酸，我心里觉得真难受；不过，总的来说，我想我的脾气已经比以前好一些，而且也能原谅我妈一些了。”

可怜的姑娘好不容易说出这番心里话来，真使我非常感动。“凯蒂，亲爱的，”我说，“我现在真喜欢你，我希望我们将来成为好朋友。”“噢，真的吗？”凯蒂喊道；“那我太高兴了！”“亲爱的凯蒂，”我说，“从现在起，我们就成为朋友吧，我们可以常常谈谈这些事情，可以找个适当的办法来解决。”凯蒂这时高兴得不得了。我用我那种老式的说法，尽可能安慰她，鼓励她；那一天，我觉得，只要老特维德洛甫先生能够体贴这个儿媳妇，那么他就是不把财产留给她的话，我也不会讨厌他了。

这时候，我们已经来到克鲁克先生的铺子门前，克鲁克先生住家的那扇门正开着。门柱上贴着一张招贴，说是三楼有一个房间出租。这使凯蒂想起一件事情，上楼的时候，她告诉我：前些日子那个房间的房客突然中毒身死，法院派人来验过尸，我们的朋友——那位瘦小的老太太，因为吓着了，还病了一场。那个空屋子的门窗都开着，我们往里看了看。这就是我上次来的时候，弗莱德小姐偷偷指给我看的那个黑洞洞的屋子。那地方现在没有人住，显得又冷清又凄惨，我不由得产生一种悲哀，甚至是恐怖的感觉。“你吓得脸都白了，”我们走出来的时候，凯蒂说，“还发抖呢！”我觉得好像在那屋子里着了凉。

我们刚才一路上边走边谈，走得很慢，因此，到得这里，我的监护人和婀达已经比我们先到。我们在弗莱德小姐那个顶楼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看那些鸟儿。还有一个好意给弗莱德小姐看病的医生也在那里，他的态度又亲切又同情，正在炉火前和她愉快地谈着话。

“我给弗莱德小姐诊断完了，”那个医生走过来说。“弗莱德小姐的病已经好得多，明天就可以上她那个一心惦记着的法院去。我知道，法院的人都非常想念她。”

弗莱德小姐很高兴地接受了这番恭维，向我们大家行了一个屈膝礼。

“难得贾迪斯案的被监护人再度光临，”她说，“真是不胜荣幸！能够在寒舍接待荒凉山庄的主人贾迪斯先生，我感到实——在高兴！”她这时又特地向贾迪斯先生行了一个屈膝礼。“菲兹－贾迪斯，亲爱的，”看样子，这是她给凯蒂起的名字，而且一直是这样叫她，“特别欢迎你！”

“她当时病得厉害吗？”贾迪斯先生向那位给他看病的医生问道。虽然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弗莱德小姐倒是听见了，她亲自回答。

“噢，真难受！噢，难受极了，”她说，好像在吐露什么秘密似的。“并不是有什么疼痛，你知道不？——而是不舒服。不是身体不舒服，而是神经方面，神经！原因是，”她压低了声音，颤颤巍巍地说，“我们这里死了一个人。在那个屋子里发现了毒药。碰到这种可怕的事情，我真受不了，我当时给吓坏了，只有伍德科特先生知道我吓得多么厉害。这位就是我的医生伍德科特先生！”她郑重其事地介绍说，“这几位是贾迪斯案的被监护人，这位是荒凉山庄的主人贾迪斯先生，这位是菲兹－贾迪斯！”

“弗莱德小姐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向来是说得很详细的。”伍德科特先生用一种很严肃的声调说；他在对我们说话的同时，好像也在讨她的欢心似的，而且还用手轻轻按着她的胳臂。“她在这里突然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给吓着了，由于心里难过和激动，就病倒了。不过，碰到这样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就是胆子比她壮的人也可能吓着的。那天一出事，她就把我找来了，可是已经太晚了，我已经没法救活那个不幸的人。为了弥补这个损失，从那时候起，我就经常到这里来给她帮点忙。”

“他是医学界心肠最好的医生，”弗莱德小姐低声跟我说。“我盼望审判。世界末日的审判。到了那一天，我就要分赠我的遗产了。”

“过一两天她的健康就会恢复，”伍德科特先生带着一副很亲切的笑容望着她说。“总而言之，她的身体一定会很好。你们听说她最近交了好运了吗？”

“奇怪极了！”弗莱德小姐快活地笑着说。“这种事你们真是想也想不到，亲爱的！每到星期六，快嘴肯吉或者是他的办事员格皮，就交给我一张几个先令的支票。说真的，那是先令啊！支票上的钱数每次都是一样。每天一个先令。现在你们明白了吧！时间准极了，不是吗？是——的！你们说，这些支票是谁送来的？这个问题很重要。确实很重要。我把我的想法给你们说说好不好？我认为，”弗莱德小姐说到这里，往后退了一步，现出深知底细的样子，同时还意味深长地用右手的食指比划着，“这些支票是大法官送来给我的，因为他知道他那个大印揭开的时间太长了（这个时间也实在太长了！）。他要一直送到世界末日审判那一天。你瞧，这实在太好了。他这样做就等于承认自己办事的确有点拖拉，耽误了别人的时间。妙极了！那天我带着我的文件上法院去——我总是按时上法院的，我就为了这件事情观察过他的神色，而他也差不多承认了。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从我的座位上向他笑了笑，他从他的座位上向我笑了笑。可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这次的运气真不小，是不是？在花钱方面，菲兹－贾迪斯还替我安排得很好。噢，说真的，安排得好极了！”

因为她这番话是跟我说的，我便祝贺她得到这笔额外的收入，并希望她这笔收入能长期继续下去。我没去推测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也没去猜测谁会这样厚道。我的监护人就站在我面前，默默地注视着那些鸟，我用不着猜，就知道这是他干的。

“你管这些鸟儿叫什么，太太？”他用他那种愉快的声调说。“它们有名字吗？”

“我可以替弗莱德小姐回答，这些鸟儿都有名字，”我说，“因为弗莱德小姐上次跟我们说过要把鸟儿的名字告诉我们。婀达，你还记得吗？”

婀达记得很清楚。

“我说过这样的话吗？”弗莱德小姐说——“谁在门口？克鲁克，你干吗在门口偷听我们说话呀？”

房东老头推开了门，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皮帽，身后紧跟着他那只猫。

“我不是偷听，弗莱德小姐，”他说。“我正要敲门，可是你的耳朵太尖了！”

“把你的猫赶下去。轰它走！”老太太气冲冲地喊道。

“嘿，嘿！——那不要紧，诸位。”克鲁克先生一边说，一边慢慢地打量着我们，把我们每个人都打量了一遍，“除非我让它去咬那些鸟，不然，我在这里，它决不敢去咬的。”

“请你们别怪我这位房东，”老太太一本正经地说。“他有点疯，确实有点疯！我这里有客人，克鲁克，你想干什么？”

“嘿！”老头说。“你不晓得我是大法官吗？”

“哼！”弗莱德小姐顶了一句，“那又怎么样？”

“身为大法官，”老头微微地笑道，“而不认识这位贾迪斯，那不是笑话吗，弗莱德小姐？请原谅我冒昧，先生。我对贾迪斯案差不多跟您一样熟悉，先生。我从前认识托姆老爷，先生。可是，我记得以前没见过您，就是在法院里也没见过。我常常上法院去，要是我把一年里上法院的次数加起来，那数目可就不得了啦。”

“我从来不上那儿去，”贾迪斯先生说（他倒是真没有去过）。“我宁可到——别的地方去。”

“真的吗？”克鲁克龇牙咧嘴地笑着说。“您这样说，会叫我那高贵而博学的兄弟感到难堪的，先生；不过，对贾迪斯家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吧。真是惊弓之鸟啊，先生！哦，您在瞧我房客的那些鸟吗，贾迪斯先生？”老头一边说，一边慢慢走进屋里来，一直走到我监护人身旁，用胳膊肘碰了碰他，并透过那副眼镜，端详着他的脸。“她有一个怪脾气：她给这些鸟都起了名字，可是，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她是不肯把那些名字说出来的。”他说这番话时，声音放得很低，可是，当他看见她转过身去，装作打扫炉格的时候，他便指着她向我们使了个眼色，并大声问道，“弗莱德，我把这些鸟儿的名字说出来好不好？”

“随你的便，”她急忙答道。

老头又瞧了我们一眼，然后抬头望着那些鸟笼，把鸟儿的名字从头报了一遍。

“希望、欢乐、青春、和平、安宁、生命、尘土、灰烬、垃圾、贫穷、毁灭、绝望、疯狂、死亡、狡猾、愚蠢、废话、假发、破布、羊皮纸、掠夺、判例、梦话、胡言、乱语。这就是那些鸟的名字，”老头说，“全都让我那位高贵而博学的兄弟关起来了。”

“外面的风刮得真厉害！”我的监护人喃喃地说。

“等到我那位高贵而博学的兄弟给弗莱德小姐的案子做出判决，这些鸟儿就要放走，”克鲁克又向我们使个眼色说。“可是，”他又笑嘻嘻地添了一句：“如果他真做出判决的话——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外面那些没被关过的鸟，也会把它们弄死的。”

“如果这里也刮东风的话，”我的监护人一边说，一边假装看看窗外有没有定风针，“我想今天刮的一定是东风！”

我们觉得很难脱身离开这个地方。这倒不是弗莱德小姐留住我们；这位老太太非常通情达理，懂得让人方便的。把我们留住的是克鲁克先生。他好像离不开贾迪斯先生似的，他紧紧跟着他，简直如影随形。他自愿提出，要我们参观他的大法官庭，看看那里面的无奇不有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参观的过程中（这个过程被他拖长了），他始终紧紧跟着贾迪斯先生，常常用各种各样的借口让他停下步来，这时候我们只好走到前面去了。看样子他好像想要说什么秘密的事情而又犹疑不决，因而显得很伤脑筋。那一天，克鲁克先生有时小心翼翼，有时犹豫不决，既想要说点什么，又不敢说出口，那表情和态度奇怪极了，我很难想象有人会像他那样。他一直在注视着我的监护人。他的眼光难得从贾迪斯先生的脸上移开。如果他走在贾迪斯先生旁边，他就像一只老狐狸那样狡猾地看着他。如果他走在贾迪斯先生前面，他就回过头去看他。如果我们站住不走，他就站在他对面，用手掌来回蹭着他那张开的嘴巴，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仿佛他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似的。他的眼珠子往上翻起，两道花白眉毛却压得很低，看上去，眼睛差不多是闭着，好像在观察贾迪斯先生脸上的每一个特征。

最后，我们把那所房子走完了（那只猫一直跟着我们），把各式各样莫名其妙的破烂东西全都看遍了，便来到铺子的里屋。这里，在一个倒放着的空木桶的底上，放着一瓶墨水、几支破笔和一些肮脏的戏单；墙上还贴着几个各种各样的写得很平常的印刷体字母。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的监护人问道。

“想自己学学读书写字，”克鲁克说。

“学得怎么样啦？”

“很慢。不好，”老头不耐烦地答道。“我这个岁数不容易学了。”

“找个人教教就会容易一些，”我的监护人说。

“是吗？可是他们可能瞎教我呀！”老头答道；他闪了闪眼睛，露出非常怀疑的神色。“我不认识字，真不知吃了多大的亏。现在我可不愿意让别人瞎教我，叫我再吃亏了！”

“瞎教？”我的监护人很和气地笑着说。“你想谁会瞎教你呢？”

“我不知道，荒凉山庄的贾迪斯先生！”老头一边回答，一边把眼镜推到额头上，并且搓搓手。“我不是说别人会瞎教我——可是我还是相信自己，而不愿意相信别人！”

他回答的这些话和他的态度都非常奇怪，因此，当我们经过林肯法学协会的时候，我的监护人便问伍德科特先生：克鲁克先生是不是真像他的房客所说的那样有些神经错乱。那位年轻的外科医生说，并非如此，他认为没有理由这样想。他说愚昧无知的人往往疑心病很重，克鲁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而且他还喝不掺水的金酒，多少总带点醉意。他喝这种酒喝得很凶，如果我们留心的话，在他身上或者在里屋都闻到这种酒的浓烈气味；不过，伍德科特先生并不认为他是个疯子，至少现在还不是。

在回家的路上，我给啤啤买了一个风车和两个小面粉袋，他非常高兴，因此，除了我以外，他不肯让别人给他摘帽子、脱手套，而且吃晚饭的时候非要坐在我身旁不可。凯蒂坐在我和婀达之间。一回到寓所，我们就把凯蒂订婚的经过立刻告诉了婀达。我们夸奖了凯蒂，也夸奖了啤啤；凯蒂这时特别高兴；我的监护人也跟我们一样有说有笑；我们大家自然都很愉快，直到深夜，凯蒂和啤啤才坐了一辆出租马车回家，这时啤啤早已睡着了，可是手里还紧紧抓着那个风车。

我刚才忘了提一提——至少是我刚才没有提：伍德科特先生就是我们上次在巴杰尔先生家里见过的那位肤色黝黑的年轻外科医生；那天，贾迪斯先生请他来吃晚饭，他来了。大家都散了以后，我跟婀达说：“亲爱的，咱们谈谈理查德吧！”婀达大笑起来，说咱们还是谈谈——

不过，我倒不在乎我这位亲爱的人儿当时说了些什么，因为她总是喜欢开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