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树记

张靓蓓

写李安，当初想得很单纯、很简单！我没想到自己选上的是一座这么难爬的山！一路工作下来，他带给我的是一连串的惊喜与挑战，同时也证实了我之前的想法：他之所以有今天，并非侥幸，亦非偶然，而是一步一脚印的结果。

十年记者生涯，有幸接触到许多创作者，进入他们的作品，进入一个人的想象及内心世界去观赏、体会精彩的内心风景，将所见所感行诸笔端，我乐此不疲。这十年来，采访各位导演，每当思想有所碰撞、交流，或学到新东西时，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刻。我想多留住一些感觉，也想累积一点东西。

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有了开始。当时我心里的人选有五位，出版社最感兴趣的是李安。当然，那时候谁也没想到他会得奥斯卡。

1999年底，《卧虎藏龙》在北京举办第一次国际媒体记者会，我去了，回来后即打算写李安。他起先不甚愿意，几经游说，终于勉强答应。但是全心忙于《卧》片的他，直到该片在台湾上映之后，才挪出三天时间接受访问，自千禧年8月16日开始。我为此特别飞往纽约，就在他家展开访谈，同时近距离观察他的家居生活。

这三天的问与答，结结实实，从早到晚，连他开车去接儿子放学、为家人煮晚餐、为妻儿监工建造鸡笼，或到城里开会的乘车途中、在纽约日本面店吃晚餐时，都是话没停过。他的助理李良山说，李安出道至今，最多只接受过一个小时的访问，像这样三天马拉松式的专访，前所未有。但是为了写他，我也不得不尔，只有让他破例了。李安的个性是答应了就全力以赴、毫无保留。那三天，他是有问必答，我问出许多他真正的想法：如在东西跨界时遭遇的文化冲突及困境；如在对白上所下的功夫；如对普遍性及本土性、发言权与好莱坞关系的思考；如对现实的了解——影展像选美，得奖是权力，导演没有权、钱及社会资源，很难玩得起来；而创作上的时时求变，乃源自于他的不安及恐惧感……更重要的，是看到他隐藏的锐气。

一直以来，我觉得精彩的创作者都有着不顾一切的痴与执着，及一股过人的敏锐。但李安给人的印象却一直是个好好先生，外在处事他尽量面面俱到，凡事求全，但我老感觉到他好像不只这些。记得1996年《冰风暴》正在纽约做后制，专访时我嗅到一些不同的气息，那是我第一次对他深入访谈，当他提及1973年革命的浪潮已过、影响扩散至一般家庭时，我突然想起以前上“社会变迁”时高承恕教授讲过，人们只注意到变，其实长期不变的规律对我们才最具支配性。当如常的家庭生活起了变化，方为真正变革的开始。那次之后，我对李安一直存有好奇。

2000年8月的这三天专访，印证了我以前的想法。

访谈后，他随即展开《卧虎藏龙》的欧美宣传行程。我在台湾忙于工作，看着他一路冲天直到奥斯卡拿奖，当然，这一路下来的新闻我也都报道过。出版社本来希望赶在奥斯卡热潮时出书，我不肯，因为我希望将结果一并纳入书中。李安得奖回台时，我本想就近和他再深谈这一路的感受，他则希望我再去一趟纽约，因为他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整理这一切。

2001年6月7日，我再度来到他纽约家中，进行第二次两整天的专访。这一次，我看到的是一个意气风发、滔滔不绝的李安，一如花之盛开，他的各种想法也如泉涌而出。第一次，我看见如此具批判性的李安。

回台后，我加紧展开工作。同年8月离开中时报系，全心全力投入这本书的写作。

首先，两次五天的访谈，有二十卷录音，加上自1997年以来每次的访问，整理下来近三十万字，但这些只是原始材料，得再重新扒梳。我分大标、写小标，做成卡片，重新组合，顺出理路，分成十个章节。下笔写第一章时，虽有李安的访谈及相关的中外书籍、剪报、资料，但轮廓架构出来之后，描写细节时，我发现仍有多处空隙无法衔接，而且有待查证之处颇多，如资料上显示的出生地就有台北、屏东两处。于是我再次展开台湾的访谈，李岗、张正良、徐立功外，我还南下，连李家二老都成了我打扰的对象，然而人人热心帮忙，已不是我一句谢谢能表达的。

一开始，我用第三人称书写，从我的角度来看李安。出版社建议，不妨用第一人称来写会比较亲切。我心想，我又不是他，怎么能这样？心里虽犹豫不安，但还是试试，没想到写得比较顺了。但这一转变，却造成接下来一年多我和李安的并肩作战。

原本打算稿子给李安看过后，12月多出书，但李安并不满意，就因为第一人称，虽引用他的话语，但差距仍大。

于是有了第三次的洛杉矶专访。这是2001年12月14至16日，我们以初稿为底来谈，最后一章的《电影梦》也是这次新谈出来的，他提及玛丽安的梦，谈到看完初稿后想起这十年来好像画了幅巨大的壁画，说是好像累积出一点什么东西了。我回来后整理这次的十卷访谈，从中挑出他与合作伙伴的关系、拍片与现实世界的不同等，写成两篇文稿，由他挑出一篇，再以此为基础，增减修改。其他篇章也都经过这个过程。

这一回，我才真正看到那个难缠又执着的李安，他对问题追根究底，对创作缠斗不休，对转折处理细腻，又毅力、耐力过人。有趣的是，这一次见面，我发现他得奥斯卡时的意气风发已然沉潜。

当初采用第一人称，是个尝试。我明白，任谁都不能成为他人，但决定这么做，就要尽可能地做到像。我采取的态度是“主观的客观”，李安，就像是我的研究对象，这是主观的选择，但在“写”李安时，我下笔尽量客观，让他自己说话，我则如实地反映所见所闻，并不添加自己的意见，尽可能地成为“归零状态”，同时在文中也把自己隐藏起来，而从选材的方向及架构来表达我的意念及眼光。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对我来说，也是个尝试。直到这本书完成，我开始撰写下一本书时，一天找资料，看到《梦是唯一的现实——费里尼传》（Ich，Fellini），发现导演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与该书作者夏洛蒂娜（Charlotte Chandler）也是以第一人称书写，我才比较安心了些。本书的前面六个章节，偏重于李安个人及想法，没再多提电影，一来考量篇幅，二来电影是由他这个人导出来的，我想从本源找起。

接下来就是个既快乐又痛苦的过程。

我写完稿后，他看，他改，从用词到想法的补充，李安没有一处放过，仔细的程度让我大开眼界，也学到许多。我学到的是，他不用武断激烈的词句，而喜欢用“可能”、“似乎”等语词，这和他的个性有关吧，给自己、给别人留个余地。凡是有关特别的事迹、批判性的话语，最好别用。他非常注重细节的转折，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会是不一样的东西。对逻辑性十分的信服，这是他凡事讲理的来源；但我觉得，世间事物有理性，也有非理性。而他最担心的就是“别得罪人”，许多真相，便在这个原则下被删减或修饰过。“锐气是惹麻烦的事，不是吗？”他这样问我。而我也第一次听他说：“我讲的话很少人能听得懂！”怎么会？我们所认识的李安，不管是电影还是访问，他都平易近人。

就在和他来回改稿的过程里，我开始明白他所指为何。他的话别人听不懂，我体会到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懂，因为这个概念还处于发展状态中，他也还没理清楚；另外就是，他懂了，但他只讲了一部分，他以为其他部分别人知道了，其实别人并不知道。当然可能还有其他情况。

我开始有些明白，为什么王蕙玲曾形容，和他工作像是在投篮，因为你得去琢磨他不断变化的心思。

除此之外，许多以往单独来看似乎很特别的事件，当放置到他整个的人生坐标上观察，其实是个惯例。如我的三次登门采访，他去冯光远家写剧本，去王蕙玲处谈剧本，一如他早年到乔尔·罗斯（Joel Rose）的夏日度假屋去写剧本，这是他的做事方式吧！

最重要的是，由于他本身兼具台湾、大陆、美国多重文化的熏陶，加上选材、制作环境又东西跨界，从美式独立制作到大联盟，从台湾到大陆，这种特殊多面向的穿梭经历，不仅是他个人的体验，同时在电影里也呈现出东西文化融合时的矛盾、冲突，及融合后的突变、开创，且逐步获得印证。从他的述说里，我看到东西文化互动的其他形式。

当然，在这段写作的过程里，我最感谢的是李安，他开放内心世界，让我看到一个创作力的活泼性，几乎每次访谈，他都有新想法出现。就在谈话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个意念的生长过程。我执着地想多看一点、多知道一些，尽量客观地听、问，然后转化成文中的部分章节，不过已是经过浓缩、处理，但仍是他的想法。有时我也会说出我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也要经过他的同意，因为这本书要写的是“李安”，并不是我，所以我对事情的看法能否出现，得看这个想法是否对他的新想法能够有所补充。我开始体会到李安以前所说的，跟他合作的人多半难以尽情发挥，因为一切以作品为中心。当然这本书不管我怎么写，都是要写出他的想法、他的人、他的事。从他的不满意，到如今认为“整本书都是我在说话嘛”，我想，我的笔耕似乎是告一段落了。

书成之后这些年来，当许多人告诉我，书中的李安真的很像他们所认识的李安时，我反倒开始有些不安了。我发现，道尽一切，那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这本书能够呈现出李安本质的某些层次与面貌。至于其他，仍有待挖掘！

想起那段爬山的岁月，整个过程很像是个梦，一个完书前几天我常做的“种树之梦”。

一个小和尚，用借来的盆儿、借来的土、借来的苗儿、借来的水，兴高采烈地种起他的树。浇水灌溉、捉虫施肥，再用上以前学得的法子，日复一日，七棵小苗儿逐渐茁壮。

有一天，师父跟小和尚说：“要盆栽成个样儿，不能任由着树儿长，得剪剪！”

“怎么剪啊？师父？”

于是老师父开始传授剪法，小和尚拿着把剪子，遵照老师父的法子，开始剪枝修叶。起先小和尚捉摸不清老和尚的意思，一剪子想了老半天还下不了手，老和尚一旁千叮万嘱，亲授绝活。有时只一剪刀，就说上老半天。时常老和尚也会下场剪上几剪。逐渐地，小和尚的剪子用熟了，老和尚的心思也猜出了些，剪起来也有点样儿了。

就这样，剪剪这棵，修修那丛，再回头拾掇拾掇另一棵。七棵小树，慢慢地变了个样，挺像老和尚嘴里的“盆栽”了。

说也奇怪，这一天，七棵小盆栽一夜之间成了株绿荫大树，小和尚一惊，梦醒了。咦！怎么真有棵大树在眼前。

大树对小和尚说：“我不属于你！”

小和尚大吃一惊，伤心地抬头问天：“为什么它这么说？”

老天给了他后脑勺一记，说：“那不都是借来的嘛！”

小和尚十分疑惑：“天老爷，难道让树木一天天长大的过程不重要吗？”

老天提点他：“你忘啦！这棵树经过修剪！”

喔！小和尚想，也对啊，小树处处生长，盆栽则需要老师父的那把剪动过后，才能有个老师父所说的样儿，难怪盆栽能化为奇树。小和尚心想：也好，这棵奇树能让好多人观赏！不过想起种树、修树的那段日子，小和尚也不无唏嘘。

老天拍拍小和尚说：“是该搁下的时候了。树木成荫，本属于天地。”

书已完成，心里有着许多感谢与欢喜。欢喜的是，这段日子自觉没有白过；也希望这一路的探索，或可让人们透过李安的心路历程打开另一扇窗。当然，重新做回自己，备感轻松。至于要感谢的人倒有许多。李安不用讲，他为这本书付出的心力、时间超乎一般传主。此外，好友刘玉芳小姐及妹妹张靓菡帮忙看稿、指正，李良山先生全程帮忙联系，李安的夫人林惠嘉女士曾以电子邮件帮忙收稿，助理黄丹尼先生帮忙传稿。郑培凯教授、学妹李慧娜小姐应邀相助译出《梦》这首诗，鲍德熹、叶锦添、黄家能、刘鸿文免费提供照片使用，埃玛·汤普森、凯特·温斯莱特、周润发、杨紫琼、章子怡等人，慨然授予肖像权，均因李安之故。谨此致谢。如今本书简体版得以付梓，还得多谢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陈蕙慧小姐、主编李清瑞小姐、版权李怜仪小姐等人。

此外，我要感谢家母、妹妹及弟弟肇丞的鼎力资助，使得我多年来能够继续专心写书。

想想，之所以有这股傻劲及坚持，大概得自于一生忠直的父亲吧！

这几年里，脑中时而浮现出那晚的情景，1999年11月24日，出差至北京采访《卧虎藏龙》的我和陈嘉倩（前台湾《民生报》记者）正在访问李安，手机响起，大弟肇霖从台湾来电，他在那头说：“爸爸想听听你的声音！”当时卧病在床的父亲已不能言语……如今父亲过世已十三年，回首往事，不觉惊起，过往已难追回，今后要做的还有许多，唯有更加努力……至于取之于天地的，就还诸天地吧！

2002年10月28日初稿于天母

2007年7月10日二稿于桃园

2013年3月15日清晨三稿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