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把“漏洞”改成“大门”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凡是能赚钱的都可以干。在不违反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
在薛暮桥的遗物中,发现他保存了很多信件。其中有一部分是“知识青年”写来的。显然,信都是冒寄的,收信人是:“北京市 国家计委 转交 薛暮桥同志收”,想让薛暮桥读到,却又不知他确切的地址、单位及职务。
这一封写在很小的纸上,来自河南淮阳郑集公社殷庄:
薛暮桥所长您好:
我是一位下乡知识青年,也是一位返乡知识青年……我已经下乡十年了,是否可以回城?时间短的可以回,时间长的为啥不可以回哩?这是什么道理?请薛所长回答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吧?
薛所长,我的理想只有两个:一个是热心邮政工作,想当一名投递员,我愿风雪无阻保证投递畅通。二个是热心列车员工作,愿把工作做到旅客满意。
另一位城市青年向薛暮桥反映住房问题,起因则是这样的:
暮桥所长:
您好!我阅读了你七月十八日对北京日报记者谈话,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内容非常具体,而且是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各地都大办服务和商业网点,解决大批待业人员,中央军委又作出英明决策,今年征兵全部征社会青年,在职在学不征,又解决了很多待业人员……你是经济学家,我向你反映城市住房严重问题,希望研究向中央汇报。
他们大概不会想到,这些信,薛暮桥不仅收到了,而且细心地保留下来,作为他调查研究的一个来源。
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时年75岁的薛暮桥带吴凯泰、余学本去杭州,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他想的是要总结28年的经验教训,清理“左”的错误,实际写起来发现很困难,越写问题越多,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很少。
1979年元旦之后不久,便是羊年春节。这期间,浙江上山下乡的回城待业青年到省府大院请愿,要求就业。这不是孤立的行动。此时,全国待业人员已经有2000多万,回城知青700万,留城待业青年320万。有21个省、市、自治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镇待业人员,先后集会、游行、罢工、绝食、请愿、拦火车、进北京、写公开信,惊动中南海,成为“爆炸性问题”。
薛暮桥听说消息,提出要去现场。
眼前的这些青年,身处大好年华却走投无路,无事可做,无业可求,令薛暮桥十分痛心。这不仅事关知青的前途,还关系到多少家庭的幸福和社会安定。而眼下,国家百废待兴,腾不出手来,也没有办法安置如此之多的青年。他觉得自己有责任。
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中,薛暮桥大概是最有学者气质的人物之一。他既是理论家,也是实干家。他的调查研究始于1932年,参加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负责的农村经济调查,后又加入陈翰笙创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中国农村》杂志主编。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新知书店曾出版过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农村经济的基本知识》和《政治经济学》等书籍。1943年,他在山东担任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期间,通过发行根据地货币,排挤法币、伪币,占领市场、稳定物价,创造了一段光荣的历史。1949年后,他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此时,他是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河南淮阳郑集公社知青来信。(薛小和提供)
南昌市湾里劳保用品厂职工来信。(薛小和提供)
不从理论上找到问题的根本,孤立地研究一项具体管理制度是没有出路的。薛暮桥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从根上动。根在哪儿呢?根就在所有制结构上。
他找到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和他交流看法。
3月,薛暮桥带着写好的书稿回北京,正赶上劳动部开会,他去参加,发言说:应当允许并帮助待业青年组织起来就业和自找职业。如果不这样做,总有一天会把劳动局的大门挤破。
1979年3月24日全国改革工资制度座谈会秘书处整理的薛暮桥讲话《谈谈劳动工资问题》,印在黑而薄的纸上:
“理论界还有‘恐右病’,把资本主义当作瘟神,必须使它完全绝种。……目前,留一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第一,可以有一点竞争,使国营经济减少一点官僚主义;第二,填空白,干一些国营经济不愿干的事;第三,满足市场需要,方便人民生活。”
“我们的思想能不能再解放一点,研究一下22年来工农业生产发展这样慢的根本原因。现在我们这一套经济管理制度是不是最完美的制度?能不能再灵活一点?凡是国家包不了的地方就让大家自由发展?
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吗?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得到的事情,为什么社会主义反而做不到呢?原因恐怕是我们现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管得太多,统得过死,国家不能帮助人家广开生产门路,又不准人家自找生产门路,把两只手束缚起来了,只剩下一个嘴巴张着要饭吃。人家看到门路可找,把手动一动,就是投机倒把,复辟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有可能比不过资本主义。”
“过去,各地都在‘堵资本主义的路’,结果把人民的生路都堵住了,‘社会主义的步’也就迈不开了。”
接着,薛暮桥呼吁取消禁令: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凡是能赚钱的都可以干。在不违反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
如果安排就业的办法不改,“总有一天会把劳动局的大门挤破”。“劳动局一安排,就是‘铁饭碗’,一包到底,不好好干活也不能开除,开除出来还要劳动局再替他安排工作。”
“能不能搞一点自负盈亏的建筑队伍。车站码头食品供应,组织一批小贩来干。……城市居民最忙的是吃饭,卖小馄饨、烤白薯等类的小摊贩也可以恢复起来。洗衣也是一项繁重的家务劳动,现在家庭买不起洗衣机,洗衣作坊有可能买一个洗衣机,这样职工在星期天就可以不至于半天洗衣,比平日更劳累。”
北京市委有位负责人说:北京市的“资本主义漏洞”多得堵不胜堵,农民进城干零活一天赚两三块钱很容易。薛暮桥反问:“可不可以把这些漏洞向城市待业青年开放呢?”
1979年7月,薛暮桥去中央党校做了一场报告,说:“有必要坦率地讨论我国现有所有制结构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地束缚生产力发展?在目前,留一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
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位外国公主到了机场愿出10美金请人提一件行李,然而没人干这个活。公主走遍全世界,就是到了中国,第一次自己提小皮箱。
他提到过去车站、机场有人帮助搬行李;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还有搬家公司,都办得好。
薛暮桥生于清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他的青少年是在有“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无锡度过的,曾经体验过市场经济,对其活力和效率留有深刻印象。
这个报告得到胡耀邦的支持,7月5日,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
30年后,有的人可能忘记了,有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的人可能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是从哪里起步的,是在怎样的物质基础和思想资源下起步的。
透过文字,仿佛在听薛老讲话,听他发问,穿越时空,又回到那个年代:
“听说最近北京市有一些退休的建筑工人自动组织一个包工队,工程质量好,施工时间缩短几倍,很受人欢迎。当局因为他们领了退休金,下令取缔,但就是取消不了。能不能准许这些老工人带上一批青年人组织合法的包工队,解决房屋建筑和修理的困难呢?
现在看病这么难,想找退休的老医生。但是国家规定退休的老医生不准看病开药方,因为他们已经领了退休金。为什么一定要使他们有力无处使呢?”
“铺子里补一双鞋要等一个星期,摆一个小摊子可以当场取货。衣服破了找不到人缝补,桌椅坏了找不到人修理,为什么就不能让大家设些小铺子、小摊子来为居民服务呢?”
“过去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漏洞’,堵不胜堵,现在需要把‘漏洞’改成大门。城市中不仅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如游街串巷磨刀的、补鞋的,最好也不要完全砍光。”
7月18日,《北京日报》摘要发表了这篇讲话,《北京周报》把它翻译成各国文字,《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也都转载。接着,《北京日报》开始了一场关于打破“铁饭碗”的辩论。薛暮桥的建议在北京地区首先试行。前门摆起了大碗茶,天坛开了燕京书画社,个体户挎个包或推个小车照相的生意开进了天安门广场。待业青年生产自救者一切税费全免。
薛暮桥留影,天安门照相个体户摄。(薛小和提供)
家住王府井红霞公寓的薛暮桥,每天早上去天安门散步、打太极拳。看到有个体户在那儿照相,他很高兴。这天,他特意上前照顾他们的生意。当他在取相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那位个体户激动地说:“噢,是您啊?就是您说我们可以自谋职业,我才有了这份工作。”他高兴地给薛暮桥照了好多相片,坚决不肯收钱。
一般来说,个体户在天安门一天可以拍到100份照片,一份7毛5分,成本大约2毛钱,晚上在家里冲洗,第二天就给客人寄出去,一天可以挣二三十块钱。而那时的普通工人月工资才三四十块钱。
自薛暮桥的文章发表后,国内外读者纷纷来信表示赞成,并向薛老提出新的问题请他解决。这就回到了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薛暮桥把一个具体问题提到了最高的层次,使知青成为受益者之外,中国的劳动就业制度、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也由此起步。1980年8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提出“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就业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终于逐步得到解决。
附记
薛小和把她父亲的一些资料送给了我,其中有一批书信,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组知青的信。这件事一直在我心上,当提笔写80年代时,自然首先想到。
2005年薛暮桥先生去世,2006年他的夫人罗琼女士也去世了。为了给母亲寻找和父亲一样的骨灰盒,薛小和去了同一家卖骨灰盒的小店。她向店老板描述想要的样式,只见老板从里间捧出来一个,有点骄傲地说:“去年,薛暮桥家买的就是这种。”店老板如数家珍地说起薛暮桥的生平,还说:“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就没有我这个小店。”当薛小和告知自己正是薛暮桥的女儿,这一次是为妈妈选购时,店老板立刻掏出100元钱,要求二老骨灰安葬时,代买纸钱。薛小和婉言谢绝了。
其实,30年后,中国的劳动就业体系,也没有实现薛暮桥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