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理论

（一）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是最早关注产业集聚现象的西方学者，1890年，他对当时英国谢菲尔德市的刀具工业和西约克郡的各种毛纺织区进行研究，将这些工业集聚的地方称为“产业区”，这些产业区内集聚了大量相关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之所以会自发进行地理集中，是因为其能够获得外部规模经济，获取中小企业无法单独获取的规模经济效益。也就是说，外部规模经济会使产业区逐渐形成。马歇尔认为，产业区有三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产业集聚能够降低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大量工业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完全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同时，工业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能为拥有高度专业化技术的工人形成提供一个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当同行业中的很多企业集中在一个地区时，企业间能够共享思想，产业集群就成为思想更新的源泉⁽¹⁾。也就是说，产业区在形成集群后，能够使知识、技术、信息相互传播共享，营造一种协同创新的氛围，能够产生知识溢出，使创新不断进行，而创新则使产业区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²⁾。

其次，集聚能够产生专业化经济。为避免相互之间的竞争，企业在集聚后自发进行分工，会专注于某一产品或产品的某项工序或零件。因此，产业区能够在不影响生产效率的情况下以不同方式生产最终产品，同时也能因为分工的专业化而从规模经济中获得收益。

最后，同一产业在不同区域的专业化，能够刺激新的企业家精神以及外部经济形成，能够将企业融入地方生产系统并与之相互依赖，地方生产系统也能够为产业区提供必要的市场机会。

马歇尔特别强调产业区与地方社会的不可分割性，他认为，地方社会所形成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对产业区的创新和经济协调起着重要作用⁽³⁾。

（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

区位（Location）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概念，往往特指产业、企业、设施等在经济格局中的空间位置⁽⁴⁾。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于1909年提出了工业区位论的基本理论，又于1914年对工业区位问题和资本主义国家人口集聚进行了综合分析，建立了完整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

工业区位理论的核心思想，即区位因子会将企业吸引到生产成本最低的地点，从而决定企业的生产场所，也就是决定了工业企业的区位。韦伯经过反复推导，确定3个一般区位因子：运费、劳动费、集聚和分散，并分三个阶段来论证其理论。

1. 第一阶段：运费指向

假定工业生产引向最有利的运费地点，就是由运费的第一个地方区位因子勾画出各地区基础工业的区位网络。

在生产过程中，假设有两个原料地，而且与消费地不在一起，三者形成一个三角形，然后采用力学方法“范力农构架”（Varignnon Frame）（见图2－1）求解运费最小点，即是求解区位三角形的工厂区位P点的坐标。韦伯假定运费只和物品重量及运输的距离有关，那么总运送费可由公式（2－1）来表示：

（转引自魏后凯⁽⁵⁾，有改动）

求公式（2－1）的最小值需要满足以下方程组：

通过公式2－2可以得出总运输费用最小时区位点P的具体位置。

2. 第2阶段：劳动成本偏向

韦伯认为，劳动力成本会使企业区位产生偏离，使工业企业有可能从运费最低点偏向劳动费最低点，他将劳动费用定义为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工资。

韦伯认为，劳动费用只是影响企业区位偏离的可能性的大小，为此，他又提出了“劳动系数”的概念来表示劳动费用使企业区位偏离的吸引力大小。

劳动系数越高，工业企业就会更加偏向劳动力廉价地，而劳动力密集的地区也往往更廉价。由于劳动力密度与人口密度密切相关，劳动系数与人口密度相关，因此，在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工业企业区位倾向于运费低的地点，而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工业企业则倾向于劳动费用低的地点。

3. 第3阶段：集聚区位

韦伯认为，工业企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会产生的特殊“利益”，这能降低生产或销售成本。集聚的作用一是“大规模生产的利益”，二是集聚企业间的协作、分工及共同利用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利益。

韦伯进一步研究了集聚所带来的利益对运费指向区位或劳动费用指向区位的影响⁽⁶⁾。

如图2－2所示，假设有五个企业A、B、C、D、E，如果不考虑集聚利益，其费用最低点在各三角形内的圆点，再假设由于集聚产生的利益为2个单位，以2个单位利益为半径画出五个圆形等成本线。圆与圆相交的阴影即为企业可能集聚的区位，而C、D、E三家企业最有可能集聚在阴影区P。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最小费用区位原则，之后的很多学者仍然认同这一经典法则，而且他的理论不仅限于工业布局，对其他产业也有指导意义。当然，交通发展使得产品价格中的运输成本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现代企业更关注于能快速、安全地将产品运至市场，其他很多因素也会影响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⁷⁾

（三）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由于传统的产业经济理论不考虑空间问题，对生产要素的空间转移成本予以忽略，不符合现实情况，1991年，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发表《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以规模报酬递增及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前提，提出其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边”模型，论证了产业集聚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也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石。报酬递增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产业在空间的集聚，还可以分析人、资金在空间的集聚现象。

新经济地理学还论证了区域的长期增长与空间集聚的关系，通过规模报酬递增规律及与之相应的集聚或扩散模型的分析，新经济地理学将区域发展或优势的产生归因于集聚力量的持续与积累，即克鲁格曼所提出的“路径依赖”和“历史事件”。⁽⁸⁾⁽⁹⁾

（四）波特产业集群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明显，产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工与合作，也开始在国际逐渐形成集群优势。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于1990年提出了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将产业集群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峰。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关键在于优势产业的建立。“钻石模型”的构架如图2－3所示。

1. 要素条件

波特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初级和高级两大类，初级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区位、普通工人、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则包括通信、信息、交通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以及高级人才、研究机构等。波特认为，技术进步使初级生产要素的需求减少，跨国公司很容易通过全球网络得到初级生产要素，而高级生产要素很难从企业外部获得，只能由企业自己投资培养获得。

一个国家或者产业如果想通过生产要素来形成竞争优势，就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如果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的基础上，这种优势通常不稳定。

2. 国内市场需求

这是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国外竞争对手很难及时发现国内市场的需求变化并做出相应反应，而国内企业对此则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国内市场在全球性的竞争中依然重要。尤其是当本地顾客对产品或服务特别挑剔时，这就更加能激发出该国企业的竞争优势⁽¹⁰⁾。例如：日本消费者在汽车产品上的挑剔程度全球出名，这就使得日本汽车产业竞争能力越来越强；欧洲消费者对环保的高要求也使欧洲企业生产的汽车的环保节能性能处于全球一流水平。

3. 相关及支撑产业

优势产业不会单独存在，它一定是同国内相关产业或支撑产业一同崛起，形成产业集群。优势产业的相关及支撑产业对形成国家竞争优势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德国、日本汽车工业的竞争优势与其钢铁、机械、化工、零部件等产业的支撑是分不开的。当然，优势产业也往往能带动相关产业或支撑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4. 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

推动企业跨国发展的动力可能来自本地竞争压力，或本地市场需求减少的推动力，也可能来自国际市场需求的拉动。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内市场有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这种激烈竞争迫使其改进和创新，这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经之路，进入海外市场则是其提升竞争力后的正常发展道路。

5. 机会

机会往往是企业的外部环境突然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对所有企业都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威胁。因此，如果有些企业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就能获得竞争优势，而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企业则会丧失优势。企业机会的产生情形可能有以下几类：生产成本突然提高、金融市场重大变化、政府颁布重大政策法规、传统技术面临淘汰、新技术被发明出来、市场需求急剧变化等⁽¹¹⁾。

6. 政府

虽然竞争是在企业间进行，竞争形成的优势也最终由企业获得。政府仍然需要提供给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公共资源，例如：发展基础设施、开放资本渠道等。政府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保证国内市场处于公平的竞争状态，避免出现垄断及不正当竞争现象。

“钻石模型”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环境需要六个要素都积极参与，才能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竞争力，进而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¹²⁾。

（五）全球价值链与微笑曲线

全球价值链理论为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方向。全球价值链可分为三大环节：技术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见图2－4）。由于这三个环节从附加值来看呈现由高向低，再由低向高的U形状，学者根据其形状将其命名为“微笑曲线”。

价值链不同环节所创造的附加值是不同的，获得的经济数量也是不一样的。“微笑曲线”中间的环节，如零部件、加工制造、装配等环节在价值链中创造的附加值较低，而“微笑曲线”两端的环节，如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品牌、服务等能创造出较高的附加值。由于全球分工逐渐深化，为了追求更高的附加值，各国都在力求使自己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往两端发展。

尽管全球价值链是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一个个价值环节所组成，各地的产业集群可以成为全球价值链在空间分布上的一个节点，但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的产业集群与生俱来就是全球价值链中的一部分，实际上，产业集群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才能嵌入全球价值链中。

2001年，Humphrey和Schimitz根据主导公司对价值链控制的程度，把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为四类：

第一，网络嵌入（Networks）：产业集群内企业因具有互补优势而嵌入，各企业处于平等地位，在全球价值链上各重要环节进行分工，分享各自的核心能力，也经常通过非价格机制对一些活动展开协调。

第二，准科层嵌入（Quasi－hierarchy）：在全球价值链中，某个企业凭借自身优势成为主导者，其他企业则处于从属地位。例如：产业集群内某些企业通过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俗称代工生产或贴牌生产）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这些企业即处于从属地位；也有些企业通过ODM（Own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即自主设计和加工）方式嵌入，其处于主导地位。

第三，科层嵌入（Hierarchy）：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主导企业通过开设分支机构、并购或股权控制等方式，将其他企业纳入全球价值链。

第四，市场嵌入（Market－type）：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任何企业之间不存在从属、控制等关系，而是通过相互贸易的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它们之间纯粹是一种贸易关系⁽¹³⁾。

在此基础上，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于2003年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交易能力、供应能力，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细分为五种（见表2－1）⁽¹⁴⁾。

这五种治理模式的运作模式如图2－5所示。

这五种全球治理模式不是静态的，在特定时间或地点，也可能从一种模式转换到另一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