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

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毫无疑问他们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最具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两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

1．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两类劳动。斯密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由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

劳动分工在斯密的增长理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在斯密看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三种：“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同时，斯密还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太小，那就不能鼓励人可门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正因如此，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剩余产品出路”理论：“在任何进行国际贸易的地区间，他们都能从中得到两种不同的利益。国际贸易实现了他们之间没有需求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剩余部门，而且作为回报，换回一些他们需要的其他东西。国际贸易给他们的剩余产品带来价值，因为它把这些剩余产品交换了其他东西，而这些东西可以满足他们的部分需要，增加了他们的享受。通过这种方式，国内市场的狭小并没有阻碍手工业和制造业任何特殊部门的劳动分工。通过为他们的劳动产品超过国内消费的部分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它鼓励他们改进其生产能力，而且使其每年产出量达到最大，从而增加了社会的真实收入和财富。”

斯密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一国集中生产并出口自己的优势产品，而进口自己的劣势产品，这将使贸易双方都能从中获益。这种分工利益，显然就是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的结果。这样一来，劳动分工及由此延伸的国际分工就在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斯密关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解释了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的原因。斯密将全部社会劳动划分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前者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后者则不能。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从事于生产性的劳动，而生产性劳动的增加需要资本的配合。本期的资本存量是上一期谷物产量中用于雇佣劳动力的部分，因而资本的唯一形式是以谷物形式存在的“工资基金”。每一年的产出，一部分用来补偿资本；另一部分，或以利润形式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以地租形式作为地主的收入。用来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年产出，几乎都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至于一开始即被指定作为利润或地租收入的那一部分，其中的一部分对其所有者提供资本的作用，变为下一期所雇佣的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另一部分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放入可供所有者本人消费的资财中。因此，如果每年的国民收入中，用于生产性劳动的比例越大，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越小，则下一年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就越快。

2．大卫·李嘉图的增长理论

李嘉图对古典增长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两点：一是他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Stationary State）；二是李嘉图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李嘉图的增长模式是一个两部门模式，即存在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当时的制造业主要是手工业）。在他的理论中，关键之处是农业部门。假设两个部门都生产消费品，其中，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土地的供给是固定的，但土地的质量，即肥沃程度，在各地之间存在差异；在任何时期，劳动的供给也是固定的，假设劳动者总是充分就业，并按一定的工资率被资本家所雇佣。

在以上假设下，李嘉图关于经济增长过程的描述如下：在任何一年，都有一固定数量的谷物，即“工资基金”为资本家所拥有，用于雇佣下一年生产所需的劳动者。工资是由工资基金和劳动人数决定的，即等于工资基金除以劳动力人数。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当工资高于某一“维持生存”的水平时，人口将会不断增加。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人口相对可利用的土地而言比较少。无论是农业部门，还是制造业部门，劳动者生产出剩余的能力鼓励资本家将这些剩余的一部分再投资，用于雇佣更多的劳动。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特别是农业部门，将会生产出更多的谷物，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工资基金的积累和人口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两个源泉。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力相对于固定数量的土地比例将提高，这时，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的障碍不是来源于社会要维持大量人口的生存，而是劳动—土地比率上升。因为，一方面，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不得不被利用，这些土地的生产力将越来越低，即农业部门的生产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减；另一方面，土地边际生产能力下降，生产谷物的劳动成本将不断增加，地租作为一种不劳而获的收入开始出现。在收益递减的压力下，利润的份额会由于地租份额和实际工资份额的增加而萎缩，直到为零，这时，虽然劳动仍能生产出剩余来，但是，农业资本家将停止投资，经济增长过程也将随之终止。

随着农业部门生产力的下降，将导致谷物价格上升。这意味着，实际工资将上升。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制造业部门的工资产出将无法维持。对于制造业部门来说，工资产出物在制造业部门的增长过程中起着制约作用。所以，农业部门的生产条件在整个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制约者的角色。

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来源；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