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新近研究进展与未来研究展望
2.4.1 新近研究进展
新近研究进展体现在经济治理理论得到更新和中国背景的现实问题得到关注上。经济治理理论新近的进展主要是迪克西特经济治理理论模型有了较大推进，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准；中国经济背景中比较集中讨论的问题一是集群中的创新平台治理问题，二是国有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发展与治理的相关问题。
1. 经济治理理论的进展
迪克西特（Dixit，2003a，2003b，2004，2009）的经济治理理论——法律缺失与经济学（Lawlessness和Economics，LLE）突出了法制不健全条件下的经济治理，并强调各种治理模式都是当事人自我选择的结果，既没有放弃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又拓展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很好地包容了上述两大理论依据，同时吸收了Olson（1965），Ostrom（1990）和Greif（2006）关于集体行动的分析思想，也引入了行为经济学和试验经济学的最新成果，阐述了第一、二、三方治理的概念体系。这是集群治理的很有希望的理论来源。基于Salop环型城市，Dixit（2003b，2009）提供了一个基准模型并得到了扩展性应用。例如，Masten和Prüfer（2010）用这个基准模型探讨了发展中经济背景下社团和法庭的治理机制；Baron（2010）考虑行为人的异质性，在环形城市上探讨了Dixit（2009）提出的第一方治理——道德驱动的自我规制。
迪克西特认为，商业交往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很少能够通过正式法律系统而得到抑制，即使在西方社会，也是只有在私人调解失败后才求助于法庭，私立的秩序承担了大部分的经济治理功能。因此它的理论起点是法律完全消失，这实际上是放松了契约理论的成熟法律体系的假设，同时又把法律内生化，可以研究从法律缺失到健全过程中的治理现象，并为研究政府的作用和私立的治理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视角，这一视角对于中国尤其适用。另外，LLE关注个体交易治理的微观层面的问题，是一般性的经济治理理论，而且构建了一套基于博弈论工具的分析框架，对于产业集群治理的研究来说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建模基础。
郑江淮，江静（2007），魏江，周泯非（2009）等人已经尝试从迪克西特、格雷夫的理论中寻求产业集群治理的思想来源，但这方面的研究值得关注，迪克西特的治理思想也正在形成，需要跟踪研究。孔小磊（2013）将治理理论引入专有性规制研究，指出集群治理不仅包括制度层面，还包括执行层面，保证契约履行，企业可以运用自身的权力构建保护知识资产的规制，保护成员企业的知识资产及其商业化利益，同时可以利用自身的威望，调节集群企业之间的侵权纠纷。
2. 公共服务平台及创新问题
如前所述，集群的升级和创新问题是集群治理的宏观目标之一。在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多数集群仍处于价值链低端，迫切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来提高其在价值链中的位置。由于技术投入具有外部性，单个企业进行技术投入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集群内搭建各种平台可以促进集群的技术升级。这就涉及很多关于平台治理的问题，如平台由谁来搭建，以什么方式运营，其战略定位如何，如何实现集群治理的功能等。
针对上述问题，部分文献对集群内各主体在技术创新问题中的角色进行了研究。符正平，陈焰明（2008）运用供求均衡模型和博弈论等分析工具研究集群内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组织之间的技术创新行为，也提出寻找通过引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创新中心这样一种技术中介机构，促进集群创新与创业行为，避免集群出现衰退、实现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周泯非，魏江（2009）认为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是促进集群知识流动和交互式创新的关键潜在因素，并且包括龙头企业、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行业协会在内的集群战略主体的相关行为应受到更多的关注。龚丽敏，江诗松，魏江（2012）基于浙江绍兴纺织产业集群和织里童装产业集群两个案例的分析，发现当集群规模越大、多样性程度越高、开放性程度越高且经历间断平衡的过程时，集群平台更倾向于采用混合式而非政府主导式治理模式；而政府主导的平台治理模式更倾向于通用性的功能定位，混合式的平台治理模式更倾向于专有性功能定位。陈波（2012）将产业集群创新平台的治理模式归纳为内部治理模式和外部治理模式，结合两种治理模式的特征及典型应用案例，发现决定采用何种治理模式应考虑的因素包括产业创新平台的成员数量及结构、平台目标、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及成员之间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彭禄斌，刘仲英（2010）也指出，平台要充分发挥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关系的互补作用，缺一不可，且有必要根据产业集群的特点来选择创新平台的治理模式。
关于技术创新平台的研究，虽然已有文献提到应该关注集群中其他行为者如龙头企业的作用，但侧重于研究政府在其间扮演的角色。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了技术创新平台，关于集群中其他的公共服务平台及其治理的研究不多，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3. 国企主导的集群发展与治理研究
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企业集群的治理问题还缺少研究。国有企业具有独特的性质，其行为模式与其他类型企业有很大差异。因此，企业行为异质性会使得集群治理机制出现不同于经典企业假设的均衡结果。这对于集群治理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均具有一定意义。在中国经济的现实背景下，国有企业存在于产业集群是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在装备制造业集群中，国企往往还是主导者和正外部性的提供者。
国内理论界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江浙地区、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在市场经济下由中小企业集聚形成的产业集群，而对以国企为核心的集群的研究并不多。例如，东北装备制造业集群与南方中小企业产业集群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装备制造业的网络结构是由产业网络层和区域社会网络层组成的内外双层结构，以核心制造企业为中心（李凯，2004）；其次，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发展从历史上来说就不是由市场力量带动的，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兴建或扩建的国有企业是东北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初期的核心力量，并在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和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关于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形成、升级和治理逻辑，刘淑茹，冯云廷（2004）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衍生是东北产业集群区别于南方产业集群的必然形成途径，衍生过程依赖于转包中契约关系的确立。张米尔（2007）通过对瓦房店轴承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理清了产业集群萌芽、发展和成熟的演进过程，研究了制度变迁对产业集群演进的作用机制：技术外溢提供初始条件，市场化进程提供广阔市场需求，大企业优化重组推动周边中小企业发展，并与周边企业互动发展。王德鲁，宋学锋（2009）将装备制造业集群分为大企业为核心的以价值链分工为主导的垂直形态的产业集群和以市场竞争互补为主导的水平形态的产业集群两种类型，并探究出集群结构升级与产业集聚的互动机理：前者通过内部成员之间的集体学习，核心企业带动各级供应商技术能力的提高，推动集群的结构升级；后者通过大企业的“拉动效应”和小企业的“挤压效应”的交互作用推动整个集群技术能力螺旋式上升。娄玉东，綦良群（2010）对区域装备制造业集群演化机理进行了分析，大企业衍生中小企业是区域装备制造业集群演化的最直接动因，而产业集群的知识信息的溢出则加速了企业的模仿性和技术的快速传播，加剧了集群内的竞争，在创新—模仿—再创新—再模仿的机制下推动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张，促进了集群的分工合作，形成了更加紧密的产业链条，企业在这种“共生网络”中“共同优胜”。
这些文献揭示了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升级的演化机制和过程，为集群发展的一般路径指明了方向，但是对于国企的特征以及集群中国企和民营企业的治理角色并没有做出具体的阐述，尤其是对国有企业主导的集群的治理问题缺少专门研究。
2.4.2 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以上文献，展望后续经济治理的研究，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关注：
1. 第一方治理是治理经济学比较重要的进展
第一方治理容易被治理经济学研究所忽视。从第一方治理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企业的自我治理行为，如企业社会责任、对外捐赠、企业文化塑造、企业员工培训等，都是通过自我约束建立声誉、获得市场的认可，并扩大企业的运作空间；也容易理解个人的自我约束行为，如个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塑造与儿童教育，以及国家层面对道德的引导等，第一方治理展现出较强的解释力，并且找到了这一类行为的经济学基础。而且进一步，对于思想教育、宗教信仰的经济治理功能的理解也有所启发。因此着眼于第一方治理的研究有望出现新的突破。
2. 行为经济学渗透到经济治理理论的各个方面
行为经济学结合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优势，已经渗透到经济治理理论的各个方面。如上文所述，不仅是第一方治理，在第二方治理和第三方治理的研究中，都有文献考虑了人的行为类型和社会偏好特征，如行为异质性、亲社会偏好、利他偏好、强互惠偏好、宽恕等，得出了更为贴近现实的结论，这一研究趋势目前还在加强。
3. 治理制度的选择以及转型问题对中国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治理制度正式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但是研究文献表明，制度并无高级和低级之分，治理制度的选择取决于诸多条件，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多种治理方式并存也是常态。因此转型问题并不是抛弃第二方治理，抛弃关系契约，一切依靠政府和法庭，而是根据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不断探索最有利的治理方式。这涉及对转型的基本认识，如中国目前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等方面问题比较多，有些舆论倾向于把改革的责任推到政府身上，延续计划经济“等、靠、要”的思维模式，一味埋怨政府或者他人，而不是自主推动制度变革。从经济治理的角度，第三方治理需要透明的信息条件，而且实施成本比较高昂，对大多数治理活动都力所不及，因此推动社区治理、基层自治、行业协会治理等多样化的治理方式仍是目前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如何从理论研究层面阐明这些规律，还需要很多研究工作。
4. 网络平台与电子商务研究是经济治理的新兴领域
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兴起，带来了交易模式和生活模式的巨大变化，这改变了经济治理方式存在的诸多条件，也带来了很多需要治理的新问题。近年来网络诈骗、假货、刷单行为、内部腐败等欺骗性手段层出不穷，政府和几个大型网站多次出手治理，仍然屡禁不止，网络平台的治理模式还在摸索和建构之中。这样，理论研究的需求就产生了。目前的经济治理理论，结合产业组织理论、网络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工具，在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期待还有更多的结合中国情况的文献出现。
5. 关系社会的黑箱仍然没有完全打开
社会关系与经济交易关系是不同的，人们一出生就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如血缘、地缘关系；同时自身又在努力构建社会关系，如各种朋友圈。一方面，社会关系给人们带来安全感、便利或者经济机会，另一方面人们的行为又要受到社会关系的约束，还需要投入精力来维护关系，在成本和收益之间会出现一个权衡。经济交易关系是市场关系，以货币来计算成本收益，以物品和服务买卖为标的。在关系社会中，经济交易关系难免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例如，有人因为朋友关系获得了一个重要合同，但是在合同执行中出现了道德风险，伤害了朋友的声誉，朋友关系能否治理这种行为，“杀熟”为什么会出现？目前的关系契约理论和经济治理理论只回答了交易关系内生的长期交易关系存在的条件，还没有回答外生的社会关系如何治理市场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个黑箱仍然没有打开。作为对于经济社会学“嵌入”概念的回应，青木昌彦（Aoki，2007）提出使用互联博弈可以解开社会关系与经济交易之间的互相影响机制，也许是一条可选择的道路。
6. 私立秩序的衰落与网络时代
私立秩序产生的原因是人们之间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比较近，具有重复博弈的条件。随着市场和交易规模的扩大，政府和法律体系的日益健全，这一条件渐渐消失，因此私立秩序的衰落看起来是一种必然。但是在网络时代，信息沟通成本大大下降，大数据给信息搜索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以前的关系网络可以借助网络平台迅速重建，人们每天处于网上各种朋友圈的沟通之中，地理环境的约束日益减弱，“地球村”不再是一个理想，而是现实的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形成什么样的治理模式？私立秩序会不会卷土重来？网络交流与面对面交流有什么不同？初步判断，在互联网络环境下，各种治理模式仍然可以共存，但是会形成什么样的治理结构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1) 2.1、2.2两部分内容已发表，具体见：安岗，李凯，黄玮．集群治理制度的自我选择逻辑：基于治理经济学视角的综述［J］．公司治理评论，2013，5（4）：41-60.
(2) 2.3、2.4两部分内容已发表，具体见：安岗，李凯．经济治理理论研究进展：基本逻辑、三方分类体系及选择条件［J］．产业经济评论，2016，15（3）：127-152.
(3) 经济治理的内涵不同于经济规制（Economic regulation），也不同于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和经济激励（Economic incentive）。经济规制主要是政府部门对企业行为的约束，而经济治理大部分都是私人秩序，政府治理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公司治理主要是公司内部所有者对经理层的约束；经济激励侧重于交易之前签约时考虑的激励措施，而经济治理侧重于交易展开之后（事后）对于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
(4) 对于Oliver Williamson和Elinor Ostrom的学术贡献，以及经验研究支持的梳理，可参考瑞典皇家学会经济科学奖委员会2009年关于经济治理科学背景的公报，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ciences/laureates/2009/advanced-economicsciences2009.pdf。
(5) Tadelis & Williamson（2012）对双边治理的理论内核——资产专用性进行进一步建模，目前也没有得到学界的积极回应，引用率不是很高，因此可能需要新的建模思路。
(6) Williamson（1985）强调的有限理性就具有行为经济学的含义，但是对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吸收仍然不足，没有考虑行为人类型对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Ostrom，Walker和Gardner（1992），Ostrom（1997）已经考虑了行为经济学的利他偏好等行为在多边自主治理中的作用，但是也没有关注行为人自我约束的现象。
(7) Dixit 2004年出版的著作Lawlessness and Economics：Alternative Modes of Governance，在2007年被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再版，因此我们看到有的文献引用的是2007年版本，但是基本内容没有变化。
(8) Dixit（2009a）是新经济治理理论的一个标志性成果，Dixit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主席致词上进行了宣读，并发表在2009年《美国经济评论》杂志第1期第1篇。但是，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篇文献的介绍还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