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的难点、创新点

1.3.1　研究的难点

第一，草原生态建设补偿的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学科的理论知识，如果对其认识不清，就会使得后续研究在科学性上出现偏差。这就需要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结构及其功能有全面的了解。同样，草原生态系统受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牧民作为活动于草原上的主要主体，需要对其活动行为进行规范。这就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发挥多种工具手段的作用机制。

第二，优先级判别概念内涵及判别模型的设定。本研究延续国外关于生态建设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研究思想，将其发展和运用到我国草原生态建设补偿实践中，应该说这是一项需要敏锐洞察力的工作，因为国内外制定补偿政策的外部环境具有很大的区别。如何将国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补偿政策借鉴到国内草原生态建设补偿领域，使其具有本土化特质，如何统筹考虑不同微观补偿区域在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空间差异性，并将其运用到不同微观补偿区域的优先级判别中，应是研究的难点。首先，需要针对国内实际对优先级判别的概念内涵进行定义和界定；其次，需要有甄别和科学地将隐藏在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方面下的能够反映不同微观补偿区域空间差异性的指标参数运用于判别模型中，并对这种由各种指标参数构成的判别模型作出科学、合理的阐述和分析。

第三，优先级判别现实基础的寻找和验证。如何依托现有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政策中包含的禁牧补偿和草畜平衡补偿，从这两项补偿内容的目的性出发，将它们各自的补偿目的与补偿手段结合起来，构建一种能够反映两者之间关系的估算模型，也是研究的难点。首先，禁牧补偿的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比较重要的区域、治理和恢复草地植被覆盖度较低的区域，以保证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那么，如何将补偿的手段（补偿标准的确定）与禁牧补偿的目的结合起来，构建一种能够反映禁牧补偿标准与禁牧草地生态系统服务目标之间关系的估算模型？其次，草畜平衡补偿的目的是核减超载牲畜，实现草畜平衡管理。那么，如何将补偿的手段（补偿标准的确定）与草畜平衡补偿的目的结合起来，构建一种能够反映实际情况且能够最大限度体现牧民意愿的估算模型？

1.3.2　研究的创新点

第一，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概念内涵的界定。在以往的研究和实践中，通常是将政府主导的草原生态建设工程及其附带的对牧民的补偿视作补偿的全部内容。虽已有部分专家学者指出，在实践中应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与享受者之间的关系另设专有性补偿，但是，学术界并没有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出现了混用的现象。为此，本研究针对国内实际，给出了草原生态建设补偿的概念内涵，为的是将两者作一个区分。草原生态建设补偿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将政府主导的草原生态建设工程视作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补偿，将由其附带的对牧民的补偿视作行政损失补偿，统称为处理人地关系的人地补偿；二是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与享受，在提供者与享受者之间搭建的补偿视作处理人际关系的人际补偿。

第二，优先级判别概念内涵的界定及判别模型的设立。首先，本研究首次给出了草原生态建设补偿区域的优先级判别的概念内涵；其次，借鉴国外相关领域研究中的风险效益成本比选择法，在优先级判别模型的设计中，尤其是在模型具体参数的选择上，选择了隐藏在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方面下的能够反映案例区实际的指标参数，如以草地水源涵养量表征生态系统服务量（从黄河流域水安全的角度将其定义为案例区草原生态系统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选择MOD13Q1卫星遥感数据中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作为基础数据来构建估算模型间接估算草地退化风险、选择牧民参与草原生态建设补偿项目所付诸的各种成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估算参与成本。在这三项内容的选择上更多地体现了本土化和区域化特质。

第三，对案例区现有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政策的评价与分析。评价与分析的过程并不是对获取的相关参考资料和政策内容进行简单的描述与分析，而是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首先分别对地方政府和牧民参与草原生态建设补偿项目所承担的成本与所获取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其次运用相关博弈理论分别论证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牧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进行了相关分析。

第四，案例区优先级判别现实基础的寻找。在寻找案例区优先级判别的现实基础时，本研究立足于现有草原生态建设补偿项目中的禁牧补偿和草畜平衡补偿，从能够反映不同微观补偿区域在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方面空间差异的角度，选择了反映生态方面的数据（以草地水源涵养表征生态系统服务，这其中包含了年均降水量、年均蒸发量等方面的数据）和反映经济社会方面的数据（包含了治理和恢复退化草地的各种成本投入、牧民的基本信息、草地利用方式、家庭年收入与支出等方面的数据），基于补偿标准的角度（综合考虑了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交易成本），结合部门访查和问卷调查，运用最小数据方法，综合运用生态数据和经济社会数据，模拟了禁牧补偿与禁牧草地生态系统服务目标之间的关系，运用牲畜机会成本法，综合考虑母畜比例、成年牲畜死亡率、繁殖成活率、每只可生育的母畜每年繁殖的后代数、羊单位的市场价值等，分析了草畜平衡补偿与不同微观补偿区域受偿的差异性。

(1)　《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将中国生态区划划分为3个一级生态大区、13个二级生态地区、57个三级生态区。按照自上而下、逐级划分、专家集成与模型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该案例区属于“Ⅲ青藏高原高寒生态大区”中的“Ⅲ2青藏高原高山草原、高寒草甸生态地区”中的“Ⅲ2（3）江河源区高寒草甸生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