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非西方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
4.1 阿拉伯帝国的经济
阿拉伯帝国（Arab Empire，公元632—1258年）是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于中世纪创建的伊斯兰王朝。帝国最强盛的时期，疆域东起印度河和中国边境，西至大西洋沿岸，北达里海，南接阿拉伯海，是继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之后又一个地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大帝国。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西亚经济的繁荣，顺利地沟通了东西方的世界贸易，为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阿拉伯帝国的兴起改变了周边许多民族的经济发展进程，在中世纪的经济史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最初的阿拉伯人是游牧民族，主要居住在宜于放牧的、濒临红海的、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地区。由于特定的生态环境，阿拉伯人大都生活在属于各自部落的牧场，沿着较为固定的路线逐水草而居，牧养牲畜，因此，牧场是土地财产的主要形式。随着大帝国的形成，又转而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尽管阿拉伯帝国所征服的土地与阿拉伯半岛的土地一样干旱，但却是两大文明的摇篮——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两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在这些流域和其他地区，穆斯林[1]开始了灌溉农业，在西班牙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灌溉农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生产率大大提高[2]。
从7世纪30年代开始的四大哈里发[3]（Halifah，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到倭马亚王朝[4]（公元661—750年），哈里发们都非常重视农业，坚持奉行经济自由的原则，整个地区的水利系统由国家负责修建。由于征服的胜利，拜占庭帝国的粮仓——埃及、波斯帝国的粮仓——伊拉克先后成为阿拉伯帝国的行省，哈里发对于这两个粮仓尤为重视。欧麦尔一世（Umar ibn al-Khattab，公元584—644年）时期，为了发展埃及的农业，曾下令在埃及开凿运河，将古埃及法老时代开凿的运河重新加以疏通，扩大了灌溉面积。为解决伊拉克地区的洪水泛滥，欧麦尔命令在巴士拉和库法各开凿一条大河，以发展伊拉克的农业。他还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套经济管理制度，铸造货币在全国流通；建金库以平衡收支；设年俸并按等级分配。在新获得的领土上，将波斯和拜占庭两国王公贵族的土地以及逃亡者、阵亡者的土地一律收归国有，成为穆斯林大众的土地，当地居民则仍操旧业，耕种土地者缴纳土地税，凡不信奉伊斯兰教者，还要征收人丁税。但各地的税制并未统一，在叙利亚和埃及沿用拜占庭制度，而在伊拉克和波斯则使用波斯的制度，税额是根据土地取得的方式以及原来同被征服民族商定的条件确定的。
到了8世纪中期，阿拔斯王朝（Abbsid Dynasty，公元750—1258年）兴起后，全面确立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对国有土地重新进行调整和分配，仍实行土地分封制，各地总督和封建主拥有大量的伊克塔土地，后伊克塔多变为世袭的私人领地，成为地方割据政权的经济基础。随着国家的形成，帝国的创立，商业贵族也成为帝国上层阶级的重要成分。地理位置、商人的地位和商业的巨大收益使阿拉伯帝国出现了工商业繁荣的局面。阿拔斯王朝最初的百年间，帝国的对外扩张已达极致状态，国内政治稳定、农商迅速发展，是帝国国力极盛的“黄金时代”。封建制度的形成极大地刺激了阿拉伯帝国的经济发展，这首先表现为农业经济的繁荣。
叙利亚、两河流域、埃及以及伊朗等被征服地区，早在农耕经济时代的初期，农业就已经很发达了，到了帝国初期，这些地区的农业步入新的发展期。哈里发政府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耕地面积和产量由于灌溉工程的发展而得以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还鼓励开垦荒地，使许多荒芜的土地和不毛之地变成了良田，沃野千里，物产丰盛。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呼罗珊和大马士革等地都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大麦、水稻、棉花和亚麻等。园艺业也很发达，椰枣、橄榄、桃、李、杏、橘、苹果、西瓜、葡萄和蔬菜等，都是普遍培植的园艺作物。阿拉伯民族自身就是游牧民族，阿拉伯半岛以及其他沙漠半沙漠地带盛产羊、马和骆驼，当时农业已成为阿拉伯帝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手工业生产也日趋发达，尤其是纺织业占有重要的地位，布匹、绸缎、呢绒、服装、地毯、斗篷、帽子等制品畅销各地。埃及是亚麻手工业的中心，丝绸手工业集中在波斯东部的朱尔詹和锡斯坦两省，地毯手工业已经遍及各地，其他手工业如玻璃、皮革、造纸、珠宝以及家具制造业等也很兴旺。石油和沥青已开始使用，金、银、铁、铅、水银、硫黄、石棉、大理石等矿石已在开采，风车的技术较为成熟。8世纪中叶，中国的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后，撒马尔罕（Samargand）首先创建了造纸业，在一些主要城市均建有造纸厂，其中大马士革生产的纸张远销欧洲。阿拉伯帝国生产的纸张不但能够满足本国的需要，而且远销欧洲。此外，还有金属制造、陶器、肥皂和香水等手工业。
阿拉伯人的海上航行在发展航海业、造船业和帆船驾驶技术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阿拉伯海员在长期的航行过程中研究和详细记述了印度洋上的季风，并且在航行中巧妙地利用了季风，从而大大缩短了航行所需的时间。13—15世纪，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得到了新的发展。15世纪初，当中国明朝的航海家郑和的船队到达印度之后，郑和雇用了阿拉伯的导航员来继续前往东非的航行。这一时期，阿拉伯海船上的装备也更加先进了，从事远洋航行船只已拥有整套的航海仪器，如指南针、测岸标方位的等高仪、测太阳和星体高度的量角仪等，还绘制了标有岸上方位物的坐标、水深和风向的海图以及对景图。阿拉伯航海家的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在西欧沿海、非洲的东岸和北岸、亚洲的南岸和东南海域，包括菲律宾和马鲁古群岛，都留下了阿拉伯海员和商人们的足迹。
商业在阿拉伯帝国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工农业生产以及过境贸易的发展，促使繁华的大城市兴起，为商业的广泛发展提供了条件。麦加作为商业贸易中心，它是叙利亚和也门之间重要商路的中间站，也是东方和西方之间国际贸易的通道。麦加的生活离不开贸易。产生在这里的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商业色彩[5]。很多穆斯林商人活跃于亚洲、欧洲和非洲，从事以中介贸易为主的商业活动，他们贩卖丝绸、宝石、铜镜、金银、玻璃器皿、药材、纸张、蔗糖、各种毛皮等。阿拉伯商人的活动范围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亚到南亚印度，再到西南欧的西班牙、北非的摩洛哥，甚至北欧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当时，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地也聚居着大批穆斯林商人。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矿物、染料、蔗糖，中亚的宝石，东非的象牙、金砂，北欧和罗斯的蜂蜜、黄蜡、毛皮和木材等，都是阿拉伯商人经营的大宗商品。
随着生产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城市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来阿拉伯人在被征服地区建立的军事城堡，这时变成了市场和交易的中心。城镇的主要居民不再是各部落的阿拉伯人，而是经营商业或手工业的麦瓦利人。首都巴格达宏伟壮观，人口众多，商贸繁盛，设有专卖中国丝绸、瓷器等货物的市场，不但是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与当时的长安、君士坦丁堡齐名的世界性大都市。城堡外围建立了巨大的商业中心，由富饶的两河流域地区提供充足的产品。巴格达水陆交通发达，城里有各行各业的专门市场。各地区通过水陆运输，把各式各样的工农业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巴格达，然后再转销到世界各地。此外，巴士拉、西拉夫、安条克、的黎波里、开罗、亚历山大里亚、吉达等港口城市成为水陆贸易的中心。大马士革、撒马尔罕、尼沙布尔、赫拉特、布哈拉、科尔多瓦等城市也都是东西方中介贸易的重要商埠。各省还提供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有来自努比亚的黄金、兴都库什山脉的白银、伊斯法罕的铜以及中亚和西西里岛的铁，还有帝国境内丰富的宝石蕴藏。大规模的阿拉伯商业贸易促进了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洲各个农耕文明区域间的经济交往，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以其国家幅员辽阔、拥有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和世界贸易中枢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鼓励商业贸易，推动了中世纪印度洋区域和地中海区域的海上贸易，从而促进了阿拉伯帝国经济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