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制度的“文学”与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文学
一、“日本文学”“国语”之现代性、意识形态性
引言
何以“日本文学”会成为问题？
在论及本书的主题“日本近现代文学”之前，首先从脱下我们身上的衣服开始吧。这无非是指以微妙的感情活动来玩味我们的意识是如何把“日本”“日本人”“日本语”这三件套穿在身上的。但是，以抽象的方式来做这样的玩味就没有意义了。不用说，我们始终只能在具体的、个别性的时空中进行意识及情感的探讨。倘若不是这样，那就不算是再三玩味过。
比如说，生活在“日本”这一政治共同体中，不曾怀疑自己是“日本人”并以“日语”为母语的人，在极其日常的生活时空中，遇到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并与之交谈。假如对方操着一口和自己相差无几的流利的日语，究竟会作何感想呢？这时，若无意中脱口而出“你的日语讲得真棒”。很明显，在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作为白种人的“外国人”日语不可能讲得这么地道这样一种成见。
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遇到一个外表与日本人完全相同且不会讲日语的人，又会怎样想呢？如果觉得吃惊或难为情的话，不用说，在其背后就有这样一种固定观念：如果长得像日本人就应该会讲日语。
如果把同样的问题放在与各种长相的人邂逅的场面，来确认是否每个人果真都会抱有同样的感情的话，那么，“日本”“日本人”“日本语”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被编织起来并成为我们的衣服这件事就会明了起来。当然，在这一着装方式里存在着无数的个体差异。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前提下，我们再来思考前面提到的关于“三件套”的固定观念。
一言以蔽之，作为民族和人种的“日本人”、作为个人归宿的国家及国籍的“日本”、作为语言的“日本语”就“三位一体”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这种固定观念，并在此立即形成一个“日本文化”的概念，这是不争的事实。在缺少任何前提的情况下将“日本”——“日本人”——“日本语”——“日本文化”实体化，这种想法切断了对于与之相异的所有人和社会状况的想象力。
比如说，我的小学时代几乎都是在位于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国家，现在已经分裂了——的布拉格的苏联大使馆附校度过(1)。我回到日本时，尚没有“归国子女”这一说法。刚回国的那一阵，我不得不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状态中：国籍是“日本”，人种民族是“日本人”，语言是俄语，文化则是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如此复杂的我，经历了各种程度不一的排斥。不用说，生活在这种复杂性中，或被迫生活在这种复杂性中的人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
如果把想象力延伸到“在日”群体，显然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组合：“日本”国籍—中国人—日本语—日本文化、韩国国籍—韩国人—韩国语—日本文化—韩国文化、“日本”国籍—朝鲜人—日本语·朝鲜语—日本文化·朝鲜文化、“日本”国籍—中国台湾人—日本语·北京话—中国文化。事实上，在这些组合的背后，从过去因日本殖民统治被强制的事例到自身可以选择的情况，多重政治力量关系交织在一起而发生作用。
此外，同样的组合对于那些在海外工作的日本人、所谓的“归国子女”、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及其子女、从海外回来的移民的二世和三世及其子女来说，即便是在同一个家庭中，也一定会以多重复杂性而显现出来。而且，这种倾向今后会越来越明显，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要重新认识到这样的事态：一旦“日本”——“日本人”——“日本语”——“日本文化”的结合，被误认为是不证自明的统一体，自身的存在被认作是构成该统一体的属性的话，它就会成为生产出非常强大的歧视和排斥的思想与话语的装置。为什么这样说呢？正如酒井直树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因为“人是‘日本人’，却不内属于‘日本语’，尽管讲‘日本语’却不是‘日本人’，这一情况在这样的表述中作为异常的例子被排除掉了”，还因为“进一步地说，‘日本语’‘日本文化’作为所谓的诸多文化的拼贴，隐藏了某种可能性，不仅仅是排除掉了把日本社会视作不同共同体并存的可能性，还排除了在单个的个体中同时存在着不同语言、文化的可能性”。（《历史话语的政治机能》，《胎死腹中的日本语·日本人》所收，新曜社，1996）
这里必须要注意的是，在这四项中存在着非对称的关系这一事实：人种和民族绝非是自己能选择的项目；即便是国籍，其选择也是非常困难的。与此相反，至于语言和文化领域，作为个人是可以选择的，只要条件具备，通过一定的努力，这些都可以重新习得。在这里可以发现多语言主义或多文化主义的可能性。
但是，在这里也需要多加留意。这里所说的多语言主义和多文化主义，并非指在某些移民或殖民国家业已实现了的在预先存在一个强势语言和文化的一元性共同体和国家的内部，来认同少数者的语言和文化的多元性共存之类的东西。它必须是这样的：在某个共同体和国家的内部，多数者的语言及文化要以均匀而透明的传达为目的，并始终对散布以对称关系为前提的平等性的幻想抱有怀疑态度，力图把异质性和非对称性作为全部关系性的原理而加以引导。在这个意义上，同时去把握一个人内在的语言和文化的选择性横跨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性的横跨，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毋庸置疑，与“日本语”和“日本文化”有着最直接关联的领域是“日本文学”。尤其在近代日本，通过“日本文学”，“日本”——“日本人”——“日本语”——“日本文化”这一结合的再生产在不断地上演。
那么，一直在产生均质性幻想的“日本近代文学”究竟为何物？
曲折的东方主义(2)
目前，关于“日本近代文学”学术含量最高的辞典当推日本近代文学馆编撰、讲谈社出版的《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正因为是在“日本近代文学研究”最具活力的1970年代做出的编撰规划，该辞典的词条数自不待言，每个词条的内容表述也很充实。其编撰结构是：按五十音图顺序排列的人物卷四卷，同样按五十音图顺序排列的“事项”卷和“报纸杂志”卷各一卷，索引一卷。
不知应该说奇妙，还是理所当然，在这本《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的“事项”词条中居然没有出现“日本近代文学”这一条目。按照“にほんきんだいぶんがく……”这一五十音图顺序往下翻，非常突兀地出现了作为研究组织的“日本近代文学会”的名字。紧随其后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词条则是被分成了“战前”和“战后”。在《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的体系内，“日本近代文学”未经概念界定就被赋予了作为特权符号的位置。
这样的特权，是通过这本辞典自身的体系而被构建起来的。也就是说，“日本近代文学”这一概念所指示的领域姑且成了在1951年成立了“日本近代文学会”，并从战前就开始着手“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研究者和在战败后才开始从事“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人们所研究的对象、作家和作品。而且，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作家和作品，在多达四卷的人名辞典中被一一解释。所以，这就意味着“日本近代文学”这一词条即便不做概念界定也没有关系。
然而，当我们翻阅这部“日本近代文学”词条明显缺席的辞典时，却马上又出现了“日本近代文学与阿纳托尔·法朗士(3)”等用“与”把“日本近代文学”和外国作家的专有名连接起来的多达数十条的词条群，未经概念界定的“日本近代文学”立刻被实体化了。正如词条的设定方式本身所示，这些词条群正是通过“日本近代文学”从欧美文学家那里受到了多大程度的影响这一“比较文学”式的表述才得以成立的。
相对于欧美近代文学，落后的“日本近代文学”常常只是在接受先行欧美作家的工作并受到“影响”的姿态中被实体化的。关于接受欧美某一作家的影响史，其起源被置于该作家专有名最初出现在日语文献里的那个时间点上，在日本作家用日语写作的诗歌和小说中，发现了在主题和方法上与该欧美作家的相似性，其“影响”的谱系就通过这种方式而被谈及。
也就是说，“日本近代文学”乃是通过在那里置放欧美近代文学家这面镜子才被发现的。接受它并受其“影响”这一事被证明之后，“日本近代文学”才得以真实地存在。当然，并非是欧美文学家们有了这样的发现。作出这种判断的要么是“比较文学”研究者，要么是深受其影响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者。似乎执笔撰写各个词条的资格就在于此人是否用原文阅读过该欧美作家的著作这一点上。换言之，关于用外语书写的文学，得益于那些具备专业知识和外语能力的研究者们发现了与欧美文学的相似性和“影响”关系，用日语创作的诗歌和小说才获得了“近代”文学的保证。
通过这样的手续，多达数十个词条的欧美近代文学家的专有名词被建立起来。藉此，那些生产出“日本近代文学”的代表性诗人和小说家的专有名词被网罗殆尽。与此同时，“日本近代文学”就和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罗斯文学、美国文学等一道，成为构成世界“近代文学”的一翼。
再次重申，我们不要忘记，这样的操作始终不过是由那些平常使用日语、住在日本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来进行的，并非是由平常使用外语的外国研究者来发现这些相似和“影响”的。由拥有“日本”国籍、生活在日本、使用日语且懂外语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将列入词条的欧美文学家的主题、方法等典型化，与之相吻合的由日本人创作的诗歌和小说具有作为“近代文学”的价值而被重新定位。再进一步说，关于这些欧美文学家的主题、方法的认识，大体上依据的是在产生了该文学家的国家中已常识化了的评价基准。
也就是说，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反转的东方主义：在日本以日语为母语的外国文学乃至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将西洋投向东洋=东方的“眼光”（东方主义）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评价框架，并将其内在化。藉此，来再次发现由日本人在日本用日语创作的文学，并将其层级化。同时，在这里还运转着一种二重西方主义：“在阿纳托尔·法朗士还不太被人阅读的时候，芥川龙之介就已经通过英译本熟读了他的作品，芥川在对于人生的态度、思想及创作风格等方面都受到了他很大的影响”（根津宪三）。正如在如此表述中所看到的那样，究竟有多早从某欧美文学家那里受到了“影响”这一问题，成为测定事先将“西洋”内化了的日本文学家西洋化程度的基准。
通过排除来设定境界
像这样，“日本近代文学”主要是通过以欧美为中心的外国文学家的专有名词而被实体化的。与此相对的是，“近代文学”这一同样没有被定义的概念，比如就像在“近代文学与关东大地震”这一词条设定中所见到的那样，是在与“文学”之外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关联中被实体化的。“近代文学与××”这样的词条也同样多达数十条，透过这样的词条设定，“文学”的疆域被圈定的同时，也划出了好几条与非“文学”领域之间的界线。凭借这样的界线，有的领域在日本这个国家的国境框架内作为非“文学”被排除掉了。同时，词条内的关系就成了在“文学”与非“文学”性问题系列中重要事件的一对儿。结果，在与“文学”的关系中，明治维新以降的重要的政治性、社会性事件被选了出来，形成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系列。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操作，与“文学”相关的历史性事件和不相关的事件被区别对待，受到排除或拉拢，非常“文学”性的日本近代史或社会史在那里被创建出来。换句话说，其他与政治、社会、军事性事件的关联，仿佛不存在似地被抹杀掉了。在这里设定了一条把“文学”问题化时所必需的社会性语境的界线，反过来说，“文学”的内核因此而被实体化。
如果是把问题设定在“日本”国内这一自明的空间里的话，剥离掉“日本”，就仅剩下“近代文学”了。在这种情况下，“近代”一词就带有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时代这样的含义。而且，在同一系列中，还加进了以“近代文学和《源氏物语》”“近代文学和《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等形式来叙述日本“近代文学”和日本古典的影响关系的词条。由此，“近代”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再次被实体化。
通过上述方式，在《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中，在没有对“日本近代文学”进行概念界定的情况下，通过与各自的对照项目的关系来界定“日本”“近代”“文学”的各种装置发挥了作用。借此，制造出了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实体仿佛已然存在着的假象。在这里，我并不是想要批判这本辞典的编撰方针和词条设定。在把几个与现代国民国家相关联的主要概念作为问题时，可以说必然会碰到概念规定之不可能这道障碍。也正因为这个障碍在这里清晰地凸现出来的缘故，我才大胆地将其问题化的。
胎死腹中的“日本近代文学”
可是，定义“日本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之不可能与“日本近代文学”的成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在实现了明治维新，基本上确定了在不久之后要颁布宪法的“日本”国内，首先从理论上提出应该由“日本人”用“日语”来创作与新时代相符合的“文学”的是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1885，明治十八年）。逍遥从汉语词汇中选择了“小说”这一熟语来翻译英语的“Novel”，还宣告以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们的“世态风俗”或“人情”为主眼的“小说”，才是最符合“文明开化”时代的“文学”形态。
通过这个宣言，在经历了历史变化的被称作“日本”的地方，“日本近代文学”以各种形式与此前那些由“日本人”用“日本语”创作的“文学”做出了区分。由于作为Novel译语的“小说”这一体裁占据了中心，《源氏物语》以来的“物语”的谱系被斩断。同时，在江户时代常见的对于“物语”的丰富多彩的戏仿形式也被排除掉了。无论是和歌还是俳句，直到正冈子规提倡改革之前，并没有作为应该被重新创造出来的“近代文学”而被意识到。当然，历来作为“小说”这一二字熟语或“稗官小说”这一四字熟语的对立概念、以“正史”为中心的汉学式“文学”，事先就被排除在《小说神髓》的话题之外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神髓》的讨论把泷泽马琴（1767—1848，日本江户后期的著名小说家——译注）的读本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结果将极为深刻的偏见带到了“日本近代文学”中来。让自己最喜欢的马琴的读本代表过去的“日本文学”，通过对它的彻底批判和扬弃，逍遥所说的“小说”这一体裁作为不能以江户时代之前的任何文学为参考项的某种崭新之物，也即作为“前所未有”而且“现在也还未出现”的谁都无法界定的怪物而被确立起来。
正因为如此，简单地认为“日本近代文学”是从模仿西洋近代文学起步的这一极其通俗的认识必然会遭到怀疑。为什么呢？因为坪内逍遥不仅否定了在过去的“日本”由“日本人”用“日本语”创作的“文学”，甚至在同时代的“日本”由“日本人”翻译成“日本语”的“小说”以及一系列受到翻译小说的启发而生产出来的“文学”话语几乎都没有被提及，被他忽视了。后来被称作“书生小说”“立身出世小说”“政治小说”的菊亭香水的《世路日记》（1884，明治十七年）、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1883—1884）等作品，在这个时间点上就已经被视作死物。正经八百的“小说”，必须是在《小说神髓》之后出现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逍遥发表《小说神髓》正是在“言文一致”的口号之下，力图创造崭新的“国民”语言的这一时期。若从语言、文体等观点来阅读《小说神髓》时，会发现其“文体论”充满了混乱。逍遥企图将读本式的“雅俗折中文体”作为“前所未有的”“现在也没出现的”子虚乌有的“小说”应该具有的文体式样。可是，“雅”和“俗”这一见之下很明显的二元对立结构，在论述的过程发生了错位，成了时而是现在与过去、历史物语与现代小说，时而是京坂方言和江户方言，甚至和歌与散文、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这种大相径庭的二元对立。此外，在同一论述中，虽然作者一方面提出了“描写说明”和“作品人物对话（台词）”这种同样是理论级别迥异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汉文与和文的对立这一日本长期以来所背负的另一个语言上的二重结构，却完全不加理睬，搁在了一边。
正因为如此，以相应的形式对这个矛盾提出一定程度解决办法的山田美妙和二叶亭四迷的“言文一致”体小说，在《小说神髓》之后问世时，原本是“前所未有”“现在还没出现的”小说，竟然真实地作为实体出现了。而意识到这一点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逍遥自己。当然，这之所以能成为现实，乃是因为逍遥是拥有由帝国大学这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文学学士”称号的权威知识分子。
此外，山田美妙、二叶亭四迷的极具个人性的文学表现之所以在后来被视为“言文一致”体的起源，正是因为“小说”以及书写小说的“日本语”在其出发点上，只能作为欠缺甚至缺失而被赋予的缘故。
被称为“摇摆”的领域
要把前面提到过的“日本”——“日本人”——“日本语”——“日本文化”（文学）俨然一体般地结合起来的欲望，显然是在明治式近代里过度欠缺意识的产物。欧美人从“日本人”赤膊劳动或在人前露出身体的习性中看出了“野蛮”“未开化”的迹象。而将欧美人的这种“眼光”内在化了的当局人士以“文明开化”的名义，拼命要让这些人穿上衣服。与这种情况一样，为了要遮掩不具备与近代国民国家相符合的“文学”这一“欠缺”，把“日本”——“日本人”——“日本语”——“日本文学”一体化的观念性外衣，正好就和现代化一道被强迫加在我们身上了。
而且，这是一件缺少身体的外衣，也即是一个空白概念。也正因为如此，内容的填充总是被留待将来。也就是说，“日本近代文学史”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新人文学家随时写入内容的形式来展开。即便是现在，以“芥川奖”“直木奖”等新人文学奖为中心的众多新人发掘装置也在运转着。在欲以此来庆祝“日本语”“日本文学”传统的口号下，“四位一体”的再生产得以重复上演。
正因为在起源上就不存在内容的缘故，无论填充多少“传统文学”，由于欠缺和缺失的不安，我们只好执着地追求由“日本”的“日本人”用正确而优美的“日本语”创作的更为纯粹的“日本文学”，不断梦想着其原型会在什么地方作为千真万确的东西而存在着。
不用说，这样的梦想在其内部有一种应该视为暴力的排斥逻辑。因为“日本近代文学”这一纯粹的平均值，描绘优美的、进化和发展的连续性蓝图这件事，会导致持续地产生从“四位一体”这一理想结合的平均值中溢出来的东西。
在这里，将某种具体现象作为平均值来表述时，姑且把出现不符合该法则性平均值的不均等数值称作“摇摆”。这是一个欲同时把握预测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均质状况和任意状况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