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王安石的时代（上）

自有史以来，最衰弱的朝代要算是宋代了。宋代怎么会这样软弱？最初的起因是宋太祖对人的猜忌，中间还有宋真宗、宋仁宗对国事的懈怠，最后则葬送在朋党的排挤和倾轧之中。而王安石恰好遭逢这样一个时代，虽然他奋力抗争，但却最终没能取胜。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以来论说王安石。

宋太祖夺得天下，开创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模式。为什么这样说呢？之前得到天下的，或者起兵于藩镇，或者起兵于草莽，或者靠了征讨和诛杀，或者靠了篡夺和禅让。周秦以前，那些成为天子的人，当初都治理着某一方，与前代的天子一同治理天下有数百年，这些人我们就不再说了。至于汉朝和唐朝的兴起，都是趁天下大乱，历经百战剪除群雄而得到的，可以说得到天下是非常艰难，付出是巨大的。再就是曹操和刘裕这些人，他们先是有大功于天下，深得民心。不如他们的还有萧道成和萧衍等人，他们当初也在朝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多少年处心积虑地努力着，等羽翼丰满后一举而夺得天下。只有宋不是这样，宋太祖当初只不过是一个殿前都尉检点，相当于禁卫军司令吧，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赫赫战功，他本人也不曾想过要做皇帝。谁知陈桥兵变一起，他还在醉梦中，黄袍已经披在了身上，已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得了天下，太阳还没有落山，事情已经办好了。后来他大宴这些有功之臣时说：“你们这些人贪图富贵，拥我为天子，如果我有号令，你们会听命吗？”那种心虚害怕的感觉溢于言表。从这些可以看出，前面那些得到天下的，都是靠自己的实力而得来的，只有宋，是靠别人的力量而得到天下。人家能从别人那里夺来给我，当然也就能从我这里夺去给别人，宋太祖一生所惴惴不安的，只有这一件事。而宋代一天天地弱下去，这可以说是根源。

依靠将士而被拥立为天子，是从宋开始的。将士们废掉皇帝而立自己的主帅为天子则不是起于宋，而是起于唐。唐代有些藩镇节度使私自立自己的子弟或亲信接替自己而割据一方，可以说是陈桥兵变的先导，只不过陈桥事变更出格而已。废除和拥立天子，都出于将士们之手，没有比这更让人害怕的了。如果都像这样，将士们时常要废除天子而拥立自己的人为皇帝，那大宋也就一天也别想有安生的日子了。宋太祖对此很是害怕，所以在他篡夺了周的皇位之后，就什么事也不做了，一心一意地想办法节制军队，削弱将领的兵权。藩镇制度祸害了天下二百年，削去藩镇，并把这种制度废除，谁说不应该呢？而它当时存在，必定有它的原因。如果能节制好它，就可以使它来为国家防守边城。古今中外的帝王们，没有谁把兵强马壮当作国家祸患的。宋朝则不然，他积极施行弱民的政策，增强君主一人的权力。他们不曾想过，整个国家的人都弱了，国君一人用什么办法能自强呢？宋太祖曾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他只关心床榻周围了，却不去想想房门之外，有许多人在虎视眈眈地望着他呢。宋太祖的视野所及，只是自己的卧榻罢了。整个大宋一朝成为任人宰割的窝囊样，原因就在于此。

汉代和唐代的开国之主，都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的远大志向，而宋代的开国者哪里有呢？五代时的各个藩镇，铲除剿灭他们的功劳，一大半在周世宗身上，宋太祖闲坐在那里就收获了成果。剩下的江南、四川以及广东等地，那里的君臣们舞文弄墨，宴游嬉戏，甚至还有荒淫暴虐。人心已经不在，宋军一到，无不望风归降。他们的灭亡，是自取灭亡，并不是宋能灭亡他们。宋的北面有辽，西面有夏，这是宋朝百年的祸患，而宋太祖对此并没有留意过。是他的智能达不到吗？大概不是这样。他正在积极地想办法使整个国家弱下去，哪里还有心思去想这些呢？

自从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拿去送给契丹，成为国史上从未有过的耻辱，到周世宗时，快要把这个耻辱洗雪了。显德六年（959），后周军队先后打下了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号称三关大捷，契丹人吓破了胆。假如老天爷能让周世宗多活一两年，那么整个燕地的光复就是意料中的事了。即使陈桥事变，其最初发端也是由于北伐，当时参与谋划的将士，也是说先立赵匡胤为天下，然后继续北伐。假如宋太祖能趁契丹内部慌乱惊恐之机，用周世宗留下的身经百战的军队及时北进，那么，刘裕、桓温那样的功绩也是不难达到的。这件事没有办成也就罢了，此后大将曹翰向赵匡胤献策，要率兵攻取幽州，也因赵普一句话而没有采纳。并不是幽州不应取和不能取，而是怕重蹈唐代卢龙、魏博这些藩镇的覆辙啊。（王船山在《宋论》中就是这样说的，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从此之后，辽变得夜郎自大起来，从而像对待奴隶和牲畜一样来对待宋人。宋太宗北伐，全国动员，结果是死伤过半，宋太宗还中了冷箭，不到两年箭伤溃烂而亡。朝廷于是更加把精力放在息兵求和上，只考虑俯首帖耳用赋税给辽输送岁币。到真宗时，宋军在澶渊（今河南濮阳）与辽军打了一仗，当时，王钦若主张迁都江南，陈尧叟主张迁都蜀地，如果没有寇准坚持主战，与辽国订了“澶渊之盟”，则宋朝的南迁，还用等到绍兴年间吗？虽然有了寇准，也难免最后订立城下之盟。到仁宗的时候，岁币比前面所说的又多了一倍。辽对宋的危害就是这样严重。

李姓一族自唐代以来，一直占据着夏州、银州之地，成为这一方的割据势力，他们的生活资料则仰仗中原供给，多年翘首盼望着能归属中原。等到宋朝平定北汉之后，定难节度使李继筠死了，他的弟弟李继捧继位，率亲族到开封朝见宋太宗，并献上夏州、银州等四州八县的土地，表示愿意留在京城。太宗如果乘此机会，把四州的统帅调换一下，选派有能力的臣下镇守在此，鼓励重用他们的官吏兵士，既可以断了契丹的左膀右臂，还可让那些原来的部族以及崇尚武功的边民们，都能发挥其特长，以图博取功名，这样宋的西面也就不会有忧患了。可惜，太宗、赵普等人继承了太祖的思路，绝不把肥壮的马匹、英勇的士卒、富饶的盐池和肥沃的土地给那些边镇将帅，致使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反叛回去，而后又纵使李继捧回到原来的地盘，重新任命他为定难节度使，白白增长敌寇的气焰而向人示弱。李继捧最终依附了契丹，李继迁则时而诈降以麻痹宋军。等到李元昊壮大后，国力也雄厚起来，于是在长安一带杀戮，不仅威胁宋朝，使宋不得不屈服于辽，甚至按着辽的惯例向宋索要岁币，而宋对他们都没有办法。以大侍小，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没有听说过的。夏对宋的祸患就是如此。

在宋朝刚建国的时候，辽的国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夏还没有强大起来，假如宋的兵力稍稍能够振作，那么，对于辽国，就像折个柳枝鞭笞它一样，没有什么难的。宋不仅没有当机立断，反而养痈数十年而最后自己衰落下去，则是因为宋太祖特有的心思，把力量都用在了使兵力削弱、使将领无能、使民力枯竭，到他的子孙们，都把这当成传统，士兵和百姓也都习惯了这样，都怯懦无勇，形成了宋朝整整一代的风气。自真宗和仁宗以来，把忍受耻辱当作应当的事，这已经很久了。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承接着如此破败不堪的现状，肩上扛着无比沉重的国仇国耻，所以渴望迅速地振兴。

我所说宋太祖的政策在于使兵弱、使将弱、使民弱的原因是什么呢？募兵这种恶劣的制度，虽说是从唐开始的，但实际上是在宋时确立的。按宋制，要把天下所有的兵马，都集中在京师，征集士兵的办法是募集，主要靠招募那些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把他们集中起来。每到年成不好的时候，就招募一些饥民来增加兵员。有些史家赞颂这种政策，说是把这些游民收编在军中，达到了消除动乱的目的。但其本质，却是除了天子护卫之外，举国再也没有强有力的人。我所说的“使民弱”就是指此。那些边防要塞，需要士兵把守时，都是从京师派遣。各镇的士兵，也都轮换着戍守。将帅等武将，都被安置在朝堂上，兵没有长久的将帅，将帅也没有固定的兵。史家赞美这种做法说，上下互相连接，内外相互牵制，等级之间互相挤轧，虽有凶狠横暴的人，在这中间也不会有所作为。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使将与兵不熟悉，以防止类似晚唐五代藩镇拥兵自雄而造成祸患，我所说的“使将弱”就是指此。

使民弱，使将弱，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兵弱，并不一定是宋太祖的本意。然而用这种方法来施行，他们的兵也不可能不弱。招募来数十万犷悍无赖之人，把他们聚集到负责天子起居的内臣那里，终日闲得无事，四处游荡，长年也不拿刀枪，日子一久肯定懒惰成习，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个道理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况且宋代的制度，还沿袭了后梁惩罚盗贼的陋习，给士兵脸上刺字，使其社会地位低于一般老百姓，而一般的老百姓自认为是良民，也以当兵为耻。既然国家把他们当作低贱的人看待，却又希望他们报效国家，舍己尽忠，这怎么可能呢？我所说的“使兵弱”就是指此。

现在，国内所谓强悍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让他们当了兵，而兵弱到这种程度，已经不能依赖他们打仗了。其将帅之弱，也就更加严重。把这样的军队放到战场上，即使五尺孩童也知道他们是不中用的。一旦边防告急，烽火一起，希望百姓能拿起刀枪来保卫社稷，那是不可能的事。积弱到了这种地步，而又被夹在两个强敌之间，就只能卑颜屈膝求人容许我为天子，别无其他出路。试问稍有血气的男儿，能不能坐视这样的事而心安理得呢？

国家的大政，说起来就是军事和财政。宋代的军事已经是这样了，那它的财政又如何呢？由于宋朝把军队都集中到京师周围，所以把天下赋税全收入国库，以供俸禄和赏赐之用，而外州不留余财。刚开国的时候，养兵仅有二十万，其他的费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府库中一直有富余。到太祖开宝末年（976），在册的军人有三十七万八千人。到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人。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增加到九十一万两千人。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到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和神宗熙宁初年（1068），士卒数目还在增加，于是揩尽民脂民膏而供养他们。每一年都变更驻地，去靠近生产粮食的地方，供养大量不从事生产的人。皇室家族、各级官吏这些吃俸禄的人员也年年增加。每三年要到郊外去祭祀天地，用于赏赐的费用，常达五百多万。景德年间（1004—1007）郊祀竟花了七百多万，东封泰山花了八百多万，到山西汾阴祭祀后土又花费一百二十万，举行大典又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开宝（968）以前，每年收入支出的详细数据已经不可考，到至道末年（997），每年收入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还是有富裕的，不到二十年后，到天禧年间（1017—1021），则每年收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每年的支出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到治平二年（1065），总年收入一万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总年支出为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而临时性支出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宋的百姓并不比原来富裕，而二十年间，所缴纳的赋税已经增加了十倍，他们靠什么来生活呢？再加上嘉祐、治平以来，每年超过的数额，一直保持在两千多万。到王安石执政之初，宋的政府和国民，离破产仅有一步之遥。当时那些号称贤士大夫的人，以财政问题叫嚷着责问王安石，试问如果没有王安石去理财，宋朝作为一个政府，还能维持一天吗？

当时内外形势既然已经是这样的急迫，而宋代的君臣们，又是怎样来应对的呢？真宗奢侈无度，摧残伤害了国家的元气，这就不必说了；宋仁宗号称贤主，如果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出发，可以说宋的弊政是从仁宗开始的。王船山在《宋论》卷六中说得多好啊：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养生息。休养生息是对的，解散而休养生息，则就是将国家废弛了，就使承继的后者有难了。每年缴纳五十万给契丹，甘心俯首帖耳，还美其名曰送给友邦礼物。礼待李元昊父子，缴纳织物和钱币以乞求一时的平安，仁宗并不放在心上。执政的大臣、谏官、在朝在野的各级官吏等人，口里不停地争辩着某典籍中的一点点是非。把西北方诡诈的强敌，视为本应存在而不可侵犯。国家也因此而弱下去。幸亏当时没有像耶律德光、李继迁这样的凶悍人物，才使宋靠着贿赂而暂时得到苟安。当时，辽国一个小小的使臣刘六符，虚张声势，向宋朝索要土地，要求增加岁币，竟然把宋室吓得魂飞魄散。假使那时有人起兵，席卷河朔，杀向汴洛，宋室像后晋末帝石重贵那样被虏往北方，那不是不可能的。

平心而论，宋仁宗是历代皇帝中比较善良的人，如果在他的左右多一些希望有所作为的大臣，宋朝也许可以自己振作起来。当时执掌朝中大权的大臣，史书中比较多地称赞他们的贤德才干，而心平气和地考究当时的真实情况，的确是人才荟萃，但上等人才却差不多绝迹了。其中能够了解实际情况，立志于改弦更张的人，只有一个范仲淹。论他的才智器识，比王安石要低得多，而最后因不被仁宗信任，遭人离间而离开京城了。其余最著名的，像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人，他们的道德、学问、文章，都是可以照耀千古的，但他们在朝廷做官，却只会调和，和稀泥，拾遗补阙，虽然有一些作为，但看问题抓不住根本，只会计较细枝末节。当此内忧外患特别紧迫的时候，他们在改变国家长久衰弱的状况，促使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并不能恪尽职守。这些居高位而无所作为的官员，对外部的了解几乎到了无知的程度，而只知歌颂太平盛世，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忧患的事情。就像汉朝的贾谊所说的“厝火积薪”，把火种放在柴堆下面，处境十分危险却不自知。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作王安石的人，他起来扰乱这些人的美梦，他们一个个都把王安石视为仇人，也是很自然的。王安石最初见到宋神宗的时候，宋神宗问他本朝之所以享受了百余年来天下平安无事的原因是什么。王安石退朝之后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回答他的问题，信中说：

（前略）我朝历代沿袭了末代流俗的弊病，又没有亲友和群臣进行讨论。朝夕和国君相处的，不过是一些宦官和女子，上朝处理事务，不过是有关部门的一些琐碎小事，不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一起和学者、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令来安排天下大事。一切都凭着自然的道理任其发展，没有进行主观的努力，对名声和实际情况的关系没有觉察。君子并没有不受尊敬，但小人也能跻身于士大夫中间。正确的议论并非不被采纳，但邪说有时也会被采用。以诗歌辞赋记忆之学搜求天下的士人，而缺少通过学校来培养人才的法令制度；用科考名次和资历来排定朝中官员的位置，而没有考核官员的办法。监察部门中没有负责监察的人，守边的将领并非选拔出来的官吏。调任频繁已经使得难以考察在任者的政绩，靠交往和清谈任职的人又以假乱真。结党营私的人大多做了高官，独立谋求职位的反而受到排斥和阻挠。所以从上到下只是偷懒和懈怠，顺从上司的心思而已。即使是有能力的人担任了职务，和庸才做官也没什么两样。农民因徭役而影响了生产，受不到特别的抚恤和救助，也没有为农业专门设置官员来兴修水利；士兵被兵役搞得很疲乏而且老于军旅，却又不加以训练培养，又没有选拔出能干的将官，使他们拥有长久驻守边疆的职权。宫廷的戍卫人员中聚集了过多无赖之徒，没有改变五代以来纵容姑息武将的恶习。宗室子弟没有进行教育选拔，不符合先王制定的对待宗室亲疏尊卑各有不同待遇的准则。至于管理财政，大都无法可依，因此虽然用度俭约而百姓仍然不富足，虽然勤于政事时刻忧心而国家仍然不强大。幸亏不是外族嚣张的时代，也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因此，天下平安无事超过了一百年。虽然说是人事的造就，也可以说是老天爷帮忙啊。

他论述当时的国势，可以说是广博而深刻；而王安石之所以不得不变法的原因也是基于这些。因而他给仁宗皇帝的上书中说：（节录，全文另见第七章）

陛下难道能够永远仰仗天赐的侥幸，而不考虑有一天会失去吗？汉代的张角，三十六万人在同一天起义，他所在的郡国没有人能预先警惕；唐代的黄巢，横行天下，每到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位将军敢和他抗衡。现在的公卿大夫，没有人愿意替陛下做长远打算，为国家筹划万世的基业，我对此事很疑惑。当初晋武帝只注重眼前的繁华，不为子孙做长远谋划；当时的官员也苟且偷生一味取悦皇帝，良好的社会风气荡然无存。舍弃了礼义，丢掉了法制，君臣上下都有过失，却没有谁以为这样是错误的。有识之士本来就知道将天下大乱，而后来果然海内发生了大的变故，中国遭受战争困苦达二百多年。我希望陛下能够借鉴汉、唐、五代混乱灭亡的原因，借鉴晋武帝苟且因循造成的灾祸。

唉！宋仁宗之时，号称是宋朝的全盛时代，整个国家歌舞升平，而王安石对危险的忧愁如此之深，以至达到这样的地步，不惜用晋武帝的例子来劝谕皇上，害怕中原沦落于外族之手，他真的是杞人忧天吗？唉！靖康年间发生的祸乱，王安石有先见之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