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记忆与认同：口述记录与历史生产
（注：本文是笔者在1990年8月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与行政院文建会中部办公室所举办之“口述历史进阶研习营”之讲稿，承蒙与会者的批评与建议，特别是沈松侨先生之指正，谨致谢意。）
近年来在台湾口述历史的工作与成果受到许多人的关注，大约在十余年间，从早期少数人默默耕耘的局面，转变为今日百花齐放的盛況。不但学院内的专业历史工作者出版了大量的访问记录（如中研院近史所、台史所、国史馆、国防部史政局、国民党党史会等），各县市的文化单位，以及民间的文史工作室、基金会等，也投入不少的心力，来寻访各种“被遗忘的历史”。在内容上，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从“祖国”的军政大员到“本土”的芸芸众生，包括了士农工商、老兵、烟花女子与黑道大哥等等。（注：例如研究美国华人帮派成绩斐然的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陈国霖（Chin Ko-lin）教授，最近开始对台湾的黑道大哥作访谈工作。黄淑玲有关“特种行业妇女”的研究是采取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向，但其方法与口述历史类似；例如《特种行业妇女的生活形态与自我概念》，《思与言》，33.3（1995.9），第161—198页。此外廖怡萍、陈宜民的《台北市公娼空间之再现：木屐、密道与七块钱的故事》（《当代》，137（1999.1），第44—65页），也依赖了许多对娼妓的口述访谈。）这些成果所带来的直接冲击是历史重心的转移与历史书写的多元化。以往所谓的“历史”，主要是依赖精英阶层所掌控的文字书写，来保存与传递。口述历史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之内突破了“精英”与“文字”的双重限制，让我们能更广泛地竖耳倾听“过去的声音”。（注：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有关口述历史的专书即称为《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一本书附了一个西方学界有关口述历史在各个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值得参考，见该书第249—270页。）
历史重心的转移与历史书写多元化的发展，表现在地域、族群、性别、阶级、年龄等面向之中。以台湾史来说，许多学者已开始反省人们所阅读到的历史究竟是“谁的历史”？周婉窈感叹地表示“所谓的“台湾四百年史”，何尝不是后溯的（男性）汉人观点？”（注：周婉窈：《台湾历史图说》，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7页。）这一长期为人所诟病的男性汉人统治阶层的历史霸权，因为口述历史作品的出现，得到适度的修正。近年来对于客家人、外省人、平埔族、原住民、女性、下层社会、“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地方发展史（可惜还没有很多学者从事不同年龄群的口述历史）等诸多口述历史访问记录的问世，使得历史的图像更为多元、丰富。（注：例如笔者与吕芳上、许雪姬、许文堂、沈怀玉等合访，丘慧君等纪录之《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共三册，访问了一百余位受刑人与相关人士，并收录了大量的地图、照片等图像资料，其中有确实曾参与共产党组织、读书会者，也有不慎误触禁忌的小老百姓，而这些人以往完全没有历史的发言权。）换言之，这些过去被忽略的声音使我们得以从边缘的、被压抑者的立场，回观历史现场，他们的视野与核心的统治阶层自然迥异，因而使我们看到历史的另一面貌。过去掌握政治、文化霸权的精英分子垄断历史的发言权，现在随着民主化的发展，历史也从教科书式的“一言堂”转为“众声喧哗”的热闹场面。台湾从戒严到解严的变迁，与此发展丝丝相扣。（注：这也是保罗·汤普森所说口述史所具有的“激进的意涵”：“口述史可能进行更公平的尝试：证据还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只要这样做，口述史就可以使整个历史的社会使命具有某些激进的意涵”，《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第5页。）
然而何者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呢？例如统治者的历史与被统治者的历史、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历史、男性观点与女性观点的历史，究竟有无会通之处？还是说历史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本来面目”，亦即无人能写出一个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的“客观的过去”，而只有“罗生门”式的各说各话，其目的是为了自身利益罢了？欧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一书中简单扼要地表明了这一点：“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如何解决这一历史真相的问题当然不只是口述历史工作者才要面对的，而是从事所有形式的“历史生产”（特别是传记、自传等文类），都不得不自我反省的关键议题。然而无疑地，口述历史工作让我们对此一议题有更深刻的感受。（注：王明珂：《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思与言》，34.3（1996.9），第147—184页。）
乍看之下口述历史的工作十分简单，只要带着纸笔、录音机，寻找适合访谈的对象，再将录音整理为文字即可大功告成。然而仔细推敲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有许多值得思索之处。例如我们为何要选择某一特定的历史人物或群体作为访谈的对象？在访谈过程之中，我们要如何拟定谈话主轴？如何用自己的概念，来理解别人的概念？亦即如何将别人的话语，放在自己的话语之中，而“再次表达”（represent）或“创造”（create）出一个访问纪录？这一纪录是否指涉历史事实，还是只能算是个人的想象？简言之，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之时，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透过口述记录所产生的历史“知识”有何特质？它属于普遍的“知识”（knowledge），还是只能算“个人意见”（personal opinion）？
首先就访谈对象的选择来说，我们为何会挑选某一人作为受访人，当然牵涉到主事者对历史意义的考量，例如能否填补历史的空白，或能否解答历史演变的关键课题等，然而此一选择完全是主动的吗？如果我们将口述记录比喻为生产的话，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是，为何要制造此一产品？要回答此一问题，我们除了注意口述工作者主动的层面（如个人的求知欲、追求社会正义之理想）之外，不能忽略消费面，亦即文本制成之后是供应何种消费者来阅读，而此一消费需求又是如何鼓励生产？在这方面至少要考虑到社会认同上的需求如何刺激人们投入某类口述历史的工作，或者是国家机器为了特定目的，而采取的奖励、资助等措施等，因而造成对特定主题的探索（近年来“二·二八”与白色恐怖口述访谈的出现都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从受访者的角度来看，口述工作所依赖的是受访者的记忆，或说当事人对自我经验的知觉。有关人类的记忆，在心理学、哲学与人类学等方面都有不少的探讨。在这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记忆与语言的关系。记忆要经由语言来表达，因为个人的原始经验往往是处于模糊的状态，此一模糊的经验必须透过语言的陈述、命名、认定，才得以落实。然而此一透过语言述说经验的过程，一方面已经脱离了原始经验的模糊与混沌，另一方面亦开始新的诠释与创造。（注：此处对语言的看法受到海德格《走向语言之途》一书的影响，亦参见余德慧《诠释现象心理学》，台北：会形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余氏特别强调经验与语言两者并非翻译的关系，而是“自主性的并置”（第26页）。）这一点就涉及了个人记忆的社会基础之课题。亦即王明珂所谓“个人记忆中相当一部分是从社会生活中获得，在与他人的社会活动中被共同忆起，并且在特定社会背景中重建，以符合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注：王明珂：《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第149页。作者主要依赖以下的作品：Maurice Halbwachs，On Collective Memory，ed.&trans.by Lewis A.Cos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eds.，Collective Remembering，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0。）
因为个人的认同具有高度的情境性与变迁性，认同发生变化时，记忆或遗忘的社会机制，就对个人记忆构成决定性的影响。最近我在金山访谈的一个经验可为佐证。当地清泉村有几户属于江夏黄氏的客家人，因为长期住在闽南人居优势的地区，逐渐被闽南人同化，开始讲闽南语，遗忘客家话，也隐藏了客家认同，而随着族群意识兴起，才又重新挖掘出客家祖先的记忆。（注：有关“结构性失忆”、“集体记忆”、“族群与历史记忆”等课题的讨论请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45—60页。）
无论是个人以语言来落实经验所产生的记忆，或是社会因素所影响的回忆与遗忘，都指涉记忆即是诠释。访谈者在述说经验的过程之中，往往会将复杂的经验改变为可以述说，并在时间序列与因果关系上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故事（这一故事可以是浪漫史、悲剧、喜剧、闹剧等叙事原型），因此有时会前后颠倒、有时省略自以为不重要的部分，突出对个人有意义或有利的地方，或者填补空白或模糊之处。（注：此即类似怀特所说历史是一种诗性的（poetic）工作，人们在以语言整理记忆之时，在脑海中预想了各种叙事情节表现的基本形式。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1973。中文方面可参考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0年，第202—209页。）更常见的情况是把个人记忆与他人记忆混合、交换。这样做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故意的。
这牵涉到口述采访所了解到的“过去”不仅包括口述者亲身经历的历史，也包含了口述者经由各种管道所形塑的“历史记忆”，而这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在我从事白色恐怖访谈时，有一位受访者谈到许多他从二手报刊所看到的东西，例如当时共产党组织、党员人数等，并把这些信息说成像是自己一手的经验。也有许多人大谈在狱中所耳闻的点点滴滴。如何区别“亲身经历”与“历史记忆”成为主访者与记录者要面对的一大难题。
此外更直接的因素则是现实利益的影响。有一位受访者在出版之前来电，要求删除其中一段描写他在学校刻钢板，印“反动”报刊的部分，原因是他担心会影响到政府对他的赔偿。此一现实因素对访谈的可信度造成重大的影响。在我所访问的白色恐怖受难者之中，只有“一个半”人坦承曾加入共产党组织（半个人即上述要求删改记录者）。这主要由于在“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之中明文排除“曾加入共党组织者”。总之，个人的体验在口述访谈所创造的言说语境之中已充分故事化，无论是“历史真相”还是“原始经验”似乎都让人渺茫难觅。
就主访者而言，一方面要面对受访者对于个人经验的诠释、辩解、删节、合并等，另一方面如何将受访者的话语转变为文字记录，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一过程同样会有诠释、辩解、删节、合并等的可能。其中最值得推敲的是口语纪录和整体情境的差距，以及口语与文字的差距。目前除了少数例外（例如使用录影设备，当然这又引发了另外的问题，像是否会造成受访者更大的心理压力或增加其表演欲望等），多数的口述访谈都依赖录音机来纪录访谈过程，然而声音其实只是访谈情境之中的一个面相，访谈场域在声音之外还包括肢体语言、感受、气氛等，尤其是相当细腻的心理反应，往往是录音机所捕捉不到的东西。访谈记录工作如果只依赖录音带来作整理的话，已经是对一个复杂情境的简单化。
声音记录与文字记录之间的转换也令访问者产生很多困扰。村上春树在《地下铁事件》一书中，访问了六十位在1995年3月20日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再将受害者的主观经验集结成书。他的目的是“开始想更深入了解如此强烈双重伤重的我们的社会的成立方式，事实上是怎么回事”，而采取的方法则是“让每一位‘受害者’的容貌细部都尽可能更明确真实地浮现出来”。在该书之中，他深入地讨论到语言转换的问题，他说将录音带转为文字稿往往“无法掌握细致的感受”，而访问者必须作内容上的取舍：
而即使如此，村上春树仍然觉得他难以捕捉受害者的感受：“他们说‘我们所尝到痛苦心情你们不可能真正理解’，我想那也是没办法的。真的是说得有理。我想我们是不可能了解的。”（注：村上春树：《地下铁事件》，第573页。）
从录音带到文字稿的编写过程很容易改变受访者的原意，这在新闻采访之中屡见不鲜。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有一次我接受某一电视台的采访，谈梁启超，我与记者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全程录影，后来我们的对话被剪裁成十分钟的节目，内容经过重组，改编成另一面目，而我所希望强调的重点几乎完全看不到，而这一情况并非特例。
我的受访者偶尔也会对再现的记录稿感到不满，最近的例子是楚崧秋先生的访谈记录，楚先生曾是两蒋的文字幕僚，又长期主掌国民党的文宣工作，对于文字要求极高。初稿交给他之后，被他彻头彻尾地修改，可谓体无完肤，同时他也增加了许多当时没有讲述的事情，以及对某些议题（如蒋经国与白色恐怖的关系等）的看法。另一个是台北地区政治案件计划所访问的张象济先生，他对初稿不满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我们整理的稿子“没那股气”，或说和他说话的调调与所展现的气势不同，所以他自己重写，发抒心声。（注：《张象济先生访问记录》，《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第三辑，第1153—1169页。）这些经过受访者改写的稿子，其实与访问记录已有很大的差距，虽然可能更贴近受访者所想展现的形象，但这也意味着增加了另一个操弄的可能。
总之，在经历每一个步骤的转移、操弄之后，口述记录与历史真实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它可能一部分是历史的真实，一部分是事后想象、追忆、辩解、圆谎的结果；而即使是事实，也被放置到一个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论说脉络之中。我们要如何面对此一情境呢？从一个比较哲学的角度来说，有两种极端不同的立场。第一种是客观主义（objectivism）的立场，亦即上述所谓我们可以掌握“历史的本来面目”的看法。这一派认为口述记录虽然有误会、错记等可能，但是透过合理的检验，包括史学方法所说的内考证与外考证等方法，我们可以依赖口述纪录，了解历史事实的真相。这一种观点对人类的记忆、话语，以及话语与历史真实的对应关系，持一种较乐观的态度，也与人们一般的常识相配合。
第二种是相对主义（relativism）或怀疑主义（skepticism）的立场，亦即上述把历史等同为“罗生门”的想法，每一个人各说各话，而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法官作最后的裁决。这一派尤其强调口述纪录所记者均为个人从一非常主观立场所观看到的历史，而个人记忆甚不可靠，加上历史诠释如与个人利益相关，其真实性更值得怀疑。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于话语与权力（power）的分析与此一立场是配合的。
上述两个立场的区别也涉及历史工作之中描写历史事实与个人对历史事实的判断、诠释可否割离的问题。客观主义者的立场倾向于认为此一区别是比较清楚的，因此人们可以避免完全接受历史当事人主观的判断，但是可以接受他所看到、描写的客观的历史事实。相对主义者的观点则以为描写、判断、诠释等界线不那么清楚，往往自以为是客观描写的口述记录，其中充满了许多个人的诠释、偏见；换言之是选择之后所呈现的某一部分的事实。上述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受到不少的攻击。目前一个较合理的立场或许是居于两者之间，而了解到两者可能有的限度。亦即多方反省口述工作过程中所可能面临的困难，揭露历史生产过程中主观运作的各种可能。（注：在这方面请参考Richard J.Bernstein，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Science，Hermeneutics，and Praxi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0；以及拙著《“五四话语”之反省的再反省：当代大陆思潮与顾昕的〈中国启蒙的历史图景〉》，《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7（1994），第44—55页。）
总之，口述历史的生产，和其他性质的历史生产一样，都有待检验与反省。以免我们一方面自夸挖掘到历史最终的真相，另一方面却不自觉地以历史生产来解决自身认同的疑惑，或者献身统一或独立的政治理想，而忽略了自身的认同与自我秉持的政治理念，有时对他人而言可能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在中国近代史范畴之内，长期以来历史书写就受制于“革命史观”、“五四话语”、“国族建构”、“现代化论述”、“东方主义”、“东方的东方主义”、“西方主义”等包围，要挣脱这些重重的桎梏诚属不易，而由理念转为行动，出现“以礼杀人”、“以理杀人”之事，更是史不绝书。然而无论如何，在从事历史生产之时，如何能多挖掘出一些不自觉的预设，再反复思索、多方沟通这些预设的合理与否，应该是有其意义的。诚如村上春树所说：揭露是改变的开始。有了以上的认知，而如果我们仍然愿意接受口述历史的挑战，那么或许可以走出一条比较不同的路子。
【延伸阅读】
1.Patrick O’Farrell，“Oral History：Facts and Fiction”，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Journal（No.5.1982-1983），pp.3-9.
2.Richard J.Bernstein，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Science，Hermeneutics，and Praxi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3.
3.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著，陈新译：《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