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总论

罗伯特·马特森·约翰斯顿

Robert Matteson Johnston

罗伯特·马特森·约翰斯顿（1867—1920），历史学家，1908年起担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拿破仑传》（Napoleon:A Short Biography,1904）、《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1909）和《神圣基督教会》（The Holy Christian Church,1912）等。

一切思维方式当中，只有历史把读者置于作者之上。就在历史学家沿着他那条窄路（多半只占全部历史的百万分之一），多少还算勤勉地艰苦跋涉的同时，条条康庄大道都在向他的读者们的想象力宽阔地展开。对读者来说，历史或许意味着跟人有关的、有过一段过去的任何东西；不只是政治，还有艺术、科学和音乐，全都有它们各自的诞生和成长过程；不只是习俗，还有民间传说、编年史以及一切文学杰作，全都反映了民族间的冲突和伟大人物的悲剧。正因为读者仅仅是一个阅读者，他才可以充分享受到历史的全部乐趣。他没有戴着镣铐，所以，即便他专心于掌握美国的宪法文献，他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掉臂而去，去聆听奄奄一息的罗兰在朗塞瓦尔峡谷吹响的号角所发出的回声，或者站在克努特的身旁，注视着北海的潮汐轻拍着那位丹麦老人的脚。

在四面八方，在几乎每一个文学分支，你都可以发现历史，它是一条随影赋形的变色龙；可是，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历史。至今尚没有一个人编写过一部全人类的完整记录；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人编写这样的记录，因为它非人力所能及。麦考利的历史涵盖了40年的时间，修昔底德的历史只包含伯罗奔尼撒战争；吉本在现代人当中堪称巨匠，他成功地勉强跨越了10个世纪，但再也没有发现效仿者。事实是，大概除了天文学之外，没有哪个学科像历史这样，如此浩瀚无边，而人们所知道的又是如此之少。除了教科书的伪历史之外，它的总体轮廓完全付诸阙如。要想厘清它的细枝末节的关系极其困难——学者们真正知道的正是细枝末节。由于这个原因，在一篇短文的篇幅之内，把历史上的伟大纪元——从最早的时期到最近的时期——综合起来，兴许值得尝试吧。

历史的实际限度持续了大约3000年的一段光景，换句话说，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0年。更远，我们只有零零碎碎的考古学证据，还有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图画中的名字，可以表明：在非常遥远的时期，埃及、幼发拉底河沿岸及其他地区，曾经有过很多君主国繁荣兴旺。然而，在后来的时代里留下深刻印记的，并不是这些民族，而是雅利安人，他们当时只不过是一些大字不识、默默无闻的游牧部落。雅利安人一路上穿越了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及多瑙河等流域的大平原，最后强行进入了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在那里，大海阻挡了他们继续前进的脚步，他们采取了更具定居性的习惯，并在某个遥远的时期形成了城市，其中就包括后来名满天下的雅典和罗马。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或稍后，希腊随着荷马一道从默默无闻中脱颖而出。

正当希腊从蛹中破壳而出的时候，一个闪米特人的民族——犹太人——产生了他们堪与荷马匹敌的人物。在《约书亚书》中，他们以本民族特有的那种阴郁语调，讲述了他们的12个游牧部落对巴勒斯坦的征服；在《摩西五经》和后来的一些著述中，他们记录了他们的法律和宗教。我们将从这个出发点开始，也就是从荷马与约书亚——他们所处的年代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已经足够了——开始，追踪地中海与西方的历史。

希腊的领袖地位

最早的两条伟大河流（尼罗河与幼发拉底河），以及后来的那片伟大的内海（它向西延伸至大西洋），是商业、奢侈品和文明的大通道。提尔、福西亚、迦太基和马赛是早期的商业中心，它们给骁勇善战的雅利安人不仅带来了东方和西方的一切商品，而且还带来了语言本身——字母表。再也没有比它更伟大的民族被赋予比这更伟大的天才。凭借这样的天才，希腊人发展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在整个西方文明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把本民族的早期传说，编织成了荷马史诗中那纯真而优美的诗篇，编织成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那些阴郁而辛辣的戏剧。接下来，他们转向了历史与哲学。在历史领域，他们凭借修昔底德产生了一部杰作，凭借希罗多德产生了最令人愉快的叙事篇章之一。在哲学领域，他们取得了他们最重要的成果。

全盛时期的雅典（约公元前400年）

希腊哲学将被证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智力资产。在希腊人之前，任何其他文明和语言都不曾发明出抽象的观念：时间、意志、空间、美、真，以及诸如此类。从这些尽管不完美、但非常神奇的词语观念开始，精力充沛、思维敏锐的希腊知识分子迅速建起了一幢宏大的建筑，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芝诺那里得到了其最高表达。但是，从公元前4世纪末起，也就是从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弟子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起，希腊开始失去它的活力，开始衰微。

这次衰落，与一些有着巨大政治意义的历史事件刚好同时。亚历山大大帝创建了庞大的希腊帝国，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印度。在他去世之后，这个帝国分崩离析，分裂为很多君主国：东方的希腊王国，其中，幸存到最后的是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公元前31年，当奥古斯都在亚克兴海峡打败克里奥帕特拉和安东尼的时候，托勒密王国便寿终正寝，此时，距亚历山大在埃尔比勒最终打败大流士，刚好300年。

罗马的统治

在这300年的时间里，雅利安人更西边的一个分支——罗马人——逐渐赢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直到大约公元前200年，罗马才摧毁了迦太基的力量，控制了西地中海，然后，突然把手伸向东地中海。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罗马完成了对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和埃及的征服，地中海成了罗马的内陆湖。

罗马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罗马共和国的传说和历史，提供了自大约公元前500年以来的历史事实的大致轮廓，但是，只有当他们跟希腊的文明和语言建立了联系之后，罗马人才真正找到了文学的表达。他们的语言没有希腊语那样的弹性与和谐，它的词汇和抽象词语也不丰富；由于它的简洁、清晰和庄严，因此它更适合于充当立法和行政的媒介。然而，在外来征服和希腊文明的影响下，罗马很快就发展出了她自己的文学，是她所征服的民族所创造的更高级、更成熟文学的回声。它给罗马共和国的最后岁月和罗马帝国的早期历史（即奥古斯都时代）涂上了一抹壮丽辉煌的色彩。维吉尔拿出了对荷马高度精致的模仿，虽说不那么令人信服。卢克莱修用四平八稳的六音步诗行，对粗糙的唯物论宇宙进行了哲学化。西塞罗按照德摩斯梯尼的模子塑造了自己，他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并带有一定的本土品质。只有历史学家，可以跟他们的希腊师傅并驾齐驱，在塔西陀的政治家本能和辛辣讽刺中，显示出了跟修昔底德不相上下的价值。

正当难以控制的罗马共和国转向帝制的时候，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地中海地区的两种通用语言。希腊的大学、雅典、帕加马和亚历山大城，决定着智力生活的时尚，并赋予颓废而精细化了的批评和哲学（它们源自黄金时代的希腊大师）以卓越的品质。但第三个影响即将在新近组织起来的地中海政治体系中让人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犹太人的政治体系。

罗马广场

犹太人的贡献

要理解犹太人如今将要扮演的角色，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古代这几世纪里社会和政治斗争的一般特征。在荷马笔下的英雄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直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国家都很小，大抵是一座城市或一个城市群。战争连续不断，通常伴随着毁灭和奴役。几百年过去，国家的规模有所增长。雅典试图像迦太基那样创建一个殖民帝国，而伟大的大陆国家，马其顿和罗马，也步它们的后尘，跟着效尤。在大约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大规模的战争几乎连续不断，而且，它伴随着至少一个需要专门考量的环境。

社会不平等是古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状况。希腊城邦就其起源来说，都是由门第高贵的家族所组成的一个很小的阶层统治整个共同体。从贵族到奴隶，产生了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战争在奴隶的基础上发动，胜利者获得被征服者。罗马共和国对希腊君主国的几场大战，都是寻求财富和奴隶的动机所驱动的庞大计划，被征服国家的人口当中最能干、最有教养的部分沦为奴隶。罗马创建了一个伟大的地中海国家，但代价惨重。她所创立的文明，除了空洞无物的形式主义之外，没有任何宗教，根本没有灵魂。正是犹太人，补救了这个缺点。

耶稣在宣讲教义

在整个东部，以及西部的某些地区，犹太商人在罗马帝国的城市里组成了明显与众不同的社群，给出了一个精神信仰的典范，严肃认真、品行端正的典范，跟社会上盛行的东西形成鲜明对照。因为，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是经济繁荣时期的自然结果；宗教在最好的意义上是形式主义的，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是纵欲狂欢的；道德因素几乎完全阙如。然而，一场反叛正在进行，反抗的是那个时代的没有灵魂和邪恶不义，人们准备转向任何一个领袖，只要他能为他们提供一套体系，大到足以满足他们长期受到凌辱的良知的渴望，大到足以填满这个地中海帝国的整个范围。三个犹太人——耶稣、彼得和斐罗——挺身而出，来做这项工作。

耶稣是榜样，是有良知的人，是救赎主神。因为最后这个身份，人们很容易使他适合亚洲的太阳崇拜和救赎观念，这些是当时最活跃、最有希望的宗教思路。保罗是转向罗马的犹太人，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政治家，有着宏阔的视野和传教的热情。斐罗是转向希腊的犹太人，是亚历山大学派的天使，他把希伯来的因素灌输进了埃及希腊人那垂死的哲学化过程当中，并因此给了它一份续了期的生命租约。这份租约，期限长到刚好足以把亚历山大学派的思想灌进基督教的模子里，赋予这个新兴宗教以它特有的教条工具。

三百年来，直到公元312年，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只不过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教派，大大不同于数以百计的其他教派，它们都要求得到罗马皇帝庇护之下的各色人等的忠诚。在这三百年的时间里，地中海地区是一条帝国行政、贸易及文化交往的和平大道。它的大港口挤满了五花八门的民族，所有民族的血都注入到了他们的身上，从撒哈拉沙漠到德意志森林，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幼发拉底河谷。那些由出身高贵的人——他们曾奠定了这个庞大帝国的基础——所组成的小部族已经消失得杳无踪迹。机器在自身动力的驱动下滚滚向前，而战争依然在遥远的边境地区，是外国雇佣兵的工作，不足以刺激帝国核心地区的尚武精神。事实上，甚嚣尘上的正是经济之恶：物质主义、漠视宗教和胆小怯懦。

帝国的虚弱体格是一个太过纤弱的架构，支撑不了这幢庞大的建筑物。皇帝轮流做，有好的，有坏的，也有不好不坏的，时而出个恶魔，时而出个圣徒。但衰落的因素始终存在，并且在不断发展。军队不得不从野蛮人当中招募；皇帝的冠冕成了争夺战利品的普遍斗争的主要奖赏；帝国变得如此难以控制，以至于眼看着呼啦啦大厦将倾，许多竞争者纷纷跳将起来，试图凭借武力赢取这大好的江山。

罗马的基督教化

公元312年，这样一场斗争正在进行之中，竞争者之一君士坦丁在寻求某种克敌制胜的法宝，他求助于基督教，把自己置于十字架的保护之下。且不管他实际上的宗教信念是什么，毋庸置疑，君士坦丁的这步棋是高明的。就在异教崇拜依然通过习惯和感官诉求留住平民大众的同时，基督教如今已经把严肃认真的精英阶层吸引到了自己身边，尤其是在帝国的西部地区。行政官员，商人，有地位和影响力的人，都是基督徒。君士坦丁需要他们的帮助，并通过采纳他们的信仰，从而实现了他赖以获得这种帮助的一个条件。

君士坦丁大帝

就这样，基督教在经过漫长的斗争、遭受了无数迫害之后，突然间成了帝国的官方宗教。但基督教是排外的，皇帝是它的首脑；因此需要帝国所有公民的服从，而这种服从只能通过付出代价来获得。平民百姓固守着他们古老的信仰，他们古老的神祇，他们古老的神庙，他们古老的仪式。祭司，神庙，仪式，雕像，全都保留了下来，但它们被重新贴上了基督教的标签，在它们的掩护之下，基督教的观念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进来。一场巨变发生了，今天聪明的读者和旅行者依然可以找到这场巨变的蛛丝马迹：

精美的形式，动人的场面，用大理石雕刻、玫瑰花环和人类的激情缠绕着的地中海地区，如今这一切正逐渐消失，成为梦想家们幻想的素材。白衣飘飘的祭司和熏烟缭绕的祭坛，喧闹狂欢的队列和神秘兮兮的仪式，不再把人类的感情串联在一起。不再有牧羊人吹响他粗糙的胫骨笛向西布利女神致敬，不再有无数令人大快朵颐的神话故事，以及用富有诗意的想象力打造出的精美丝网，出没于神圣的小树林和诸神的柱廊。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就像阿波罗和狄安娜在天上走着各自的行程一样，万物也在地上依序而行；如今都中了加利利人的魔咒，它们碎裂成一缕五彩缤纷的斑斓水汽，一片过去时代的迷蒙薄雾，虚幻而不可想象，除了在某些地方，历史学家可以重建几处遗址，诗人可以再次体验过去的生活。然而，外表大部分留下来了。因为受到打击的，正是异教的心脏，那是最柔弱的地方。它曾努力获得良知，但失败了，而新的信仰已经在牢固的岩石上建立起来。基督教通过个人良知的反叛取得了胜利；它如今要尝试一项危险的任务：创造集体的良知。^[1]

罗马的衰亡

基督教在罗马的建立，来得正是时候，刚好赶上给这个正迅速衰落的帝国注入了少许生命。君士坦丁本人创建了新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从而帮助把帝国一分为二：罗马和希腊各一半。然而，更为不祥的是边境上条顿人的持续压力，这一压力如今再也抵挡不住了。逐步地，他们冲破了边界，在基督教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官方宗教的那段时期，日耳曼部落已经凭借武力夺取了在莱茵河与多瑙河的神圣界线之内占有土地的权利。从那时起，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日耳曼渗透和罗马瓦解的进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公元375年随着日耳曼人的大规模移民和公元410年罗马遭到阿拉伯人和哥特人的洗劫而达到高潮。

在接下来那令人心惊胆寒的半个世纪里，罗马世界被众多日耳曼亲王所瓜分，旧的秩序中，只有两样东西留了下来：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支离破碎的东罗马帝国，以及一个重要性得到了极大增强的罗马主教职位，这一职位很快就被称作“教皇”，并且已经显示出了征兆：他将借助新的手段统治皇帝们丢掉的大好江山。

罗马的劫难

日耳曼人粗鲁而尚武，罗马人细腻而平和，当征服的风暴横扫西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躲进了修道院里寻求庇护。“在那里，在拉丁十字架（它是野蛮人不敢冒犯的符号）的保护下，罗马智力活动所留下的东西只能在暴风骤雨的吹打之下瑟瑟发抖，不久之后，当基督的大军用新造的武器征服他们祖先的军团甚至都不曾见过的土地时，它们便再次出现。”^[2]

罗马的教士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利用头脑简单的日耳曼人的轻信和迷信，同时把崇高的理想和基督教的道德摆放在他们的面前。教士们不仅通过宗教控制了日耳曼人，而且很快就成了各日耳曼王国的行政官员、立法者和指导者。

文明如今呈现出了显著的改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和日耳曼精神占主导因素的混合物。或许，这是十分清楚的获益；不过，在经济和物质的意义上却是莫大的损失。巨大的财富风流云散，帝国的交通系统破败不堪。商人在地中海地区不再安全；罗马的通衢大道正沦为废墟；军事国家的边界阻挡了古老的交往通道。在这样的条件下，文明只能比以前更加局部化，更加衰弱。事实上，一段时间里，各日耳曼王国遵循了极其多变的路径。

伊斯兰教的兴起

查理曼大帝

接下来，在公元7世纪，对基督教世界而言，一场新的、甚至更可怕的毁灭降临了。穆罕默德出现了，他创立了伊斯兰教，并开始了一场伟大的阿拉伯征服运动。在他去世之后短短几年之内，阿拉伯半岛和东方的狂热大军便捶打着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向西一路横扫了地中海南岸，直至大西洋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脚步。他们掉头折向西班牙，摧毁了西哥特人的王国，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在抵达了高卢的核心地区之后才终于被阻止住。公元732年，铁锤查理所领导的法兰克人在图尔打败了他们，多半是这场胜利拯救了基督教世界。假如阿拉伯人成功地经受住了这场最后的考验，谁知道结果又会如何呢？正如吉本以他特有的笔调所写的那样：“一条胜利的进军路线延续了1000英里以上，从直布罗陀的岩石，直到卢瓦尔河岸；如果重复同样一段距离，将会把撒拉逊人从波兰的疆界带到了苏格兰的高地；莱茵河并不比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更难逾越，阿拉伯人的舰队可以畅通无阻地驶进泰晤士河河口。或许，牛津的校园里如今就该讲授《古兰经》的诠释，牛津的布道坛上可能就要向一个行过割礼的民族论证穆罕默德启示的圣洁和真理了。”

在阿拉伯人希望破灭的残骸上，铁锤查理的后代建立了一个君主国家，在查理曼大帝的治下曾赢得短暂的权力和荣耀。公元800年，这位法兰克人最伟大的统治者恢复了皇帝的头衔，由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长方形廊柱大厅里为他加冕。但古老的帝国不可能复活，法兰克人的君主国要想长期维持它所达到的卓越地位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新来的不速之客近在眼前，查理曼大帝生前就已经看到，在他的北方诸海的地平线上，隐约出现了北方海盗最早的冒险船。

封建制度

大约二百年的时间里，欧洲经历了一段苦难深重的时期。丹麦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从西北方、撒拉逊人从南方蹂躏了这块土地，结果，只有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它们一直庇护着丰富多彩的日耳曼文明——逃过了一劫。加洛林王朝的帝国分崩离析，分裂为法兰克、洛塔林（或称勃艮第）和日耳曼等几个王国，其中，日耳曼人的王国篡取了皇帝的头衔。要不是封建制度的出现增强和稳固了日渐衰落的文明，这次分裂很可能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直至陷入不可收拾的混乱。

只有武力才能成功地抵抗武力，在每一个危险来临的紧要关头，总是同样的局部抵抗模式冒出来。那些愿意战斗并有能力战斗的人保护了整个共同体，反过来要求得到某些服务。他们很快就开始修造城堡，把他们的权力和领地传承给他们的继承人。领地很快就被看做是跟其他领地密切相关，前提条件是提供军事服务和其他服务。教会也跟着仿效，直至最后，到11世纪，一个通用模式奠定了西欧观念的基础：每个个体都属于某个阶层，位于这个等级阶梯顶端的，要么是皇帝，要么是教皇，或二者兼而有之。阶梯的最后一档是极有争议的一档；而在最低一档上，人人都被接受。

到这一时期，封建制度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恢复更加稳定的环境，并极力终结北方和南方的海盗行径。从西西里到苏格兰的边境地区，欧洲如今是一大群规模不大的军事诸侯国，仅仅偶尔有些地方，以多少还算有效的方式，被诸如法兰西和英格兰那样的君主国、或者被帝国本身整合在一起。每一条贸易路线都被防御工事所守卫，凭借这种保护，诸侯们可以向商人征收苛捐杂税。在更和平的环境下，当大型商业城市开始在意大利、德国和尼德兰出现的时候，一场市民与封建诸侯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便开始了。

与此同时，教会本身发展出了巨大的野心，经历了最激烈的兴衰变迁。而在法兰克人的保护下，罗马获得了世俗的疆土，并一直把持到了1870年9月20日才被新近形成的意大利王国赶了出去。有了这一领土地位，并且在强大的古罗马传统和教会传统的推动下，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的统治下，罗马深思熟虑地伸出了自己的手，试图抓住欧洲的封建权杖。日耳曼帝国——查理曼大帝庞大疆土的分支——奋力抵抗。由此出现了两大党派：教皇派和皇帝派，帝国的支持者和教皇的支持者，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徒然地试图争夺至高无上的普遍权力，从而撕裂了德国和意大利。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

与封建运动、与对服务于教会的狂热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罗马一度在幕间休息的时候成功地发动了十字军东征，它们既是宗教性质的、骑士精神的，也是经济性质的。它从过剩的封建军人当中抽调人马，组成了大军，要把圣地从渎神的异教徒驻军手里解救出来。帝国东部被宗教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屠杀给弄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除了加害方以外，没有留下什么永久性的结果。对于节俭的热那亚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来说，十字军东征被证明是一项庞大的运输和贸易事业，并导致了东方贸易的一次巨大扩张；而西部不得不再一次训练东部，并重新回归较少宗教情怀、更多怀疑精神的状态。从十字军东征时期末（1270）到250年之后的宗教改革爆发，经济活动和怀疑论的发展都属于最引人注目的事实，而仅次于它们的，可能得算是一些新语言的诞生，以及文艺复兴的出现——它在部分程度上是由上述这些力量引发的。

文艺复兴

眼下，教皇制度被它11和12世纪的巨大努力消耗得筋疲力尽，开始走向瓦解。当但丁开创意大利语的时候（1300），当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文学明确成形的时候，教皇制度所支持的罗马观念便开始节节败退。罗马不仅丢掉了拉丁形式的信仰，而且还渴望把宗教教义转变为新的语言模式，尤其是渴望拥有一部本国语言的《圣经》。在这样的冲击之下，罗马刺激了神学研究，希望创立中世纪的大学，并通过阿奎那的努力，试图回归希腊黄金时代的文本，从而复活亚历山大大帝带给她的哲学。

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欧洲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在自己的体内涌动。印度和美洲航行的发现之旅，第一次搅动了人们的想象，后来又把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军人和艺术家们的贪婪不断注入到了大量的黄金故事中。世界的脉搏跳动得更快。君士坦丁堡在它建立一千年之后，落入了土耳其人之手，它的手抄本、艺术和手艺人的故事源源不断地涌入意大利。人们都成了发明家、改革家、艺术家和革命家。恺撒·博尔吉亚试图创立一个意大利帝国，但失败了。马丁·路德试图跟教会分道扬镳，他成功了。

他宣布，一个人可以仅凭上帝的恩典拯救自己的灵魂，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一场理想之争，一场啰嗦冗长的辩论，再一次使欧洲陷入了战争的地狱。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到这个时候，人们发现，欧洲的整个北方地区都成了新教的天下，而南方则依然是天主教的地盘。

法国和英国

太阳王路易十四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路易十四开始了他的统治，这注定要让法国在最近两个世纪的欧洲拥有一个伟大的位置。封建制度的时代很快成为过去。最后的大诸侯已经在宗教战争中被消耗得筋疲力尽。君主制度获得了他们所失去的东西，如今在凡尔赛的辉煌和壮观中着手工作，使曾经半独立的封建军人沦落为装腔作势的朝臣。波旁家族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他们依然是法兰西的独裁者，享有特权的教士和贵族阶层处在他们之下，他们对政府机构有着不受约束的控制权。他们很快就开始虐待这个政府机构。它的彻底垮台则是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到来的。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由很多不断汇聚、缓慢起作用的原因所导致。其中我们不妨提一下波旁王朝财政上可怕的管理不善，食物供应的不足，以及受过良好教育、在政府事务中被剥夺了所有影响和机会的中产阶级的骚动。这一阶级控制着后来成为国民议会的三级会议，他们着手行动，要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消灭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在国民议会的缺乏经验和王室宫廷的软弱无能之间，崛起了巴黎暴徒的野蛮力量，它最终因为激怒了整个欧洲而把法国拖入了战争的深渊，并把波旁家族，连同成千上万最高贵和最优秀的、还有少数最坏的法国人，送上了断头台。

这场旗开得胜的战争，以及继恐怖统治时期之后的共和国政府的软弱无能，不可避免地要促成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和君主政体的复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暴发户拿破仑·波拿巴，凭借他那极具魅力的凝视和铁腕手段，控制法国达15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把法国组织成了一个欧洲从未这样组织过的国家，有了法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以一种自大狂般的征服欲一路猛冲，从烈日炎炎的埃及，一直到冰雪皑皑的俄罗斯。他倒下了，留下一个如此精疲力竭的法国，以至于没过多久，波旁王朝便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拿破仑·波拿巴

这场战争倾全欧洲之力，要打垮法国和拿破仑，最后，遥远的俄罗斯给了他最致命的一击。然而，英国被证明是最持久、最顽固、最成功的敌人。这两个国家（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争斗，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最遥远的时期。

一度，在查理曼大帝之后的黑暗时期，诺曼底人通过征服控制了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个可以说是中间国家的地区。在诺曼底公爵威廉的领导下，他们于1066年征服了英格兰本土，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君主制岛国。然而，他们在法国的根据地，使盎格鲁—诺曼底的国王们陷入了与邻国的冲突中，战争在两国之间激烈地进行，一直持续到了1815年，中间只有很少的间隔。起初，它们的目标主要是领土占有；后来，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明显，直至18世纪，在拿破仑的统治下，这场斗争演变成了一场争夺海外殖民帝国的斗争。

西班牙与哈布斯堡王朝

16世纪，随着都铎王朝登上英格兰的王座，英、法两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因为一个新的大陆强国的崛起而变得更加复杂，在特定的环境下，这股新势力很可能与老对头联起手来。这个国家就是西班牙。

阿拉伯人自公元732年在图尔被法兰克人打败以来，便节节败退。然而，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在西班牙兴旺发达，在那里，他们发展了学术和艺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而此时，基督教的欧洲依然深陷于黑暗之中。但不久之后，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和阿斯图里亚斯群山的封建诸侯国便开始步步进逼，最后，到15世纪末，这些国家走到一起，组成了一个联合君主国，征服了最后一个阿拉伯王国，创建了现代西班牙。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凭借欧洲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巧合之一，婚姻联盟，再加上其他环境，几乎是在突然之间西班牙王国（勃艮第公爵们的伟大遗产）和匈牙利王国被扔到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公爵们的手里，他们让自己的统治亲王登上了德意志皇帝的宝座，几乎不间断地持续到了古老的日耳曼帝国在1806年走向它的末日。

巨大的权力集中在皇帝查理五世（1519—1556）的手里，这使得宗教改革所开创的形势有了一次明显的逆转。因为法国（依然是天主教国家）和英国（已经成了新教国家）都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这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大为扩张的领土打破了欧洲的平衡。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那个时代不断变动的政治调整。直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末尾（1753年的《乌特勒支条约》），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力才因为一位波旁家族的王子登上了西班牙的王座而大致被平衡了。从那时起，法国和西班牙往往联手行动，对付英国。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在英格兰，宗教动荡大致持续了一个世纪，从亨利八世直到克伦威尔；总的来说，这场动荡没有欧洲大陆那么激烈。其主要的结果是英国圣公会的建立，以及更显著的新教教派的建立，新英格兰最坚定的移民者就是从这一教派当中产生的。

大英帝国的建立

正是在宗教战争期间，英国卷入了一场跟新兴的哈布斯堡—西班牙势力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巡航中有一些非常戏剧化的插曲：英国海员冲破了西班牙试图在南部诸海周围竖立起来的纸糊高墙，他们的发现航行和准海盗功绩中有一些极其浪漫的插曲。从那时起，浩瀚无边的大海，印度群岛的黄金，生产蔗糖、烟草、咖啡的种植园，新世界不断发展的殖民地和国家，全都成了纷争的主题。当西班牙的活力在无敌舰队覆灭之后日渐衰弱、一个世纪后成为法国跟班的时候，这场斗争本身便收缩为英法两国之间的斗争。

英格兰在七年战争（1756—1763）这场世界性的斗争中确立了它的霸权，虽说在下一场战争中丢掉了它的美洲殖民地，然而，当它在1793年再次与法国狭路相逢的时候，它的贸易和制造业，它无可匹敌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形势，以及它精明审慎、公事公办的政治家才能，把它置于欧洲各国之首的位置上。它参与了1793年抵抗法国的欧洲联盟，除了两次很短的间歇之外，英国一直留在战场上对抗法国，直到二十年之后，在滑铁卢，拿破仑最终被威灵顿和布吕歇尔打败。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期间，法国一直面对着两个难题：大海和英国的难题，陆地和东北欧三大军事强国（奥地利、俄罗斯和普鲁士）的难题。到这场斗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拿破仑兵败西班牙、陷入跟俄罗斯的殊死搏斗之后，大陆的问题使另一个问题黯然失色。但英国一直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大海、殖民地和海上贸易；结果，当欧洲列强在维也纳和会（1815）上瓜分这个支离破碎、满目疮痍的帝国时，各国一致同意，只剩下英国是唯一的海上和殖民强国。

现代欧洲

拿破仑垮台之后，紧接着是一段反动时期，但在1848年，已经到了一场革命风暴的尾声。人口有所增长，交通工具越来越快捷，并不断促进智力活动和经济活动，政治特权受到了过度的限制，政府是老式的。在意大利和德国（古老的帝国已经在1806年寿终正寝），已经播下了新民族主义的种子。从巴勒莫到巴黎，从巴黎到维也纳，引爆了一连串的革命，两年的时间里，欧洲陷入了剧烈的动荡。一个新的波拿巴帝国在法国崛起，在意大利和德国，一种民族观念得以确立，尽管暂时尚未修成正果。那还得花二十多年的时间，要在拿破仑三世那居心叵测的野心的大力帮助下，被加富尔和俾斯麦能干地付诸实践。

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

1859年，法国帮助萨伏伊王室把奥地利人赶出了波河流域，因此为加富尔和加里波第解放并合并整个意大利扫平了道路。1866年，普鲁士把哈布斯堡家族赶出了德意志，四年后，带领德意志联军进军巴黎城下，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工作，在那里，联军拥戴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成为新的德意志帝国的首脑。

此后发生的事情，主要是争夺殖民地，或确立经济上的宗主权，更多地属于当前政治而非历史的领域。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可以把它省略掉。实际上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也被省略了，对这些内容来说，这篇短文的篇幅实在太过有限。如果可以补充最后一句话，以帮助读者从我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个被践踏、被肢解的领域收获点什么的话，我们不妨这样说：每一件事情都会开启一种观点，开启一种精神姿态。读者是这场盛典的看客；他必须冷静地判断和辨别，不要带有倾向于赞扬或指责的偏见。当不绝如缕的川流以它不断变换的各种色彩渐次展现的时候，他仅仅满足于观察，但要有乐于判断人的行为和动机的头脑，要有乐于捕捉这永远鲜活的真实戏剧的想象力，要有乐于对无数英雄行为作出回应的心灵，正是这些英雄行为，使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民族变得高贵，而且，这样的英雄行为与全人类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