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立场
最近曾细读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书》，写了一篇读后简评。因为书中论孔墨立场一章，是郭先生的创见，所以读得格外仔细认真。然而私意以为也就是这一章最值得仔细商榷，所以不得不略费篇幅。现在把先写就的论孔子的立场这一部分发表出来供读者参考。当然，作者大胆疑古的精神极可佩服，只是结论总像是下得早了一点。
作者说孔子拥护而且有点帮助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所谓乱党，照作者说就是田常、季孙氏、白公胜一流人。他所根据的理由是《墨子·非儒篇》中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说：“孔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而说这话的人却是晏婴对答齐景公。作者明知“在年代上有些大漏洞”，白公之乱去景公死已十二年，而且也明知这是《墨子》的诬罔之辞，但作者却一口咬定：“就算是诬罔吧，我觉得很有意思。”
第二个故事说孔子至齐，而晏子离间之于景公，孔子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广遣门弟子之诸侯，挑拨田常篡齐，“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孔丘之诛也”。并引《庄子·盗跖篇》：“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同时作者“宁肯相信《墨子》和《庄子》”，而不相信孔门后学，三占从二，把《论语》“陈成子弑简公”一章整个抹煞，认为那是“他的子孙后进，是谁也要替他掩盖的”，因为扶助或同情乱党是不体面的事。
最后一个故事是说孔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孔子当季孙逃走时，替他开了城门把他放出。因而说孔子是个大力士。其解“决植”二字之义，殆如稗官演义上所谓的“力举千斤闸”。末尾引《非儒篇》的话：
孔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莫大焉（原文缺一字）。……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而可以疑矣。
作者的结论：“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按子贡佐越伐吴，事见《史记》，但吴越同为诸侯，并非谁是乱党，更谈不到什么新兴阶层。白公为乱与孔子死同年（哀公十六年），孔子死前是否去到楚国不敢断言；即使孔子住在楚国，也没有真凭实据说他一定帮助过白公造反，何况话从晏子口中说出已有很大漏洞。从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考之，“以直报怨”、“犯而不校”、“居易以俟命”、“合则留不合则去”，在在都与小度嫉肠的“恚怒”、“挑拨”、“复仇”等态度和做法大相径庭，是否会因为不用于齐就弄阴谋手段。孔子既同情田常，为什么宰予会被田常杀死？《论语》里的材料如不可靠，而要相信《墨子》的《非儒》与《庄子》的《盗跖》，似乎研究儒家就再没有可用的材料了。孔子对晏子并无贬辞，故晏子之离间亦近于后人傅会，郭先生说是墨家所假托，是不错的。我们倘把《论语》，下及《孟》、《荀》、大小戴《礼记》诸书细检一过，则孔子之不满意当时“陪臣执国命”的地方俯拾即是。现在姑举一则：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对王室的式微有极端的慨叹。这是孔子的保守态度呢，还是在拥护乱党？
至于对季氏，其不满之处尤多。如“八佾舞于庭”，孔子说“不可忍”；“季氏旅于泰山”，孔子说“泰山不如林放”；“三家者以雍彻”，孔子有“人而不仁，如礼乐何”的感喟。冉有聚敛，孔子认为应该“鸣鼓而攻之”。季氏伐颛臾，孔子大发牢骚。难道这也应置之“不可信”或“遮掩之辞”之列么？
上述的三个故事既可能不足信，而他门下的那四个故事则更成问题。第一，子路死卫的事，照现在来看，乱党似乎应是蒯聩，孔悝恐怕不能算是乱党。子路是孔悝家臣，死事在所不免。如谓孔子站在“拥乱”立场，那《论语》上的“正名”、“求仁得仁”诸章，都将成无的之矢。作者自己恐怕认为也有点说不通，所以说了一句“无可无不可”。
第二个阳货的故事，似乎又扯得太远。作者说阳货即杨布，那根本与此无涉；同时也说儒家不承认阳货是孔门弟子。《论语·阳货》所载，以阳货“尔”、“汝”称孔子，及孔子讨厌他的情形，也决不像有师弟关系。孔子既不赞成他，儒家后学又不尊敬他，那么他的行为，正是孔子行为的反证，怎么把阳货乱齐（何况并无阳货乱齐的证据）也归在孔子名下，算作孔子袒护乱党的证据呢？
《论语》中“佛肸”和“公山弗扰”两章是古今学者聚讼纷纭的焦点。但作者否定了陈成子一章，却相信这两章，也显见有“我田引水”之嫌。如用三占从二之法，则《论语》中与这两章相矛盾者正多，而与这两章性质相同或相似者却不再见到。是非之判，在今日也很难定了。
作者又屡言孔子托古改制。不知此说正是表示出孔子对乱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之类）的深恶痛疾。如果孔子是激进一派而并不趋向于保守，他尽可肆无忌惮地推翻鲁君，何必汲汲皇皇东奔西跑，用学说来托古改制呢？平心而论，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周而不比”、“群而不党”，确乎是有点民主精神的。唯其有民主精神，乃使其十分歧视乱党。且其态度确趋于保守，下而至于孟荀，一称尧舜，一法后王，也都不曾彻底革命化。何况作者在谈到孔子思想体系时，也有点难于自圆其说，如孔子之尊古乐、崇古礼等，比比皆是，乃用“时代限制了孔子”一语轻轻带过，这未免有点“危险”吧。（又，“正名”之说，作者也有点讲不通，遂解“名”为名实义，如名家者流所讲，亦近于曲解。）
我觉得，孔子的确够伟大。因为他那“中庸之道”确乎是切于日用伦常之道。于是专制时代的帝王，便拿他来作护符，抹煞了儒家许多平等博爱精神，只拿另一面作为推行威权的藉口。现在“民主”时代了，又有人把他高高在上地举出，当作一个着了色的新傀儡，说他是“革命”的老前辈了。最不幸的时候，莫过于民初“打倒孔家店”的那个阶段。然而孔子的言行终于不可磨灭，五四后不久，便又在被人重新估价，难道这也是出于笃信儒家的人在为他“粉饰”么？现在，尽管作者说他是用新的眼光来看孔子，其实仍不免要把孔子用来做幌子。不信么，作者有一处便把孔子的话曲解得很厉害：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要三十年后才有仁政出现，则三十年间的基本工作，照逻辑上说来，也尽不妨有些地方类似乎不仁。“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他誉为“诚哉是言”，不知道是他的前辈哪一位所说的话，这仁政成功的期间是说得更久远，要费三个三十年以上了。这些年限并不一定有数学般的准确，但足以证明他并不是不顾实际的绥靖主义者，尽管他在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但也没有忘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页八十七）
所谓“王者必世而后仁”，并非王者由不仁而仁。王者是早已“仁”了的，直到三十年后人民才普遍地被化成了“仁”，而仁政的行使亦决非用不仁为手段，如孟子所谓的“枉尺直寻”。同时，孔子对“杀无道以就有道”的办法，曾明白表示过不赞成（《论语·颜渊》），而且认为“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又何尝主张用残杀的手段去推行仁政呢？作者这话和近来爱唱高调的军事野心家们有同样的语病。他们说：“为追求更大的目的，难免有小错误，这是不妨事的。”于是杀人盈野是小错误，歪曲是非也是小错误，自私自利也是小错误。请问，何者为小，何者为大？这错误是否有个限度与范围呢？作者说：“也尽不妨有些地方类乎不仁。”世上哪有这样的辩证法，用“不仁”的手段来推行“仁政”，而一下子竟由“不仁”变成了“仁”的！况且，孔子也决无此种手段目的二元论思想，否则他根本就不会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等等的话了。作者的话，倒有些不合逻辑呢。
最后，还有个小问题。那就是作者用《吕览》与《淮南子》“孔子之劲能举国门之关”一语，来说明孔子是大力士。这未免好奇得近于“素隐行怪”，甚至忘记“儒”是怎样一种人物，也忘记孔子为鲁司寇以后是多大年纪了。这本不足道，但为了郑重，也姑且附及之。
一九四七年一月作，同年三月十八日改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