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傅庚生著《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一

任何学术皆一时有一时的风气，“文学”也不例外。风气之初，不惟能推动学术的发展，且能为整个文化辟一新纪元，使之产生更特殊的成绩。等到这风气已成习尚，人人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地惟此是从，则过犹不及，流弊亦随之而兴。固然“真积力久则入”，然而矫枉过正的办法，反往往使学术之进展受到意想不到的阻碍，因而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时候，便须有强有力的人出来“挽狂澜于既倒”，做矫俗反正的工作，以免其有“伊于胡底”的危险。否则不惟学术文化前途不可乐观，即国家民族也有“开倒车”之虞，而地位亦因之动摇了。

有清自乾嘉以来，帝王们存心遏塞学者的思想，文字狱的把戏屡次在社会上公演，弄得知识分子一个个噤若寒蝉，只想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于是朴学的风气便盛极一时，自六经小学而诸子百家，不是校勘，就是训诂，直至清末，馀风犹烈。凡文人欲求有所建树，也大抵先从考据下手，终亦必由考据名家，真有舍此即非学问之概。至于义理辞章，都可撇开不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弊端吧。

然而当时讲义理谈词章的并非没有，如桐城派的“不可偏废”之论，便很公允（桐城文章本身姑不论，至少这理论是对的）。可是势力始终敌不过根深蒂固的考据之学。在位者如曾国藩，也没有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及戊戌变政，迄于五四，则这种风气不惟没有改善，反如虎生翼般变本加厉起来。盖新思想新学术之来，无一不标榜是“科学化”的学问。而这种“科学化”与传统的朴学，其性质本相去不远。所以对考据学的影响，只有增而无减。当然，五四以来的所谓考据，方法更精密，条目更清楚，材料更确凿，也更丰富，这未始不是进步；而在“文学”的范畴中，单靠“整理国故”是毫无补益的。故时至今日，义理之学尚有时而昌明，而词章一道则再也抬不起头来。方今考据之风仍遍国中，无论私人著述，公开报刊，社会习尚，大学的专科研究，为师长所以教人，为弟子所以受业，皆舍考据莫属。天天讲科学方法，结果去实学愈远。所谓治“文学”的专家，也只是在饾饤之学上面做工夫，真所谓大相径庭，南辕北辙了。

搞创作的并非没有，但其成果也近于缘木求鱼。新诗便是一个好例；即小说戏剧，也还是距理想水平相当遥远，非一朝一夕所能企及。其症结所在除人们一味迷恋考据外，还有另一原因从中作祟，那就是五四以来的偏见：旧的都不好，都须另辟蹊径，“创造”新的东西！夫凭空创造，谈何容易！但倡之者一呼，从之者百诺，什么“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文言文是死文字”，“新诗应该打破格律”，“旧诗词是束缚性灵的东西”，“骈文是麻醉剂”，等等口号，俄顷之间，甚嚣尘上。而“全盘西化”、“不读线装书”的魔力又普遍深入人心，脍炙人口。末流所致，青年人根本蔑视线装图籍，忽略中国文字，以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为敝屣。另一方面则拼命在求新。新本是好事，谁也不否认；可是三十年来，各方面的成就却始终没有新过区区的日本，别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另外一些抱残守阙或投机取巧的“国故专家”，却又惟考据是务。这种江河日下的局面，还嫌我们的文学没有成绩、后进程度水准日低，那真是天晓得了。

我自问头脑尚非冬烘，上面的话也决非主张复古。事实告诉我们，不论什么学问（包括文学在内）只要想创造新的，就必须继承旧的，非从头做起不可。且须真正寝馈以之，非入古人用心深处，便不能有收获。整理国故固亦刻不容缓；而对传统的“文学”与“思想”，也要有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才能使新的有发展，有前途。即以西方文学而论，读英文的必不能忘掉莎士比亚，攻德文的亦必不容忽视歌德。他们的作品，在中国人眼里固然比“晚唐诗”、“桐城派”什么的面目新颖，但从西洋文学史来看，那也还是“古典”的。而在中国，如果治文学，说新就想新到平地一声雷，空中楼阁般梦想“创作”，要从虚无缥缈中硬挤出伟大的作品来。至于唐诗宋词元曲，则一概属于“要不得”的范围，更不必谈楚骚汉赋。至于文章呢，无论骈文和散体“古文辞”，都是毒蛇猛兽，不要说作，懂也不懂。新的呢，外国的呢，也支离破碎所知无几，能认真读鲁迅、巴金或中译本高尔基的书，已是非等闲之辈了。这就是他们灵感的泉源？而旧派人物，则考据考据第三个还是考据，连研究屈赋唐诗也离不开考据，甚至讲文学史也要扯到考据。指导学生，只会作“李白之研究”、“李清照年谱”或“元曲之派别”什么的。至于古诗怎么作，骈文怎么写，一概用不着，更谈不到。偶尔提到欣赏，只不过从诗话或《文心雕龙》里摘抄几句也就算了。我真怀疑他们是否读过古人的诗文别集，更不要说什么体会与理解了。

记得沈从文先生在闲谈中曾提起：“从前人反对那种哼哼唧唧的词章家，忽略与鄙视对文学的了解和欣赏。现在的大学里，想找这样的人都找不到了。”又说：“学生们只会作什么空洞的研究，讲什么琐碎的考据，文学书根本不看。我不晓得会弄出什么结果来！”仍以今日的新诗为例，其不钻进牛角尖里者几希！当然我并不提倡人人都去写旧诗作古文；可是治文学的，至少要懂点儿旧诗和古文，即使会作也不丢人，相反，更值得称许。刘文典先生讲《文选》，顾随、俞平伯先生讲诗词，所以受人推戴，正因为他们会写骈文，会作诗填词。沈从文先生教习作，而他本身就是一位作家。鲁迅先生的杂文，在今日已成青年人的天经地义，可是他给亡友撰碑文，依旧是铿锵金石，道地的碑版文字。不过他因时因地制宜而已。

我并不敢妄议前人，乱发呓语。柳诒徵先生在十几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可惜根本没有反应，足见这病痛已不是“三年之艾”可以治得好的了。兹引述其言如下：

元明作者以风会所演，专力剧本，其思力往往镌造化，歌泣鬼神。顾切究其根荄窟宅，则一仍国风小雅，《离骚》、《九歌》血胤。形表虽殊，质素不二。以故敷写事物，缠绵悱恻，属词虽极浅俚，劝惩之旨溢焉。论华夏文字，必措意乎此，始非掷金虚牝。若徒耽隐僻，矜考订，以傅合俚俗为极诣，恶得为知言哉！（《元明杂剧跋》）

这话不惟说透考据之病，且证明新文学必渊源于旧的遗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