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者是治经学的，故于第四章叙朱熹之经学部分，极为精彩。他能直抉出朱子治经的见解与立场，不必费词而轮廓毕现；揭橥其功过尤有独到。于《易》，作者指出他和程伊川的立场敌对，是重象数而轻义理的，从而径予批判，说他是走错了路。于《书》，则又赞其启清儒疑《伪孔传》及梅赜之功。于《诗》，尤标榜其驳《诗序》之伟见，与夫大胆指明郑卫多淫奔之诗。末附后人批评，引孔广森语以责其擅叶句尾之韵望文改读的荒谬，均十分允洽。而笔者则尤喜朱子对《礼》与《春秋》的见解，既平易近人却又通达事理，如页七十二所引朱子的话：

“若谓添一个字、减一个字便是褒贬，某不敢信。”

“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穀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得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

“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穀、左氏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解。当初若是全无《传》文，如何凿空撰得？”

都是极不偏颇的公允之论。何况平易之中，更见其精辟，自然愈益难得了。

最后，对《四书》、《孝经》，作者责其擅改经文，亦有见地。其后明人妄以己见舛改古书，窃谓盖肇端于宋儒。仲尼作俑之言，真宜书诸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