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但是陆氏兄弟讥朱熹为“支离”、“无址而成岑”、“留心传注翻榛塞”，这些话也并非无的放矢。为了证实此义，谨从别处引两段文字以见其意。其一是陈止斋（傅良）《与朱晦翁书》：

二十年间，闻见异同，无从就正。间欲以书叩之。念长者前有长乐之争，后有临川之辨，他如永康往还动数千言。更相切磋，本见其益；而学者转相夸毗，浸失本旨。盖刻画太精颇伤简易，矜持已甚反涉骄吝，以此益觉书不能宣。要须请见，究此衷曲耳。

另一乃元人吴澄的话。澄传朱学而所言如此，可供识者省念：

程氏之学，四传至朱，文义之精密，句谈而字议，又孟氏以来所未有者。而其学徒，往往滞于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记诵词章为俗学矣，而其为学，亦未离乎言语之末。甚至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他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辞。反俾记诵之徒嗤其陋，词章之徒讥其拙。此则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

由是而言，为政不在多言，为学亦不在多言。今日谈考据者，末流固有支离之弊，即讲义理亦须慎重将事，词费不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