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登原著《金圣叹传》
有清一代文网之密，今日令人犹有馀悸。自乾嘉诸老致力于朴学，学者多从故纸堆中讨生活。另一方面，许多道貌岸然的儒者，坚定地保卫道统，所谓性灵云者，当然在被遏抑之列。因而思想领域正像如来的掌心，任谁也跳不出去。辛亥革命以还，随着民族解放也解放了不少当时所认为的违碍思想。明末清初的豪杰之士，都在这时重新抬头。以顾炎武为例，本来被考据家奉为鼻祖的，这时也被人把他经世济民抗拒奴化的思想从他的著作中挖掘出来，恢复了民族英雄的地位。五四以后，风气丕变，愈倒楣的古人愈被人注意，地位因之也愈高。明末的李卓吾，清初的金人瑞，都成为一时“骄子”。但人们对金圣叹称誉之者虽众，搔着痒处的却不多。对金的为人，包括其思想与学识，尚鲜有作详密考察和深入探索的。比起公安竟陵诸公，圣叹真是瞠乎其后了。抗战前，周作人在《苦竹杂记》里曾一再提及，但也饾饤支离，缺乏全面的研讨。若论列其平生行事，记载翔实而判断较为公允的，就我所知（也就是现在要谈到的），当推陈登原先生在三十年代撰写的《金圣叹传》（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
这本薄薄小书藏于敝箧，一晃十年，翻读了不止一遍。沦陷之初，伤家国之危亡，固然读了倍增歔欷；及抗战胜利后重披此编，反觉得书中有许多地方不幸而言中，而且这“不幸”殊难解决于一旦，且有愈益不幸的可能。从而便益难解其劳结了。现在不惮烦地加以介绍，亦乾嘉诸老述而不作之遗意欤？
作者写此书的目的与命意在《自序》中说得很详尽。除了纪念亡友之外，因时感事而寄托牢骚，也是主要因素。他说：“呜呼！太上只爱钱，不爱交游；其次爱交游，以为钱地；又其次爱钱，以为交游地。予二三年来，见屏于友，见卖于人，抑抑不可自遣。倘使训（笔者按：指作者亡友夏伯训君，即本书之所为纪念者也）而尚在，或未必不以毛发细故，文字浮名，转致失欢。然训之死，于训固惨；而于予二人，得全交以相见于地下也，亦不可谓非幸已。”深心所寄，可见一斑矣。
《传》文所引用史料，视一般习见与它书征引者确较详博，而其见解尤为公允。评圣叹之长与短，皆近人情而合中道，不为善夸，不为恶隐，有闻必录，无征不信。惟其说金氏因受前人如钟谭等之影响，而造成他胆大妄为标新立异的见识与眼光，则稍嫌牵强。然于其功过之定论，则确切不可移，洵称得当。限于篇幅，仅节引其结论如下：
大抵圣叹才气横溢，不屑依傍门户；欲思发为创见，则自多悍怪之论。……千夫所指，无疾自死；绳物过苛，殊非明哲！……在圣叹本人，以才子绳量人物，以骏快月旦世故，不失为惬意之举措。然而如时代何，如世俗何！……然其所谓“才子书”六种者，……兼收并蓄，不遗巨细，固亦只眼独具，压倒侪辈，饶有文学眼光者矣。……
复次，作者对圣叹一生之行为个性，研究极为透彻，为后来读圣叹书者大有裨益。窃尝分析圣叹之一生，其成就及其对后世之影响，凡有四端：一曰人生趣味方面。最显著处，即其谐谑幽默之风格。居溷浊之尘世中，如经虚涉旷然，这种态度显系受道家影响，亦颇似西方人所说的“无关心”。近人冯友兰先生颇提倡这一种做人的方法，认为从事民主运动者应有的态度。只是一般人太不易做到罢了。就书中所有的例子，虽说通俗，为了明白圣叹的为人，仍不惮烦抄录之。
《西厢记·拷艳》下批云：“记幼时曾见一《打枣竿歌》云：‘送情人直送到丹阳路。你也哭，我也哭，赶脚的也来哭。赶脚的，你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两下里调情也，我的驴儿受了苦。’此天地之至文也。”——原书第十八页引。
狱中与家人书云：“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又临刑叹曰：“砍头最是快事。”……——原书第七十页引《辛丑纪闻》与廖燕《金圣叹传》。
以《打枣竿歌》为天下至文，以杀头为快事，虽近于矫情，毕竟是圣叹的放浪形骸、思想达观处，也是他人所不能及者也。
二曰文学方面；三曰有关政治社会之思想方面；四曰哲学方面。学者推尊圣叹，多由于前二者，而以文学方面之成就尤为世所称誉。盖提倡通俗文学，创作批评文学，崇尚性灵而蔑弃伪善，诚足以垂不朽。但以鄙见所及，则后二者亦不容忽视。如对于政治社会方面他说：
恭让二字，汤武所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真“让”字；不动、不言、不赏、不怒，是真“恭”字。
——《唱经堂语录纂》
大君不要自己出头，要放普天下人出头。好民好，恶民恶，所谓让善于天；天者，民之谓也。故“一个臣”亦不要自己出头，要放“有技”“彦圣”出头（笔者按：“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见《礼记·大学篇》引《尚书·秦誓》，即圣叹此语所本）。若一毫身见未忘，则灾必逮之。
——同上。
九德于十德中，只少一执我德；倒望没有一德处，立出九字来。不云具足九德，乃是单剩九德。九德而为天子，一德而为天下，此一德，乃天子最忌之一德。然民好民恶，一个人各照管一个自己，故曰“咸有一德”。……普天下人所证之一德，则天子所无之一德也。
——同上。
这些话较诸今之民主思想，似无轩轾。间有封建口吻，则时代使然，初不能掩其精到过人处。至于哲学方面，多受佛家影响，有时儒释杂糅，间参道家者流之言，虽似未纯，却也蹊径独辟，自成一家。于《周易》尤有发挥，虽狂肆而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至其平易近人处，虽程朱无以过。作者此书略而未及，似欠周允也。
最后，读本书而感到最咄咄逼人的，厥惟圣叹之死与其致死之因。作者说：“圣叹之得罪，在顺治十八年辛丑。其起因，则亦可谓学生运动，即系书生对贪污之决斗也。”使作者之书，成于十年后的今天，恐读者将谓此殆是有所为而作。实则古时如此，今时仍是如此，且有过之无不及的。学生运动，亦不自清初始。汉唐的太学生，已为滥觞。然而后汉大诛党人，唐末投群士于黄河，圣叹一布衣耳，又宁能幸免耶？
话虽如此，在中国平民心目中，究比从前进步多了。多数老百姓的看法，对学生的罢课游行，已不再加歧视，甚且表示同情。即有枪阶级也只能行踪诡密，暗箭伤人，不敢公然禁止。至于公开地将无辜文人就地正法，自民国以来，似乎也少多了，惟由张作霖的公开处死李守常、高宝寿，转而变为不公开地暗中处决或宣布其人失踪以掩饰杀人者的心虚胆怯而已。尽管在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旗帜下，仍不免有屈死鬼。远者如宋教仁，近者如闻一多，只好说是在劫难逃吧。盖妄加罪名以干众怒，原是愚蠢行为，只有暗杀一途，还比较稳健一点。只是宋教仁虽死，袁世凯的白日梦并未做成；估计杀一两个李公朴、闻一多，于当轴者的设想也未必能有济于事。圣叹有知，亦可以瞑目于地下矣。读书可以为鉴，岂不信哉！
一九四七年一月在燕园写讫。
附记：
文方成草，友人见告，谓有《金圣叹评传》一种，亦商务出版者，俟读后当再为记。不佞读书少，见地浅，此文之作，本为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指导》课程之学期读书报告，无非一得之见耳。作者附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