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萧望卿著《陶渊明批评》

近来谈陶渊明的作品，最公允最周到也最深刻的，窃谓无过于朱光潜先生的一篇专文《陶渊明》（首先在《大公报》发表，后来收入《现代文录》第一集中）。就个人的私见，几乎完全同意朱先生的说法。顷者萧望卿先生以其新出版的《陶渊明批评》惠假（一九四七年开明书店出版），乃于两日内从头细读了两遍。觉得在朱先生那篇专以“知人论世”作综合批评的大作以外，对“欣赏”一方面的工作，这好算是一个新天地了。我相信，治文学所应走的路，单凭饾饤的考据或渺茫的创作是不够的，到终结，还该回到“欣赏”和“了解”古典作品这一条路上来。此书虽小，却不啻为后人开启法门，点上明灯。来日方长，这条路只要有人肯走，或者终有破晓的一日乎？故就写作的态度上着眼，我是非常赞赏萧先生的办法的。

全书共分三章，篇首有朱自清先生序，对全书作简括的批评与介绍，而出以揄扬之笔。因而有些话像是没有说得透彻，但大体总是同意作者的说法为多。这里暂且不表。其第一章子目曰“陶渊明历史的影像”，第二章曰“陶渊明四言诗论”，第三章则为“陶渊明五言诗的艺术”。下面愿逐次谈及。间参己意，聊资佐证，非敢云批评也。

第一章的内容，系作者从历史上的资料发现陶渊明的价值，鸟瞰一下究竟有多少人曾受陶的影响，与夫历代文人对陶的评量毕竟如何。由于作者的归纳，我们可以知道陶诗在文坛上的影响与舆论，是沉寂于六朝，晦暗于唐而彰著于两宋的。又从而知道在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未被人重视以前，为世所欣慕的乃是他的人格。这些知识不独对于研究陶诗有莫大帮助，即对文艺思潮之起伏，和历代文人对文学欣赏的胃口，也可参悟得几分消息。作者这一番工夫虽说未竟全功，却已不无小补，是颇值得我们为之表扬的。

跟着作者又论到陶渊明的思想。用他一只绚烂而回荡的笔，把陶公的思想写将出来，诚足以自圆其说；不过，不客气地说，比起朱光潜先生的看法，却明显地见出了逊色之处。不惟不及朱先生说得鞭辟入里，即以持论的依据而言，就根本不曾跳出朱先生的圈子。只有一点为作者精到的发现，道朱先生所未及，这里愿引抄于下：

渊明晚年在自然里构筑起一座仙境，从酒里寻找另一片幽渺的天地，他的幻想望着唐虞的幽光飞升，桃花源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灵境。那里面的社会形态多是从老庄挹取出来，染了一点神仙的思想。

渊明确乎有神仙思想（可不曾辱没诗人），我这话不是没有根柢的。颜延之说他“心好异书”，这“异书”大约多少与神怪有关系，他自己也说过：“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其中好些是游仙诗，《搜神后记》相传是他作的，现在有些人还相信其中一部分是他作的，这更是有力的证据了。我们的好奇心却要问他对于神仙的态度如何呢？我想，他是爱好，欣赏，却非真相信神仙。说他借神仙咏怀，当然也不错，但不如这样说，他是用神仙思想构成美幻的灵境，寄托他无依的心所包含的残梦与哀愁。（页二四至二五）

复次，论到陶渊明的人格。自颜延之、沈约以还，已经推崇备至，更不要说后来的两宋明清。颜《诔》表彰渊明的美德，窃谓已是后无来者，即沈约《宋书》，也自谆谆以其出处之间，向后世昭示垂范。这里我颇欲说一点题外之文，乃是对《宋书》上说的“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曲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出仕。所著文章皆题其月日：义熙以前，即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云云，有所驳正。读者如喜欢考据，且看下面所引的一断文字：

宋绍熙曾集刻本云，《文选》五臣注，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诗》，题云，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小如按，《五臣注》殆本《宋书》云然。）思悦考渊明之诗，有以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中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作》，此年秋乃为彭泽令，在官八十馀日，即解印绶，赋《归去来兮辞》。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萧德施《渊明传》曰，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于渊明之出处，得其实矣。宁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以甲子，而自取异哉？矧诗中又无有标晋年号者，其所题甲子盖偶记一时之事耳。后人类而次之，亦非渊明之意也。世之好事者多尚旧说，今因详校故书于第三卷首，以明五臣之失，且祛来者之惑焉。（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卷三引）

可见后来过分恭维渊明的话，多属牵强附会，更不值一笑了。

关于两宋学人推崇渊明的记载，作者所征引的，以朱熹的话为最多。但有一节我以为最能见出渊明之特立独行，异于当时人的地方，为作者所未引，不嫌琐屑，也抄在这里：

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

这话看去粗浅万分，实有见地，熟体世情，始能知朱子言之无谬也。

说到陶诗的好处，东坡一个“真”字足能杜千秋万世人之口。但就我个人的体验，陶诗的最大成就，乃是从“真”出发，而使人读了有“亲”的感觉。这种“亲”的滋味，即是由于朱光潜先生所谓“近人情”所致。盖文学作品皆有一种感染力，而感染力之强弱系于作品之优劣。我们读《楚辞》或汉乐府，下及盛唐李杜的诗，要求这种力量并不难。独于咏《三百篇》与陶诗，亦会使人七情波动，却不能不说这是它们的伟大。试看一首首平淡质直的陶诗，竟能使你击节倾倒，玩索徘徊，写逸兴遄飞处可以使你莞尔而笑，状穷愁潦倒处又会使你愀然而悲。豁达处固令人胸襟开朗，豪迈处也能让你为之浮白起立。但一遇着他写到感慨万端，百无聊赖之际，却又使你不为之五中忉怛泫然欲涕者几希！这岂非陶公之所以不朽处么？“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正无啻为后世人欣赏他作品时所生的感觉，作一极允洽的解释也。

何况，诗经毕竟太古典了一点，文字古洁得须于言外求之。楚辞词藻过于缤纷绚烂，往往文胜乎质。李白的锋棱，未免太咄咄逼人了，当之者总不免要倒吸一口凉气。而杜甫之沉郁顿挫处又嫌分量太重，动辄使人七情鼎沸。惟有陶诗，只要你稍有素养，一上口便觉得胸怀畅爽，眼底明快，有“光风霁月”的境界。东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话，似不仅为其章句说法而已呢。

第二章是作者对陶渊明四言诗的批评。朱自清先生的序中有云：“至于他的四言诗，实在无甚出色之处。历代评论者推崇他的五言诗，因而也推崇他的四言诗，那是有所蔽的偏见。本书论四言诗一章，大胆地打破了这个偏见，分别详尽地评价各篇的诗。结论虽然也有与从前人相同的，但全章所取的却是一个新态度。”这话自然有其不可磨灭的见地。谁也不能承认陶的四言诗和他的五言诗一样好。曾国藩就是严格代表这种主张的人。但若谓“实在无甚出色之处”，就未免稍嫌武断了。本书作者在第二章中把陶的九首四言诗分作两类，一类是佳作，以《停云》、《归鸟》称最，《时运》次之。另外六首便算作不好的作品，也还是相对的看法，并非一笔抹杀。朱序中说结论有与前人相同的盖指此。其实历来的评论者，除掉那些盲目乱夸一阵的批评家不算，大多仍着重在他的五言诗，不以四言诗做主体。纵有对四言诗加以推崇者，也泰半指《停云》、《归鸟》一类而言。假令陶公的四言诗，当真一首好的都没有，古人何俱不分皂白乃尔耶？

话说回来，往日中国人都不免有一个普遍的病态趋向，即“崇古蔑今”的习气便是。魏晋时，代作四言诗的风气很盛，这和前此扬雄班固的摹古，后此明清人的复古，大抵相同，主要还是那一点“迷恋骸骨”的心理在作祟。作诗的人耳濡目染，亦自然而然地以作四言诗为风雅的事了。渊明生于彼时，自亦不免为此种影响所波及，率性所之，照曹家父子、阮籍、嵇康辈写几首四言诗，也是当然的。至于四言五言，在东汉末，虽同为表现的工具，由于建安诸子三曹父子对于五言的发扬光大，嵇阮的继武接踵，其在应用方面到六朝时代已见出优劣的差别，正如现代人对于古文语体文的运用。以渊明的悟解，亦定能体会得到。试看四卷陶诗，仅此九首为四言，便足以证明了。后来人妄事推崇，固嫌多事，硬要把这九首四言诗给“就地正法”，也似乎有点无聊也。

至于陶渊明所以要写四言诗，就区区臆测，似尚有另一意义，留待谈下一章时详论。

最末一章，作者谈到了陶渊明五言诗的艺术。把陶诗的来龙去脉，——如说它受古诗十九首及楚辞之影响，及与阮籍谢灵运的比较等——都已清晰周密地，而且非常具体地说给我们知道。尤其关于陶诗的精神，意境，都逶迤复叠地做极精妙的阐释，真称得起是洗毛伐髓。我往时读陶诗，也曾做过一种分析综合的工作。窃谓其题材体制的特色，不外分作三种：一种是哲理诗，如《形影神》三首。一种是歌咏田园自然及描绘农村生活的诗，如《归园田居》。一种是抒写心情，表现山林之志趣的隐逸诗，如《饮酒》。但难得的却是这三者往往合而为一，不能强为分割。寓情于物，因理见志处，简直不一而足。尤其是所谓哲理诗，决非落了套的玄言诗可比。那里面蓄积了浓厚的感情和深刻的世相，正如作者所说的：“他所表现的哲理，比以前的诗人都多。思想浸进诗里，渐渐和情感一起发展……他说理的诗你大都感到宁静的哲学的美。”似较“用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一层尤为要紧，尤为有价值。

作者谈到陶诗中所接受的影响，有一句话我不同意。他说：“陶渊明的五言诗，似乎不曾从《诗经》里取得什么。”恐怕有些错误。不用说遣词造句，如“愿言”、“伊怀”一类的词汇，在在可见；即那种古朴自然，且带有健康色泽的抒情风致，若非胎息风南，必不曾那样融泄自如的。“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不几于“日之夕矣，羊牛下来”之境乎？因而作者说，他从楚词方面接受了一点气氛或情韵，也只是说中了一半。这里我愿说明一下我的臆测。那九首四言诗之所以产生，恐怕是陶公在“习作”上留下来的一个步骤的痕迹。

惟其他浸润寝馈于四言诗，——尽管他的四言诗有生吞活剥食古不化之处——他的五言诗才有那种高躅出尘、无所倚傍的馨逸。盖我始终相信这样一个理论：欲求在写作今体诗文方面有所裨益，必须读了传统的古典作品而摹仿之，才能彻底了解古典作品的技巧与风格，而与之冥合神会。久而久之，再把这技巧与风格运用到写今体诗文中来，始可成为一种自我的独立的新风格，新姿态。说到这儿，我更愿多说几句迂阔的话。即传统的观念与先哲的遗产，确乎不容忽视，不论你是研究文学抑创作文学。今人动辄侈言创作，而蔑弃学养，以为古典作品之有无影响是不足论的。怀这样见解的人，即或已名叫“作家”，恐怕对文学终究还隔着一层。即使受西洋作家影响，难道西洋作品就不算是遗产，就没有他的传统了吗？试看陶渊明能作四言诗，韩柳也写过很好的骈文，近代的大家如鲁迅胡适，都能写“挺好”的古文，对旧学的根基尤有造诣，足见此理不二。于是我想，五四时代的前辈们所呐喊的新口号，至少有一些是未经过深思熟虑的，近于情感的迸发，并非深刻的见道，颇有待于今日的修正与驳辩。事实上这个修正的必然性，从近二十年几个优秀作家的成就学养上，已可体验出来。

对于这个小而完整具有一种新倾向新动态的新著，内容方面要说的大抵如此。然而卒不能已于言者，乃是作者清泠而婉娩的一支笔。梁任公自评其文曰：“笔锋常带情感。”真可移赠作者。但梁先生的情感，乃是从锋锐犀利的说理文中流出来的；作者的情感，却用一种不假雕饰便成绮绣的词采铺摛绩织而成。这本小书，不独可作为专门读物，且可用来当纯文学的作品看，即此已足证“文学批评”也应该符合于“文学作品”的条件与标准。晚近写散文的人，能于绵密深厚、委曲周至中得疏宕空阔之趣者，除萧先生外还真不多见。沈从文先生评此书曰“文胜质”，倒是句一语破的话，并不能算是贬辞。区区的看法，殆亦偏爱于全书文笔之优美，这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一九四七年十月，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