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先生是治文学史的，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一种自出机杼却又与古人不谋而合的“史观”。这本书恰恰代表朱先生向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开端。天假以年，他可能在若干年后，沿这条路线写下整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文学史，一如先生的话，“造成了新传统”。而现在，我们只能就这本书来作尝鼎一脔的述说。可悲的是，这“一脔”已等于先生工作的全部。这唯一的果实也就是最后一颗果实了。
我承认我一个朋友极沉痛的说法：闻一多先生死得“烈”，而朱先生则死得“惨”。所谓“惨”，不仅指先生的夙志未偿、素心难展以及贫病交迫、妻孥无托、身后萧条等等而已；实是形容尽了我们这些如失怙恃般的青年们内心的苦痛。而我们荒凉芜杂的文坛更因此愈显得空虚寂寥，“惨”不忍睹。尽管纪念追悼他的文章已足汗牛充栋，甚至连一些可怜又复可笑的人都在牵强附会地同死者拉拢，开会演讲，借以抬高他们自己的身价，可是这一代宗匠终于弃我们撒手而去了。悲哀悼惜，一切徒然。固然先生的精神与人格将永久彪炳人间，而他遗留下的那一份工作却更需要后死者低首下心地来作检讨。现在笔者愿站在一个青年学生、一个普通读书人的立场，忘记自己的空疏谫陋，为这本《诗言志辨》作不大客观的评价。
书前有一篇作者的自序。从序文中我们已能鸟瞰全书。首先作者谈到我国自五四以来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进展，跟着又谈到建设文学批评的重要性，然后接着说到“诗文评”（即我国古代有关文学批评的散见的材料）的原料及渊源：
……专书以外，经史子集里还有许多，即使不更多，诗文评的材料，直接的或间接的。前者如“诗言志”，“思无邪”，“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后者如《庄子》里“神”的意念和《孟子》里“气”的意念。这些才是我们的诗文评的源头。从此江、淮、河、汉流贯我们整个批评史。至于选集、别集的序跋和评语，别集里的序跋、书牍、传志，甚至评点书，还有《三国志》、《世说新语》、《文选》诸注里，以及小说、笔记里，也都五光十色，层出不穷。这种种是取不尽、用不竭的，人手越多越有意思。只要不掉以轻心，谨严的考证、辨析，总会有结果的。（《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页一八九）
从这里我们看出作者的用心。他确乎想追本溯源，做一番“流贯”整个文学批评史的功夫。作者是非常吃苦耐劳，认真做着“爬梳剔抉”的功夫的。同时，作者更表襮了自己的态度：“不掉以轻心”，“谨严的考证、辨析”，用一番踏实的劲儿。然而从这儿也流露了作者的寂寞：“人手越多越有意思。”为先生所爱与夫爱朱先生的青年们啊，我们是否能够帮助（现在应该说“继承”了！）他出一臂之力呢？
跟着作者谈到关于《诗言志辨》本身的话：
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始于论诗，其次论“辞”，是在春秋及战国时代。论诗是论外交“赋诗”，“赋诗”是歌唱入乐的诗。论“辞”是论外交辞令或行政法令。两者的作用都在政教。从论“辞”到论“文”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这里姑且不谈；只谈诗论。“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接着是汉代提出的“诗教”。汉代将六艺的教化相提并论，称为“六学”；而流行最广的是“诗教”。这时候早已不歌唱诗，只诵读诗。“诗教”是就读诗而论，作用显然也在政教。这时候“诗言志”、“诗教”两个纲领都在告诉人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但诗是不容易理解的。孟子说过“论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确也说过知人论世。毛公释“兴诗”，似乎根据前者，后来称为“比兴”；郑玄作《诗谱》，论“正变”，显然根据后者。这些是方法论，是那两个纲领的细目，归结自然都在政教。
这四条诗论，四个批评的意念，二千年来都曾经过多多少少的演变。现代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言志”的本意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现时却变得和“载道”对立起来。“诗教”原是“温柔敦厚”，宋人又以“无邪”为“诗教”；这却不相反而相成。“比兴”的解释向来纷无定论；可以注意的是这个意念渐渐由方法而变成了纲领。“正变”原只论“风雅正变”，后来却与“文变”说联合起来，论到诗文体的正变；这其实是我们固有的“文学史”的意念。
这本小书里收的四篇论文，便是研究那四条诗论的史的发展的。这四条诗论，四个词句，在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用例。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词句的本义跟变义，源头和流派。但《比兴》一篇却只能从《毛诗》下手，没有追溯到最早的源头；文中解释“赋”、“比”、“兴”的本义，也只以关切《毛诗》的为主。……（《论文集》页一八九至一九一）
全书的筋骨脉络，从这三段文字中已见出梗概。作者的主旨尤其明显，是“研究那四条诗论的史的发展的”。我们切不可误认作这本书只是谈到有关《诗三百篇》的几个问题的源头而已，作者还谈到它们的流变，从先秦直到如今，而这后面的部分对我们似更为重要。因之“这本小书”简直可以作为在某种“文学史观”下的文学批评史——或竟说是文学史——来读。至其所以能写得这么周详，谨严，谦
，平易近人，则应归功于作者既是一位治文学史的学者，又是国内有数的诗人、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