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另一角度来谈上述的问题，也能有圆满的说明。即这里所要谈的“诗教”。诗教的说法到汉儒手中才成立，但对《诗》加以提倡而成为“教”的不能不说是孔子的功劳。在孔子以前，《诗》在当时上层社会无疑已十分流行，且把它认作最重要的学科。不过到孔子才更坚决地说明《诗》的伟大。直至《礼记·经解篇》始明白地说出“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话。作者在本书第三部分有一段话说《诗》之所以流传，非常透彻：

……周人所习之文，似乎只有《诗》、《书》；礼乐是行，不是文。《礼古经》等大概是战国时代的记载，所以孔子还只说“执礼”；乐本无经，更是不争之论。而《诗》在乐章，古籍中屡称“诗三百”，似乎都是人所常习；《书》不便讽诵，又无一定的篇数，散篇断筒，未必都是人所常习。《诗》居六经之首，并不是偶然的。（《论文集》页二七八至二八八）

作者的话原是从《汉书·艺文志》引申来的：“《诗》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作者更引清人劳孝舆的《春秋诗话》（页二九〇）：

（春秋时）自朝会聘享以至事物细微，皆引《诗》以证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舆台贱卒（？），所有论说，皆引《诗》以畅厥旨焉。……可以诵读而称引者，当时止有《诗》、《书》。然《传》之所引，《易》乃仅见，《书》则十之二三。若夫《诗》，则横口之所出，触目之所见，沛然决江河而出之者，皆其肺腑中物，梦寐间所呻吟也。岂非《诗》之为教所以浸淫人之心志而厌饫之者，至深远而无涯哉？（卷三《论引诗》）

作者跟着加以修正和补充：“这里所说的虽然不尽切合当日情形，但《诗》那样的讽诵在人口上，确是事实。——除了无亡佚和讽诵两层，诗语简约，可以触类引申，断章取义，便于引证，也帮助它的流传。”于是作者以专章讨论到“著述引诗”。开这方面的风气，当蔚然属之于结束先秦、开启两汉的大师荀卿。如《韩诗外传》、《孝经》、《春秋繁露》、《列女传》等，都显而易见是荀卿的影响。荀卿在《诗》的方面负“教”的责任最大，除《齐诗》受阴阳家灾异说的影响外，《鲁诗》、《韩诗》以及晚出的《毛诗》可以说皆为荀卿的后学所传授。作者曾引陈乔枞《韩诗遗说考·序》的话道：

今观《外传》之文，记夫子之绪论与春秋杂说，或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使“为法者章显，为戒者著明”（郑玄《诗谱序》语）。虽非专于解经之作，要其触类引申，断章取义，皆有合于圣门商、赐言《诗》之义也。况夫微言大义往往而有，上推天人性理，明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下究万物情状，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考风雅之正变，知王道之兴衰，固天命性道之蕴而古今得失之林耶？

然后作者加按语说：“这段话除一二处外可以当作四家《诗》的总论看，也可以当作著述引《诗》的总论看，也可以当作汉人《诗》教的总论看。”（页二九三）接着作者列举《韩诗外传》、《列女传》、《春秋繁露》、《贾子新书》、前后《汉书》、《礼记》等书中有关德教修养而兼引有《诗》句的文章，末了引孔子“小子何莫学夫诗”的一段话，并加以判断说：

这是《诗》教的意念的源头。孔子的时代正是《诗》以声为用到《诗》以义为用的过渡期，他只能提示《诗》教这意念的条件。到了汉代，这意念才形成，才充分地发展。不过无论怎样发展，这意念的核心只是德教、政治、学养几方面……也就是孔子所谓兴观群怨。“温柔敦厚”一语便从这里提炼出来。《论语》中孔子论《诗》、礼、乐甚详，而且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好像看作三位一体似的。因此《经解》里所记孔子论《诗》教、乐教、礼教的话，便觉比较亲切而有所依据……汉代《诗》和礼乐虽然早已分了家，可是所谓“温柔敦厚”，还得将《诗》礼乐合看才能明白。（页三〇一至三〇二）

接下去作者更解释“温柔敦厚”的性质，及后来“思无邪”的说法（见《论文集》页三〇三至三一六），是属于“史”的叙述，引证详确，断析精微，这里从略，不多介绍了。所要说的，乃是为什么在六艺之中“诗教”独盛，以致影响到几千年后的今天。这一层阐析明白，“言志”、“缘情”、“明道”等说法也能迎刃而解。我故曰从另一角度来谈上述问题，也能有圆满的说明也。

原来《诗》在先秦两汉，不只是被当作文学而已，而是把它看成集文化之大成的东西（礼乐与诗本是合而不分的，《尚书》和《春秋》是历史，《易》是人生哲学，这就是自古以来所以尊之为“六经”的道理），也就是“文明”的代表。故“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广见闻，甚至可以事父事君。就今日说，诗也还是争取民众的最好工具。所以诗言志的“志”不限于“缘情”，不仅为“明道”。试看从春秋战国以迄两汉的经生，他们对“诗是文学”的意念很薄弱，所以《诗》总是关乎德行政教。西汉以后，有些人已将“诗代表文化”这意念渐渐为“诗是文学”的意念所代替，于是把“志”字慢慢往缘情方面解释去了。而乐府诗的出现更冲破政教德行的藩篱。及至魏晋，一面是儒家思想的腐化与没落，一面又肯定了“诗是文学”这个意念，于是“缘情”的新尺度才水到渠成地产生了。稍后，更分清了“明道”和“缘情”的畛域。但在五四以前，中国的“诗”却始终未离开“文化”的范畴，直到“文学革命”（小如按：这是作者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称谓）以后，治诗的人们才打破了传统的看法，把“诗”大力地从“文化”的大圈子里拉出来，把它归入“文学”的小圈子里去（尤其是对《诗经》的看法更为显著）。这样，“言志”一词才有了新的解释。明乎此，则“言志”究竟是“明道”抑“缘情”，究竟同什么特定词语相对立的问题似乎亦无庸争辩。总之，中国的“经典”中没有“科学”而只有“美”和“善”。然而“真”、“美”的极致亦无能逾于至善。所以中国的文化政教自古以来就偏重于“伦理”方面，连文学——诗——也是伦理的。是以汉儒标出诗教，“温柔敦厚”的教条不独成为文学上的标准，而且成为一切中国艺术上的极则。至宋人之强调“思无邪”本以羽翼“载道”之说，更为“修辞立其诚”找到哲学和心理上的根据。这传统固应归美于孔子，但恐怕也还是中国的民族性使然。因为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到底不是同西洋文化一鼻孔出气的，削足适履终于是办不到的。这种情况使我们了解“诗”（不仅是《诗经》了）所以在中国有着崇高的地位，也说明“诗”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