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本书第四部分作者谈到“正”、“变”问题。第一章《风雅正变》是推溯“正变说”的源头。最初的正变说总该是汉儒为解诗而发明的，而郑玄可为代表（但作者认为郑玄也并未能自圆其说）。其原始的意义无非指时代的治乱，“正”是“正常”、“正规”、“正轨”；“变”是“变异”、“变化”、“变乱”、“灾变”。又因“正”是与“邪”对举的，“邪”有乱意。“正”又有“雅”的意思，故“变”为淫。其灾变之说则是本之于汉儒谶纬家的“诗妖说”。作者曾引汪琬《唐诗正序》：

诗风雅之有正变也，盖自毛、郑之学始。成周之初，虽在途歌巷谣而皆得列于“正”。幽厉以还，举凡出于诸侯、夫人、公卿大夫闵世病俗之所为，而莫不以“变”名之。“正变”云云，以其时，非以其人也。……观乎诗之正变，而其时之废兴治乱、污隆得丧之数可得而鉴也。史家传志五行，恒取其“变”之甚者以为“诗妖”诗孽、“言之不从”之证。故圣人必用“温柔敦厚”为教。岂偶然哉！

而后加按语说：

这里虽为风雅正变说出于“诗妖”说，但能将两者比较着看，已是巨眼。“以其时，非以其人”一句话说“正变”最透彻。……风雅正变说原只为解诗，不为评诗。不过在解诗方面，郑氏并未能够自圆其说，如前所论。至于作诗方面，本非他意旨所及，正变说自然更无启发人处。（页三三〇至三三一）

后面又引汪琬“读者以为正，作者不自知其正”，“读者以为变，作者亦不自知其变”，而加以按语说：“可以补充郑氏的理论；提出‘作者’，他的正变说便不专为解诗，而是兼为评诗了。”（页三三三）但作者在文末注释中更引叶燮的话以批判、修正汪氏，意谓“正变”之义应该固定而不可缠夹（页二二五，注十九）。可是后来的人说“正变”总好把时代正变和作品正变混为一谈，恐怕正如作者所说，也还是个“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现象。

跟着作者在第二节谈到“诗体正变”。作者用“变则通”作为正变说哲学上的依据，而说明变有“奇变”、“新变”两种。“新变”的主旨是“唯陈言之务去”，“自造新语”；“奇变”则以“独造”和“语不惊人死不休”为积极的主张；并引朱熹的“高风远韵”为“变”了之后“复归于正”的准则。而变的趋向在中国也有两种，一种是“以复古为革新”；另一种则为“穷力追新”，虽说“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却是偏于创造，和“以述为作”的复古论不同。这二者也是互为消长的。作者更讨论到唐诗的分期以为例证，还征引了叶燮的比较进步的理论，最后以“正——变——正”为文变的程式。这些都非常贴切而清楚。至于作者说，“直到‘文学革命’而有新诗，真是‘变之极’了。新诗以抒情为主，多少合于‘高风远韵’，大概可以算得变而‘归于正’罢。”则不免有点牵强，好像还有待于精密的研讨。因为新诗的传统，我以为，恐怕不尽是从《诗三百篇》来的，用朱熹的“高风远韵”和“归于正”的意念来解释，似乎不够贴切。

如果从作品的正变来讲，我觉得“时代”和“作者”之间不无关系，尽管叶燮驳斥汪琬的话仿佛更合逻辑。我曾这样想，时代是“正”，则作品虽变亦正；时代变，则作品虽正亦变。苏东坡的词在北宋词家中，风格该是“变”的，但比辛稼轩还差得多，总还属于“正”的一面。辛词中固然也有“归于正”的，然而南宋时代比起北宋来已一变再变，遂使稼轩的作品“虽正亦变”矣。撇开辛弃疾不说，姜白石该是“正”的了，然而“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这样的句子已绝非秦观、周邦彦所能写得出的了。可见时代的正变与作品正变之间，是有连带的影响的。

再有，“以复古为革新”的话乍看去虽近于开倒车，然实有确证。且唐人与明人的复古也大不相同。今天如果再来谈“以复古为革新”，其意义自然又不同于昔时。唐人如韩愈辈之复古，是以六朝之前为“正”，以六朝为“变”，其所以复古是想由“变”而“正”。但站在文学史的观点看，韩愈的努力仍是想从正常中求新变，而其思想却不免有拨“乱”而反诸“正”的意味。明人不独口号是纯粹的复古，连趋向也是唯古是从。韩愈思想虽然保守，在文章方面还想“唯陈言之务去”；而明朝的前后七子则“诗必盛唐，文必秦汉”，简直是“唯陈言之是务”了。所以明人唱复古而终不免于失败。至于今人以复古为革新，是检讨旧的，来推进新的，所谓“温故而知新”；不是回到茹毛饮血阶段而是“批判地接受”，当然这里面也还有点拨乱反正的味道。所谓“乱”是指堕落，是水之就下般地不长进，是自私自利自吹自擂，而不是指卫道者的一笔抹杀。反诸“正”正是扬弃与提高，用人为的功力来克服每况愈下的瘫痪，来补救自然而然的衰老。现代人还有一个误解，即把“传统”认作“正统”。“正统”在今日往往因其日趋衰老、虚伪而成为“腐化”的代名词，于是人们唱新变而蔑弃正统，却荒唐地连“传统”也否定了。现在以“新”为是，以“古”为非，以为变就是好，正就是坏，变就是真美善，正就是要不得。有的人更变本加厉地认为愈奇怪特殊、愈光怪陆离、愈不近人情倒是“正”，于是就不免谬以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