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体用
体用是我们理解邵雍思想的一个方向。体用两个概念在宋明道学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的研究恐怕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体用这两个概念用得太僵化了。我们一般以体为本，以用为末，体用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地僵化，但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体用概念根本没那么简单，比如说用，用真的就是末吗？在研究王弼的时候，我们常说王弼的思想是以无为本，但是你要真正从王弼《老子注》里面找出“以无为本”四个字来恐怕还找不到，我们到处都看到的反而是“以无为用”。以用这个字作为一把钥匙去打开王弼思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远为丰富的思想。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现成的、过分僵化的体用概念。
邵雍讲到“用”的时候有非常多复杂的讲法，比如他在讲《周易》的蓍和卦的时候，他说蓍数是“用数”：
蓍者，用数也；卦者，体数也。用以体为基，故存一也；体以用为本，故去四也。[14]
数是分体用的，蓍数是用数，卦数是体数，这个对应实际上是对应于《系辞》里面的“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卦对应的是方，蓍对应的是圆。在圆与方的对立当中，方就是静，圆就是动，方对应地之静，圆对应天之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体用当中的体是从静的方面来讲的，用则从动的方面来讲（朱子一般也这么理解），方与圆的这样一种对应关系其实是我们后面理解邵雍思想的基础。用跟体到底是什么关系？“用以体为基”，用是以体作为基础，“故存一也”。“存一”就是“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周易•系辞》）的不用之一。这个不用之一的观念，应该是受到了王弼、韩康伯的影响。王弼说：“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15]四十九跟一的关系是：这个一虽然不用，但另外四十九个在发挥作用的都通过这不用之一而成其用。“非数”，一不是数，“而数以之成”，其他的四十九个数都是靠这个一才能发挥作用。就像门轴一样，本身虽然不动，但门的运动轨迹和规律却是由它规定的。“体以用为本”，本就是根的意思。为根和为基有什么区别？这在概念的使用上必须说清楚。“体以用为本”这句话，我的理解是体以用为目标。空存其体，却全无作用，又有什么意义？邵雍夸老子，说老子知易之体，[16]我觉得这夸奖里有点儿皮里阳秋的味道。知易之体，也就意味着不知易之用，但空存一个易之体又有什么意义呢？与老子不同，“孟子得易之用”。[17]后来朱子就总结，你看邵雍说得多好，“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你看孟子一句《周易》的话都不引，但是用的都是《周易》的道理。[18]“体以用为本，故去四也”，“去四”是六十四卦有四卦不用，乾坤坎离。为什么乾坤坎离不用？乾坤坎离无论正着看还是倒着看都是一样的，所以是不动、不变的。所以六十四去四，有六十卦是用的。
体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于三百六十，何也？以乾坤坎离之不用也。乾坤坎离之不用，何也？乾坤坎离之不用，所以成三百六十之用也。[19]
三百八十四是爻数，减掉四六二十四正好三百六十。刚才我们讲体用之间是和圆方相对的，这个圆方相对恰恰跟邵雍对《河图》《洛书》的理解是有关系的。“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20]邵雍讲“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河图》和《洛书》我们最简单地讲：《河图》是一到十，《洛书》是一到九，一到十为圆，一到九为方。圆者是《河图》，所以羲、文（伏羲、文王）因《河图》而造《易》，根据《河图》而创造了《易》的系统，用的系统，圆的系统；禹、箕（大禹、箕子）因《洛书》而作《范》（《尚书•洪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体用之间的动静方圆关系。而体用又有阴阳，比如他讲“阳者道之用，阴者道之体”。[21]在邵雍的观点里我们看到按理说应该是阳比阴更优越，但是他有的时候又讲“阴几于道”，[22]阴比较接近道，因为阴是普遍的、恒常不变的，阳则有来有去；阳是可知可见的，阴是不可知不可见的。阳可知可见，所以是有，阴不可知不可见，所以是无。注意上次讲到《太极图说》的时候，《太极图说》里面也讲“主静”，后来的朱子也有主静的观念。在这个时代我们会发现一些普遍的思想共识，所有的重要哲学家都这么来理解事情，普遍地强调阴的根本性。但这并不是说阴更重要。阴更根本和阴更重要不是一回事。
关于体用问题，邵雍还有这样的表述：
天主用，地主体。圣人主用，百姓主体，故“日用而不知”。[23]
“天主用，地主体”，这个地方还是讲动静之间的关系。而“圣人主用，百姓主体”，如果我们一定强调体高于用，那这句话就令人费解了。总体说来，在邵雍那里，体主静，用主动，体对应的是阴，用对应的是阳，体对应的是地，用对应的是天，体对应的是方，用对应的是圆。表面看来，体更根本，但实际上，用更重要。所以邵雍才说“圣人主用，百姓主体”。用落实在人类社会，强调的就是人的主体性的调动和发挥。在理解整个邵雍思想的过程当中，如何安置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