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属灵的语言与属人的语言

如前所述，作为诠释学的思想来源之一的语言学发萌于古代希腊，这一时期的所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亚历山大时代的学者们编订荷马的著作。当然，他们的“工作并不限于确定文本，而且还进一步依靠将语文学、语法学语法学和考订学结合起来的技术重新实现意义：恢复与过去了的精神世界的联系，理解长期被遗忘了的语言用法……重新进入到文本之中”（注：B.斯特万：“解释学的两个来源”，《哲学译丛》，1990年第3期。）。只在这时，语言学才发展到其成熟阶段，“才获得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一阶段的语言研究水平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他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范畴篇》和《诠释篇》（De Interpretatione，希腊文为Perí Hermeneias，中译本为《解释篇》）中。在《范畴篇》中，已出现了“语法家”一词。（注：参见《范畴篇》与《解释篇》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页。）他所概括的不少语言规则直至今天仍是适用的，并已包含了许多重大的诠释学问题的萌芽，如语言意义的客观性，心灵、言语与文字的关系，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等等。

由于古希腊学者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了一座通向古典神话时代的桥梁，人们通过语言的中介恢复了他们与那个陌生的、充满激情的精神世界之联系。他们为自己的发现而欢欣鼓舞，这里所包含的不仅是一种理解，而且直接就是崇敬，因为那个世界充盈着创造性冲动和生命力，而这正是他们所缺乏的，或者说，是他们逐渐丧失的。正是在此情况下，希伯来文的《圣经》被翻译成了希腊文，并被确定为《圣经》的正典，正是在《圣经》的翻译和解释过程中，建立了《圣经》注释学。此乃现代诠释学的另一个来源。我们现在所说的《圣经》注释学（exegesis）所指向的是这样一个特殊领域：基督教基督教信徒对于《圣经》的解释及其解释的方法论。它与一般的解释活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前提是对于基督教基督教上帝之“信仰”，坚信《圣经》的真实性和真理性。《圣经》本身是一个语言性的文本，对它的研究必然涉及到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解读《圣经》就已包含了对于语言学、语文学的研究。事实上也是如此，在解经过程中，它们与圣经注释学一起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它们虽然在《圣经》注释过程中融为了一体，但其作用却是不同的：“语文学（la philologie）是力图确立由传统流传下来的文本，并力图重新实现文本的意义；解经学解经学（l'exegese）则除此之外还力求译解隐藏在字面意义背后的意义；语文学主要是进行考订工作，以便将继承下来的东西忠实地传给后代，而解经学解经学却力图重新唤起一种灵感，这种灵感超出文本范围，要求对世界（在信仰的指导下）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并对服务于这种理解的文字有一个完整的理解。”（注：B.斯特万：“解释学的两个来源”。）

虽然，一般认为《圣经》注释学当产生于《圣经》全书形成之后，但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始于亚历山大时期的犹太教圣典（即《旧约》）的解释。于此，斐洛的隐喻性解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后世释经者具有深刻的影响；而保罗保罗、以及其他福音书作者的解释，则构成了《新约》的主要内容。在此意义上，《新约》本身就是对《旧约》之追溯性的理解与解释，并且，正是因为这种解释的权威性而成为经典。正如《新约》所言：“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注：《新约·哥林多前书》2：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