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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H.坎特里尔（Albert H. Cantril，1906—1969）

学术生平

阿尔伯特•H.坎特里尔于1906年6月16日生于美国犹他州希鲁姆市。1928年，他在达特茅斯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在达特茅斯，他结识了当时洛克菲勒集团的掌门人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孙子N.洛克菲勒，后者是他同寝室的同学。从此以后，他便与洛克菲勒家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29—1930年，坎特里尔赴慕尼黑和柏林短期访学，193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1931—1932年，坎特里尔在达特茅斯大学获得教职，教授社会学。1932—1936年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短暂任教，其间他出于对广播的兴趣，围绕广播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并于1935年与著名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G．奥尔波特一起出版了《广播心理学》一书。1936年他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这一任命持续到他1969年去世。在普林斯顿大学，坎特里尔获得了充分展示其才华的平台。他创办了重要的传播学学术期刊《舆论季刊》，该刊在当前美国社会科学界是一份举足轻重的刊物。他与盖洛普一起创办了普林斯顿“舆论研究办公室”，该机构为罗斯福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舆论研究报告。一直到坎特里尔去世，他一直保持着与盖洛普公司的良好合作关系。他发明的很多测量指标直到今天仍是盖洛普公司广泛采用的测量技术。他还与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研究主任F.斯坦顿一起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开展“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由于各自的工作太忙，坎特里尔和斯坦顿都没有精力全职管理这一项目，只能担任项目的副主任。在林德的推荐下，坎特里尔致电拉扎斯菲尔德，希望后者出任全职的项目主任，并为其第二任妻子赫佐格在项目中提供了一个研究位置。这一举措成就了青史留名的广播研究项目。坎特里尔在广播研究项目中所做的最重要的研究，是他所领导的1938年关于广播剧《星球大战》的受众研究，也就是对“火星人入侵事件”的研究。这项研究的参与者还包括高德特与赫佐格。这也被德弗勒看做美国传播学研究的13个里程碑之一。到了1939年，坎特里尔和拉扎斯菲尔德发生了冲突，坎特里尔退出了这一研究项目，这个项目转移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在1939年至1940年间，坎特里尔作为12名成员之一，参加了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此后，他便与传播学渐行渐远。他开始逐渐成为各种政府机构的高级舆论专家。1949年，他获得华盛顿李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此后，他还担任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为外交政策提供心理学咨询。在肯尼迪时期，他还重组过美国新闻局。他逐渐成为冷战期间美国心理战的重要参与者和策划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一直与国际社会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中情局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情局的双重赞助下，坎特里尔曾通过问卷形式对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态度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例如，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对苏联人的态度，苏联人对美国人的态度，等等。他发现，一国人民对他国人民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社会舆论导向和其民族优越感，取决于该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悠久程度、在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现今的精神和物质实力。但这些所谓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对美国搜集苏联等国的情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坎特里尔对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他1938年对广播剧《星球大战》所引起的社会恐慌的研究。这次社会恐慌始于CBS的“太空剧场”播出的由威尔斯制作的广播剧《星球大战》。由于该剧采用了新闻现场报道的方式，因此让一些中途介入的听众（根据坎特里尔的调查，估计人数约为100万人，占所有听众的1/6）误以为火星人真的在入侵地球，并导致了一场社会恐慌。

表面上看，坎特里尔的研究证明了传媒对受众具有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在这项研究中，更多呈现出来的是传播的有限效果。研究发现，以下一些因素决定了传播的效果：其一是受众。那些具有不安全感、缺乏自信、容易从众、有强烈宗教信仰、独立进行信息评估和验证能力（我们今天所说的媒介素养能力）弱的受众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尤其有意思的发现是，最恐慌的人不是那些根本没有去验证消息的人，而是那些验证信息失败者。其二是传播的手法。那些有现场感、有权威消息来源的信息更容易影响受众。其三是传受环境。经济危机的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即、对广播媒体的信赖都会加强传播的效果。最后是接受媒介的方式。比如，伴随性的收听、中途介入的收听以及受通知而进行的收听都是导致恐慌的原因。由此可见，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是多样的，传播产生的效果是因人而异的。对此，德弗勒等学者评价说：虽然不是很明显，但该研究的确是第一个向魔弹论发起挑战的研究。它开启了日后研究选择性影响的方向。

在研究方法上，该研究对问卷调查和质化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研究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前者基于对135位受众进行访谈的资料，后者则基于节目播出一周后的电话调查和六个星期后在盖洛普的帮助下对美国民意协会（AIPO）固定样本的调查。研究还分析了大量报纸的报道以及寄给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信件。所以，研究不仅能够测量出一些基本的频数并进行一些交叉分析，还可以通过深度访谈获得大量质性材料以增强研究的效度。这预示着广播研究项目和未来经验研究的一个方向。正如罗杰斯所说：“坎特里尔提议，该项目进行少量开放式的深度个人访谈……这种将广播效果方面的定量的资料和定性的资料结合起来的做法成为‘广播研究项目’的一个常用的手法。”当时，这一项目的研究方法并非无懈可击。由于调查手段和经费的局限，导致抽样上有许多被诟病之处，比如样本多来自新泽西州。尽管没有真正做到随机抽样，但这项研究可以被看做是问卷调查和定量研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坎特里尔对定量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设计量表的能力，他设计的许多量表尤其是测量幸福感的坎特里尔阶梯，直到今天仍被广泛使用。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坎特里尔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主要体现为对于传播学现有科研模式的启发。尽管我们将传播学“一院一所”的研究模式归功于拉扎斯菲尔德的创立和施拉姆的确认，但实际上这种方式的开创者是坎特里尔。根据现有的文献，对于社会科学的赞助始于基金会，但其赞助的对象是一批结合松散的学者，学界并没有一个结构相对紧密的研究机构来对应基金会的课题资助。部分出于偶然，坎特里尔是最早推行产学研一体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凭借与洛克菲勒家族以及盖洛普的私交，坎特里尔将业界的技术和资源、基金会的资金与自己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并成立了人员联系紧密的研究所，开创了项目制的科研方式，这一切都为传播学后来的主要研究方式奠定了基础。这些成绩部分归功于坎特里尔的社交能力，海曼就曾评价说，“坎特里尔特别能够征服有钱人，并有力量使研究获得资助”；部分则是由于当时有客观的社会需求，当时的政界与业界渐渐意识到学界的价值，于是产学研相结合便成为一种可能。学界在这种结合中也受益匪浅——不仅能够获得资金和地位，还能获得其他支持，比如来自于盖洛普的民意测验资料，对学者们意义重大。罗杰斯评价说：“坎特里尔与G.盖洛普关系密切，他帮助拉扎斯菲尔德获得有关广播听众及其对不同类型的广播节目的反映的民意测验资料。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项目组成员对这些民意测验资料重新进行分析，这使他们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所允许的程度。”尽管坎特里尔在广播研究项目上最终与拉扎斯菲尔德闹翻，但他倡导的路线和模式一直被坚持了下去。对于坎特里尔广播研究项目运作方式的发展是拉扎斯菲尔德进一步完善这一模式的表征，而不是什么新的创造。

扩展阅读

原著

Hadley Cantril, The Invasion from Mars: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anic,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0.

Hadley Cantril, and Gordon Allport, The Psychology of Radio, New York: Harper, 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