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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学术生平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年1月22日生于意大利撒丁岛一个希腊裔与阿尔巴尼亚裔的移民家庭，家境贫寒。葛兰西在卡利亚里完成中学学业，并于1911年前往都灵大学攻读语言学专业。他通过勤工俭学和争取奖学金读完了大学。1913年他加入意大利社会党，并开始接受列宁思想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葛兰西响应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发动都灵工人举行反战武装起义，在工人中赢得威望，被选为社会党都灵支部书记。1919年他创办了《新秩序》周刊，领导工人苏维埃运动。1921年1月21日葛兰西带领陶里亚蒂、路易吉•隆哥等人，与以阿梅迪奥•波迪加为首的社会党左派联合组建了意大利共产党。1922年5月，葛兰西作为意共代表在莫斯科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1922年10月墨索里尼上台后，葛兰西被共产国际任命为意共总书记，并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领导意共开展反法西斯斗争。葛兰西取道维也纳回国途中，召开里昂会议，在罗马创办《团结报》，回国后更是采用各种手段反对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党。1926年10月墨索里尼宣布取缔意共，并于11月违法逮捕了具有国会议员身份的葛兰西，判处其20年又8个月的徒刑。墨索里尼在决定监禁葛兰西时宣称，“要使他的头脑停止运作二十年”。葛兰西被判刑之后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被送往意大利南部一所专为病囚开设的医院疗养。自1929年起，葛兰西获准在狱中写作，他借由朋友的援助获得了不少书籍，并且开始思考无产阶级革命为何持续挫败，并就此写就了《狱中札记》。这部著作在亲友的保管下，尘封于苏联档案馆，1948年首先在意大利出版。这部作品在西方当代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乎对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有启发。俄国学者谢•卡拉穆尔扎评价说：“今天，如果以‘葛兰西’为关键词搞一个西方科学文献资料总汇的话，那你准会感到吃惊：今天用葛兰西理论研究的社会现象领域是何等宽广。”1934年葛兰西得到有条件的释放，但健康状况已经极度恶化。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因脑溢血与世长辞。由于葛兰西长期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一位社会主义革命家，因而他的理论建构，是以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和推翻这种统治秩序的分析为基点的，所以他与同时代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如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的视角都有所不同。也正因为如此，他为世界的学术界，也为传播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葛兰西的理论是他对自身革命实践反思的结果，他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无产阶级革命者该怎么做？他给出的回答是对两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的分析与阐释：文化霸权与有机知识分子。而这两个概念对传播研究尤其是当代批判的传播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葛兰西并没有否认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但他认为上层建筑比想象中复杂，并指出上层建筑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市民社会，另一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两者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统治集团不但通过国家机器在政治社会中实行直接统治，也通过对文化的掌控对市民社会进行管控，而后者是隐蔽的统治方式，也是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统治方式。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有多种形式，既可能是一些实体组织机构，又可能是一些社会群体，当然也可以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身份认同。市民社会是一个权力场，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通过竞争在这个权力场中寻求认同并试图树立权威，而一旦某一社会集团在这一权力场中，在文化、思想、道德、意识形态等方面确立了权威，它就确立了所谓“文化霸权”。但文化霸权并不是通过强制和压迫的手段来获得的，也就是不能用国家机器那套强制手段来推行。霸权的形成需要以被统治者自愿地接受和赞同作为前提，依赖于权力场中的各种力量达成某种一致的舆论、世界观和社会准则。整个进程中充满着斗争、冲突、平衡和妥协。当然，统治集团比其他社会利益集团更容易取得文化霸权，因为它可以调动的文化资源、可以支配的权力都是别的社会集团所不能比拟的，但其他社会集团在文化霸权的争夺上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而且在斗争的过程中，统治集团的妥协和让步是必需的，文化霸权的确立并不是要剪除对立面，而是将对立面的利益包容到自身利益中。在这种分析中，葛兰西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反而会站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党那一边。而且葛兰西还意识到，经济危机并不足以彻底撼动资本主义的统治，除非彻底颠覆其文化霸权。

葛兰西通过建构“文化霸权”这一概念向我们展示了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与众不同的视角：一方面，大众文化领域或者说传媒领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多元文化场域，各种意识形态在其间相互斗争，争夺话语权；另一方面，文化与社会不是静止的结构性场域，而是在不停的运动中重新建构动态平衡的结构性场域。这两个视角既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观，也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的传播观，这就为传播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石。

葛兰西继而讨论了如何消解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在这里，他建构了“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与李普曼一样，葛兰西将推翻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历史重任放在了知识分子身上。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并非如他们标榜的那样单纯地作为知识或思想的生产者，独立于社会各阶层之外。每一个社会集团内都会产生依附于自身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一阶层与其所属的阶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和社会干预性。他突出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以至于在文化霸权的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往往承担着这样的历史任务：通过提供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以确保本集团在市民社会实现文化霸权。这就是所谓“有机知识分子”的职能。在葛兰西看来，无产阶级需要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借助于创造和传播科学、哲学和艺术等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水平，为无产阶级获取文化霸权服务。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且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我们的观念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我们就只是停留在‘专家’的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这种对知识分子功能的看法是葛兰西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所开出的药方，葛兰西认为当时意大利的知识分子都太过远离民族和人民。这一药方并没有真正起过什么历史作用，但它却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了包括萨义德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的认同，并直接为公共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确立了合法性。而这种理论为研究新闻知识生产、媒介知识分子等传播领域的课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同时也为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提供了基础。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葛兰西理论对于传播研究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各种批判的传播理论。受到他影响的学派主要包括英美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些学派在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发挥，进一步丰富了传播理论的基因库，使这一学科的话语竞争（或者说文化霸权争夺）日趋白热化。

葛兰西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阿尔都塞实现的，阿尔都塞还将葛兰西的影响扩散至整个法国的学术圈，包括福柯等学者身上都有葛兰西的影子。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理论高度认同。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深得阿尔都塞的赏识。受到葛兰西的启发，阿尔都塞并不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而是将其视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充分肯定了它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和葛兰西一样，阿尔都塞也意识到颠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性，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转向了文化批判（参见本书阿尔都塞词条）。当然，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挥，强调意识形态的绝对宰制力，可能是葛兰西所不能认同的。通过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以霍尔为代表的第二代文化研究者也就是伯明翰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霍尔之前，文化研究的主要范式是“文化主义”，但在霍尔以后，随着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吸收与修正，“结构主义”范式开始成为主导。由于葛兰西的理论比阿尔都塞更为灵活，因此霍尔又从阿尔都塞到达了葛兰西。“编码/解码”的提出本身就是葛兰西式的，而后来费斯克的民粹主义论调更是葛兰西式的。应当说伯明翰学派的传播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葛兰西主义。

随着葛兰西理论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入侵”，美国的一系列文化研究者都开始关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凯尔纳的多部作品均建立在葛兰西理论的基础之上，尤其是他对美国大众文化奇观的分析，他试图以此对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理论中的文化观进行修正（参见本书凯尔纳词条）。而吉特林的《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一书则完全将文化霸权理论作为其理论框架来分析媒体的新闻知识生产以及学生运动中对话语权的争夺（参见本书吉特林词条）。加之费斯克在美国的教学与科研活动，当代美国文化研究和传媒文化理论几乎可以说就是葛兰西主义的。

葛兰西理论的另一重要应用范畴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具有后殖民主义理论色彩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文化帝国主义研究，其中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可以被看做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最为典型的应用，西方话语通过东方自身的认同与依附而获得文化霸权。以赫伯特•席勒、乔姆斯基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则运用这一理论来形容和批判美帝国主义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其文化霸权。在新闻知识生产的层面，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有机知识分子论同样得到广泛运用，成为这一领域与布尔迪厄的理论同样重要的理论来源。

扩展阅读

原著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意〕葛兰西：《论文学》，吕同六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