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仙马、天马与车马——汉镜纹饰流变拾遗

曾蓝莹

美國紐約大學古代世界研究所

漢代雖處於中國青銅時代的強弩之末，在銅鏡的鑄造上卻大放異彩，被認為是中國銅鏡史的高峰期之一。歷來關於漢鏡的著錄雖然豐富，對於漢鏡紋飾裡和馬有關的圖像，卻還未多見討論。[14]漢帝國向西北擴張和經營，對良馬的需求甚大，漢武帝求天馬的故事家喻戶曉，然而，漢代藝匠究竟如何描繪天馬，在藝術史上還是有待研究的課題。[15]近來奈良國立博物館戮力而為，舉辦了以天馬為題的特展，但在漢代文物的選取上，卻忽略了漢鏡的重要性。[16]本文以考古出土品為主，疏整漢鏡紋飾裡和馬有關的銘文和圖像，期能對學界的不足有所補充。[17]

對於漢鏡紋飾的研究，雖可上溯北宋王黻編撰的《宣和博古圖》，但王黻首重鏡銘，並以銘文區分銅鏡，對於無銘銅鏡，才言及紋飾。[18]王黻的著錄方式，為歷代收藏家沿用，至民國時期而不輟。後藤守一於1926年出版的《漢式鏡》，改依型式分類，對漢鏡進行有系統的整理，開啟了現代銅鏡類型學的先河。[19]類型學的確有助於考古材料的整理，不過，現代學者歸納的區系類型，是否等同於古人文化生產的邏輯，頗值得商榷；區系類型的操作如過於僵化，還可能導致不必要的繁瑣，反而更遠離原本有機而整體的歷史實相。有鑒於此，本文在研究取徑上擬從圖像母題出發，觀察母題的發展、變化與群組，進而思考紋飾流行的文化網絡，希望能在區系類型之外，提供理解漢鏡紋飾的不同視角。

一、仙馬與獸帶鏡

漢鏡銘文言及馬者絕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湖北鄂州出土的一面銅鏡（圖1-1a）。該鏡鏡背以圓紐為中心，展開多重同心圓的紋飾帶。紐外有九乳，乳間夾有銘文。居中的主要紋飾帶有七乳，作柿蒂状，乳間飾有圖像，每一組圖像均有榜題。董亞巍將這面銅鏡收入2002年出版的《鄂州銅鏡》一書中，並為文介紹，但他的焦點放在和六博有關的圖像，對於和馬有關的資料並未加探討。[20]在該鏡的主要紋飾帶中，有一組圖像刻畫一匹帶鞍之馬，馬頭低垂，有繩拴於一柱上（圖1-1b）。馬前柱處刻有“銅柱”二字，馬尾之後刻有“仙馬”二字，榜題明確點出所繪為拴於銅柱上的仙馬。

在浙江紹興也曾出土一面類似的銅鏡（圖1-2a）。該鏡飾有銅柱的形象和榜題，不過，柱上所拴的是一頭熊，不是一匹馬（圖1-2b）。馬單獨出現在主要紋飾帶的兩處，均帶鞍，均作低頭喝水状，一匹題為“王喬馬”，另一匹題為“赤誦馬”（圖1-2c、圖1-2d）。與鄂州鏡不同的是，紹興鏡上的兩匹馬均長有獨角，也都帶翼。如陳佩芬指出，“王喬”當指王子喬，“赤誦”當指赤松子。[21]既然二人都是著名的仙人，那麼紹興鏡上的“王喬馬”和“赤誦馬”，應同屬於鄂州鏡上所題的“仙馬”。王士倫將這面紹興鏡收入1957年出版的《浙江出土銅鏡選集》中，並附帶說明原鏡在1949年前已經散失，僅存拓片。[22]無論如何，鄂州鏡的出土，不但有助於對紹興鏡可靠性的確認，兩鏡尚有互補之效益。

鄂州鏡與紹興鏡同為七乳獸帶鏡，亦即在主要紋飾帶內有七乳等距分布，乳間再刻畫瑞獸。兩鏡若以六博圖像為基準，其七組圖像依逆時針方向左旋的排布如下：

鄂州鏡：仙人擲博[23]～銅柱與仙馬～辟邪～辟邪[24]～熊～白虎～白鹿

紹興鏡：仙人六博～王喬馬～辟邪～辟邪[25]～銅柱與熊～虎～赤誦馬

兩鏡的圖像組合可謂雷同，差別之處只在紹興鏡多了一匹馬，少了一頭鹿，並且讓熊拴在銅柱上。這兩面銅鏡也幫助我們了解安徽壽縣出土的一面不帶榜題的七乳獸帶鏡（圖1-3a）。[26]該鏡的圖像組合如下：

壽縣鏡：仙人與玉兔擣藥～虎與熊～仙人駕馭雙鹿～三鳥～二馬～仙人戲虎～熊與鹿

壽縣鏡上的二馬帶翼，飛奔回首，鬃毛飄揚（圖1-3b）。二馬雖無榜題，但因與仙人以及熊、鹿等瑞獸並列，也應同於前述二鏡，屬於仙馬的範疇。

由上述三例可知，在漢代人的心目中，有一類和仙人瑞獸相提並論的仙馬，其造型或可不帶翼，如鄂州鏡所見；或可不加鞍，如壽縣鏡所見；或可不長獨角，如紹興鏡以外的三例所見。在鏡背裝飾包含仙人和仙馬的獸帶紋，反映了漢人求仙不老的渴望，如其他鏡銘所述：“作佳竟（鏡）哉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壽如金石保。”[27]這類因個人福祉而催生的仙馬，有別於驗證君主是否採行德治的祥瑞論述中的馬。後者可以山東嘉祥的武梁祠為例，該祠祠頂的祥瑞圖像包括了三類馬：玉馬、白馬朱鬃和澤馬。由榜題可知，“（玉）馬，（王者）清明尊賢則至”；“白馬朱鬃，（王者任賢）良則見”；“澤馬，王者勞來（百姓）則至”。[28]獸帶鏡中的仙馬，是不同於政治場域的祥瑞馬，應從時人求仙的脈絡來理解。

二、天馬與四獸鏡

浙江紹興早年還出土了另一面與馬有關的重要銅鏡。該鏡在圓紐外加一方格，方格之外刻畫四獸：左側為龍，右側為虎，[29]上下兩側各有一馬，馬上有騎士（圖1-4a）。其中一組人馬有榜題，馬蹄下見“杜師”二字，騎士身後見“天馬”二字（圖1-4b、圖1-4C）。沒有榜題的另一組人馬，則更清晰地顯示了刻畫的細節，如馬肩帶翼，馬尾有結，前蹄高舉於雲端之上；馬上的騎士著褲裝，肩上亦帶翼（圖1-4d）。

這面銅鏡為梁上椿舊藏，收入他在1941年結集出版的《巖窟藏鏡》。對於“杜師”二字銘，梁上椿當時便“疑為鑄工自鑄其名”。[30]他的推測不假，北京故宮收藏了另一面四獸鏡，其上刻有“杜師作”三字，是否來自同一作坊，不得而知。[31]鑄工留名，是漢鏡常見的現象，多數出現在紋飾外圈的銘文帶裡，少數以榜題的方式夾雜在圖像之間。上述的七乳獸帶鏡（見圖1-2e），也刻有“柏師作”三字。[32]

至於“天馬”二字，梁上椿雖已於1941年點出，該鏡並未獲得應有的重視。遲至1982年，才見林巳奈夫為文討論。他從星座的角度出發，提出鏡背“天馬”所指的幾種可能性，包括建星七星中的天馬星，王艮、策和駟諸星共成的天馬意象，以及房宿中的天駟星。[33]林巳奈夫的立論雖不無啟發之處，卻有推衍過度之虞，特別是放到銅鏡裝飾的脈絡裡加以檢視。

1975年紹興趙建村出土了一面可供類比的方格四獸鏡，左側為龍，右側為虎，上為辟邪，下為一人騎馬（圖1-5a）。[34]馬的造型與巖窟鏡所見相仿，肩部帶翼，鞍面作菱格紋，四腿邁開，飛馳雲上（圖1-5b）。騎士也著褲裝，與巖窟鏡所見不同的是，騎士的肩部不加翅膀，所戴的帽子較高而方，左手駕馭韁繩，右手高舉馬鞭。值得注意的是，紹興趙建鏡上所刻畫的虎，還伴有作乘騎状的仙人（圖1-5c）。由於乘翼馬的騎士與駕翼虎的仙人並列鏡上，該騎士很可能是著裝的仙人；特別是巖窟鏡所見的騎士，肩生羽翼，意味著有別於人間一般騎士的仙人屬性。反過來說，如果紹興趙建鏡所刻畫的是仙人騎瑞獸的題材，那麼巖窟鏡上的騎馬圖像是否應為仙人騎瑞獸的一種表述方式？

浙江紹興出土的另一面方格四獸鏡提供了更多的線索。該鏡沿著方格排布的圖像為左龍、右虎、上馬、下辟邪（圖1-6a）。[35]馬帶翼有鞍，鞍上的騎士不著褲裝，羽翼沿著上臂和腿部飄飛開來，為漢鏡所見仙人的典型（圖1-6b）。其他三獸有翼無鞍，龍背和虎背上有仙人乘騎，辟邪則與一跪地仙人相戲（圖1-6c、圖1-6d、圖1-6e）。鏡上不但所有仙人的造型一致，就連四獸的軀體也如模印，特別是後肢部分，只有在頭頸之處才見區別。對工匠而言，鏡上的四組圖像都在表達仙人騎瑞獸的意象，仙人騎馬就如同仙人騎龍或仙人騎虎，不過是同一主體的諸多變奏之一。

天馬在漢代文化中有多重指涉。如林巳奈夫指出的，天馬可以指稱天上的星象。天馬也是漢武帝遠征西域大宛所強取豪奪的汗血寶馬，有實際的軍事政治意義。[36]天馬更是漢代人想象的仙境瑞獸，得以凌空飛馳。如果從方格四獸鏡的脈絡來考察，巖窟鏡的榜題“天馬”，指的應是仙境瑞獸，其實也就是鄂州鏡所題的“仙馬”，或紹興鏡所題的“王喬馬”和“赤誦馬”。

本文到目前為止所討論的銅鏡，大致都鑄造於東漢，但仙馬的形象，早已出現於西漢文物。例如1965年出土於河北定縣的一件可能製作於西漢中晚期的錯金銀青銅車飾，紋樣分四層沿著圓筒表面展開，帶長翼奔馳的仙馬出現在最上層，為一仙人所馭（圖1-7）。[37]仙馬之後，另有仙人馭二鹿；再後，尚有仙人戲龍，龍身帶翼。整層紋飾有鑲金的山體蜿蜒橫穿和捲曲的雲紋繚繞，漫遊其間的瑞獸還包括鶴鳥、龜、熊、象等，具體而微地描繪了漢人對仙境的想象。將此一仙境稍加簡化，便如上述七乳獸帶鏡所見。又如在陝西咸陽西漢元帝渭陵附近發現的玉雕，製作於西漢晚期，表現仙人騎仙馬，馬肩可見浮雕的羽翼（圖1-8）。[38]將這類雕塑平面化，便如上述方格四獸鏡所見。換言之，漢鏡紋飾中的仙馬或天馬，有其文化背景和工藝淵源，與漢人對仙境的嚮往以及對求仙不老的渴望息息相關。

三、車馬與畫像鏡

除了以上幾件同時帶有馬的圖像和榜題的例子之外，漢鏡上的馬更多的時候是伴隨西王母出現，如1955年洛陽出土的蔡氏作鏡（圖1-9a）。[39]該鏡圓紐，紐外即是主要紋飾帶，以四乳等距分為四區。相對的兩組人物圖像，分別有“王母”和“王公”的榜題，指的是西王母和東王公。西王母端坐，左右各跪一侍者（圖1-9b）。東王公亦端坐，其左跪一侍者，其右立一侍者（圖1-9c）。該鏡採畫像石刻的做法，先以淺浮雕剔出物象的區塊輪廓，再以線條刻畫細節。平行線群不但填滿人物的衣袍，也取代了侍者的五官，並出現在主體人物的兩頰上；於是，乍看之下，二人似皆留鬍。由於二人造型相仿，服飾上的些微差異並不足以區分性別，若無榜題，恐怕難以確定何為王母，何為王公。該鏡如以西王母為基準，右側的紋飾區有一龍一虎並行，龍回首望虎（圖1-9d）；左側有一馬車向前奔馳（圖1-9e）。馬車的結構簡單，在方輿中豎立一傘蓋，為輕便的乘輿，在漢代多稱小車或軺車。[40]馬車內坐一人，手握韁繩，頭身前傾。拉車的馬四腿拔開，馬首昂揚，馬尾也向上翻飛。由於馬頸、馬肩和馬臀都見篦紋般的平行曲線裝飾，不易斷定馬肩是否帶翼。

1971年紹興婁宮出土的騶氏作鏡，顯示對車馬紋飾更深的興趣（圖1-10a）。[41]該鏡仍以四乳將主要紋飾帶分成四區，由兩組人物和兩輛馬車對稱排布；換言之，馬車完全取代了習見的瑞獸。鏡上一組人物刻有榜題“東王公”，王公坐方席上，左手稍抬，指向在三層叠架上表演倒立的羽人；立於東王公之右的是一持便面的侍女（圖1-10b）。與東王公遙對的另一主體人物端坐席上，其左立二侍女，其右立一持便面的侍女；此組人物雖無榜題，應為西王母和其侍者（圖1-10c）。東王公束單髻，西王母束雙髻，除此之外，兩人在造型上沒有明顯的區別。榜題在辨識身份上，仍然不可或缺。比起洛陽蔡氏鏡所見，這兩組人物的組合比較複雜而富於變化。同樣的手法，也可見於兩輛馬車的刻畫上。該鏡若以西王母為基準，左側的馬車結構複雜，上有車篷，車體分隔為二，前為駕車，後為坐車，皆有屏蔽；坐車側面開窗，後有一人探頭；車輪後尚見拖曳的垂帷（圖1-10d）。這類車既可負重，又容隱私，在漢代稱為軿車。[42]軿車前有四馬，馬肩上的羽翼刻畫明確。鏡面右區裝飾的馬車亦為軿車，所開之窗，還有菱格棱為飾（圖1-10e）。此外，左側車馬前有一鳥，右側車馬前則有七座山頭組成的山體。

有關西王母的信仰，在漢代的傳世文獻中著墨不多，但西王母的圖像，在漢代出土的文物中卻相當豐富，不但遍及全國各地，也見諸各類媒材，自西漢中晚期出現後，即源源不斷，綿延整個東漢時期。[43]四川成都新繁東漢墓出土的畫像磚，較完整地總結了典型的西王母圖像（圖1-11）：西王母戴勝，端坐在豎有華蓋的龍虎座上，其隨從包括九尾狐、玉兔、蟾蜍、三足鳥、侍女和仙人。[44]值得注意的是，翼馬或馬車並不在其列。倒是在四川地區盛行的搖錢樹上，才見翼馬或馬車加入西王母隨行的陣容。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收藏的搖錢樹為例，西王母端坐在帶華蓋的龍虎座上，高掛於搖錢樹幹的頂端（圖1-12a、圖1-12b）。其中一根樹枝，以芝草為中心，左邊有三位著裝帶翼的仙人走向芝草，右邊有一鳥飛向芝草，鳥後有一匹帶翼的奔馬回首而望（圖1-12c）。更難得的是，四川勉縣紅廟東漢墓出土了一根搖錢樹的殘枝，其上留有一馬拉軺車的形象（圖1-13）。[45]至於馬肩是否有翼，從拓片上不易判定。該墓還出土了一件刻有東漢和帝元興元年（105）紀年的銅洗，證明了翼馬或車馬成為西王母仙境的一部分，雖是後出的現象，當不晚於東漢中期。

山東嘉祥武氏祠的一方石刻，製作於東漢晚期，其帶有敘事結構的畫面，為翼馬或車馬加入西王母仙境的可能原由提供了線索（圖1-14）。[46]捲曲的雲團占據了三分之二的畫面，雲端多幻化成鳥。雲團的最上方端坐二人，雙肩生翼，由頭冠的差別，可知左為男，右為女，應是東王公與西王母。[47]東王公身側有三名仙人侍奉，西王母身側有四名仙人服侍。另有多位帶翼的仙人，隨著雲團，滿布空中。在冉冉雲氣中，和兩位神祇一樣醒目的是兩輛馬車，一在東王公的身右，一在西王母的下方。馬車上有蓬，車身區隔為駕車和坐車，只有坐車部分有高起的屏蔽，這類乘輿在漢代稱作輜車。[48]每輛輜車配有一馬，馬肩帶翼。帶翼的仙人不但駕馭輜車，還前呼後擁。畫面的下端，不見雲團覆蓋，係人間世界，右有建築，中立三人，左見一輛配備三馬的軺車和兩匹帶鞍的馬。[49]仙界和人間交會在建築左側的三圓丘：雲團由上而下，止於一圓丘，前有帶翼仙人引導，左有仙人持盾護衛，右有仙人回望屋宇；屋內見二人走出，並有一人蹲跪圓丘前。人仙的交會處應為墳丘，墳丘後為祠堂，自祠堂走出和蹲跪墳丘旁的人應為死者的家屬。立於墳丘和祠堂前的三人可能為送葬者，二人騎馬、一人乘軺車地來到墓地，軺車的方向暗示了三人在目睹死者昇仙後即將離去。這方石刻表現了時人的希望，期待死後能夠乘坐仙馬所拉的仙車，進入西王母所代表的仙境。

因此，讓仙馬和仙車加入西王母的行伍，主要的目的恐怕不在壯大西王母的神仙陣容，而在拉近仙境與人間的距離，透過人們熟悉的乘輿，跨越由人間到仙境的鴻溝。武氏祠的石刻將此一願望演繹成浩大的繪畫場面，南陽蔡氏鏡和紹興騶氏鏡則選擇了最關鍵的角色——西王母、東王公和仙車——作言簡意賅的表達。相較之下，上述獸帶鏡和四獸鏡所見的翼馬，或為眾多瑞獸之一，或為仙人坐騎，對俗世凡人而言，反倒不如畫像鏡翼馬拉仙車來得切近實惠。[50]

四、鏡類的互通

仙馬或翼馬的圖像主要出現在漢代的七乳獸帶鏡、方格四獸鏡和西王母畫像鏡上。就時序而言，七乳獸帶鏡類的出現最早，已見於西安、洛陽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的墓葬中。[51]不過，這時期的鏡工仍在平面上以細線刻畫出紋飾（圖1-15）；相較之下，鄂州鏡和壽縣鏡上的瑞獸，獸身微隆，已具淺浮雕的概念和手法，其製作年代可能在東漢早期偏晚（見圖1-1、圖1-3）。1958年廣西梧州出土一面帶有東漢章帝元和三年（86）紀年的銅鏡，為淺浮雕的七乳獸帶鏡提供了斷代的依據（圖1-16）。[52]西王母畫像鏡多出土於浙江，其他地區散見，可惜浙江的東漢墓葬排序不清楚，一般認為這類銅鏡可能出現於東漢中期或東漢中期偏早。[53]方格四獸鏡的流行應在博局四神鏡之後，多出土於浙江地區，由於裝飾手法類似畫像鏡，即物象輪廓高出地子，物象的細節再以細線刻畫，估計這類銅鏡出現的年代也在東漢中期左右。看來，這幾類銅鏡的出現，互有先後，但帶有仙馬或翼馬的數例，卻可能是東漢早期偏晚及其以後的產物。

七乳獸帶鏡是從西漢中期的四乳四虺鏡逐步發展而來（圖1-17），[54]發展的方向可謂由簡而繁：一方面，由四乳、五乳、六乳、增至七乳，可提高紋飾帶內的瑞獸數量；另一方面，紋飾帶內不再重覆同樣的虺龍，可包羅各式各樣的瑞獸。方格四獸鏡卻反其道而行，由繁而簡，是對新莽時期以來的博局四神鏡的簡化（圖1-18），[55]不但只留博局紋中央的方格，對於四神的組合配位也不拘泥，可和其他瑞獸隨意搭配。在視覺效果上，七乳獸帶鏡細膩，方格四獸鏡則醒目。兩類銅鏡雖各有其發展的系統和變化的邏輯，在仙馬圖像上卻見互通的現象。

浙江省博物館收藏一面方格四獸鏡，其上刻有一匹帶鞍的奔馬（圖1-19）。[56]此鞍馬和一虎二辟邪並列，四獸均見於鄂州鏡和紹興鏡（見圖1-1、圖1-2）。鞍馬肩部是否帶翼，從照片上不易辨識；不過，與鞍馬同飾鏡背的一虎二辟邪均帶翼，可知所飾者為仙馬。由於帶仙馬或翼馬的七乳獸帶鏡的出現年代可早至東漢早期偏晚，或可成為浙博的方格四獸鏡的設計靈感來源。

方格四獸鏡的出現年代可能略早於西王母畫像鏡，兩者在發展上有重叠之處。以1978年出土於浙江蘭溪的銅鏡為例，鏡紐外有方格，西王母和東王公取代了四神中的朱雀和玄武，和一龍一虎並列（圖1-20）。[57]這也許是西王母畫像鏡出現的早期階段，存例不多，後來為了擴大裝飾面積，絕大多數的西王母畫像鏡便不見鏡紐外的方格。浙江省博物館收藏了一面不帶方格的畫像鏡，以一虎一馬搭配西王母和東王公（圖1-21a）。[58]馬帶鞍，鞍上有一倒立的仙人；馬肩是否生翼，並不清楚（圖1-21b）。鏡工或許擷取方格四獸鏡仙人騎馬的圖像，稍加變化，以仙人倒立戲馬的姿態，出現在西王母畫像鏡上。

陳介祺（1813-1884）早年收藏一面特別的畫像鏡，今有拓片流傳。[59]原鏡曾收入梅原末治於1952年出版的《歐米に於ける支那古鏡》一書中。[60]鏡上畫像除西王母與東王公之外，有二馬與二麟居於兩側紋飾區（圖1-22a）。二馬無鞍，肩帶翼，其中一馬有仙人乘騎（圖1-22b）。二麟有獨角，其中一麟也有仙人乘騎（圖1-22c）。以二馬二麟搭配西王母與東王公，唯此一例。不過，二馬與二麟的造型，和後來出土的壽縣鏡相仿，證明了簠齋藏鏡的可靠性（見圖1-3b、圖1-3c）。兩鏡的雷同處，也說明了西王母畫像鏡對七乳獸帶鏡裝飾元素的借用。

此外，1984年湖南常德出土了一面可貴的七乳獸帶鏡。[61]該鏡主要紋飾帶有三組羽人戲獸的圖像，並刻有仙人六博、仙人撫琴、西王母和一輛車馬（圖1-23a）。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西王母頭戴勝（圖1-23b），比較接近新莽時期至東漢初期博局鏡上的西王母造型，如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帶有王莽始建國二年（10）銘的紀年鏡所見，[62]與後來畫像鏡上梳雲髻或帶花冠的西王母不同。其次，此鏡的西王母單獨出現，尚未與東王公成對出現。根據李凇對陝北畫像石的研究，與西王母配對的東王公大致出現在公元110年左右。[63]再次，此鏡的圖像雖不似西漢晚期鏡般平淺，也不如廣西鏡圓隆。因此，常德鏡的出現年代可能在東漢早期偏早。此鏡已見西王母和車馬並列，可說是後來盛行的西王母車馬畫像鏡的先聲。

值得注意的是，湖南長沙出土了一面銅鏡，顯示多乳獸帶鏡、方格四獸鏡和西王母畫像鏡的混融。該鏡由五乳分為五區，分別刻飾五組圖像，包括西王母、東王公和一匹奔跑的鞍馬（圖1-24a）。[64]鞍馬肩部帶翼，回視自空而降的羽人（圖1-24b）。如果鏡工捕捉的是下一個動作，亦即羽人降臨馬鞍的剎那，便如上述浙博鏡所見（見圖1-21b）。西王母和仙人騎馬一起出現的鏡例不多，[65]若非處於西王母和車馬成為組合定式之前的嘗試階段，便可能是定式以外的變例。[66]

五、風格的差異

在仙馬或翼馬所出現的漢代三類銅鏡中，以畫像鏡為數較多，可進行風格的比對分析。大體言之，上述的洛陽蔡氏鏡代表的是簡明的風格（見圖1-9），而紹興騶氏鏡則代表繁複的風格（見圖1-10）。繁簡之別，主要在於畫像的組合。洛陽蔡氏鏡的西王母和東王公，以一神二侍的基本形象出現，不添加其他人物或活動；紹興騶氏鏡則見侍者持便面，並有仙人加入，仙人還進行充滿動感的倒立表演。洛陽蔡氏鏡以一對龍虎和一輛馬車搭配主神；紹興騶氏鏡則將一馬軺車升格為四馬軿車，並將一輛馬車擴充為兩輛。

同屬風格簡明的畫像鏡，不同的作坊有不同的成像手法。以車馬部分為例，製作洛陽鏡的蔡氏工匠，對線條的裝飾趣味情有獨鍾，在剔除地子、呈現物象輪廓之後，全以篦紋的走向來交代軀體的結構和動作，篦紋本身的起伏流轉甚至自成富於韻律的美感。相較之下，出土於安徽六安的張氏作鏡則另有側重（圖1-25a）。[67]張氏工匠喜以雕刻的手法來表達物象的結構的姿態，對於車夫彎身前傾和手臂平伸的御車形象，以及馬的前後腿在行進中對馬肩和馬身形成的抬舉和隆起，均有塊面仔細交代，塊面之上刻線寥寥（圖1-25b）。由於用線少，反倒可以肯定這是一匹翼馬，馬肩和馬背上都可見表現羽翼的線條。

同屬風格繁複的畫像鏡，在不同作坊間更講究變化，1982年紹興上灶出土的周是（氏）作鏡便是一則佳例（圖1-26a）。[68]就圖像組合而言，伴隨西王母的有三侍女和一仙人，伴隨東王公的有二侍女和四仙人（圖1-26b、圖1-26c），將騶氏鏡上一神二侍和一神三侍的陣容，擴張至一神四侍和一神六侍。若以西王母為基準，周是鏡左側的軿車配有五馬，馬前有一仙人跪迎（圖1-26d）；右側的軿車配有六馬，前有一仙人跪迎，後有一仙人跪扶車尾的垂帶（圖1-26e）；車馬的排場也較騶氏鏡上的四馬軿車來得浩大。就構圖和物象形態而言，騶氏鏡上四馬相叠排開，為畫面空間製造深度，但車輿的部分卻以側面像表達，僅見一車輪。周是鏡上除了馬匹相叠排開之外，車輿的雙輪並現，為車身創造了相應的空間深度。此外，騶氏鏡的兩組車馬均齊頭並進，周是鏡則一組車馬齊頭，另一組車馬或引頸向前、或回首低望，不但平添視覺趣味，更擺脫了剪影般的平面感，加深了畫面可供迴旋的幻覺。周是工匠雖然對繪畫空間有一定的掌握，卻也同時追求線條在畫面上形成的律動。於是，車篷的下沿不再是平整的直線，而是兩端起翹的弧線，與車後描摹帷幕隨風飄揚的一組曲線上下呼應。有趣的是，周是工匠還刻畫了另一組線條，自車篷延伸至最靠鏡紐的馬頸，在六馬軿車處作平行六線，在五馬軿車處作平行五線。顯然，這組線條意在象徵韁繩，但就視覺效果而言，它與車尾帷幕的平行線群又成遙對之勢。

風格繁複的畫像鏡，以浙江出土最多，2006年版的《浙江出土銅鏡》便收錄十面。[69]河南雖見出土，但在藝術水平上，遠遠不如浙江所見。[70]西王母東王公與雙車馬的搭配組合，更僅僅見於浙江一地。至於風格簡明的畫像鏡，就目前已經發表的考古材料而言，特別是有優質照片可供細究者，數量遠較風格繁複者少。河南出土兩面，一在洛陽，一在南陽；[71]安徽出土四面，一在六安，三在壽縣；[72]浙江出土一面，在嵊州；[73]湖北出土兩面，在鄂州；[74]湖南出土一面，在長沙。[75]其中，刻畫車馬者只有三例，即洛陽蔡氏鏡、六安張氏鏡和嵊州鏡。

浙江嵊州1987年出土的蔡氏作鏡，在釐清繁簡風格的相關問題上地位關鍵（圖1-27）。同樣號稱蔡氏作鏡，嵊州鏡和洛陽鏡在圖像組合和物象呈現上確有神似之處，只是嵊州鏡的用線簡單，缺乏洛陽鏡所見的流暢韻律。嵊州鏡出土於三國吳墓，更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王牧在修訂《浙江出土銅鏡》時將其歸入東漢鏡，但也不能排除三國作坊延續東漢鏡式的可能性。無論如何，嵊州鏡的出現，證明了繁簡兩種風格在浙江一地均見製作。而安徽、湖北和湖南諸鏡的出現，也說明了簡明風格畫像鏡在南方的流行。李凇整理西王母畫像鏡時，曾大膽假設，提出簡明的畫像鏡為中原風格，繁複的畫像鏡為江南風格的可能性。[76]看來，南北地域和繁簡風格的對應關係並不存在。

既然繁簡兩種風格在浙江一地均見製作，兩者的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繁複的鏡式很可能是由浙江的鏡工，對原本已經存在的簡明鏡式的競相鋪排，在幅面有限的鏡背上，追求最盛大的場面和最豐富的視覺效果。於是，人物的群組可由三而七，馬匹的多寡可由一而六，車輿的規格可由軺車至軿車。李凇曾推論飾有軿車的銅鏡可能多為婦女所使用，因為軿車四面屏蔽，在漢代多為婦女所乘坐。[77]殊不知銅鏡紋飾有其誇張的藝術語言，軺車和軿車之別，不過是繁簡風格的轉譯方式之一；更何況漢代絕無六馬拉一軿車者，實不宜將鋪張的藝術修辭直接等同於社會實相。

六、結語

仙馬在漢鏡紋飾裡，首先以瑞獸的形式出現，隨後成為仙人的坐騎，最後拉著仙車，加入西王母的仙境。[78]與西王母畫像鏡在東漢中期同時出現的，卻還有另一類高浮雕的神獸鏡，該鏡在西王母東王公之外，還加上三皇五帝等諸多神祇。[79]西王母畫像鏡和高浮雕神獸鏡在東漢中晚期雖並行不悖，但東漢之後，高浮雕神獸鏡在三國兩晉繼續發揚光大，西王母畫像鏡卻銷聲匿跡。上述的嵊州鏡出土於三國吳墓，但究竟是來自東漢的傳世品，還是當時的作坊所鑄造，並不清楚。在南京的西晉墓裡，也曾出土一面畫像鏡，為西王母、東王公、一龍和一虎的組合，無車馬為飾，可惜從拓片上不易判定該鏡為東漢的傳世品或西晉作坊的鑄鏡。[80]

於是，隨著西王母畫像鏡的停產，翼馬仙車的形象也從銅鏡紋飾裡消失。有趣的是，這類畫像鏡引起後來好古者的興趣，出現了博古之作。美國佛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收藏的一面金銀平脫鏡，便是對東漢西王母車馬畫像鏡的再創作（圖1-28）。早年斷在六朝，梅原末治推測可能成於唐人之手，[81]布玲（A.Bulling）則認為不可能早於宋代。[82]1984年河南洛陽孟津出現了一面銀殼銅鏡，也是對東漢西王母車馬畫像鏡的再創作（圖1-29）。蘇健和孫機都提出了唐仿漢鏡的可能性。[83]無論是三國兩晉的傳世品，抑或後世的博古之作，在在說明了器物有其綿長的生命歷史，對不同時期的人們繼續產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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